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生活四十年 · 附錄一　東遊記

前言 一九五六年夏，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應朝日新聞社等團體的邀請到日本，在東京、福岡、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作訪問演出。這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三度訪日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次。 回國後，《新觀察》雜誌社約我寫訪日的遊記，我把記得的一些印象和片段的日記口述出來，由許姬傳同志筆記，在《新觀察》登載了六期。雖然叫做《東遊記》，但只是隨筆性質，並不包括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在日本期間的全部活動。 《東遊記》在《新觀察》上發表後，先後接到許多位日本朋友的來信，托我代購《新觀察》。這時候，中國戲劇出版社為了滿足國內外讀者，準備出單行本，因而，我們就在工作倥傯中作了一些補充和整理，當然這也還是不夠細緻的急就章，但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引起中日兩國人民內心交流、深厚友誼的回憶。 梅蘭芳 梅蘭芳著《東遊記》日譯本封面（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 東京——羽田飛機場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從北京坐火車由陸路去的，第二次是從上海坐船航海去的，這一次參加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是繞道香港坐飛機從空路去的，三次看到的景象都不相同，這次更不一樣。當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們所坐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飛機，翱翔在雲層上面，我從窗戶內向下看，只見美麗的東京都平鋪在日本海的波濤萬頃中，景色非常奇麗。機內的服務員向乘客報告說：「就要到達東京。」大家聽了都覺得興奮。飛機徐徐下降，地面景物漸漸看到一些輪廓，最觸目的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當我們坐的飛機掠地而過的時候，我才看清了，原來是地面上很多僑胞都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那裡揮舞。三時四十五分飛機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著陸。歡迎我們的日本朋友和僑胞熱烈地擁將上來，幾十架照相機的鏡頭集中在我們身上，許多位女士、兒童穿著艷麗的衣服，將嬌紅嫩白的花束送到我們的手裡，有幾位老朋友從人叢中伸出頭來向我招手，日本朋友的歡迎詞和我的答謝詞，都被熱鬧的人聲給掩蓋下去。這正是紅日當空的時候，天氣很熱，但歡迎的人都興高采烈地唱著《東方紅》和《東京—北京》的歌曲。 帝都飯店 招待我們的主人——朝日新聞社的負責人遠山孝先生陪我坐汽車到了帝都飯店。這個旅館的對面就是皇宮，宮牆御河就在窗外，還可以看到一些宮中的景物，環境是相當幽靜的。據說當年是皇室的一部分辦公地點，後來才改為旅館。旅館的主人立花盛枝先生到我房內問候，他第一句話就問我：「您還記得我嗎？」我答：「面善得很。」他說：「當年您到美國去演出的時候坐的是日本郵船秩父丸，我就在那隻船上擔任事務長，我在船上還看到您的戲，可是那隻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沉掉了。」說著他從皮包里取出一張照片，指著上面的一隻船說：「這就是秩父丸，送給您留為紀念吧！」 會見老友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先後來了幾位老朋友。年近八十的山本久三郎先生是當年帝國劇場的經理，他告訴我帝國劇場已經改為電影院。他還提起當年日本大地震以後，我到日本演出，那一次演的日期比較長，營業情況也很好，對於帝國劇場的復興有些幫助。 波多野乾一先生是老北京，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我第一、二次到日本他都出力幫忙，他現在《產經新聞》撰寫有關中國方面的社論。他說：「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那部書我讀過了，第三集什麼時候可以出版？」我們欣然話舊，他送我一奉他的著作《支那劇大觀》。這位老先生是中國戲迷，而且是行家。他聽過許多北京名演員的好戲，像楊小樓、龔雲甫、郝壽臣幾位老先生的表演，至今他談起來還是眉飛色舞，津津樂道的。我帶了一本粘貼著前兩次東遊的圖片、文件的資料，請他們指出還有哪些人存在，波多野先生一個個地解釋給我聽，所存的卻已寥若晨星了。 與龍居松之助教授談園林學 老教授龍居松之助先生看到冊子上粘貼的信札中有他父親龍居瀨三老先生的遺墨，他說：「您真是珍重友誼，三十多年當中經過許多變亂，還保存得如此完好。」說到這裡，他把他的著作《日本之庭園》送給我。龍居先生是日本庭園學專家，這本書里提綱挈領地介紹了日本園林的特點。他知道我是喜愛日本園林的，他說：「日本的庭園經飛鳥時代（相當於我國唐高宗時代）一直到近代始終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關於庭園的布置也和文學藝術作品一樣都是受了中國的影響，並且有些名園就是中國造園的名手到日本來修建的。日本庭園的結構意境，一般都帶著些中國宋元山水畫的風格，一丘一壑、一樹一石、小橋流水、樓閣亭台，無不疏落有致，位置得宜。到了明治、大正時代，物力豐富，生活安定，許多專家鑽研考據，就把它和古典文藝作品同樣重視，從文獻上的資料到實際存在的名園，加以整理分類，作了有系統的研究，布置新庭園的風氣，也旺盛一時。這本書所介紹的卻都是古代的名園。」我說：「中國的園林有悠久的歷史，從乾隆以後才逐漸衰落下來。最近我們正在竭力設法使許多名園恢復舊觀，像蘇州的幾個有名的園林，已經初步地整理修葺，但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多吸取經驗，這本書帶回去，會給我們很多益處。還有我們正在從事全國綠化建設，這也是必須向你們的經驗學習的。」龍居先生笑著說道：「我們的文化交流，應該從戲劇藝術推廣到庭園藝術。」 觀摩市川猿之助的《室町御所》 五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我同歐陽山尊兄和蘇琦同志、葆明到明治座看市川猿之助先生的戲《室町御所》。這是一個歷史劇，內容是描寫一次戰爭中三角戀愛的悲劇。故事是這樣的：有兩個藩主不和，引起戰爭，一個藩主名叫松永（市川中平飾），另一個藩主名叫義輝。松永下令出戰，無人應聲，最後他說誰要戰勝了，就把他的女兒嫁給誰，立刻有兩位家臣進帳討令。猿之助先生扮的角色名池田丹後將武，是個中年的武士，市川段四郎扮的岩概主水助，是一個美秀的青年。這兩個人都愛慕藩主的女兒多門（友右衛門飾），多門愛上了青年的武士。在出戰中，池田丹後將武將藩主義輝一刀刺死，但自己也身受重傷，臉上掛彩，眼睛瞎了。這時候岩概主水助過來救護他，他忽然因妒生恨，一刀將這位青年武士刺死，犯了殺人罪。家產充公，流為乞丐。有一天多門經過他的面前，瞎乞丐聽到她的聲音，向她訴說愛慕的意思，多門痛斥他的卑鄙無恥，自作自受。他受了這個刺激，瘋了，最後投河自殺，結束了他的生命。這個戲說明了瞎眼池田一念之差，鑄成大錯。猿之助先生的表演，描摹池田瞎眼以後的變態心理，深刻動人。其餘的角色也都恰如其分地演得非常精彩。劇終，我們向猿之助先生獻花，還照了相。 東京會館盛大的歡迎會 日本各界名流一百六十餘人組成的歡迎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的雞尾酒會，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在東京會館舉行。在會場上見到許多舊雨新知，大家在歡樂友好的氣氛中熱烈發言。一位年輕的日本朋友說：「我想不通為什麼中日兩國在戰爭結束將近十年之久，還不能恢復邦交。」另一位演員說：「我們雖然沒有復交，但我們兩國人民的心卻緊緊地連在一起了。」名演員村田嘉久子談起當年她同守田勘彌先生到中國來訪問演出，念念不忘我當時對他們的幫助。大谷竹次郎說：「戰爭中，我的損失很大，但梅先生送給我的一張畫，卻保存得完整無缺。」有一位風趣的老音樂家說：「我要向梅蘭芳先生道歉，因為當年我沒有得他同意，就把《天女散花》的音樂曲調用到我們的《西遊記》里去，以後凡是神話戲中仙女出場，我都使用了這個牌子。」事後有一位華僑告訴我，這位老音樂家在廣播電台里講話非常幽默，很受歡迎，大有我國侯寶林先生的風味。 開幕式 五月三十日晚場京劇代表團第一天在東京歌舞伎座演出，全體團員都衣冠楚楚地到了歌舞伎座的後台，進門沒有叫我們脫鞋，向地下一看，原來在榻榻米上面已繃上一層薄薄的地毯。走進化裝室，桌子、椅子都是新的，朝日新聞社的朋友告訴我，這些家具是專為代表團制辦起來的。座長市川猿之助的大鏡台一座也擺在我的化裝室供我使用。床間（按：床間是日本式的房子裡在上首有一個類似北京舊式房子裡的落地罩，是房間裡比較莊嚴的地方，在這裡面專陳設珍貴物品如名畫、寶刀等）還掛著一幅畫，上面畫著一個舞蹈姿勢的美人。猿之助先生指給我看，又說：「這張畫上的美人，就和今晚您所演的楊貴妃的身份相等。」猿之助先生還派了好多位得力的舞台工作者夜以繼日地幫助我們裝台、安排道具和布置燈光。俳優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和他夫人岸輝子派了重要的舞台工作者到後台來幫忙，前進座的中村舐右衛門先生正在大阪演出，他派他的兒子中村梅之助留在東京，這是一位非常純樸可愛的青年，他不離左右地照顧我。帝都飯店在後台還辟了一間飯廳，包子、餃子、炸醬麵川流不息地端進來，供應演員們不時之需要。我聽見我們的團員說：「這真比在國內唱戲還要舒服。」 隆重的開幕式開始了，朝日新聞社的代表白石凡先生致開幕詞，歐陽予倩先生也講了話。下面就開戲，是袁世海、李和曾的《將相和》；江新蓉、江世玉的《拾玉鐲》；李少春、谷春章的《三岔口》；最後是我的《醉酒》，姜妙香的裴力土，孫盛武的高力士，八位宮女是侯玉蘭、江新蓉、徐玉川、梅葆明、張雯英、陳麗華、嚴慧春、吳素英。我們在演戲的時候，多少有一點顧慮：究竟日本觀眾對中國的古典戲劇能否全部接受？那天東京大學的教授倉石武四郎還幫助我們將劇情翻譯成日本文字打幻燈說明（因燈光效果不足，此後即未使用），但在演出中感覺到觀眾的反映是好的，從熱烈的鼓掌和喝彩聲中看出，他們雖然不懂中國話，但對劇情和京劇特有的上馬、開門、過橋、登樓的虛擬的動作，大部分是能夠理解的。譬如《將相和》裡面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的一場，《拾玉鐲》的做活、哄雞，《三岔口》的摸黑，《醉酒》的過橋、看雁、聞花、銜杯……的身段都有強烈的反應。當然這裡面我們僑胞的熱烈情緒，也鼓舞了全場觀眾。劇終謝幕多次，日本各界朋友們紛紛上台獻花，觀眾有節奏地鼓掌歡迎。這時候我想起有一位英國導演曾經對我講，他很羨慕東方舞台上的演員和台下的觀眾打成一片，這種共鳴非常可貴。 今天的場面，不但是觀眾熱烈歡迎演員所演的戲，還更充滿著中日友好的和諧氣氛。 在東京初演《霸王別姬》 我在國內演《霸王別姬》，遇到招待外賓的場合，只演巡營、舞劍兩場。這次出國的時候，先也打算照這個方式演出。從北京出發赴廣州的長途火車中，我和歐陽予倩先生將這次帶出去的劇目商榷了一下，覺得日本的情況與歐洲國家不同，我們演出的劇目，應該從精簡中求其故事完整，有頭有尾。所以決定從霸王坐帳起，烏江自刎止。到了廣州，開始排戲，首先刪去韓信坐帳的頭場，台詞亦加以精簡。在表演方面，我和扮演霸王的袁世海同志以及其他同場的演員都仔細地反覆排練，力求純熟。每次排戲，歐陽先生都在場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六月一日在歌舞伎座演出，當霸王與虞姬分別的時候，觀眾有落淚的。那天市川猿之助先生全家都在包廂看戲，最後猿之助先生還親自登台獻花。 三笠宮和他的王妃欣賞京劇 六月二日晚上，三笠宮和他的王妃來到歌舞伎座大劇院欣賞京劇，從頭到尾整整四個鐘頭內，看了《空城計》《秋江》《獵虎》《霸王別姬》四出戲，他們熱烈鼓掌歡迎每一個節目。劇終後還特意到後台來向我們道辛苦。三笠宮對我說：「看了貴國傑出藝術家的演出，很使我高興。你們的表演和服裝都很美，你們的藝術是古典的而又有青春氣息的，使我非常佩服。」他又說：「我的哥哥——天皇，在宮中看了電視，很欽佩以梅蘭芳先生為首的中國京劇代表團的精湛演技。」 角落裡的垃圾 京劇代表團第一天在東京歌舞伎座演出，當我扮的楊貴妃登台以後，忽然聽見三層樓上有人怪叫一聲，接著散下許多傳單，飄飄蕩蕩，有的落在觀眾的身上，但觀眾視若無睹，依舊聚精會神地看戲。第二天《讀賣新聞》的晚刊上登載著這個消息，代表團的翻譯同志讀給我聽，報上這樣講：「有些壞小子向梅蘭芳的舞台上扔反共傳單，這些混蛋像垃圾一樣，在任何角落裡是總有一些的。」代表團的副團長孫平化同志將撿到的傳單送來給我看，上面第一句話說：「抗日的梅蘭芳先生為何來到日本？」我看了付之一笑，把它撕碎，隨手扔到便桶里去了。 市川猿之助先生家裡的夜宴 每一個演員當他結束了一個階段的演出，鬆弛了緊張的身心，玩一玩，吃一頓可口的酒飯，那是最舒服的日子。猿之助先生在舞台上生活了五十幾年，他深深知道演員們的甘苦，所以在我們結束了東京第一階段的演出，就招待我們全體團員到他家裡玩了一天。那一天的歡樂暢快，一直到回國以後大家談起來還是津津樂道的。 六月三日的下午，我們在一陣密雨中到了市川猿之助先生的住宅門口，猿之助先生夫婦以及家族、親友們都打著雨傘到門口迎接我們。我們依次脫鞋登席，賓主握手寒暄。猿之助先生拉著我和歐陽予倩先生的手進了屋子，猿之助夫人親切地招待著女客人。猿之助先生的家，在一個風景幽美的山腰裡，是純粹日本式的房子，室內是明窗淨几，纖塵不染，淡雅的紗燈與大紅的地氈，照著折枝瓶花，掩映生姿。猿之助先生指著庭園裡樹上掛著的彩色帶子說：「樹上掛著的彩帶，名叫『七夕帶』，日本民間的傳說，在松樹和竹子上掛了它，象徵著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會面，同時禱告祈福，實現每個人的願望。」猿之助先生的話是有深意的，大家聽了露出會心的微笑。天色暗下來了，雨也住了，主人們穿著華貴鮮艷的和服，親熱地把客人讓到每一個席位上，賓主交叉著圍坐在矮腿圓桌邊。大家淺斟低酌，不拘形跡地漫談起來。主人給我們預備了豐盛的廣東菜，魚翅、鮑魚、乾貝、烤鴨一樣樣地端上來，醇厚鮮美，和北京的譚家菜相比，是毫無遜色的。猿之助先生和夫人里里外外地張羅著，他的弟弟市川中車、兒子段四郎以及女兒、孫子……都一對對地向每個客人勸酒、端菜。正在酒酣耳熱、賓主歡洽的時候，忽然聽見庭園角落裡有三弦的丁當聲伴隨著，鶴賀治賀大夫邊唱邊走過來，唱的是日本民歌《流新內》，聲調蒼涼沉鬱，令人感動，滿座的人都止箸停杯，靜靜地領略從歌曲中透露出來的日本古代人民的抑鬱不平的聲音。 猿之助先生興奮地舉起杯來向來賓致詞說：「去年我們在北京分手的時候，就盼望在東京見到你們，這一天居然來到了。今天能夠在我家裡招待各位，我心裡的高興，簡直是無法形容的。我感謝各位給我們全家帶來的極大的快樂。我感謝各位把優秀的京劇藝術介紹給日本人民，並祝賀各位已經獲得的巨大成就。」我舉杯答謝主人的盛情，並祝中日兩國人民文化交流日益發展，和兩國人民友誼如松柏長青。歐陽予倩先生激動地說道：「今天的聚會是中日兩國藝術家和兩國人民友誼的集中表現。我想，真摯的感情，不是一道銀河（指『七夕帶』故事）可以阻擋得住的。」 飯後，大家都被主人邀到一間專為排戲而設的房間內，猿之助先生首先表演了日本古典舞《浦島》，裡面有許多複雜細緻的釣魚身段，功力深穩，生活氣息濃厚，可以想到日本古代人民的水上生涯，更使我聯想起前年在北京贛劇老藝人表演的弋陽腔《江邊會友》（又名《敬德釣魚》），兩相對比，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後面的節目是猿之助先生的兒子市川段四郎和他的孫子市川糰子合演的《擒弁慶》。這是《勸進帳》的前一折，故事是義經收弁慶，是武打場面，有點像京劇中《鎮潭州》岳飛收楊再興的味道。我記起我當年還演過楊再興的角色。 我們看完了《擒弁慶》，主人又讓我們回到方才吃飯的地方——亭榭式的客廳里。原來一會兒的工夫，主人家已經把剛才杯盤狼藉的殘席收拾乾淨，大家又坐在一起啜茗清談。忽然在庭前小兒女的笑語聲喧中，從花間飛出了許多流螢，猿之助夫人說：「這些流螢生長在長野縣，不是他們自己飛來的，是我們特意去收集來作不夜的銀花，點綴我們這個嘉會。」 臨別的時候，在客廳長桌上擺著八十六件和式的睡衣，紙包上寫著每個客人的名字，主人請客人按名自取，這是主人贈給中國客人的。猿之助夫人還親手給女賓穿上睡衣，教給她們穿著的方法。市川猿之助先生的全家對中國京劇代表團全體同人的深情厚意，使每一個團員感到溫暖，忘記了是在異鄉做客。 在東京帝國飯店 六月四日，朝日新聞社在帝國飯店招待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全體同人，我們下午四點鐘就從帝都飯店出發到了帝國飯店。我第一次到日本就住在這裡，日本大地震後我在東京演出也住在這裡，事隔三十多年，當中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旅館還依然兀立無恙。代表團里的戲劇工作者只有姜妙香、霍文元（三弦能手）兩位先生當年曾經和我一起到過此地，其餘的都沒有來過，大家對於這個古老的建築和日本的現代化的高樓對比，反而感到新鮮。灰色的磚、石，赭色的牆，看不出雕琢裝飾的痕跡，給人們一種古香古色的感覺。有一位團員問我說：「這個房子很特別，好像一座古堡。」我說：「這座建築物，我很熟悉，它的特點是基礎厚重寬大，上面比下面狹小，仿佛中國砌造城牆的方法，房子的底盤特別大。每一幢屋宇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單位而又連接相通，有點像北京大住宅的布局。建築的材料主要是磚和一種分量極輕的石頭。屋宇前後都有寬闊的院落，每一個院落里都有寬大的水池，經常積水（因為當大地震的時候，房屋一定起火延燒，同時自來水管一定破裂）。大正十二年，日本大地震的時候，就因為這個建築有上面所講的幾種特點，所以沒有燒毀、倒塌，同時其他建築因為周圍的房子起火，市內水管全部破壞，水源斷絕，無法營救，只能聽其延燒。」另一個團員問道：「為什麼別的建築師不按照這個方法，使所建房屋在地震時能夠不受影響？」我說：「據說當年修築的時候，是從國外請了一位工程師來設計的，這個飯店的股東方面因為要省錢，並不同意他的設計圖樣，最後是帝國飯店的董事長大倉喜八郎決定完全信任工程師的方案。他對大家這樣講：『對於建築，我們是外行，應該由工程師來主持，我們沒有理由推翻他的設計方案。」』姜妙香先生接著說：「大倉喜八郎就是第一次邀我們到東京來演出的主人，帝國飯店也是他創辦的，所以梅先生知道得那麼詳細。」我們一邊談著話，一邊走進了帝國飯店的大飯廳，朝日新聞社的白石凡先生和企劃部長遠山孝先生等都在門口歡迎我們。那天到場的來賓，大半是社會上的名流，還有各國使館的外賓。有幾位老朋友談起當年我到日本來表演的情況，他們問我：「像《御碑亭》這個節目，當年是很受歡迎的，演到王有道休妻那一場，觀眾很感動，因為像這種家庭婦女被冤屈的故事，在日本社會裡是常有的，有些婦女們甚至掉下同情的眼淚，這次為什麼不演這個戲了？是不是劇本內容有問題？」我答：「劇本內容沒有問題，解放後我還同譚富英先生演過《御碑亭》。這次挑選的節目，都是我在國內常演的，我們下個月回到東京，還有《奇雙會》《斷橋》兩齣戲要演出。」 一位外國使館裡的朋友會講中國話，他說：「二十年前就看過您的戲，想不到您還是那麼年輕，請談談您的駐顏術。」我答：「這幾年我們國家比過去強盛，大家生活安定，我心裡暢快，所以忘了自己的年歲。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還喜歡和青年人在一起，我們這次同來的演員，大半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這對我來說也有影響的。演員如果離開舞台，很快的就會變樣子，頹唐下去。我現在每年在舞台上還保持一百場到一百二十場的演出紀錄，這也是不見衰老的原因之一吧。」 有幾位日本朋友談起釋放戰犯的事，向我表示感謝中國政府的寬大仁慈，有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 酒會的氣氛是歡洽的、友好的。 梅蘭芳飾孟月華（《御碑亭》） 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 六月四日下午，我們到了早稻田大學為紀念坪內逍遙博士而設的演劇博物館。館長河竹繁俊博士陪我們先到校長室去拜訪大濱校長。歐陽予倩先生當年在早稻田讀過書，現在來到母校，感到分外親切；早稻田的同學三百餘人歡迎他到一個大教室去演講，題目是《關於中國京劇》。歐陽先生因為有關節痛風的宿疾，不敢多走路，學校方面特將名演員中村歌右衛門坐過的輪椅請他乘坐。我們由河竹繁俊博士引導參觀演劇博物館，河竹博士首先介紹了演劇博物館的歷史，他說：「這個博物館是為了紀念坪內逍遙博士而設的，坪內博士一生致力於戲劇事業，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所演出的戲劇，幾乎每一個都與坪內博士有關係，因之有『戲劇之父』的稱號。最後他還完成了翻譯莎士比亞劇本的工作。這個演劇博物館是昭和三年當坪內博士七十歲的壽誕時開幕的，在他七十七歲逝世後，他所收藏的有關戲劇的遺物，全部都捐贈到本館。」一邊說著就走到陳列「芝居版畫」（按：芝居就是戲劇）的房間。我一向就喜歡這種浮世繪版畫，當年也曾收藏過幾頁，這是純粹日本風格的藝術，充滿著東方的風味，畫工刻工都有獨到之處。從面上還可以看到日本古代的風土人情以及人民的生活狀況。我記得教我繪畫的老師陳師曾先生曾經畫過北京風俗畫的冊頁，大約也是受了浮世繪的影響。這間房內所陳列的版畫，從原始用墨筆畫的，到彩色繽紛的「錦繪」，看出這種版畫的發展情況。更使我感到興趣的是今天所看到的版畫，大半與戲劇有關，像《勸進帳》《道成寺》等名劇，都有精彩的圖片。河竹博士告訴我說，他們館內所藏的版畫約有五萬件，可以輪替更換陳列。 在一間陳列著許多日本名演員的照片和畫像的房間內，看到許多故人的遺像，如中村歌右衛門先生、尾上梅幸先生、守田勘彌先生、菊五郎先生、河合式雄先生、中村雀右衛門先生……我當年兩度訪日演出的時候，得到他們的熱情幫助。這些老朋友，有的在口頭上對我的藝術作了有力的介紹，有的還同台演過戲，有的在藝術上對我有過幫助，回憶往事，使我在這裡徘徊不忍離去。 河竹博士指著一些小刀、剪刀之類的道具問我：「在中國戲裡也有流血的場面嗎？」我答：「當年也流行過當場出彩的表演，譬如用配合面形特製的刀，砍在鼻子上，噴一口彩，就好像真的一樣，流出鮮血來。但是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避免給觀眾以殘忍、恐怖的印象，這個方法就停止使用了。」我又對河竹博士說：「我當年在日本看過一齣戲，有一個切腹的場面，當切腹的時候，刀子插進去，演員將外衣解開，露出襯衣左面縫著的一塊紅布，象徵著流血的樣子，我覺得這是非常聰明的方法，並且合乎古典戲劇的表演法則。」 袁世海同志在展覽室的角落裡，忽然發現他十三歲時候的劇照，這張劇照是扎靠勾臉，可是上面只注著「中國京劇的花臉」，沒有其他說明。他站在這張照片前面說道：「小孩子紮上靠真是不勝負擔。」看出他對童年在科班學藝的生活，有深長的回憶，使當年的辛苦與今天的幸福交織起來。河竹博士知道他沒有這張照片，就答應複製一張送給他。 展覽室里還陳列著歐陽予倩先生青年時代送給帝國劇場經理山本義三郎的便裝照片和在日本留學時期表演日本戲的劇照。 河竹博士引我到一架屏風面前，上面是我第一次到東京來的時候畫的一幅古松，他說：「你猜猜背面是什麼人寫的？」我到後面一看，原來是九世市川團十郎先生的中國書法，筆勢飛舞，令人佩服。據說《勸進帳》這個戲是團十郎最拿手的傑作之一，當年有人拿他跟譚鑫培先生相比，可見他的藝術地位之高。 走馬看花式地瀏覽了演劇博物館，覺得在這短短的幾小時當中，演劇博物館已經系統地介紹了日本戲劇的發展概況和許多重要的文獻資料。我們國內早有設立戲劇博物館的計劃，我想，我們中國的戲劇博物館一旦成立起來，將會在亞洲博物館的展覽中出現一個異彩，因為我們的戲劇資料除了民間所藏之外，單以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戲曲資料而言，就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據我知道的有高腔、崑腔、二黃、梆子各種劇本和一些大規模群唱表演的舞蹈部位圖表以及帶有舞台指示的排演本等等，服裝一項，不但豐富，而且多樣多彩。自乾隆初年一直到光緒末年，式樣製作的演變，從實物上可以看到發展的過程，並且其中有緙絲、顧繡、織錦等等名貴的製作，還有許許多多是為了劇中某些角色特製的衣服、盔頭，都是現在所看不到的。另外有關戲劇的檔案也是重要資料，特別是布景道具（京戲所謂砌末），是我們現在從事京劇舞台美術工作的同志們值得參考的資料。這些砌末在形體、色彩、筆意各方面和演員的服裝、表演以及舞台裝置都是風格統一的。並且由於形體、彩色、筆意的配合適當，在舞台上也不至於喧賓奪主，掩蓋了角色的形象。這些東西都是木架糊布染色製成的，不易保存，據我知道的在多少年前就已經殘破了，但雖然殘破，仍然是我們戲劇史上珍貴的資料。這次參觀了紀念坪內逍遙博士的演劇博物館，更覺得我們必須抓緊時間，使我們的戲劇博物館及時籌備，早日開幕。 在一間展覽室內看到許多有關我兩次到日本演出的資料，還有一部分中國戲的「行頭」，其中也有我當年私人贈送的，事隔多年，這些「行頭」已經陳舊了。我們這次臨走的時候，又挑了一部分繡工細緻的戲衣和樂器、臉譜，贈送給演劇博物館，作為這次中國京劇代表團訪問日本的紀念。 東京—福岡途中 六月六日晚餐後，我們離開帝都飯店到達東京車站，許多日本朋友和華僑在月台上歡送我們。八時十五分火車開出月台向福岡進發。 福岡我過去沒有到過，所以很覺興奮。開車後第一個大站是橫濱，我當年到過此地。那時候東京與橫濱還是隔開的，後來大東京市計劃實行後，這兩個地方就連接起來了。看了橫濱市內的萬家燈火，不覺神往。車中雖然悶熱，但大家經過十天的演戲和各種活動，感到有些疲倦，就都先後入睡了。第二天清晨，我們剛穿好衣服，火車已經停靠大阪車站。有日中友好協會的日本朋友以及華僑們在車站上歡迎，我們下車與大家一一握手交談。開車後到餐車吃早茶，香氣撲鼻的牛乳、咖啡、火腿蛋、烤麵包……吃了一飽，回到臥車。我們這一節車上，是幾個團部的負責人、主要演員和女同志。這時候大家都在觀看窗外的風景，水天一色，海不揚波，小島上的梵宇紅牆，掩映在綠樹叢中，日光照在點點帆影上，耀眼生光。火車在海邊疾駛，仿佛陸地行舟。倏忽之間火車鑽入了黝黑的山洞中，出口以後豁然開朗，只見綠油油的一片稻田，深深淺淺、方方正正，好像許多塊毯子鋪滿在山谷中的平原。樸素的木屋的旁邊，一小簇短而肥的小樹和一些野花，點綴著田園風味。路邊正在耕種的男女農民，有時和我們對上了眼光，露出歡迎遠客的微笑。 我和歐陽老、姜先生、劉佳、孫平化、少波、少春、世海諸位同志在車中開了一個小會，小結在這次東京的演出中的成就和缺點。歐陽老說：「這次我們在東京的演出中，演員們一絲不苟地認真做戲，舞台工作人員和辦公室的同志們晝夜勤勞，八十六個人一條心，成了整體的力量，我們打響了第一炮。」我說：「對於劇目的安排，您是費了心思的，譬如，第一天把《將相和》挪到《拾玉鐲》的前面，作為開場和觀眾見面的第一個戲，這就是很好的措施。日本的習慣，開幕的第一個戲是重要的。去年猿之助先生到中國來，和中國觀眾第一次見面的頭一齣戲，就是最拿手的《勸進帳》。我們的《將相和》，排場大，角色多，服裝華貴，並且是一出唱做並重、有頭有尾的歷史戲，這就先給觀眾一個良好的印象。」歐陽老又說：「我們這次的成就，主要是角色齊全，劇目豐富，帶來的二十幾個節目都是精選的，有沉穩濃郁的《將相和》《霸王別姬》《野豬林》《鬧天宮》；有故事性極強的《奇雙會》（出國時歐陽老支持我們的主張帶這個節目）；有像西湖蕈菜般富有詩意的《人面桃花》；有跳躍飛騰的《三岔口》《雁盪山》；有專重唱工的《二進宮》；有以舞蹈見長的《天女散花》；有輕鬆活潑的《秋江》《拾玉鐲》；也有富麗堂皇之中含有宮闈幽怨的《貴妃醉酒》；有緊張、纏綿、複雜情緒交織而成的《斷橋》……我們把這些節目能夠好好地搭配得當，可以無往不利。」有的同志說：「據幾位華僑及日本朋友的反映，如《寇準罷宴》《二進宮》之類的唱工戲，如果在別處表演時，可以考慮不必排列進去。」我說：「也要看情形，譬如到大阪、京都演出，像《二進宮》這樣的戲還是可以唱的。總之，我們每一張戲單必須配搭得唱、做、念、打，色色俱全，才可以說明我們京劇載歌載舞的特點。」歐陽老說：「我們的《秋江》是很受歡迎的，但日本朋友的反映，對於後面畫著江水的背景，他們認為和演員們虛擬的各種搖櫓、解纜、撐篙、上船下船的動作，以及描摹小舟在江上風濤中顛簸、搖晃的生動姿態，不能協調。還有《三岔口》演出時，在天幕上掛著一塊圓形的彩色敦煌圖案，他們的意見認為和黑夜中任堂惠與劉利華的跌扑、摸黑的各種身段不能結合。他們主張這兩個戲都用素幕，更能突出人物的形象。我們根據他們所提的意見，都使用了素幕。演出時，我特意到前台去看戲，就感到舒服得多。同時日本朋友對我們的虛心接受意見也稱道不止。」我說：「像這些事就是我們這次訪日當中在藝術上可貴的收穫。我曾經說過，觀眾是一面鏡子，照耀著我們前進。現在有一種好的現象，就是人人能夠虛心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及時改正缺點，這是大家經過學習了以後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於各種意見能夠分析批判地採用，不能像《珠簾寨》李克用的唱詞中『一例全收往後抬』，那樣做就可能不辨精粗美惡，而變成盲從了。」 午餐後，有的人倚枕小睡，有的靜靜對局下棋，也有互相研究唱腔的。少春把腿擱到臥鋪當中一塊絲絨的几上在「壓腿」（日本的臥鋪是統間兩面安鋪）。姬傳過去問他說：「您真用功，火車上的時間都不肯放過。」少春回答道：「武戲的腰腿最重要，如果缺工，到了台上，腿腳就覺得沉重，不但戲演不好，還容易發生危險。譬如《三岔口》一類的短打戲，講究跌扑騰躍，必須身輕如燕，方夠標準。」姬傳又誇他《三岔口》走邊一場的邊式大方。少春說：「您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想起當年我父親請了許多位名師教育培養我的好處。」 廣島車站一瞥 天色突然變了，陰雲四合，由疏而密的雨點，打到車窗上。我在夢中初醒的時候，耳朵邊聽到有人說：「快到廣島了」，不覺一驚。這個受難的城市，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太生疏的，大家都緊張地看著窗外的景物。火車緩緩駛進站台，雨下得更大了。孫平化同志過來對我說：「站上有人歡迎我們，請您下車。」我下了車，就有一群原子彈受難者捧著鮮花擁到我們的身邊，我向他們致了慰問詞，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們的臉上手上大都帶著斑駁的疤痕，有的甚至五官都挪了位置。一位受難者對我說：「您看我們的傷痕，覺得難受，但我們還能出來見人，有些缺腿、斷臂、雙目失明的只能躺在床上，行動需人照顧，那更可慘！」我們實在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他們。臨別的時候，他們送了我們幾種刊物。車開行後，還聽見他們唱著《東京—北京》的歌聲，這種歌聲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弦！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車廂內。翻閱剛才的刊物，裡面的插圖有一座被炸空的大樓，但鋼骨水泥的架子仍矗立著。下面說明，每個窗口都安裝電燈，到晚間把電燈開亮，老遠就能看見這座空心的樓房。還有許多頹垣破壁，都被保存著原樣，紀念這次有歷史性的災難。我和歐陽老談起剛才在車站上看到的觸目驚心的印象，我說：「看了這些原子彈受難者，心裡非常難過，有什麼方法可以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慰問？」歐陽老說：「我主張唱義務戲籌款送給他們，如果大家同意，就跟朝日新聞社提出這個方案。」劉佳、孫平化、少波、歐陽山尊等同志都贊成這個辦法。他們還補充說：「聽說戰後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難童，我們應該一併救濟。」作了決定後，當時就和朝日新聞社的遠山孝先生以及其他單位的日本朋友，提出了我們的計劃，他們聽了非常興奮，歡迎我們的義舉。有位日本朋友說：「聽說當年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梅先生也給我們唱過義務戲。」我說：「救災恤鄰是人類應盡的責任。」最後雙方議定：等到全部演出結束之後，在東京義演兩場，將募得之款全數贈送給原子彈受難者及戰爭中的孤兒。 在博多帝國旅館 在火車上整整一晝夜，六月七日晚八點半到了福岡車站。大家下了車，只見月台上站滿了歡迎我們的日本朋友和九州華僑。有一位穿著白上衣、花裙子的日本小姑娘把一大束鮮花送到我手裡，我與她握手道謝。她又喜歡又有些靦腆，只看了我一眼，就低下頭去。我們在人叢中和歡迎我們的主人邊走邊談，緩緩走出車站。朝日新聞社的朋友，早就預備好小汽車、遊覽車招呼我們分別乘車到博多帝國旅館和日活旅館兩個地方。我們一部分人住在博多旅館，這個旅館是九層樓的建築，我們住在第八層。第七層是飯廳，六層以下是百貨商店。我剛進房間就有飯店裡的幾位女服務員向我獻花，同時遞過一張松尾國三先生的名片。我接過名片道了謝。等她們走後，日本朋友告訴我說：「這是松尾國三集資經營的企業。」松尾國三先生去年到中國來接洽日本歌舞伎劇座訪華的事，我們見了面，當時他就約我到日本來訪問演出，所以這次中國京劇代表團在日本的演出活動，他也是熱心贊助人之一。 六月八日的上午在博多旅館招待新聞記者，是漫談的性質，我和歐陽老都講了話。 午飯後集體遊覽福岡市內名勝，我因為明天就要演出，需要休息，沒有參加。四點鐘全體團員都到日活旅館出席各界組成的歡迎委員會的招待酒會。在會上福岡縣知事土屋杳鹿致詞後，福岡市長小西春雄說：「福岡自古以來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大門，唐朝時候我們日本人絡繹不絕地到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去留學，都是從這裡出發的。這次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的惠臨，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上一件嶄新的大事。雖然我過去看過許多次中國戲，但想不到明天就能夠在福岡看到有代表性的中國古典藝術。我想這樣精彩的京戲在中國也不是經常看得到的，這一點使福岡人感到驕傲。』我在答謝詞中說：「我們到了這美麗而富有詩意的福岡市，胸襟為之一爽，忘記了旅途的疲勞，並且要把主人的深情厚意帶回去，傳達給中國人民。」 在飲酒漫談的時候，有幾位日本朋友講起上次郭老訪日時說過的「中日友好有兩千年歷史，遺憾的時間只有幾十年，讓不愉快的感情煙消雲散吧！今後友好兩萬年！」的名言。他們對於中國人民的寬厚胸懷，受到了感動。有一位日本朋友還十分稱道我在抗戰時期留須輟演的事。 我問起此地的名勝古蹟，熟悉掌故的日本朋友告訴我說：「大濠公園內的古建築『紅廬閣』，傳說是日本北條王朝時代中國使節的館舍。志賀島上曾經發掘出一顆金印，是三國時代魏文帝贈送給邪馬台國（現在的日本九州）女王卑彌呼的」。席散後，我們一部分團的領導人和主要演員參加了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松本治一郎先生的宴會。福岡是松本先生的故鄉，雖然他這天因為有事不能趕到，由松本英一先生代作主人，但肴饌豐盛，招待周到。席間還有日本民族形式本地風光的舞蹈《博多謠》《黑田武士》《搖籃曲》……助興。回到博多旅館，我洗了澡換上睡衣，坐在沙發上喝茶看報，忽然看到晚刊上登載著中國京劇代表團今天遊覽福岡市名勝西公園、大濠公園、松之生原的消息和照片。這時候葆明和姬傳走進我的房來。我問起他們白天遊覽的情況，姬傳說：「這三處的風景都很優美。大濠公園的結構，有點模仿我們家鄉杭州西湖的樣子。亭台、水閣、石橋、垂柳，澄澈碧綠的湖水當中有幾隻小船蕩漾著，不禁回想起今年春天在揚州遊覽瘦西湖的風景。我們到日本以後正碰上雨季，不是陰天，便是下雨，可巧今天出太陽，大家遊興很濃，都願意在這裡休憩一會。嚮導的日本朋友說：『還要到別處遊覽，走吧！』我們戀戀不捨地走出了公園，坐上遊覽車，沿途看見一片新建的西式洋樓，與周圍環境極不調和。導遊的日本姑娘憤憤地對我們說『這就是美軍的營房』，從她的激越的口氣里，深切地感到日本人民對把風景區當做軍事基地的反應，實在還不只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所能概括的。最後到了松之生原，這是一片綿長的松林，蒼虬、臥龍夾道歡迎遠客，走進去覺得古木森森，黛色參天，忘了外面是炎炎烈日的夏季。穿過松林，露出一片海灘。大家都紛紛把照相機取出來，向各處選取佳景，拍照留念。日本朋友對我們介紹說：『在六百八十年前元朝皇帝忽必烈派遣水師，來到這裡，被一陣神風把他們吹了回去。』又指著遠處說：『這一帶有戰壕、堡壘的遺蹟，也還是當年的防禦工事。』」 福岡大博劇場 六月九日是我們在福岡演出的第一天，劇目和東京的開幕式相同。劇場只有一千三百個座位，另外有二百餘人買了站票。演出的時候，觀眾以渴望的神情在細細領略中國古典戲劇的特點。我在台上還看見許多觀眾特別是婦女們把《團刊》上面介紹演員的便裝照片和劇中人的面貌對照著細看，有的互相耳語，津津有味地仔細研究著。《團刊》上有兩種照片，劇照是彩色的，便照是黑白的，底片是在中國拍攝好，帶到日本委託朝日新聞社企劃部長遠山孝先生代印的，主要演員的歷史和每個戲的說明都用中日兩國文字介紹，封面和封底選用北京的名勝照片，五彩印刷，鮮明奪目，因此觀眾都願意留作紀念。 這一晚演出終了後，福岡縣、市的議會議長及朝日新聞社和華僑總會代表等紛紛走上舞台向我們獻花。 第二天午飯後，蘇琦同志到我房內，照例把當天報紙上有關京劇代表團的消息翻譯給我聽。報上這樣講：「因為昨天是星期日，日本九州各地人民到福岡觀看中國京劇代表團演出的，顯得格外踴躍。在開演兩個鐘頭前，很多觀眾就在戲院門口排隊等候開門，觀眾當中有長崎市八十幾個漁民組成的京劇觀賞團，他們從一百六十多公里外坐火車趕來看戲，還有三十五個從佐賀雇了一輛汽車前來看戲的農民，此外有很多觀眾是從大牟田、下關、別府等附近的城鄉趕來的。」 住在長崎、鹿兒島等地的華僑把這天定為觀賞京劇日，招待九州的六十歲以上的華僑來看祖國藝術家的演出。 漫談東京印象 我們一同在旅館的飯廳內吃過晚餐後，姜先生、姬傳、葆玥、葆玖都到我房內喝茶聊天。大家談起東京十天的印象，五個人裡面只有姜先生和我是舊地重遊，其餘的都是初次觀光，所接觸到的事物覺得新鮮別致。先談到日本戲「能樂」和「狂言」，姬傳說：「六月五日下午我們走進水道橋的能樂堂劇場，只見裡面的裝置設備古雅樸素，似乎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舞台是方形的，有四根白木方柱，它的建築幾乎全部用的是木頭，台的正面牆上的背景畫著青綠色的松樹和石頭。據日本朋友對我說，這張圖案已經流傳了幾百年，我們也感覺到這張壁畫完全能夠代表日本的民族風格。舞台的位置靠左邊，並不居中，右面靠牆是一道長廊，長廊的盡頭掛著一個門帘，那就是上場門。演員從這裡出場，也從這裡下場。台上左面另有一個小門，檢場的人出入的時候就把這扇門拉開。觀眾的座位安設在正面和右方。台下還有鋪著卵石的小花圃種著小松。」葆明接口說：「第一個戲是『能樂』，劇目名叫（羽衣），是神話劇，有點像《天河配》裡面織女洗浴被牛郎把她的衣服拿走一場的情景。入座之後，日本朋友就給我們每人一副耳機，用中國話介紹劇情。這戲的大意是在三保松林的海邊，有個漁夫和他的同伴由漁舟上岸，看見松樹上掛著一件羽衣，漁夫把羽衣取下來正打算帶走，出來一位天女，悲傷地請漁夫還她羽衣，漁夫受了感動，就對天女提出要求，請她翩躚起舞，天女穿好羽衣，舞罷緩緩升天。扮天女的是老藝人喜多六平太，已經八十多歲，日本人尊之為『國寶』，劇中人只有天女戴面具，其餘的是本色臉，不施朱粉。喜多老人穿著質料厚重的行頭，在主要的天女舞當中看出他的功夫結實、精力不衰，雖然整齣戲的動作節奏是比較單調而緩慢的（音樂只有笛、小鼓、大鼓、太鼓），但所包含的先悲後喜的情感卻是深厚而含蓄的。」姜先生聽葆明講完了就說：「這位老先生好像當年我就看過他的戲，現在是魯殿靈光，碩果僅存了。」葆玖說：「戲雖然很好，但觀眾需要有一定的修養，假使沉不住氣的人是會感到沉悶的，我覺得後面一出『狂言』《梟山伏》倒比較醒脾，這是一個諷刺劇，好像是古典的白話戲。劇情是這樣的：哥哥因為弟弟得了哼哼的怪病，到深山裡請了一位有道行的山伏來祈禱治病，當這位修道者拿著佛珠向病人念咒祈禱時，非但弟弟的病沒有治好，哥哥也把這哼哼病傳染上了，最後連山伏自己也發出哼哼的怪聲。我們雖然不懂台詞，也覺得非常可笑。」我聽到這裡就對大家說：「『能樂』和『狂言』是日本最古的戲劇，它的歷史源流，三十年前我曾問過日本朋友，他們這樣說，『能樂』的來源有兩種說法：有人認為是日本固有的藝術，另一派如青木正兒先生等的看法是受了中國元曲的影響。」『狂言』是一種帶有幽默性的諷刺劇，最近我會到日本文藝界的朋友對我說，『狂言』是受了唐代參軍戲的影響。這是一種新的看法，以前我沒有聽到過，我們從它的演出形式上來看，我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姬傳接口說：「我在國內的時候，在一位戲劇作家的案頭看見過一本《狂言十番》的中文翻譯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據這位劇作家說，中國懂得『狂言』的只有三五人。這次我們回國後，倒要買這本書來研究一下。」 葆玖問我道：「您當年到日本演出，劇場內也有廣播設備嗎？」我說：「那時候日本雖然已經有廣播電台，但轉播劇場實況的風氣尚未流行。現在有了電視機，買不到戲票的市民，可以從電視中連聽帶看地欣賞中國的古典戲劇」。我臨走那一天，有位通訊社的日本朋友對我講：「這幾天東京有電視機設備的大旅館、飯廳等公共場所和許多家庭，都變成了小歌舞伎座。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六月一日晚上在電視機前看京戲的觀眾就不下三百萬人（約比平常看電視的多兩倍）。有些澡堂、飲食店一向是座上客常滿的地方，在京劇上演時，突然顯出清靜冷落的景象。聽說晶川區（貧民區）荏原町有一家喜樂食堂設有電視機，每次放映京劇時都擠滿了一屋子工人和小市民。」此次我們在日本停留的時間不能太久，演出的場次也不會太多，這使我對喜愛京戲而買不到票的日本觀眾特別是勞動人民十分抱歉。幸而有電視設備，使得京劇的聲音面貌，能夠廣泛地得到傳達，這是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我們又回憶起許多往事來。我對姜先生說：「我當年到日本來的時候，感到日本人對於保存民族遺產和發展科學技術，好像是雙軌並行的。這次在東京有人告訴我說，東京有一千家電影院，我當年演出的帝國劇場也已改成了電影院，而劇場一共只有三個。我們這次在日本，依然看到了許多傳統藝術，可見日本人民還是非常重視他們自己的民族遺產的，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動很大，在整理、改進和發展的工作上似乎受到了限制。日本戲劇界的朋友們和我談起這些情況，他們是抱著隱憂的。」姜先生說：「這次我到日本來，的確感到劇場、劇團的情況沒有當年旺盛，像舉辦大規模的戲劇學校，培養後起人才的長遠打算，雖然有這種計劃，並沒有趕快實行。我在後台聽到歌舞伎座的演員談起他們的業務，每個月規定要演二十五天戲，而且每天都是日夜兩場，每場有時還要演雙出，其餘五天就僕僕奔走在旅途當中，沒有時間排新戲和整理舊劇目。如果每天改為一場，戲院方面只肯付一半包銀，生活就發生問題，捐稅又很繁重，每張戲票的售價幾乎要提出一半來納稅，再扣院租，分到後台是所余無幾了。他們聽說我們已把娛樂稅取消了，表示不勝羨慕。」大家越談越多，都說有些口渴，葆玖就要按鈴叫人沏茶，我說這種西式旅館到了睡覺的鐘點，恐怕服務員都下了班，姬傳說：「我出去看看還有人值班沒有。」一會兒，服務員拿著熱水瓶走進來，給我們沏了新茶，還順手把桌上的果皮等撿走。我說：「這次日本朋友對我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姜先生接口說：「當年第一次到日本來，大倉喜八郎作主人，對我們的招待也不含糊，怕我們不習慣日本式的生活，所以招待我們住在帝國旅館，同時還動員許多位日本名演員和我們同台演戲。日本戲和中國戲交叉著演出，因當時我們劇團的規模沒有這次訪日京劇代表團那麼大，趙桐珊在《御碑亭》里扮書童得祿兼報喜的報子。有人煩貫大元唱《空城計》，可是沒有八卦衣，臨時用金紙剪了八卦，貼在『行頭』上。回想起來，怪有趣的。」我說：「那兩次訪日，日本文藝界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漢學家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兒幾位老先生都寫了文章介紹中國古典戲劇藝術，內藤博士不但精通漢學，還寫得一手好字，當時都認為有晉唐名家的氣息。青木教授的關於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可惜這些老先生大半作了古人，只有青木先生還在。我回想第一次我們到日本演出時，經費完全由我個人籌集的，當時劇團的規模比較小，開支比較緊，如果演出不能賣座，是要賠本的，因此，多少帶有一些嘗試性質。總而言之，第一次訪日的目的，主要並不是從經濟觀點著眼的，這僅僅是我企圖傳播中國古典藝術的第一炮，由於劇團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因此我才有信心進一步再往歐美各國旅行演出。事隔三十年，我又參加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有些日本朋友看了戲後對我講，京劇的面貌煥然一新了，無論從劇本、導演、服裝、道具到化裝、表演都有很大變化，尤其是龍套、宮女都一絲不苟地表演著，這充分說明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具有崇高的集體主義精神。他們又說：你的表演在思想性與藝術性上，也都有顯著的提高。三十年前的老友，著名演出家大谷先生說：「你們這次在日本演出獲得巨大成功，這種盛況是空前的。中國京劇代表團表演的舞台形象的統一性是令人驚奇的，也是難能可貴的。」從上面談話中可以看出，我們這幾年來在戲曲改革工作中是有成就的。姜先生說：「要不是人民政府的力量，我們怎麼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我說：「您說得對，除此以外，我覺得日本各界朋友的幫助與支援，也是我們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這種友情是令人感動而難忘的。像葆明、葆玖你們年紀還輕，以後和日本朋友往來的日子很長，更應當以真誠友好的態度來對待日本朋友。」 大丸別莊 六月十一日在大博劇場演完夜戲，大家坐汽車到二日市大丸別莊。到了那裡，已經是午夜十二點鐘左右，雨下得很大。大家進門脫鞋。代表團里經管生活的同志預先發給每人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本人的姓名和房間號碼，旅館裡的招待員根據這張卡片分別領到各人的房間內。這家旅館是日本式，建築在一個山坡上面，一道長廊，兩邊都是房間，但排列得錯落有致，分成幾個單位，每個單位都題上一個齋名，好像《紅樓夢》上面的怡紅院、瀟湘館……此地是有名的武藏溫泉，旅客大半是為洗澡而來，有一間可以容納七八十人的公共大池塘，供旅客入浴。我住的房間是西式的，有床，有沙發，還有一小間專用的溫泉浴室。進房後，把西服、襯衣、襪子都脫掉，換上日本式白地藍花的浴衣，穿上拖鞋到大飯廳，席地坐在軟墊上，吃日本飯，有太陽啤酒、日本清酒、生魚、雞、蔬菜、湯……一切杯盤用具，完全是日本自造，和博多旅館的全部歐化設備作了強烈的對比。大家在演劇疲勞之後，酒足飯飽，帶著三分醉意說說笑笑，都到大池塘去洗溫泉。我回到自己的房內，服務員已經把浴室內洗澡用的胰子、毛巾、小木桶、小板凳準備好了，正在放水。我喝了一盞新沏的日本茶，和我國龍井茶的味道有些相似，喝著也別有風味，茶罷入浴。這一晚睡得非常甜適。第二天起床，雨還沒有住，我盥洗完畢，服務員已把早點端到臥室外面的會客間內小圓桌上。我正吃著早點，旅館的女主人走進來，是一位五十上下的中年婦人，她很有禮貌地深深鞠躬，坐下來就問我夜睡安否？澡洗得舒服嗎？我謝了她的關懷。有一位女服務員到過中國，會說中國話，她給我們當翻譯。女主人送了我扇子和毛巾，這時候另一位女服務員端進一個木盤，裡面放著筆、墨、硯台，女主人從紙包內取出兩開裱現成的冊頁，一面是白紙，一面是灑金箋，角上印著「鳩居堂」三個小字。她雙手舉著冊頁，向我鞠一個躬，遞到我的手裡說：「請您大筆一揮，留作紀念。」我看見硯台里有現成磨好的墨，就提筆寫了幾句舊詩在上面，她再三道謝，鄭重地收了起來，又告訴我說：「這間房，曾經是日本皇太子住過的，今天您在此地停留一宿，更使蓬篳生輝。」我看這位主人非常好客，就送了她一張照片留作紀念。這時候雨住了，我走到房外站在一塊山石上，向四面閒眺，領略些園林逸趣。這個別莊的特點，是利用天然的景物，略加人工點綴而成，別有一種古雅蕭疏的意味。雨後的古樹、蒼苔青翠欲滴，澗水潺潺、鳥聲嚦嚦，樓台位置，就著山坡形狀，高低凹凸地藏在綠樹叢中，望出去，曲折深遠，大有丘壑，絕似一幅設色的黃鶴山樵的夏日山居圖，可惜我不會畫山水，如果與吳湖帆兄同游，倒可以把當時的勝景繪寫成圖。正欣賞間，團里的同志過來通知我：「請您換好衣服，就要上車了。」上了汽車，直達博多帝國旅館，回到我的房間，有服務員交來幾份禮品，是日本朋友和九州華僑送的當地名產博多人形、絲織領帶……我要開箱取名片，向衣服內一摸，鑰匙不見了，想起隔夜在大丸別莊匆匆脫了衣服，服務員給我掛在衣櫥內，可能是遺失在那裡，我把這件事告訴辦公室的陳同志請他設法聯繫。正談到這裡，桌上電話鈴響了，朝日新聞社的一位翻譯在電話里告訴我說：「梅團長和另一位團員的兩把鑰匙，剛才大丸別莊派人送來了。」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日本人辦事的敏捷、認真是值得佩服的。 魯迅先生說的治病靈藥 回國後在九月二日，我和姬傳兩個人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開車後姬傳對我說：「臨動身時，《新觀察》的編輯部再三叮囑，我們寫的《東遊記》務必按期交稿，否則讀者會有意見的。在日本，有些場合我沒有參加，需要您仔細地回憶述說才能寫下去。」我們正談著大丸別莊的兩把鑰匙的事情，車務員送來幾本雜誌說：「梅先生，這次你們只有兩個人，長途寂寞，可以看看雜誌，消磨時刻。」我謝了他的關切。就隨手拿起一本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報》，看到目錄上有內山完造先生的一篇《思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就遞給姬傳，請他讀給我聽。這篇文章的內容主要是記述二十年前魯迅先生逝世時的景象，寫得懇切生動。最後一段這樣說：「記得明治二十三年同志社大學的創建者——我們日本的偉大的先覺者新島襄先生曾經預言說：『中國將成為二十世紀的世界的中心。』同時我也記得魯迅先生曾在臥病期間的一天對我說：『我臥病在床時有一個發現，那就是中國四億人民得了馬馬虎虎的病。不治好這種病，就不能救中國。可是，日本卻有治這種病的靈藥，那就是日本人的認真態度。所以，即使排斥整個日本，也要買來那種藥，這次我病好以後，就打算這樣說。』魯迅先生這話，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而且，在實際上，今天的日本，已經不再有這種靈藥了。相反地，在新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認真的態度這種靈藥。而且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種藥拯救了中國。」我對姬傳說：「這段話和我這次在日本經歷的幾件事對照一下，倒很有意思，譬如剛才所談的兩把鑰匙，朝日新聞社的日本朋友對我們細緻而周到的招待，以及日本各劇團的舞台工作者幫助我們在演出中的一絲不苟的精神，都是值得讚揚的；還有，回國以前，我看見楊知同志和您兩個人在帝都飯店二樓的倉庫外面，整理帶回國的禮品和書籍，請了幾位日本工人來裝箱，他們那種認真負責的勞動態度和熟練的技術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百十來只大小木箱，包括許多玻璃裝潢的東西，回國後開箱檢查，一件都沒有損壞。我想內山先生的話是有感而言，謙虛地說的，事實上，這種靈藥在今天的日本，並沒有斷絕，也還是可以找得到的。」 演給日本工人看的一場戲 六月十三日午間，全體團員在博多帝國旅館集中（因為有一部分人住在日活旅館），分乘汽車、遊覽車向八幡市出發，三點左右到達八幡制鐵體育館。山坡上面有疏落的樓房，環境相當安靜，大約這裡是住宅區，與我們想像的濃煙蔽天、機聲震耳的工廠區域卻並不相同。 八幡是日本的鋼都，重工業的策源地。體育館是鋼鐵工人進行體育運動競賽和練習的地方。場內可以容納六七千人。舞台上的一切設備都是臨時裝置起來的。隔夜有歌舞伎座、俳優座、前進座的日本朋友如大木、長谷川、藤浪……各位先生先來布置。台上的幕布、朱漆圓柱、地毯、燈光，後台安放道具行頭的地位，化裝室的桌、椅、衣架、檯燈以及洗臉、飲場的熱水，都作了妥當周密的安排。這裡不是經常演戲的劇場，一夜間要布置成表演中國戲的前後台，自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八幡制鐵廠的工人有一千多人訂了這場戲的票，我們都認為這是演給日本工人看的一場戲，覺得很興奮。 我們的劇目照東京的開幕式，在《三岔口》後面增加了一場《雁盪山》，是王鳴仲主演的。在國外演戲，每個人的工作都是極其緊張的，必須在互助的整體精神中發揮積極性，才能不慌不忙、有條有理地完成趕場的任務。因此劇目的搭配，需要事先仔細考慮，像勾臉、改裝都需要精確計算，留出時間。雖然我們這次的組織比以往出國的劇團的規模要大得多，我記得在第三屆赴朝鮮慰問志願軍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十八個人演出五個戲，而這一次單說上台的演員就有五十四人，但我們演出的戲，如《將相和》《霸王別姬》《鬧天宮》……這些講究排場的戲，出場的演員是和國內一樣多而整齊的。剛從中國訪問歸來的日本朋友常常這樣對我講：「這次訪日京劇代表團演出的陣容堅強，劇目的豐富多樣，比在中國看到的還要過癮，這是中日友好的具體表現。」 公演開始前，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說：「今天從上午九點開始，觀眾就在門口等候入場，到下午三點排隊的行列有一公里長。現在池子裡和上面看台上五千多個座位已經坐滿了，站著的還計算不清，觀眾當中有一千多位八幡制鐵所的工人，是在剛剛工作完畢，帶著飯盒前來看戲的。還有工人的家屬，以及附近城市趕來的工人、青年、婦女、學生等，也有從福岡趕來再次觀看京劇的人。這種盛況，在以前是沒有出現過的。」 我們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發生這樣一樁令人著急的事：開戲以後，我聽到有人在找賴醫生，我問服裝組的郭岐山同志，「是誰病了？」他答：「谷春章同志中暑，現在嘔吐頭暈，躺在沙發上，賴醫生剛上樓去診斷。」馬少波同志走進我的化裝室，我著急地問道：「谷春章怎麼樣了，嘔吐噁心見好嗎？到了台上支持得住嗎？」少波同志說：「賴醫生已經診斷過，給了藥吃，據說不要緊，安靜一下，就會恢復的。」我聽了這些情況，還是不放心，一邊化裝洗臉，一面在盤算，《三岔口》是要翻騰縱跳的，如果到了台上嘔吐起來，豈不當場出彩，但這個戲裡的劉利華別人是替代不了的。想到這裡，聽見台上已經換了《三岔口》的鑼鼓，我剛拍好粉，就急忙走到幕邊，看見谷春章，問他怎麼樣了，他答：「您放心，在台上不會有問題。」說完就出場了。我看他雖然帶病上場，沒有顯出吃力的神氣，與少春對做的身段，遇到驚險的地方，我從幕邊隙縫往外仔細看觀眾的表情，有些人張大了嘴，吸住氣，他們也替演員在那裡使勁，露出異常緊張的樣子，看出了神，又都情不自禁地喊起好來。這我才放了心。 中國書法在日本 在八幡制鐵體育館演完了戲，乘汽車到小倉市，住在一家日本式的田川旅館裡。大家肚子都餓了，進門稍稍休息，就在一間小巧精緻的飯廳飽餐了一頓，有烤雞、蝦、魚、什錦炒飯，都是適合中國人胃口的。這家旅館雖然規模不大，但布置得也很舒適。我的房間很大，也有床。我到隔壁歐陽老的房內陽台上，對坐啜茗清談。這時候夜色沉沉，別有一種清涼氣息，對面樹木叢中，露出小樓上幾點燈火，寂靜的庭園，只有池內呱呱的蛙聲，點綴著良宵佳景。我對歐陽老說：「一天的疲勞，得到這樣一個地方休息，應該感謝主人的盛意。」這時，一位女服務員走進房，跪在榻榻米上向歐陽老嘰里咕嚕講了幾句日本話，歐陽老當時就答覆了她，她面帶笑容，鞠躬而退。我問什麼事？歐陽老笑著說道：「這位日本姑娘名叫菊子，要求我們兩個人給她寫冊頁，留作紀念。我說今天時間已晚，明天早晨給她寫，她還有幾個同伴托她轉求，我也答應了，所以欣然而去。」我回到房內，姬傳進來閒談，講起剛才這件事，姬傳說：「日本人是愛好中國的古典藝術的。」我說：「當年我到日本來，就流行這種求書求畫的風氣，想不到事隔三十幾年，還是這樣重視中國書法。」姬傳說：「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書法尊為書道，列入美術部門研究，他們對中國古代書家的墨跡、拓本非常重視，用珂羅版、金屬版影印流傳，作為大家學習資料。別小看這些小姑娘，對於中國書法，可能還下過工夫的。」我說：「我記得日本大地震以後，到東京來演戲，有位日本朋友送我一卷蘇東坡寫的寒食詩的複製品（有黃山谷題跋），按照原樣影印，幾乎可以亂真。這位日本朋友還告訴我一樁故事：收藏寒食詩的主人，當地震發生時，他什麼都不拿，只是從家裡保險柜內急忙取出這件心愛的名跡，逃出危險地帶，這件事當時日本文藝界傳為美談。」 第二天上午，我吃過早點，菊子和她的同伴五六個人端著紙、墨、筆、硯，走進來放在矮方桌上，把歐陽老也請了過來，我們就對客揮毫。歐陽老還現編了詞兒寫上去，我只是寫了些比較通俗的唐人絕句和一段《牡丹亭》的曲子，一直寫到管理交通的日本朋友催我們動身時才擱筆。 初到大阪 六月十四日上午十點二十分，我們坐汽車離開小倉市田川旅館，大約一小時到了門司車站，換乘到大阪的火車，經過海底隧道時，聽見上面波濤喧嘯的聲音，代表團里沒有走過這條路的人都感到新鮮。下午八點到達大阪車站，大阪市各界以及府知事、議長、市長等都出面歡迎，還有此地的華僑比較多，都扶老攜幼到站內歡迎我們。下了車全體團員都住到新大阪飯店。這家旅館是西洋式，當年我到大阪的時候，還沒有建築起來。我住的房間在五層樓臨街的一個犄角上。第二天起床後，在外間客室里吃早點的時候，女服務員指著窗外向我打手勢，我回頭一看，在幾座高樓當中升起三個大紅的氣球，每個氣球下面拖著一條彩色綢帶，上面寫著「歡迎中國京劇代表團梅蘭芳先生一行八十六人」。下款是朝日新聞社、百貨商店、東天閣。東天閣是大阪最大的中國菜館，是華僑集資開設的。 這天活動很多，晚飯後遠山孝先生到我房裡閒談，他說：「中村雀右衛門夫人中島志加要來拜訪您。」我說：「那太不敢當，我聽市川猿之助先生對我說，這位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多病，平常也不出門，到旅館裡，上樓下樓，雖說有電梯，我究竟不放心，請您通知她，千萬不要來，我明天下午到她家裡去拜訪。」遠山孝先生聽了我的話很滿意，就說：「梅先生能去看她，那是最好了。」 在中村雀右衛門夫人家裡 六月十六日下午三點鐘，我與遠山孝等四五個人一同坐汽車到了中村雀右衛門夫人的家裡。她住在一家日本式的旅館裡面，這家旅館就是她經營的。我們在門口脫了鞋，老太太衣裳整齊地站在客室門口迎接我們進去。這間房內正面牆上掛著一個橫披，寫著三個漢字，右面牆上掛著一個扇面畫著花卉，當中擺著幾張矮的椅子和一張小方桌，桌上陳列著茶具。 賓主見面，坐下來談話，華僑於恩洋先生給我們當翻譯。老太太說：「去年市川猿之助先生從中國回來告訴我，您常常談起當年和中村雀右衛門先生在藝術交流上的許多舊事，我很感動。這次聽說中國京劇代表團要到大阪來演出，我因為腰腿有病，步履艱難，就和醫生商量，早幾天先在家裡練習走路，準備去拜訪您，還打算看您的戲，想不到您倒先來看我。」我說：「老太太，您太客氣了，您這麼大年紀，腰腿又不便，怎麼能勞動您，我來是很方便的。」 老太太向後面房內招招手，走出一位中年婦女，跪在我的對面，老太太向我介紹，這是她的女兒，接著說：「昨天是中村先生的忌日，她去上墳祭奠，我囑咐她向父親墓前默禱，保佑中國京劇代表團全體平安。」說到這裡，老太太眼圈一紅，從懷裡摸出手絹擦眼淚，我也不覺一陣心酸。我怕她傷感，就把話題扯開，問道：「老太太以前看過我的戲嗎？」老太太說：「三十年前看過一次，所以這次還想再看。」我要求遠山孝先生給老太太母女找兩個好座。接著我和老太太談起當年中村先生對我在藝術上的幫助說：「我和中村先生見面的次數不多，但是友情很深厚，我記得第一次看他的戲在明治座，他演雞娘，那時我感覺他的扮相很美，同時舞蹈化的身段和深刻的表情，都能吸引我。散場後，我到後台去向他道辛苦，看見他的本來面目，兩腮瘦削，並不豐滿，和化裝表演時大不相同。我就說道：『您的化裝真高明。』他笑著對我說：『因為我的面形有缺點，因此才對化裝方面下工夫來鑽研，經過多少次的試驗，得到了訣竅，能夠根據悲劇和喜劇的要求，使面形有所變化。現在我可以把這個秘密告訴你，對你的化裝也許有益處。你的面形雖然美，但兩腮也是不夠豐滿，如果用我的秘法，可以彌補你的美中不足。』說到這裡，他從化裝箱內取出兩個棉花團，塞進自己的嘴裡，用手指推到兩面腮幫的部位，果然兩腮鼓了起來，顯得豐滿。他仔細地告訴我如何運用這個方法，並且著重指出：中國戲的特點是載歌載舞，嘴裡塞著棉花團，唱起來可能感到不便，這是需要自己下工夫練習的。接著他又談到畫眉毛、畫眼窩……如何適合面形的竅門，最後把幾粒棉花團用紙包好交給我說：『帶回去，試試看，我希望你用了這個方法，在舞台上出現更美麗而飽滿的形象。』這一番話使我受到感動。對一個初交的外國朋友，就把他苦心鑽研得到的經驗，傾籃倒筐、毫無保留地告訴了我，像中村雀右衛門先生這樣熱誠幫助別人，在當年是極其罕見的事情。」大家聽我講了這一節故事，也都認為難得。 老太太說：「中村先生在家裡，常常談起梅先生，您記得嗎？有一次您到後台，他還替您找拖鞋。」我說：「我記得這件事，也是在東京明治座。當年日本劇院的後台，只預備日本式的拖鞋，必須穿著腳指分開的布襪才套得進去，因此中村先生給我找了一雙西式拖鞋。」老太太向她女兒使眼神，一會兒捧出一個鏡框，當中是彩色絲織品做成的中村雀右衛門先生的戲裝造像，老太太鄭重地說：「這是最近請一位名手製作的，送給梅先生留為紀念。」另外還有兩個朱漆貼花的木匣，送給葆明、葆玖，我向她道了謝。我也把帶來的幾色中國土儀送給老太太留作紀念。這時候攝影記者對好光圈，請我和老太太合照了幾張相片。 梅蘭芳與日本歌舞伎演員中村歌右衛門五世（左）及其子合影（攝於一九一九年） 我要求到中村先生的神龕前瞻仰遺容，老太太站起來引路，大家走進後面的屋子裡。揭開神龕，我們都向中村先生的遺像行了禮。這間房內四壁都掛著中村先生的戲裝造像，老太太給我們解釋中村先生所扮的角色類型和簡單的劇情。看到牆上還掛著一張青年人的照片，我注視了一下，老太太指著相片嗚咽地說道：「這是我的兒子，也是演員，不幸在戰爭中犧牲了，死後才承襲了他的父親的名字。」我怕又勾起老太太的傷感，就向她說：「時候不早了，客去主人安，我們該走了，過兩天我從京都回來，把我的兒子、女兒帶來給您請安。」我們走到巷口，回過頭來，還看見老太太站在門口向我們招手。 前進座看中村翫右衛門演《俊寬》 從中村雀右衛門夫人家裡回到旅館，吃了飯，松尾國三先生邀請代表團全體團員到大阪歌舞伎座前進座看戲。 第一個戲是中村翫右衛門先生主演的《俊寬》。中村翫右衛門先生和我們從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席上訂交以來，已經有五年了。我在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會議期間，看過他演的電影《箱根風雲錄》，今天初次在舞台上看到他的戲，可以稱得起是現實主義的表演藝術家。 《俊寬》是二百多年前的一出流傳有緒的古典劇目，與《勸進帳》的分量相等。故事是這樣的：藩主平家，專制凶暴，眾憤難平。在企圖起義反抗的集團當中有法性寺住持俊寬僧都、少將丹波成經、法官康賴等三人。不幸事敗，三人被流放到鬼界島，與世隔絕。丹波與島上海女千鳥相戀成婚。三年後平家部下妹尾太郎乘船到鬼界島，宣讀赦詔，但只丹波與康賴獲釋，俊寬向妹尾交涉，三人罪相同，何獨遺漏我？言時悲痛呼冤，伏地號泣，這時船上又下來一個丹左衛門說：「有人為俊寬說情，一併赦罪同行。」三人一同上船，千鳥聞訊趕來，丹波向妹尾說明關係，要求同行。妹尾藉口乘船的許可證，只有三人，不允所請，就把千鳥推下船去。最後俊寬表示，願以年老殘身留居海島，使千鳥代行。 中村先生扮的俊寬出台後，從化裝、眼神、動作方面，首先就使觀眾感覺到這是一個憤世嫉俗、滿腔熱血的老人。與妹尾交涉時的耐心說理，悲痛呼號的神情身段，是表現一個囚居荒島的人於無望之中爭取自由的心情。等到丹左衛門對他說明一併獲赦同行，與兩個難友握手稱慶的喜出望外的神氣，都非常現實而生動。當千鳥、丹波向妹尾百般哀懇的時候，他站在船上，雖然沒有動作，面部表情的變化，完全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激動燃燒。及至妹尾把千鳥推下船來，千鳥哭著說：「武士向來是見義勇為、同情別人的。鬼界島上並沒有鬼，只有都市才有鬼。」俊寬就向妹尾婉轉說情，希望打動妹尾的心，讓千鳥也能夠同行，充分表現了正義和善良的性格。妹尾不允所請，對俊寬連踢帶罵，俊寬忍無可忍，搶過妹尾的佩刀，將他掀翻在地，這幾個身段，準確緊湊，看出他武工的根底，這與中國京劇《打漁殺家》當中蕭恩與教師的對打場面有相似之處。俊寬正要刺死妹尾，丹左衛門過來制止他說：「你如將他刺死，豈非罪上加罪？」俊寬接受了他的警告，突然神情中有所覺悟，這時他在作思想鬥爭，因為要捨己救人，不是一件立刻可以決斷的事，必須有一定的思想過程。他打定主意後，就對千鳥說：「我已年老，願留海島，你可代我上船同行，免得夫妻離散。」這時河原崎國太郎扮演的千鳥的表情，也非常動人，她表示不能掠奪別人的自由，堅決不肯上船。俊寬說：「我已立下捨己救人的宏誓大願，不願乘浮世之船，你們去吧！」這時的表情從剛才激昂慷慨的鬥爭之後，又變為一個慈悲為本的高僧的樣子。三人登舟後，緩緩駛離海島，孤島上就剩下俊寬一人，他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經沙灘走上山頂，站在一塊岩石上，用絕望的眼神，向遠處看那愈走愈遠的一點孤帆。這時候我們感覺著岩石上站著的不是俊寬，也不是中村翫右衛門，而像是一座屹立的山峰。 當這齣戲開幕時，中村翫右衛門先生剛剛出台，台下就有觀眾大聲叫他的名字。代表團的有些同志不常看日本戲，感到新鮮，其實這就等於中國的碰頭好，至於提名叫好，過去在中國也有的。蕭長華先生曾經講過這樣一件故事，他說：「著名小生王楞仙在四喜班與顧小農合演《鎮潭州》，顧飾楊再興，王扮岳雲，有一場岳雲與楊再興、岳飛同時亮相，台下觀眾叫『岳雲好！桂官好！』（桂官是王楞仙的藝名）。《鎮潭州》的楊再興是主角，岳雲是配角，觀眾欣賞王楞仙的岳雲而並不歡迎顧小農的楊再興。」據說當時顧小農常常誤場、墊戲，這也是觀眾對他不滿的原因之一。不過像這種情形在中國戲院內是偶然的例子，而日本觀眾對演員提名叫好的習慣是常有的，他們只是表示對某一個演員的熱愛，並不像上面蕭先生所說的故事當中，含有觀眾對演員的褒貶批評的意義。 第二個戲是《昔話二十二夜待》。這個戲的故事，很像我們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短篇小說的結構。劇情是描寫農村在一個春夜節日裡，農民聚集在一個會堂內，舉行飲酒、跳舞、狂歡的晚會，正在高興暢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面貌兇狠、自稱大盜的怪人。進門後，行動粗暴，縱酒使氣。一般農民，都有戒心，相繼離去，不歡而散，最後剩下藤六和他母親與怪人，三人同宿在廳堂內。夜深時，藤六聞聲即起，到戶外觀看動靜，同時還安慰他母親，怪人更顯出坐臥不安，一夕數驚，比至天明，怪人看見藤六背負老母而去，大為感動，想起他對父母不孝，也動了思親之念，在藤六母子身後，高呼「祝老太太健康！祝你們母子倆生活愉快。」這個戲，雖然是獨幕的小戲，但生活氣息非常濃厚，是木下順二寫的劇本，演出者是土方與志。扮怪人的是前進座的座長河原崎長十郎，扮藤六的母親的女演員就是長十郎的夫人河原崎賤江。 第三個戲是《御浜御殿綱豐卿》。御浜是德川幕府綱豐的別墅，游宴、議事都在這個地方。這齣戲的內容是表現幕府之間盛衰傾軋、明爭暗鬥的事情，同時也表現了武士道仗義扶危的行動，劇情是比較複雜的。主要演員仍就是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翫右衛門、河原崎國太郎等幾位。 這一天的戲，每個演員都聚精會神、一絲不苟地完成了舞台任務。劇終，代表團的女演員侯玉蘭、江新蓉、梅葆玥、徐玉川等上台獻花，我們到後台向他們全體演員道辛苦。 過了幾天，中國京劇團在大阪歌舞伎座公演，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翫右衛門等諸位先生登台贈送日本歌舞伎座繪師八代目鳥居清言畫的《勸進帳》，還有日本古裝銀頭面的髮髻，這種髮髻，日本人叫做「鬘」。 奈良紀游 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到了大阪以後，日本朋友給我們安排的日程是先遊覽，後演出。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大家從新大阪飯店出發，坐電車到了奈良，這是日本著名的名勝區，我以前兩度訪日都到過此地，舊地重遊，分外感到親切。日本朋友送我們手冊、圖片等導遊指南。廟裡的僧侶陪著我們遊覽並解說。現在我把看到的、聽到的一些印象，以及參考中日兩國書本上的資料，綜合起來，介紹給國內的讀者。 盛開的花朵 奈良是日本元明天皇時期的京城，當時叫做平城京。這座京城建於和銅三年（公元710年即中國唐朝睿宗景雲元年），到延曆三年（公元784年即中國唐朝德宗興元六年）遷都長岡京。這七十餘年中正是中國文化大量輸入日本的時期。日本朋友說：「奈良是大陸趣味最濃厚的地區。」這話一點也不錯。 這座古都的地理形勢很優越，城外連岡疊嶂，合抱迴環，登山一望，只見林麓蒼黝，從叢翠中露出幾座殿脊和塔尖、乾田遠村、綠茵布地。這裡的名勝古蹟有：唐招提寺、興福寺、東大寺、春日神社、藥師寺、法華寺、平城宮、太極毆遺址、若草山、春日山等，都是風景幽勝，殿宇宏敞。日本有句歌頌奈良的話，說奈良像盛開的花朵一樣，這個比喻是很恰當的。這座古城裡的古建築雕塑以及各廟宇內收藏的古代文學藝術作品都豐富極了。我記得三十年前到此地來，還參觀過正倉院博物館，那尤其是東方著名的寶庫（裡面有唐代的樂器和日用品）。奈良城內人民居住的是一排排整潔樸素的瓦屋，門外小溪石橋，非常幽靜。 但是在這種古趣盎然的環境裡，有時候會出現一塊觸目的大廣告牌，上面畫著半裸體的西洋式的美女，並用英文寫著：「酒店！快樂！請進來！裡面有許多美麗的女郎！」這和那些建築物顯得非常不協調，是這座古城美中不足的地方。 丹青的奈良 我們是坐汽車盤旋上春日山和若草山的。當汽車爬山的時候，眼前景物轉瞬即逝，比俗語所謂「走馬看花」快多了。這種山路最好是騎在驢子背上慢慢走著逛，乘汽車只能觀其大略。 這一帶的山景，沿路松竹夾道，樹木繁茂，一陣陣清香撲鼻，日本朋友對我說，他們前人的詩句里有「丹青的奈良」，我告訴他們中國詩里有一句「人在畫圖中」和當前的景物也非常切合。春日山有個紅葉谷，我想秋天葉紅的時候，丹青相映，更有詩意。 我們在若草山的一個高峰停留下來，西望奈良的街市，伽藍，平城宮的遺址和屋宇櫛比的民居，歷歷在目，比我們站在北京香山「西山晴雪」（燕京八景之一）上遙望北京城，還要近得多。我們在這裡紛紛選景攝影留念，日本朋友也替我們照了幾張相。 在春日山遊覽的時候，有近畿小學、市立小學、京都市納所小學的代表們來歡迎我們。 春日神社觀賞「神樂」 在春日神社我們還觀賞了專為招待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而表演的祭神舞。那時正下著濛濛細雨，大家從一條石卵鋪的路走到一間長形的敞廳前，我們一百多人站在兩邊往裡看，只見敞廳當中擺著兩張半桌，桌上放著舞器，兩個女舞蹈家（日本人稱作巫女）跪在桌子前面，她們穿著古代服裝，裙子的後幅很長拖在地下，頭上的裝束，並沒有梳著常見的日本式大頭，頂上的頭髮是梳平的，只是在前額插戴著帶銀質穗子的紫藤花冠，顯得淡雅樸素，背後垂著一束散發。有一位團員對我說：「從背後看，倒有些像您當年創造的古裝頭。」 兩位擊鼓、吹蕭的樂師，都穿著深色的古裝，跪在右邊的犄角上。鼓聲一起，兩位女舞蹈家站起來，從桌上拿起摺扇（扇骨上繫著兩條長帶子），按著鼓的節奏，翩躚起舞，舞了幾分鐘以後，走到桌子邊，放下扇子，合掌稽首，跪在原處，站起來，又從桌上拿起一個帶鈴聲的舞器重舞，因為舞器不同，身段也隨之改變。雖然短短十幾分鐘的表演，給我們的印象很深。音樂節奏是緩慢而沉著的，舞的身段、姿勢，圓轉、有力而莊嚴，看出是一種極其古老的舞蹈形式。據神社的日本朋友告訴我說：「這種『神樂』的源流很古，是從中國唐朝傳過來的，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的巫舞。」 奈良的鹿 記述奈良之游，不能不談到鹿。我們走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管理人員吹起喇叭，從樹林中跑出許多鹿來，三五成群地跑到我們身邊，露出宛轉依人的樣子。我們舉著一種專為餵鹿的餅乾引逗它們，它們就伸過頭來從我們手內吃了下去，吃完又抬起頭呦呦地叫。這些鹿並不是關在柵欄里，而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叢林中的。 從前聽北京的老朋友說過，我們的熱河避暑山莊有一個地方叫「馴鹿坡」，那裡也有成群的鹿生長在林壑中，看見人都很親熱。我看到奈良的鹿，不禁想起我們的避暑山莊，聽說現在已經開闢成遊覽區了，一定受人歡迎，那裡的馴鹿也必定是使人喜愛的。 唐招提寺和揚州高僧 奈良的唐招提寺是日本天平寶字三年（公元759年，相當於中國唐朝肅宗乾元二年時期）建造的。這個寺建造的歷史說來話長，招待我們的和尚說：招提寺是為了中國一位有名聖僧鑒真和尚建造的。這位鑒真和尚是揚州人，十四歲出家，是當時一位有名的高僧。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即日本天平五年的時候，聖武天皇景仰這位高僧，委派興福寺的榮睿和尚、大安寺的普照和尚，來中國揚州大明寺拜謁他，並且邀請他到日本去講經傳戒，經過很多困難，終於在唐朝天寶十三年即日本天平勝寶六年（公元754年）二月到達奈良。日本曾派遣兩批船載送來中國的使節，但是只有一批回到日本，有一批因遇逆風，漂沒了。日本方面是那樣誠懇和不怕犧牲來邀請，而鑒真和尚也不避險阻，毅然前往，兩方面的精神貫通，是值得後人稱道的。 現在寺中還供著開山祖師鑒真和尚的坐像，塑造得非常生動，表現出一副慈悲的面貌。我是泰州人，揚泰是同鄉，見了更感親切。鑒真和尚生前披的袈裟還保存在寺中。《過海大師東征傳》這部書，就是記載鑒真和尚東渡事跡的。據說他還有二十四個弟子隨行，他們攜帶了很多經典、佛像、繪畫圖卷、書籍和王羲之、王獻之的墨跡，此外還有很多中國物品和印度物品。現在寺中所藏的《東征繪傳》五個很長的圖卷，就是畫的這一故事，這是日本名畫家蓮行為了紀念鑒真和尚和他的隨行弟子而畫的。 鑒真和尚到奈良以後，在東大寺設戒壇傳戒。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規傳戒的開始，受戒弟子前後共有四萬多人。聖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謙天皇和諸僧都曾在一起受過戒。他並且精通醫學，因治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贈「大僧正」，賜苒前水田一百町。又曾為日本醫學界辯證藥物，使中國醫學流播於日本，世傳鑒真上人秘方，日本醫藥界目為「日本之神農」。 天平寶字七年（公元763年），鑒真和尚圓寂了，年七十六歲。他的墓就在寺的東北角松林中。他在奈良，只有十年的光陰，但是給日本各方面的影響很大。 日本的廟宇式樣和中國差不多，我國唐代的木構建築物保存到現在的已經寥寥可數，而在日本相當於唐代時期的木構建築物卻比我們豐富完整，唐招提寺是其中之一。這個廟的全堂是「四坡脊式」的頂，罩檐，柱頭用「斗拱」。殿內的千手觀音，妙相莊嚴。還有許多尊木雕佛像，都是千年古物。內中有一尊釋迦牟尼佛的立像，據寺里的和尚對我說：永延元年日本一位高僧，法號「奝然」，到中國來迎請回去的（按永延元年相當於中國宋太宗雍熙四年即公元987年）。日本的傳說，這尊佛像是印度優填王因追思釋迦而造的。梁棟上的彩畫、飛天、雲紋、寶相華等等的筆意色調，看起來和我國天尨山、敦煌相似。我當年曾經根據印度佛教故事，編演了一出《天女散花》。在研究這齣戲的人物性格和創造舞蹈身段姿勢時，參考了一些佛教書籍，還看了著名的古畫、維摩說法圖、天女散花圖以及古廟內的雕塑、壁畫等來擴大自己的眼界。這樣對於我塑造天女的形象有了啟發，在招提寺看到的一切，引起我種種回憶。我認為一個戲曲工作者必須從寬廣的藝術領域中去尋找自己的養料，才能使藝術不停地向前發展。 八十八歲的日本傀儡戲演員 日本的傀儡戲名叫「文樂人形淨琉璃芝居」，人形是傀儡，淨琉璃是曲調的名稱，芝居是戲。它和中國傀儡戲的表演方法不同，中國的各種傀儡戲如提線、托吼……觀眾只看見出台的傀儡，其餘如音樂伴奏、歌手、操縱的人都在幕後活動。日本的傀儡戲，所有工作的人卻都出現在前台顯著的地位，下場門側面廊上是音樂伴奏和歌唱者的席位，操縱傀儡的主角穿著禮服，面對觀眾，在傀儡的身後站著面蒙黑布的檢場人員，專為傀儡整理服裝，有時也協助操縱的人工作。日本傀儡的製作很精緻，眼睛和四肢都是活動的。我在大阪演出的第三天上午（七月二日），大阪歡迎委員會的菅原昌人先生陪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藝人吉田文五郎先生到飯店裡來拜訪我，我攙他坐在沙發上對他說：「老先生這麼大的歲數親身來看我，使我不安。」同來的一位女士代答道：「吉田先生的身體很健康，不過耳朵有些重聽，談話要高聲才聽得見。他當年見過您，所以這次要來和您談談。」我問起老先生的生活起居情況，每天作何消遣。女士說：「除了表演以外，他什麼事都不問。」我吃驚地問道：「老先生還登台表演嗎？」這句話翻譯過去，老先生聽見了，他說：「別看我年紀老了，但是我每天還能演兩場，每場四十分鐘，我還有很多很多的觀眾，所以我不得不演，並且我除了表演以外，什麼事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說：「操縱傀儡是相當辛苦的，一天兩場不太多嗎？」老先生說：「謝謝梅老先生的關心，不過我的精力還能對付，主要是我有六七十年的舞台經驗，所以能夠指揮如意，不覺太累。」我向他請教日本傀儡戲的表演藝術。他說：「傀儡的構造是相當複雜的，因此我們這一行必須從小鍛煉腰腿，使得靈活，才能運動自如，同時腳下還要蹬著一尺來高的兩隻木屐，如果沒有幼工，那就隨時有摔倒的危險。」說到這裡，老先生站起身來，做出各種操縱傀儡的姿勢，手眼身法步，看出功夫的結實，勁頭的巧妙。房內初見老先生的人都看得發獃，大家感覺到他和進門的時候簡直換了一個人，少說點，也要相差二十年歲數。我看老先生這樣興奮，怕他疲勞，就扶他坐下。這時女服務員端進茶點，我敬了老先生一杯茶，他一邊喝著，我又問他：「您的耳朵不便，聽得見音樂歌唱嗎？我知道傀儡的動作表情和音樂歌唱是密切聯繫著的。」女士代答道：「場面上的聲音，他根本就聽不清楚，可是他腦子裡記熟了上千個曲調，所以音樂伴奏和歌唱的演員都隨著他，表演的時候能夠結合得天衣無縫，這一點，凡是老觀眾談起來都是津津有味的。」這時候有人推門進來，請我到樓下參加一個座談會。老先生對我說：「今天談得很暢快，我要回去了，這個包內有一件衣料，幾把扇子，是我今年生日時候朋友送的，現在送給您，留作紀念。」我向他道了謝，打開紙包，扇子和衣料上都印著「米壽」兩個字。菅原昌人先生對我說：「日本人稱八十八歲的老人為米壽，米字拆開來，正好是八十八三個數目字。」我也取出一張劇照和自己畫的一個扇面題了上下款，送給吉田老先生，祝他福壽綿綿。 離開大阪的前夕，每日新聞社送我一部《文樂首名作》五彩套印，精緻可愛。 為中日兒童畫展剪彩 在大阪，我們還被邀參加了中日兒童畫展開幕式，主持展覽會的日本朋友致了開幕詞，歐陽予倩先生也講了話。一位日本小朋友西村貞一說：「我們願意從童年起就和中國小朋友結下純潔而深厚的友情。」接著我為這個畫展舉行了剪彩典禮，大家走進展覽室，細細欣賞小朋友們的作品。中國兒童的畫件，陳列在前面幾間展覽室，後面幾間展覽著日本兒童的作品，對照著來看，雖然風格上各有其民族色彩，但天真純樸的味道，是基本上相同的。 由《美人圖》的裝裱說起 我在京都演出的時候，有一位畫家三木翠山送我一張《美人圖》，敷色精到，意態傳神，並且裝潢得非常考究。外面木匣，裡邊還有絹糊的套匣，畫的裝裱、尺寸、選料、四圈的綾絹的配色，都非常精緻而調和。上面的「驚燕」綾帶是活動的，還保持了古代的樣子。按中國南方的房屋，窗、門常常是開啟著，還有些軒、廳根本就沒有門窗，怕燕子飛到畫上來弄髒了畫心，所以才發明這兩條帶子，當燕子翻飛撲向畫幅時，這兩條活動的帶子就飄動起來，把它們嚇跑了。後來房屋的建築逐漸變化，燕帶的作用也不大了。還有北方因為風大，氣候乾燥，不適於在敞廳掛畫，因此就把它裱貼畫頭，作為裝飾點綴。不想現在的日本還保存著這個古法。我檢了一張自己畫的花卉送給三木先生，答謝他的盛意。 在我出國之前，曾選了十幾張大小畫幅，大半是十年前我在上海時候潛心學畫時畫的，可是找一家合適的裱畫店，簡直沒有，後來還是托一位朋友代找到了一家，趕著裱出來，我覺得手工質料都比從前差。據這家裱畫店的主人說：「近來買不到好的材料，同時，學這行手藝的人也日見減少，所以退化了。」我們的裝潢藝術，在古代曾經有過燦爛的成績，許多裝潢名手，見於前人的記載。就拿湯勤來說，為人雖然可惡，但我曾看見過他裱褙的宋元名跡，卻是名不虛傳。別小看裱畫一道，它和美術作品是有著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一張破損的名畫，經過裝潢家的藝術加工，就能夠恢復它的精神面貌，反過來說，一張好畫，也可以毀在一個沒有經驗的裱畫工人手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與福田眉仙談畫 從京都回到大阪，晚飯後，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畫家福田眉仙先生到新大阪飯店來看我。這位老先生，精神奕奕，談笑風生，看上去好像還不到七十歲，他帶了幾開畫冊送給我和歐陽予倩先生。我看他的筆法，受中國畫的影響很深，講究用筆用墨，在寫意之中，具有法度。我挑了兩開山水。另外他又拿出一個大斗方請我鑑賞，上面畫的是富士山。我說：「這張更好。」福田先生笑著說：「您的眼力不錯，一般畫師都畫富士山的正面，我卻喜歡畫它的背面，今天遇見知音，我送給您留作紀念吧！」我向他道了謝。老先生愈談愈高興，就從一個錦包袱內取出一個手卷，親自打開來給我看。這個卷子完全是中國畫，並且是中國的山水風景，他說：「多年前到中國遊歷，勾了許多畫稿，這個手卷畫的是西安風景，有三丈多長。」他拉開一段就說明是什麼地點，畫上舟車人馬，山川樹石，無不具備。我心裡暗想，慚愧得很，我卻並未到過西安，看了這個手卷，可以當做臥遊了。最後一段很長的山嶺，他指著一處低下去的地方說：「這是秦始皇的墳墓，據說被人發掘過，所以低一塊。」我說：「您不但畫得好，而且記憶力更好，可以比得上年輕人。」他笑著說：「梅先生已經六十多歲，但觀眾說您化裝表演時候，好像二三十歲的樣子。我們都可以稱做老少年了。」聽他說到這裡，我想起帶來的畫裡面有一張是我二十年前畫的老少年（老少年又名雁來紅，是紅、黃、綠三色相間的花草），就請姬傳找出來送給老先生。姬傳說：「這張畫在東京已經送給別人了。」只得另外找了一張花卉送給他。我們從大阪到箱根那一天，福田先生還親自到車站送別，這位老先生多情而又樂觀，所以能夠享大年。 天龍寺會見今井京子 三十二年前，我第二次到日本，在京都演畢，日本電影公司請我拍攝《廉錦楓》的《刺蚌》和《虹霓關》的《對槍》兩場電影。那天從早到暮，足足搞了一整天。拍完之後就請我吃「雞素燒」，因為餓過了頭，不免多吃了些牛肉，回到旅館，喝了幾碗濃茶，就倒在枕上睡著了，睡到半夜裡，從睡夢中覺得胃裡脹悶，滿腹疼痛，好像刀絞一般，一刻都忍受不住，同時感覺到還發著高燒，人有點迷迷糊糊的樣子。旅館裡的服務員看見客人得了急病，就通知我的朋友久保田先生，給我找來了京都名醫今井泰藏先生。經他診斷，是疲勞之後傷飢食飽，飲食過量，得了急性腸胃炎，病人已經入於昏迷狀態，來勢不輕。從那天起，今井醫師晝夜不離地用心調治，一個多月才漸漸復元，臨走的時候，今井醫師請我到他家裡吃飯，我還同他的家屬照了相，他的女兒今井京子才六歲，活潑可愛。我和今井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送他醫藥費，他堅決不收。他說：「醫生治病救人，應得酬勞，但友誼比金錢更可貴。」我打算送他禮物，也不肯受。最後他對我說：「這樣吧！我喜歡中國的翡翠，您下次再來時給我帶一副翡翠袖扣，作為紀念。」三十年來，滄桑變幻，這件事始終耿耿於心。這次到日本之前，我就把鑲好的翡翠袖扣檢出來，預備送給今井醫生。我一到東京就托日本朋友打聽他的下落，他們答覆我說，在東京已經向醫藥界調查過，沒有這個人，只有到京都、大阪去找線索。到了大阪以後，有一天，朝日新聞社的朋友對我說：「京都方面的消息，已經找到了今井醫生，明天我們遊覽天龍寺可能見到面。」我聽了非常興奮。 六月二十日上午，全體團員從大阪分乘汽車遊覽京都名勝。經過渡月橋，不多時到了京都著名的天龍寺。大家走進寺里的大書院，一位穿著淡紅色衣服的日本婦女從迴廊迎上來，她走到我面前立定了，深深地鞠躬，雙手遞過一張照片說：「梅叔叔，您還記得我嗎？我是今井京子，聽說你們要來遊覽天龍寺，我一清早就在這裡等候的。」我雖然三十多年沒有見她，但面部的輪廓，還有一些影子。我握住她的手，看著相片說：「這張照片是當年在你們家裡照的，我還保存著，這次也帶來了，那時候你才六歲。當年我在這裡得了急病，幸而你父親給我盡心醫治，救了我的命，現在他……」我的話沒有說完，京子哽咽地說道：「我的父親已經在十三年前亡故了。」我聽了這個消息，腦子裡轟的一下怔住了。京子含著眼淚說道：「自從您走後，我的父親常常想念您，報紙上如果登載著您的消息，他必定仔細地閱讀，還講給我們聽。他希望您再到日本來能夠見面。不久我的母親亡故了，他續娶了一位繼母，生了弟弟、妹妹。我結婚後離開娘家，目前在一家工廠里做事。」我聽她絮絮敘說這些往事，只覺得一陣陣心酸，向她說道：「當年你父親談起他喜歡中國的翡翠，我答應送他一副翡翠袖扣，這次帶來了，可是人是見不著了！這樣吧！請你通知今井夫人，過幾天我到京都演出的時候，我要到她家裡把這副袖扣親自獻到你父親的靈前，聊表我的心意。」京子向我道了謝，鞠躬而退。日本朋友見我聽到今井醫師逝世的消息十分傷感，都說我篤念舊交。我說：「那次我的病情，非常險惡，如果沒有今井先生的悉心診治，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我們的交情，與一般的病人和醫生的關係就大為不同了。」 觀賞京舞、吃素齋 我們在天龍寺一邊走一邊談話，不覺走到另一個院落里，脫了皮鞋，踏上一間大的敞廳，靠牆有一個小型舞台，大家席地坐在方墊子上。這時廟內支應的人，給每人端了一碗茶，裡面有半碗浮著泡沫的深綠色的茶汁，這是日本人舉行茶道時候的一種烹茶的方法，喝上口比較濃厚，但並不苦澀，感覺別有風味。招待我們的日本朋友說：「現在就請大家欣賞京舞。」舞台上出來幾個彈奏三弦的女樂師，調起絲弦，口內唱著歌曲，接著出來兩位少女，和服盛裝，手拿舞扇，按著音樂節奏，表演日本民族形式的舞蹈。幾分鐘後又換了一對，最後四個人同舞。我每次到日本，在宴會時候都看到京舞。京舞的歷史也很久丁。日本朋友說：「這幾位舞娘是當地最著名的。」我們的攝影師還照了幾個鏡頭。看完京舞之後，就到一座齋堂內吃素齋，老豆腐、素雞、香菇……烹調得非常入味。我們天天肉食，偶然吃一頓淨素，倒也感到舒服，因為吃素齋的機會是不多的。二十年前在杭州煙霞洞吃過素菜，我記得洞中那位和尚對我們說：「諸位天天吃葷，今天嘗嘗我的素菜比葷菜如何。無怪他誇口，我們吃完之後，都十分滿意，竟有人說著笑話：因為素菜好吃，打算搬到洞裡來與和尚作伴。天龍寺的素齋與煙霞洞不同之處，煙霞洞只能做一桌，最多也就供給十一二個人吃，天龍寺卻可以招待一百多位來賓。 我們吃飯的時候，主人把剛才表演京舞的幾位日本小姐邀來一同吃飯。代表團的女同志都細心研究她們的服裝、穿戴、髮髻、化裝。因為我們這次到日本，所看到的日本婦女，大半穿的是西式服裝，像這種和服盛裝，打扮得雲髻高梳，花枝招展，使大家有一種古典美人的感覺。日本人常說他們的文化受唐朝的影響最多，就拿這種裝束而論，的確與我們古畫當中婦女的服裝，有相似之處。例如我國東北博物館所藏的《美女簪花圖》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當年學畫，對於仕女和佛像，下過一番工夫，這和我創作古裝戲及神話劇有著密切的關係。今天看了她們的裝束，想起古畫中婦女的樣子，將今比古，不覺神往。席散後仍坐原車回新大阪飯店。 井上八千代的百歲扇 二十六日下午再到京都演出，當天晚上京都府知事、市長和朝日新聞社邀請代表團的領導人和主要演員吃晚飯。京都市長高山義三先生是一位極其風趣的人物，他對我說：「我的名字如果用中國話來講是很容易記住的。」接著連說幾聲高山義三。他還是個票友，談到歌舞伎的表演藝術，是興致勃勃的。幾巡酒過去以後，他就當筵表演一段《勸進帳》的富，手眼身法步，看出來是曾經下過工夫的。 席間有一位片山九郎鄭重地舉著一把扇子對我說：「這是我的祖母井上八千代在一百歲的時候表演舞蹈時使用的，是我的傳家之寶，今天送給梅先生留作您第三次訪日的紀念，並祝您期頤上壽。」 在今井泰藏先生遺像前獻禮 二十七日的上午，我們就到了今井夫人的家裡。她的住房很窄小，門口玻璃櫥窗內陳列著點心、麵包、糖果等食品發售門市，今井夫人和京子小姐都在門口迎接我們。進門後今井夫人揭開靈幃，露出今井醫師的遺像，想起從前，不覺淚下。我虔誠地向這位曾經挽救過我的生命的老友靈前獻了鮮花，又雙手把一副翡翠袖扣，供在遺像前面，行禮追悼畢，然後席地坐下來。京子小姐替我介紹幾位家屬說：「這是我父親的弟弟，這是我的姑母。」這位老太太看上去也有六十多歲了，她說當年曾在今井醫師家裡見過我。還有兩位是京子的弟弟、妹妹。大家團坐在斗室之中，談起往事，不勝感慨。我說：「這次我到日本來，希望見著今井先生，想不到他已經逝世多年，真是遺憾。」最後我拿出幾件中國土產和我的五彩劇照分送給今井先生的家屬留作紀念。 三十年前養病的房子 從今井先生家裡回到京都旅館，在臥室的外間一個很大的客室里吃飯，姬傳問我：「當年您在此地養病，住的哪一間房？」我說：「好像就是這一間。」我記得右面窗外有一個陽台，昨天我一進房就想推門出去看一看。服務員對我說：「這裡的建築已經很老了，外面的陽台，也超過了年齡，可是住這間房的旅客，都喜歡搬張椅子到陽台上去納涼，觀賞山景。我們為了保證安全起見，只得事先把這種情況介紹給旅客，請他們注意。您如果願意出去看看還是可以的，不過不要停留過久。」姬傳聽丁這段話就說：「我們出去看看。」我也一同走了出去，往四面遠眺，群山環繞，樹木蔥蘢，這旅館建築在山腰裡的風景區，環境是極其幽靜的。姬傳問道：「事隔三十多年，有什麼今昔不同之處？」我說：「我記得當年我就常常躺在靠窗的一張藤椅上，曬太陽，看風景，我還喜歡下面這間大飯廳，窗外的小橋、溪水，石壁上古木森森，頗有詩意。這些都還保持了原樣，沒有太大的變動，就是一點感覺到和過去稍微不同，像室內几案上的瓶花，玻璃櫥里多寶格內陳列的擺件，似乎沒有當年那麼精細適當，這可以看出經過一次戰爭的變動……」正談到這裡，外面服務員進來說：「下面有人找許先生。」我對姬傳說：「您下去看看什麼事，我要睡一覺，今晚《醉酒》，明天初次上演《奇雙會》，唱詞和念白有些更動，雖然在大阪已經排過，但還需要靜靜地思索一下。」 他鄉遇故知 我一覺醒來，已經五點鐘，姬傳走進來，手裡拿著一個木匣子說：「有一位華僑是廣東人，他親自送這一匣禮品，在樓下已經等了兩個鐘點。」我打開木匣，裡面盛著六套五彩描金的漆碗。我對姬傳說：「這種漆器，在日本是貴重的手工藝品，中國的髹漆手藝，雖然也有悠久的歷史，但漆上加金的方法，聽說是明代從日本方面學習來的。」姬傳說：「是的，我在《七修類稿》這個書內見過一段，是說中國漆器，原來只有貼金、戧金，沒有描金。還有縹霞、彩畫等和描金都是明朝才有的。就是宣德天順年間有一位名家楊塤，精明漆理，奉命往日本學制漆畫器，後來他的作品非常名貴，大有青出於藍的意思。」這時候，朝日新聞社的日本朋友來請我上車到南座劇場，我們一同下樓，走出電梯。一位穿著香港衫的中國人走到我面前說：「梅先生您還記得我嗎？我叫高華吉，三十年前您在這個飯店裡養病，我給你做中國菜吃，那時我才十九歲，剛到日本不久。」我聽了這話，就向他道歉說：「真對不住，累您等了許久，我記得從前在這裡吃過廣東菜，想不到就是您做的。回頭到南座聽戲嗎？如果沒有戲票，我給您想辦法找座。」高先生說：「已經買好了戲票，我們在戲館裡見面吧！」我在汽車裡對姬傳說：「這可太失禮了，應該請這位高先生到樓上房間裡談談，三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把他擱在樓下等那麼久，真不像話。」演完戲回到旅館，我找了兩張劇照、一個畫墨梅的扇面，落了款，派人送給高先生留作紀念。我們回大阪的那天，今井先生的全家都到車站上來送行，京子小姐的眼睛濕潤了，我看了心裡非常難過。將要開車的時候，高先生趕來送行上了火車，他手裡拿著幾個漆匣是送給我和閻世善、谷春章、李少春幾位同志的，我邀他同車到大阪去看戲。 我們在京都參加了各界組成的歡迎委員會的招待茶會。那天會見了文藝界的許多朋友，有一位匯文堂的主人送了我幾本《品梅記》，內容是我初次訪日時，日本文學藝術界的幾位前輩老先生看過我的戲以後所寫的評論、介紹的文章。那天還有一位電影界的朋友對我說：「多年前我到上海在您府上見到您，我們還一同照過相，您的丰采依然，一點也不見老。」接著從皮包內取出幾張相片，遞給我看，上面有葆玥、葆玖幼年的照片，我趕快把他們叫過來說：「你們看看當年的孩氣。」葆玥說：「玖弟這張照得好，我記得是在思南路的陽台下面的台階上照的，我這張站在書桌邊的傻樣兒，可別發表在報刊上。」這位日本朋友拉住葆玥、葆玖姊弟倆的手說：「我初見你們的時候，都是小孩，現在已經是『角兒』了，日子過得快，我要是在台下看到你們，恐怕認不得了。」葆玖說：「請您送我們每人一份相片，帶回去給我母親看。」日本朋友對他說：「現在只有一份，送給你父親，以後洗出來，我到大阪交給你們。」 京都初演《奇雙會》 京都是文學藝術極其發達、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城，我當年在這裡上演崑腔戲如《思凡》等，受到文藝界的歡迎。這次我們只有兩天勾留，三場戲當中我演兩個夜場。第一夜的節目與東京的開幕式相同，第二夜是《盜仙草》《秋江》《雁盪山》《奇雙會》四個戲。《奇雙會》是吹腔，在我們的傳統節目中，是極為精煉，而且戲劇性比較強的。多少年來，我已經作了許多次的修改。這次我和歐陽老、姜妙香先生經過幾番商榷討論，在台詞及表演方面又作了一些必要的小修改，其中《寫狀》一場，我們刪去了一段道白——原來劇本中當桂枝說出她的名字以後，趙寵離位到台口，有下面一段道白： 趙：呀，夫人，下官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桂：什麼心事？ 趙：我與夫人完婚的時節， 桂：八月中秋。 趙：八月中秋，正是秋風之際桂花香喲！香倒香，只是有些兒不貴。 桂：哪些兒不貴？ 趙：夫人命犯乖張，就是這些兒不貴了。 桂：相公你有口說旁人，無口說自身，你可記得那年到我家投親的時節，也是那等的光景。 趙：彼此， 桂：一樣。 我們感覺到這樣顯得一味逗趣，離題太遠，同時在前面的對白當中，閨房調笑的氣氛，已經足夠了，雖然這齣戲的結尾是喜劇終場，但在這寫狀的緊要關口，趙寵也沒有再作插科的必要。因此經過大家同意，就去了這一段對白。 我對於這個戲的演出有一點顧慮，因為故事內容複雜，尤其是有些情節，是倚靠唱詞、夾白的複述、追溯來說明的，恐怕觀眾不易了解。六月二十八日在京都南座初演《奇雙會》，台下情緒非常熱烈，並且鼓掌、喝彩的地方也都在行。從《哭監》一場桂枝與李奇見面起，觀眾就很能凝神領略，寫狀時桂枝的救父心切的悲啼，以及趙寵答應寫狀後的閨房調笑，三拉時趙寵的傻樣，都能引起觀眾的共鳴。總之日本觀眾對中國古典戲劇藝術的欣賞，是能夠接受而感興趣的。 過幾天，有一位朝日新聞社專寫劇評的記者岡崎俊夫先生問我：「我看了《奇雙會》很滿意，因為我都看得懂，就有一點不能理解，為什麼趙寵不知道他太太的名字，要到寫狀時才知道她叫桂枝？」我笑著答道：「這個問題，不獨是日本朋友不能理解，在中國也有許多青年觀眾寫信來問我，其實在中國的舊時代里，丈夫不知道妻的名字，是極其普通的情況。不必說得太遠，當我幼年的時候，我的家屬親戚中如祖母、伯母、姑母的名字都是輕易沒有人提起的。當然夫婦之間，終究是會知道的。趙寵和桂枝是成婚不久的新婚夫婦，所以借寫狀的機會，問出她的名字，這是很自然的。在中國曾經有人勸我修改這一段對白，我沒有照他們的意見做，我覺得通過戲劇讓現在的青年知道一些古代人民的生活習慣，是並沒有什麼不好的。」 琵琶湖遊艇上 在京都雖然前後兩度，只有短短几天的停留，但代表團的團員們都有很深的印象：那裡的街道是直的，路名也有二條、三條、五條……一般市民的住宅的建築式樣是古雅而樸素的，每條街上幾乎都可以看到一座深藏在茂密樹林裡的古廟，我們還聞得到一種安閒平靜而文化生活極其濃厚的氣息。這些印象和我們的北京城是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因此當我們將要離開這個古城時，不免懷著惜別之心。 臨走那一天，我們集體乘坐汽船遊覽了琵琶湖，這個有名的風景區是我舊遊之地。湖的形狀像一個琵琶，故此得名。中國洞庭湖有瀟湘八景，琵琶湖也有八景。一位日本朋友指著湖心的島嶼說：「這是竹生島，上面有一處供奉著觀世音菩薩。民間有一種美麗的傳說：觀世音善彈琵琶，希望感化惡人的心，但世上的壞人卻無動於衷，她傷心地把琵琶摔在地上，淚流如雨，落在琵琶的弦線上，霎時雷電交加，一夜之間，就變成了這個美麗的琵琶湖。」 汽船行駛到廣闊的湖心，大家在甲板上放眼四望，覺得周身爽快，暑氣全消。代表團的演員借這個機會向請來教授「能」、「狂言」舞蹈的日本老師學習身段、發音，有兩位高聲朗誦地念著台詞，日本朋友聽了不住點頭，那意思是說學習得有點門境了。船上的執事人員，預備了素箋請歐陽予倩先生題名留念，歐陽先生對著這湖光山色，動了詩興，一個人在船艙內執筆吟哦，寫給他們。 我在甲板的藤椅上閱看當天的《朝日新聞》，上面有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中國詩：《南座觀劇絕句》。吉川先生是京都大學的教授，也是有名的漢學家，他對於南北曲的功夫很深，最近出版的《元曲〈漢宮秋〉注釋》，引起我國研究古典戲曲的專家們的注意。這次我到日本之前，傅惜華先生曾托我購買這部書。他的詩是幾首絕句，日文和漢文對照，每首下面有日文的注釋，回國後托朋友把它翻譯出來，介紹給讀者。 鑼鼓喧天歌繞樑，重來三島問滄桑， 人民中國乾坤辟，齊放百花鬥豔芳。 不聞鑼鼓之聲久矣，梅蘭芳團長，遠別日本，逾三十年。其間，三島飽經桑海，而大陸中國撥雲見天。毛澤東主席所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之偉論，亦於京劇革新中見之。 歌聲當日徹雲霄，舊夢宣南尚可招， 銅狄堪摩人未老，羨君風度愈迢迢。 余始觀梅氏《洛神》一劇，在北京宣武門外某劇場，已二十年前事，繞樑餘韻，猶記渭城。而世事變遷，乃如夢幻。梅氏此來，翩翩風度，不減當年，又孰信其為六十以外人耶？ 何如唐代踏謠娘，魚臥銜杯亦擅場， 蓮步蹣跚尤奪魄，可憐飛燕醉沉香。 梅氏之《貴妃醉酒》，與唐代古舞如何，固不可知，然如「臥魚」，「垂手」，「銜杯」，「醉步」，種種姿態，令人神往於李太白清平調「可憐飛燕倚新裝」及「沉香亭畔倚欄干」之佳句也。 由來百戲漢京能，平子賦有猶足征， 差喜延年後人在，跳丸揮霍盡飛騰。 歐陽予倩副團長雲，武劇源流出於漢代百戲，張平子《西京賦》已及之，然則李少春之《三岔口》，騰躍多姿，豈李延年之苗裔歟。 好事當年記品梅，東山墓石長莓苔， 貞元朝士凋零盡，陳氏道人句倘裁。 大正八年梅氏初次訪日。內藤湖南、狩野君山、濱田青陵暨京都之學者名流，競作觀劇文字，當時曾由匯文堂書店輯為《品梅記》行世。今則耆舊凋零，匯文堂舊主逝世後，由陳道人接手經營，此次亦為南座觀劇之座客，不審能繼承前人、再度刊行品梅專集否？ 與鳥居清言談戲像 我從大阪回到東京，七月十一日午後，鳥居清言先生到帝都飯店來看我說：「我常聽到中村翫右衛門先生談起梅先生，這次他希望我和您見面，所以我特地從大阪趕到此地。」他說：「您的《勸進帳》畫得非常準確生動。」我說：「我們這一行，也是世代相傳，有三百年的歷史。我除了畫像之外，還擔任舞台裝置，你們在大阪歌舞伎座看到的《御浜御毆綱豐卿》，一共三幕六場，是我設計裝置的。」 梅蘭芳飾楊玉環（《貴妃醉酒》） 我送了他一本《舞台生活四十年》，並指出插圖內有沈蓉圃畫的《虹霓關》，當中飾東方氏的是我的祖父梅巧玲，左面扮王伯黨的是陳楚卿，右方扮丫環的是時小福。我對他說：「沈蓉圃先生是八十年前專畫戲像的畫師，他能夠把每個名演員的戲像畫得神態逼真。當時攝影術尚未流行，許多戲劇界優秀卓越的前輩老先生的面貌，以及服裝、化裝的變革，全靠他的畫像流傳。沈先生還畫過一幅《十三絕》，畫的是十三位老藝人的拿手傑作。」鳥居先生聽我述說中國戲劇畫師的歷史，非常感到興趣，就問：「這張畫保存在什麼地方？」我說：「五年前，我從一個朋友手裡收購過來，中國戲曲研究院藝術處的同志用油畫的方法，照原樣放大臨摹了一張，現在掛在中國京劇院的廳堂里。《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插圖當中，我祖父在《雁門關》里扮演蕭太后，楊鳴玉在《思志誠》里扮演明天亮，朱蓮芬在《琴挑》里扮演陳妙常，時小福在《桑園會》里扮演羅敷女。這四張戲像也是從《十三絕》中複製的。」他說：「雖然裝束不同，但中日兩國戲像繪師，對部位、設色、線條……的基本法則是有許多相同之點的。」我又向他談起：「三十年前有一位日本畫師福地信士先生到中國來畫了許多戲像，他還送過我一本畫冊，畫得非常生動，其中就包括名演員楊小樓、龔雲甫、錢金福……的戲像。這位老先生恐怕已經不在了，否則他會來看我的。」最後我說：「鳥居先生有機會到中國來遊歷訪問的時候，我可以把收藏的幾幅沈蓉圃先生的戲像真跡和明清兩代的臉譜，請您鑑賞。」談到這裡，我們握手珍重而別。 與吳清源談圍棋 我初到東京時，在歡迎會上見到了稱霸日本的圍棋聖手吳清源先生，他約我到他家裡吃飯。我因為那幾天日程已經排定，抽不出時間，就和他約好回東京的時候見面。從箱根回到東京後，我和他在七月十一日午後在帝都飯店見面了。這天下午本來有別的活動，我沒有去參加。姬傳是愛好圍棋的，他每天早晨總拿著《讀賣新聞》看棋譜，聽說吳先生要來，也留在旅館裡等候。下午兩點鐘，吳清源先生和他的朋友多賀谷先生夫婦、陳輝川先生來了，我到房外歡迎他們。吳先生是方臉，不留髮，穿著淺灰色的中山裝，態度溫和敦厚，一看就知道是有高度藝術修養的人，進門後他就給我介紹同來的多賀谷信迺先生說：「多賀谷先生是《讀賣新聞》主編圍棋一欄的，這些年我很得他的幫助。」我請客人入座。代表團的李佩雲同志聽說有外賓，就進來替我當翻譯。多賀谷先生對我說了很多看了我的戲以後的觀感。吳先生接著說：「我幼年跟著祖母看過您的戲，十二歲那年，我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李先生家裡見到您，今年我四十三歲，說起來已經是事隔三十年了。」我說：「不錯，有這件事，我想起來了：李先生是喜歡下棋的，那天請客，有圍棋的局面。我走進李家客廳的時候，您正和一位老者對局。那位老先生想半天才下一子，可是您毫不猶豫，拿起一個黑子就放下去了，等對方繼續沉思的當口，您卻在果盤裡拈起糖果、花生米嚼吃，好像胸有成竹、滿不在乎的樣子。我心裡納悶，怎麼老先生跟一個小孩下棋竟顯得如此吃力。主人偷偷地告訴我說：『這盤棋的局勢，老頭兒已經輸定了，你別小看這個小孩，出手不凡，將來可以成高手。』以後關於您到日本的情形，我從幾位老朋友口中也聽到一些。我對圍棋是外行，當年也曾經學過幾天，後來有朋友建議，說下圍棋是需要專心的，我應該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戲劇方面，不可分散精力，所以就不敢向這方面鑽研了。今天請您談談其中的奧妙。」吳先生說：「您的朋友的話是對的，圍棋要下得好，必須是專業化，如果業餘消遣，那又另作別論。其實圍棋的著法，並不難懂，一說就能明白，但要精通此道，就非有名師指導不可，而且單靠學力，沒有天才，進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有了限制。要成為高手，還必須從小學習，才容易進步，我就是得到顧水如先生的培養，才有今天這一點成就，飲水思源，我是不能忘記他老人家的好處的。」姬傳接口道：「日本圍棋的高段，好像比從前多了，還聽說有兩個棋院，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吳先生說：「日本有兩個棋院，一個叫日本棋院，在東京；一個叫關西棋院，在大阪。這兩個棋院在藝術上競爭得很激烈。我現在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但和兩方面的感情都很融洽，經常和他們作友誼比賽。近年來日本圍棋的程度，比過去是提高了。我十五歲到日本的時候，只有一個九段，現在已經有五個九段，其餘的高段當然比從前更多了。這原因是過去的棋院的制度比較嚴格，要升段不但要下工夫，還要熬資格，現在棋院的計分升級的制度已經改為以盤數計算，優秀的棋手容易露頭角，所以人才比過去多了。」姬傳又問：「像中國的老國手如黃龍士、范西屏、施襄夏……比起日本的國手來究竟誰占優勢？」吳先生說：「下棋首先要講力量，剛才所舉我國的幾位前輩老先生，力量是強的，但如果同日本的國手來比較，還很難立刻作出結論。因為從前中國下棋的規則：落子之前，要在棋盤的『四四路』犄角上擺上黑白各兩個座子。這樣棋路的變化就少了，所以中國的棋譜，起手布局的程式就有了局限性，沒有日本棋路的靈活多樣。但圍棋的勝負，往往決定在鬥爭圍殺的結果。中國留下來的老譜，在對殺的局面中，不但看出力量，並且有高度的思想性。我當年跟顧先生學棋，他教我把日本譜和中國譜同時並打，吸取兩方的長處，靈活運用，因此進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我到日本後，由於在中國學習得已經有了根底，又得到日本師友們的指導切磋，思路日見廣闊，能夠統籌全局，穩紮穩打。我覺得中日兩國的高手，已經作出許多燦爛的成績，我們應該在他們的傳統基礎上，努力向前發展。」我說：「吳先生的話很對，就拿我學戲的經驗而言，我從前輩那裡得到許多寶貴的東西，但我並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而是把他們的優點消化在我自己身上，向前發展。我想凡是藝術都離不開這個道理的。」姬傳又問：「日本的規則每局棋要下二十小時，何以要耗費那麼多的時間？請吳先生談一談這個道理。」吳先生答道：「一般的下子，例如起手布局以及收官等等並不占很多時間，但遇到一個緊張的關口，或者是對殺的局面，一子棋也許要想上半小時，必須把對方的著法全面計算在內，才能操勝算。到了高段對局，彼此的思想方法是不會有太大出入的，稍一疏忽，就會造成一著錯，滿盤輸的後果，所以不得不三思而行。過去一盤棋，往往十天半月地拖下去，這種辦法是不甚妥當的，因為遇到難以解決的局面，可以要求對方停下來，回家慢慢地研究對策。現在卻不然，每人的思考時間限制十小時，已經縮短了。我主張將來要爭取當天終局，這樣才可以參加國際比賽。」姬傳說：「您每月大約下幾局棋，在什麼場所對局？」吳先生答道：「與高段對局，每月也只一二盤，地點是選擇環境幽靜的風景區。你們新近從箱根、湯本溫泉回來，我們也常到這些地方下棋。譬如當天到了那裡，先洗澡、吃飯，休息一晚，第二天上午開始對局，午飯後略事休息再繼續下子，這樣有兩天就可以結束了。雖然規定每人十小時，但雙方不是每次都必須這些時間的，我有時只用六小時就夠了。」 吳先生向我們詳細詢問中國解放後的種種建設情況，我們擇要地告訴了他。他說：「圍棋是中國的國粹，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日本的圍棋還是從唐代流傳過來的。我想在祖國的偉大建設中，圍棋也應該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種藝術活動。我希望您回去後向文化當局建議，選派幾位有圍棋天才的青年到日本來留學，年齡最好不超過十六歲，我一定用全力照顧他們，使他們加快的學成歸國，參加研究圍棋的專門機構，成為後起的骨幹，使我國的優秀傳統藝術能夠發揚光大。」我說：「吳先生眷念祖國的熱誠，使我們感到興奮，我一定把您剛才的建議告訴國內文化當局，能夠及早實現這個計劃，同時我更希望吳先生有機會回到祖國，看看新中國的建設。」談到這裡，我提議攝影留念，就請帝都飯店的攝影部給我們照了相。 吳先生把他的著作《吳清源圍棋全集》的精裝本和一隻果綠色七寶燒的花瓶送給我。我向他道謝，就請姬傳找出我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梅蘭芳劇本選集》《宇宙鋒》《醉酒》畫冊，還有我的戲裝照片，一併送給吳先生留作紀念。 吳先生臨走時說：「明天您在國際劇場給廣島受難者義演，多賀谷先生雖然已經看過《醉酒》，但也還想再看一看《別姬》。我的內人因為料理家務走不開，始終沒有看到您的戲，今天我請岳母到家裡照看小孩，使她可以抽出身子來看戲；可是想盡方法，買不到票。」我對李佩雲同志說：「請你和朝日新聞社商量一下，代買幾張票，我請他們幾位看戲。」 吳先生又告訴我說：「我和內人的婚事，是『能樂』老藝人喜多六平太的夫人介紹的。這位老太太的圍棋也下得很好。」後來在代表團招待各界的酒會上，見到了吳清源先生的夫人，她還和葆玥、侯玉蘭同志等合照了相。 回國後我們到了上海，看到九月四日的《新聞日報》登載著一段《培養青年棋手的顧水如先生訪問記》。我囑姬傳去訪問顧先生，把吳清源先生的建議和他研究一下。第二天姬傳把他與顧先生晤談的情形告訴我說：「關於吳清源先生的建議，顧先生表示贊同。談到具體情況時，顧先生說：『在已經發現的少年棋手中，上海的陳祖德和趙之華、趙之雲兩兄弟以及無錫另一位小朋友都是很好的培養對象。但陳祖德今年才十二歲，正在讀書，遠離祖國去專習圍棋，在家庭中還有問題。好在他的棋藝已有一些基礎，日本新棋譜，吳清源也隨時寄給我，我抽空對他講解，也會不斷進步的。趙氏兄弟年齡比較大一點，無錫的小朋友也已有十五歲，他們的家庭情況也與陳祖德不同，或者可以商量。」』姬傳詢問吳清源當年出國的情況，顧先生作了詳細的解答，並講到了一些吳清源初到日本的情形。他說：「一九二六年，日本的井上孝平（五段）到中國來遊歷，在北京的青雲閣茶樓與清源對局，吳打黑手取勝。繼之而來的是六段岩本熏，讓清源二子，吳又贏了。還有橋本宇玉郎（四段）和吳清源下過幾局，吳打黑手，互有輸贏。這些棋譜帶回日本，引起瀨越憲作的注意，才有動員清源到日本去的計劃。清源到日本後，日本棋院定他為三段。與日本名人（日本稱九段為名人，當時也只有一個九段）本因坊秀哉連下三盤，照棋院的規則，入院之前必需經過考試，三段與九段對局是『二三二』，第一盤讓二子，第二盤讓三子，第三盤讓二子。結果，清源連勝三局。接著他與日本棋院從三段到六段的少壯棋士下過十局，都是對子，清源只輸了一局。可見清源當時的功力了。」最後姬傳向顧先生建議：是否可以由他發起，建議有關當局請日本圍棋界的朋友到中國來訪問，作友誼比賽，那時吳先生可能同來，對於選派青年棋手留學日本一事就可與吳先生當面細談了。顧先生表示願意發起這件事，不過要請梅先生大力支持。 聽了姬傳說完這段話，我感覺到邀請日本圍棋界的朋友到中國來訪問如果能夠實現，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上的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同時關於吳先生的建議，就可以由中日兩國的圍棋專家交換意見，獲得圓滿的結果。 在國際劇場義演 七月十二日，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與朝日新聞社聯合舉辦了救濟日本廣島原子彈受難者及戰爭中的孤兒的義演。同時也為了照顧一般觀眾能看到戲，租用了日本最大的國際劇場（我們曾經在這裡看過少女歌舞團的表演，其中一部分是日本的民間傳統舞蹈，另一部分是美國式的芭蕾），劇場有四千幾百個座位。票價也減低了，中國京劇團在東京歌舞伎劇座演出時，最高票價為日幣一千八百元，義演時為了照顧一般觀眾減了票價，並且分幾個地方預售戲票，以免排班擁擠。那天日夜演兩場，主要演員全體登台。日場戲碼是：《鬧天宮》（李少春）、《秋江》（侯玉蘭、孫盛武）、《霸王別姬》（袁世海、梅蘭芳）。夜場是：《除三害》（李和曾、袁世海）、《三岔口》（李少春、谷春章）、《拾玉鐲》（江新蓉、江世玉）、《雁盪山》（王鳴仲）、《醉酒》（梅蘭芳）。兩場的觀眾共約一萬一千多人，有座位的九千人，還有兩千多人是站著看的（中國古典戲劇在國外演出時，不僅日本的觀眾買站票，而且在倫敦、巴黎等地方都有很多人買過站票）。據日本朋友告訴我說，那天黑票的最高價是一萬五千元（合人民幣一百多元）一張。 演出時，演員們都加倍賣力，觀眾也特別興奮，每一齣戲演畢，觀眾熱烈鼓掌，武戲尤其受歡迎。這裡的觀眾和歌舞伎劇座的觀眾略有不同，歌舞伎劇座在銀座，是東京最豪華的街市，國際劇場的位置雖然也在商業區，但是比較大眾化，所以觀眾的成分也更廣泛。每場演完，都有日本朋友代表原子彈受難者的家屬和戰爭中的孤兒向我們獻花道謝。 夜間我演畢《醉酒》，正在卸裝的時候，有人進來對我說，野坂參三先生和夫人到後台來看我，已經在外面等候了許久。我趕快穿好衣服，出來和他們兩位見面。中國訪日京劇團的全體團員以熱烈無比的掌聲歡迎野坂先生，我祝賀他最近在議會當選為本屆議員。野坂先生首先向我們致謝這次義演的熱忱，我們一起照了相。臨別時，他說：「你回到中國見著毛主席、周總理，代我致意，請你告訴他們，我的身體很好。」 話別酒會上的兩心交流 七月十六日的下午，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在東京帝國飯店招待日本各界名流和僑胞，舉行了隆重的話別酒會。 我們一共發出九百多份請柬，那天所請的客人差不多全都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客人陸續蒞臨。我和歐陽老站在大廳入口處迎候，和每一位來賓握手寒暄。代表團音樂組的同志們事先把京劇里在慶賀筵宴中常用的曲牌中《錦庭樂》《萬年歡》《柳搖金》等錄了音，在會場上放送，以娛嘉賓。代表團的每個團員都殷勤地招待客人，三三五五，親切談話，有的舉杯立談，有的圍坐在小圓桌上促膝談心，有的交換通訊地址，因為翻譯同志不夠分配，有些人就用中文筆談，也有把心裡的話寫成詩句送給對方作為臨別贈言的，還有互換領帶作為紀念的。中國演員和日本演員以及兩個月來朝夕在一起工作的舞台工作人員們更表現出難分難捨的樣子，他們拿手絹擦著眼淚，哽咽地互相問話：「你們什麼時候到中國來？我到車站歡迎你。」「你什麼時候再到日本來？我真捨不得離開你！」這天雖然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饌，每一張長桌上都放著日本的名產龍蝦，帝國飯店的大師傅還特別預備了中國式的點心和小吃，但是賓主們為了爭取時間來傾訴惜別的心情，對著美酒佳肴就顧不得飽嘗細酌了。 六點鐘的時候，客人到齊了，我們在大廳當中安放一個圓形的木台，我站在台上向來賓致詞。我那天說話的時候，心裡非常激動。我的老實平凡的語言獲得了全場的稱讚，幾乎每一段話都有熱烈的掌聲，有時候話還沒說完掌聲就從四周起來了。我感到光榮，而這種光榮的來源，乃是新中國今天的成就，這也是我和我們代表團的全體同志都能了解的。蘇琦同志替我當翻譯，她一口流利的東京話講得分外出色。會後她對我說：「這次到日本來，我給您作了不少次的翻譯，今天您的話最受歡迎，不但感動了來賓，連我也覺得一陣陣的心酸，想要哭。」我說：「還是你的道地的東京話能夠把這種兩心交流的深厚感情表達出來。」下面就是在酒會上致詞的全文： 各位先生、親愛的朋友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訪日京劇代表團承朝日新聞社的邀請來到日本以後，在東京、福岡、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幾個大城市進行了訪問演出，現在已經圓滿閉幕了。我們來到日本之後，在生活中和演出中受到主人無微不至的招待和大力的幫助，並且受到歡迎委員會諸位先生的熱情接待，這次日本文藝界、產業界、新聞界也給了我們很大的關懷和鼓舞。請允許我代表全體同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我們的演出過程當中，得到歌舞位劇座市川猿之助先生派來的許多位朋友，還有俳優座、前進座派來的朋友們的幫助，他們都以忘我的勞動，自始至終、日以繼夜地參加工作。 還有東京、福岡、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各地的前後台全體工作人員，為我們的演出都盡了很大的努力。 此外，在前後台幫忙的，還有各界朋友們和各學校的男女學生們。 還有我們的僑胞們，發揮了高度的愛祖國的熱情，對我們代表團表示深切的關懷，他們也和勞而忘倦的日本的朋友們一樣，用積極行動給予了我們有力的支持。還有負責警衛的朋友們，在我們所到的地方，都為我們布置得非常周到。就是旅館裡負責招待的朋友們，為我們準備伙食的大師傅們以及交通方面負責的朋友們，都直接間接為我們的演出盡了力量。 我們這次演出得以順利完成，是和以上所說的許多的朋友們的幫助分不開的，他們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部門、不同的角度來幫助我們，合起來就成了一個整體，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我們受到了日本各界盛情的招待。我們作為一個外國的演出團體，特別受到了日本國會的招待。我們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這表現的是什麼？這就是中國、日本兩國人民友誼的具體表現，而且很顯然，這種友誼在今天無論從哪方面看，已經有著很大的發展，這種友誼不是泛泛的，而是真誠的，是深厚的，是符合於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的。我好幾次聽見日本朋友說，中日兩國人民的心已經在交流，這就是有力的證明。 我們這次除了演出以外，還遊覽了日本的許多名勝古蹟，還到許多地方參觀過，觀摩了日本優秀的古典民族藝術，並且和藝術界、學術界的朋友進行了多次的座談。我們深深感到日本是一個美麗的可愛的國家，它有悠久而優良的文化傳統。日本人民是勤勞、勇敢、富於智慧、富於藝術才能、尊重友誼、有崇高的愛國精神的人民。有很多地方我們應當向日本人民學習，我們彼此之間也可以互相學習。 去年以市川猿之助先生為首的歌舞伎劇座訪問了中國，今年我們又帶了中國人民的古典戲劇藝術來到日本，事實證明，這種藝術上的交往，對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今後，這樣的交往必定會一天天增多，一天天加強，這需要我們大家來繼續努力！ 現在我們在貴國的演出已經結束了，就要動身回國去了，今天在這裡以無限惜別的心情和各位見面。各位對我們的深情厚意，我們是很難用言語來表示感謝的。我們只希望和各位經常有見面的機會，但是，我們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日本的時候，不必從北到南，再從南到北，而是極容易、極便利、極迅速地來到日本。要知道，我們兩個國家的地理也和兩國人民的心一樣是很近的，不是很遠的。我們回國以後，一定珍重地把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傳達給全中國人民！ 最後，祝中日兩國人民友誼合作更加鞏固，祝各位先生身體健康！ 我的話剛講完，一位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和我訂交三十幾年的老教授鹽谷溫先生手裡拿著一開詩冊，站到小台上來，朗誦他贈我的一首絕句：「舞台生活四十年，大器晚成志愈堅，積善何唯餘慶在，師恩友愛又兼全。」詩後還有跋語是：「梅先生見惠其著舞台生活有感，賦呈粲正，節山學人時年七十九。」 日本朋友當筵朗誦詩，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鹽谷老先生不但聲調鏗鏘，韻味繞樑，還有功架身段，他的手、眼、身、步、口都準確有力，好像是一種擊劍的樣子。在我旁邊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這是武士道舞劍的姿勢，日本學者都講究這種功夫。這一首詩連唱帶做，占去了十幾分鐘，老先生的腰、腿非常有勁，有時候拉一個架子，停留一分鐘以上，連我們團里的武行同志看了都不住點頭，真是老當益壯，令人佩服。 我這次初到東京時，就打聽青木正兒先生的近況。歐陽老對我說，我們在京都可能同他見面，但在京都並沒有見到他。在大阪演出時，有一位愛好戲曲的朋友送來一本冊頁請我題字，我看見冊頁的前面有一開青木先生寫的元人雜劇《呂洞賓三醉岳陽樓》曲文一節，書法蒼勁古茂，有宋人的氣息，更增加了我對他的嚮往之情。在話別酒會上，我和東大教授倉石武四郎先生談起青木先生，他告訴我說：「青木先生現在擔任山口大學的教授，就在那裡居住，最近大概是因為年老，體力不勝長途跋涉，所以沒有來看戲，否則像這樣的盛會，他一定來參加的。」我說：「這位老先生對中國戲曲史的研究，是有卓越的成就的，到今天我們國內鑽研南北曲的幾位專家都反覆地閱讀他的著作，很得到益處。」倉石先生又說：「青木先生近年在研究中國的食譜，可能將有新作品出版。」我說：「我們後輩真應該向青木先生學習，我希望他的新著作出版後先睹為快。」 片山哲先生也是對於漢學有深厚根底的。我這次在日本，常常有人請我寫字，我想把中國古代詩文作家的好句子寫上去，偏偏沒有帶書來，後來向片山先生借到了一本白香山的詩集，解決了這個困難。這本書是郭沫若先生送給他的，上面還有郭老的題款。今天在酒會上見到了片山先生。片山先生向我舉杯，祝賀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這次的成功，我也向他致謝對代表團的支持，又謝了他借書的友情。話題轉到文化交流方面，我們找到一張圓桌坐下交談。我問：「聽說片山先生正在寫一本介紹中國唐代詩人白樂天的著作，不知何時可以脫稿，我很希望知道您寫這本書的動機。」片山先生說：「我在大學讀書時是研究文學的，一向喜愛白樂天的詩。過去日本文學界雖然很早就介紹過白樂天的作品，但只是欣賞他的詞藻美麗、抒情細緻、語法淺顯易懂這些優點。近年來我對於白詩的認識和從前有所不同了，感覺他對當時政治的不滿，是用記事、諷刺、抨擊的各種筆法來表達的，他歌頌和平，反對戰爭與苛稅，同情人民的窮苦與婦女的薄命。他是一個清白無欲的大眾詩人。一九五五年間，我把這種看法寫了一部分稿子，帶到中國來和文藝界的朋友商榷，郭沫若先生認為我對白詩的評價是正確的，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國後，又繼續寫下去，在競選巡迴演講的時候，這個工作都沒有停止。」我說：「片山先生這種治學的精神，令人欽佩，同時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國古代詩人的進步思想，能夠通過片山先生精彩的譯筆和解釋，傳達給日本人民，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具體表現。但是您事情那麼忙，而對白樂天的詩的寫作又這麼認真，是不是太辛苦了？」片山先生的夫人這時正在旁邊，她對我說：「梅先生您不知道，他現在每天還寫到深夜，不管眼睛有病。我勸他節勞，他對我表示，只要這部書能夠完成，那怕眼睛瞎了，也是值得的。」片山先生聽了他夫人這樣講，只是捻須微笑。像他這樣的好學不倦，我真十分感動。（今年春間我收到了片山先生寄來的《大眾詩人白樂天》，這本書果然寫成出版了。） 酒會舉行了將近三小時，快到八點鐘了，客人們開始告辭，我們代表團的全體團員從樓梯上一直到門口站得齊齊整整地送客。我和歐陽老仍舊站在大廳的門口和來賓一一地握手話別。正在這個時候，大廳的電燈突然全部熄滅了，眼前一片漆黑。大家的心情雖然有些緊張，但是壓不住中日人民的友誼熱情，日本朋友和中國主人就一齊唱起歌來，唱的是《東京—北京》和《東方紅》。同時也有人嚷著快找洋蠟燭，也有把打火機扳亮了找人的。我們站在原處，沒有移動步位，有一位高大的漢子從黑暗裡走到我面前，讓我坐下，他說：「梅先生，歐陽先生，你們放心，有我在你們身邊，不要緊。」這個聲音很熟，是俳優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在安慰我們，他的夫人岸輝子站在歐陽老背後，他們兩位一前一後緊緊地保護著我們。我從侍者們手上舉著的蠟燭光亮中看見了千田先生嚴凜堅強的神色，在異鄉做客的我，不禁感激得要流淚。五分鐘後，電燈修理好了，大家從黑暗中回到光明，一陣歡呼，響徹了大廳的每一角落。我同千田先生夫婦緊緊握手，感謝他們兩位對我們的特別關心。這時候我再看千田先生魁梧高大的身材，很有點像我們戲曲界的先輩楊小樓先生。我和楊老先生合演過許多次的《長坂坡》，所以印象非常之深，我不禁想到：假如乾田先生是一位中國演員，一定也是個出色的趙子龍。 在送客的時候，我對市川猿之助先生說：「這次京劇代表團到日本來訪問演出，得到了日本文藝界的支持，特別是您和您的劇團的各位朋友無微不至的幫助，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這種兄弟般的友誼是深厚而鞏固的，我希望我們不久能再見面。」中村翫右衛門先生的夫人臨走時再三向我致謝說：「中村先生這幾年在中國，無論在藝術修養上，或在觀摩學習上，都得到中國朋友的幫助。這次他因為前進座正在旅行演出中，不能趕來送行，非常抱歉。」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