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回憶錄 ·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

一 1925年初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全國工人運動正開始走向新的高漲。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雖然以血腥的屠殺鎮壓了1923年的「二七」罷工，但是英勇的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被嚇倒，在黨的領導下，工人群眾把悲憤變成了衝擊反動勢力的更大的力量。從1924年下半年起，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彼伏此起，一場偉大的戰鬥在醞釀中。 1925年5月初，我奉黨的命令從北京到了上海。那時上海的形勢，寘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進步的報刊上登載著青島紗廠工人大罷工和福州軍閥槍殺學生的消息，登載著許多慶祝「五一」，紀念「五四」、「五七」等等文章，上海日商紗廠工人也在醞釀罷工，我們的同志為了迎接一場新的戰鬥，正在緊張地工作著。 我找到了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和秘書長王若飛同志，給他們帶去了北京黨委負責人趙世炎同志的一封介紹信。由於我與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有著深厚的歷史關係，黨中央決定我留在國民黨內，便於做統一戰線的工作。隨後的二十多天內，我一直在上海和許多同志研究情況，商討工作步驟。 當時國共合作已有一年多，國民黨雖然經過了改組和整頓，但是組織渙散的狀況仍然是很嚴重的。國民黨在廣東已經初步建立起一片根據地，但這片根據地陷在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四面包圍之中。在全國範圍內，大軍閥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等都企圖進攻廣東根據地；就是西南地區，如負隅東江的陳炯明、割據云南的唐繼堯、統治湖南的趙恆惕等軍閥，也都環伺著廣州，虎視眈眈，待時而動；還有廣東根據地內部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也在醞釀叛變。根據地的情況正是內外交逼，險象環生。同時國民黨的中樞領導機構內，右派力量還不小。以鄒魯、謝持、林森等為代表的西山會議派正在形成。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場政治決鬥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這種形勢下，怎樣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呢？怎樣鞏固和整頓國民黨組織以發展左派的力量呢？這是當時縈繞在我頭腦中的大問題。我一直認為：整頓和鞏固國民黨應該從基層做起。基層是聯繫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單位，一個革命團體若沒有健全的基層組織，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實力和廣泛的影響，也不可能有強有力的中樞領導。所以我很願意去做基層工作，並希望黨中央派我回四川去，把四川的國民黨組織整頓好。我經常和王若飛、惲代英、李立三等同志進行研究。他們很贊成我的意見，並告訴我說：「上海工人運動的高潮不久就會到來，全國性的高潮也會隨之而來，應該抓緊時機，擴大革命的影響，吸收進步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眾參加共產黨和國民黨以壯大左派的勢力，一定要使統一戰線工作緊緊地跟上工人運動的發展，用工農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來健全國民黨的組織。」他們這些意見，與我當時的想法不謀而合。黨中央決定派我先去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取得聯繫，然後再回四川。這時我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單槍匹馬地搞革命的感覺了，在我的背後，有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和工人運動的支持。當我看到上海的許多同志在工人群眾中忘我地進行組織和宣傳工作的時候，我對於自己的工作抱著更大的勇氣和信心。 二 任務確定以後，我很快地收拾好了行裝，準備立即啟程。1925年5月30日下午，我到南京路上一家布店買衣料，準備去縫一件換季的衣服。那天天氣晴朗，南京路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點也沒有異樣的跡象。前十多天已發生了日本內外棉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的事件，上海的工人和學生組織了宣傳隊，分赴租界，進行宣傳。我們都預料到工人運動的高潮即將形成，但卻沒有想到暴風雨來得這樣迅驟猛烈，而且就發生在這條世界聞名的繁華綺麗的南京路上。 我正在挑揀布料的時候，突然門外一片吵嚷的聲音，布店裡也起了一陣騷動。許多人都跑到門口去觀看，我也跟著走出去。只見從黃浦江邊擁來黑壓壓的一片人群。外國巡捕荷槍實彈，如臨大敵。走在前面的幾個巡捕象凶神一樣揮舞著棍棒；後面幾個巡捕捉著兩個學生連拖帶操地走向前去，學生嘴裡喊著「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再後面跟著許多徒手的學生；路上很多行人，也陸陸續續地參加逬學生隊伍里去。南京路上交通為之阻塞。我看了這種情景，心裡感到又憤怒，又興奮：僨怒的是帝國主義分子竟敢窮凶極惡、無理逮捕徒手的學生；興奮的是中國人民終於覺醒了，覺醒了的人民群眾，一定能夠戰勝黑暗勢力，一定能夠把萬惡的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 我擠在人群里看了一會兒，隊伍逐漸走遠了。我返身回到布店裡，匆匆忙忙地買了衣料，心裡惦念著被捕去的學生，想去打聽打聽消息。我的腳步剛跨出店門，突然一排響亮的槍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幾秒鐘後又是一排槍聲。接著街頭上一片騷亂，我立刻意識到這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我激動得不能抑制自己，我的心幾乎要隨著加快的腳步而跳出胸膛來。我一直往西走，想到現場看個究竟。但是，隊伍象潮水一樣退下來了，不能前進。只聽得人們驚呼：「巡捕開槍啦！」人們沉浸在嚴肅、悲憤的氣氛中，卻並沒有慌亂的跡象。我目送著這些站在鬥爭最前列的人們，向他們默默致敬。我的心中交織著忿怒和悲痛，很久不能平靜下來。一直到傍晚，我才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寓所。 「五卅」慘案的發生，立即引起了上海和全國工人、學生以及各界人士的反響。上海和各地相繼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我也因此推遲了行期，暫時留在上海，做一些宣傳工作。當時準備出一個刊物，定名「反日戰線」，卻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對。戴季陶是當時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主任，他搞了一套所謂「孫文主義」的謬論，拿著剛剛逝世的孫中山先生作為招牌，到處招搖撞騙。在討論出版刊物的第一次會議上，他就說：「『反日戰線』這個名字不好，這次慘案要英國負責，跟日本沒有關係，日本和我國是東方友邦，應該爭取它，團結它，現在應該聯絡日本，單獨對英。」我聽了非常氣憤，立即反駁他：「逮捕青島紗廠工人，是不是日本人幹的？殘殺福州學生的主謀者，是不是日本人？顧正紅是不是死在日本資本家手裡？日本帝國主義從來就是我們的兇惡敵人，假使連『反日戰線』的名稱都不敢提，那麼罷工罷課、罷市都用不著搞了，我們只有坐持當牛馬做奴隸了！」接著很多同志都起來反對戴季陶的主張，戴坐在那裡，被駁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後來他仍舊到處宣揚「單獨對英」的謬論，但除了在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中間有些影響外，他的主張在群眾中是完全孤立的。 三 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廣州。途中經過香港。這時香港的工人已經開始罷工，許多工人擠在輪船上，要回廣州去。碼頭上的貨物堆積如山，無人搬運。6月24日，我到達廣州。這天正是廣州發生沙基慘案後的一天，群眾都走上了街頭，抬著血衣，高喊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五卅」的影響是這樣的深刻和廣泛，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 我到了廣州，找到廖仲愷先生，跟他談了整頓四川國民黨組織的計劃，他非常贊成。這時廣州剛剛鎮壓了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正在醞釀把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廖仲愷先生要我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再去四川，並且帶我去參觀了黃埔軍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紹了廣州的許多情況。黃埔軍校是在我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這時廖仲愷任該校的國民黨代表，周恩來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還有我們許多同志如惲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裡擔任教官或其他工作。所以我們去參觀時，看到的是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汪精衛擔任主席，廖仲愷擔任財政部長，胡漢民擔任外交部長，許崇智擔任軍事部長，至於蔣介石還只是以黃埔軍校校長兼任軍事參謀長的職務。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右派還有著很大的勢力。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繼續發展工農運動，發展國民黨內的左派勢力。這時整頓國民黨基層組織的工作已刻不容緩，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7月初，我離開廣州赴上海，準備取道長江水路入川。臨走時廖仲愷先生代表國民黨中央給我一千元錢作為活動的經費。 這時，四川的國民黨組織，正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內部派系很多。特別是謝持、石青陽等在黨內組織的所謂「實業團」，借興辦實業為名，大種鴉片煙和做投機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別鬥爭，進行內戰，影響極為惡劣。謝持和石青陽都是西山會議派的要人，他們當時雖然沒有在四川，但四川國民黨重慶黨部是歸他們掌握的。他們這幫人只顧借黨營私，拒絕進步力量的集聚，以致黨部冷冷清清，門可羅雀。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慶，先找重慶國民黨負責人黃復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頓國民黨的計劃。黃朱二人聽了都搖頭，說：「現在人家聽到政治和黨派就頭痛，已經參加國民黨的不過是掛個兒，沒有參加國民黨的，今後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錯，只怕是白費力氣。」我對他們說：「從前國民黨的聲譽，雖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污，但自從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實行改組國民黨以後，情形就不同了。今後正要我們好好地去整頓。只要我們目標遠大，做法正確，群眾自然就會擁護我們，國民黨的威信也就能夠樹立起來。」黃復生反問我：「你看這一堆爛攤子，怎樣整頓法？」我說：「第一，要有一個嚴密的強有力的組織機構；第二，要培養一批效忠革命的幹部；第三，要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活動。做到這三件，我們的整頓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計劃先辦一個學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養一批幹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進行組織和宣傳活動的據點。」他們聽了我的話，都說：「你以為辦學校是容易的事情嗎？我們很久想辦學校，都沒有辦成呢。」我跟他們談了很久，他們始終表示懷疑，沒有信心。 國民黨的舊人暮氣沉沉，我就去找青年人商量。找到了我在成都辦高等師範時和我共同組織「中國青年共產黨」的楊闇公和楊伯楷（當時叫楊洵）、冉鈞、張錫疇等，他們大多已是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員，聽了我的計劃，非常贊成，立刻就動手幹起來。我把廖仲愷先生給我的一千元錢全部作為辦學校的經費，但是還差很多。又把我私人在川江輪船公司的兩張股票拿出來押當，由於這個股票的利息很高，當了兩千塊錢，也把它全部充作了學校經費。 我們一方面籌備經費，聯絡熟人；一方面分頭去找校址，買家俱。那幾天，重慶格外炎熱。可是大家幹勁都很足，每天清晨就到外面去奔走；中午到楊闇公家裡開會，交換情況；下午又出去奔走。大家累得汗水直流，但心裡都很興奮，反而覺得挺爽快。不幾天，就在大溪溝找到了校址，而且把一切籌備工作都辦妥當了。早些時候，華法教育會曾計劃在北京、上海、漢口、廣州、重慶辦五個中法大學。我是華法教育會的發起人之一，於是就把新辦起來的學校定名為「中法學校」（大學部稱中法大學）。 學校的籌備工作差不多了，學生從哪裡來呢？恰好江北中學、合川聯合中學和重慶第二女子師範都因罷課而有許多進步學生被開除。我立即找到了這些學生，把他們招收入學。於是各地進步學生都聞風而來，一下子招了二百多9月4日，學校正式開學上課了。 與籌辦中法學校的同時，我又著手整頓國民黨的組織，把省黨部遷到蓮花池新址。我對四川各縣國民黨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還在1921年搞四川自治運動的時候，我就有意識地物色了一批幹部。現在全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革命勢力日益高漲，群眾的革命情緒很飽滿，所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不久，許多重要縣市的黨部都成立起來了。我回到四川以後，不過兩個月時間，居然辦起了學校，建立了國民黨的各縣黨部，以前對整頓工作缺乏信心的黃復生看到這種情形，非常驚奇。他對人說：「吳玉章的手段真髙明，好象有神仙幫助一樣。」其實，哪裡有什麼神仙幫助？我所依靠的是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支持，不過黃復生當時並不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 那時，我們接到廣州的指示，定於1925年11月初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接到電報已經很遲了，我們趕緊籌備起來。因時間倉促，便讓各縣市代表就地開會選舉。選舉結果，我和楊闇公同志等六人當選去廣州出席大會。這六個人中間，除了黃復生以外，其他都是共產黨員，可見當時四川的國民黨內，左派勢力已經占了很大的優勢。 1925年11月，我們離開四川，經上海去廣州。 四 我離開廣州只有四個多月，再回廣州一看，情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州政府內部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右派看到左派力量日益發展，非常害怕，竟於1925年8月20日，暗殺了廖仲愷先生。這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以來，右派勢力對左派的—次最嚴重、最卑鄙的挑釁。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依靠省港罷工工人的力量，立即進行反擊，驅逐了國民政府內部公開的右派頭子胡漢民、許崇智等人，並解除了粵軍魏邦平、梁鴻楷部的武裝。10月1日廣州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盤踞東江的陳炯明雖然得到英帝國主義和奉系軍閥的援助，但在革命軍隊的英勇進攻下，仍是不堪一擊，被打得落花流水。1月中，廣州政府收復了惠州、潮州、汕頭等重要城市，陳炯明叛軍完全被肅清。廣東革命根據地大大地鞏固起來了。 但是革命運動的發展總是迂迴曲折的。國民黨內一些舊的右派失敗了，跟著就又有新的右派產生。這時，戴季陶之流的所謂「理論家」正在大肆販賣其「純正的三民主義」的反動理論；鄒魯、謝持、林森、張繼等組成的西山會議派，也打著國民黨的招牌，在北京召開了非法的所謂「西山會議」；廣州黃埔軍校中的一部分反動軍官和學生在蔣介石的卵翼下也搞起「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動組織。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雖然還沒有暴露他反革命的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長的形勢下，也感到十分恐慌，辦一切事倩都縮手縮腳。國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原定在1925年11月召開，但是由於右派的阻撓，會議一直拖延下來。 我們四川代表團在到達上海之前，本來以為一定要遲到了。到上海以後才知道會議已經延期到1926年1月1日。我們趕到廣州，才知道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都還沒有開始，各地代表也到的很少。除了我們四川的代表外，只有湖北的代表來了董必武、錢介磐（亦石）同志等五人；華僑代表來了彭澤民、許蘇魂等三十餘人；其它地方的代表有的還沒有報到，有的地方甚至連代表都還沒有選出來。更可怪的是連國民政府所在地的廣東省，也還沒有選出代表來。大家議論紛紛，說大會恐怕開不成了。我看了這種情形很著急，因為當時鄒魯、謝持等正在北京醞釀要在上海召開非法的代表會議來和我們爭奪領導權。這次大會是我們組織力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一次重要會議。假使大會開不成，那就會大大助長西山會議派的氣焰，對革命將帶來十分嚴重的惡果。因此我立即去找汪精衛。汪精衛愁眉苦臉地說大會恐怕開不成了！」我說現在鄒魯等人這樣猖狂，他們不但排斥共產黨，也排斥廣東的國民黨，不跟他們斗一斗，怎末成？否則，許多同志流血犧牲換來的這塊根據地就要垮台，只怕你這國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汪精衛說：「我也沒有辦法。」我說：「怎末沒有辦法，快些籌備就有辦法了。」汪精衛只在那裡唉聲嘆氣，我又催促他趕快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以籌備第二次代表大會。不幾天，中央會議召開了。會議上，大家推舉我做大會的秘書長，負責籌備工作。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一切籌備工作都是依靠我党進行的。那時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聶榮臻、蕭楚女等同志都在廣東工作，陳延年同志是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和我經常往來的還有董必武、林伯渠、惲代英、張太雷等同志。大會的籌備工作，就是由我和這些同志商量，分頭進行的。依靠我黨黨員大家的努力，籌備工作進展得非常迅速。 1926年1月1日，大會果然如期召開了。會址設在廣東省議會的大廳中，布置得樸素莊嚴。會場門口設置了一個很大的地球模型，表示全世界革命運動的團結。會議開得很生動、很熱烈。到會代表256人，其中約有五分之三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著壓倒的優勢，形勢非常有利。那時廣州還有幾十萬省港罷工的工人，天天遊行集會，還組織了工人糾察隊。由我黨舉辦的各種各樣的訓練班如雨後春筍，遍設於廣州市內。尤其是毛澤東同志所主辦的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集中了二十幾省的各族革命青年，成為指導和推動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群眾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到處都可以聽到國際歌的雄壯歌聲。 群眾初步發動起來了，左派勢力日益增長了，國民黨的右派甚至中間派都感到恐慌。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對汪說：「你看這次大會上，能辦事的，會說話的，一考查，都是共產黨員。」從她的言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共產黨的嫉恨。大會幵了幾天，剛好蔣介石從潮汕軍次回廣州，出席了大會。蔣介石最喜歡人家吹捧，陳肇英迎合蔣的心理，在開會時，向大會提議：「蔣總指揮勞苦功高，大家應向他起立致敬。」結果起立者寥寥無幾，鬧得蔣介石十分尷尬。會後代表們都罵陳諂媚無恥，陳也無地自容，幾乎不敢露面。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大會上正氣完全壓倒了邪氣。 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可是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偏偏顧慮重重，恐怕共產黨力量太大，嚇跑了國民黨右派，於是便親自出馬來限制一下。他一直在上海，沒有參加廣州的大會，但卻非常殷勤地一定要請右派分子戴季陶、孫科等去廣州開會，好象少了這幾個人，大會就開不成似的。後來他又給我們寫了好幾封長信，大談其所謂形勢與策略。他對形勢的估計很悲觀。當時，郭松齡軍倒戈失敗，奉系軍閥氣焰復張，並與吳佩孚勾結在一起，馮玉祥的國民軍正處於四面受敵情況中。陳獨秀片面地認為這就是革命低潮到來了，因此指示我們在統一戰線方面要執行讓步的策略。他對大會出了許多壞主意，主張儘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去。據說這樣做就可以團結國民黨。他提名了一些人，其中很多是頑固不化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當時我們感到這種做法不對頭，也有幾個同志堅決反對這種無原則的讓步，因此大會並沒有完全按照陳獨秀的意圖進行。大會通過了對右派集團的堅決譴責，開除了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人的黨籍，並給林森等以書面警告。這些做法都違反了陳獨秀的意志，都是做得很對的。但最後在選舉方面卻受了陳獨秀的影響，在選出的六十個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共產黨員只占十四人。（包括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惲代英、董必武、鄧穎超和我等人。）而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的勢力更大。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讓步。在這次大會上，本來我們有條件使進步力量在國民黨的領導機構中取得優勢，但是我們卻自動地放棄了。事實證明，不進行鬥爭，幻想以片面的退讓換取「團結」，其結果只會助長右派的氣焰，而使「團結」終於破滅。國民黨第二沭代表大會的基本方面雖然是正確的，但在選舉問題上片面讓步的錯誤，也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五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東後，許多同志要我留在廣州工作。但是我覺得四川的國民黨組織建立不久，急需繼續鞏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吳佩孚巢穴——湖北——的一個側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對於行將到來的北伐，一定會起良好的作用。基於這些原因，大會剛剛結束，我就匆匆地離開廣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為了宣傳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精神，耽誤了一些時間。在上海、南京做了許多次講演。由於長期緊張工作，感到身體有些支持不了。到達宜昌，需要換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車上就暈過去了。同行的熊曉岩先生把我扶到一個教堂的牆下，給我吃了一杯藥酒才甦醒過來。剛到重慶，又暈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進醫院療養，我心裡總是放不下四川黨部的工作。可是醫院規矩很嚴，不准我走動，不准我會客。同志們也怕影響我的健康，許多事情都不告訴我，因此我住在醫院裡什麼事情也不知道。 那時，國民黨右派更加猖獗起來了。蔣介石開始暴露出反動面目，製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誣衊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陰謀暴動。逮捕了李之龍和軍隊中的許多共產黨員。這是國民黨右派對我們發動進攻的一個信號。當時毛澤東等同志主張給右派以堅決的回擊，可惜這個主張沒有被採納。同時，西山會議派也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企圖和廣州的二次代表大會對抗。到5月15日，蔣介石得寸進尺，又召集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什麼「黨務整理案」，自己又當起了黨的主席、中央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把黨權、軍權統統抓到自己手裡。各地的國民黨基層組織里也颳起了一陣反共的逆風。四川就有西山會議派的頭子石青陽，在重慶另立一個省黨部，天天找我們蓮花池黨部的人打架。我住在醫院裡就看見許多被打傷的人，包著頭，扎著繃帶，不過我當時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經再三追問，同志們才把實情告訴我。 我出院以後，決心組織力量，對右派進行反擊。我和楊闇公同志分工，他負責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發展工農運動；我負責整頓國民黨的組織，並在中上層和軍隊中進行活動。當時劉伯承同志也在一起工作，我出醫院後大部分時間就住在重慶浮圖關劉伯承同志的家裡。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準備在1926年8月召開一次四川省國民黨代表大會，以反擊右派的進攻。後來會議也如期舉行了。不過，那時我已於7月底出川，因為革命軍已經開始北伐，廣州方面急電召我到廣州去，因此我沒有來得及參加那次大會。 在四川的幾個月，我又在軍隊中進行了一些活動。四川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兵員之眾，番號之雜，甲於全國。其中較大的軍閥有楊森、劉湘、劉成勒、賴心輝、田頌堯以及從貴州來的袁祖銘等。這些軍閥各據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軍與乙軍聯合攻打丙軍，明天甲軍又和丙軍聯合攻打乙軍，弄得烽火連年，哀鴻遍地。而且這些軍隊大部分在名義上都已歸附了吳佩孚，他們戰鬥力雖差，但假使和吳佩孚聯合起來，也未始不是北伐軍的一個大患。好在這批軍隊內部矛盾很多，某些軍隊又跟我有些歷史關係，所以我就著手從中分化他們，希望爭取一部分軍隊反正，以減少北伐的阻力。我最先選擇駐在南充的川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作為爭取的對象。何本是熊克武的部下，與我相識，他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起先以為這個人比那些腐朽的軍閥總會開通一點，哪裡知道他的頭腦也象花岡岩石一樣的頑固不化。我勸他歸順廣州革命政府，曉之以理，喻之以勢，反覆譬說，仍然是一竅不通。原來他以老婆的名義在一個織綢工廠加入了股份，他已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軍閥和資本家「一身而三任焉」的人物。當時織綢廠里有我黨的組織，工人時常罷工。他為此對於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痛恨入骨，所以革命的道理一句也聽不入耳。象何光烈這種人對於無政府主義正是一個絕大的諷刺。不過我這次去南充也沒有白跑，我利用舊的關係，天天到士兵中去演講，宣傳革命的道理。何光烈部下有兩個旅長倒比他們的「無政府主義」上司好的多，這兩個旅長同情革命，終於被我爭取過來了。後來這兩旅隊伍參加了劉伯承同志領導的順（慶）、瀘（州）起義。 我還在重慶袁袓銘的黔軍里進行活動，並且跟袁祖銘親自談了一次。當時袁祖銘受到楊森、劉湘的圍攻，正在走投無路。 其部下師長王天培、楊其昌頗有歸附廣州國民政府的傾向。我跟王天培談了幾次，講了許多革命道理，他頗為悅服，表示願意加入廣州革命隊伍。我曾據此報告國民政府。不久，黔軍被迫退出四川，王天培和楊其昌就投降了北伐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九軍和第十軍。不過這兩支軍隊由於沒有得到改造，雖然他們在常德同賀龍同志的軍隊一起，消滅了袁祖銘，又攻下了宜昌，但是後來仍被蔣介石拉了過去。 六 1926年8月，我又到了廣州。這時，北伐戰爭已經開始，葉挺同志領導的獨立團擔當先鋒，已於6月初進入湖南。由於過去幾年裡毛澤東同志在湖南作了許多工作，我黨在這裡的組織極為堅強，工農運動也最為發展。在我黨的領導和工農群眾的支持下，英勇善戰的獨立團所向無敵。7月間，北伐大軍在廣州誓師，陸續進入湖南。一場偉大的革命戰爭展開了。 但統一戰線內部的關係急需調整。自從3月中山艦事件和5月黨務整理案發生以後，蔣介石包攬了軍權、政權和黨權，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北伐軍出發的前夕，蔣介石又擔任了總司令，把北伐軍的各軍以及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兵工廠等機構統歸總司令部管轄。蔣介石上升到一個獨裁者的地位，許多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遭受j排斥。我一到廣州，何香凝看見我就哭了起來。她說：「現在是跟北洋軍閥決戰的最後關頭了，可是國民黨內部情形這樣糟，怎麼辦？一個人專橫跋扈，鬧得大家三心二意，這次戰爭怎麼打下去？國民黨怎能不垮台？」當時我們就商量對策。9月到10月，我們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以及各省區特別市及海外代表的聯席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一些重要的決議案，如提高黨內民主、反對個人獨裁、發展工農運動、實行二五減租等。唯有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由於右派分子張靜江等的堅決反對，未提付表決。通過的這些決議案主要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和右派的猖狂進攻的。北伐戰爭進行得十分順利，北伐軍連續攻克了長沙、岳州。 8月底，以獨立團為主力的北伐軍在汀泗橋、賀勝撟打敗了吳佩孚的精銳部隊，北伐軍長驅北上，攻克漢口、漢陽。10月10日，打下武昌。吳佩孚率領他的殘兵敗將退入了河南。同時北伐軍在江西和福建方面，也開始發動進攻。盤踞東南的大軍閥孫傳芳由於遭到失敗，內部發生分化。11月北伐軍攻占南昌，12月占領福建。不到半年的時間，曾經稱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吳佩孚和割據長江下游富庶區域的孫傳芳，其反動軍隊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只有奉系軍閥張作霖還負隅北方，妄圖頑抗。北伐戰爭發展得這樣迅速，真是出乎人們的意料。北伐軍所到之處，工農群眾熱烈支援，人民簞食壺漿，迎接大軍。人民群眾的擁護，正是北伐戰爭獲得迅速勝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北洋軍閥的垮台和北伐軍事的勝利，並不表明革命從此就可以毫無阻礙、一帆風順的發展。因為站在北洋軍閥後面的還有更加兇惡的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不會就此甘休的，它們總要千方百計地來挽救自己的失敗。近代的中國歷史證明，每一次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帝國主義決不會坐視，它或者發動公開的干涉，或者進行內部的破壞。而北伐戰爭時期革命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我黨領導上的機會主義錯誤，更給帝國主義造成了從內部破壞革命的空隙。可以看到：從1926年年底開始，北伐的軍事方面逐漸被推到一個次要的位置，而內部的政治鬥爭卻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這正是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內的右派，企圖破壞革命運動的反映。1927年上半年，共產黨員和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人士都投入了反擊右派、挽救革命運動的鬥爭中。這場鬥爭實質上是階級鬥爭在革命內部的反映，是北伐戰爭在政治上的繼續。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國民黨內左右派的衝突在遷都問題上又爆發出來。當時蔣介石在南昌搞了一個右派中心，和帝國主義眉來眼去；許多政客、買辦，如黃郛、虞洽卿輩出入蔣介石的幕府；帝國主義、江浙財閥和蔣介石在一起策劃一個新的陰謀。蔣介石背棄自己的原議，反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的決定，要把政府遷到南昌。當初，蔣介石因害怕廣州的工農革命力量，曾提議把政府遷往武漢，遭到了我們大家的反對；等到武漢工人運動和兩湖農民運動起來了，我們大家都主張把政府遷往武漢，並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了正式決定的時候，他忽然又提出異議，不肯服從。蔣的出爾反爾，暴露了他的個人野心，引起了大家的憤慨。當時江西地區處在蔣介石嫡系軍隊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為右派的巢穴。很顯然，蔣介石是要把革命政府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擺布、為所欲為地進行反革命活動。蔣的企圖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又被我們拒絕。 1926年12月，廣州政府遷移，黨政負責人分路去武漢。有的走水路經過上海從長江上溯；有的走陸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達武漢最早。12月10日大部分負責人都趕到了。當時有許多問題都亟待解決，因此決定成立一黨政聯席會議，以應付臨時的一切事務。 七 我們一到武漢，就聽到剛剛打下宜昌的各軍發生了磨擦。宜昌是湖北的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出入四川的要道。但駐在宜昌的軍隊很複雜，有賀龍同志所率領的湘西民軍，有新加入國民革命軍的黔軍王天培、楊其昌部，還有後來以反共著名的湘軍何鍵的第三師。因為賀龍同志的部隊把軍閥袁祖銘打死了，並和何鍵的部隊發生了糾紛，這件事轟動了武漢，國民黨右派議論紛紛，要求解散賀龍同志的軍隊；宜昌的地主商人也製造了許多謠言，並跑到武漢來控告賀龍同志。武漢政府便派我到宜昌去調查和處理這件事，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宋子文所推薦的一個人，負責去搞財務稅收。我們到宜昌一看，裝備精良的何鍵第三師和兵員眾多的袁祖銘餘部已經劍拔弩張，作好戰鬥準備，就要向民軍開火，民軍處在人少槍少的不利地位。何鍵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們痴心指望我會同意他們消滅民軍的反動計劃。我當場把何鍵申斥了一頓，然後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案：把賀龍同志的民軍調到武漢去拱衛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被右派軍隊吃掉，但是調動民軍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宜昌的地主商人拿出四百萬元來作為革命政府的軍費。何鍵心裡雖不願意，地主、商人要拿錢出來，更是肉痛，但仍不得不服從命令。宜昌的這一場糾紛就這樣解決了。 我在宜昌住了一個月的時間，曾派出同志去組織工會及學生會等群眾團體。這時武漢接連發生了許多重要事件。武漢地區，在我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正蓬勃地發展起來。1月3日，漢口群眾舉行慶祝遊行，隊伍走到江漢關前，英國水兵開槍行兇，死傷群眾三十多人。工人群眾十分憤慨，立即起來驅逐外國巡捕，收回租界。武漢政府在工人群眾的支持下，接管了租界。這個舉動象霹靂似地震動了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中國歷屆的政府從來都是唯帝國主義之命是聽，如今武漢政府卻一洗積辱，用群眾的力量收回了租界，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武漢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1月6日，九江工人也起來收回了租界。英帝國主義鑒於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的教訓，不敢冒然使用武力。它除了進行威脅，並加緊拉攏蔣介石以外，同時也向武漢政府提出了「抗議」，進行交涉。武漢政府不顧誘惑，不怕威脅，態度強硬，英帝國主義也無可奈何。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有「鐵腕外交」之譽。當然，武漢政府的這個鐵腕，並不是哪一個人或哪幾個人的鐵腕，帝國主義那時所碰到的乃是全中國人民高舉的真正有力的「鐵腕」，所以它的一切誘惑和一切威脅都屬徒勞。 八 漢口租界收回以後，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誘惑日益加緊了。1927年1月9日，蔣介石從南昌到武漢，他這次武漢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國民政府遷到南昌去。那時武漢的群眾運動，非常高漲，工會、農會、學生會、童子團、商會等組織都已建立。國民政府召開了一次有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歡迎他，會上蔣介石竟恬不知恥地丑表功，說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勞苦功高。群眾當場起來質問他：為什麼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麼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被問得張口結舌，面紅耳赤。接著蘇聯顧問鮑羅廷講話，大意是說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發楊民主。蔣介石受了群眾正義的質訊，惱羞成怒，卻把怨毒之氣全都轉移到鮑羅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後，立即給徐謙（黨政聯席會議主席）打來一個電報，硬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徐謙接到這個電報，嚇的不得了，打電報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這樣我就星夜從宜昌趕回了武漢。 我回到武漢，開了一次會。會議上多數人反對撤換鮑羅廷，只有徐謙主張順從蔣介石的要求，說：「照顧蔣介石的面子，把鮑羅廷換一換罷。」我說：「這不是面子問題，鮑羅廷是否要換，應由大多數中央委員來決定，蔣介石一句話怎能算數！究竟是蔣介石服從中央呢，還是中央服從蔣介石？再說鮑羅廷的話根本沒有錯誤，憑什麼理由要撤換他？這不是鮑羅廷個人的去留問題，這是蔣介石對中央、對政府的蔑視。我們一定不能讓步！」後來會議決定不理蔣介石的這一無理要求。 蔣介石的專制獨裁行為，引起了武漢方面極大的憤慨。我們決心要跟他斗一斗。為此，特成立了一個由徐謙、鄧演達、孫科、顧孟余和我共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機關，發表了宣言和宣傳要點（內容主要是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運動以及所謂「迎汪復職」等。）接著我們又準備在3月7日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到了武漢，足了法定人數；只有蔣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遲遲不來。到了臨開會的日子，譚延閶、陳公博等從南昌來了，帶來了蔣介石的口信，說要把會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來開會。我反對會議延期，我說：「開會日期早就通知了，為什麼他不來？現在法定人數已足，為什麼要讓大家等他一個人？」結果會議還是如期在7日開始。不過由於不少人有顧慮，所以把7日的會議算作預備會，10日才開正式會議。假使蔣介石真想在12日來開會，也可以趕得上。大概是因為我們沒有聽從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氣，始終沒有到會。 三中全會上，左派力量占壓倒優勢，會議開得很好。會議上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案，統一革命勢力的決議案，制定了「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決議和宣言。確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制度。選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有汪精衛、譚延閶、蔣介石、孫科、顧孟余、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和我，除這九人兼任政治委員並推三人兼任秘書外，又選出宋子文、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王法勤、林祖涵（林伯渠）六人為政治委員。這些人共同組成一個領導機構。這樣就實際上剝奪了蔣介石所竊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會議一直開到3月20日才結束。 那時，長江下游的形勢又起了變化。3月21日，上海工人階級舉行第三次起義，八十萬工人和裝備精良的直魯聯軍展開了肉搏，經過一天一夜的血戰，終於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二軍也攻克了南京，孫傳芳和張宗昌的殘餘部隊狼狽逃竄蘇北，從此長江以南的全部地區為國民革命軍所控制。 革命勢力日益推進，革命內部的分化也日益劇烈《當3月7日三中全會開會的前一天，蔣介石就在南昌槍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同志。隨後又指使青紅幫匪徒搗毀了南昌市黨部和總工會。3月23日，蔣介石又跑到安慶行兇，指使他手下的暴徒，搗毀了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3月24日，即革命軍解放南京的那一天，英美等帝國主義公然出動軍艦，炮轟南京的革命軍隊及和平居民，死傷達二千人。就是這樣，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同時舉起了屠刀，裡應外合地對革命展開了進攻。 九 1927年4月，在長江下游，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達到高潮。當時，上海在工人糾察隊的控制之下，南京在六軍和二軍的控制之下。（這兩個軍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並由著名的共產黨員林伯渠和李富春同志擔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為了勾結帝國主義進行反革命的叛變，就傾注全力來奪取這兩個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隊都擺在京滬線上，盤馬彎弓，躍躍欲試。情形已經很明顯，京滬線上的這場鬥爭，將是革命成敗的一個關鍵。有人主張把剛從鄭州前線回來的第四軍（是北伐的主力，號稱「鐵軍」，軍中有許多共產黨員）調到南京去加強南京的防禦，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並監視蔣介石的活動。這個主張得到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支持。4月3日，第四軍開往南京的準備工作都作好了，軍隊中已作過動員，運輸的船隻和糧秣槍彈都已準備就緒，並已決定4月4日出發。就在出發前夕大家在一起開會時，忽然有人提出，不應該把「鐵軍」調到南京去。理由有兩個：第一是怕在長江下游和帝國主義太靠近，會引起衝突和干涉；第二是當時汪精衛已從國外回到上海，將要來武漢，假使我們和蔣介石完全鬧翻，蔣一定要扣留汪，不讓他來武漢。這兩個理由，我們今天來看是何等荒謬，但當時卻有不少的人說得振振有詞，甚至部分共產黨員也支持這種主張。為什麼許多人思想這樣混亂呢？主要是由於武漢政府的階級構成複雜，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還占很大的勢力，許多國民黨員以至共產黨員，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當時我黨還處在幼年階段，雖然在群眾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卻不夠堅強。大家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千涉沒有從本質上加以分析，以為躲遠一點就可以避免干涉。由於缺乏應付干涉的經驗，對帝國主義干涉的後果也作了過高的估計。至於對汪精衛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只看見汪在歷史上的光明面，只看到他某些偽裝的革命詞句，只看到汪蔣之間存在的矛盾，而沒有進一步從階級本質上去分析汪蔣之間的一致性。 反對「鐵軍」開往南京的意見提出來，引起了會上一場激烈的爭辯。參加會議的共有十個人，只有瞿秋白、鄧演達和我三個人堅持原議。我努力想從軍事方面說服別人，特地徵詢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意見。加倫將軍說：「從北伐的軍事觀點來看，加強南京方面的兵力是合理的，這樣我們一方面可以從武漢沿京漢路北上，一方面可以從南京沿津浦路北上。」於是，我把加倫將軍的這個意見，作為調動第四軍去南京的理由來力爭。但是會上大多數人都不同意，因此調第四軍去南京的計劃被擱置了下來。這是革命方面的一大失著，假使第四軍按照原定計劃調去南京，長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對比便會發生重大的變化，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也就不會那樣順利。可惜革命方面在這樣關鍵性的問題上又走錯了一著棋。 以後形勢急轉直下。偽裝進步的汪精衛從國外到了上海，和蔣介石等秘密談判，決定分裂武漢政府。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在上海共同發表了所謂汪陳聯合宣言，極力為蔣介石辯護。這時，身為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完全被反革命牽著鼻子走了。4月9日，汪陳一起來到了武漢。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殺，成千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在新軍閥的屠刀下犧牲了。15日，廣州方面也發動了屠殺。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和武漢革命政府公開對抗。 十 汪精衛剛到武漢，仍偽裝革命的樣子。「四·一二」慘案發生後，汪也跟著別人拍桌子，大罵蔣介石，但是他骨子裡卻無時無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譚延閬家裡。譚的家裡有一個四川名廚師，做得一手好菜。譚延閶家是個地主階級的大本營。、湖南許多地主遭到了當地農民的清算，都跑到譚延閭那裡去造謠誹謗。汪精衛不僅吃了許多四川菜，同時也喝了許多地主的迷魂湯，於是就顯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見我們，就叫喊說農民運動搞的太過火。陳獨秀也跟著幫腔。有一次，不知哪個地主造謠，說某某司令的母親因為是小腳就被農民解去腳布，用籮筐抬著遊街；又說某地農民協會扣留了政府的糧米，不讓運出去。汪精衛借題發揮，暴跳如雷地說：「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獨秀也在一邊應聲：「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 汪、陳到武漢之前，我們本來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黨所掌握的軍隊，因此決定把共產黨員連某所指揮的一個營擴充為一個師。人員、糧餉、軍械都已經籌劃好了。當時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政府中占優勢，工農革命情緒又很高，所以干起什麼事來都很順手。可是陳獨秀來了，附和譚延閶的意見，說什麼計劃中配備的槍槭比別的軍隊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說自己建立軍隊，太惹人注目等等。就這樣前怕狼、後怕虎，這一師軍隊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1927年4月下旬，我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但這次大會實際上並未解決任何問題。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承認了一下錯誤，而大會竟仍然選他作黨的總書記，這樣就使他的機會主義路線得以繼續執行和發展。我雖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因為怕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不好在國民黨內工作。可是大會開完後不久，陳獨秀卻故意地給我暴露了。他在《響導》上轉載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說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某某幾個人是共產黨員，決不可能操縱國民黨，想以此來表白對國民黨的忠心。這簡直等於告密，給我以後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我見了這篇文章很生氣，立刻跑去質問他。但他卻厚顏無恥地說：「為了這件事，我一夜沒有睡，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把你們幾個人公開了好。」原來陳獨秀反覆考慮的結果是不惜犧牲一切以討好國民黨，他的機會主義毛病實已深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那時武漢政府派出繼續北伐的軍隊，在河南受阻。1927年4、5月間，戰事相持於遂平一帶。隨著戰爭的停滯，促使軍隊進一步分化。5月17日，駐在宜昌的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蔣介石的挑唆下發動了叛變。我們正在開會，聽到夏斗寅部已經到了武昌附近的紙坊，立即要進城。大家忙著找葉挺去抵抗。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徐謙、顧孟余這些投機政客一見大勢不好，都悄悄地溜走了。後來通過電話找到了葉挺，才知道夏軍已經被葉的部隊打垮了。當時葉挺領導著他的部隊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生組成的隊伍把叛軍打得一敗塗地。如果葉軍一直把叛軍追到岳州，完全可能把它一鼓殲滅。可是汪精衛主張調解，唐生智這時也說他可以招呼夏斗寅。於是派了陳公博等進行調解。反革命打我們，沒有人出來調解；我們打反革命，「和事佬」就這樣多。武漢政府中的那些反動分子的反共意圖，已昭然若揭，可是陳獨秀還在那裡跟他們無原則地大講「團結」，對農民運動潑冷水，說農民運動搞得「過火」。 夏斗寅叛變後，湖南的反革命勢力起而呼應。5月21日，第三十五軍許克祥團在長沙發動叛變，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這就是血腥的「馬日事變」。當時長沙附近各縣的工人和農民義憤填膺，集合十數萬人準備於5月30日進攻長沙。長沙只有許克樣一個團的兵力，只要我們領導上堅決一點，消滅這支叛軍，可以說是瓮中捉鱉。汪精衛聽到消息，大發脾氣，指責我們不該打許克祥。陳獨秀就趕快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大多數部隊接到命令後停止了行動，只有其中一支工農部隊沒有接到停止進攻的命令。5月30日，這支工農部隊單獨攻撲長沙，由於沒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結果失敗了。這次失敗完全是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事後汪精衛還譏笑陳獨秀：「你們十萬大軍怎麼連許克祥的一個團也打不贏。」反動派就是這樣可惡，你越讓步，他就越囂張。象這種讓步完全是軟弱的表現，怎能達到團結的目的呢？ 5月30日，武漢政府的北伐軍打下了鄭州，與馮玉祥在西北的國民軍取得了聯絡。這是一個喜訊，但喜訊中也包含著噩兆。因為在機會主義的領導下，黨在政治上不能振作起來，那末軍事上的每一步進展就只能成為革命陣營內部進一步分化的契機。6月10日，汪精衛、唐生智、譚延閶、徐謙、鄧演達等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會議是秘密進行的，我身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和政治委員，對會議內容也一無所知，可見汪精衛是如何處心積慮地來對付我們。他們從鄭州回來後，我只見鄧演達垂頭喪氣，情緒消沉。6月19日，蔣介石又和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決定分共與寧漢合作。馮玉祥給汪精衛打來一個電報，說已在徐州與蔣介石開會商談。那時我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秘書，一切重要文電都由我經管，我看到這個電報十分驚異，就問汪精衛：「馮玉祥為什麼跑到徐州去跟蔣介石開會？他們商談些什麼問題7」汪精衛含糊其辭，先說不知道，後來又說電報弄錯了。我把這種可疑的情形告訴了陳獨秀，但陳獨秀仍是若無其事，泰然置之。 形勢一天天地惡化。唐生智的軍隊從前線開回了武漢，名義上是拱衛政府，實際上是要控制局勢，以便先發制人。不久軍事委員會下令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支，陳獨秀竟同意了這項命令。於是我們手中僅存的一部分武裝也被解除了。事後軍事委員會開會時，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還說：「只收到一千支壞槍。」意思是說還有更多的好槍藏起來了，還要逼我們交槍。其實我們手上已根本沒有什麼武裝了。 財政方面的情況也很糟。蔣介石叛變後，身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不辭而去，跑到上海去投靠蔣介石。他丟下了一筆糊塗賬，後來由湖北的兩個反動商人來接管財政。那時前線的開支很大，政府收入不多，再加上管財政的人貪污中飽，弄的國庫空，空如也，十分困難。 針對這種非常危急的情況，共產國際在5月發出了緊急指示，內容是實行土地革命，發展工農運動；加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左派力量；動員黨員和工農群眾，編練五萬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肅清反革命分子。這是當時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陳獨秀卻扣留了這個指示，不讓全黨知道。直到6月23日，在黨中央的一次擴大會議上，任弼時同志要求陳獨秀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在黨內公布出來，陳獨秀拒不接受，還大發脾氣。我問坐在旁邊的張太雷同志是怎麼回事，張太雷同志把指示內容告訴了我。我說：「這樣重要的指示，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張太雷同志說.·「我也是剛剛知道的，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回事。」在革命十分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仍然用家長作風來堅持他的機會主義路線，革命的失敗怎能避免呢！ 十一 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走上了失敗的道路。全體黨員都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而黨的領導中倉卻渙散無力。不少黨員想盡種種辦法來挽救局面，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有一些黨員則表現消沉。譚平山辭去了武漢政府農民部長的職務，成天忙著收拾行李，見了我就嘆息說不行了！搞不下去了，還是走吧！」我問他：「不在這裡繼續搞，又走到哪兒丟呢？」他也回答不出來。武漢街頭的空氣也愈來愈緊張。何鍵的反動軍隊天天在街上巡邏。汪精衛正在加緊醞釀「分共」。當時的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鬥力最強，是「分共」的主要阻礙。汪精衛找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商量，張發奎怕控制不了軍隊，有些猶豫。汪精衛就拿出共產國際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說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要把軍權抓到手上，跟他們合作不下去了，還是分開的好。」這樣，張發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計劃。 1927年7月14日晚間，武漢國民黨秘密召開「分共會議」。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都被排斥而不得參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會議的消息。直到深夜12時，彭澤民來告訴我們開會的情況：汪精衛在會議上極力主張「分共」，宋慶齡沒有參加會議，請了陳友仁作代表，在會議上極力反對「分共」。陳代宋說：「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孫科聽了就起來跟陳友仁大吵。汪精衛也堅持要「分共」，並假惺惺地說：「分共以後，我們還可以跟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我們仍繼續反帝反蔣。」當然汪精衛說的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事實證明：他在「分共」的同時就立即對共產黨員大肆逮捕和屠殺。他所說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義語，而「分共」的必然結果，就是滾進帝國主義的懷抱里。 當晚我回到寓所，心中很煩躁。再加天氣炎熱，不能睡覺，夜間3點鐘我還在曬台上乘涼。忽然看見有四個人，背著槍，推開我寓所的門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我躲在暗裡看他們的動靜，以為他們走了。幾分鐘後，這四個人又從後門進來了，到我電話室里，拆了電話，還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外面風聲很緊，要我趕快離開。我和同住的鄧懋修商量，鄧勸我說：「你且暫時移居一個地方吧！否則，赤手空拳，一定要吃他們的虧。」因此我當晚就搬到我大哥的寓所去了。 7月15日早晨，接到黨中央的通知，讓我到武昌集合。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印信、賬目、文件，都是由我經手管理的。我考慮到賬目沒有交代，反動派很可能製造謠言，誣衊我捲款潛逃，藉此來破壞我黨的聲譽。因此我決定要親自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辦清交代。9點鐘我就去黨部，把我經手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然後給汪精衛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說咋晚有武裝到我寓所迫我速走，所以我只得離開；並說他們「分共」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把革命中途斷送了。 當天傍晚，在一陣傾盆大雨之後，我渡江去武昌。在船上，面對著鬱郁的青山和浩浩的江水，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我腦子裡翻滾。多少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出生入死，流血犧牲，才臝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如今革命竟被斷送了，勝利的果實被反動派奪去，作為建立新的統治的資本。這是多麼沉痛的教訓！我恨不得有這末一支大筆，可以蘸滿長江之水，把這個教訓題銘在青山之巔！ 十二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國民黨反動派雖然叛變了革命，共產黨卻領導著人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由南昌起義而秋收起義，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創立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在新的情況下，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唯一正確的勝利的道路。 我從漢口到武昌後，隨即搭船往九江去。這隻船很髒，人就睡在載牛馬的倉房裡。天氣又很炎熱，氣味十分難聞。但是我心裡卻很興奮。因為我明白，我們馬上就要開始新的鬥爭。這種鬥爭雖然一定很艱苦，但從此以後，我們決不再受國民黨政客和機會主義者的氣了。 到九江後，立即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辦事處，以接應我們的同志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繼續參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澤民、張曙時等國民黨左派人士也來到了。劉伯承同志到得很晚，他是月底才到達九江的。接應的工作完畢後，我乘最後一次火車去南昌。 到南昌後，我侄到賀龍同志那裡。這時部隊已經在作起義的動員了。對於這次起義，中國共產黨組織了一個前敵委員會來領導，由周恩來同志擔任前委的書記。前委開會的時候，曾發生很大的爭執。張國燾主張要拉攏張發奎，若張發奎不同意，就不要舉行起義。周恩來、惲代英等多數同志都堅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意見，認為我黨應獨立地擔負起義的領導責任，不能對張發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賴他。最後通過了多數的意見，決定8月1日晨4時舉行起義。不料這個秘密，被二十軍的一個軍官泄露給朱培德的部下，於是前委又決定把起義時間提前兩小時。 8月1日晨2時，南昌響起了革命的炮聲，城頭上豎起了革命的紅旗。由葉挺、賀龍和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迅速地將南昌的反革命部隊全部解決。起義勝利了！ 接著，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員會，並在其下分設黨務、農工、宣傳、財政等委員會及參謀團、秘書廳、總政治部、政治保衛處等機關。我擔任的是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同時又把軍隊編為三個軍，由賀龍同志任二十軍軍長，葉挺同志任十一軍軍長，朱德同志任九軍付軍長。 起義雖然勝利了，但起義後的行動方向問題卻沒有解決。那時，我們的思想還是認為要取得大城市和國際的援助，才能繼續革命。因此決定回師南下，奪取廣州，再舉行第三次北伐3我們沒有認清當時的革命形勢和中國革命的特點，沒有把南昌起義勝利的部隊和湘贛兩省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更沒有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結果溽暑遠征，終於遭到失敗。這又是多麼沉痛的教訓啊！ 十三 從8月3日起，南昌起義的部隊開始了南征。那時天氣很熱，加以群眾受反革命宣傳的影響，相繼逃避，以致沿途很難買到飲食；因此行軍極為艱苦，生病的人很多。同時宣傳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不明了行軍的意義，不少人偷偷地開了小差，僅僅行軍幾天，部隊就幾乎損失了實力的三分之一。 到臨川以後，部隊經過一番整頓，情緒比較好些了。這時天氣也開始涼爽起來，對行軍較為有利。記得陰曆8月15日的晚上，我們到了三江口。對著中秋的明月，譚平山也一掃平日的愁容，揀著燒餅歌中的兩句念道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接著又說：「九九八十一，正應在『八一』上面，我們的起義是—定會成功的。」他雖然是在說笑話，但實際上他對革命也並無信心，只好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命運的上面。他後來走上了所謂第三條道路並不是偶然的。 部隊經瑞金到汀州，又由汀州到了汕頭。我們的部隊在瑞金、會昌一帶打了許多勝仗，也受到相當的損失。到汀州以後戰鬥就很少了。我在汕頭又見到了我的大哥吳永枵和鄧懋修，他們是從上海趕來的。這時情況已很緊急，我勸他們趕快離開。果然，敵人的海軍（中山艦）派兵上岸來襲擊汕頭。我；門在這裡是沒有什麼戰鬥部隊的，所以一時情況非常混亂。不過林伯渠同志（他當時是財政委員會的主席）和我們大家都很鎮靜，終於組織力量把來襲的敵人打退了。 但是，我們在湯坑卻遭到嚴重的失敗。經過反覆的衝殺，我軍的損失非常巨大。 湯坑失敗後，起義的領導機關在流沙開會，決定非軍事必需人員，一律分散。從此，我和林伯渠、賀龍、劉伯承等同志都分開了。到後來，和我同行的只剩下我的侄子吳鳴和一人。我們二人都不會說廣東話，因此一路上十分困難和危險。說也湊巧，就在這時我們又碰到了譚平山，有了這個廣東佬，我們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邊，然後搭民船去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商店裡，賀昌同志看見了我。黨派他到香港來是專門做接應工作的，這樣我又找到了黨組織。我在香港又見到了賀龍和劉伯承等同志，但卻沒有見到林伯渠同志。當時蔣介石為向帝國主義討好，竟顛倒事實把英美等帝國主義炮擊南京說成是第二軍和六軍搞的，誣稱林伯渠同志是什麼「國際要犯」。因此林伯渠同志不能在香港久待，在我到香港之前就避居到日本去了。在香港住不多日，黨就把我們送到了上海。由於認識我的人太多，不便在國內工作，黨決定我到蘇聯去學習，並警告我不要隨便外出。後來有人看見我在上海的一家醫院治牙，中央便又傳來了對我的警告，要我趕快赴蘇。黨對一個同志是多麼的關切啊！ 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我和劉伯承及我的侄子吳鳴和等同志離開了親愛的祖國。但是，祖國的人民仍在繼續地鬥爭。井岡山上的紅旗，正在引導著全國的土地革命勝利地向前發展。儘管革命的道路上還有無數的困難和障礙，但是，循著毛澤東同志開闢的道路前進，中國革命是終於要得到最後勝利的。 （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