夏爾尼伯爵夫人 · 作者序

那些在某伸意義上任憑我們擺布的優秀讀者,那些到處跟著我們轉的讀者,還有那些,說來奇怪,就是在像我們這樣從事著一項有趣工作,把君主政體的歷史篇章一頁一頁展現出來的人偏離主題時也從不棄之不顧的讀者,他們在報上刊登的《昂熱·皮都》最後一節的末尾,以及在「閱覽室版」的同一作品的第八卷的最後一頁上看到「完」字時,一定會深有體會地發現,這裡存在著一個可怕的錯誤,對這個錯誤,將來有一天我會作出解釋的。 一個作者,儘管他的宏圖大略也許有過頭之處,可是首先總該知道寫一本書,得有符合這本書的一切條件,正如建築師該懂得造房子的一切條件,造船者該懂得建造一條大船的一切條件那樣。的確,大家怎麼能料到一個創造者竟會讓他的高層建築只蓋 到第四層,讓他的大船上剛造到一半、只豎起一很桅杆,就戛然而止、撒手不管! 然而,這卻是可憐的《昂熱·皮都》的遭遇,如果讀者認真對待這個「完」字的話。這個字恰好放在全書最饒有趣味的段落,我們正寫到緊要關頭:國王和王后準備離開凡爾賽前往巴黎;夏爾尼開始感覺到那個五年來他一直沒有留意過的女人竟是個可愛的女人,在他的目光和 她的目光相遇時,在他的手觸到她的手時,一抹紅雲飛上她的臉頰,吉爾貝和比約以陰沉而堅定的目光凝視著展現在他們面前的革命的深淵,這個深淵是由代表民心的拉法埃特(拉法埃特(1757一183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一七八九年以第三等級代表參加三級會議。革命初期任國民軍司令。屬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和象徵時代天才的米拉波(米拉波(1749一l791):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斐揚派領袖之一。)兩個人為埋葬君主政體挖掘出來的,可憐的皮都,這個微不足道的故事裡的微不足道的英雄,在維萊一科特雷到皮瑟勒的路上,把向心上人作最後的告別時昏過去的卡特琳橫抱在雙膝上,她的情人正跟僕人一起飛馬越過田野,沿著大路趕回巴黎。 此外,在這部小說中也還有其他更為次要的人物,不錯,讀者對這些次要人物,肯定也樂意要知道他們的下落,關心他們的種種活動,而我們,大家也都清楚,我們的習慣是,一旦一齣悲劇上演,就要跟蹤追擊,一直追到遙遠的最最煙蒙蒙的地方。我們不僅關心主要英雄人物的命運,也注意次要人物,甚至無關緊要的小人物的蹤跡。 我們看到福蒂埃,這個死心塌地擁護君主政體的修道院院長,毫無疑問,他不想成為一個擁護憲法的修士,他寧可飽受皮肉之苦也不宣誓效忠憲法。 我們看到那個年輕的小吉爾貝,身上具有兩種當時相互對立的本性,十年來這兩重性格一直揉合在一起,小吉爾貝從父親那裡接受了民主思想,從母親身上繼承了貴族氣派。 還有比約太太,這個可憐的女人,首先,她是一個母親,就像母親那樣盲目,讓女兒待在她走過的那條路上,自己獨自返回農莊。自從比約離家之後,比約太太就已經夠孤單寂寞的了。還有住在樹林深處的茅屋裡的克魯伊老爹,他還不知道剛剛拿到手的那支皮都換給他的槍,是否也像他自己的那支打掉了他左手的兩三個手指的槍一樣好使,在普通年份用那支槍就能打到一百八十三隻野兔和一百八十二隻家兔,要是在閏年,那就是一百八十三隻野兔和一百八十三隻家兔。 最後,還有克洛德·泰利埃和德西雷·馬尼凱這些村裡的革命者,他們別無他求,只求能沿著巴黎革命者的足跡前進,但是還得盼望他們的頭領,忠誠老實的皮都率領他們,他們的上校,他們的高級長官指引並約束他們。 我們提到這一切,無非是想讓讀者看到這個「完」字時再次感到驚訝,這個字十分奇怪地蹲在小說最後一章的末尾,我們可以說,就像古時候的斯芬克司蹲在泰伯路口,它的洞穴前面,向過往彼俄提亞的旅客提出難以解答的啞謎那樣。現在,讓我們來作一些解釋。 有一個時期,報章同時刊登: 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 費德里克·蘇利埃的《總懺海》, 喬治·桑的《莫普拉》, 還有我的《基度山伯爵》、《紅屋騎士》和《女人之戰》。那年代是連載小說的全盛時期,然而卻是政治上的暗淡歲月。 在那年代,有誰關心阿爾芒·貝爾丁、韋隆博士,還有尚博勒議員在巴黎報刊上撰寫的社論? 一個也沒有。 人們不關心也完全有他們的道理,因為報刊上那幾篇可憐的社論都空洞無物,也就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只要是有價值的東西總是能浮現出來的,而且肯定會漂到某個地方。 只有一個海洋會永遠吞噬人們扔進去的東西:那就是死海。看來,人們就是要把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和一八四八年(指一八四八年前後一段時期,法國政局動盪不安,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由於糧價激漲,工人、農民生活受威脅和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統治的七月王朝。)巴黎報紙的社論扔進這片茫茫無際的大海中去。還有,人們除了把阿爾芒·貝爾丁、韋隆博士、尚博勒議員這幾位先生的社論扔掉之外,還把梯也爾先生、基佐先生、奧迪隆·巴羅先生、貝里耶,先生、莫萊先生,以及迪夏特爾先生等人的演說詞也不屑一顧地扔掉,這無論如何也會使迪夏特爾、莫萊、貝里耶、巴羅、基佐和梯也爾等先生怒火中燒,如同會使尚博勒、韋隆博士和阿爾芒·貝爾丁三位先生大為不悅一樣。 不錯,代替它們的是,人們早上把在報紙上看過的《巴黎的秘密》、《總懺悔》、《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紅屋騎士》、《女人之戰》等長篇連載小說小心翼翼地剪下來,放在一邊,晚上再裝訂成冊,不錯,正因為這樣報紙的訂戶成倍增加,文藝閱覽室的讀者擁擠不堪;不錯,這同樣也使史學家和平民百姓學到歷史,不錯,正因為這樣,在法國國內擁有四百萬名,國外擁有五千萬名讀者;不錯,從十七世紀起,法文就己經成為外交語言,到了十九世紀,更成了文藝語言,不錯,詩人掙到足夠的錢,使自己不受約束,能擺脫迄今為止貴族階級和君主政體對他施加的壓力,不錯,正因為如此,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新的貴族階層,一個新的帝國,那就是才氣橫溢的貴族階層,天資卓著的帝國;不錯,總而言之,這一切給個人帶來無數令人肅然起敬的成果,也給法國帶來無限的光榮,所以,人們能認真對待,不讓這種會引起混亂的狀態再繼續下去,但願王國里的重要人物,能真正受到人們的尊敬,但願名望、聲譽乃至國家的財富能實實在在、真正地落入創造這些財富的人手中。 一八四七年的政治家們,正如我說過的那祥,是想終止這類醜聞;奧迪隆·巴羅先生希望人們也提到他,但是不打算藉助講壇作精采動人的演說,而是在他的姓名還受到尊敬的某些地方大擺廉價的筵席,宴飲賓客。 應該給這種筵席起個名字。 在法國,某件東西的名字是否起得恰當,這無關緊要,只要它有個名字就行。 因而,人們管這類筵席叫做「改革主義者的筵席」。 在巴黎,有這麼一個人,他先是親王,後來成為將軍,又被流放過,由於流放而成為地理學教授,後來,又因為是地理學教授而去過美洲,在美洲旅行之後,就在西西里島定居,娶了西西里國王的女兒,然後重返法國,回到法國之後,又被查理第十封為親王,當了親王殿下之後,終於喧賓奪主,自立為王。 是呀,這位親王,這位將軍,這位教授,這位旅行者,這位國王,總之,不幸和幸運本來可以教會他無數事情,而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學到,這個人一心想阻止奧迪隆·巴羅先生舉行改革者的筵席,並且醉心於這種想法,他完全不懂得自己要對之宣戰的乃是一種原則。何況,所有的原則都是由上而下的,因而,比由下而上的東西更為強大,何況,天使總要擊敗他與之鬥爭的人,哪怕這個人是雅各,也要被打敗,原則總要壓垮人,所以,路易·菲利浦也只好連同他的兩代王孫,他的兒孫一起被推翻。《聖經》上有這樣一句話: 「上代作的孽,會報應到第三代第四代的兒輩們身上嗎?」這種論調一時間在法國惹起軒然大波,使一個時期中誰也不關心什麼《巴黎的秘密》、《總懺悔》、《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紅屋騎士》和《女人之戰》,我們甚至還得承認,這些作品的作者就更少有人關心了。 不,人們關心的只有拉馬丁,只有勒德律·羅蘭,只有卡韋尼亞克,以及路易·拿破崙君王。 可是臨了,等到心神稍為平靜下來,人們才體會到這些先生們遠不及歐仁·蘇先生,不及費德里克·蘇利埃,不及喬治·桑,甚至也不及我那麼有味道,我謙遜地把自己擺在所有的人後面,正因為人們察覺到他們的散文,除了拉馬丁―什麼樣的地位,就受到什麼樣的尊敬―比不上《巴黎的秘密》,比不上《總懺悔》,也比不上《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紅屋騎士》和《女人之戰》,人們邀請德·拉馬丁先生,這位集中了民眾的智慧的人,寫些散文,只要這些散文不涉及政治,還請其他幾位先生們,包括我也在內,寫些帶文學味的散文。 這一點,我們隨時可以遵命,請相信,我可不用別人費神邀請。 於是連載小說又重新在報紙上出現,巴黎報刊上的社論又銷聲匿跡;於是,同樣的能說會道,然而又引不起共鳴的人又在那裡喋喋不休地講起來;這些演說家在革命前就口若懸河,革命後還是口若懸河,他們永遠口若懸河。 在所有這些演說家中間,有一位不輕易開口,至少在習慣上是如此。 為此人們感謝他,當他身佩代表綬帶,在人們面前經過時,大家都向他行禮致敬。 一天,他登上講壇……我的天!我真想把他的大名告訴您,可是我一時記不起來了。 一天,他登上講壇……啊!我應該讓您知道,那天,議會的氣氛異常惡劣。 巴黎剛推選出它的代表,這個代表偏偏又是寫連載小說的人中的一個。 這個人的名字,我想起來了。 他叫做歐仁·蘇。 議會的氣氛壞透了,因為歐仁·蘇被選為代表,而議會席上本來就已經有了四五個叫人難以容忍的文學斑點: 拉馬丁、雨果、費利克斯·皮阿、基內、埃斯基羅斯等人。 這位代表,我剛才說我忘了他的姓名,這時候登上講壇,機智地利用了議會氣氛惡劣的大好時機。出席者都異口同聲地發出「噓」聲,於是全場又鴉雀無聲,人人都洗耳恭聽。 他說因為報上刊登的連載小說,拉韋阿克謀殺了亨利第四,路易十三殺害了昂克勒元帥, 路易十四殺死了富凱, 達米安謀殺了路易十五, 盧韋爾謀害了貝里公爵, 菲埃希謀害了路易·菲利浦, 普拉斯蘭謀害了他的妻子。 他還補充說: 「所有的作奸犯科,所有的貪贓枉法,所有的偷竊搶劫,無不起因於連載小說。 「對連載小說只要查禁或課以重稅,間題就迎刃而解。人們應該懸崖勒馬,不要繼續奔向深淵,而是退回到黃金時代,這樣總有一天能夠達到目的,只要過去跨出多少步現在後退多少步就行。」 一天,富瓦將軍嚷道: 「在法國,當有人提出榮譽和祖國等字樣時就會引起回聲。」 是的,在富瓦將軍的時代的確有過這種回聲,我們聽見過,談論過,我們也樂於聽到這種聲音。 「這種回聲到哪兒去了?」人們這樣問我們。 「什麼回聲?」 「富瓦將軍的回聲。」 「在詩人維庸的舊時歲月里;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會找到,但願如此!」 在這年月―並非富瓦將軍的年月―一講壇上只有另一種回聲。 這個奇異的回聲是這樣說的: 「終於到了這樣一個時刻,我們敗壞的東西,歐洲卻在讚美,我們儘可能高價出售的東西,別國政府,如果他們也有幸擁有這種東西的話,卻在免費供應,這種東西就是: 『才華。』」 應該說,這回聲完全不是為了自己而講的,只不過重複了演講者的話而已。 議會,除個別情況外,只不過起到重複傳播的作用。唉!這就是三十五或四十年來多數派的作用。議會也像劇院一樣,存在著致命的傳統! 是呀,大多數人認為所有的作奸犯科,所有的貪贓枉法,所有的偷竊搶劫,無不出自連載小說這個罪魁禍首。 如果認為普拉斯蘭先生謀殺他的妻子, 如果認為菲埃希謀殺路易·菲利浦, 如果認為盧韋爾謀殺貝里公爵, 如果認為達米安謀殺路易十五, 如果認為路易十四殺死富凱, 如果認為路易十三殺死昂克勒元帥, 最後,如果認為拉韋阿克謀殺亨利第四, 所有這些謀殺事件顯然都是由於連載小說的害處,甚至有的還在連載小說問世之前。 大多數人要採用印花稅來解決。 也許讀者沒有很好地研究過什麼叫印花稅,他們會感到納悶,想要知道印花稅,也就是說一個連載小說的片段只課一個生丁的稅,怎麼會扼殺連載小說? 親愛的讀者,按照一個片段一生丁的印花稅計算,如果您這份報的發行量是四萬份,那麼,您知道要納多少稅嗎?一個片段就是四百法郎! 如果說,作者的名字叫歐仁·蘇、拉馬丁、梅里、喬治·桑或大仲馬的話,人們就要為它出雙倍的價錢。 碰到作者的名字雖然極受人崇敬,卻又不及上面提及的那幾位受人歡迎,那就往往要付出三倍乃至四倍的代價。這樣的話,請您告訴我,一個政府對某種商品徵稅,其稅率比商品本身的內在價值高出四倍,這個政府能稱得上是道德高尚的嗎? 特別在商品的屬性還存在爭議的時候。 這種商品叫做精神產品。 結果,再也找不到哪份報紙出得起如此高價來購買長篇連載小說了。 結果,幾乎所有的報紙都登載歷史長篇連載小說。親愛的讀者,對涉及立憲的歷史長篇小說,您的看法如何? 「呸!……」 我說,這正是我想提到的! 政治家們的目的就是要人們不再提起文學家。 他們不僅如此,他們這樣做是想把長篇連載小說推上更為合乎道德的道路。 因而,比如說,有人向我建議,向我這個寫過《基度山伯爵》、《三個火槍手》和《瑪戈皇后》等書的人建議,要我寫王宮的歷史。這可以說是一種類似饒有趣味的複式記帳。 一方面是「賭場的故事」! 另一方面是「妓院的故事」! 人們還向我,向我這個虔誠地篤信宗教的人建議,叫我寫:「教皇們的罪行!」 人們還向我建議……我不敢把人們建議叫我做的全部事情公開。 上面提到的還算不了什麼,要是人們只是叫我這樣做的話。可是,人們剛才又叫我別這樣做了。 因而,一天早上,我收到埃彌爾·吉拉爾丹給我的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朋友: 我希望《昂熱·皮都》一書的篇幅能壓縮成半卷而不是六卷,壓縮成十章而不是一百章。 請按照尊意刪節,如果您不願意由我動手的話。 當然羅,他的用意我一清二楚! 在埃彌爾·吉拉爾丹的舊文件夾里還藏有我的《回憶錄》,他寧願出版我的《回憶錄》,也不願出版我的《昂熱·皮都》,因為《論文集》不用繳印花稅,而出版《昂熱·皮都》卻非得照章納稅不可。 因此,他取消了我的六卷集的小說,以二十集的《回憶錄》來取而代之。 唉,親愛的讀者,這就是在故事結束之前就寫上「完」字的道理。 因而,昂熱·皮都就被人用絞死保羅一世的方式絞死了,不過他不是被扼住了喉嚨,而是被腰斬了。 可是,從《三個火槍手》中您也知道,您以為火槍手們已死過兩次,可他們又兩次復活,我的英雄們,他們可不像帝王們那麼容易斷氣。 而對火槍手們來說是這樣,對昂熱·皮都也同樣如此。皮都根本沒有死,他只不過是暫時失蹤,又要復出了;而我,在這兵荒馬亂、風雲變幻的時代,這個既點亮了多少火炬,又吹滅了無數燭光的時代,我請求您,只有當您接到我親筆簽署的通知書時才能確信我的英雄們真的離開人世了。 恐怕還不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