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中花 · 一、話舊

程小青 《霧中花》
「霍先生,你瘦得多了,你的頭髮好像也稀薄了些哩。」 說話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汪銀林,地點還是在愛文路七十七號,門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國梧桐朝南的辦事室中。室中的布置還是老樣子,即使有些變動,也是微乎其微。最顯著的,那壁爐檐上的一枚手榴彈殼不見了;一隻淡青色的小瓷鍾還安閒地踞在架上,並且還在滴滴地走動,那隻雨過天青的古瓶也照樣存在,不過瓶中空著,沒有插什麼花。壁角的那隻鐵箱漆色已顯得陳舊。牆壁上那副沈筠章的五言聯照樣掛著,顏色自然也灰黝了些。其他文件箱,書櫥,書桌沙發,藤椅之類,還是八年前的老樣子,文件書籍也沒有散失,不過地板上的那條溫州席,因磨蝕破損而移去了。這是另一種顯著的變異。總之這歷史上創時代的八年中間,全世界每一角都有劇烈的變動,但在這小小的辦事室中,它的變動性委實是算不得什麼。 我得說明一句,霍桑在神聖的抗戰火炬燃燒之後,就匆匆隨著國軍撤離到後方去。我因著我的佩芹因流產而起的一場大病,還延了七個半月,不能離床,所以當時我被迫地留在孤島上,不能跟他一塊兒撤退。在起初的時期,這屋子由我照顧著,直到太平洋的風浪一天一天險惡,我不能不走的時候,這屋子才由我們的老朋友何乃時博士的介紹,讓給他的一個學生秦必強醫生做診所,四五年來,這屋子憑著醫生的掩護,雖也會遭到敵人兩次的搜索,卻沒有多大的毀損。勝利來臨之後,我首先回到上海,時間已是一月十九日。這屋子已由何乃時博士照管著。因為勝利以後秦醫生奉命到西安去,霍桑的行蹤不明,我也因交通的阻梗——要飛,缺乏資格,候輪船,也候了九十七天——遲遲不能回來到上海。霍桑的舊仆施桂和蘇媽也都從鄉間來了,恢復了他們的崗位。 汪銀林復員的日期比我還早兩個月。他的位置已經升遷了,現在是總局的警務科長。三天前他聽到了霍桑回來的消息,當天晚上就約霍桑和我在南國酒家吃夜飯。不料在彼此熱烈地握了一回手,剛才談了些別後的經歷,話還沒有說到一半,總局裡的電話就把他叫回去,這一頓主人離席的夜飯當然吃得不十分痛快,當天的深夜,銀林就打電話道歉。這一天——五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又趕到霍桑寓所里來。自從蘇媽復員之後,我在霍桑的寓所中已經住宿了四夜,所以汪銀林在一清早趕來,我還沒有起身。 艱苦磨難的八年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值得記寫的故事,要是我把這一次的談話完全記下來,那勢必要喧賓奪主地妨礙這一件在我們經驗中從未有過的驚人奇案的記述。 時令還是初夏,氣候正在醞釀著黃梅季節的霉濕和悶熱,但是夜間仍很涼快,月光也很明淨。汪銀林是坐汽車來的,穿著一身簇新的黃制服。霍桑穿的一身白帆布西服,不但質地粗劣,而且袖口和褲腳管都已有些毛茸茸,他的面頰的確陷落了些,皮膚也給大自然塗上了一層黝黑。他的頭頂的頭髮本來是稀薄的,現在是稀得幾乎數得清了,因此越見得他的凸出的額角面積的擴大。但是他的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還是那麼炯炯有神。他的身體上還有一種變異,就是他的左臂給敵人的槍彈折斷過。據他告訴我,那是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崑崙關之役,他奉命混進敵人的防線里去刺探虛實,在把情報送到國軍陣線去時,給敵人的哨兵發覺了,就被擊中一槍。他撲倒了三次,終於把情報送達到國軍的據點。那邊沒有醫院,他也不會獲得合法治療。他在一個山坳農人的茅屋裡住了兩個半月,憑著他自己所有的醫學常識,把斷臂裹紮好了。幸而復了原。現在他的外表上固然看不出什麼,要是在奪門或用重力的時候,他的左手無疑地遠不及以前那麼強壯了。 霍桑吐出了一口煙,向著他對面沙發上的客人嘻一嘻: 「銀林兄,八年闊別,想不到你的辭令也巧妙得多哩。」 汪銀林的眼珠轉一轉:「啊,我說錯了嗎?」 「禿就禿,你卻委婉地說什麼稀薄,其實,老朋友盡不妨直言談向。」他又將紙菸送進嘴唇中去。 銀林也嘻一嘻,不回答,慢慢地將手中的半隻雪茄也送到他的嘴裡去。 霍桑又說:「是的,昨天我稱過,一百二十九磅,減少了十七磅。」他頓一頓,瞧瞧銀林,又瞧瞧我,「你們兩個呢?銀林兄,你難道能保持著胖的資格,可是估量你的體重至少也得比戰前減少十來磅……包朗,我雖估量不出你的體重減損了多少,但是你的小白臉的風度,此刻已經保不住了。」 銀林說:「是的,我在桂林的時候,一度輕到一百三十六磅,現在又加重了些,上星期我磅過,一百四十四,以前我常保持在一百五十五磅左右。」 我只笑了笑,不回答。霍桑吐吸了兩口煙,像微微的嘆一口氣。 「在這樣大時代中,除了少數奸偽之外,每個人都感受損失和痛苦。不過從整個民族的立場上看,那是值得的。現在擺在前面的是一條光明的大路,只要我們能爭氣努力。求取光明,當然不能不付代價——斷頭,毀肢,出汗流血,和其他一切物質上的摧殘,都是無可避免的代價。我們不過瘦一些,老一些,只要我們的精神和思想不老,那是沒有關係的。」 霍桑這幾句話充分顯示出他的旨趣,還是數十年如一日,他的「人老心不老」的態度的確足以給他的朋友們一種感召和鼓勵。 銀林點點頭:「霍先生,我佩服你。我相信你絕不會厭倦退休。要是有什麼難辦的案子——」 霍桑突然伸直了身子。「退休?厭倦?不會!銀林兄,你和我相交了二三十年,總知道!對於偵查罪案揭發奸惡的工作,不但由於興趣的驅使,也是我本性的愛好。孔子說:『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生平參與的種種工作,都是樂在其中,那怎會厭倦?」他微微吐一口氣。「退休更是我生平所反對的,你總知道一個人除開了兒童和教育的時期,最好的服務時期只有三十年,就是從四十歲到七十歲,因為人從離開學校到四十歲的年齡,經驗不夠,還沒有脫離受教育的時期。所以西洋人說「life begins at forty」,四十歲才是生命的開始。」他搖一搖頭。「可惜,我們傳統的習慣太消極了,一到五十歲就打算回家納福,做『老封翁』。其實要是人在五十歲死了,應得算是夭折。可是我們的祖先,五十歲便自以為老。你想可笑不可笑?」 他好像又要發揮嚴正的理論。懷舊而和諧的空氣突然變得嚴肅了。 汪科長咬著嘴唇,好像他在懊悔他的措辭不慎,我一時找不出打岔的說話,還好,轉話題的還是霍桑自己。 他笑一笑:「銀林兄,說句不怕出醜的話,我即使想要退休,實際上也不可能。現在我已窮得一無所有了。」他指一指壁角的鐵箱。「這裡面已經空空如也。銀行中也還沒有開戶。老實說,從今天起,我不能不靠工作生活了。」 我笑著說:「那麼你索性掛一塊牌子,登一個廣告,正是創立一種新的自由職業!」 霍桑忽搖手阻止我:「不,不!包朗,你難道不曾聽到我詛咒過那些爛登廣告的自由職業者?尤其是醫生律師之流,往往在報紙上占了一大幅,有些是示威,有些是濫吹,甚至不顧廉恥地加上一大串自贊自揚的肉麻話!……不,我不要登廣告。我也不怕沒有人登門請教。」 汪銀林附加道:「對,大戰之後損失最嚴重的是社會的道德的普遍降落,罪案也跟著增多。霍先生,只要你肯干,求教你的人也許會擠不開。你的確用不著登什麼廣告的。」 我補充地說明:「我說的廣告並不是要模仿那些帶著欺騙和威脅性的廣告。如果你在報紙上簡單地登一行:『私家偵探某某事務所地址……電話……』那也是合理合法的,在歐美社會中也未始沒有。」 霍桑又搖搖手:「不,就是這樣的廣告我也用不著。我相信實際的工作比廣告有效得多!」 鈴鈴鈴…… 電話鈴打斷了霍桑的話頭。他馬上站起來,拿起書桌上的電話分機。事情會這樣巧,他回來的消息只有上海日報上有過短短的兩行,難道馬上就有人來請教他了嗎? 霍桑拿著聽筒,說:「嗚,是的,我是霍桑……你們是警察總局的?……嗚,不錯,在這裡……好。」他把聽筒拿下些,向汪銀林點點頭,「銀林兄,是你的。」 汪銀林從沙發上撐起了他的沉重的身子,把雪茄菸尾丟在灰盒中,接過了霍桑傳給他的話筒。 「嗚,是的……局長要找我?……好好……我就來。」 汪銀林擱好話筒,把那件黃制服整一整,拿起那頂有金邊的帽子。 「霍先生,包先生,對不起,我走了,局長在找我,要討論什麼事,明天晚上我再來約你們敘一敘。」 霍桑答道:「好,不過這一次不應再叫你做東,包郎兄雖也同樣窮,他的版稅收入項下開支一注小小的交際費,大概還不妨事……哈哈。」 銀林握著霍桑的手,笑著說:「你要敲包先生的竹槓?」 我也笑著說:「這不算竹槓,我應得給兩位老朋友洗塵。」 一陣笑聲送走了霍桑的客人,我們倆從新在辦事室中相對低坐下來。 時間是上午八點十五分。威脅性的太陽已經朗照在天空,預示著一天的熱度不會在華氏表八十度以下。微風從窗口裡進來,室中有一種安謐寂靜的空氣。我不會料到這安謐的氣氛就會給一件詭秘恐怖的案子所打破。 當電話鈴響的時候,我以為真會有什麼案子使霍桑如願以償,可顯然並不。銀林接了電話,匆匆地走了,並不曾給予霍桑任何活動機會的希望。案子是終於發生的,不過直接介紹的人不是汪科長,而是我們的另一個老朋友,自新醫院院長何乃時。 我們倆在靜默中吸了半隻紙菸,何乃時突然坐了汽車來了。 他已經是五十六七歲的人,頭髮禿得比霍桑更厲害,眼鏡後面的眼眶深深地陷落,長型的臉瘦而蒼老,這時候蒼老中還帶些緊張,一個醫生所應有的職業的定力,好像也不大完整了。他穿一身灰色派力司西裝,一頂台灣草帽拿在手裡,最近他已和我們見過兩次,此刻他更忽略了應有的禮貌,只點一點頭,就在我旁邊的一隻沙發上坐下來。 霍桑先說:「何博士,什麼事這樣子慌張?」 何乃時說:「喔,你看我有些慌張嗎?」他瞧瞧我,像有些不好意思。「是的,我有一件事要煩勞你。」 「煩勞我?你還用客套?可是你醫院裡?」 「不,不是醫院裡的事……這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我的一個學生,岑紀璋。他受冤……唔,事情很尷尬,很危險。」 他的語氣斷斷續續,顯示了我所估量的並沒有錯,他是一個有充分修養的人,鎮靜和條理原是他的看家本領。這時他的反常態度已經告訴我事情一定很嚴重,他說這不是他自己的事,同時證明了他是怎樣富於同情心。是的,一個醫生是應該有豐富的同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