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生活四十年 · 第十一章　回北京搭班的經過

一　鞭子巷三條 「回到離開了兩個月的家，我真正體會出了『祖母倚閭，稚子候門』的況味。他們看見我回來了，那種高興與痛快，實在是難以形容的。我一進門，先到上房祖母住的屋裡向她請安。這位慈祥溫厚的老人，看見我就說：『孩子，你辛苦了。』她伸出手來，抓住我的膀子，叫我站正了。借著窗上射進來的光線，朝我的臉上細細端詳了一下，說：『臉上倒瞧不出怎麼瘦。』我說：『奶奶，我給您帶了許多南邊的土產，火腿、龍井……等行李打開了，我拿來孝敬您。』 「『不忙。』我祖母說，『快回房休息去吧。你媳婦她會料理你，洗洗臉，撣撣土，換換衣服。歇會兒，回頭來陪著我吃飯。』我諾諾連聲地答應著，又陪她說了幾句話，才慢慢地退到門邊，輕輕打開棉帘子，走出了屋子，回到我的臥房。 「我的前室王明華，替我換好了衣服，從火爐上拿下一把水壺，倒了一盆洗臉水讓我洗臉。我的大兒子永，跑到我的身邊，問我要糖吃。我說：『有，回頭聾子把行李運到，就可以拿給你吃。』我一面和小孩說話，一面和明華談著上海演出的情形。她很關心地聽完了，也告訴我這兩個月當中一些瑣碎的家常。我洗完臉，喝了一杯茶，就又匆匆地跑到鴿子棚邊，見到這些跟我暫別重逢的小朋友們，是分外的親切。大李又來叫我吃飯了。 「當年伯父在世，有時把飯開到他的房裡去吃。等他過世，一直就都聚在我祖母房裡吃飯了。我再跨進祖母的臥室，桌上已經擺著一隻火鍋，裡邊是豬肉白菜丸子。另外一碗凍豆腐、紅燉肉、芥末燉（芥末燉的做法是把白菜煮熟了，用瓷缸悶著，吃的時候撒上芥末），一盤戶部街月盛齋的醬羊肉。還有饅頭和小米飯。這些都是家常粗菜，好久不吃，覺得非常適口開胃。 「那天圍著桌子陪我祖母坐在一起吃飯的有兩位姑母，一位嫁給秦稚芬，一位嫁給王懷卿（就是王蕙芳的父親，唱武生的，又名王八十），還有嫁到朱家的姐姐（她是梅雨田第二個女兒，嫁給朱小芬，是朱霞芬的兒子）和兩個未出閣的妹子（也都是梅雨田的女兒，一個嫁給徐碧雲，一個嫁給王蕙芳。蕙芳的前妻是王琴儂的妹子，斷弦後才續娶梅家的閨女。全是在梅先生手裡，料理她們出嫁的），加上伯母和我們夫婦，一共八個人。擠滿在這間並不寬大而且雜物擺得很多的屋裡，格外顯得黑壓壓轉不過身來。 「我靠著祖母一邊坐，大家都問我上海的風俗景物，我不住嘴地講給她們聽。生長在那種樸素而單純的北京城裡的人，聽到這種洋場十里的奢靡繁華，真是聞所未聞，好比看了一出《夢遊上海》的新戲（《夢遊上海》是玉成班排的新戲，內容膚淺不足觀）。祖母對我說： 「『咱們這一行，就是憑自己的能耐掙錢，一樣可以成家立業。看著別人有錢有勢，吃穿享用，可千萬別眼紅。常言說得好『勤儉才能興家』，你爺爺一輩子幫別人的忙，照應同行，給咱們這行爭了氣。可是自己非常儉樸，從不浪費有用的金錢。你要學你爺爺的會花錢，也要學他省錢的儉德。我們這一行的人成了角兒，錢來得太容易，就胡花亂用，糟蹋身體。等到漸漸衰落下去，難免挨凍挨餓。像上海那種繁華地方，我聽見有許多角兒，都毀在那裡。你第一次去就唱紅了，以後短不了有人來約你，你可得自己有把握，別沾染上一套吃喝嫖賭的習氣，這是你一輩子的事，千萬要記住我今天的幾句話。我老了，仿佛一根蠟燭，剩了一點蠟頭兒，知道還能過幾年。趁我現在還硬朗，見到的地方就得說給你聽。』我聽到她老人家的教訓，心裡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這幾句話我很深刻地印在腦子裡，到今天還一直拿它當做立身處世的指南針。 「鞭子巷三條，是一所極平常的四合房。上房五間，左首兩間是祖母的臥房，右首兩間是伯父、伯母帶了兩位未出閣的妹妹住的。當中這間，布置了一個佛堂。我祖母喜歡看經念佛，拿這個來消磨她的暮年歲月。閒時常替孫輩做活，縫縫補補，到老她的眼力還是不差。我們傳統的家規，是不許賭錢的。我到今天不會打牌，就是從小我在家裡沒有看見過有鬥牌一類遊戲的緣故。我住在左面的廂房裡。對面是廚房，廚房的隔壁，就是鴿子棚。外面靠大門一帶的倒座（北方的四合房，對著上房的屋子，稱為倒座），是兩間客廳、一間書房，開間都小得可以的。這兩間小房子，從前常有一般愛好戲曲的朋友們，來向我伯父討教一些有關昆、亂方面音樂上的問題。這是我那時住的房子的大概情形。我伯父在上年的秋季就病死在這所房裡。 「我再告訴你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伯父故世的時候，並沒有把他那條辮子帶走，是我替他剪掉的。這個工作，我是在他過世前不到兩個月的時候辦的。經過是這樣：當民國成立，就下令剪髮。但是有許多人老是意存觀望，不肯動手去做。我在民國元年六月間，首先剪去了腦後這根討厭的東西。北京城的戲班裡，恐怕要算我是剪得比較早的。跟著我又想用遊說的方法，勸我伯父也剪掉它。他先還猶豫不決地不肯接受，經不住我整天在他旁邊，把剪髮以後的好處，滔滔不斷地說給他聽：什麼每天起床，免得梳辮子的麻煩，又是睡下去怎麼輕鬆舒服，更不會把衣服沾染壞。我伯父聽多了，心裡也有點活動。我看著大功快要告成，機會不可放過。有一天，我又自告奮勇地對他說：『明天我要給您到洋行去買一頂巴拿馬的草帽。讓我自己替您剪掉這根累贅的辮子，您把草帽戴上，那才好看呢！』這一回看上去有點邊了。他點點頭，完全同意了我的建議。在第二天的下午，我真的買好了帽子，親自動手替他剪掉辮子。請他戴起草帽，拿鏡子給他照了一下，他仿佛很滿意似的。可是不久他就去世了。這頂細軟的草帽，他沒有能戴過幾回。我就拿來轉送給茹先生（萊卿）了。 「還有我的跟包大李和聾子，我勸他們剪辮子，怎麼說也講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們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聾子的辮子剪掉。等他醒過來，感覺到腦後光光的，非常懊喪。把個大李嚇得也有了戒心。每晚總是臉衝著外睡，好讓我沒法下手。結果，我趁他酣睡的時候，照樣替他剪了。這次可費事了，因為他的辮子緊挨著牆，動起手來，是不大便當的。所以我只剪去了一半，而且剪成了三四段。第二天他含著眼淚，手裡捧著剪下來的半根辮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訴苦說：『您瞧，我的辮子也讓大爺鉸掉了。您說怎麼辦？』一邊說，一邊哭。我祖母安慰他說：『你心裡別難受，叫大爺也給你買一頂草帽好了。』大李聽了，哪裡就能夠消除他內心的悲哀呢。過了好久，他談起來還認為這對他的身體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當年是真有這許多想不開的人的。 「我二十歲以前，在北京住家的經過，讓我在這裡來做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敘述。我是生在李鐵拐斜街的老屋裡的。我的父系也就是在我四歲那年，病死在這所屋子裡。到了七歲左右，我家搬到百順胡同。我的開蒙學戲和最初搭喜連成班演唱時期，就都住在這所房子裡，這是我在前面也曾分段提到過的。從百順胡同第一次先搬到蘆草園，這大概在我住過的房子裡面算是最窄小簡陋的一所了，當時也是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最窘迫的時代。我雖說已經搭班，這種借台練習的性質，待遇比科班的學生好來有限。每天只能拿一點點心錢，在我已經是滿足的了。我記得第一次出台，拿到這很微薄的點心錢，回家來雙手捧給我的母親。我們母子倆都興奮極了。我母親的意思，好像是說這個兒子已經能夠賺錢了。我那時才是十四歲的孩子，覺得不管賺得多少，我總能夠帶錢回來給她使用。在一個小孩子的心理上，是夠多麼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可憐的是轉過年來的七月十八日，她就撇下了我這個孤兒，病死在這所簡陋的房子裡了。 「第二年我又搬到鞭子頭條，也是一所極小的四合房。家裡的開銷不大，我伯父的收入也不寬裕。他的藝術，雖然享名很早，可是他的胡琴伴奏的報酬，是直等譚老闆晚年，才跟著提高了許多的。 「我在十七歲上倒了倉，只好脫離喜連成班，停止演唱。幸虧我倒的時間不長，不滿一年，就重新搭上了大班。大班的規矩和小班不同，不論大小角兒，都有戲份。我先是在頭裡唱，地位不高，但是也有了固定的收入。我就在那個時期，等穿滿了我母親的孝服以後，跟我的前室王明華結了婚。 「她是一位精明能幹的當家人。她剛嫁過來，我家的景況，還不見好轉。就拿一樁很小的事來說。我記得穿著過冬的一件藍緞子的老羊皮袍，皮板子破得是真可以的。這一冬天她總要給我縫上好幾回。有時連我祖母也幫著替我來補。固然我們家裡，從我祖父起一向勤儉持家，可是一件禦寒用的皮袍，要這樣的東補西補，補之不已，那也足夠說明了我那時的經濟力量，實在薄弱極了。等她生了永兒，我家又從鞭子巷頭條搬到三條以後，有一天我伯父叫我過去，跟我這樣講： 「『我看你漸漸能夠自立。侄媳婦操持家政，也很能幹。我打算把家裡的事兒，交給你們負責管理。』說過這話，不到半天，他就關照我伯母把銀錢來往、日常用度的賬目，交出來歸我來管。在我的肩上，從此就加上了這一副千斤擔子。一直挑到今天，還是放不下來呢。 「每一個男演員到了相當年齡，一定要經過倒倉的階段。倒的時間愈短愈好。有倒了二三年，還沒有倒過來的，那就太不正常了。這裡面總不出兩種原因：（一）未倒倉以前，唱得太疲乏了；（二）既倒倉之後，不懂得休息保養。這兩種都會使聲帶受到創傷，於是就要影響嗓子的復元了。 「我的兒子葆玖去年倒倉的時間，跟我一樣，也是幾個月就倒過來了。這也許有點遺傳的關係。我要在這裡提醒一下現在的童年藝人們。在倒倉時間，身體上先要有適當的休息和足夠的營養。吊嗓子不宜用過高的調門。老生、花臉、老旦等行，是用本嗓唱的，尤其應該注意到這幾點。要唱狠了的話，還會逼成一條左嗓子（內行稱假嗓子為左嗓子，嗓音高而窄，堂音就差了）。學武生的，也不能盡靠有了武工，不理會保養嗓子。像楊老闆（小樓）能夠在台上享幾十年的盛名，固然武工火候都到了家，還有他那一條又寬又亮、響堂的好嗓子，也是幫了大忙的。」 梅蘭芳夫人王明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攝於北京） 二　搭班「翊文社」 「我去上海以前，搭的是田紀雲（即響九霄）所組的『玉成班』，經常在天樂園演唱。我的戲碼，大都排在倒第二、三。同班老生是孟小茹，他的戲碼就唱在我的後面。我們兩個人也常合演對兒戲。 「我跟鳳二爺不是在上海合作了一期嗎？等回到北京，又分開來各歸原班。我到家已經在舊曆的臘月初，館子離著封箱不遠，我跟玉成班訂好的明年繼續在他班裡演唱的契約，就暫時休息一個時期。 「那年年底，官方下令通知，把所有『班』的名稱，一律改成了『社』。『玉成班』也從舊曆甲寅年正月初一日起，改名『翊文社』。 「北京每年元旦的一天，戲院裡照例是早晨九點開鑼，下午三點散戲。開場先跳靈官、加官，跟著是《天官賜福》《卸甲封王》這一類的吉祥戲。我記得那天我在『天樂園』演的是《打金枝》，又名《七子八婿》。因為新年裡各館子貼的全是大團圓的喜劇，竭力避免死、殺、傷、刑的出現。拿我們唱青衣的來說吧，如《彩樓配》《大登殿》《御碑亭》帶《金榜樂》《回荊州》《貴妃醉酒》……這些都是常演的戲。還有一路玩笑旦的戲，專靠科諢、逗樂見長，也是很受台下歡迎的。初五以前連《起解》《玉堂春》都不肯唱。當時的習慣，演員和觀眾，都要在新年討取口彩。認為蘇三的披枷帶鎖，是會引起觀眾不好的印象的。元旦這天的座兒，向例是不會太滿的。聽戲的大半在除夕守歲，一夜無眠，第二天還要忙著一切舊風俗上的儀節，哪有工夫出門聽戲呢？演員們的家裡也有一套祭祖敬神的老習慣。晚上沒得好睡，白天上了台，真有點像站在雲裡霧裡一樣。再說有些只取口彩的老戲，我們內行稱做『歇工戲』。平日也不常唱，根本唱不出精彩來的。可是每一個組織好的班社裡面，那天一定有戲。而且搭上班社的每一個演員，還是非出台不可。為的是要讓觀眾知道這家班社裡今年約定的是一些什麼角兒，帶點廣告性質的。 「各班社的例規，在這一天是不開戲份的。由後台管事分發喜封，用紅紙包著銅元二十枚，或是一毛錢。不論大小角色，一律平等待遇。 「這拜年的儀節，當時普遍風行。尤其我們戲劇界的老輩，格外講究。其實這真是一樁苦事。像譚老闆偌大年紀，因為他跟我祖父有交情，每年必定在初二、初三專誠來到我家，走進上房向我祖母拜年。見了面，還准得趴下磕頭。我祖母也搶著回拜。我們站在旁邊，忙著過去攙扶這兩位老人家起來。這些老前輩進來一次，滿屋子的人就都要忙亂一陣。 「民國三年翊文社的陣容，老生有孟小茹、賈洪林、瑞德寶、高慶奎。武生是田雨農（他是田紀雲的兒子，大家管他叫少掌柜的）。旦角有王蕙芳、路三寶、胡素仙跟我。老旦是謝寶雲，小生是張寶昆。這台角色，要算整齊了。」 三　趕場 「我從上海回到北京，因為多了幾齣刀馬旦的新戲，北京的觀眾沒有看我唱過，也覺得新鮮。很受他們的歡迎。正碰上新年，館子買賣向例不壞。堂會再多了幾處，常常一天要唱三四個地方。這就又恢復了我童年在科班裡的情形，再度嘗到了趕場的緊張滋味了。這裡我來舉兩個例子： 「我前面不是說過有一天連演三次《樊江關》嗎？那次是下午先在陸宅堂會裡演出，大約是快五點才演完。跟著就趕天樂園，等天樂完了，已經六點來鍾。匆匆回家吃飯。幸虧天樂是在鮮魚口，我家鞭子巷是在東珠市口三里河，相離不遠。吃完飯又要趕到後門的德泉茶園唱那一天第三次的《樊江關》。像這樣趕著唱，實在太不合理。當時固然為了掙錢，不能不唱；現在回想起來，無形中身體要受損害，對於藝術也是有損無益的。 「我記得先在陸宅唱的時候，前半出的《樊江關》精神十分飽滿。唱到了後半出，天樂的電話雪片似的來催了不算，還派人來追我回去。我正在台上，檢場的遞給我這個消息，叫我『馬前』（內行術語，要場上唱得快點叫『馬前』，慢點叫『馬後』）。我聽了心裡頓時就不踏實了。你想這底下的戲還能唱得好嗎？進了後台，催戲的跟我說：『館子怕您趕不過來，在台上貼出了一張梅蘭芳因事告假的條子。看客不答應，又把它撕掉了。現在只好讓謝老闆（寶雲）墊一個《吊金龜》。』這位謝老闆先唱老生，後改老旦，嗓音清亮，念字準確，扮相清瘦，很適合老旦的身份，極受觀眾的歡迎。但是經常不肯賣力，每出戲裡只有一句最精彩的。觀眾都管他叫『謝一句』。那天他從孟津河唱起，一句一句地認真唱完了一出。等我們出場，他又同我合演《樊江關》，這齣戲裡照例的一句好，過是有的。那出《吊金龜》也算是觀眾的意外收穫。這一天唱的三出《樊江關》在陸宅是顯得慌張，天樂是趕得緊張，在德泉是唱得疲乏。結果三處裡面，是一處也沒有唱好。 「又有一天我在館子下來趕堂會，唱的是《穆柯寨》。金老闆（秀山）的孟良。好像還是第一次跟他合演這齣戲呢。他見我就說：『今兒我已經趕了三個地方了。』我聽了，心裡真著急。我想今兒這齣戲，是唱不好的了。趕場的怎麼都湊在一起了呢。誰知道到了台上，我看他從容不迫的，一點都不露出他是趕過三場的角兒。進了後台，他的神態還是那樣安閒自得。我對這位老藝人趕場的能耐，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他後來告訴我趕場的訣竅。他說： 「『我們這一行，到了正月，館子座兒好，堂會再多幾處，忙起來是免不了要趕場的。今兒要趕幾處，你的心裡先得有個譜兒。把自己這一點精力，勻開了來唱。不能在哪一個地方，使勁傻唱。可也不能因為唱累了就偷懶馬虎，敷衍了事。再說就是不趕場，演員在台上的玩藝兒，本來也應該留些有餘不盡的意味。如果你老用濁勁亂喊，聽的人聽膩了，也分不出哪一句是你在那裡賣力，那麼這個勁頭不是白費的嗎？你要知道每一個演員都有他的長處，也准有他的短處。你得會躲開自己的短處，讓觀眾瞧不出來。譬如瞧自己的武工不好，就少打幾下。嗓子不夠，就少貼唱功戲。人家在這一點上要彩，我就另找俏頭。找著了俏頭，還不能老是拿它使出來。從前有一位票友，人家管他叫『燈籠王』，是專學程大老闆的。有一天登台表演《文昭關》，使了一個大老闆的腔，台底下叫了他一個滿堂好，都說真像大老闆唱的。他在台上高了興，一會兒又把這腔使上，台底下已經夠膩味的了。他還不知趣，第三次再用這個腔，觀眾在這兒可都沉不住氣了，來了個敞笑說：『大老闆的好腔，每出戲裡只用一次的。』說完，紛紛離座，就開了閘（不等戲完，大批觀眾散去，內行稱做『開閘』）。可見得凡事得意不可再往，要彩也得有個範圍。要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這樣可以迎合觀眾的喜歡，其結果是反而不會討好的。』我聽完了他這一大套經驗之談，體會到演員在台上要懂得『善用其長，不可過火』。遇到幾處趕場，是要在事先有計劃地支配自己的精力的。 （按）「燈籠王」的故事，陳彥衡先生的《舊劇叢談》裡面也曾提到。大概這件事，在當年已經傳為笑柄，知道的人是很多的。 「北京戲班裡，怎麼會很普遍地都有這種趕場經驗的呢？這跟當時的交通工具、交通管理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演員遇到趕場，是倚靠騾車（後來是用洋車）代步。城內外來回地一趕，加上半道上的岔車，時間就沒法預算了。北京的街道寬窄不一致，騾車轉動，不夠靈便；交通指揮管理上，也沒有研究出一個妥善的疏散辦法。騾車和洋車走到大柵欄、鮮魚口一帶的鬧市，最容易岔車。往往兩方面可以擠上好半天，才通得過去。戲館子又都集中在這一帶里，我們有時看看實在一時通不過去，只好下車步行。時間上是不太經濟了。從前戲園的習慣，打開鑼唱到散場。場面上不許停鑼休息的。班社的管事人，因為演員有這種事實上的困難，常感到不好應付，就想出了一種臨時墊戲的緩衝辦法。台底下看你有了墊戲，也都知道那位演員準是趕不過來。仿佛有一種默契的諒解，並不苛求責備。我的趕場經驗就是這樣練習出來的。 「等我到上海來表演，看見南方的演員，就從來沒有這樣趕場的。戲館子也不聽說有墊戲的事。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上海演員們，都是訂立合同，掙的是長年包銀，每人只搭一個班。（二）堂會的演出也沒有像北京那麼頻繁。所以他們的工作比較有規律。要問他們趕場的經驗，那是不會有的。」 四　與譚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我陪譚老闆演戲，已經是在民國以後的事。前面所說段宅堂會的《汾河灣》，這還不是我們最初的合作。我第一次陪他在戲館裡唱的是《桑園寄子》，好像是陳喜星扮的娃娃生。民國六年以前我們倆沒有搭過一個戲班。我陪他演出，多半是在義勞戲、堂會戲裡，晚上出台，每次也就只唱一兩天。不過這種借用義務為名的戲，倒也是不斷舉行的。有一次陪他在天樂園唱《探母》，真把我急壞了。這件事從發生到現在快四十年了。當時前後台的情形，我倒還記得很清楚。 「有一天我們合演《探母》的戲報已經貼出去了，他那天早晨起床，覺得身體不爽快。飯後試試嗓音，也不大得勁，就想要回戲。派人到戲館接洽，這個人回來答覆他，園子滿座，不能回戲。他嘆了一口氣說：『真要我的老命！』 （按）陳彥衡先生說過，譚鑫培到了晚年，有許多人跟著他，等著他一出台就可以拿錢花用。他不得不唱，是含有種種複雜因素的。從上邊這一句話裡面，就可以想像到這一位老藝人的晚境，是無限蒼涼的。 「那天晚上到了館子，我看他精神不大好，問他可要對戲（演員們在出台以前，深怕彼此所學不同，往往先把台詞對念，身段對做一遍，內行稱為對戲）。他說這是大路戲，用不著對。我還再三託付他，請他在台上兜著我點兒。他說：『孩子，沒錯兒。都有我哪。』他上場以後，把大段西皮慢板唱完，台下的反應就沒有往常那麼好。等我這公主誓也盟了，輪到他唱『未開言，不由人，淚流滿面』，這句倒板的時候，壞了！他的嗓子突然發生了變化，啞到一字不出。我坐在他的對面，替他干著急，也沒法幫助。對口快板一段，更是吃力。只看他嘴動，聽不清唱的詞兒。這一場『坐宮』就算草草了事。唱到出關被擒，他抖擻老精神，翻了一個『吊毛』，又乾淨，又利落，真是好看，才得著一個滿堂彩聲。見完了六郎以後，就此半途終場了。 「譚老闆的人緣，素來是好的。那天台下的觀眾，大半都對他抱著一種惋惜和諒解的心理，沒有很顯著地表示他們的反感。可也免不了有的交頭接耳在那裡議論。他是向來有壓堂的能力（演員一出台，台下立刻入於肅靜無嘩的境地，內行稱為壓堂）。在他一生演出的過程當中，那天這種現象，恐怕還是絕無僅有的呢。 「我在後台看他進來，心裡非常難過，可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這位老人家，只好在神色間向他表示同情。他也看出我替他難過，卸完了妝就拍著我的肩膀說：『孩子，不要緊。等我養息幾天，咱們再來這齣戲。』從他說話時那種堅定的口氣，就知道他已經下了挽回這次失敗的決心。他覺得嗓音偶然的失潤，雖然不算是唱戲的錯誤，但他是一向對觀眾負責的，不願意在他快要終止他的舞台生活以前，再給觀眾留下一點不好的印象。 「譚老闆休息了一個多月，沒有出台。有一天他讓管事來通知我，已經決定某天在丹桂茶園重演《探母》。我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興奮起來。等到出演那一天，館子裡早就滿座。老觀眾都知道這個老頭兒好勝的脾氣，要來趕這一場盛會。我很早就上了館子，正扮著戲，譚老闆進來了。我站起來叫他一聲『爺爺』（譚鑫培與梅巧玲同輩，所以他有這樣的稱呼）。他含著笑容，仍舊拍著我的肩膀說：『你不要招呼我，好好扮戲。』我看他兩個眼睛目光炯炯，精神非常飽滿，知道他有了精神上充分的準備。過了一會兒，台上打著小鑼，他剛上場，就聽到前台轟的一聲，全場不約而同地叫了一個碰頭好。跟著就寂靜無聲了。頭一段西皮慢板，唱得聚精會神，一絲不苟。他是把積蓄了幾十年的精華，一齊使出來了。我那天興奮極了，慢板一段也覺得唱得很舒泰。等又唱到『未開言……』的一句倒板，這老頭兒真好勝，上次不是在這兒砸的嗎？今兒還得打這兒翻本回來。使出他全身家數，唱得轉折鋒芒，跟往常是大不相同。又大方，又好聽，加上他那一條雲遮月的嗓子，愈唱愈亮，好像月亮從雲里鑽出來了。『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這種形容詞用在這裡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不要說聽戲的聽傻了，就連我這同台唱戲的也聽出了神。往下『扭回頭來叫小番』一句嘎詞，一口氣唱完，嗓音從高亢裡面微帶沙音，那才好聽。後面的場子，一段緊一段，嚴密緊湊，到底不懈地進行著。始終在觀眾的高昂情緒當中，結束了這齣《探母》。 「我看他到了後台，是相當疲勞了。但是面部神情，透露出異樣的滿足。每一個演員，當他很滿意地演完了一出拿手好戲，那種愉快的心情，是找不著適當的詞兒來形容的。 「我看過他晚年表演的好多次《探母》，也陪他唱過幾次，惟有這一次真可以說是一個最高潮。」 五　「翊文社」的老夥伴 梅劇團這次北上，在京、津兩地，住了五個月。到了舊曆的年近歲邊，有些住家在上海的團員歸心似箭，都想回來過這箇舊歷年。同時梅先生夫婦也惦記他們孩子葆琛的病（葆琛生了個外症，在醫院開刀），也想回家看看，順便料理一些家事。因此我們這一群人，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舊曆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就坐京滬直達通車南下了。車過天津，有許多朋友，都到站上來見面。說說笑笑，非常熱鬧。從天津開出，大家吃完晚飯，又都擠在梅先生包房裡聊天，我把話頭引向他的「舞台生活」，梅先生就講了些他在翊文社同班合演的幾位老夥伴的情形。 「孟小茹是翊文社的頭牌老生。我跟他合演的戲，有《探母》《汾河灣》《武家坡》《趕三關》等。他的《汾河灣》演得相當細緻，要比起譚、王二位來，可就不免過火一點了。《趕三關》的薛平貴，唱做都不繁重，現在是歸二路里子老生應行，在民國初年北京的各戲館裡，照樣是頭路老生扮演的。這裡面的代戰公主，也無非是看一個扮相和聽幾句京白。我因為剛從青衣轉入刀馬旦，很受觀眾的歡迎，所以常演這一類的戲，拿它來練習的。 「賈洪林是我早期合作的老夥伴。我們合演過《桑園寄子》《浣紗計》……他有演戲的天才，可惜正當盛年，嗓子就嘶啞了，只能退居二路老生的地位。我跟孟小茹唱《硃砂痣》，老是他的吳大哥。這是一個極不重要的角色，他也能夠表演得生動精彩。儘管嗓子不好，對於體會劇中人的身份、性格，是有他獨到之處的。我看過他同譚老闆合演《搜孤救孤》，譚老闆的程嬰，他的公孫杵臼。程嬰在公堂上唱完『手執皮鞭將你打』一句，照例要打公孫杵臼三鞭子。每打一鞭，他摔一個『屁股座子』（這個身段是要全身躍起，兩股坐地）。他的身體跟著鞭子起落，姿勢實在好看。沒有幼工的底子，是辦不到的。這種身段比《狀元譜》裡面程伯愚打程大官的板子還要難做。打人的與挨打的，這兩個人的演技，要精神一貫、工力悉敵，才能造成這樣緊張的場面。有一方面技術差一點，就使不上來了。除了他們二位之外，我還沒有看見過別人是這樣做的。程繼仙曾經對我說過，演員們在台上，如同鬥蟋蟀一般，對方的技能相差太遠是斗不起勁來的。這真是經驗之談。有些老前輩們對於選擇配角十分嚴格，就是這個原故。 「當時也有人評論賈洪林演戲，喜歡『灑狗血』（內行對一般演員，在台上表演過分賣力討好觀眾，謂之『灑狗血』）。我跟他同台演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覺得他扮演任何角色，都情態逼真，處處合理，沒有感到他是過火討厭，只知道迎合觀眾的心理的。而且他雖然自己要彩，同時也顧到同場的演員，能把別人的優點襯托出來。這真是一個可愛的夥伴。他已經死去三十多年，我至今還懷念著他呢。 「翊文社的老旦謝寶雲。我貼《探母》《探窯》《孝義節》《樊江關》……都是他跟我合演的。他的嗓音清亮，嘎調尤其好聽。他在每出戲裡的最精彩的一句，是有他一定的地方的，並不是趁著一時高興，隨便亂嚷嚷。有些戲他的絕活用在腔里，有時就使在念白里。總之，他那一句，是吻合劇情，又能提高觀眾的情緒。他跟胡素仙合唱《牧羊卷》，簾內倒板『月兒彎彎照九州』一句里的『州』字翻高了唱，讓你聽了，痛快過癮，一點都不覺得他怎樣費勁。這是他的天賦和工力都湊在一起，才能有這種境界。我跟他唱《樊江關》，他扮柳迎春，唱到『見他二人變了臉』一句里的『臉』字；《探母》他扮的佘太君，唱的『一見嬌兒淚滿腮』一句的『腮』字，都是神完氣足、高唱入雲。不但前台觀眾聽了痛快，就連後台的同行，也都等著聽他那一句呢。 「他跟譚老闆配《罵曹》，扮一個旗牌。禰衡在《打鼓》一場，出場以前，照例由旗牌先念一句『鼓吏進帳』的道白。他在『帳』字後面加一『啊』字音，念得又乾脆，又響亮，台下沒有一次不報以滿堂彩聲的。譚老闆的禰衡在簾內答應完了一聲『來也』，緊接著倒板『讒臣當道謀漢朝』，唱到『朝』字使一個長腔，一邊唱一邊走出台簾，台下又是一個滿堂好。你別瞧這麼一個零碎配角，憑他一句念白，能把觀眾的情緒掀了起來；等主角出場，不就更容易見好嗎？所以譚老闆的《罵曹》，總是喜歡他配旗牌的。 「謝寶雲是昆旦底子，後改皮黃的老旦，也唱老生。他在晚年，最喜歡唱《二進宮》的楊波。我看過他跟陳老夫子、裘桂仙常唱這齣戲，是學的汪派，頗有前輩的風範。 「跟謝寶雲同時的有龔雲甫，享名更大。成名的條件，也不相同。老旦一行，能夠在上海掛頭牌，唱大軸戲的，過去除了他還沒有別人呢。我跟他在雙慶社同班合唱過的。他的嗓音、扮相、做工、表情，樣樣都好。他的臉子不用化妝，就是一位老太婆的模樣。他描摹劇中人的身份和性格，都能恰到好處。你就看他演《探母》的佘太君，一望而知是位太夫人的身份。唱到了《吊金龜》的張義的母親，那就是舊時代里民間的一位普通的老太婆的樣子了。有人還說，這是因為兩齣戲所穿的服裝，根本就有窮富區別的關係。那也不盡然。我再舉一個例來說，你看他唱《斷太后》的太后，不也是跟《吊金龜》一路的打扮嗎？可是他跟包孝肅對白的神情態度，是何等的嚴肅莊重。我們看了，能說他是一個普通的民婦嗎？所以服裝是呆板的，動作神情是活用的。這就要看各人演技和修養了。 「龔雲甫唱做都肯賣力，可也有一個缺點，就是他的嗓子時好時壞，拿它不准。看他的戲是要碰運氣的。只要出場唱完第一句，老聽眾就知道他今天嗓子的好壞了。遇著他的嗓子痛快，台下真是高興極了，都說龔雲甫今兒嗓子在家，不斷掌彩聲來鼓勵他。如果那天嗓子不好，因為他的人緣好，觀眾對他也有個原諒。他就這樣享了幾十年的盛名。 「田雨農是田際雲的兒子。他唱武生，扮相英俊，武工純熟，學的是俞五（振廷）一派。勇猛有餘，不夠穩練。開打時往往賣力過頭，會把傢伙打出了手。這也是俞五常犯的毛病。所以有人帶著開玩笑的性質批評田雨農，說他學俞五真到了家，連這一手也讓他學會了。我同他合演過《長坂坡》，是賈洪林的劉備、郝壽臣的曹操、王蕙芳的甘夫人、我的糜夫人。糜夫人《跳井》一場，他做得很認真，一點不肯偷懶。可是神情上比楊老闆的活趙雲，那就差得太多了。就憑他這一身本領，要不是死得早，到他的晚年，也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就的。 「瑞德寶的武生，學的是黃派（月山）正宗。他的技術不在李吉瑞之下。講究台上的規矩地方，決不肯拿灑狗血來取媚觀眾。他在前清宮裡唱的時候，還是專演《落馬湖》《刺巴傑》《下河東》《百涼樓》一類的黃派武生戲。後來常跟譚老闆配戲，受了譚的影響，也唱老生戲。如《打棍出箱》《賣馬》《打漁殺家》等。他在翊文社搭班，已經是武生老生兼唱了。我也跟他唱過《長坂坡》。他吃虧在扮相平常，缺少英武氣概，嗓音也不夠靈活。限於天賦，始終沒有走紅，晚年就在上海教戲。他的性情非常敦厚，有人跟他學戲，他倒是一位誨人不倦、肯負責任的好教師。」 我們正談得高興，一位車上的服務員進來鋪設臥具。並且很誠懇地告訴我們說，「這一節車上的暖氣設備，有了障礙，諸位晚上小心凍著。」時間本來也不早了，大家就這樣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午飯時候，餐車人擠，我們是換了班去吃的。我跟葆玖吃完回來，再換梅先生去吃。梅先生走後，車子剛巧進了一個站頭，葆玖下去買了幾份上海的報紙，梅太太拿著在看。我靠在對面鋪上，忽然聽到梅太太口內啊呀一聲，我馬上坐起來問她：「報上有什麼消息？」她說：「費穆死了，真是想不到的事。」我聽了也是半天說不出話來。費穆跟我們是十多年的朋友，感情很好的。不久以前，還接到香港朋友來信，說他有心臟病，入院治療，已經見好了。梅太太主張把報紙收起來。不要讓梅先生看見，因為他隔夜就沒有睡好。我們正談論著，梅先生已經吃完了飯，一腳跨進包房，坐在臥鋪上，手裡端著一杯茶，很悠閒地喝著。順手要拿報紙來看。我只好對他說：「告訴您一個不幸的消息，香港有一位我們的好朋友死了。」他睜大了眼睛說：「不是費穆吧？」我說：「正是他。」梅先生愣了半天，放下茶杯問我：「你們怎麼會知道的？」我說：「上海幾張報上登著訃告，還有通訊，大概不會錯的了。」梅先生拿起報來看完了那一條「費穆先生治喪處訃告」，止不住一陣心酸就流下淚來。他哭了。大家也都相對默然。梅先生哽咽著說：「這樣一位熱情的朋友，這麼快就跟我們分手，真是令人傷感。照報上說，他還是因心臟病而死，大約是工作疲勞過度的緣故。」這一天梅先生始終鼓不起興致來，很早就關了房門睡覺。可是我在他隔壁包房，聽到他不斷的咳嗽聲，想必又是一夜不得好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