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回憶錄 · 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回憶
一甲午戰敗，震動人心
自從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腐朽的中國封建社會即逐漸解體而淪為半殖民地。中國再也不能閉關自守了。對於這種情況，我家鄉民間有這樣的說法：洋人打掉了我們五個梅花粧（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就闖進中國來了。就連中國封建主義的衛道者、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如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之流，也感到中國必須有所改變，才能適應世界局勢。當胡林翼親眼看到了外國兵船在大江中來去如飛的時候，他在驚羨之餘，也不能不喟然興嘆，說中國的武器太不行了，應該學習洋人的船堅炮利。於是便出現了李鴻章等封建官僚所辦的「洋務」。這種「洋務」開辦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比日本維新還稍早一點。但是它與日本維新不同。日本經過維新運動便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中國的「洋務」運動並不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只不過是想借西方的武器來保護中國的封建統治而已。正因為這樣，日本已漸趨富強而中國卻依然落後，日本才敢於在1894（甲午）年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這次戰爭中，雖然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堅決，士兵作戰也很英勇，但由於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投降派的從中破壞，結果中國還是失敗得極其悲慘。清朝政府被迫派頭號賣國外交家李鴻章到日本去簽訂了《馬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不但友好的鄰邦——朝鮮被犧牲了，而且中國自己的領土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也被宰割而去，甚至還要割讓東北的遼東半島；不但開放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而且還允許日本人得在中國所有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至於賠款之重——庫平銀二萬萬兩，也極為驚人。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徹底破產了，李鴻章的賣國賊面目徹底暴露了。廣大人民都反對投降派，反對李鴻章，欲食其肉而後快。當時正在北京會試的各省舉子也紛紛集會、請願，康有為即曾聯絡其中的一千餘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圖強。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哭不止。那時我的母親剛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們對國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
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對華投資急劇地增加了，這對中國的民族資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洋務」事業的破產，也迫使清朝政府對民族資本作了若干讓步；於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初步的發展。就在這個基礎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才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也逐漸發展起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活動在甲午戰後漸趨活躍，孫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戰後開始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活動。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隨著時代思潮的激盪而前進的。
甲午之前，在我的頭腦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忠孝節義的思想。1892年初，我剛滿十三歲以後，便隨我的二哥到成都進了「尊經書院」，這使我的眼界擴大了許多。我們的同伴中有一個名叫黃芝的，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因為他父親是個「刻字匠」，當時人們都看不起他，但我們卻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長，讀書很多，對文字學、漢學頗有研究。我們時常一起去遊覽武侯祠、草堂寺等名勝古蹟。每當傍晚我們在城牆上散步的時候，他總要指點勝跡，為我講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有時還聯繫到當前國家的危機，大發感慨之詞。這樣，我從小便養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在「尊經書院」的時候，學長們還不斷給我講述前輩同學們的鬥爭故事。有一個同滿人藩台鬥爭的故事，我現在還記得。大致是書院剛成立不久，學生們即愛議論時政，臧否人物。那時有一個貪婪昏庸、橫行無忌的滿人作藩台，便成了大家攻擊的對象。一天總督考課，省城官員循例奉陪。這天，藩台到得特別早，他坐著八人大轎，一直闖到書院的二堂才下轎。學生們見他這樣抖威風，都非常氣憤，便設法捉弄他。他們派人到書院門口迎接欽差學政張之洞，張於是即在書院門口下轎。張當時在四川頗有聲望，而且又是欽差，其餘的官員見他的轎子放在書院門，也都在書院門口下轎。等考課完畢，所有官員的轎子都從書院門口進來，惟獨這位藩台的轎子從二堂抬出，而且上面的玻璃早被學生們打碎了，使他感到十分尷尬。這位藩台因此懷恨在心，便想到「尊經書院」抓人報復。那時主管書院的王壬秋（閶運）很愛護學生，他估計到藩台不肯罷休，當晚即去信請張之洞翌晨便衣簡從來院議事。第二天，張來到書院，卻無人接他。他正在客廳里徘徊的時候，藩台派來的人便把他當作學生抓去了。藩台一看抓來的是欽差，嚇得連忙賠罪。從此以後，他的惡行也就收斂了一些。這個故事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在「尊經書院」的時間雖然很短，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極其深刻。
這年夏天，我和我二哥奔母喪回家。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學、極講孝道的人，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間為母守殯，實行所謂「廬墓三年」。當我送他出門以前，我們總要挑燈讀書。那時我們讀的是《通鑑輯覽》、《天（啟）崇（禎）百篇》等書文。每讀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跡時，我們都極為感動，甚至潸然淚下。我們尤其喜愛的是明末烈士黃淳耀。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際，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並說：「弟弟，你們先走吧！我隨後就來。」然後自己也從容自縊以殉國。在明末的許多「名士」中，一方面有黃淳耀這樣的烈士；另方面也有吳梅村那樣的懦夫。吳投降了清朝，後來因怕被列入「貳臣傳」而感到悔恨，他臨死前在一首《賀新郎》的詞中寫道：「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完全道出了一個軟骨頭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象吳梅村與黃淳耀這兩種人，真可謂「一則放之須臾，而已與草木同腐矣；一則忍之須臾，而已與日月爭光矣」。他們之所以得到兩種迥然不同的結果，全在乎關鍵時刻是否受得住嚴崚的考驗。在甲午戰前，我讀的就是這類書。而這類書對於培養我的民族氣節和革命氣節，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那時四川還很閉塞，新書還未流行，因此我還沒有接觸到什麼「新學」，不過，我對當時國家危亡的大勢是了解的，我正在為祖國的前途而憂心如焚。甲午戰爭的失敗，更激發了我的救國熱忱，我需要找尋一條救亡圖存的道路。我知道當時政治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因此，對「洋務」運動的失敗並不感到驚奇。但是，中國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當我在政治上十分苦悶的時候，傳來了康梁變法維新的思想，我於是熱烈地接受了它。
二變法維新，畧花一現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更為加深了。「三國還遼」的結果，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招來了無窮的後患。什麼是「三國還遼」？原來《馬關條約》已規定中國把遼東半島割與日本，這引起了沙俄帝國主義的嫉恨。於是它便聯合法、德帝國主義一起，由三國同時出來強迫日本帝國主義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法國是沙俄的盟國，自然樂意參加；德國當時正想插足中國，因此也很積極。英國和沙俄雖然有著深刻的矛盾，但對日本發展的過於迅速也深感不安，因而對三國的干涉採取了「中立」的態度。這樣，日本勢孤了，不得不在三國的壓力下屈服。日本是寧可對三國屈服也絕不肯對中國讓步的，它硬要中國再拿出三千萬兩銀才讓把遼東半島贖回來。這便是後來許多賣國外交家所津津樂道的「三國還遼」的故事。其實，這完全是帝國主義之間利害衝突的表現，並不是它們中間哪個對中國有什麼好意。以後的事實馬上證明了帝國主義險惡的居心。俄、德、法三個帝國主義都以「還遼」有「功」，爭著向清朝政府要求「報償」。於是德國強占了膠州灣；俄國強占了旅順、大連；法國強租了廣州灣。英國也不甘落後，趁機逼迫清朝政府把威海衛租了去。帝國主義強盜群起向中國劫奪，就象在死屍上竊取東西一樣。它們把中國劃分為若干勢力範圍，各在其勢力範圍內以主人自居。長江流域被劃為英國的勢力範圍；雲南、兩廣（其中一部分屬英）被劃為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被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山東被劃為德國的勢力範圍；東三省被劃為沙俄的勢力範圍；這時，中國大有被瓜分之勢。美帝國主義來遲了一步，沒有在中國取得勢力範圍，因此便提出了狡詐的「門戶開放」政策，希圖取得比其他帝國主義更多的權益。它一方面以「保持中國之領土主權完整」為名，來騙取中國人民的好感；一方面又要求「門戶開放」好讓它的勢力滲入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和全中國所有的地方；而最後的目的則是想把中國變為它獨占的殖民地。這一政策的險毒，以後越來越厲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又以「門戶開放」為幌子召集了華盛頓會議，締結了最有利於它的「九國公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更進一步，準備假手蔣介石，把中國囊括而去。美國的這一新殖民主義計劃在中國實行了五十年，當它快要完成之日，卻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它徹底粉碎了。
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在甲午戰爭後，由於民族危機的剌激而得到了發展。變法維新的思想一時傳布全國。上海、湖南和廣東成了維新運動的三個中心。四川雖終僻處西南，但變法維新的思想也極為流行。當時四川有這樣一個傳說：乙未科殿試的時候，清帝光緒要大家不拘陳例，直言無諱。駱成驤就根據這個精神投機取巧，他寫的殿試對策，不僅摭拾了一些變法維新的詞句，而且還打破了以往對策文章的規格。光緒帝一看，認定是康有為寫的，便把他點為狀元。等到打開密封，才知道寫這篇文章的並不是廣東的康有為而是四川的駱成驤。駱成驤中狀元的傳說，助長了「新學」在四川的流行。不但那些真正熱心於維新的志士較前更為積極了，就是那般追逐利祿之徒從此也不得不學點新東西，以便獵取功名富貴。從前的「尊經書院」是最尊崇漢學的，現在卻大講其「新學」了。以後在戊戌政變中犧牲的所謂「六君子」中，就有楊銳和劉光第兩個四川人（雖然他們兩個的思想在維新派中最為保守），這並不是偶然的。
我開始接觸「新學」，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的二哥最喜歡買書，他於母喪服滿之後，仍回成都「尊經書院」續讀，那時成都有一「志古堂」書店，也趁時逐勢，大賣新書。於是我二哥便成了它的好主顧。他曾經為買書而負債纍纍。我那時雖在鄉下，但我二哥卻能按時不誤地把新書寄回來。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啓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以後，我很快就成了他們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對於習八股、考功名，便沒有多大的興趣了。
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和鬥爭，至1898（戊戌）年1月，康有為又上「統籌全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綱領，要求：大誓群臣心定國是；設「上書所」以廣言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各省設「良政局」實行地方自治。就是說，要讓資產階級參加政權，要在中國實行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的詔書，表示決心要實行變法，這樣就開始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從這時起，光緒帝又連續頒發了許多詔書，自上而下地預備實行一些資產階級的改良。這些措施概栝起來，約有如下數端：1）興辦學堂，首先籌辦京師大學堂（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2）變更科舉辦法，選拔新人才；（3）開放言路，鼓勵上書；（4）發展實業，保護並獎勵農工商業；（5）裁汰繁冗的機構，整頓腐敗的軍隊。由於光緒帝當時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一切實權都操在頑固守舊派西太后及其親信榮祿等人的手裡，因此上述那些措施，並未認真地貫徹施行。當變法維新日益威脅到頑固守舊派的切身利益時（例如裁汰機構就會奪去許多頑固守舊分子的飯碗），他們不但要起來撲滅維新派，而且還要乾脆把光緒帝的帝位廢掉。為此他們布置了天津閱兵的陰謀，準備於10月間清光緒帝同西太后一起去天津「閱兵」，乘機發動政變。光緒帝見情勢緊急，乃密詔康有為等設法。康有為等有什麼辦法呢？康本人頂多算是一個皇帝的顧問，梁啓超實際只管一點翻譯的事情，至於四個「小軍機」（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以四品京卿在軍機處任職，時稱「小軍機」）也不過是四個小秘書而已，既無兵，又無權，怎麼能幹「勤王」的大事！不得已只好求救於握有兵權的袁世凱。但袁乃無恥小人，他立即向榮祿告密。9月21日，西太后於囚禁光緒帝之後，再度親政。康梁被迫流亡，「六君子」（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慘遭殺害。這就是史稱的「戊戌政變」。至此一百零三天的維新局面完全結束了。
「百日維新」的失敗，證明了改良主義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而促使許多知識分子走上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次變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戊戌變法」的那些措施，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卻曾經震撼人心。我是親身經歷過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別深刻。那時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貢（貢井）地方的「旭川書院」讀書，由於熱心於變法維新的宣傳，人們給了我一個外號，把我叫做「時務大家」。當變法的詔書一道道地傳來的時候，我們這些贊成變法的人，真是歡欣若狂。尤其是光緒帝三令五申地斥責守舊派阻撓上書言事，更使我們感到鼓舞，增長了我們的氣勢，迫使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守舊分子啞口無言。現在看來，我們那時對光緒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當時，尤其是在我的家鄉，我們的思想要算是最進步的了。我們在書院裡占了上風就表明進步思想在那裡占了上風。可惜好景不常，很快「戊戌政變」便發生了，「六君子」也被殺了。守舊分子立刻向我們反攻。他們嘲笑道：「早說不對嗎，要殺頭哩！」但我們並不氣餒，我們引譚嗣同的英勇事跡來回擊他們。譚在就捕之前，曾有日本人勸他去避難，但他謝絕了，並慷慨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的精神鼓舞了我們，使我們在守舊派的面前不肯屈服。但是中國的舊勢力畢竟太強大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束縛著人們的頭腦，窒息著人們的呼吸。變法維新的失敗使守舊頑固勢力更其囂張。不但維新期間的一切措施很快被摧殘淨盡，就是任何一點小的改革也遭到頑強的牴抗。關於我侄女纏足的事情可為一例。在此之前，上海已成立了天足會，我和我的二哥便成為反對纏腳的激進分子，我的大哥（吳永撏）也同情我們，但是在維新派的失敗聲中和守舊勢力的包圍下，我的大嫂卻無論如何也不聽我們的話，竟自把她女兒的腳給纏上了。唉！變什麼法？維什麼新？就在自己家裡也行不通呵！這真使我感到痛心。其實，這不簡單是一個家庭里的問題，也不簡單是一個放腳的問題，這乃是一場嚴重的新舊的鬥爭。在當時新舊勢力對比的條件下，要求象我大嫂那樣的人也贊成放腳，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這種情況，隨著社會的發展是會改變的。1903年我到日本以後，我的女兒又屆纏足的年齡了，我妻寫信來說要給她纏腳，我立刻寫信回去嚴厲地反對，於是我女兒那雙剛剛纏上的小腳，居然得到了解放，她便成了我家鄉第一個不纏腳的女人。這一行動在開始雖然也曾遭到親友們的非笑，但因我堅決不動搖，隨後也就有些人跟著來學了。這說明要移風易俗，既要具備先決的客觀社會條件，也要有人敢於出來帶頭，勇敢地向傳統勢力鬥爭，二者缺一不可，否則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餘棟臣起義，義和團運動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不久又發生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是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革命運動，它主要的鋒芒是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者。中國人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宗教，他們所反對的只是那幫假借上帝的名義來為非作歹的人。十九世紀各資本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常常以傳教士作為它們的先鋒，以教堂作為它們的據點。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得勢，許多不法的外國教士更是凶焰萬丈，許多中國教徒也都仗勢欺人，教堂的權勢儼然凌駕於中國官府之上。一般群眾與教徒發生爭執，打官司沒有不輸的。外國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官府，無恥的清朝官吏一見他們就卑躬屈節，視同上司。教堂本身往往也就是大地主和大債主，它對農民進行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其苛重程度更甚於中國的封建地主。由於這種種原因，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對外國教會侵略勢力恨入骨髓。因此，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就常常以反教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從六十年代起，全國各地不斷發生的所謂「教案」，其實都是廣大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這種鬥爭自1870年在天津遭到殘酷鎮壓以後，曾一度稍為低落，但到九十年代，又復高漲起來。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更刺激了這種反帝鬥爭的發展。
四川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是有著長期的歷史的。1863年，重慶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鬥爭（即所謂第一次「重慶教案」）。1868年，酉陽人民在反對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中，傷亡達千人以上，可見其規模之浩大（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酉陽教案」）。其後鬥爭仍時起時伏。至1890年以後，便爆發了著名的余棟臣起義。余棟臣是四川大足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年青時氣力過人，好打不平，人稱「余蠻子」。在1890年8月的一次靈官會上，因教堂無理捕人，引起了群眾的公憤，他便率眾起事。後來他雖曾被官兵捉住，但起義群眾卻把他從榮昌縣的監獄中救了出來，並趁勢抓了一個法國教士。從此起義更形擴大，不但屢次打敗了清朝軍隊的圍攻，而且一再擊破了敵人誘降的詭計。起義軍到處受到人民的歡迎，川東南數十縣乃至湖北邊境都曾受到它的影響。但是，由於沒有正確思想的指導，起義領袖——那些從前的哥老會頭目逐漸趨於腐化。不用說地主出身的人現出了原形，就是貧農出身的余棟臣，後來也蛻化變質。這樣，他們就脫離了廣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失去了依靠的力量。因此，至1899年初，起義終於被清朝的反動軍隊所擊敗，余棟臣亦被生擒。
和四川一樣，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山東、江蘇等省人民的反帝鬥爭，在甲午戰爭以後，也日趨高漲。義和團運動正是在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基礎上爆發起來的。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種民間的秘密結社，具有濃厚的神教迷信色彩。因為當時德國對山東的侵略格外兇殘，而且1898年至1900年山東又連續遭到水旱災荒，所以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爆發。那時它的領袖叫朱紅燈，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和「仇洋滅教」。山東巡撫毓賢，本是一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他當曹州知府的時候，曾經在一年中屠殺了兩千多名大刀會眾。但結果他不僅沒有把大刀會殺絕，反而差一點被大刀會殺死。義和團初起的時候，他堅決鎮壓；鎮壓不成，便轉而利用，後來清朝統治者終於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作為官辦的團練，又把義和拳「反清滅洋」的宗旨改為「扶清滅洋」，想借排外以轉移人民革命鬥爭的目標。當時中國人的排外思想是相當普遍的，人們只知道外國人可惡，也分不清到底誰可惡、誰不可惡，以為排走了外國人，中國就安靜了。西太后是這種見識，她手下的許多官員是這種見識，老百姓也是這種見識，只是西太后和她的官員們不敢出頭，想讓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去出頭罷了。所以義和團能夠被利用，並不是難於理解的。毓賢利用義和團的作法引起了帝國主義的不滿。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把他撤職。清朝政府順從了帝國主義的意旨，把他調往山西，改任袁世凱為山東巡撫。義和團在山東雖因袁世凱的殘酷鎮壓而遭到挫折，領袖朱紅燈也被殺死！但到1900年，它卻由山東向河北發展，並且很快便發展到天津、保定、乃至北京附近。義和團在反動統治的中心京、津、保地區，到處襲擊教士，焚燒教堂，嚇得清朝政府和帝國主義都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陰險的清朝統治者西太后，便一面聽從毓賢等的計謀，向各國「宣戰」，讓手執戈矛的義和團去抵擋帝國主義的槍炮；另一面又暗中向帝國主義疏通，說「宣戰」完全出於「匪徒」的逼迫，請求它們諒解。於是，帝國主義便組織了「八國聯軍」，以「保護使館」和代清朝政府「剿匪」為名，對義和團直接進行鎮壓。帝國主義的進攻，遭到義和團的堅決抵抗。無論在天津、在楊村、在廊坊、在張家口，侵略軍都曾受到嚴重的打擊。八個帝國主義集合了四萬人以上的現代化軍隊，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也不過才攻占了東至山海關、西至張家口和南至正定的幾條交通線。它們懾於義和團的聲勢，雖然殺到了山西邊境，卻始終不敢進入太行山。但是，無恥的清朝統治者西太后，當帝國主義打到北京的時候，即倉皇地逃往西安，並派大漢奸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向帝國主義屈膝求和。這樣，帝國主義和中國一切封建勢力集團又重新結合起來了。在它們的聯合進攻下，義和團終於遭到失敗。李鴻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洋奴買辦，他本來就不贊成西太后、毓賢等利用義和團來反對他的外國主子。當義和團運動在北方盛極一時的時候，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等重要督撫，卻與帝國主義勾結，拒不執行清朝政府對外「宣戰」的命令，而在東南各省和山東實行「中立」以「自保」。帝國主義組織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本想實現它們瓜分中國的陰謀，義和團的堅決抵抗，使它們看到由帝國主義來直接統治中國，絕不可能，因而認為「瓜分一事，實為下策」，「治中國須以華人，無他術也」。同時帝國主義之間也充滿了矛盾，它們為搶奪中國的權益，在占領北京的一年多時間內，有好幾次都幾乎火併起來。最後它們得到了共同的結論：還是讓中國在形式上保持獨立，讓清朝政府來替它們繼續統治中國。就是這樣，李鴻章等才得以和帝國主義舉行談判，並於1901（辛丑）年9月簽訂了賣國的《辛丑條約》、這一條約，極為苛刻，它規定清朝政府要嚴懲那些敢於公然「排外」的官員；要嚴禁人民的「排外」活動，並讓帝國主義軍隊駐守北京、天津、山海關之間的重要城鎮；此外還要以四億五千萬兩銀子的巨款來賠償它們的所謂「損失」，並以關稅、鹽稅等作抵押。
「八國聯軍」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一切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感到非常恥辱和痛心。在蔣觀雲主辦的《選報》上曾經登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沉痛的兩句：「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指帝國主義的旗幟）」，我讀了極為悲憤。義和團運動在我的家鄉也有影響，那時我家鄉一帶的紅燈教也活躍起來了。我有一個侄子也曾經參加。他每天和他的同伴們練刀練槍，說什麼「紅綾一閃，閃動天兵，神仙就要下凡了」。我當時已經受到「新學」的影響，多少有一點科學知識，因此對他們那種封建迷信的說法感到可笑；但是，對他們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卻又異常欽佩。正是由於這種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當時還處於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所以，我對他們的運動採取了旁觀的「中立」態度。我當時看到了義和團運動的落後方面，但卻不了解產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辦法；更不了解義和團運動的形式雖然落後，而在這種廣大農民群眾的正義鬥爭裡面，卻蘊藏著極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要完全明白這些道理，必須要有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條件下，對義和團運動的深刻意義，我自然是無法理解的。不過，無論是余棟臣起義也好，或者是義和團運動也好，它對我以後的革命活動，都曾經發生過有益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我積極地參加聯絡會黨、組織共進會的工作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比較注意農民土地問題的研究；都是和這種影響分不開的。長期的革命鬥爭經驗使我逐漸地懂得：一個革命者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哪怕它表現得極其幼稚乃至相當落後），必須象毛澤東同志所教導的那樣，既不應加以阻撓；也不可站在旁邊指手劃腳地加以指責；只有抱著滿腔的熱忱，積極地投身到群眾鬥爭的洪流中去，勇敢地用正確的思想引導群眾前進，才能使革命鬥爭得到勝，利。只有這樣，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四浮槎東渡
戊戌政變以後，我對於「新學」的興趣不僅毫未降低，反而更為濃厚了。除繼續閱讀新的報刊外，並開始讀《天演論》之類的著作。《天演論》所宣揚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們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它好似替我們敲起了警鐘，使我們驚怵於亡國的危險，不得不奮起圖存。當然，《天演論》用生物界的進化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是完全錯誤的，所以它的這種思想後來被帝國主義利用和發展，作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論根據。可是，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天演論》的思想，的確曾起過一時的積極作用。某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會發生不同的作用，對於這一點，研究歷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縣縣城的一家大地主家裡教書。1902年，我又到威遠繼續求學。這時，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都已出版，我非常愛讀它們。在當時，讀書人總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我雖然對科舉考試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也不得不去參加。不過這時的考試辦法已經有些改變。從1901年起，開始廢除八股，改考策論。於是，我便把學到的「新學」，儘量地塞進考試的文章中。那時要考取一個秀才，必須經過縣考、府考和院考。縣府兩考每次考五場，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這對童生們說來，簡直是一場災難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參加考試，縣考和府考的成績都很好。有一場府考還得了第一，閱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最後兩句是「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過院考的時候，因為我是府考最後一場的第二名，被列為「堂號」（前十名稱堂號，是學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寫得太長，到交卷的時候還沒有寫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親戚朋友都為我嘆息不止，而我自己卻並不感到多麼難受。現在看來，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來對「新學」也很熱心，在當時也是先進人物，就是因為他原是一個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舉人，隨後還到開封去參加了中國最後的一次會試（這次他雖沒有考上，但以後也同那些舉人、進士一樣被送往日本留學），從此，他的思想就漸漸地走向反動（由於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義而反對革命）了。
考試不中，我求新知識的心愈切。這年的12月，我便到瀘州去考經緯學堂（後改為川南師範學校）。這個學堂是由周孝懷（善培）創辦的。周是一個極善於投機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學警察，回國以後，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辦其所謂「新政」。這些「新政」，並不是興利除弊，而是興害作弊；四川人用「娼、場、廠、唱、察」（娼是「官娼」，場是「勸業場」，廠是「製革廠」，唱是「戲園」，察是「警察」）五個字就給他概括了。當時經緯學堂的校長是周的老師、我們榮縣的一個翰林趙熙，趙雖負有詩名，但思想卻非常頑固。在周善培的影響和趙熙的主持下，經緯學堂極其腐敗，掛的是「新學」的羊頭，賣的是「舊學」的狗肉。它竟把《儀禮》（西階上，阼階下等等）當作一門課程來教學，不借繁瑣地大講其封建的禮教，真是無聊之至。為了裝點門面，也教點英文，但一個星期才教六個字母，簡直把人氣壞了。看到這種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憤而棄學回家，從此再也不想在四川上什麼「新式學堂」了。
正當我在家裡感到前途渺茫的時候，1902年底，我二哥從成都回來了。這時他已與黃芝等人辦好了自費到日本留學的手續。聽到可以自費留學，我興奮極了，也想限著他們去。這時我剛結婚六年多，已有一個不到五歲的女兒和一個不到三歲的兒子，妻賢子幼，實在不忍分離。但是，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為了爭取自己的前途，我沒有因兒女私情動搖上進的決心。我大哥替我們籌措留學經費，費盡了心血。他為此不惜變賣田產，也只湊到銀子二百餘兩。但是，錢少也擋不住我們遠行。我們於是這樣計劃：我第一步先隨他們到上海，第二步再設法去日本。
1903年2月9日（夏曆正月十二），那時還是元宵期內，到處鑼鼓喧天，當人們正在興高采烈、歡度春節的時候，我們一行九人，好象唐僧取經一樣，懷著聖潔而嚴肅的心情，靜悄悄地離開故鄉，掛帆而去。這時，重慶以下的興隆灘，剛剛塌崖不久，川江航行還很危險，但我們卻毫不在意。我們當時正是滿懷壯志，一片雄心，不怕任何危險。結果一帆東去，首先順利地到達了宜昌。當船過三峽的時候，看著祖國無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發詩興。於是便以「東遊述志」為題，寫詩以抒懷抱。記得我寫的詩中有這麼兩句，「莫謂東方皆落後，亞洲崛起有黃人」。我當時的思想，不僅沒有階級分析的觀點，而且在康梁的影響下，總覺得中國應該學習日本，走明治維新那樣的道路。不過，我對西方帝國主義卻並不那麼崇拜，而對中國的前途則充滿了信心。到宜昌以後，我們改乘輪船。在輪船上我們結交了一位「同路人」——後來四川著名的立憲黨人之一的鄧孝可。鄧本是重慶一家火柴公司的老闆，這次是到日本去買機器的。既然「同舟共濟」，彼此便慢慢地攀談起來。由於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點，我們一路上倒也談得頗為投契。他約我到日本以後，一定和他一起去橫濱拜望梁啓超，我也就答應了。但是，我們自從在上海分手之後，他一直沿著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後來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啓超的門下，終於成了反對革命的立憲黨人；而我卻與他分道揚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此便結東了我們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聽到留學日本，花費並不很多，因此改變了了原來的計劃，決定同我二哥他們一直錢去日本。這樣，我們在上海沒有停留多久，就換輪東渡。但是，就在這短短的十數天內，我卻有很大的收穫。在此以前，我還只知道康有為、梁啓超他們那一套改良主義的思想；到上海以後，我即開始接觸到孫中山、章太炎他們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雖然知而不詳，但稍一比較，就覺得革命的道理更為充分。於是，我對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從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認識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我們剛從閉塞的四川出來，看到女子出洋留學，本來就已覺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絕的言詞，說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這樣，我無形中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頭腦中原來那些改良主義的思想沖淡了。
1903年3月，我們到了日本。路過橫濱時，看梁啓超的念頭早已沒有了，我們一直到了東京。這時，中國革命的潮流又開始上漲，留日學生和全國人民一道，正在為反對沙俄帝國主義強占我國東北的領土主權而鬥爭，這就是著名的拒俄運動。我到東京後，立刻參加了這個鬥爭。從此，開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
五一九〇三年的拒俄運動
當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際，沙俄帝國主義乘機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與1903年初，它還不肯按照協議撤兵。這樣便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慨，拒俄運動於是興起。在國內，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生曾舉行集會和上書請願；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張園開拒俄大會，並通電全國促請各界人民一致奮起。在國外則以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最為轟轟烈烈。我於1903年3月到日本，正趕上這個運動的浪潮。記得在錦輝館開留學生大會的時候，群情激昂，一致通過成立拒俄學生會，並推派湯爾和、鈕永建（這兩人後來都成為依附軍閥的官僚政客，湯並且無恥地當了漢奸）回國向袁世凱請願，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凱這時剛剛繼承了李鴻章的衣缽，正秉承著清朝反動統治者西太后的意旨，傾心媚俄，天真的學生們竟去向他求助，何啻與虎謀皮？湯、鈕回國後，袁世凱拒不見面。這更使留日學生們感到憤怒。於是便有拒俄義勇隊的組織，隨後又把它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請士官學校的學生藍天蔚、方聲濤二人來教練軍事，想學點真實的本領，將來好直接去效命疆場。清朝政府的駐日公使館對留學生的拒俄運動極力破壞，說它「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要求加以鎮壓。以此，藍天蔚、方聲濤後來還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處分（他們兩人都是官費留學生）。這一運動，一直延續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戰爭開始後，人們由於對沙俄的痛恨，還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聽見日本打了勝仗，大家都很高興。現在看來，這是多麼幼稚可笑！兩邊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為什麼還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國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國東北境內取得很多勝利；而沙俄也正是由於在國內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對，所以才被一個比它後起的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承認失敗。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志是絕不可輕侮的。我開始參加拒俄學生會，並不是基於高度的政治覺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參加，自己也就隨著大流參加了。以後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也是如此。我雖然不是很自覺地參加了這一運動，但這一運動卻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當錦輝館的會上發出拒俄學生會的簽名單時，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猶豫地立刻簽了名，但我們的那位老友黃芝及隨從他的幾人卻不肯簽名，而且對我們的簽名非常不滿。他既比我們年長，又比我們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優貢」），而我們又幾乎是由他帶領出來的，因此他便儼然是我們的家長一樣。這位「家長」當時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後也成了立憲派），只贊成作點「文明的改良」，怎麼能允許他的「家人」去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呢？不過，我們既已參加，他也無可如何。於是他便寫信回家，說我們不聽從他的意見，參加了革命。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親友們聽到這個消息，即大為驚擾，說什麼參加了革命，縱不掉頭，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認為我們弟兄二人忠誠老實，決不會作任何於國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還不算十分驚惶。當我大哥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我的時候，我氣憤極了！黃芝這樣的人，居然作出這樣的事，我當時實在大惑不解。（現在看來，既然政治路線相反，他的作法雖然很不光彩，但卻是毫不足怪的。）不過這樣一來，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當時心想：「反正回不了家，乾脆就在外邊搞革命吧。」
我的走上革命道路，認真地分析起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時代思潮的發展對我所起的影響。在戊戌變法前後，特別是戊戌變法以前，康梁的改良主義思想曾經風靡一時，而且確曾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但自義和團運動特別是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以後，康梁的思想影響隨著他們政治威信的下降而逐漸削弱了。本來，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從保皇會直到興中會各派都曾參加。但自起義失敗後，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化即趨明顯。而康有為由於私呑起義軍費，受到革命派的指責，弄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後，章太炎等所倡導的反滿復漢的民族革命思想日益盛行，慢慢地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1902年4月，章太炎等發起和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表示堅決反對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這時，《蘇報》也開始了革命的宣傳；隨後，《浙江潮》、《江蘇》等鼓吹革命的報刊也相繼問世；至1903年夏，鄒容的《革命軍》出版，革命的旗幟就更為鮮明了。鄒容以無比的熱情歌頌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時膾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雖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盼局限性，他所宣揚的革命還只是基本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加上一點點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狹隘與偏頗之處！今天看來，當然是早過時的了；但在當時，他這本書的出版，對人們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躍進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它的歷史意義是不可泯滅的。與此同時，章太炎除在《蘇報》上介紹了《革命軍》外，還發表了一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直截了當地把康梁之流奉為神聖的光緒皇帝稱為「載掰小丑」，也打擊了改良主義，提高了革命思想。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障地日益擴大。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經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氣；到日本以後，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參加了拒俄學生運動；這樣，改良主義思想在我頭腦中就逐漸喪失了地位。正因為如此，所以黃芝寫信回家說我參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發生恐慌，反而更加堅定了我參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馬上將頭上的辮子剪了，以示永不回頭的決心。當時在留日學生中，剪了發的人固然很多，但留辮子的入也還不少。例如許多士宮學校的學生，就留著半邊頭髮，並用帽子把它蓋著呢。由於經過了這許多的變化，所以當我讀了鄒容的《革命軍》等文章以後，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
六在成城學校
我們剛到日本的時候，中國留日的學生還不多，總共不過千人左右；四川人更少，在四川同學歡迎我們的會上，賓主合計也只有大約三十人而已。大家都感到有發動家鄉人出來留學的必要，遂決定寫一篇《勸遊學書》。同時又向四川提學使方旭去信建議：每縣以官費派一、二人到日本學速成師範，以便回國創建新式學校；並請各縣酌量資助自費留學生。《勸遊學書》和那封信都是黃芝起草的，信中有兩句說：「庶幾，東海渴鮒，得杯水而亦蘇；萬里飛鸝，遇雄風而愈奮。」意思是要方旭對自費留學生也給以經濟上的援助。這兩個文件對四川人到東洋留學，起了很大的作用。方旭為人還比較開明，鑒於大勢所趨，對我們的建議表示贊成，於是即決定由各縣出錢派遣一、二名學生到日本留學。四川地方很大，計有一百餘縣，每縣都派留學生，而且還有自費生隨之而來，這樣，從1904年起，四川留日學生頓時大增，最多的時候達二三千人。我們勸遊學的辦法，其它各省也有不少仿效的。特別是1904年以後，科舉停止，全國各地紛紛開辦學校，急需教師，於是各省各縣都派人到日本進速成師範，因此留日學生增加更多。至1905年，中國留日學生總數達萬人以上。
既到日本留學，進什麼學校昵？這是一個大問題。我二哥決定入六個月畢業的弘文師範，而我卻想多用一些時間，從中學起讀到大學，學習理工科。當時四川人在日本成城學校學理工科的只有毛沛霖、張師孔二人。他們對我說：「要學理工，必須先打好科學基礎」，勸我千萬別進一般的私立學校，因為日本有些私立學校辦得很不好，學不到什麼東西。並說：「如果能進成城學校就好了」。在此以前，成城學校是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只收很少的文科學生。這時日本已辦了一個專收日本人的陸軍幼年學校，作為進士官學校的預備；因此，成城學校就要改為五年制的中學並要停收中國學生了。他們兩人認為成城學校紀律很嚴，學習又好，因此對它停收中國學生，非常惋惜；我聽了也有同感。於是便請他們去和校長商量：請「成城」照以前一樣繼續為中國人開辦二年半的速成中學班，專辦文科。校長同意了。但至少要有二十人才能開班。我為組織這二十個人費了許多力氣，有幾次眼看就要成功又垮台了。但是，我並未因失敗而灰心，結果還是找到了二十多個人，組成了一個班，使學校終於繼續辦了起來。這個學校的確辦得很好。功課很嚴，學生全部寄宿，只有星期三、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許外出。教員很強，教學也很認真。記得有一個數學教員，是高師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經驗的老教師固然很寶貴，而既有熱情又有學識的青年教師也同樣可愛。在他的教導下，我的數學放績很好，我做的題解，差不多和講義一樣。由於學校要求嚴格，日本中學五年的課程，我們以後用二年半的時間就學完了，而且還學得很實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經驗，我一直不曾忘記，我覺得它是符合教育學原理的。「教不嚴，師之惰。」中國自古以來就了解到必須先有「嚴師」然後才能出「高足」的道理，現在辦教育的人也還是應該注意這一條的。「成城」的第一班辦起來了，人們看見不錯，跟著來的就多了。從此以後，「成城」經常有幾百人。前前後後從這個學校出來的數以千計。
為了給中國人進士官學校作準備，日本政府專門辦了一個振武學校，只收中國學生。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都是官費。與此同時，日本的在野黨又為中國自費學軍事的學生辦了一個私立的東斌學校。此外，當時東京還有一個法政大學，中國的留學生也很多。1904年在開封參加中國最後一次會試的舉子，無論考上進士沒有，由於在國內沒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來進了這個學校。所以這個學校的學生大都是上層官僚的子弟。「五四」時代著名的親日派章宗祥、曹汝霖等人都曾住過這個學校；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右派胡漢民以及抗戰時期的頭號漢奸汪精衛，這時也在這個學校里學習。
在「成城」上學期間，雖然功課很緊，但我並沒有停止過革命活動。我既是成城學校第一班的班長，又是留學生會館負責招待聯絡的幹事，因此，無論校內校外，社會活動都是很多的。那財和我經常來往的人，如我二哥在「弘文」的同學——江蘇的侯鴻鑒、浙江的經亨頤等，也都很關心國事。侯曾經寫了一首詞，其中有這樣兩句：「東亞風雲，大陸沉沉。鷹瞵虎視夢魂驚。」我們大家都很欣賞。其實，這兩句詞的文采並不怎麼樣，我們之所以喜愛它，正表明我們當時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無窮的憂慮。1903年6月，「《蘇報》案」發生，章太炎、部容等在上海被捕。接著，愛國學社也遭解散，該社的余睡醒（遂辛）等人來日本入了成城學校。愛國學社設在上海，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辦，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一個愛國團體，那裡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他們有的在學社解散後來到日本，成了革命活動中的積極分子，余睡醒便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朝夕相處，一起進行革命工作，以後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成城」上學時期，我的經濟情況是很困難的。我們帶出來的錢，經過1903年我和我二哥兩人的花費，到1904年初我二哥回國的時候，已經差不多用完了。因此我常常拖欠學校的學費。同學們看到這種情形，便要替我向縣中去申請官費。以我當時的條件（到日本較早，又是「成城」第一班的班長；學習成績也較好；而且家庭經濟又確實困難），如果大家替我一個人去申請官費，獲得批准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從小就受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教育，因此堅決地謝絕了同學們的好意，寧願把官費讓與別人。為了培養一名學軍事的學生，我提議給我縣的羅厚常一人去申請，大家一致同意，結果得到了批准。經過這件事情以後，同學們對我更加了解，我和大家的關係也更加親密了。而且學校當局對我也很好，見我在同學中有威信，不但不來催我交學費，還照常按月地發給零用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更加自覺，只要家裡的錢一寄到，我便首先去交學費。這樣時欠時交，在同學們的幫助和學校當局的照顧下，居然一直維持到畢業而未曾中轅過學習。由此可見，一人若能顧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顧這一人。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損人始而以害己終。違背群眾利益的人是永遠不會有好下場的。
學校當局對我個人雖然很照顧，但我卻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了應該進行的鬥爭。記得是1904年的元旦，學校懸掛的萬國旗中竟沒有中國的國旗，中國同學一時大為憤慨，我便領導大家堅決鬥爭，向學校當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糾正錯誤，我們便不上課、不吃飯。學校當局對我說：「我們對你這樣好，你為什麼領著大家來反對學校呢？」我說：「學校對我好，我很感謝，但是，對於國家榮辱的大事，我們是不能不誓死力爭的呀。」學校當局無法，只得在我們團結一致的力量下屈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留日的學生，一向採取拉攏和收買的政策，而留日學生中也確有一些不肖之徒，見利忘義，以致被它軟化，有的後來竟至當了賣國的漢奸。一個人是否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個人的利益更為重要，是決定這個人能否堅持民族氣節的關鍵。我從來把民族大義看得至高無上，所以，一碰到日本帝國主義侮辱中國的事情，便馬上拋棄了過去對它比較友好的感情，轉而和它鬥爭。從這件事情以後，再經過1905年反對「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鬥爭，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隨著它對中國侵略的加緊而與日倶增。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進行的鬥爭，在我以後的生活史中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七一九零五年的反美運動
美國帝國主義雖然比其它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更加狡猾和陰險，但是，它的侵略政策還是到處遭到被略者的反抗。儘管中國人經過了幾十年的歲月，才把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清楚；但中國人民一經覺醒以後，就發揮出無比巨大的力量，把它和它的走狗，象清除垃圾一樣，徹底地掃出了中國大陸。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也正在覺醒，儘管美國帝國主義還會繼續耍許多花招，他們的鬥爭也還可能出現許多曲折，但是，毫無疑問，在有了中國的經驗作借鑑以後，在當前更加有利的世界形勢之下，他們的勝利是一定不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個最強大的新殖民主義國家美帝國主義，現在正面臨著它的由歷史客觀法則所決定了的末日。
在中國人當中，曾經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有聯繫的人，或者是受過美國教育在思想上或生活方式上受它的影響較深的人，是長期受過美國帝國主義的欺矇的。但是廣大的人民，特別是那些直接受著美國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欺侮的勞動者，卻一直在不屈不撓地進行著反美愛國的鬥爭。中國人民的反美愛國鬥爭有著長期的歷史和豐富的經驗，例如1905年的反美運動，便是一次具有全國規模的聲勢非常浩大而情況又極其複雜的愛國鬥爭。
1905年的反美愛國運動，是由於反對美國排斥和虐待華工、要求廢止中美華工條約而引起的。本來，美國西部的許多金、銀、煤、鐵礦山和許多鐵道、城市建築，都是華工用血汗開闢出來和修建起來的，所以那裡的華僑很多，例如舊金山就有著名的華僑聚居的唐人街。當美國資本家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他們不惜用各種欺騙、利誘乃至拐帶、綁架等無恥手段，把大批華工弄到美國去，為他們創造巨額的利潤。這種情況，從1868年的中美條約中也可以看得出來。等到資本主義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資產階級為了轉移美國工人鬥爭的目標，便惡毒地說什麼中國工人奪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竟提出排斥華工的辦法來欺騙美國工人，到處煽動排華事件。1894年的中美華工條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美國在和腐朽的清朝政府訂立了具有排華性質的條約之後，更擅自曲解，利用它來加緊對華工的排斥和虐待，同時對一切到美國去的中國人也肆意侮辱。凡是到美國去的中國又，上岸後都得被關在木屋裡，象囚徒一樣地聽候審問。而且常以檢疫為名，用烈性藥水往中國人的衣物乃至赤裸裸的身上亂澆。至於華僑被毆辱、房屋被燒毀等等，早已成為司空見慣的平常事情。所有這些，對於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都是莫大的刺激。因此到了1904年華工條約期滿的時候，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都要求廢除舊約，並反對續訂新約。
從1904年末起，各地報刊即開始討論廢止中美華工條約的問題；接著便有許多揭露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的文字出現，人們對鎂帝國主義的仇恨逐漸增長；至1905年春，當美帝國主義準備與清朝政府續訂新約的消息傳出後，反美愛國運動即漸趨高漲；5月，上海商會決議，如兩月內美帝國主義仍不肯放棄其虐待華工、華僑的苛例，則將發起抵制美貨的運動，各地反美運動亦相繼而起；至7月，兩月限期已滿，而美帝國主義仍堅持原議，要續訂新約，於是人心激憤，立即開始實行抵制美貨，運動遂達到了高潮。這一運動以上海為中心，席捲全國，波及海外，規模之巨大前所未有。雖然美帝國主義嗾使清朝賣國政府對運動頻施壓迫；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利害關係的買辦資產階級如以汪康年為代表的《中外日報》，一再對運動實行破壞；而以上海商會會長曾鑄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在發起運動之後又表現動搖，並中途退出了運動；但廣大勞動人民，卻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終於迫使清朝政府不敢公然和美帝國主義續訂新約。中國工人階級這時雖然還在幼年階段，但在鬥爭中即已表現出高度的積極性和頑強性。除參加一般抵制美貨的運動外，運輸工人還拒運美貨j郵政工人也不收美貨標本；製造工人更拒用美國原料；而且當資產階級已經退出運動之後，上海工界於10月底還在豫園開會，繼續堅持鬥爭，從而使鬥爭獲得一定程度的勝利。同時，在民族資產階級中也有一些比較堅決的分子，例如湖南的商會會長禹之謨，就可作為這些人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只有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至於資產階級，則極其軟弱，而且一開始就存在著分化的跡象。
這次反美愛國運動，也曾影響到海外各地。留日學生也有許多人參加了這次運動，其中以四川人為最積極。東京的四川同鄉會（主要是留學生），曾在上野公園專門開會，討論抵制美貨的辦法，會上決定速與成都、重慶等地取得聯絡，以便在全川發動柢貨運動。後來成都、重慶等地都捲入了這一鬥爭，這和留學生的活動是有關係的。四川的留日學生為什麼特別積極呢？這有它的歷史原因。原來四川是很富庶的地方，但自清朝政府殘酷地鎮壓了明末四川的農民起義以來，四川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天府之國成了人間地獄。從前四川的文化（封建文化）是很發達的，但入清以後二百餘年，從未出過一個狀元，僅此一端也可見其衰落之甚。可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卟，東南沿海一帶，迭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蹂躪；相形之下，四川倒反而成了比較「安寧」的地方，又逐漸富庶起來。由於生產日益發展，對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高，1873—1876年張之洞在四川任學政的時候，看到這種情況，便特地辦了一座「尊經書院」，一面培養學生，一面刊行書籍，這樣一來，四川的文風（封建主義的文風）因之漸盛。這個「尊經書院」的學生，一開始就有些人好為清議，抱打不平，常愛鬧事。其後駱成驤中狀元，楊銳入軍機，都是由這個學院出身，並以高唱「新學」而取得高官厚祿的。於是「新學」遂一時風靡書院乃至全川。戊戌變法失敗後，這群莘莘學子，長期苦無出路，及至科舉廢止，遊學成風，他們便大批地來到日本。這批人雖然多數出身於封建家庭，有其落後和反動的一面，但他們與那些買辦家庭出身的人不一樣，和帝國主義沒有什麼聯繫，所以對反帝愛國鬥爭較為積極。加以他們來自邊陲，鄉誼特重，團結性很強；而且還有清議之風，對一切不平的事都愛過問，因此最易捲入各種鬥爭。這些人經過一些鬥爭提高了覺悟，以後紛紛加入同盟會，在辛亥革命時期曾經起過相當的作用。不過，這些人的情況也極複雜：真心愛國者固然不少；但有的人卻是利用群眾運動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有的人則是想出出風頭；而有的人乾脆只是湊湊熱鬧而已。就是那些真心愛國的人，也多半只有「五分鐘的熱忱」，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時熱時冷、易於動搖妥協的毛病。這種情況，不獨四川留學生如此，其他各省的留學生乃至一切知識分子也都一樣。現在屈指數來，當時鬧得轟轟烈烈的人，真正堅持革命到底的卻沒有幾個。這說明知識分子必須不斷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才能隨著時代不斷地前進。
八同盟會的成立
1905年，不但中國革命運動高漲，整個東方，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都捲起了革命的浪潮。這種情況，對中國的革命非常有利。日益高漲的中國革命運動，迫切地需要一個比較集中統一的領導機關。在當時的中國，會黨、教門之類的組織，顯然已經過時，不能擔負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責任；而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那時還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只有資產階級政黨的出現，才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而且事實上，那些略具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革命小團體，如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等已先後存在，當時的問題，只是如何把它們聯合起來，使其具有更為明確的綱領和更加統一的行動。同盟會的產生，恰好完成了這一歷史的使命，因此，它可算得是應運而生的。
在那些革命小團體中，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成立得最早。孫中山先生，生長於廣東香山（中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就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他後來能提出平均地權的綱領，與此不無關係。稍長，他到檀香山他哥哥那裡去讀書，他哥哥的家庭是個資產階級的家庭，他住的學校也是資產階級的學校，這種環境，使他很容易地便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1894年，他曾寫信給李鴻章，勸他作些改良政治的工作，但結果失敗了。甲午戰爭爆發後，他憤恨清朝政府的腐敗，便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並於1895年聯絡會黨在廣州舉行起義，從此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而清朝反動政府，也對他嚴加迫害，在他的名字孫文的文字旁邊加上三點水，改作「孫汶」，把他當作海寇來緝拿。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在人民中的影響，特別是在華僑和留學生中的影響，反而與日俱增。由於華僑資產階級在國外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國內封建主義又較少聯繫，因此它是中國資產階級中革命性較強的一個階層，孫中山先生主要地正是代表著它的政治傾向。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更趨激烈。1904年，他在制訂致公堂章程時，首先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這說明他的思想又向前進了一步。
光復會是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於1904年所組成的一個革命小團體，它極力主張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廣大人民長期以來強烈的反滿復漢要求。它的這種主張，不但符合廣大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願望，而且也得到地主階級中反滿分子的贊成，因此它在長江下游和日本留學生中影響較大。華興會也是在1904年成立的一個革命小團體，由黃興、陳天華、宋教仁、劉揆一等人所發起，它的成員主要是以留日學生為骨幹的青年知識分子，並和會黨有相當的聯繫。它以湖南為基地，代表了那一帶開始興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無論光復會也好，華興會也好，都缺乏明確而完備的綱領，更沒有嚴密的組織，而且都受地方性的局限，不足以領導全國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
1905年7月，孫中山先生由歐洲重返日本。他堅決主張聯合全國革命勢力，統一所有革命團體，並積極地從事同盟會的籌備工作。8月13日，留日學生在東京富士見樓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集會來歡迎他，到會者一千餘人，室內室外，階上階下，到處都擠得水泄不通。他那富有鼓動性的演說，一再激起人們不絕的掌聲，使人們更加明白改良主義的錯誤，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確。8月20日，同盟會正式成立。其後章程、組織，逐漸完備。至10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先生髮表了一篇發刊詞，同盟會的綱領和主張，就更加明確了。同盟會在它的章程中，以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孫中山先生又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三民主義的主張。這樣，同盟會就有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它不僅明確地提出了要根本推翻清朝政府二百多年來的反動統治，從而和改良主義徹底地劃清了界線；提出了要徹底推翻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這又比簡單的反滿復漢思想大大地前進了一步；而且它還提出了平均地權的主張，想以此來解決土地問題和預防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當然，預防資本主義發展，是一種主觀的幻想，沒有科學的根據。但是，孫中山先生所以提出這種主張，是從關懷勞動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剝削者的悲慘境遇出發的。他的這種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氣魄和崇高的理想。總之，孫中山先生為同盟會所制訂的綱領，雖然基本上還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綱領，可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這一綱領，給資產階級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使它在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鬥爭中能夠不斷地取得勝利。
同盟會的各種組織，是漸次建立起來的。在當時清朝政府極端殘暴的統治下，它的活動十分秘密，並且還採取了一些中國過去秘密結社的辦法，例如它的一套秘密口號，雖然內容和會黨的不同，但其形式就是從會黨那裡學來的。同時，它主要地還學習了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和政黨的組織形式，例如它的總部，除總理之外，設有評議、執行、司法三部，這就是學的資產階級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辦法。正因為同盟會有了一套新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式，所以它就和中國過去的一切封建迷信團體——會門、道門之類大不相同，而成為中國最早的比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政黨組織。由於我當時在留日學生中，特別是在四川留日學生中，稍微有些資望，所以就被選為同盟會評議部的評議員。這評議部雖說是最高的權力機關，但它的活動卻是很少的。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環境關係，秘密活動不可過於頻繁；而更主要地還是由於同盟會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團體，其組織還是相當鬆懈的。當時，同盟會是以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成分極為複雜，其中包括工農分子（主要是會黨中的人）、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地主階級中的反滿分子，它可算是各階級聯合反滿的民族聯盟，而以資產階級居於領導地位，實際上是一種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而且，它原來那幾個小團體之間的畛域並未徹底消除，因此，內部的意見常不一致。例如秋瑾和徐錫麟都是光復會的人，但秋瑾參加了同盟會（她也是同盟會的評議員併兼浙江支部的負責人），而徐錫麟卻堅決不肯參加，所以當他們後來共同舉事時，秋瑾一方面要以光復會員的身分和徐錫麟等光復會系統的人聯絡，另一方面又要以同盟會員的身分和同盟會系統的人聯絡。又如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也都不很尊重。所有這些，不僅暴露了同盟會這種資產階級組織的不可避免的缺點，同時也預伏了後來辛亥革命終歸失敗的危機。
九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
同盟會成立以後，清朝反動政府鑒於革命活動的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對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施以鎮壓。1905年11月，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文部省發布了「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這樣就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尖銳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常常採取兩面乃至多面的手法：它一面支持反動政府，一面支持革命運動。在支持反動方面的時候，它又同時培養兩個以上的走狗；在支持革命方面的時候，它又同時扶植幾個不同的派別。它以為這樣，就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當權，都可以通過它的代理人在中國擴張其侵略勢力。在日俄戰爭以前和日俄戰爭期間，它對中國留日學生盡力拉櫳，中國留日學生也確曾把同情寄托在日本方面。但自日俄戰爭結束後，它就翻臉無情，和清朝反動政府勾結起來，對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實行鎮壓。這樣就不能不引起中國留日學生的反抗。而且這時的朝鮮，事實上已經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在「取締規則」中，竟把中國和朝鮮並列，這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因而使中國留日學生感到無比的憤慨。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日本議員，公然大發謬論，說什麼日本帝國的範圍應以東京為中心，用三個不同的半徑，劃三個圓周，第一個圓周內包括了朝鮮等地，第二個圓周內包括了我國東北等地，第三個圓周則把我全中國都包括進去了。這一狂妄無恥的宣稱，更加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的憤怒。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就是在這一系列的刺激之下爆發起來的。
「取締規則」頒布後，我留日學生悲憤填膺，決定全體罷學回國，不在日本求學受辱。這一決定，是在一時激憤和高度熱情的支配下作出的，實行起來頗有困難。但既經決定，若不實行，必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恥笑。陳天華看到這點，特別是看到當時留日學生總會的領導人都不肯負責，便憤而蹈海，想以此來激勵人們堅持鬥爭。陳天華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之一，又是出色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他所寫的《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等通俗宣傳品，曾經傳誦一時，起過很大的鼓動作用。他臨死前還寫了一篇《絕命辭諄諄告誡留日學生必須奮起鬥爭；同時又給留日學生總會諸幹事寫了一封信，其中說：「聞諸君有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學界耶？」這一封信，雖然感動了許多人，但卻沒有使留日學生總會那些冥頑不靈的最負責的領導者受到感動。當時留日學生總會的會長是楊度，他自己不肯負責，卻把責任推給曾鯤化，而曾也一樣不肯負責任。我這時仍是留日學生總會的一名幹事，便勉力地出來積極活動。在一次留日學生的大會上，由於胡瑛的講話很受歡迎，並且群眾一問又知道他是《民報》社的人，便把他推為反對「取締規則」組織的會長。當時同盟會是秘密的，只有《民報》社是公開的，《民報》社的人就等於公開的同盟會員，大家一聽說是《民報》社的人就那樣擁護，可以想見當時同盟會在群眾中具有多麼崇高的咸信。
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組織雖然活動起來了，但要領導無數學校、一萬多學生的罷課，並要組織他們分批回國，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時絕大多數的中國留日學生都罷了課，但個別的學校如東京法政大學的留日學生卻不肯罷課。這些人中，有許多人都只知以升官發財為目的，對國家民族的榮辱存亡置之不顧。大家見他們這樣，都很生氣，但又無可如何。當時范源濂在那裡當翻譯，也很氣憤，他認為同是中國人就應該共同行動，因此便對法政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說：「你們要上課，我就不給你們翻譯了。」這樣，法政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也最後地參加了罷課。這麼多的人，都罷了課，都要回國，船隻怎麼辦？路費怎麼辦？特別是回國以後又怎麼辦呢？這一切都是問題。但是，大家憑著滿腔熱血，絲毫不顧地紛紛奔回祖國。記得秋瑾、劉道一等人都是這次回國的，四川的黃復生、熊克武、謝奉琦等人也是這次回國的。為了使回國的留日學生不致失學，湖南的姚宏業（洪業）、四川的孫鏡清（當時他很好，後來當了賄選議員）等人便在上海的吳淞口辦了一個中國公學。孫鏡清的家裡比較有錢，他一人就捐了二、三千元的辦學經費，姚宏業則多負些辦學的責任，就這樣把學校辦起來了。那時這些人的愛國精神都是很感人的。不久姚宏業因學校經費竭絕，竟投黃浦江而死，人們聞悉都非常感嘆，為之悲悼不已。從陳天華的蹈海到姚宏業的投江，一時自殺成為風氣，這固然表現了他們富有愛國熱忱，輕於犧牲自己；但同時也說明了他們由於沒有更高的革命理論和更好的革命方法，只得以自己的生命來激勵人民。其志可嘉，其行可憫，但不可為訓。清朝政府對留日學生的回國，採取鎮壓與利誘兼施的政策。它一面到處緝拿革命分子，一面卻專為歸國的留日學生開特科考試，企圖用爵祿來引誘他們。不少的人果然上鉤，章宗祥、省汝霖等就是參加了這種考試，取得了一官半職，從而完全投入了清朝反動政府的懷抱的。
當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已經陸續回國的時候，在東京的中國留日學生中忽然出現了一個維持會的組織，說是願意回國的仍可繼續回國，不願意回國的可以留在日本。這一組織是由法政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髮起的，上面不但有江庸等人的簽名，而且還有汪精衛的簽名。大家一看，都感到驚奇，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原來是孫中山先生打來了一個電報，不贊成留日學生全體回國，怕同盟會員大批回國後，有被清朝政府一網打盡的危險。孫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它使人感到那個全體回國的決定，雖然出於義憤，卻很不合乎策略，應該適時地加以改變。不過汪精衛接到這個正確的指示後，不和大家商量，不經過一番醞釀，就冒然地組織起維持會來，則是十分錯誤的。也許他正是從怯懦的心情出發來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亦未可知。汪精衛是個毫無骨氣的人，感情用事，意志不堅，時冷時熱，變化無常，他的這些劣性，在當時就已經露出了一些端倪。然而他那時的「聲望」畢竟還是很高的，他以其三寸不爛的舌頭，一張動人的面孔，再加上還會寫點煽動性的文章，曾使不少的人都受到他的迷惑。這時他既出來維持，而且又有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人們便很自然地聽從了。
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正當同情，因而使日本政界也發生了很大的波瀾。日本政府的反對派曾藉此向執政黨大肆攻擊，日本執政黨為了緩和國際輿論、對付反對派的攻擊，以鞏固它的統治地位，不得不對中國留日學生表示讓步，並派人來和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商洽條件。但這時留日學生總會的負責人都已星散，會館裡雖然還有少數人在辦公，但滿口儘是埋怨之詞。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必須把責任擔負起來。我很小的時候，祖母就告訴我設筵席容易，收拾碗盞難。」她教我作事必須有始有終，並說：「有頭無尾的人，是沒有出息的，這個教訓，我一生銘記不忘。所以對於收拾殘局，我是很樂意的。有人說我「命苦」，我倒很高興；一個人正是要敢去和「苦命」作鬥爭，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家鄉有一種說法：吃甘蔗要從尾吃到頭，那樣便越吃越甜；反之，從頭吃到尾，便越吃越沒有味道了。我認為這其中頗有些哲理，先苦而後甘，恐怕是人生最幸福的道路。正因為我有這種思想，所以當我看到留日學生總會陷於癱瘓狀態時，我毫不氣餒，反而更加振作，每個星期總要到會館去一兩次，鼓勵那裡的辦公人員堅持到底。後來終於又拖住了一個胡瑛。記得是12月30日的晚上，我和胡瑛兩人冒著大雪和嚴寒，坐火車到鄉下去找范源濂。范也很熱心，認為應該趁日本政府讓步的時候，把留日學生會館恢復起來，並願意代我們交涉。後來經過他到使館活動，再與日本政府反覆交涉，日本政府終於被迫答應了十多項條件，使日本政府拖延幾年不肯承認的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獲得了合法存在的權利。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就這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後，適時地結束了。
十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鬥爭
同盟會是在革命運動逐漸高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同盟會的建立又推動了革命運動進一步的高！張。
幾乎各階層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地捲入了這次革命運動或受到了它的影響。中國工人階級這時雖然還很幼稚，也展開了許多自發的鬥爭。1905年，上海工人為反對裁減工人和剋扣工資等切身問題，曾發生過幾次罷工鬥爭。1906年，上海的工人鬥爭仍繼續不斷；杭州的機織工人也曾發生罷工。這時工人鬥爭的形式還很原始，例如1905年4月上海楊樹浦工人罷工的時候，即採取了搗毀機器的辦法，這說明他們還沒有真正的階級覺悟。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和工人鬥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是必然要逐漸地覺悟起來而擔負和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使命的。
1906年，長江流域有許多地方發生了災荒，因此這一帶的農民鬥爭極為高漲。從長江上游的四川、貴州，中游的湖南、江西，直到下游的安徽、江蘇，到處都曾爆發過農民起義。此外，如華北的河南，華南的廣西，農民鬥爭仍繼續不斷。自義和團起義失敗後稍微沉寂一陣的反洋教鬥爭，這時又活躍起來了。1906年初的南昌教案，就曾經轟動一時。由於帝國主義分子、法國教士王安之蠻橫地殘殺了清朝官吏中比較主持公道的南昌知縣江召棠，南昌人民激於義憤，群起將帝國主義分子王安之打死，並將他的巢穴法國教堂焚毀。法、英、美等帝國主義蠻不講理，竟把兵艦開入鄱陽湖示威，對中國人民進行恫嚇。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當時正在長沙教書的徐特立同志，聞悉之後，立即向同學們演說，他愈說愈恨，隨取菜刀砍去一指，誓與眾同報此仇：誰知彭國鈞卻用這血指寫了「請開國會」等幾個大字，竟以革命者的鮮血去作改良主義者升官發財的工具。與南昌教案同時，江西其他地方乃至全國各地如安徽、福建、浙江、四川等省人民都曾經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
在工農群眾廣泛鬥爭的基礎上，各省人民爭取路礦權利的鬥爭也開展起來了。它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是一種愛國主義性質的鬥爭，所以參加的階層極其廣泛，不僅有廣大的勞動人民，而且以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最活躍，同時還影響了一部分上層統治階級中的人物。經過長期複雜的鬥爭，粵漢鐵路的主權終於從美國人手中奪回來了；蘇杭甬鐵路也拒絕了英國的借款；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都爭回和保住了一些路礦的權利。川漢鐵路也是這時改為商辦的。本來，四川人民為了抵制英、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很早就有自辦鐵路的願望；而四川留日學生，深感出入四川的不便，對自修鐵路的要求更為迫切。1903年錫良督川時，為買好川人，曾奏請修川漢鐵路。1904年四川留日學生致電錫良，提出集股修築川漢鐵路的具體辦法，並自認股款三十餘萬兩，以為先導。同時又發表《敬告全蜀父老》書，力陳帝國主義以鐵路亡人國家的可怕，呼籲自力更生，齊心修路。至1905年，川漢鐵路集股章程公布，規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按租出谷，百分取三。至於宮股則由川省當局加收厘金籌措，實際上亦取之於四川人民。這樣就使全川人民都和川漢鐵路發生了切身利害關係。誰知川漢鐵路公司成立後，一切由官方把持，不僅官股全屬空名，而私股亦漸被吞蝕。因此到1906年末，四川留日學生又聯名指責官府把持鐵路公司，要求把川漢鐵路完全歸為商辦。從此以後，鐵路公司的實權落入立憲派士紳手中。所以後來清朝政府要把鐵路收歸國有時，不僅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對，而立憲派士紳由於利害關係，也被捲入鬥爭，這就是為什麼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鐵路風潮能夠成為全民性運動的原因。
以同盟會的成立為標誌而興起的革命高潮，使清朝政府對它的生存感到了極大的威脅。因此，它被迫於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想以欺騙手段來緩和人民的革命情緒。這時，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鬥爭也空前地激烈起來了，而這正是階級鬥爭趨於尖銳化的必然反映。革命派的《民報》和改良派的《新民叢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新民叢報》假借愛國以宣傳其保皇主義；又說什麼革命必生內亂，必招瓜分；中國只能實行立憲，而且還須以清朝政府實行所謂開明專制為過渡。此外，更誣衊「平均地權」全係為乞丐流氓著想，實行起來，必致破壞社會秩序。針對著這些謬論，《民報》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它充分地宣傳了推倒清朝政府的必要，並指出清朝政府是賣國的政府，真正愛國的人，必須起來推翻它；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中國才有出路；什麼開明專制、君主立憲之類的濫調，都是替清朝政府幫凶的。同時還指出必須實行「土地國有」，以矯正貧富不均的現象。在《民報》堅決有力的進攻下，《新民叢報》終於棄甲曳兵，完全失敗，最後不得不宣告停刊。《民報》在它的宣傳中，把同盟會的綱領更加具體化了，但也有著嚴重的缺點：它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滿族統治者身上，而把真正的民族敵人一帝國主義輕輕地放過了，我們從它宣布的六大宗旨®中就可以看出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存有多麼嚴重的幻想；同時，它只注意對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大力宣揚，而沒有集中力量去反對中國人民在國內的真正敵人——封建主義。正因為這樣，它對《新民叢報》所提出的革命必引起內亂和招致瓜分的問題就不能提出完滿的答案。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是無力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的。這一光榮任務，只好遺留給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去完成。
當《民報》和《新民叢拫》筆戰方酣的時候，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捲入了這場論戰。記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學生在宿舍里展開了爭論。絕大多數的人都贊成革命，惟獨周先登擁護立憲。這位「可勒哇先生」（周說話時有「這個」「這個」……的語病，被人用日語稱為「可勒畦」先生）理屈詞窮，猶不認輸，還是在那裡這個這個地糾纏不已，劉回子（慶恩）一怒之下，用火缽向他擊去，登時滿屋塵土飛揚，真象戰場一般，周先登嚇得抱頭鼠竄而去。這劉回子是四川成都的一個回民，原在漢陽兵工廠作技工，是由張之洞派到日本去學習兵工技術的。其人身材魁梧，性情直朴，雖說話粗魯，不如知識分子的溫文爾雅，卻主張正義，敢於鬥爭，人們都很喜歡他，把他喚作劉回子，而不叫他的真實名字。劉的痛擊周先登，曾經在留日學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評，從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產。
但是，康梁等人並不甘心於失敗。當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預備立憲的時候，他們欣喜若狂，積極組織立憲政黨，準備回國去做清朝的立憲功臣。於是，革命派與立憲派（改良派）的鬥爭便由以理論為主而轉為以行動為主了。1907年7月，梁啓超的政聞社在東京錦輝館開成立大會，同盟會員當場痛打了梁啓超，四川會員並把梁的走卒白堅（四川人）打得頭破血流。對這一暴力行動，人們皆大為稱快，可見立憲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從此以後，立憲派只有在上層的士紳中去羅致它的黨羽，而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則完全失去了同情。
十一武裝起義的失敗
當全國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同盟會沒有對各階層人民的革命鬥爭實行有效的領導，尤其是對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更少過問，卻把它的主要精力放到組織武裝起義方面，希圖用單純的軍事鬥爭，一舉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自1906年至1908年，它連續不斷地舉行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
由於反對「取締規則」而歸國的同盟會員，成為在各地組織武裝起義的積極分子。湖南的劉道一自從回國後，即聯絡會黨在湘贛邊境展開活動。至1906年末，著名的萍鄉、醴陵、瀏陽起義爆發了。在這次起義中，有安源礦工六千餘人參加，他們參加起義雖然還是自發的，並沒有階級的自覺，但卻為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史揭開了光榮的首頁。
1907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應清朝政府的請求，驅逐革命黨人，孫中山先生被迫離開日本，至安（越）南河內設立革命機關，策劃軍事。於是便爆發了潮州、惠州、欽州、廉州等地的起義。這些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又和黃興計劃從安（越）南襲取鎮南（友誼）關，進攻廣西，於是又在中越邊界的鎮南（友誼）關發動了起義。
當孫中山先生在兩廣組織起義的時候，獨樹一幟的光復會員徐錫麟，於1907年夏在安慶刺殺了清朝政府的安徽巡撫恩銘，舉行起義。秋瑾也在浙江紹興響應徐錫麟。徐錫麟以起義失敗死難，秋瑾也於被縛後慷慨就義。秋瑾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女英雄，她為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事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從而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革命婦女的楷模。
孫中山先生和黃興於鎮南（友誼）關起義失敗後，又轉而謀在雲南邊境舉行起義。由於英帝國主義侵略片馬的事件，同盟會對雲南邊境早已注意，曾不斷派人前去工作，其中尤以川、滇兩省的同盟會員去得最多。1907年，川籍同盟會員王仰思、秦彝鼎等應雲南干崖土司刁安仁（同盟會員）的約請，前往干崖（現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發動革命。王仰思、安鼻鼎等啟程之前，我們四川的一些革命同志曾在東京的錦江春飯店為他們餞行。大家在席間暢談國事，放懷暢飲，一時酒酣耳熱，情緒漸趨激昂。我縣的同盟會員龍鳴劍（骨珊）於興奮之際，忽而引吭高歌，他那悲壯的歌聲，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弦，使舉座為之感動。這次午宴一直延續到黃昏時候方才散去。王仰思在路上還給我來了一封信說：「錦江春之宴，大有『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之概，畢生難忘。」自此以後，他們即再沒有信來了。正因為同盟會在雲南有一些工作基礎，所以孫中山先生和黃興才決定在那裡舉事。1908年3月，河口起義爆發了。當起義軍占領河口的勝利消息傳來時，我們在東京的同盟會員無不興高采烈，當即決定派一批人前去支援。但他們剛到安（越）南河內，即聞起義失敗，因此又折返東京。只有喻華偉（喻雲紀之弟）繞道緬甸，去到干崖與王仰思、秦彝鼎會合。後來喻華偉因病離開了干崖，而王仰思、秦彝鼎等則一直在那裡從事革命工作，以至於死。他們為中國民主革命和民族團結的偉大事業貢獻了自己光榮的一生。據1959年德宏自治州州長刀京版對我說：王仰思、秦彝鼎都是他的老師，現在自治州還有他們的墳墓，那裡的各族人民至今仍在紀念他們。可見一個革命志士，無論死在哪裡，他的革命精神都會永遠受到人們的崇敬。河口起義失敗後，龍鳴劍還曾到雲南去從事過一段革命活動。龍鳴劍有一個叔父龍沛然，曾在雲南昭通署理過知府，因此龍鳴劍到雲南去工作也較為方便。龍鳴劍在雲南工作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回到四川。他在四川被選為諮議局的議員，又在成都辦了一所法政學堂，他就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進行著革命工作。
四川的同盟會員謝奉琦、熊克武等自反對「取締規則」運動回國後，也會同佘英等積極籌劃武裝起義。1907年的成都起義，還沒有發動起來就被破壞了。王樹槐、張治祥、黎慶瀛、江永成、黃方、楊維等「六君子」被捕下獄，這一事件曾經震動四川。接著，謝奉琦謀在敘府起義，事泄被捕犧牲。謝被捕後的英勇表現，使當時四川的臬台趙藩，深受感動。他為救謝不果，竟至辭官不做，足見清朝官府中的個別開明人士也已經感到革命潮流是不可阻逼的了。1908年，熊克武等再來日本，我們為了幫助他進行起義，替他購買了一批軍火。這些軍火，運至四川忠州起岸後，送到同盟會員吳鴻恩（恩洪）家裡收藏。後來因官府有所覺察，吳怕累及家庭，竟把它拋入江中，實為可惜。1909年春，熊克武等在廣安的起義也失敗了，以後他逃至上海。1910年春，黃復生、汪精衛謀炸攝政王被捕。是年秋，我從日本回北京營救黃復生、汪精衛未能成功，也來到上海。於是我同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去香港，同黃興等共同籌劃規模更大的廣州起義。這—次起義，雖然集中了同盟會大部分的精英，也終於以無比慘重的損失而失敗。
同盟會所組織的這一系列的武裝起義，都在清朝反動政府嚴厲的鎮壓下失敗了。它說明要舉行武裝起義，必須首先作好艱苦的群眾工作。只有當群眾革命高潮達於頂點的時候，才可因勢轉入武裝起義。而且在起義之前，還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準備工作。只有客觀形勢和主觀條件都充分具備的時候，才可食動起義，起義才有獲得勝利的可能。反之，任何脫離群眾革命鬥爭的武裝起義，都是軍事投機，任何缺乏周密準備的軍事鬥爭，都是冒險行動，而一切軍事投機和冒險行動總是要遭到失敗的。同盟會所領導的這許多次武裝起義雖然都遭到了失敗，但它卻嚴重地打擊了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吸引和鼓舞了相當廣大的人民起來堅決地參加反對清朝反動統治的鬥爭，並且用事實向廣大群眾證明：只有實行武裝革命才能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至於在起義中的無數英雄、志士和先烈，他們為爭取祖國的光明前途，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個人的一切，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不僅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寫下了光榮的篇章，而且永遠值得天下後世的人們歌頌和學習。
十二辦《四川》雜誌
清朝反動玫府除對各地的革命起義進行殘酷的鎮壓之外，同時對一切的革命宣傳也加以嚴厲的禁止和破壞。1906年以後，《民報》運進國內就較前更加困難了。為此，留日學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紛紛以本省的名義創辦和繼續出版報刊，分散地運進國內，進行革命宣傳。例如《雲南》雜誌就是這樣辦起來的。當時全國人民正在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雲南邊疆（片馬事件），因此，《雲南》著重地反對外國侵略，這樣就使它得以比較容易地運進國內，並且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四川》雜誌也是在這種情形下決定創刊的。
先是，四川留日孥生雷鐵崖、鄧絜等人曾經出版了一個《鵑聲》雜誌，它對四川屏山縣內官府的黑暗腐敗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對全省全國的事情雖也慷慨陳詞，卻說得不夠一些。雷鐵崖的文章暢達鋒利，很受時人讚賞，陳璧君（後來在抗戰時期墮落為最大的女漢奸）就是在南洋讀到雷在《鵑聲》上的文章，由於仰慕他而來日本的。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學生決定以《鵑聲》為基礎創辦一個《四川》雜誌，並推我來負責主持。1906年我在成城學校畢業後，考入了日本國立的大學預科一崗山第六高等學校工科，並循例補為官費留學生，這樣我的學費問題便解決了。這時我已經上課一年。從崗山到東京，坐火車也得半天的路程，要辦雜誌，不脫離學習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便稱病請假一年，專門從事革命工作為了革命活動的方便，我特地給《四川》雜誌社租了一處比較寬大的房子，它後來不僅用作了出版機關，同時也用作了革命機關。由於有《鵑聲》的基礎，並且雷、鄧也繼續參加編寫工作，經過不久的籌備，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鮮明的革命姿態與世人見面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銷路很廣，每期出版後不久都又再版發行。《四川》的特點是：對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堅決反對清朝反動統治，主張革命。它雖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閉（第四期被沒收），但通觀全部內容，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我國西藏、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雲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我國東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分量；而掲露清朝反動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鼓勵人民起來爭取鐵路主權、進行革命鬥爭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即使是詩詞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憂時愛國之聲，而絕少無聊的吟風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愛國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同時並有若干無政府主義的成分。當然，那時的愛國主義思想還是比較筒單和籠統的。那時的民主主義思想也只能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有著很大的局限性。而無政府主義思想，誰都知道，對共產主義思想說來乃是一種反動的思潮，但在當時，它卻鼓舞著人們去進行冒險的革命鬥爭，主要的作用還是積極的；不過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崇拜英雄、輕視群眾的消極作用。總之，《四川》雜在當時的中國要算是最進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當我們在順利地創辦《四川》雜誌的時候，《民報》正遭遇到極大的困難。由於經費不繼，章太炎等人幾乎有斷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無結果，因南洋華僑與興中會關係較深而與光復會素少聯繫。因此，章大罵孫中山先生不支持他辦《民報》。其實，孫中山先生這時到處搞武裝起義都遭失敗，也很困難。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會內部派系之間的裂痕。看到這種情形，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既無過錯，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諒，於是便極力設法彌補。當時四川留日學生很多，並且很多人都已參加了同盟會，我便為《民報》向他們募捐，他們都很踴躍地捐輸，家境富裕的固然捐得不少，就是家境困難的也是盡力而為，有的官費生為了捐錢，竟至把官費摺子拿去當了（當時的官費摺子是可以拿到小當鋪里當錢的），可見人們的一片愛國熱心。我把捐到的錢交與章太炎去維持生活，他很感動地說：「同盟會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他這話雖是對四川同盟會員的誇獎，並且出自衷心，但卻是錯誤的。章太炎的門戶之見過深了，所以到處都流露出來，無怪其後來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
1906年至1908年，同盟會在國內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有些不堅定的分子因此表現消極。有一次我去約吳鼎昌為《四川》雜誌寫文章，吳本是同盟會員，但這時他卻說：「我看現在還是不要再搞了吧。」堅決地拒絕了我的約請。這可算得是革命投機分子的一個典型。這時日本的同盟會組織也很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沒有威信，真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我於是便和四川的張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歐陽振聲、彭允彝、劉彥，廣東的何天炯、熊越山，廣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蘭，江蘇的陳劍虹，安徽的常恆芳、陳策（不是後來國民黨政府里搞海軍的那個陳策），福建的林時爽、李恢、鄭烈，雲南的呂天民、張大義，貴州的平剛，山西的景定成，陝西的井勿幕、趙世鈺，山東的丁維汾等人經常聯繫，不斷集會，這樣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參加，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員的聯席會議，維繫著同盟會的組織於不散，堅持著革命工作的進行。這時，由於國內環境更加險惡，許多會黨中的革命分子紛紛逃亡日本，我的大哥也於這時來到東京，和我同住在《四川》雜誌社內。我於是又和同盟會中的一些同志如焦達峰等人研究：最近一個時期，同盟會只顧去搞武裝起義，差不多把會黨工作忘記了，現在何不趁各省會黨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國所有的會黨通通聯合起來。這個主張，凡是過去和會黨有聯繫的同盟會員，都很贊成，因為他們知道下層社會有著巨大的革命潛力3我的大哥在四川哥老會中有相當地位，這時已由我介紹加入了同盟會，他很同意我的意見，對我說道：「你要作會黨工作必須參加進去，且先補個『老么』吧，然後一升『老五』，就能在實際上管事了。」通過他的介紹，我就算入了袍哥。我首先在一些「大爺」當中進行聯絡。那時四川的「大爺」有張百祥、唐潔和我大哥三人！而湖南的焦達峰，湖北的孫武、居正，江西的鄧文輝，廣東的熊越山等人，他們或是「大爺」，或是會黨中較有地位和較為積極的人物；經他們一起商量，召開了共進會的籌備會，我大哥以年長被推為臨時主席——「坐堂大爺」，而我則升為「管事」，實際負責組織聯絡等籌備工作。經過我們這些同盟會員的積極活動，各地哥老會、孝友會、三合會、三點會等會黨在日本的首領，終於在1907年的下半年結成了一個統一的組織——共進會。由於四川孝友會的首領張百祥在下川東一帶擁有相當多的會黨群眾，而且在會黨中的資格最髙，對各地碼頭最熟，所以被推為共進會的共同領袖。共進會以同盟會的宗旨為宗旨，而特別著重於反滿的宣傳。因為會黨中的上層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階級出身或與地主階級有著密切聯繫的人，所以共進會把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以便他們容易接受。儘管後來共進會的某些首領極力辯解，說什麼「平均人權」比「平均地權」更有意義，更便於向會黨群眾宣傳，但以後的事實證明：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於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實際上是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雖然共進會的綱領有嚴重的缺點，它的組織也很散漫，各派會黨仍按原來的系統和各自的堂口去進行活動，並無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自有共進會以後，中國南方各省絕大部分的會黨都在反滿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這就使同盟會增加了一個群眾基礎較為廣泛的外圍組織，從而有利於促進革命運動的高漲。
共進會成立後，我仍集中力量回來做同盟會和《四川》雜誌的工作。由於《四川》雜誌不僅進行著革命的宣傳活動，而且進行著革命的組織工作，所以它和《民報》—樣遭到清朝反動政府的迫害。1908年秋後，唐紹儀被清朝政府派為專使訪問美國。他路過日本的時候，秉承著清朝政府的意旨，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報》和《四川》雜誌。我和章太炎為此都吃了官司。《民報》被控為「激揚暗殺、破壞治安」，除罰金外，並禁止發行。至於《四川》雜誌，日本帝國主義故意把問題搞得更嚴重，不但罰金更多，而且還判處了我半年的徒刑。本來，自1908年暑假以後，我請假的限期已滿，不得不回崗山繼續上課。經過大家同意，我把«四川》雜誌的責任交給了當時四川留日學生同鄉會長、同盟會員廖希賢，由他繼我為《四川》雜誌的編輯兼發行人。因此，《四川》被控，按理應由他去出庭受審。但廖卻不肯去，把責任推在我的身上。當時人們都很不平，一個叫童慎如的堅決不讓我去。我想：「『見義不為，無勇也』。到法庭有什麼可怕呢？」於是毅然要去受審。大家都很感動，特地為我請了一個出名的日本律師櫻井來替我辯護。到開庭那天，我泰然地去出席了，不少人要跟著去旁聽，但法庭宣布案情嚴重，禁止旁聽。人們非常憤怒，並為我擔心，但又無可如何，只好在外邊等候消息。一會開庭了，檢查官提出了四大「罪狀」：（1）鼓吹革命；（2）激楊暗殺；（3）煽動日本殖民地反對帝國；（4）反對天皇。當說到天皇的時候，還裝模作樣地致敬一番。接著，我的律師替我辯護，那天櫻井沒來，我的律師是由他請來的。律師說：「鼓吹革命，在異國不能構成罪案；登了無政府黨的文章，並不能就說是激揚暗殺；只有第三、第四兩條確是不對，但都系轉載不慎，只能算是過失，不能定罪。」經過一番辯論以後，問官暫時休息。大約等了半個鐘頭，又重新開庭了。這時法官出來宣判：說什麼根據「罪證」，決定查禁雜誌，併科罰金一百元，處編輯發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說什麼姑念該編輯發行人尚在求學，准予「猶豫（緩期）執行」。一場風波，就這樣結束了。當我一走出法庭，等候的人們都為我歡呼；等我把全部經過告訴了大家以後，大家才了解到日本帝國主義原來和清朝政府串通一氣，對中國革命施行壓迫，所謂「審判」、「辯護，判決」等等，都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
十三暗殺活動的風行
當俄國1905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有許多無政府黨人逃亡到日本。當時我們在日本的一些中國革命者，從他們那裡不僅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學到了許多從事恐怖活動特別是製造炸彈的技術。於是，與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組織對清朝政府官員的暗殺，一時成為風氣。本來，任俠仗義的刺客行為，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受到人們的讚揚。而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活動中，也把組織暗殺作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例如他在1900年所領導的廣東起義，即由史堅如到廣州去進行暗殺，以響應鄭士良在惠州發動起義。史堅如就是在這次暗殺活動中被捕犧牲的。至1905年後，這種暗殺活動更為擴大了，同盟會特地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由方君瑛（女）負責主持，我和黃復生喻雲紀、黎仲實、曾醒（女）等也參與其事。那時我們最愛讀《鐵假面》之類的驚險小說，經常仿照書中的人物研究進行暗殺的技術。我們懷著滿腔的熱忱，不惜犧牲個人的性命去懲罰那些昏庸殘暴的清朝官吏，哪裡知道暗殺了統治階級的個別人物並不能推翻反動階級的政治統治、尤其是不能動搖它的社會基礎呢？這些道理，是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後才能理解的。
在當時從事暗殺活動的積極分子中，有一個值得我們特別紀念的英雄人物，那便是四川的同盟會員喻雲紀（培倫）。喻雲紀初到日本的時候，是個風流倜悅的翩翩少年，他當時在千葉醫學校讀書，成天注意的還是些彈琴、照像之類的玩藝，對革命並無多大興趣。1908年夏天，他與我大哥等同住在《四川》雜誌社內。其時河口起義失敗，他的弟弟喻華偉去到千崖，在那裡染上惡性瘧疾，回到新加坡醫治，急需費用。我接到喻華偉求助的信後，立即在四川的革命同志中為他籌借，不幾天即湊足三百元寄去了。喻雲紀看到這種情形，深受感動，覺得革命既是大仁大義的崇高事業，而革命同志又復親如手足，因此便要求加入同盟會。我在介紹他入會的時候，又向他說明了一個革命者必須竭盡精力以奉行革命的道理。果然從此以後，他便舍豪華而尚質樸，與前判若兩人。他賦性聰敏，無論什麼技藝，一學就會。他對小型機件（如鍾、表之類），素來裝拆自如，更兼他學過一些化學，所以後來在研究炸彈製造方面，有重要的創造發明。1908年秋，我回崗山復學後，他與我大哥等人另外租了一處房屋，專門在那裡試驗炸藥。一日正換藥瓶，一觸炸裂，他被炸傷了手臉，所幸傷勢不重，警察趕來時，他們裝作做化學試驗的樣子，也就掩蓋過去了。從此，他越發精心研究，終於製造出一種威力強大的炸彈。由於改進了發火機關，只要收藏得當，它平時絕不致有發生爆炸的危險。而且他還把炸藥的外形，作得與朝鮮特產的麻糖極其相象，這樣就便於往來攜帶，不易被檢查發覺。
至1909年，同盟會所組織的許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憤不欲生，亟謀刺殺清朝官吏，以為報復。這時把守長江口的兩江總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師提督李准，成為革命黨人仇恨集中的焦點。是年夏，端方被調為北洋大臣，我們估計他會從漢口經過（當時沒有津浦鐵路，由江蘇到北京以溯江至漢口轉京漢鐵路為最便當），決定由喻雲紀同另外幾個同志去漢口察看形勢，布置一切；我們在日本購置器材和籌措經費。喻到漢口後住在孫武那裡，孫也協助他進行工作。他親自到漢口北面的劉家廟車站附近去勘察了地形。哪裡布雷、哪裡藏人以及如何引線拉火，他都作了周密的計劃。當他把那份布置詳圖送來日本的時候，我們看了都很興奮，立刻把準備好的東西派人送去。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專等那萬惡的端方前去送死，誰知端方卻狡猾得很，他表面裝作取道漢口，但到鎮江後詭稱要上焦山一游，即偷偷地轉回上海乘輪船北上了。於是我們的一場心血歸於白費。
隨後，汪精衛居然也想去炸李准。這位貌若處子的書生，手無搏雞之力，而且對爆炸技術也一竅不通。他之所以要從事暗殺活動，完全是因為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欲作孤注一擲，妄想藉此以博取壯烈的美名。那時他正在香港，一天，突然來信向我索寄炸彈。我這時對暗殺活動的興趣已不如前，而對他的從事暗殺更抱疑慮。因此，我在回信中說：「征諸歷史，各國革命失敗時，則暗殺之風必盛。誠以志士仁人，見大勢已去，惟有一死以報國。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憫矣。今我革命非無希望，敵人正造謠說革命必歸失敗，以圖渙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隨吾黨勇壯之士去實行暗殺，即令有成，也徒使敵人造謠，志士灰心，黨也受莫大損失。弟不贊成此舉，故不能寄藥品來。」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我不贊成他去實行暗殺，也還只是從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出發，並不是對暗殺活動的錯誤，有了真正的認識，所以對以後的暗殺活動，我仍然繼續參加。汪接到我的回信後，又來信說什麼「……革命之事譬如煮飯。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恆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捨生取義。……弟素鮮恆德，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兄如愛我，望即賜寄各物。」汪精衛這一封信，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卻無意中暴露了他那卑劣的本質。試問一個素鮮恆德的人，怎麼能夠成為烈士呢？汪精衛後來被清朝政府軟化、被袁世凱軟化、被蔣介石軟化、以至被日本帝國主義軟化而當了頭號大漢奸，絕不是偶然的。但我當時並沒有看出他的本質，反而覺得他很堅決，便給他寄了些炸彈去。可是他接到炸彈後卻又動搖起來了，終於沒有勇氣獨自去進行暗殺。
當汪精衛回到日本的時候，喻雲紀等人也都回來了。於是我們大家計議，決定集中力量去刺殺當時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權者——攝政王載灃。根據決定，喻雲紀、黃復生於1909年秋後赴北京組織機關，我仍在日本負責準備一切。喻雲紀、黃復生到北京後，在琉璃廠開了一家守真照像館，隨即回日本來取炸藥。這時，汪精衛與陳璧君正在戀愛，也常常說他們要親自去炸攝政王，待喻、黃準備好了才去。對於汪精衛的參加這次暗殺活動，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幾次起義失敗後，「汪精衛頗為失望，遂約集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孫中山先生算是把汪精衛看透了，汪的確是由於失望才想去拚命的，並不象其他的志士那樣滿懷壯志和雄心。孫中山先生因為不了解詳情，以為謀刺攝政王是由汪精衛「約集同志」進行的，其實，這次行動主要地應歸功於喻雲紀和黃復生，汪精衛只是後來才同陳璧君一道去參加的，而且他自始至終並沒有作多少事情。喻雲紀、黃復生在北京找到一個西瓜般大的鐵罐，就把它拿到一家鐵工廠去造了一個炸彈殼，然後把從日本帶來的炸藥安裝進去，製成了一個大型的特別有效的炸彈。當時攝政王府在什剎海的西北，門外不遠有一條水溝，溝上有一石橋，附近還有一個井形的石坑。這橋下正好埋炸彈，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溝又便於安設拉火的電線。只要布置得好，當攝政王經過橋上的時候，人在石坑裡一拉電淺，就會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線的人還可趁勢逃跑。在1910年4月的一個晚上，喻雲紀和黃復生偷偷地來到這個撟下。他們首先把炸彈安好，然後再來安設電線，誰知事前目測不準確，臨時才發覺電線短了幾尺。怎麼辦呢？不得已只好收拾重來。正在收拾的時候，暗中發現有人在橋邊大便，於是他們只得暫時躲開。而這時攝政王府大門開處，有打燈籠的人等出來。喻、黃恐怕被他們發現，便顧不著去取炸彈了，只得任它埋在土裡。等第二天晚上再去探取時，炸彈已被人取走了！他們估計：若是敵人取走，必定會惹起滿城風雨；若是竟無聲息，則是一般居民拿去了。過了一天、兩天，一連幾天皆無動靜，他們估計無事，便派喻雲紀、陳璧君再到日本向我取炸藥，準備回頭再舉。他們回到日本，陳留在神戶，喻到崗山來找我。就在那天我們正要去準備器物的時候，忽然報上登出了黃復生、汪精衛被捕的消息！原來敵人非常狡猾，他們發覺炸彈以後並未聲張，先拿到外國使館找專家鑑定。這外國專家說：「這炸彈威力強大，技術高超，絕非中國境內製造；但外殼很大，且較粗糙而車有螺絲，必是就近製造的。」於是清朝政府根據彈殼的線索，找到了那家鐵工廠。然後由便衣偵卒帶著那家鐵工廠的老闆四處尋找，又在琉璃廠附近認出了黃復生並發現了守真照像館。於是偵卒們裝著要照像，趁機把黃復生和守真照像館的人全部逮捕了。接著又利用一個給汪精衛送飯的人帶路，把汪也捕去了。陳璧君看到汪精衛被捕的消息，簡直跟發了瘋一般，竟無理辱罵喻雲紀怕死。喻雲紀見她已失去理智，不願在她悲痛中和她爭吵，只得把無窮的委屈壓在心底。一天他對我說：「她同我一起回來，卻說我怕死，……唉，誰怕死，將來的事實是會證明的。」言罷不勝唏噓。從這時起，他便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果然以後的事實證明：喻雲紀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衛、陳璧君則作了狗彘不食、遺臭萬年的無恥漢奸。
十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起義
黃復生和汪精衛被捕後，清朝政府鑒於單純的鎮壓不足以消滅革命，沒有立刻殺害他們，只是把他們監禁起來，準備慢慢地實行軟化政策。1910年的夏天，為了去營救黃復生和汪精衛，我從日本經過朝鮮潛赴北京，住在我姊夫那裡。那時，曾醒有一個弟弟曾季友在北京經商，我通過他去打聽消息和聯絡同志。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還是想不出有效的營救辦法。至於以前所設想的劫獄，根據實際情況，更無實現的可能。我的姊夫，素知我參加了革命黨，這時又見我的行跡可疑，便不管我同意與否，先替我買好車票，臨時騙我上車，一直把我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碰到了熊克武、但懋辛和井勿幕等人。我們於是一同南下，到香港去找黃興和喻雲紀，共同商議發動廣州起義的事情。
在此之前，孫中山先生已與黃興、趙聲等在檳榔嶼議定要在廣東大舉起義。為此，同盟會在香港設立了起義的領導機關——統籌部，由黃興任部長，趙聲為副長。這次起義的計劃是很龐大的，除在廣東積極準備外，並派人到廣西乃至長江流域各省發動，同時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會員儘量參加。這是鑒於過去幾次分散性的起義都歸失敗，因此要集中全力，實行決戰，而不計成敗如何。所以這次起義仍是一種軍事投機性質的冒險，並不是客觀條件真正成熟了的有把握的行動。由於有了過去幾次失敗的經驗，這次起義的準備工作是做得比較充分和周密的。為籌措經費，孫中山先生親自到海外華僑中去募集。各方募集的結果，約得二十萬元左右。為儲備軍火，派了幾批人向好幾個國家去購買。我一到香港，即被分配到日本去負責購運槍彈。而喻雲紀等還專門設立了製造炸彈的機關。為這次起義，特別組織了五百人的選鋒隊（敢死隊），其後更增至八百人。為這次起義組織的秘密機關達三十餘處，四川同志即曾以我的名義組織了一處機關，名日吳老翁公館（吳公涫）。後來起義失敗，人們都風傳吳老翁犧牲，把我算作烈士，其實我根本沒有到過這個公館，而先到日本買軍火去了。
買軍火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大批購買，並且要把它秘密地送到香港和廣州，困難就更多了。記得我第一批購得手槍一百一十五支、子彈四千發，交由周來蘇運往香港。香港原是無稅口岸，向不檢查行李，所以我們將軍火裝作行李運送。周來蘇從橫濱上船以後，我忽然接到黃興來電，說香港近日對美國總統號輪船，曾經檢查行李，要我注意。而周來蘇這次坐的輪船恰恰就是美國總統號。我於是派王希閔趕赴神戶，把周來蘇的船票換為頭等艙位，以避免檢查。誰知周來蘇膽小如鼠，當船過門司時，他忽然害怕起來，竟把所有的槍彈，一一投入海中。而船到香港，拫本沒有檢查。香港諸人聽說周來蘇押械前來，無不喜如雀躍，待周到後，才知周已把槍彈完全丟了。大家於失望和憤恨之餘，便給周取了一個外號，叫他「周丟海」。這樣一來，我續購軍火的任務就更重了。在購運軍火的過程中，我也遭到過幾次危險。一天正下雨的時候，我在急忙中親自運送手槍子彈二千發到別處去。當時我手執雨傘，腳穿高腳木屐，兩腋下各拴子彈一千發，外穿「和服」，行走起來極不方便，稍一不慎，就有摔倒的危險。不巧剛出秘密住所，偏偏遇上一個警察。我惟恐他看出破綻，便故意和他拉開一些距離，慢慢地走在他的後面。好容易走了半里之遙，右面橫街又出來一個警察，走在我的後面，把我夾在中間。這時我寘是提心弔膽，但又不敢稍露驚慌。我故意鎮靜地一直向前走去，大約走了一里之後，才趁勢轉到別的街道，把他們甩開了，並且安全地達到了目的地。當我卸下子彈時，雖然周身是汗，但精神上卻格外輕鬆愉快，好象打了一個大勝仗一樣。還有一次也很危險：平日軍火裝箱，都是由我親自料理的。一連運出三四批以後，我因為事情太忙，就叫一個人去代替我管包裝。這個人竟把一百二十支手槍裝在一個長不到三尺、厚不過幾寸的皮箱裡。那箱子看起來不大，提起來卻重得要命，幾乎能使人跌倒。這樣就引起了車站人員的懷疑，故意將交運牌子弄錯。因為牌子錯了，領取的人必須說明箱內裝的什麼東西，並且要打開箱子查看，如果完全符合，才能取走。這一箱子軍火，怎麼能打開看得？因此運到橫濱後便被扣住了。我接到橫濱的來電，急得不可開交。因為箱子寫明運往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幾批軍火正在船上，也會遭到沒收；而且報上一張揚，甚至連廣州起義的全盤計劃都將由此破壞。我於是同陳策等立即趕到橫濱。想什麼辦法去取那個箱子呢？他們首先買了一個同樣的箱子，裡面也裝上一些沉重的東西，然後去找領事館的秘書寫信，說把箱子取出後即存於領事館；如果能把箱子取出，則在途中偷偷地把它換掉。但那秘書正在寫信的時候，卻碰著領事出來，不讓他寫。實在無法了，我便讓陳策冒險跑到車站去相機取出箱子。這時夜深人靜，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刺下那個箱子，由一個日本人看守著。陳策裝做很安詳的樣子，徑直走到他的踉前，和顏悅色地同他交涉。陳說箱子是朋友的，鑰匙早給帶走了，實在無法打開，請他務必通融。他先打量了陳一陣，後來又聽陳說得很誠懇，慢慢地態度已不那麼嚴格了，而且表現出猶豫的樣子。陳於是一面和他說好話，一面大膽地提著箱子就走了。當陳策提著箱子勝利地回到寓所的時候，我們是多麼高興啊！
當我開始在日本買軍火的時候，黎仲實也來了。但他不是來買軍火的，而是來要回扣的。他一見我就說：「把回扣給我吧，我要去救汪精衛。」我說：「我為革命買軍火，從來沒有拿過回扣，並以拿回扣為可恥。……現在既然要救汪精衛，那麼就拿去吧。」當時我對汪精衛的印象還很好，聽說要救汪，便立刻給了黎仲實三千元。我這次經手的款項前後大約有六萬元左右，黎是按百分之五拿去的。黎拿到這三千元後即回香港去了。
在從香港往廣州運送軍火的過程中，還發現一個叫陳鏡波的叛徒。因此又損失了一批軍火。為了便於運送軍火，曾專門在香港和廣州開設頭髮公司，利用運頭髮藏運軍火。為了運軍火進廣州和在廣州城內運送，有時還不得不把女同志打扮成新娘，裝做辦喜事的樣子，利用花轎來抬軍火。總之，當時購運軍火是十分困難和危險的，我們為此曾經想盡各種各樣的辦法。
正因為購運軍火的困難，再加以溫生才於4月8日（三月初十）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引起了清朝政府當時在廣州的反動統治者張鳴岐和李准等人的注意，所以原訂於4月13日（三月十五）的廣州起義，不得不展期到4月27日（三月二十九）。4月23日（三月二十五），黃興到廣州指揮一切。4月25日（三月二十七），張鳴岐、李准調巡防軍二營來加強了廣州的防務，胡毅生（大革命時期的堅決反革命分子），陳炯明（後為孫中山先生的叛徒）忽生畏懼，要求改期；姚雨平也故意要槍五百支，存心刁難。黃興無奈，便決心自己去拚殺李准，而令趙聲等各部退去，免遭敵人搜捕。趙聲等剛起身返港，林時爽、喻雲紀等去黃興處反對解散和延期，說巡警即將搜查戶口，起義日期只可提前，絕不能展後。黃興遂決定以三四十人攻總督衙門去殺張鳴岐。4月26日（三月二十八），陳炯明、姚雨平報告：新來巡防軍內多有革命同志，黃興乃定4月27日（三月二十九）仍按期舉事。事後證明，陳、姚的報告並不可靠。而黃興發電要香港的人趕去參加，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因香港到廣州只有早晚兩班輪船，而能搭早班輪船的人數極其有限。我們在香港接電後，除派一部分選鋒於27日搭早輪趕著先行外，我和胡漢民等都只能搭晚輪動身，因此急電黃興務將起義展緩一日。等我們的電訊達到黃興手中時，他的號令早下，大家都已行動起來，無法更改了。而這時陳炯明、胡毅生忽藉此不願發動，於起義前逃出了廣州城。譚人鳳在城門口碰著陳炯明的時候，問他「往哪裡去？」他慌張地回答了一聲「出城一下」，就一去不返了。姚雨平在起義發動後也藏著不敢出來，和陳炯明、胡毅生一樣做了可恥的逃兵。這樣便使黃興領導的起義隊伍成了無援的孤軍，不得不遭到失敗。本來，陳炯明、胡毅生這樣的人不但缺乏革命意識，而且存有濃厚的封建地方主義思想，他們不象大多數廣東革命同志那樣，對外地趕來參加起義的同志，表示熱忱的歡迎和衷心的合作；反而認為既在廣東起事，參加的又以廣東人居多，即應由廣東人出來領導，因而對黃興（湖南）、趙聲（江蘇）的領導心懷不滿，並以此而處處與黃興為難，最後更任黃興領著無數志士去赴湯蹈火而不顧，實際上這時他們即已對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惡，而成了千古的罪人。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午後5時半，廣州起義爆發了。黃興親自領著一隊人直攻總督衙門，及至攻入後堂，才發現張鳴岐早已逃避。再返出衙門，恰遇敵人的大隊人馬。林時爽誤信其中頗有黨人，便欲曉以大義。他剛喊話出口，即中彈犧牲；黃興亦傷右手而斷兩指。此後黃興仍領著隊伍奮勇殺敵，且戰且走，直到最後剩下他一個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換了衣服，逃到廣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漢家，由她看護，以後他倆即因此而結成了夫婦。起義的那一晚上，喻雲紀、熊克武、但懋辛等另為一路，他們從後面攻入總督衙門。喻雲紀胸前掛著滿滿的一筐炸彈，所向披靡。他用炸彈炸開督署後牆時，但懋辛受傷了。熊克武一面扶但，一面戰鬥，頗為不利。他們走出督署，又與眾往攻督練公所。喻雲紀沿途拋擲炸彈，一人奮勇當先，敵人見之無不喪膽。但終因寡不敵眾，橫身被創，最後彈盡力竭，為敵所俘。當敵人審問他的時候，他慷慨激昂地說：「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然後英勇犧牲。
這次起義延續到第二天才失敗。我們船近廣州的時候，很遠就聽到了槍聲，大家都很驚異，但因船上人雜，不便交談。我估計是起義發動了，當海軍士兵上船來檢查時，我便問那操四川口音的軍人，他說是城內革命黨造反，打起來了。於是我也故意高聲地附和，讓大家知所警惕。我們下船後，立即趕至城外叫做「但公館」的一所起義機關。這時槍聲已經停止了。我們一面派人去了解情況，一面搜尋武器和製造炸彈的材料，準備馬上行動起來，挽救這次起義。但四處搜尋的結果，仍是一無所得；而探消息的人回來又說起義已經完全失敗了，並且官兵正在四處抓人。我們無奈，只得返回香港。
在這次起義中，革命黨人表現了無比的英雄氣概。例如從容就義的林覺民，在事前即給他妻子寫了一封感情深摯的絕命書，受審時又揮筆寫了一篇堅貞不屈的自供狀，這些用血淚寫成的文字，就是今天讀起來還令人感動，足以流傳千古。又如廣東的李文甫和花縣來的許多同志，據一米鋪以米包為堡壘，與敵奮戰，至死不屈。其餘的烈士也都非常英勇。烈士們的英勇精神甚至使李准這樣的劊子手也嚇破了膽。李准在大肆屠殺之後又逮住了但懋辛。他親自審問，當他得悉但系四川榮縣人時，故意說：「你是趙熙的學生嗎？」而但卻說：「我不是趙的學生，我是革命黨。」李於是又接著說：「算你是革命黨，自首免死。」不等但再說話，就把但拉下去關了起來，而沒有殺害他。難道李准有點回心轉意或是還顧及鄉誼嗎？不，不是的，殺人如麻的李準是毫無人性的，他從來不顧鄉誼，更不會回心轉意，他只不過是在革命者的鮮血面前發抖罷了。但懋辛下獄後，外邊的人不知詳情，誤傳他已自首，上海《民立報》還寫了不少的文章罵他，後來事實弄清了，證明他被捕後還是堅決的。
這次起義，犧牲的人很多。後來有人收斂死難者的屍體，得七十二具。廣州的人民為了紀念他們，把他們合葬在黃花崗。自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名，遂傳遍天下。
志士們雖然英勇無比，但是，沒有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單純軍事行動，終於無法避免其失敗的命運。這就是廣州起義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此外，如運送軍火的失事，叛徒的混入以及陳坰明、胡毅生等人的臨陣脫逃等等，都是造成失敗的重要因素。對於陳、胡等個別廣東人的封建地方主義，大家都非常不滿。黃興一到徐宗漢家，立即用左手在草紙上寫了一封萬言的長信，讓我帶交同盟會總部，其中說：「實不啻集閩、蜀之同志而殲之」，對那些不顧大局的分子表示極大的憤慨。對於陳鏡波那樣的叛徒，人們更切齒痛恨。所以當陳不久以後來到香港的時候，洪承點便把他誘至郊外，用匕首將他刺死了，這一無恥的奸細終於受到了正義的懲罰。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並且付出了無比高昂的代價，但是，烈士們的鮮血畢竟沒有白流，它激發了無數的人們繼起鬥爭，並使反動統治者嚇得喪魂失魄。緊接著廣州起義以後，辛亥革命的高潮就來到了，這並不是偶然的。因此，廣州起義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
十五鐵路風潮
經過幾年的鬥爭，粵漢、川漢鐵路都歸由商辦以後，這兩條鐵路的股本雖然來自廣大的人民，但鐵路公司的權力卻把持在紳商即地主和資產階級手中。這些辦理鐵路的紳商，其腐敗與清朝政府的官僚也相差無幾。由於他們的貪污浪費，鐵路股款已耗費很多，而鐵路的修築卻很少進展。這種情形也曾引起人民的不滿。但是，人民雖不滿意於紳商把持路政，而對清朝政府把路權賣與外國，則尤其反對。1911年初，清朝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建議以借款為資本，實行鐵道國有政策。5月9日，清朝政府頒布了一道「上諭」，說什麼「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並威脅人民說：「如有不顧大體，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則照違制論。」當然，清朝政府實行的所謂鐵道國有，實際上是把路權出賣給帝國主義，而便於那些親貴和官僚買辦如載澤和盛宣懷之流從中漁利。這批貪婪的傢伙為了從人民手中奪取權利和財產，竟毫無顧忌地通過清朝政府於5月18日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要他去強行接收四省鐵路公司；而於20日又與英、美、德、法四國簽訂「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省境內川漢鐵路合同」，向帝國主義拍賣鐵路權利。清朝政府這一劫掠和賣國的行徑，立即激起了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各階層人民的一致反對。
在此之前，清朝政府為了欺騙人民，緩和革命鬥爭，曾於1909年於北京設立資政院，於各省設立諮議埽。參加諮議局的人雖然絕大部分都是立憲派的士紳和上層資產階級分子，但由於清朝政府的鐵道國有政策，直接侵犯了他們的切身利益，所以他們便利用諮議局這個類似資產階級議會的機關來發起保路鬥爭。
首先起來反對的是湖南紳商。他們聚集在諮議局開會，並散發傳單，抨擊清朝政府借外債修路，喪失國家主權。學生們繼而罷課抗議，使鬥爭更趨激烈。湖南巡撫楊文鼎見民氣激昂，怕事態擴大，便奏請照前辦理；但清朝政府卻嚴加申斥，要他對人民的保路鬥爭實行鎮壓。
湖北人民的鬥爭更為尖銳。革命黨人詹大悲以「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為題，在《大江報》上發表了鼓吹革命行動的文章。湖廣總督瑞澂逮捕了詹大悲，查封大江報》，於是各界人士數千人齊集諮議局開會，並有人斷指痛哭，大呼救國。他們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請願時，曾經絕食三晝夜，表現了很大的鬥爭決心。
廣東粵漢鐵路的股東會議也一致反對把鐵路收歸國有。由於兩廣總督張鳴岐出示取消股東會議案，引起廣東人民更加憤慨，於是爭持紙幣擠兌，以為反抗。在反動統治的高壓下，股東們被迫逃至香港，組織保路會，繼續鬥爭。同盟會在香港出版的報紙《中國日報》及其他各報，都對鬥爭極力聲援，嚇得張鳴岐竟下令禁止港報入境。
四川人民的保路鬥爭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為廣泛和深入。當鐵道國有的「上諭」傳到四川的時候，四川人民憤慨異常。6月中，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當時會場上一片哭聲，情緒激昂，人們痛罵盛宣懷為賣國奴，郵傳部為賣國機關。會議當場決定成立保路同志會，推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議長，並派員分四路出外遊說。接著，各縣保路同志會次第成立，運動向全省發展，規模十分浩大。川省護理總督王人文見民情激憤，知道壓迫必致引起變端，特為奏請暫緩接收鐵路。昏庸殘暴的清朝政府不但對王人文嚴加申斥，並將其革職，而且還派遣了著名的劊子手趙爾豐繼任四川總督。趙爾豐以屠殺四川和西藏人民被稱為「趙屠戶」，他繼王人文而任川督，更引起四川人民的憤慨。與此同時，清朝政府又強行接收了川漢鐵路宜昌分公司，並要以川款繼續開工修路。這樣，清朝政府就不僅從人民手中奪去了路權，而且從人民手中劫去了股款，人民的憤怒愈加不能遏止了。於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開始罷市、罷課；至9月初，更進而實行抗糧抗捐。這時立憲黨人怕鬥爭發展下去會破壞封建秩序，力圖將運動加以控制。為此，蒲殿俊等曾發出告白，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眾暴動。但是，廣大人民的革命鬥爭豈是少數立憲黨人所能控制得了的，何況還有革命黨人從中推動呢？同盟會雖然並沒有完全掌握這次運動的領導權，因而這次運動仍帶有很大的自發性；但有一些同盟會員曾經在運動中起過較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次運動的發展。例如龍鳴劍和王天傑（子驤）等同盟會員，一開始就看透了蒲殿俊等立憲黨人的本質，知道他們不敢觸及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因而除與他們共同進行合法鬥爭外，又暗地聯絡會黨，準備武裝起義。8月初，龍鳴劍、王天傑與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子舟等於資州舉行會議，根據龍鳴劍提出的「明同暗鬥」的方針，決定組織同志軍，發動武裝鬥爭。當成都人民開始實行罷市罷課鬥爭的時候，龍鳴劍跑到成都城南農事試驗場內，與朱國琛、曹篤等裁成木板數百片，寫上省城業已發難，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的字樣，然後將木板塗以桐油，包上油紙，投入河中。這就是後來人們所樂道的「水電報」。這些「水電報」順著四通八達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便知道了成都發難的消息，紛紛揭竿而起。9月7日，趙爾豐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騙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時並封閉了鐵路公司。這一無恥行徑，立即激起了成都數萬人民，前往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被捕者。趙爾豐又命令軍警開槍，當場打死群眾數十人，傷者不計其數。在趙爾豐的瘋狂鎮壓下，人民並未屈服，反而把鬥爭擴大了。不久之間，整個四川都沸騰起來，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全省規模的帶有全民性的大起義。這時，過去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趙爾豐，被四周各縣的同志軍團團圍困，龜縮在成都城內，一籌莫展。而清朝政府也嚇得手忙腳亂，剛調用岑春煊入川宣撫，又下令端方派兵鎮壓。岑春煊雖也曾賣弄文墨，發出一篇娓娓動聽的文電，想以此收買人心，緩和局勢；但一則革命已成燎原之火，再也無法撲滅；再則端方之受命用兵，又把岑春煊所能起的那點欺騙作用，一掃而光；這樣一來，岑春煊走到漢口，也踟躕不敢前進了。至於端方，他面對著四川人民起義的洶湧怒濤，本來也有些害怕，但既然參了趙爾豐一本，而清朝政府又一再督促，便只得硬著頭皮，領著隊伍，冒冒失失地闖入四川。端方的領兵入川，不但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仇恨，使四川人民鬥爭的火焰愈益增高；而且鄂軍西調，武漢空虛，又給武漢的革命黨人造成了一個發動起義的絕好機會。後來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的成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客觀條件。
十六榮縣獨立
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失畋後，我和洪承點、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為洪承點剌死了叛徒陳鏡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們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見鐵路風潮興起，估計革命運動會繼續發展起來，便決心回國參加。6月，我回到上海。這時，以宋教仁為首的一些同盟會員正在上海搞了一個同盟會的中部總部（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雖號稱為同盟會的分支機構，實際上是在那裡鬧獨立性。不過，它主張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動革命，而反對在邊疆繼續搞武裝起義，這個意見在當時卻是正確的。當時，全國各處都曾不斷地發生饑民暴動和抗捐抗稅的鬥爭，其中尤以長江流域和山東一帶最為普遍。1910年春，長沙發生了規模巨大的饑民搶米暴動，參加者二萬餘人，把巡撫衙門和外國教堂都給燒了。同年夏，山東萊陽又爆發了幾萬人的抗捐起義。1911年，長江流域大水成災，饑民暴動和抗捐鬥爭更為發展。例如湖南瀏陽一帶和浙江杭州、寧波等地饑民的搶米鬥爭，規模都是很大的，同時，上海、漢口等城市的工人鬥爭也日趨活躍，再加以鐵路風潮的發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為高漲起來。中部同盟會雖然沒有自覺地看到這種革命運動發展的趨勢，但它所規定的活動方針在客觀上卻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我在上海並未停留多久，也沒有見著宋教仁。但宋教仁他們卻給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會工作的名義；這大概是他們覺得張懋隆資望不夠，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其實，我並未與聞過這件事。隨後，我從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們都對清朝政府十分不滿，而對革命極表同情，宜昌又看到那裡的川漢鐵路職工正在為保路而鬥爭，這—切使我預感到有什麼非常的事件即將發生。在宜昌，我們換乘專門行駛川江的蜀通輪船，這輪船雖說十分簡陋，由一隻機器船牽帶著一隻拖駁船並行前進，但比我們當年出川時所乘的帆船說來，已經安穩而又迅速多了。就是哮樣一隻簡陋的蜀通輪船，也竟然要請外國人來管理。不僅技術人員是外國人，連船長也是外國人。這位外國船長擺著帝國主義者的架子，對中國人十分兇狠。因為船上人多很擠，天氣又熱，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划子上去睡覺，而把划子系在那隻載人的拖駁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輪船的服務人員並不等旅客全部登輪，只是由機器船上的洋人鳴笛一聲，就立刻開船，並且用刀砍掉繫繩，將划子上的旅客棄置不顧。這些旅客，剛從夢中驚醒，即見輪船開走，無不倉皇失措。而且輪船急駛，風浪很大，幾乎要把划子淹沒。於是這些旅客便大聲怒號，高呼求救。看見這種情景，我心中實在難以忍受，便用言語激勵輪上旅眾，一齊到飯廳里開會。全船旅眾對這件事情都很憤恨，因此便喧嚷起來，痛罵洋人不顧中國人的性命，太不講理。那位洋船長在機器船上聽到人們叫罵，非常生氣，竟把他的手槍取出示威。但是，人們毫不畏懼，由於更加憤怒，罵聲反而更高。這時，船上的買辦見眾怒難犯，便將那洋船長勸回房裡去，並把那些被棄的旅客接上船來。一會，只聽得那買辦對船長說道：「這幫人都是留學生，誰也惹他們不起。」呵！原來你們只怕留學生，我要你們看看中國老百姓的厲害。我於是繼起向旅眾演說團結救國的道理，一時人們的情緒又復高漲，紛紛議論不休，嚇得那幫洋人和買辦低頭無語，再也不敢尋釁了。
我經過重慶的時候，見到了謝持、楊庶堪等同盟會員。這時四川的鐵路風潮已經鬧得很大了，但重慶的革命黨人卻沒有大舉起事的圖謀。他們只派了朱之洪為鐵路股東代表，到成都去作些合法的鬥爭。朱到成都後也參與了成都革命黨人的一些革命活動。我在重慶住了一日即繼續趕路回家。路過永川時，我看見滿街都掛著黃布，到處都紮起「皇位台」。台上供著光緒帝的牌位，兩旁寫著一副對聯：一邊是「鐵路准歸商辦」，一邊是「庶政公渚輿論」。這是從光緒帝的「上諭」中摘出來的兩句話，用以作為爭路的根據的。市場兩頭的口子上，還有「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辦「皇會」一樣。這種情形，乍看起來覺得非常可笑，但仔細一想，確是一種很高明的鬥爭方法。它既適合於當時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又剝奪了統治階級任何反對的籍口，而且無論什麼官員打從這裡經過，都得下來步行，完全喪失了他們平日的威風。這種鬥爭方法雖是由立憲黨人倡議的，但毫無疑問也是得到革命黨人同意的。立憲黨人取其溫和而無犯上之嫌，而革命黨人則利用它來廣泛地吸引群眾參加革命鬥爭。立憲黨人用光緒帝的「上諭」來為自己服務，而革命黨人又用立憲黨人的方法來為革命服務，這段歷史的發展是多麼的有趣啊！
在夏曆的「盂蘭會」（七月十五）以前，我回到了家鄉。一天，我往榮縣城裡去。走到南門外，看見一個人帶著隊伍，遠遠地走在我的前面，等進城後走到跟前一看，原來這個人就是龍鳴劍，他自從在成都用「水電報」發出起義的號召以後，馬上趕回榮縣，參加了王天傑等人發動的起義，組成了一支武裝，現在正要率領這支起義隊伍，前去攻打成都。他一見我，非常高興，對我說道：「你回來就好了。同志會由蒲、羅等立憲黨人領導，作不出什麼好事。我們必須組織同志軍，領導人民起來鬥爭，才有出路。我馬上要到前線去，一切大計望你細心籌劃吧！」這樣議定之後，他便和王天傑領著一千多人的起義軍直赴成都去了。當出城門的時候，龍鳴劍異常激憤，他拔劍起誓道：「不殺趙爾豐，決不再入此門。」同行的軍士們都很感動。
龍鳴劍、王天傑沒有到達成都，在仁壽附近即和清軍遭遇，發生戰鬥。隨後他們又與秦載賡率領的起義軍會師，組成東路民軍總部，由秦載賡、王天傑任正副統領，龍鳴劍任參謀長。東路同志軍與清軍轉戰於仁壽和成都附近一帶，因裝備懸殊，補充缺乏，在秦皇寺作戰失利。於是龍鳴劍、王天傑乃分兵改道攻取嘉定。接著他們又進兵敘府。在行軍途中，龍鳴劍以積勞成病，更兼作戰不利，病況愈惡，後來竟在宜賓鄉下含恨而死。龍鳴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奮鬥一生，特別是在四川的保路運動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運用正確的策略推動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當時機成熟時，他又毫不遲疑地立即發動武裝鬥爭。在辛亥這年最緊張的夏天，他冒著盛暑，往返於成都、榮縣的途中達六七次，這種為革命事業而不辭勞瘁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正因為這樣辛勤的工作，才損害了他的健康，喪失了他的生命。他臨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並對王天傑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他雖死在異鄉，但入葬的時候，群眾自動前往送葬的竟達一萬二三千人，可見他是多麼受著群眾的愛戴。象龍鳴劍這樣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但過去的一些資產階級「歷史家」卻不怎樣提到他，這是極不公平的！但是，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的裁判者，既然群眾是那樣地擁護他，「歷史家」縱然不肯秉筆直書，他最後也是不會被埋沒的。
自龍鳴劍、王天傑率領起義軍離開榮縣以後，我便承擔起後方的全部責任。就是龍鳴劍起程的那天，榮縣城裡的大地主張子和請客，我也被請去了。席上有人持大地主、大當鋪老闆郭慎之上縣官一稟，說什麼「三費局」（徵收局）被匪（按指龍鳴劍、王天傑）劫去了八百兩銀子，要張子和簽署。我一看即問張子和道：「龍鳴劍和王天傑領著同志軍去打趙爾豐，是替我們大家爭鐵路、爭人格，他們暈為國爭權、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麼能說他們是土匪呢？」被我這麼一問，滿座的士紳們都啞口無言。我子是繼續說道：「同志軍到前線去為我們打仗，我們在後方應該繼起支援。我提議全縣按租捐款，替他們籌軍餉。」對於我的提議，他們心裡雖然不贊成，但卻沒有人敢出來反對。席散，我即召集各方人士商議，通過了按租捐款的辦法，就這樣為同志軍解決了糈餉問題。有了經費以後，我更加緊訓練各鄉民團，並且還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準備不斷擴大隊伍，支援前線。
當龍鳴劍病重離開部隊以後，王天傑感到孤單，便率領部隊回到榮縣。清朝政府的榮縣知縣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紳一聽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傑等來找我商量辦法。我提出應立即宣布獨立，自理縣政，大家都很贊成。這時，廣安縣的同盟會員蒲洵因來與我聯繫工作，正住在我的家裡。我考慮到本縣人出來管理縣政，容易惹起糾紛，於是便想請他來主持榮縣民政。我徵得他本人同意後，便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大家一致擁護。9月25日（八月初四），我和王天傑等在城內召集各界開會，由我發表演說，宣布榮縣獨立，並提議蒲洵主持縣政。大家都知道我是剛從東京同盟會總部回來的人，自己不圖官職，卻把蒲洵推了出來；而蒲洵也是同盟會員，並且又是外縣人，與各方面全無矛盾；因此都很滿意。於是，在一致歡呼聲中建立了榮縣的革命政權，從此，東路民軍也有了一塊根據地作依託了。
榮縣起義，發動於8月初，比武昌起義要早兩個月。榮縣宣布獨立是9月25日，比武昌起義也早半個月。因此，它的影響很大，成為成都東南民軍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在榮縣獨立的前後，起義軍還曾經占領過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夾江等十數州縣，但都旋得旋失，沒有得到鞏固。只有榮縣建立了革命政權，並且一直堅持下去。辛亥革命勝利以後，蒲洵還在榮縣作知事，他的政聲很好，受到群眾擁護，替當時的革命黨人保持了榮譽。
我們雖然在榮縣站住了腳，但小小一縣的革命政權，是難於單獨存在的，因此必須向外發展。我們首先去攻威遠，馬上就攻下了。再攻自流井，卻遭到大隊巡防軍的抵抗，相持不下。這時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了。我們由於被敵人嚴密封鎖，並不知道外邊的情況，只是從各種風傳中聽說湖北革命黨造反，有一個姓黎的當了都督。這又引起了我們的疑問：既是革命黨人起義，就應該打出孫中山先生的旗號，怎麼會鑽出一個姓黎的人來呢？我們局限在一個地方鬥爭而不了解整個局勢的發展，真是苦悶極了。我們必須和外面取得聯繫。
十七武昌起義
當時的傳聞倒也不是假的。傳聞中所說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發動的武昌起義，那個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義的爆發並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結果，而四川狒騰的鐵路風潮和帶有全民性的武裝起義更是促使武昌起義爆發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兩湖革命黨人長期艱苦工作的結果，而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有效活動又是武昌起義能夠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4年，武漢就出現了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等革命團體。日知會的會員分布在湘、鄂兩省，同盟會成立後，他們紛紛加入，因此，後來日知會差不多成了同盟會的分支機構。萍、瀏、醴起義時，日知會曾經圖謀響應。1906年，日知會遭到破壞，劉靜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等被捕入獄。1908年7月，革命黨人在武昌擬組織軍隊同盟會未成。7月，楊王鵬等人發起在新軍中組織群治學社，並刊行《商務報》，積極鼓吹革命。1910年，群治學社擬乘長沙的搶米風潮舉行起義，引起了湖廣總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為振武學社，表面上宣稱講求武學，暗地裡從事革命活動，擴大革命組織。1911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為文學社，以研究文學作掩護，而積極地在新軍士兵中發展革命組織。同時發行《大江報》，從事革命宣傳。文學社的主要分子為蔣翊武、詹大悲、楊王鵬、劉復基等，社員至1911年7月，已有五千多人。當時湖北的新軍共計不過一萬六千人左右，而文學社員卻占了這麼大的數暈，可見作為清朝反動政府支柱的新軍，已經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由於革命黨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進會在兩湖地區也擁有一定的力量，這時湖北的孫武和湖南的焦達峰等，正在共進會的名義下，積極從事聯絡會黨的工作。1911年夏，中部同盟會在上海成立後，極力策動共進會和文學社合作。經過多次協商，這兩個群眾基礎較好的革命團體終於聯合成功。8月，它們鑒於四川的鐵路風潮已開始發展為武裝起義，感到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共同組織了一個領導機構，準備大舉起義。起義的臨時總司令部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由蔣翊武任總指揮，孫武任參謀長。
9月初，清朝反動政府被四川人民的革命鬥爭嚇壞了，連忙派端方從湖北調一部分新軍入川鎮壓，湖廣總督瑞澂知道新軍中潛伏著大批革命黨人，所以新軍調走，他非常高興。但革命黨人卻恐新軍分散，於革命不利，因而急謀迅速舉事。9月24日，革命黨人舉行會議，決定在中秋節（陽曆10月6日）發動起義。此後，武漢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傳遍了中秋節殺韃子的故事，風聲越來越緊。這時，瑞澂才感到軍隊調走，防務空虛，恰好給革命黨人造成了良好的機會，給自己帶來了無窮的困難，不僅從前的高興化為烏有，而且嚇得心神不安，坐臥不寧，竟自把行轅設在兵艦上，每天偷偷地到那裡去睡覺。
由於準備工作沒有做好，原定的起義日期被推遲了十天。誰知10月9日（八月十八）的上午，孫武等在漢口俄徂界寶善里製造炸彈的時候，不慎失事，孫武頭部受傷，機關遭到破壞，所有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均被搜去。因為起義計劃暴露，怕遲延遭到損失，蔣翊武便以總司令的名義發出緊急命令，決定當晚午夜起義。這一命令還沒有完全傳達下去，武昌小朝街的起義總部和其它許多機關，都又遭到破壞，起義的領導人員大批被捕，蔣翊武乘機逃走。這天晚上，瑞澂一方面殘酷地殺害了被捕的起義領袖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人，一方面禁閉城門、封鎖營門，根據所獲名冊到處搜索起義分子，弄得滿城風雨，空氣十分緊張。一時人心惶惶，謠言四起，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與革命黨人稍微接近的人，也都惴惴不安，大家都感到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鬥爭。
10月10日（八月十九），瑞澂根據名冊繼續大索革命黨人，並揚言要把革命黨人斬草除根。這樣一來，武漢三鎮完全陷入恐怖的氣氛中。至此，新軍中的一些革命分子便決心起來反抗，以圖死裡求生。當晚7時，住在武昌城內的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其中的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正欲行動，被排長陶啟勝發覺。陶命左右綁金，金大呼「同志動手」，全隊士兵齊聲響應。反動軍官或被擊斃，或聞風逃，起義士兵四十餘人，在熊秉坤的率領下，一直向楚望台軍械局進攻。當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營左隊士兵，也紛紛起來響應起義，於是軍槭局遂被起義軍占領。這時武昌城各處革命黨人聽見槍聲，也紛紛起義，並不斷奔赴楚望台。經過大家計議，決定進攻督署，捕殺瑞澂。但因部隊紛亂，缺乏指揮，進攻不克。這時，起義的士兵越來越多，起義的範圍越來越大，熊秉坤感到指揮困難。恰好這時有一個士兵把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找到了。吳是在楚望台士兵響應起義時乘隙逃跑的。由於他平日在士兵中還有一些信仰，所以現在被大家推為臨時總指揮。吳當即根據情況，提出作戰方針，同時又申明紀律，重新發動對督署的進攻。瑞澂在猛烈的進攻下，破牆而出，逃上兵艦。其餘清朝官員，也都在起義的槍聲中逃得乾乾淨淨。至11日上午，武昌遂為起義軍完全占領。
起義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由誰來負責領導呢？當時在起義軍方面，從前的領導人員或則被捕，或則逃亡，正是群龍無首。他們在吳兆麟等人的建議下，把從前的新軍協統黎元洪找出來做了都督，把從前的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找出來做了民政總長。湯化龍是一個著名的立憲黨人，根本就不贊成革命。至於黎元洪，不但從前殘殺過許多革命黨人，就在起義那天晚上，他還手刃了一個送信的革命士兵，後來見起義勢盛，才逃匿在他手下的一個幕友家裡。當吳兆麟派人去請他的時候，他嚇得渾身發抖。他見了吳兆麟，不但不肯擁護起義，反而責問吳為什麼造反。以後大家把他擁為都督，他還是不敢在安民布告上簽字。後來別人強迫把他的辮子剪了，他還為那條奴隸的標誌哭了一場。等到漢陽、漢口光復，一直等到10月17日，駐漢口的各國領事都宣告「中立」以後，黎元洪才宣布就任都督的職務。武昌起義的結果既然是由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人物出來當權，那末，它以後逐步走上和反動勢力妥協的道路，就絲毫也不奇怪了。
隨著武昌起義的勝利，各省也紛紛響應，宣告獨立。清朝政府二百餘年的反動統治，很快就陷於土崩瓦解的狀態中。但是，各省的情況也和武漢相差不多，革命的果實沒有落在人民的手中，而是被一些軍閥官僚和立憲黨人篡奪去了。
十八內江起義
端方自從9月初奉到清朝政府「入川查辦」的命令以後，即率領大隊鄂軍，浩浩蕩蕩地殺往四川。但是，他的隊伍還沒有到達成都，武昌起義就爆發了。在端方的鄂軍中，有很多的革命黨人，他們一進入四川，便極力想和四川的革命黨人取得聯繫。鄂軍後隊中有一個名叫田智亮的革命黨人，在萬縣遇著了四川的革命黨人張頤，經過他們的密商，決定派人到資州一帶聯絡前隊士兵，發動起義，捕殺端方。端方剛入川的時候，雖然其勢洶洶，但愈往前走，愈發感覺自己陷入了人民群眾層層的包圍之中；加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更嚇破了他的肝膽；所以到了資州，他便跨躇起來，再也不敢貿然前進了。他雖然派了一支隊伍，去援救在自流井被民軍所困的巡防軍，但也只走到內江和威遠交界的界牌地方就停下了。這時，我們民軍方面，對整個大局並不了解，只見久攻自流井不克，巡防軍愈聚越多，而端方又派兵前來，便感到形勢十分嚴重，因此人心不免有些驚慌。同志們都要我趕快想辦法。我於是和大家約定：由他們堅守陣地，我到外面去搬救兵。我說：「只要你們能堅決死守，一星期以後必有救兵來到。」我早先就從孫武那裡知道新軍中潛有許多革命黨人，現在端方領兵來到，我相信孫武他們是一定會派人來找我的，所以我才敢這樣大膽地說。同志們因我從來不說假話，對我很有信仰，所以聽了我的話以後，情緒十分高漲，都願意死守待援。我看見這種情況，也就比較放心。11月21日（十月初一），我同吳庶咸二人偷偷地越過敵人防線，走到貢井一個同盟會員家裡住了一夜。這位同志潛伏在敵人的警察署里工作，成天地盼望民軍打來，他好率部響應。我們把他那裡的工作部署好了之後，又連夜輕騎趕赴內江。內江的革命黨人很多，烈士喻雲紀的家也在那裡，極便於我們藏身和進行工作。我們於23日（十月初三）到達內江，住在喻烈士的家裡。這時恰好有端方的隊伍經過，我們很快就和其中的革命黨人接上了頭，決定由他們到資州殺掉端方，我們在內江發動起義。
11月25日（十月初五），端方的隊伍果然在資州起義了。平日驕橫不可一世的端方，這時竟在起義的士兵面前哀求免死，胡說什麼他祖先原本漢人，隸入旗籍還不滿四世……，想以此騙取—條活命。但是，對於這個作惡多端的無恥傢伙，起義的士兵們毫無憐惜地把他殺死了。士兵們公推革命黨人陳鎮藩為入川鄂軍的統領，而陳也就馬上派人到內江來與我聯絡。
11月26日（十月初六），內江的知縣聽到了端方在資州被殺的消息，便立即逃走了。巡防軍接著也逃跑一空。有人到喻雲紀家來找革命黨人。我們於是決定立刻行動，並且馬上到了團練局。這時有些革命同志正在那裡同團練局長謝仲輝談判。謝說什麼土匪來了他可派兵去打，同志軍來了他可派人交涉，如果鄂軍來到，治安問題他就無法負責了。我當即回答說：「治安問題完全可以保證，但你必須首先將團練局交出。」謝不肯答應，聚集在外面的群眾便大聲怒吼：「非交不可，一定要交！」謝不得已才允許交出。我們於是立即將團練局接收。接著，喻雲紀的父親和當地同志便去召集群眾，在天后宮的大戲台前開會。一時前來參加的有好幾千人，情緒空前熱烈。當由我上台宣布革命宗旨，主張建立革命政權，群眾聽說，歡呼萬歲，聲震屋瓦。當場通過成立內江軍政府，並一致舉我為行政部長，吳庶咸為軍政部長。當成千的群眾把我們擁到縣署去辦公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群眾力量的偉大，真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絲毫不爽。
成都的革命黨人，知道我曾經組織過共進會，而共進會與新軍素有聯繫，因此，當端方的隊伍逼近成都的時候，他們特派康寶忠和董修武兩人趕到我家，邀我到成都去策划起義。他們到我家撲了個空，又跟蹤追到內江，正趕上內江起義成功。他們到縣署一見我就說：「省城的同志都準備好了，專等你去，好發動起義，我們立刻一起動身吧。我說這裡今天才組織起來，不能馬上離開，你們請先回去，告訴同志們努力奮鬥，我一星期後就，到。」就這樣，他們便趕回成都去了。
陳鎮藩派人和我們取得聯繫後，於11月27日（十月初-七）率軍來到內江，我們特開大會表示歡迎。內江人民看見這麼多裝備精良的軍隊和人民站在一起，情緒更為興奮。起義軍隊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也非常感動。在歡迎會後，我要陳鎮藩把軍隊留在四川，共圖大舉。他說：「現在軍心思歸，而且武漢方面戰爭還很激烈，我要趕快率隊回鄂，替革命效力，但求你們沿途替我疏通，我就萬分感謝了。至於四川的事情，還望四川同志好自為之。」隨後，他送了我們快槍四十佘支，我們也送了他一千五百兩銀子，並且告訴了他沿途聯繫的方法。就這樣我們便匆匆地分別了。
我們在內江舉行起義的時候，還不知道重慶已經在11月22日（十月初二）宣布獨立。原來11月5日，夏之時就在成都附近的龍泉驛率部起義。夏是四川合江人，曾經留學日本的東斌學校，並在那裡加入了同盟會。他畢業回川後，在清軍中擔任排長，駐紮成都。當四川保路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他看到革命的時機已到，便準備發動起義。恰好這時他奉命率領步兵一隊駐守龍泉驛。他檢機暗地向士兵們進行革命宣傳，士兵們都很感動，願意隨著他參加革命。這時駐在龍泉驛的還有騎兵和輜重兵各一隊，夏又派人去進行宣傳，結果這兩隊的士兵也願意和夏部一致行動。到了11月5日的晚上，夏之時集合三隊的官兵二百餘人，在駐地附近的一所廟裡宣布起義，當場將駐龍泉驛指揮的東路衛戍司令魏楚藩處死。這天晚上，恰有新軍教練官林畏生奉趙爾豐的命令，前去迎接端方，正好住宿龍泉驛。他聽到廟內歡聲大起，趕忙前去察看。有一個士兵認識他，馬上舉槍對他射擊。夏之時立刻起來保護他，因此他雖然受傷，倖免於死，並且還參加了起義隊伍。起義成功後，士兵們一致推舉夏之時為革命軍總指揮，當夜整裝東行，直奔重慶。由於當時端方的部隊駐在資州，所以他們繞道取小川北路線東下。他們沿途受到群眾的歡迎，並不斷地擴大了革命隊伍。11月21日（十月初一）夏軍到達重慶近郊。當夏軍接近重慶的時候，重慶的革命黨人就派人前去與他取得了聯繫。11月22日（十月初二）夏軍在城內革命黨人的協助下，勝利地開入了重慶城。由於夏軍的到來，清朝反動政府在重慶的官吏見大勢已去，除個別逃跑者外，其餘的都被迫向革命黨人投降。當天，重慶各界群眾在朝天觀舉行大會，成立了蜀軍政府，推舉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並通電全國宣布獨立。
重慶蜀軍政府成立後，一再函電催我前往。這時我已知道武昌起義成功，全國紛紛響應，我把整個大局仔細考慮之後，覺得必須與領導全國革命的總機關取得聯繫，才好進行工作。因此，我把內江的工作安頓就緒之後，便於12月2日（十月十二）。
十九重慶軍政府的軍事裁判會
重慶蜀軍政府成立後，立即組織軍隊，準備西上討伐成都。這時，在全國和全省革命潮流的襲擊下，成都發生了一系列的政變。
自從端方在資州被殺、內江起義成功，進玫自流井的民軍，因此也取得了勝利。於是，成都四周的民軍，勢力大振。這時被民軍圍困了幾個月的趙爾豐，眼看救兵已經絕望，成都早晚要被打開，他便作這樣的考慮：與其被革命黨推翻，不如將政權交給立憲派，便於保存實力。就這樣，11月27日，在立憲黨人和趙爾豐的勾結下，成都扮演了一出「獨立」的滑稽戲，成立了所謂「大漢四川軍政府」，由立憲派頭子蒲殿俊擔任都督，趙爾豐的心腹新軍統制朱慶瀾擔任副都督。至於趙爾豐，仍被委以辦理邊防的重任，實際上操縱著軍政大權。對於這樣的「獨立」，人民當然不會滿意。各地民軍都以「索趙」為號召，繼續向成都進攻。這.時，趙爾豐已確知清朝中央政府尚未垮台，於是又陰謀復辟。12月8日，蒲殿俊到校場點兵，巡防軍在趙爾豐的唆使下，發生譁變。蒲殿俊從此躲藏起來，連都督也不敢當了。四郊民軍看到這種情形，非常憤慨，便相率入城，將趙爾豐圍困在督署裡面。趙爾豐的復辟陰謀終未得逞。經過這一場事變，成都軍政府為了欺騙人民和敷衍民軍，不得不實行一番改組。於是，曾經留學日本的前陸軍學堂總辦尹昌衡當上了都督，與哥老會有聯繫的羅綸當上了副都督，同時還拉了幾個革命黨人來當部長，以資點綴。但是，人民對趙爾豐的仇恨，始終不能平息下來。立憲黨看到不殺趙爾豐，不足以平民憤，將會引起深刻的革命，因此，才不得不借趙爾豐的頭來緩和群眾情緒。12月22日，尹昌衡和立憲黨人依靠著民軍的力量，解決了督署的武裝，捕殺了趙爾豐。立憲黨人在捕殺趙爾豐之後，便馬上回過頭來對付民軍。在他們軟硬兼施的進攻下，缺乏正確思想領導的民軍首領，有的被腐化收買，有的被殘酷殺害。於是，轟轟烈烈的起義運動，竟被瓦解，入民艱苦鬥爭的果實，竟被立憲黨人竊奪去了。
從這一系列的事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趙爾豐是清朝反動統治在四川最頑固的代表者，他曾經用盡一切辦法，來挽救清朝反動政府在四川所遭遇的危機，他自始至終沒有動搖過對清朝政府的忠心，以至最後和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同歸於盡。以蒲殿俊、羅綸等為首的立憲黨人，則代表著四川地主階級和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他們也曾假借革命群眾的力量，向清朝反動統治者作過一定程度的鬥爭，但是，他們最害怕的是群眾真的革起命來，動搖了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所以，他們對趙爾豐等清朝反動統治的代表者總是特別「寬大」，而對起義群眾卻格外的殘忍無情。至於起義的民軍，它基本上是由自發參加鬥爭的廣大下層群眾所組成的，其領導成員多半為會黨首領，只有少數是革命黨人，他們當中有不少的優秀分子（如龍鳴劍等）大多在殘酷的鬥爭中犧牲了，而剩下來的人後來卻上了立憲黨人的圈套，無形中成了替他們爭奪江山的工具。但是，無論是爭路運動和推翻清朝的功勞，都應該歸之於這般下層群眾和他們的領導者身上。趙爾豐是屠戶、立憲黨人大部分都是騙子、起義民軍大部分都是好人，這並不是什麼高論，而是廣大人民群眾早已作出的歷史定評。但是，周善培卻不同意這種論斷，為此，他特地寫了一本《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把趙爾豐描寫成實行禪讓的堯舜，把立憲黨人視為彬彬有禮之士，而把革命黨人和起義群眾則看作大逆不道的匪徒。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周善培的無恥妄說，有誰能相信呢？其實，周善培在這次運動中，擔任了一個頗不光彩的角色，他曾經以提法使的地位參與了趙爾豐鎮壓和破壞人民革命鬥爭的一切殘暴行為和陰謀活動。當然，平心而論，他和趙爾豐還是有所不同的，他雖然坐在他的大帥（趙爾豐）的那隻船上，但他一看風頭不對，就把一隻腳踏到立##黨人的那隻船上去了。因此，他比他的大帥總算要開明些。不過若與他的采帥（王人文）比較起來，他就未免有些遜色了。因為他的這位采帥，曾經為庇護立憲黨人而丟掉了官職，也就是說，當他看到清朝政府這隻破船快要沉沒的時候，就從船上跳了下來，而不象周善培那樣猶豫不決地踏在兩隻船上。因此，周善培根本就沒有資格寫什麼《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親歷過四川人民的爭路鬥爭。他如果為人老實，肯把他們那幫人如何反對四川人民爭路的親身經歷寫出來，倒一定會有許多非常精彩的內容。但他不肯如此，卻硬著頭皮把他反對爭路的親歷寫作爭路的親歷，因此就不免要大鬧笑話了。讀者只要翻開他的書一看，滿紙都是大帥、采帥之類的稱呼，他的反動立場就怎麼也掩蓋不住了。
當重慶蜀軍政府正在組織軍隊準備討伐成都的時候，它的內部曾經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危機。這次軍事行動，原定由夏之時以副都督的身分親自領兵出征，而以總司令林畏生兼任北路支隊長。林對此發生誤會，以為摘掉了他的總司令職權，大為不滿。本來林的參加革命就是出於被迫，根本沒有什麼覺悟，及至當了蜀軍總司令，他自以為過去在新軍中的地位比夏要高，因此，對夏常出不遜之言，態度非常傲慢。現在又誤認夏在故意壓抑他，一怒之下，即將支隊長的委任文書和一切印信當眾撕毀，並且破口大罵，持槍握拳，闖進軍政府，聲言要找夏之時拚命。而且林手下有一兩個團長，更橫行不法，縱容著士兵四出擾民。我到重慶的時候，正碰到這種情形，當時重慶到處街談巷議，人心惶惶不安。而張培爵和夏之時對此卻毫無辦法。剛剛成立不久的蜀軍政府，差不多陷入了無政府的狀態中。張培爵見我來到，非常高興，連忙要我想個辦法。我嚴正地說：「只有嚴明紀律，才能維護革命政權，現在必須召開一個緊急會議來討論這件事情，並準備實行軍事裁判，整頓軍紀。」
張培爵很同意我的意見。這時雖已深夜，但他仍立刻下令召集全體負責軍政人員開會，不許攜帶武器，並令守衛妥為戒備。一會，人們到齊，會議開始。夏之時首先報告事情發生的經過，請全體討論解決。這時林畏生毫不在意地起來大聲說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狀，其罪二也；辱罵都督，其罪三也；鬧軍政府，其罪四也。看你們敢把我林畏生怎麼樣！」他氣勢洶洶，說完就坐下。過了許久，沒有一個人敢起來必士。我看見這種情形，非常氣憤，心想既為革命黨人，對清朝反動政府都敢起來革命，為什麼對這樣一員悍將就不敢鬥爭了呢？於是抑制著憤怒，從容地起來說道：「我們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專制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並不是以暴易暴。我們革命黨人是不侮鰥寡，不畏強暴的。扶正義，打抱不平，正是我們革命黨人的本色。如果我們今天剛一勝利，就橫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樣，實在違反革命初衷……」
我沉痛地講了兩個小時，最後主張執行革命紀律，把這個會議變為軍事裁判。全場熱烈鼓掌，表示同意。這時林畏生才不時地看我，對我這樣一個陌生人的講話，感到驚異。
接著夏之時說：「我是當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議請最近由同盟會總部派來的、孫中山先生親密的朋友吳玉章同志作裁判長。」大家表示贊成。這完全出於我的意料。我想：由於我的提議才召開這次會議，現在要我來主持裁判，豈不是故意把殺人的事情推給我作嗎？但接著又想：如果推辭，旁人也是一定不乾的，事情又怎麼解決呢？於是，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舉，並且向大家說道：「第一，我說明犯罪的行為時必須得眾人的同意；第二，我判決的處罰也必須得眾人的同意；第三，判決後犯罪人得申訴或聲明不服，並說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決後一定要遵照實行。必須大家都贊成這四個條件，我才能就職。」
大家都說：「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們贊成。」
於是，軍事裁判就立即嚴肅地開始了。我詳細地說明林畏生的犯罪行為違背了革命宗旨，危害了人民利益，無異企圖推翻革命軍政府，應照軍政府規定的軍法處以死刑。問大家同不同意，大家表示贊成。於是又問林是否服罪，限他二分鐘以內講話。林卻沉默著。又延長五分鐘，他仍不講話。經再三催促，他才說：「說我想推翻軍政府，我沒有這個心思。」
我說：「我不能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心思。但判斷犯罪以客觀行動為標準，你的行動是危害軍政府的。」
他再也沒有話講了。於是我就請夏之時執行判決。夏卻猶豫起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應該特設什麼什麼的話。他的意思是說，裁判既是特設的，執行也應該特設。因為他說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為是「特赦」。於是他們又反過來為林畏生辯護，說林也是參加了起義的人，應該從寬處理，赦免他。
我堅決反對，認為大家剛才約定的條件，不應該馬上就自己推翻。辯論了一小時，還是沒有結果。有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憤慨地說：「象你們這樣懦弱畏縮，我就拿炸彈來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紛紛反對他。我說：「不必性急；我試問林畏生這樣蜜不講理的人，誰能保他以後再不作亂事呢？」
這時有一位姓舒的團長起來說：「我保他，我們四團人保他。」
他話猶未了，衛隊中幾個士兵就齊聲說：「就是這個傢伙最壞！」因為士兵們說話時過於激動，擠得刀槍碰擊作響，那資舒團長恐怕有人打他，急忙把頭低下去躲藏，猛地一下碰到桌子角上，流出血來。大家以為士兵開了槍，都趕快逃避。石青陽尤為可笑，竟把茶几頂在頭上，跑了出去。這時會場上就只剩下我和張培爵、夏之時、林畏生四個人。林也和張、夏兩人一同勸士兵們歸於安靜。衛兵說：「就是那舒團長勸林司令做壞事。」我說：「現在暫把舒團長扣下，另案辦理。今晚還是要把這個案子結束。」
接著又把大家都請了回來。好在軍政府戒備很嚴，沒有一個人逃得出去。大家坐定後，我看林畏生並未趁這次擾亂逃走或者有什麼不好的表現，也就有從輕處罰的意思了。因此我就和大家商量：「有人說要特赦他，但是誰能替他保證呢？」謝持、朱之洪說他們願意擔保。最後決定立刻解除他的職務，並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這件事情充分地表現了當時蜀軍政府的軟弱無力，也表現了當時這些革命黨人的畏縮、妥協。然而，經過了這一次嚴重的鬥爭，蜀軍政府總算得到了暫時的鞏固，更重要的是重慶人民都高興為他們除去了一個禍害。
這時已是1911年的12月了，南京已被民軍攻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醞釀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先生也已經從國外回來，首途前往南京。因此，我也準備到南京去。於是，重慶蜀軍政府就讓我和楊庶堪作為它的代表到南京去參加臨時政府的工作。
二十南京臨時政府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非常驚慌，連忙派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兩鎮前往撲滅。但北洋軍的將領，都是袁世凱的爪牙，蔭昌指揮不動。當時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的許多有力人物都認為袁世凱是個「人才」，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國反動勢力的滅亡。清朝政府不得已，只好再度起用袁世凱。袁自從1908年被清朝政府解除職務以後，即在彰德「養病」，而實際上仍然控制著他自己所培植起來的北洋軍隊。現在，革命興起，清朝垂危，正是他玩弄權術的絕好機會。清朝政府發表他作湖廣總督，他故意堅辭不就。一直等到清朝政府答應了他的全部條件，賦予了他以全部權力，並且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以後，他才出來組織力量，對革命展開進攻。
有一個名叫朱芾煌的川籍同盟會員，在武昌起義以後，估計到袁世凱一定會得勢，便跑到袁那裡去進行投機。他去到彰德，看見袁世凱布衣草帽，成天在那裡釣魚，裝作不問國事的樣子。朱於是勸袁趁機把清朝政府的軍政權力奪取過來，然後投效革命，那麼革命方面一定會推袁出來統一中國；並表示他願意為袁在革命方面進行疏通。袁聽了以後，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表示，暗地裡卻非常喜歡。因此，他把朱帝煌留作策士，待以上賓之禮。不過，袁從清朝政府那裡取得大權以後，並不是去投效革命，而是要革命投效他，由他來作中國的獨裁者。在袁世凱還未北上組閣之前，清朝政府迫於形勢，已經把汪精衛、黃復生等革命黨人釋放出來了。汪出獄以後，便和北方大官僚、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李石曾等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京津同盟會。在京津同盟會裡面，雖然也有不少真誠的革命分子（如彭家珍等）；但它的主要成員如汪精衛、李石曾等，則專門為袁世凱捧場。他們和中外許多反動分子一樣，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收拾當時中國的時局。汪精衛為了巴結袁世凱，還與他的長子袁克定結為兄弟。
袁世凱既從反革命方面取得了權力，又與革命方面的不肖分子有了勾結，他就可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操縱自如，而對革命也既可以打又可以拉了。袁世凱奉命組閣以後，看到革命正在迅速發展，便決定對革命實行進攻。他一方面用計刺殺了準備在石家莊起義的革命黨人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使反革命的中心直隸和北京得到鞏固；一方面集中兵力，從革命軍手中奪去了漢口和漢陽，並隔江炮擊武昌，使武昌的軍政府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他並沒有乘虛渡江進擊武昌，因為他需要養敵自重。他於展開軍事進攻的同時，又對革命方面展開了和平攻勢。於是，12月中旬，在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壓迫下，民軍代表伍廷芳與清朝政府（實際上是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達成了臨時性的停戰協定。自此以後，雙方就沒有再發生什麼大的戰事。
本來，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在革命黨人的領導和影響下，各省的新軍和會黨紛紛發動起義。到11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就已經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若把邊遠地區除外，這時清朝反動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已經很少。就是這些地區，也在醞釀著革命。甚至它肘腋之下的直隸省，也曾經爆發過起義。而且，廣大農民還掀起了反封建的鬥爭。例如江蘇、廣東和湖南等省，即有很多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懲辦土豪劣紳，反對封建壓迫。其他各省也都發生過大小不同的農民起義。至於四川的農民鬥爭，其規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外，近代史上再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為了保衛武昌起義，起義各省特別是湖北人民曾經作了英勇的鬥爭。無數工人、農民乃至一些知識分子，都紛紛參加起義軍隊，並且在戰鬥中表現非常勇敢。當民軍和清軍作戰的時候，廣大人民更是極力支援民軍，打擊清軍。這說明革命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再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但是，這樣高漲的革命鬥爭，卻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即已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以後，幾乎陷於瓦解的狀態。章太炎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兩句話雖是極端錯誤的，但用來形容當時的情況，倒很合乎事實。而立憲黨人這時卻很活躍。他們搖身一變，鑽入革命陣營，並把革命的領導權竊取而去。昨天還在擁護君主，今天忽然「贊成共和」，許多立憲黨人就這樣成了「開國元勛」。由於他們的混跡革命，革命方面的矛盾和糾紛更為增加了。因此，武昌起義後，各省雖然紛紛響應，但好'久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領導機關來。當時，武漢和上海之間為了建立中央政權就發生過很大的爭執。後來，上海方面讓步了，起義各省代表才由上海轉赴漢口開會。就在這個時候，袁世凱的反革命軍隊占領了漢口、漢陽。於是這批代表就跑到漢口的外國租界裡去開會。他們不敢討論如何組織力量，打退袁世凱的進攻；如何推進革命，爭取全國的勝利；卻在那裡咬文嚼字地討論什麼臨時政府組織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獵取官位的上面。更可怪的是，他們竟在袁世凱的炮火下通過了一個「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的決議，充分地暴露了他們在革命初起的時候，就早已作好妥協投降的準備了。
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軍隊攻克了南京，於是各省代表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在南京臨時政府的籌備過程中，各派勢力之間又因為爭奪權勢，鬧得不可開交。直到孫中山先生於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開了僵局。接著，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臨時政府只設立五個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納這麼多要作官的人呢？這時，有一個叫李肇甫的同盟會員，在總統府秘書處工作，他出身於官僚家庭，懂得舊式官府的那一套組織，於是由他提出一個擴大政府組織的辦法來，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來了，因此大家都很滿意。這個臨時政府，既有立憲黨人，也有官僚軍閥，但革命黨人還是占著主要的地位。它是一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因此，它極力想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中國是沒有實現的條件的。而且，當時南京臨時政府本身就處在風雨飄搖中。孫中山先生當選後，根據事前的規定，立即致電袁世凱，表示和議成功，即當避席。孫中山先生這個總統，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主持和議的總統罷了。
1912年初，我到達南京。這時，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都已經組織起來了。當我們還在途中的時候，重慶蜀軍政府即已和成都大漢軍政府達成協議：由雙方共同派遣黃復生、李肇甫、熊成章三人為四川省的參議員。因此我們到南京後，即沒有再作蜀軍政府代表的必要了內務部次長居正和秘書長田桐看見我沒有作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對我說：「你來晚了一步，若早來點，怎麼也有一個次長當的。現在部長、次長都安置完了，內務部的司長、局長或是參事，你任便選一個吧！」我說：「我們革命不是為了作官，你們且不談這些吧。」但隨後他們就給我送來了一張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長的委任狀，我馬上退了回去；接著，他們又換來了參事的委任狀，我還是給退回去了。後來，孫中山先生要我在總統府秘書處工作，他對我說：「你來得好，現在正要收拾殘局，很需要你來幫忙。」我於是接受了他的邀請。這時，原來在總統府秘書處負責總務工作的李肇甫已經當參議員去了，我於是接替了他的工作。當時南北和議已成定局。很明顯，和議一成，總統府秘書處就要取消。因此，開始很紅的秘書處，現在變成了冷門。從前有很多人到秘書處鑽營，現在卻誰也不願來這裡工作了。甚至秘書處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乾脆到袁世凱那裡去找官做。有個叫程明超的，他本來是箇舊官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秘書處弄到了一個高位，這時即抱著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來辦事了。還有一個叫秦毓鎏的，他偷著為自己填寫了一張委任狀，準備回到他的家鄉無錫去做知縣，一時傳為笑談。從這些事情當中可以看出：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不僅原來的官僚政客，毫無生氣；並且有些革命黨人也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蛻化，逐漸地喪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個人的官職和利祿去了。
二十—袁世凱竊國成功
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廣大農民的反封建鬥爭，由於缺乏領導，並沒有深入地開展下去。中國資產階級本身既很軟弱，又不敢發動農民起來革命，因此，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大壓力面前，除了退卻和妥協之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孫中山先生剛回國的時候，頗不以和議為然。大家推他為臨時大總統，他也很失望。因為他在英國的時候，曾經和英國政府談定一筆小小的借款；現在總統既然是臨時的，這筆借款當然也就無效了。因此，他對當時的和議條件很不滿意。但是，當時各方面的「輿論」（當然只是上層階級的輿論）幾乎沒有不贊成和議的。而一切帝國主義又都極力支持袁世凱，把他視為它們的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國主義，它的駐華公使朱爾典就是支持袁世凱絞殺革命的主謀。英帝國主義雖然也和孫中山先生拉點關係，但這就更顯出它的奸詐。正因為中外反動派勾結成功，一致壓迫要講和，所以孫中山先生反對和議的主張，遭到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絕大多數有力人物的非難。汪精衛甚至對孫中山先生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在各方面的包圍下，孫中山先生後來也歡不再堅持己見了。
臨時政府成立後，和議繼續進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凱提出：和議成功後，保證舉他為大總統；但必須以清帝退位和他贊助共和為條件。於是袁世凱開始逼宮，企圖強迫清帝退位。但卻遭到滿洲貴族中的頑固分子宗社黨人良弼等的堅決反抗。這時，京津同盟會中的川籍會員彭家珍，認為殺了良弼，便可導致共和，使人民安居樂業，因此決定拚死以除良弼。他怎麼能夠知道他的英勇犧牲，並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只不過是幫助了袁世凱登上總統的寶座呢？彭家珍為了刺殺良弼，曾經用盡心機。他把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之後，特地裝扮成一個威武的軍官，穿著整齊的軍服，掛著明亮的軍刀，於1月26日，裝著良弼的一個好友前去謁見。但那天良弼剛好不在。當晚他又去，良弼又不在。但他剛往回走的時候，在不遠的途中恰好良弼回來了。在路上一來一去的兩輛馬車相遇，彭就高聲叫「賚臣……」（良弼的號），良弼未應，彭即調轉馬車，跟著良弼的馬車追去。到了良弼的公館，良弼一下車就走近門前，彭也急下車，趁良弼升階正要入門之時，急投一彈，彭在階下當時即被炸死，而良弼也負重傷，於兩天以後就死了。宗社黨人因此嚇破了膽，同時又看到大勢已去，便不敢再堅持帝制了。清朝皇室終於接受了退位的條件。袁世凱的逼宮竟因彭家珍的刺殺良弼而獲成功。我們從當時和議雙方達成的優待清朝皇族的條件，可以看到南京臨時政府是多麼的軟弱！
清帝退位之後，和議很快成功。孫中山先生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兩個自以為非常高明的辦法：一個是頒布約法，想用法律來限制袁世凱；一個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凱調離北京這個當時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老窠。從2月初開始，經過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南京的參議院根據資產階級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原則，制定了一部中國憲政史上著名的臨時約法。袁世凱對於這個臨時約法並不怎麼理會，因為他知道這些紙上的東西是可以隨時撕毀的。他特別注意的是遷都北京的問題。2月13日，袁世凱在給南京的電文中，於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時，就表示他不願南下。2月14日，南京參議院開會的時候，竟然通過了遷都北京的決議。本來在參議院中，革命黨人占據多數，是完全可以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意見通過建都南京，反對遷都北京的。但14日開會的時候，革命黨人李肇甫，卻到台上去大放厥詞，說了一通遷都北京的必要；參議員中原來就有不少人對袁的不願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辭令，他這麼一說，贊成迀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數。孫中山先生和黃興知道這件事情以後，非常生氣，當天晚上把李肇甫叫來大罵了一頓，並限次日中午12時以前必須複議改正過來。15日晨，秘書處把總統提請複議的咨文作好後，需要總統蓋印，而這時總統已動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著去找黃興，他也正在穿軍裝、準備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請他延緩時間，他說：「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說完就走了。這怎麼辦呢？只好找胡漢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來了鑰匙，開了總統的抽屜，取出他的圖章蓋了印，把咨文發了出去。同時，並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經過我們一天緊張的努力，當天召開的參議院會議終於把14日的決議糾正過來了。但是，袁世凱並不根據參議院的決議辦事，他表面上不堅持遷都，卻故意地提出去、就問題來要挾。於是孫中山先生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為專使，於2月末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凱南下。袁世凱在破格歡迎的偽裝下，暗地發動兵變，把蔡元培等人嚇了一跳，使得這幾個迎袁專使也覺得對袁的是否南下「盡可遷就」了。至此，南京參議院不得不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眼看著南京臨時政府即將結束，不少的革命黨人感到革命的理想並沒有實現，內心非常痛苦。當時在南京的川籍黨人很多，經大家商議，決定召開一個四川革命烈士追悼會，對先烈們表示崇敬和悼念，同時藉此排遣自己的悲傷。開會的時候，孫中山先生也到了。章太炎則送來一幅輓聯，寫道：「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大家看了，不但很覺掃興，而且感到憤慨。章太炎在同盟會裡一貫鬧派別糾紛；武昌起義後，又說什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主張解散同盟會；隨後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脫離同盟會，並和一些立憲黨人搞在一起，專門和孫中山先生作對。他罵南京鼠竊狗偷，但當時鼠竊狗偷的大半還是立憲黨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們沆灌一氣嗎？他反對建都南京，認為南京並非龍蟠虎踞，難道北京果寘就是龍蟠虎踞的地方嗎？很明顯，章太炎為了反對孫中山先生，已經實際上站到袁世凱那方面去了。追悼會開完以後，我們又為死難烈士請求追贈。根據我們的建議，孫中山先生以總統的名義立即簽署了一道命令，追贈鄒容、喻雲紀、彭家珍為大將軍，謝奉琦為中將。其他各省也有繼起仿效的。死者已經安置完了，活著的人怎麼辦呢？我們秘書處的人，決計不到袁世凱那裡去作官。鄧家彥因對和議非常不滿，一定要出去辦個報紙，反對袁世凱。又有人提議繼續出洋留學，完成以前未竟的學業，大家都很贊成。當時蔡元培在作教育部長，經過他的批准，大批革命黨人獲得了公費留學的資格，接著便紛紛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為民國既經成立，自己就應該學點真實的本事，將來好從事建國的工作。他們當時並不了解：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反動政府，但繼起的袁世凱仍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工具。他們更沒有料到：民國成立以後，中國不但沒有興盛起來；相反，民族的危機和人民的災難卻更加深重了。當時，我也獲得宮費留學的資格；但是，因為還有許多善後工作要做，所以沒有立刻出洋。
二十二回川之行
辛亥革命以孫中山先生的解職和袁世凱的登台而結束，實際上是失敗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對此並無認識，他們當中有不少的人對帝國主義和袁世凱還存在著幻想。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應袁世凱的邀請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並百般地曲意相從，終於使孫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孫中山先生從袁那裡出來就對人說：「今日之中國，惟有交項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國鐵路總監的任命，想在中國經營二十萬里的鐵路，實現他的實業救國的美夢。為了這個目的，他隨後還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夢想便被現實粉碎了。
南北和議成功之後，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了袁世凱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趕快來告訴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計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問他。他說：「總統正要找你，請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調解成渝雙方的糾紛，並要給我們宣慰使的名義。」我說：「四川是我們的家鄉，對於家鄉的父老何能用這種名義？而且我在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的時候，即已和大家有約，此後絕不任什麼官職。」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衛等專使人員在從北京回南京的輪船上曹有「六不會」的組織，以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相標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兩條，稱為「八不主義」。我雖然沒有加入「六不會」，並且知道他們是唱高調騙人的；但我卻認為一個人如果違背了自己的初衷，總是問心有愧的，且將失信於人，為人所棄。就是由於這種種原因，我堅決地拒絕袁世凱給我任何的官職。袁不得已，後來才同意不給我任何名義，只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問」四川人民，並促成四川的統一。我當時並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資望不夠，不足以替他完成統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為他服務。我只覺得促成四川統―，避免人民塗炭，為桑梓父老做點事情，是一種不可推辭的義務，因此便答應了。袁給了朱一筆錢，朱問我怎麼開銷，我說：「我們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夠了，同行的人，還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說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樣，既沒有爭著作官，又沒有爭著要錢。我本來對朱的投靠袁氏，內心不取；現在見他這樣，又覺得他之投袁，原是去爭取袁氏贊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諒。其實，我那時對朱的本質還是沒有認識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是一個野心並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機分子。他投到袁的門下，知道袁也不過是利用他與革命黨拉拉關係而因此對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機會討了一個夔關監督來當，弄了一批錢，然後便由官而紳，到北京城裡買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許多房子，作起房東來了。
1912年的夏天，我和朱芾煌回到了四川，這時，成渝雙方已經妥協了。成渝的妥協也象南北的和議一樣，是重慶投降了成都，革命勢力投降了反動勢力。其時楊維任軍事巡警總監。楊是成都起義被捕的六君子之一，我覺得他似乎尚有可為，便推動朱芾煌用我們兩人的名義電袁世凱建議，任命他為成都衛戍司令。袁當即下令委任，並升楊為中將。袁之出此一著，原不過想藉以籠絡革命黨人。但這事卻立即引起反動分子的不安。他們馬上向袁的親信四川人曾彝進、顧鰲等進行活動，要袁收回成命。袁雖然沒有明白地收回成命，但因他不再支持，楊維終於無法就職。而且，袁見我的心事仍在革命，便急電我們回北京。這時，我正抽空回到了榮縣家裡。接到袁的急電後，我又匆匆地離開故鄉，和朱芾煌一起趕回北京。
在四川的時候，我順便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留法儉學會的名義動員了一批青年到法國去留學。留法儉學會是由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分子倡辦的，這批無政府主義分子這時已墮落為袁世凱的幫凶，是完全反動的；但留法儉學會卻送了一些人到法國去學科學，對社會多少總算有點益處。當然，李石曾之流搞這個儉學會的目的，並不存什麼好意，純粹是為了盜取「教育家」的虛名。這個留法儉學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以後，更發展成為留法勤工儉學會，送了更多的人到法國去留學。
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宋教仁等已經組成了國民黨，正在為實現他的政黨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著。他以為國民黨只要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就可以組織責任內閣，中華民國即可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得到「長治久安」，袁世凱的大總統就只剩下一個元首的空名了。他為了在選舉中取得多數，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餘孽拉入黨內。他為了使這些人能夠接受，又不顧許多同盟會員的反對，把同盟會綱領中的革命內容盡行刪除。「平均地權」被改為「注重於民生政策」，「力謀國際平等」被改為「維持國際和平」，這就是說，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拋棄了。甚至連「男女平權」的主張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們的反對。有個叫唐群英的女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剛打下南京的時候曾經作過女子北伐隊的隊長，這時即因反對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權」的綱領而要打他，以致鬧了一場風波。
1912年底，國會選舉開始，宋教仁到處演說，儼然象西方「民主國家」的競選一樣。後來選舉「勝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處發表他的政見。正當宋教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時候，袁世凱已經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他臨死仍希望總統「開誠布公」，竟然還不明白就是這位總統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後，革命黨人的幻想破滅了，他們被迫於倉皇中起來和袁世凱鬥爭。
二十三二次革命失敗，繼續追求真理
宋教仁的被剌，無論什麼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凱為掩蓋天下耳目，故意裝模作樣地說要「窮究」和「嚴辦」。很快真象就大白了。原來指使行兇的是國務院官員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國務院總理趙秉鈞。誰都知道，趙是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因此毫無疑問，指使趙的就是袁世凱自己。袁世凱的陰謀被揭露出來了。於是他一不作、二不休，乾脆不經參議院通過就違法向帝國主義大舉借款，擴充軍隊，準備用武力來徹底消滅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凱與英、法、德、日、俄五個帝國主義國家所組成的銀行團簽訂了二千五百萬鎊的「善後」大借款。同時，他命令段芝貴、馮國璋率師南下，準備以段芝貴所率李純等部進攻江西；以馮國璋、張勳兩部進攻南京；此外，並以鄭汝成、湯薌銘率領海軍協助作戰。他於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便在6月間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反對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這三個國民黨人的都督職務。隨後至7月間，他又發布「討伐令」，向國民黨人所率領的軍隊大舉進攻。
孫中山先生於3月自日本回國的時候，恰好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事件發生了。他回到上海，非常氣憤，決計興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這時，我為了反袁，也到了上海。當善後借款成立，風傳袁世凱要撤消國民黨粵、贛、皖、湘四督之際，我即向孫中山先生建議，主張四督聯合通電，反對袁世凱違法，並聲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違法政府的命令，以此先發制人。孫中山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見，但黃興不贊成。黃興說這樣一來，就暴露了他反袁的軍事準備。其實，這時國民黨反袁，正如袁世凱反國民黨一樣，彼此都明白，還有什麼秘密呢？結果袁世凱搶先宣布了免除國民黨都督的職務，使我們的反袁在政治上陷於被動的地位。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接著，15日，黃興在南京強迫蘇督程德全宣布獨立，響應江西討袁。程德全是個首鼠兩端的傢伙，他於宣布獨立後即託故離開南京，潛赴上海。我趕到南京去參加起事，見程不在，便責何黃興。黃興說他自己要走，誰也無法。我於是又趕去追程。而程到上海後即通電要黃興取消獨立，真是可恨極了！由於事前既不堅決，臨事又不協調，這次所謂贛寧之役，很快就歸於失敗。接著，安徽、廣東和四川的反袁鬥爭也失敗了。但是，我對這些失敗並不灰心，仍在上海繼續奔走，企圖挽救革命。當時我想如果能炸毀曾經歸向革命後來又被鄭汝成收買過去的肇和軍艦，或者把它搶過來，上海就可能支持一個時期，革命也許能以上海為基點，重新發動起來。於是向孫中山先生建議，拿出二萬元由我去布置這件事，雖然張靜江反對，但孫中山先生同意了。我在法租界組織了一批人，準備好了炸彈、炸藥和小船。一切就緒後，在一個晚上，我便帶著這隊人乘汽車出發，結果因過法租界時被阻，不得不返回，最後一次希望又落空了。至此，孫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於瞬息之間即告煙消雲散。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敗，根本的原因在於自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就已經放棄了革命綱領，逐漸地脫離了群眾，因此，它發動的反袁鬥爭，再不象同盟會時代那樣能'夠激起群眾的熱情了。
四川的反袁鬥爭發動得比贛寧為晚，但失敗得一樣的快。
5月初，熊克武、楊庶堪於重慶舉兵討袁；接著，張百祥在綿陽響應；王天傑在榮縣響應；其他川東、川北、川西也有響應的；但不出9月，全部失敗了。這次反袁失敗，四川的國民黨人棲牲很大。王天傑於四川永川被俘犧牲；張百祥逃至上海後被捕，押解到北京被殺。
袁世凱認為四川的反袁鬥爭是我策動的，因而對我下令通緝。我在國內待不住了，只好再度出國。好在公費留學的資格早已取得，北京教育部又有朋友為我辦理一切手續，因此我便於1913年末起程赴法國留學去了。
在此之前，大約是6月間的光景，我的一位朋友任鴻年在杭州煙霞洞投井自殺。他是同盟會員，曾在蜀軍中任書記，後因意見不合離去；這時看見袁世凱禍國殃民，與清朝政府無異，覺得過去的革命落空了，因而憤不欲生。接著，袁世凱對我下令通緝，那時我的二哥已經雙目失明，而又貧病交加，他在成都一聽到這個消息，覺得國家和家庭的前途都無希望了，竟懸樑自縊而死！辛亥革命給長期黑暗無際的中國帶來了一線光明，當時人們是多麼的歡欣鼓舞呵！但是，轉瞬之間，袁世凱竊去國柄，把中國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淵，人們的痛苦和失望，真是達於極點，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殺的道路。但是，我卻是一向反對自殺的，我認為自殺最不值得，既然敢於犧牲，何不去和敵人鬥爭呢？而且，我對於祖國的前途總是抱著無限的希望。我相信我們偉大的祖國既有著幾千年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又有著數萬萬勤勞而勇敢的同胞，她一定會衝破重重的黑暗而走上光輝燦爛的前程。但是，對於國家的危難、同志的犧牲和兄友的自殺，我畢竟也不能無動於懷。當我踏上出國的征途以後，有時一個人站在輪船的甲板上，看著無邊無際的海洋，波濤洶湧，我胸中的熱血，也不禁翻騰起來。啊！親愛的祖國，你何時才能從沉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呀！
說也湊巧，我這次出國，偏偏坐的是日本輪船，又在船上碰上過1914年的元旦，而且這輪船上桂的萬國旗中依然沒有中國的國旗！我氣憤極了，立刻鼓動全船的中國同胞起來向船長鬥爭。但是，除了讓船長道歉之外，又能有什麼別的結果呢？記得十年之前，也是在慶祝元旦的時候，我們在成城學校，為了爭掛國旗曾經鬧過一場鬥爭。誰知十年之後，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仍然毫無地位呢？我們十年來辛勤地從事革命工作，結果竟然如此！難道我們的道路錯了嗎？還是沒有正確的方法呢？我必須研究明白。我迫切地追求著新的救國救民的真理。
真正能夠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後來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勞動人民自求解放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為全世界人民開闢了光明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1919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中國革命即在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我自己也跟著毛澤東同志走到勝利，分享了勝利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