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和哲學 · 第十一章 現代物理學在當前人類思想發展中的作用

為了指明科學的這個最現代化的部門——現代物理學——在許多點上接觸到人類思想的很老的傾向，為了指明它從一個新的方向接觸到某些很古老的問題，前面幾章討論了現代物理學的哲學意義。在人類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發展常常發生在兩條不同的思想路線的交叉點上，這一般講來或許是真實的。這些思想路線可能發源於人類文化的完全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文化環境或不同的宗教傳統，因此，如果它們在實際上相遇了，即如果它們至少已互相關聯到能夠發生真實的相互作用的程度，那麼，人們可以期望新的和有意義的發展也將隨之而來。作為現代科學的一個部門的原子物理學，在我們這個時代，確實已滲透到近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去了。不僅在自然科學傳統的活動地區歐洲和西方國家中在講授原子物理學；而且在遠東，在日本、中國和印度這樣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國家中，也在研究它；在當代已建立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的俄國也在研究它；俄國的新思想方法既與十九世紀歐洲特殊的科學發展有關，也和出自俄國本身的其他完全不同的傳統有關。當然，下面的討論的目的肯定不可能是對現代物理學的觀念和老傳統遭遇後的可能結果作出預測。但要指出不同觀念間可能發生衝突的某些點還是可能的。 在考察現代物理學的這個擴展過程時，當然不能將它與自然科學、工業和工程技術、醫學等等的一般擴展分割開來，更普遍地說，即不可能和世界各地的現代文化的發展分割開來。現代物理學正是從培根（Bason）、伽利略和克卜勒（Kepler）的工作和從十七、十八世紀自然科學的實際應用開始的無數事件組成的長鏈中的一個環節。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聯繫從一開始就是互相支援的：技術科學的進展、工具的改進、以及新技術裝置的發明，提供了日益準確的自然經驗知識的基礎Z而對自然的理解的進展和自然律的教學形式系統的最終建立，又開闢了在技術科學中應用這些新知識的道路。例如，望遠鏡的發明使天文學家能比以往更準確地測量星體的運動，從而使天文學和力學有可能作出可觀的進展。另一方面，力學定律的準確知識，對於機械工具的改進和引擎的設計等等具有最大的價值。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這種結合的巨大擴展，是在人們把某些自然力成功地置於人類的控制之下的時候開始的。例如，蘊藏在煤中的能量能夠完成過去由人來做的某些工作。從這些新可能性產生的工業部門在開始時可看作是較老行業的自然繼承和擴展；機器的工作在許多點上仍類似於老的手工藝，而化工廠的工作可看作是古代染坊和製藥業工作的繼承。但是後來，全新的工業部門發展起來了，這些部門在古老的行業中沒有相當的行業；譬如電機工程就是這樣。科學對自然的更為微小的部分的深入探索使得工程師能夠利用過去幾乎不知道的自然力；而用支配這些力的定律的教學形式系統表示的有關這些力的準確知識構成了設計各種機械的堅實基礎。 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這種結合的巨大成果使得這種人類活動盛行的那些民族、國家或社會處於卓越的優勢，並且作為這種情況的一個自然的結果，就連那些在傳統上不傾向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國家也不得不從事這些活動。通訊和交通的現代化方法最終完成了技術的這種擴展過程。無可懷疑，這個過程已經根本改變了我們地球上的生活條件；並且不管人們是否讚許它，不管人們稱它是進步或是危險，人們都必須認識到，它已遠遠超出人類力量所能控制的範圍。人們可以更恰當地把它看作是一個最大規模的生物學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社會中能動的組織侵入了更大部分的物質，並把它轉變為適合於人口增長的狀態。 現代物理學屬於這種發展的最新部分，並且它的不幸的、最觸目的結果——核武器的發明——已再清楚不過地顯示了這種發展的真髓。一方面，它已最清楚地指出，不能只以樂觀的觀點來看待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結合所帶來的變化它至少已經部分地證實了那些抱反對態度的人的觀點，他們曾一再警告我們生活的自然條件的這種根本性變化會帶來危險。另一方面，它甚至已迫使那些企圖遠離這些危險的國家和個人也對新的發展給予最強烈的注意，因為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政治力量顯然要依靠原子武器的占有。充分討論原子核物理學的政治意義當然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是關於這些問題，至少也應當說幾句話，因為當談到原子物理學時，它們總是最先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新武器的發明，特別是熱核武器的發明，已經根本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結構。不僅獨立民族和國家的概念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因為不擁有這些武器的任何國家必定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少數大量生產這種武器的國家；而且使用這種武器的大規模戰爭的嘗試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荒唐的自殺。因此，人們常常聽到樂觀的論調，說戰爭已因此而變為過時的了，它將不再發生。不幸，這種觀點是將問題過分樂觀地簡化了。相反的，使用熱核武器的荒唐性，在第一級近似的意義上，可能起著鼓勵常規戰爭的作用。任何相信自己有歷史上和道義上的權利去強行改變現狀的國家和政治集團，將感到為這個目的而使用常規武器不致冒任何巨大的風險；他們會假設對方當然不會求助於核武器，因為對方在這次爭端中在歷史上和道義上是有錯的，不致於發動大規模戰爭。這種狀況將依次地引起其他國家發表聲明，當侵略者把小型戰爭強加於它們時，它們實際上可以求助於核武器，因而顯然仍存在危險。十分可能，在今後二、三十年內世界將經歷如此巨大的變化，以致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應用各種技術手段來消滅敵人的危險將大大減少或消失。但是通往那種新形勢的道路將充滿最大的危險。我們必須如以往任何時期一樣，認識到從一方看來在歷史上和道義上是正確的，從對方看來則可能是錯的。繼續維持現狀不可能總是正確的解決辦法。相反，去尋找一些適應新形勢的和平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並且在許多情況下，要最終找到任何正確的決定是極端困難的。由此可見，鑒於是非問題從對方看來可能根本不同，只有當所有不同的政治集團準備放棄某些它們似乎最明顯的權利，才可能不太悲觀地說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這當然不是一種新的觀點；事實上，這只是許多世紀以來某些大宗教所倡導的人類風度的應用而已。 核武器的發明也對科學與科學家提出了一些全新的問題。科學的政治影響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強烈得多了，而這一事實賦予科學家特別是原子科學家以雙重的責任。或者，他能夠由於科學對社會的重要性的關係而積極參加國家行政管理；那麼，他實際上不得不擔當起作出有巨大份量的決策的責任，這將遠遠跨越他過去所習慣的研究工作與大學工作的小圈圈。或者，他可以自願地拒絕參與任何政治上的決策；那麼，他仍要對錯誤的決策負責，因為如果他甘願放棄科學家的平靜生活，他或許能夠阻止這種錯誤的決策。向政府報告熱核戰爭可能帶來的空前毀滅的詳細情況，顯然是科學家的責任。除此之外，科學家常常被請求去參加維護和平的莊嚴決議；但是，談到這後一要求，我必須承認我從未能看完這類宣言的任何要點。這類決議可能是好心的很好的證明；但是任何人，如果他口頭上講維護和平，卻不想準確地講這種和平的條件，他必定會立即被人懷疑為只是高唱對他和他的集團最為有利的那種和平——這當然是毫無價值的。任何誠實的和平宣言必須是對人們準備為維護和平而作出的犧牲的估算。但是通常科學家無權作這類聲明。 同時，科學家能在他自己的領域中盡全力促進國際合作。許多國家對今天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重視和不同國家的科學工作水平仍然十分懸殊的事實，有利於這種工作的國際合作。許多不同國家的年輕科學家可以聚集在從事著現代物理學領域中的緊張活動的研究所中，而對於困難的科學問題的協同研究將促進相互的了解。在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這一個例子中，在許多不同國家之間甚至能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公共的研究所，並共同努力建造昂貴的原子核物理研究用的實驗設備。這種合作當然有助於在年輕一代的科學家中建立對於科學問題的一個共同態度——甚至對純科學問題之外的問題也抱共同態度。當然，人們無法預料，這樣播下的種子在這些科學家回到他們的老環境中並且重新參與他們自己的老文化傳統時，將結出什麼樣的果子。但人們很少懷疑，不同國家的年輕科學家之間和每個國家不同代的科學家之間的思想交流，將有助於使許多問題不太緊張地接近新的狀態，即較老的傳統力量和現代生活的必然需要之間達到了平衡的狀態。這特別是科學的一個特徵，由於這種特徵，沒有任何東西比科學更適合於建立不同文化傳統間的頭等鞏固的聯繫。事實是，關於專門科學研究工作的價值的最終判定，關於研究工作中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的問題，並不依賴於任何個人的權威。同時，在人們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之前，在人們能構區分真理與謬誤之前，需要花費許多年時間；但最後問題將被判定，而判定不是由任何科學家的集團作出，而是由自然本身作出。由此可見，科學思想在科學愛好者中傳播的方式與政治思想的傳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政治思想可以得到大量人民群眾的信服，正是因為它們將合於、或者好像符合於人民的主要利益，而科學思想的傳播卻只是因為它們是真理。它們是保證科學陳述的正確性的客觀的和最終的標準。 這裡關於國際合作和思想交流所談到的一切，對於現代科學的任何部門當然都是同樣真實的；它決不應當僅限於原子物理學。在這方面，原子物理學只是許多科學部門中的一個，而且即令它的技術應用——武器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給這個部門以特殊的份量，也沒有理由認為在這個領域中的國際合作比在任何其他領域要重要得多。但我們現在還必須討論一下本質上不同於以往自然科學的發展的現代物理學的那些特徵，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再一次回顧歐洲的這種發展的歷史，而這種發展是由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結合而實現的。 在歷史學家中曾經常常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在十六世紀以後自然科學的興起就是人類思想的早期傾向的自然結果。可以這樣說，基督教哲學的某種傾向會導致非常抽象的上帝的概念，他們把上帝抬到如此高高在上、超越世界的地位，以致人們開始考察世界的時候用不到同時在世界上還看到上帝。笛卡兒分類可以說是這種發展的最後一步。或者，人們可以指出，所有十六世紀的神學爭論引起了對這類問題的普遍不滿，這類問題並不能真正合理地解決，而是糾纏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之中；這種不滿有利於對同神學爭論完全無關的那些問題發生興趣。或者人們可以只談到通過文藝復興進入歐洲社會的新精神的巨大活動。總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權威，它與基督教或者基督教哲學無關，也與教會無關，這是經驗的權威，經驗事實的權威。人們能從這種權威追溯到老的哲學傾向，例如追溯到奧卡姆（coccam）和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的哲學，但只有到十六世紀以後，它才成為人類活動的生氣勃勃的力量。伽利略不僅想到機械運動、單擺和落石；他還定性地試驗了這些運動是如何發生的。這種新的活動在開始時當然並不意味著對傳統的基督教的背離。相反，人們談到了上帝的兩類啟示。一類寫在聖經中，另一類將在自然的書中被發現。聖經是過去的人類寫出的，因而容易有錯誤，而自然是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示。 然而，注重經驗是和實在面貌的緩慢和逐漸的變化相聯繫的。在中世紀，我們今天稱為一個物的象徵意義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是它的原始實在，現在，實在的面貌改變為我們能夠用我們的感官感知的東西。我們能夠看到的和接觸到的東西成為原始他真實的東西。而實在的這種新概念能夠同新的活動相聯繫：我們能夠實驗並看看物真正是怎樣的東西。很容易看出，這種新態度意味著人類精神開始進入了新可能性的廣大領域，並且很容易理解，教會在新運動中與其說是看到了希望，不如說是看到了危險。對伽利略的與他對哥白尼系統（Copernican system）的觀點有關的著名審判，標誌了進行一個世紀以上的鬥爭的開始。在這次爭論中，自然科學的代表人物主張經驗提供不可辯駁的真理，不能委託任何人類權威來判定自然中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判定是由自然作出的，或者在這個意義上是由上帝作出的。另一方面，傳統宗教的代表人物則主張由於對物質世界的過分注意，對我們用感官感知的東西過分注意，我們喪失了同人類生活的主要意義的聯繫，喪失了同在物質世界之外的那部分實在的聯繫。這兩類主張不能共存，因此任何協議和決議都不能解決問題。 同時，自然科學開始作出了物質世界的一種更清晰和廣闊的圖景。在物理學中，這種圖景是用我們今天稱之為經典物理學概念的那些概念來描繪的。世界由空間和時間中的物體組成，物體由物質組成，物質能產生力並受到力的作用。事件由於物質和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發生；每個事件都是其他事件的結果和原因。同時，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瞑想的轉變為實用的。人們不再大關心自然是怎麼樣的；而更願意向人們能夠利用自然做些什麼。因此，自然科學轉向了技術科學；知識的每一步進展都和從它能引導出什麼實際應用的問題相聯繫。這不僅在物理學中是真實的；在化學和生物學中，情況也基本相同，而醫學或農業中新方法的成功對這種新傾向的傳播作出了主要的貢獻。 這樣，直到十九世紀發展了自然科學的一個極端僵硬的框架，它不僅構成了科學，而且還構成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見解。這個框架得到時間、空間、物質和因果性等經典物理學的基本概念的支持；得到適用於我們用感官所感知的或用技術科學所提供的精密工具所觀察到的事物的實在概念的支持。物質是初始的實在。科學的進展被描繪為征服物質世界的十字軍。實用成了時代的口號。 另一方面，這個框架是過於狹窄和僵硬了，以致干在其中難以找到一個地方來安排我們語言的許多概念——那些永遠屬於它的真正實質的概念，例如精神的概念、人類靈魂或生命的概念。精神只能作為物質世界的一面鏡子被納入總的圖景；並且當人們在心理科學中研究這面鏡子時，科學家常常傾向於—一如果我可以作進一步類比的話——更注意它的機械性質，而不太注意它的光學性質。甚至有人還試圖在那裡應用經典物理學的概念，首先是因果性的概念。同樣，生命被解釋為由自然律支配的、完全由因果律決定的物理學和化學過程。達爾文的進化概念為這種解釋提供了充分證明。在這個框架中，特別難以找到曾經是傳統宗教的對象而現在看來似乎只是一種假象的那部分實在的位置。因此，在那些歐洲國家中，由於人們慣於追隨這種觀點直到最終的結果，科學對宗教的一種公開的敵意發展起來了，甚至在其他國家中，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歧也有日益增長的趨勢；只有基督教的倫理標準與這種趨勢無關，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對科學方法和理性思維的信仰代替了人類精神的一切其他保護物。 現在回過來談談現代物理學的貢獻，人們可以說，由它的成果帶來的最重要變化是十九世紀概念的這種僵硬框架的解體。當然，以前也曾作了多次嘗試去擺脫這個僵硬的框架，這個框架對於理解實在的主要部分，顯然是太狹窄了。但是過去未能發現，像物質、時間、空間和因果性等在科學史上曾經是如此極端成功的基本概念中，有什麼可能是錯了。只有用技術科學所能提供的全部精密儀器所作出的實驗研究本身及其數學解釋，才提供了批判分析（或者可以說，是被迫批判分析）這些概念的基礎，並最後地導致了僵硬框架的解體。 這種解體是明確地分兩個階段發生的。第一階段是通過相對論，發現了甚至像時間和空間這樣的基本概念也能夠改變，並且事實上根據新的經驗也必須改變。這種改變並不涉及自然語言中時間空間的多少有點模糊的概念；但確實涉及到牛頓力學的科學語言中它們的準確的形式系統，儘管牛頓力學過去曾被錯誤地當作是最終的力學。第二階段是關於原子結構的實驗結果迫使人們進行的關於物質概念的討論。物質的實在的觀念或許是十九世紀中概念的僵硬結構中最堅固的部分，而且這個觀念至少已結合著新的經驗加以修正。這些概念在屬於自然語言的範圍內，仍然未受到觸動。當人們必須描述原子實驗和它們的結果時，可以毫無困難地談論物質，或談論事實，或談論實在。但是要將這些概念科學地外推到物質的最小部分，那就不是用經典物理學所建議的那種簡單方式所能辦到的，雖然它已錯誤地決定了關於物質問題的一般見解。 首先必須把這些新結果看作是對多少有點勉強地把科學概念應用干它們並不隸屬的那些領域的嚴重警告。例如，把經典物理學的概念應用於化學中，已經是一個錯誤。因此，人們現在不大會傾向於假設物理學的概念（甚至量子論的那些概念〕能夠肯定地應用於生物學或其他科學的任何方面。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想嘗試讓新概念進人那些秤學部門，即使在這些部門中舊概念對理解現象曾經是十分有用的。特別是，在應用舊概念似乎有點勉強或顯得不十分適合干問題的那些方面，我們將嘗試避免作任何輕率的結論。 不僅如此，現代物理學的分析和發展的最重要特徵之一是這樣一個經驗，就是：自然語言的概念既然是模糊地定義的，似乎在知識的擴展中，比起科學語言的準確術語更為穩定，因為這些科學語言只是從有限的一組現象中推導出來的一種理想化情形。事實上這不值得奇怪，因為自然語言概念是從與實在的直接聯繫中形成的；它們代表實在。確實，它們沒有很好地定義，因此可以隨著世紀的消逝而發生變化，就像實在本身那樣，但它們決不喪失與實在的直接聯繫。另一方面，科學概念是理想化情形；它們是從用精密的實驗工具所獲得的經驗推導出來，並通過公理和定義準確地定義下來的。只有通過這些準確定義，它才能將概念和數學方案聯繫起來，並從數學上推導出這個領域內可能現象的無限多樣性。但通過這種理想化和準確定義的過程，與實在的直接聯繫喪失了。在曾作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的那一部分中，概念仍然很密切地符合於實在。但在包含另一些類別的現象的自然的其他部分中，這種符合就可能喪失了。 在記住自然語言概念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穩定性的同時，人們看到——根據現代物理學的經驗——我們對精神、人類靈魂、生命或上帝意志等概念的態度將不同於十九世紀，因為這些概念屬於自然語言，因此與實在有直接聯繫。確實，我們還將認識到，這些概念都不是在科學意義上很好地定義了的，並且它們的應用可能導致各種矛盾，暫時我們還必須使用這些概念，雖然對它們未作分析；但是我們仍然知道它們接觸了實在。在這方面，回想一下甚至在秤學的最準確部門——數學——中，我們也不能避免使用包含矛盾的概念，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無限的概念導致前面分析過的那些矛盾，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概念，實際上就不可能創立數學的主要部門。 十九世紀的人類思想主要傾向於對科學方法和準確理性的術語的日益加強的信仰，並且這種傾向也促使人們對不適合於科學思想的閉合框架內的那些自然語言概念——譬如，宗教的那些概念——表示普遍的懷疑。現代物理學已在許多方面加強了這種懷疑；但同時它又轉而反對過高估計準確的科學概念，反對這種懷疑本身。對準確的科學概念的懷疑並不意味著對理性思維的應用範圍應有明確的限制。相反的，人們可以說，人類的理解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是無限制的。但是，現有的科學概念總是只能涉及實在的有限部分，而其餘尚未理解的部分卻是無限的。當我們從已知向未如推進時，我們可以希望去理解，但是同時我們可能必須學習「理解」一詞的新意義。我們知道，任何理解最終必須根據自然語言，因為只有在那裡我們才能確實地接觸到實在，因此，我們必須對有關這種自然語言及其主要概念的任何懷疑表示懷疑。由此可見，我們可以使用這些概念，就象在過去任何時候使用它們一樣。這樣，現代物理學或許已為對人類精神和實在的關係的更廣闊的見地打開了大門。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門現代科學正向在文化傳統上完全不同於歐洲文化的世界其他部分滲入。在那些地區必定比歐洲更強烈地感覺到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這種新活動的衝擊，因為歐洲在兩三個世紀內發生的生活條件的變化，在那裡將在幾十年內發生。人們可以預料，在許多地方，這種新活動必定以舊文化衰退的狀態出現，以推翻全部人類的幸福所依靠的敏感的平衡這樣一種殘忍和野蠻的姿態出現。這樣的後果是不能避免的；必須把它們看作是我們時代的一種面貌。但即令在那裡，現代物理學的開放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調和老傳統和新的思想傾向。舉例說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對理論物理學的巨大貢獻，可能就是遠東傳統的哲學思想和量子論的哲學基礎之間的某種結合的標誌。如果人們沒有接受過本世紀頭十年尚流行於歐洲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方法，或許會更容易接受量子理論的實在概念。 當然，這樣的提示不應當誤解為低估技術進展的衝擊對老的文化傳統所能給予或已經給予的破壞。但因為這整個發展長時期以來遠遠超出了人類力量的任何控制，我們必須接受它作為我們時代的最主要特徵，並且必須嘗試儘可能將它和人生的意義聯繫起來，這種人生的意義曾經是老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目的。這裡可以從哈什教（Hasidic religion）引述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老的智者，一個以他的聰明聞名的長老。所有人都向他求教。有一個人去拜望他，那人對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感到失望，向長老申訴所謂技術進步帶來的全部災難。他大聲斥責道：「如果人們考慮一下人生的真正意義，所有這些技術的騷擾不是毫無價值嗎？」「可能是這樣，」智者回答說：「但是，如果一個人有正確的態度，他就能在每一件事物中學習。」「不，」來訪者抗辯說：「從鐵路、電話或電報這樣的蠢物中人們什麼也不能學到。」但是智者回答說：「你錯了。你能夠從鐵路學到：如果你退到一霎那，就會失去一切。你能從電報學到對每個字都加以計算。而從電話你能夠學到，我們在這裡說的話能在那裡被聽到。」來訪者領會了智者的意思後就離開了。 最後，現代科學滲入了我們現代世界的大片地區，在那裡，新的學說只建立了幾十年，而這些新學說是新的有力量的社會的基礎。在那裡，現代科學院面對著起源於十九世紀歐洲哲學思想（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那些學說的內容，又面對著固執堅持信仰的現象。因為現代物理學由於它的實用價值在這些國家必定起巨大的作用，所以，那些真正理解現代物理學及其哲學意義的人，很難不感覺到這些學說的狹隘性。因此，在這一點上，科學和一般思想傾 向的相互作用就會發生。當然，不應當把科學的影響估計過高；但現代科學的開放或許甚至能夠使大部分人民更容易發現學說對於社會並不如過去所假設的那麼重要。這樣，現代科學的影響可能支持容忍的態度，從而可以證明是有價值的。 另一方面，固執堅持信仰的現象比十九世紀的某些專門哲學觀念帶有更大的份量。我們不能閉著眼睛不看這樣一個事實，這就是大多數人很難對某個重要的普遍思想與學說的正確性作出很有根據的判斷。因此，「信仰一詞對於這大多數人並不意味著「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而只能理解為「以此作為生活的基礎」。人們很容易理解，這第二種信仰比第一種信仰更為頑固，更堅定得多，因為它甚至能夠面對直接矛盾的經驗而固執己見，因而不能為新增加的科學知識所動搖。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已以許多例子表明，這第二種信仰有時可以被摔到看來是完全荒唐的地步，並且這些信仰者至死也是執迷不悟的。科學和歷史能夠教導我們，對手抱這種信仰的那些人，這種信仰可能成為巨大的危險。但是這樣的認識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人們不知道如何去避免它，因而這樣的信仰總是屬於人類歷史的巨大力量。從十九世紀的科學傳統出發，人們當然傾向於希望一切信仰都應當以對每一個論證的理性分析，以小心的審議為基礎；而另一種信仰，即把某種真實的或表現的真理簡單地當作生活的基礎的信仰則不應當存在。確實，根據純粹理性的論證作出的小心的審議能夠使我們消除許多錯誤與危險，因為它允許重新調整以適應新的形勢，而這可能是生活的必要條件。但是想到我們在現代物理學中的經驗，就很容易看出，在審議與決定之間總是必定有一個基本的互補關係。在實際的生活的決定中，不大可能把偏袒一個決定或反對一個決定的全部論證都加以考察，因此，人們總是不得不在不充足的證明的基礎上行動。只有掀開全部論證——包括那些已經理解的論證和另一些只有通過進一步審議才能作出的論證——並擺脫一切猶豫不決，才能最終作出決定。決定可以是審議的結果，但它同時又互補於審議；並且，它是排斥審議的。甚至生活中最重要的決定，也總是一定包含這種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決定本身是必需的，因為必須有某種可以依靠的東西，必須有指導我們行動的某種原理。沒有這樣一種穩固的立足點，我們自己的行動就會喪失全部力量。因此，用某種真實的或者表現的真理構成生活的基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認識這個事實時，應當考慮到那些人的集團的基礎和我們自己的基礎是不同的。 現在，在從所談到的現代科學的一切來作結論時，人們或許會說，現代物理學正是朝向統一併擴大我們的現代世界的一般歷史過程的一個部分，而且是一個很有特徵性的部分。這個過程本身將導致緩和造成我們時代的巨大危險的那些文化和政治的緊張形勢。但它又為向相反方向行動的另一過程所伴隨。廣大人民群眾意識到這種統一過程的事實，鼓勵了現在文明社會中一切力量去力圖在最終的統一狀態中保證它們的傳統的準則發揮最大可能的作用。從而緊張形勢加強了，這兩種競爭過程是如此密切地相互交織著，以致統一過程的每一次強化——例如由於新的技術進步——也強化了對最終狀態的影響的鬥爭，從而給瞬變狀態增加了不穩定性。現代物理學在這危險的統一過程中或許只起微小的作用。但它至少在兩個決定點上將引導發展過程成為一種平靜的演化過程。首先，它表明在這過程中使用武器是災難性的；第二，通過它對各類概念的開放，它提出了在最終的狀態中許多不同文化傳統可以共存的希望，提出了可以將不同的人類的努力結合到思想與事業之間、活動與沉思之間的一種新的平衡之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