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芙讀書心得 · II 書里的女人與女人的書
書與女人
我對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那次訪問，還有那次午餐和晚餐，引發出一連串的問題。為什麼男人喝酒，女人喝水？為什麼一個性別那樣神氣活現，而另一個性別卻又那樣可憐巴巴？貧困對小說有怎樣的影響？藝術創作有哪些必要條件？——這樣的問題成千上萬，不請自來。不過，現在需要的是回答，不是問題。而要得到回答，看來只有去請教那些博學之士和沒有偏見的人——他們既不參與口舌之爭，也不受日常生活之擾，他們只是思考和研究，並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寫進書里。他們的書，就放在大英博物館裡；於是我拿起筆記本和鉛筆自問：要是我在大英博物館的書架上也找不到真理，那麼哪裡還會有真理呢？
有了這樣的準備，有了這樣的信心和求知慾，我便開始去尋求真理。那天雖然沒有下雨，天氣卻是陰沉沉的，大英博物館附近的街道上到處是一個個投放煤炭的開口，一袋袋的煤炭正往那裡面傾倒；一輛輛四輪馬車不斷停下，一隻只用繩子捆緊的箱子被放到人行道上，我想，那裡面裝的也許是某個瑞士家庭或者義大利家庭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這些家庭或許是想碰碰好運，或許是在為了避難，也可能只是出於某種權宜之計，準備在布盧姆斯伯里的出租房裡過冬的；一些男人推著手推車在街上緩緩而過，他們的嗓音大多嘶啞，有的在喊叫，有的在唱歌。倫敦就像一個大工場。倫敦就像一台大機器。我們每個人就像一隻只穿來穿去的梭子，在那灰沉沉的布面上來來回回地織出一些花紋。大英博物館也屬這個大工場的一部分。推開彈簧門，你就站到了一個高敞的穹頂下，那穹頂就像一個巨大而禿頂的頭顱，你在那裡面就像頭顱里的一縷思想，而那頭顱的前額上則纏著一條精美的帶子，帶子上寫滿了眾多作家的名字。你走到借書櫃前；你拿起一張紙；你翻開一卷目錄，接著……這六個點的省略號，可表示六分鐘的驚異和困惑。
你知道嗎，人們在一年的時間裡到底寫了多少本關於女人的書？你知道嗎，其中有多少本是男人寫的？你知道嗎，女人簡直已成了世界上被人談論得最多的動物？我帶著筆記本和鉛筆而來，原以為只需要花一個上午的時間，就可以把真理全記在我的筆記本上了；但是，實際上，我想我得變成一群大象和無數蜘蛛才行——我是不得已才提到這兩種動物的，因為據說，大象的壽命最長，蜘蛛的眼睛最多。我甚至還需要有一副鋼爪和一隻銅喙，才能撕開那層外殼。真理就深埋在這麼一大堆紙里，我怎樣把它們一點一點地找出來呢？我自問，同時絕望地把那一長串書名看了一遍又一遍。即使是這些書名，也足以讓我動一番腦筋了。
有人或許以為，只有醫生和生物學家才會對性別及其特點感興趣；但令人吃驚和難以解釋的事實卻是，那些善於取悅人的小品文作家、那些文筆輕快的小說家、那些剛獲得碩士學位的年輕人、那些什麼學位也沒有的男人，還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幾乎一無是處的男人，全都對性別——也就是說，對女人——深感興趣。有些書一看就知道，是些不正經的膚淺之作；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許多書又過於嚴肅，太一本正經，滿嘴的道德和教誨。只要讀一下這些書的書名就知道，曾有無數學究和無數牧師登上講台和布道壇，專門就這一話題發表過長篇大論，而所用時間之多，真可謂異乎尋常。這一現象真是奇怪之極；我查閱了字母M一欄，而這一欄里的書顯然都是男人寫的。女人不寫關於男人的書——這是個使我不由得感到欣喜的事實，因為，如果我先得把男人寫的關於女人的書讀一遍、然後還得把女人寫的關於男人的書也讀一遍的話，那麼等我動筆寫這篇文章時，很可能一百年才開一次花的蘆薈也已經開過兩次花了。所以，我乾脆隨便挑了十來本，把那張寫著書名的紙片放在一個金屬盤子裡，然後就像其他和我一樣在此求經覓寶的人那樣，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著。
那麼，造成這種古怪差異的原因何在呢？我心裡想著，一邊信手在那些用英國納稅人的錢買來供讀者借書用的紙片上胡亂畫著。根據這份書目可以斷定，男人對女人，比女人對男人，顯然感興趣得多，這究竟為什麼？這是事實，可有點古怪，我不由得開始想像起那些男人的生活來：他們花那麼多時間來寫關於女人的書——他們是些老年人呢，還是些年輕人？結了婚的呢，還是沒結過婚的？長著紅鼻子的呢，還是駝著背的？不管怎麼樣，只要這種興趣並非全來自身心有殘疾的人，作為女人總會因為自己能成為男人感興趣的對象而沾沾自喜吧——我就這樣胡亂地想著，直到一大堆書嘩啦啦地傾倒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現在麻煩來了。凡是在牛津或劍橋受過學業訓練的學生都不會懷疑，搞研究有時就像放羊，要帶著問題到處亂闖，直到撞上答案為止，就像羊群最後進了羊圈。譬如，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學生，他正賣力地在抄一本科學手冊。我完全感覺得到，他每隔十幾分鐘便從粗礦砂里淘出了一點純金，因為他時不時發出的得意的唔唔聲就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有人不幸沒有受過大學訓練的話，那麼問題就不會像羊那樣最終被趕進羊圈，而是像受了驚的羊群，被一大群獵犬追逐著，亂鬨鬨地到處亂竄。教授也好、學究也好、社會學家也好、牧師也好、小說家也好、小品文作家也好、記者也好，還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幾乎一無是處的男人也好，他們開始追尋的，無非就是我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為什么女人可憐巴巴？——只是到了後來，一個問題變成了五十個問題；再到後來，五十個問題又像發瘋地紛紛跳進激流，不知被衝到哪裡去了。在我的筆記本里，每一頁都記滿了筆記。為了讓你明白我當時的心情，我不妨念幾頁給你聽聽。譬如，有一頁上的標題很簡單，是用大寫字母寫的「女人與貧困」，但下面記著的東西呢，卻是這樣的：
關於中世紀（女人的）狀況關於斐濟群島上的（女人的）習性被人當作女神崇拜的（女人）（女人的）道德感較差（女人的）理想傾向（女人）比較謹慎南太平洋群島上處於青春期的（女人）（女人的）吸引力被當作祭品獻祭的（女人）（女人的）腦容量較小（女人有）較深的潛意識（女人）體毛較少（女人的）腦力、道德感和體力都較差（女人）喜歡孩子（女人）壽命較長（女人）肌肉不發達（女人）容易動情（女人）愛虛榮關於（女人的）高等教育莎士比亞（對女人）的看法柏肯海德勳爵（對女人）的看法
英奇教長（對女人）的看法
拉布呂耶爾（對女人）的看法
約翰遜博士（對女人）的看法
奧斯卡·勃朗寧先生（對女人）的看法.
記到這兒，我吸了口氣，而且，說實話，還在頁邊加了一句：為什麼塞繆爾·勃特勒說「聰明的男人從不說他們對女人有何想法」？因為事情明擺著，聰明的男人好像除了女人沒別的可說了。只是，當我仰坐在椅子上看著那巨大的穹頂時（我在那裡面僅是一縷思想而已，不過這思想現在有點困惑），我接著想：真是不幸，聰明的男人對女人的想法從不一樣。蒲柏的想法是：
女人大多毫無個性可言。
拉布呂耶爾的想法則是：
女人都很極端；要麼比男人更好，要麼比男人還壞。
兩個同時代的、目光同樣敏銳的觀察家，對女人的想法卻是對立的。那麼，女人有沒有能力接受教育呢？拿破崙認為她們不能。約翰遜博士認為恰恰相反。女人有沒有靈魂呢？有些野蠻人說她們根本沒有靈魂。與此相反，另一些人則一直認為女人幾乎就是神，並因此而崇拜女人。有些聖賢認為女人沒頭腦；另一些聖賢則認為女人有更深刻的意識。歌德崇敬女人；墨索里尼鄙視女人。不管你朝哪裡看，都能看到男人在想著女人，可想法又各不相同。要把事情徹底弄清楚是不可能的，我這樣想著，同時不無妒意地瞥了一眼旁邊的那個讀者。他也在做筆記，而且做得極其嚴謹，每一頁的上端都清楚地標著字母A、B或者C，可我的筆記呢，卻做得潦里潦草，亂糟糟地記著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語句。真是令人苦惱，令人困惑，令人感到屈辱。真理全從我指縫間漏掉了，一滴也不見了。
我想，我不可能就這樣回去，在我那篇有關女性與小說的論文裡加上諸如女人的體毛少於男人或者南太平洋群島上女子青春期年齡是九歲（要不，就是九十歲？）之類的話，以此作為重大研究成果。經過一上午的工作，竟拿不出一點有分量的東西，真是很不光彩。既然我連過去關於W.（為了簡便，我將女人一詞縮寫為W.）的真理也沒找到，為何還要去為W.的將來煩心呢？那些專門研究W.的先生雖然研究了W.在各方面的影響——如對政治、對兒童、對工資以及對道德的影響——雖然他們人數眾多而且博學多才，但真的去請教他們，則顯然是浪費時間。他們的書，你最好翻也不用翻開就丟在一邊。
在我本應該像我旁邊的那個讀者一樣寫出結論時，我卻在沉思默想，而且在漫無頭緒和悲觀絕望中，無意識地畫了一幅畫。我畫的是一張臉，一個形體。那是馮·X教授的臉和形體，因為就是他，寫出了那部書名為《論女性心理、道德與體格之低劣》的名著在我的構想中，他不是個對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長得粗壯笨重，有一個大下巴，而作為平衡，眼睛卻非常小，臉是紅彤彤的。他的表情說明他正在激憤地工作，正用他的筆在紙上衝鋒，似乎正在追殺某種害人蟲，而且，甚至當他殺了它之後，他仍覺得意猶未盡；他要不斷殺下去；即使這樣，好像還是不足以消除他的怒氣。他這樣會不會是因為他妻子的緣故？我看著畫問，會不會是因為他妻子愛上了某個騎兵軍官？因為那個騎兵軍官相貌堂堂、風度翩翩，還穿著羔羊皮製的軍服？要不，按弗洛伊德的理論，是因為他年幼時曾被某個漂亮姑娘嘲笑過？因為我覺得，這位教授在吃奶的時候就不會是個招人喜歡的嬰兒。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在我的這幅畫裡，當這位教授在寫他那部論女性心理、道德和體格之低劣的大作時，他顯得非常忿恨，又非常醜陋。
用畫畫來結束一上午徒勞無功的工作，是一種懶散的表現。然而正是在我們的懶散中，在我們的夢中，那被淹沒的真理時而會露出頭來。當我再看著我的筆記本時，無需用心理分析學的名義來張揚，一種最基本的心理學訓練便讓我明白，我畫這位忿恨的教授同樣是出於忿恨。是忿恨趁我在做夢時抓住了我的鉛筆。可是，那時怎麼會冒出忿恨來呢？在這一上午，我知道——也說得出——自己曾有過一連串情緒變化，先是好奇，接著是困惑，後來是愉悅，最後是厭倦。而在這中間，忿恨——那條黑蛇——是不是一直在暗中潛伏著？是的，我畫的那幅畫回答說，是有忿恨潛伏著。它明白無誤地向我表明，是某本書，某句話，喚醒了我心中的忿恨；那就是這位教授寫的那本書的書名——《論女性心理、道德和體格之低劣》。我的心伴評亂跳。我的雙頰滾滾發熱。我憤怒得滿臉通紅。這固然有點傻，但一點也不奇怪。沒有一個女人願意聽人說，她生來就比男人低劣，甚至比不上這樣一個小男人——我朝旁邊的那個年輕學生看了一眼——他戴著一條假領帶，氣喘吁吁的，臉也有兩星期沒颳了。任何人總是有些愚蠢的虛榮心的。那不過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著，便開始在這位忿恨的教授臉上胡亂地畫圓圈，一直畫到他看上去就像一片著了火的灌木叢，或者像一顆裹著火焰的掃帚星——不管像什麼，反正是毫無人樣的，或者說，毫無人味的。反正這位教授現在已成了漢普斯特德荒原上的一堆熊熊燃燒的柴火而已。雖然我自己的忿恨因得到解釋而平息了，但有些事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教授的忿恨又作何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忿恨？因為冷靜分析他們寫的這些書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會發現裡面總有一種火辣辣的成分。這種火辣辣的成分有多種表現形式；它可以表現為嘲諷，或者感傷，或者驚奇，或者譴責。但是，還有另一種成分，它經常出現，卻很難直接辨認。這種成分，就是我說的忿恨。只不過，這種忿恨是潛伏在人心中的，還和其他種種情緒混雜在一起。從其古怪的後果予以判斷，這是複雜的、隱蔽的忿恨，而非單純的、外露的忿恨。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反正我覺得，就我的目的而言，我眼前的這一大堆書是毫無價值的。也就是說，這些書從人性的角度講還不乏有趣或沒趣的東西，還提供了諸如斐濟群島土著習俗之類非常新奇的事實，但在科學上卻毫無價值可言。它們是借著情緒的紅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寫出來的。因此，只能把它們送到還書柜上，讓它們重新回到各自的巢穴里去。
書里的兩種女人
也許，我們現在最好還是暫時放棄尋求真理，拋開頭腦里那一大堆一大堆如熔岩般熾熱、又像洗碗水一樣骯髒的所謂見解。我們最好拉上窗簾，撇開胡思亂想，點上燈，縮小搜尋範圍，去請教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學家記錄的是事實，而非見解，所以他們會為我們描述女人過去的生活狀況。當然不可能包括所有時代，只要談談英國歷史上的某個時代就可以了。比如說，伊麗莎白時代。
因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一個長期令人困惑的問題：當時幾乎每兩個男人中就有一個能寫韻文或者十四行詩，可是就在這樣一個不尋常的文學時代，為什麼就是沒有一個女人寫過一句詩？對此，我不由得自問，當時女人的生活狀況究竟如何？因為，雖說文學創作主要是表現想像，不像科學那樣要讓一塊石頭直接落到地上，但文學仍像一張懸在空中的蜘蛛網，它的四個角還是很微妙地掛在什麼東西上的，或者說，它還是和生活有聯繫的。這種聯繫往往難以察覺；譬如，乍看之下，莎士比亞戲劇似乎是完全憑空懸在那裡的。但是，只要扯動這張網，鉤住它的邊從中間用力拉，就不難發現，這張網其實並不是自然而然在空中織成的，而是由生活艱辛的人類所創造的——它和生活中的許多具體事物，如健康和金錢，乃至我們居住的房屋，都有著非常微妙的聯繫。
我於是走到放著歷史書的書架前，取下一本最近出版的歷史書，即特里維廉教授寫的《英格蘭史》。我同樣在索引中查找「婦女」一詞，找到「婦女地位」一欄後，便翻到相關頁碼。「打老婆，」我在那裡讀到，「在當時是男人的一種被公認的權利，不論地位�低，凡男人都打老婆，對此無人會覺得羞恥……同樣，」這位歷史學家接著寫道，「女兒若拒絕嫁給父母為她選擇的夫婿，就有可能被關在房間裡挨打，對此也無人會感到震驚。總之，婚姻在當時和個人感情毫無關係，人們想到的只是通過婚姻為家庭聚財，尤其是在所謂『高雅的』上流社會，情形更是如此……往往是，一對男女還在搖籃里時就由父母做主訂了婚，還未成年就成了夫妻。」那時，大致是1470年前後，即喬叟時代剛結束不久。
後面再一次提到婦女地位，大約是兩百年後的斯圖亞特王朝：「無論是貴族婦女，還是市民階層的婦女，自己選擇丈夫仍屬少數例外。丈夫一旦被指定，他就是當然的一家之主，至少當時的法律和習俗是這麼認定的。然而，」特里維廉教授接著評論說，「即便如此，在莎士比亞筆下，或者在更為紀實的17世紀的回憶錄中，比如在弗尼夫婦和哈欽森夫婦的回憶錄中，我們卻發現當時的婦女似乎仍然很有個性。」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設想，莎士比亞筆下的克萊奧佩特拉是個很有個性的女人；也不難推測，麥克白夫人富有心計，還自有主張；
甚至可以斷定，羅莎琳德是個會讓男人們圍著她頭頭轉的姑娘。不過，特里維廉教授這麼評論，只是就那個時代而言的，因為他是歷史學家。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也就少一點顧忌，所以不妨說，實際上自古以來，所有詩人筆下的婦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奪目——在劇作家筆下，有克呂涅絲特拉、安提戈涅、克萊奧佩特拉、麥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茜達、羅莎琳德、苔絲德蒙娜、馬爾菲公爵夫人；而在小說家筆下，則有米勒芒特、克拉麗莎、蓓基·夏潑、安娜·卡列尼娜、愛瑪·包法利、蓋爾芒特夫人——她們的名字在我們腦海里閃閃發光，我們絕對不會認為她們是「缺乏個性」的。說實在的，既然女人歷來就這樣存在於男人所虛構的文學作品中，有人就會想當然地認為，女人歷來備受重視——她們千姿百態：有崇高的，也有卑賤的；有光彩照人的，也有令人沮喪的；有美艷絕倫的，也有醜陋不堪的；她們像男人一樣了不起——有人甚至認為，女人比男人還要了不起。然而，這只是虛構的女人而已。實際上，就如特里維廉教授所說，女人往往被關在房間裡，甚至還要^挨打。
於是乎，就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雙面人。在想像中，她極為重要，而在現實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詩歌里隨處可見，但在歷史上卻無立錐之地。她在虛構世界裡主宰著國王和征服者，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個男人、甚至一個未成年男孩的奴隸。她在文學作品中思想敏銳、妙語連珠，但在實際生活中，她卻目不識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產而已。
先讀歷史，再讀詩歌，由兩者拼湊出來的女人，就是這樣一種奇特的怪物——她是長著鷹翅的蠕蟲，既是生命的象徵、美的精靈，又是廚房裡一塊待剁的板油。不過，這樣的怪物只是想像起來非常有趣，實際上並不存在。若想看到真實的女人，就必須現實地、同時又富有詩意地看待她。既要有活生生的事實——就是說，她是馬丁太太，26歲，穿藍衣服，戴黑帽子，穿棕色鞋；同時又要有詩意的想像——就是說，她就像一個容器，裡面有各種精神能量，而這些精神能量，正在不停地運行著，燃燒著。然而，倘若要這樣來看待伊麗莎白時代的某個女人，那簡直難而又難，因為和她有關的事實少之又少，少得令人望而卻步。可以說，有關她的記載沒有一件是詳盡的、真實的和實質性的。過去的歷史著作幾乎沒有提及她。於是，我又想求助於特里維廉教授，看看歷史在他眼裡究竟是什麼。我看了一下他的歷史著作的各章標題，便發現歷史在他眼裡依然只是——
采邑宅第和公田農業的耕種方法西多會修士與養羊業宗教戰爭大學下議院百年戰爭玫瑰戰爭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修道院的瓦解村社危機及宗教衝突英國海上勢力的發端西班牙無敵艦隊…………
如此等等。只是偶爾，才提及某個女人，如一個叫伊麗莎白的女人或者一個叫瑪麗的女人，一個女王或者一個貴婦人。至於那些除了自己的智力和德性別無他物可供支配的市民階層的女人，她們是絕無可能參與任何重要的歷史事件的，而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見解，恰恰又是以那些歷史事件為根據的。所以，我們在歷史著作里根本找不到她。在軼事傳聞中也很難見到她的身影。她自己從沒寫過自傳，又幾乎不記日記，只留下可憐巴巴的幾封信；她也沒有創作過任何戲劇或者詩歌可供我們對她作出評價；而我們大量需要的，正是有關她的種種信息，如她什麼年齡結婚？在一般情況下，她有幾個孩子？她住在怎樣的房子裡？她有自己的房間嗎？她下廚嗎？她有僕人嗎？……如此等等——所以我想，在紐納姆學院或者格頓學院裡，為什麼就沒有一個聰明的研究者來關心這方面的情況呢？所有這方面的事實，也許就記在教區記事錄和賬簿里。關於伊麗莎白時代普通女人的生活，肯定都零零星星地散記在某些地方，只要把它們收集起來，就能編成一大本書，而我至今仍沒能在書架上找到它。當然，儘管我認為現有的歷史著作都有點古怪，都寫得不太真實或者說不太平衡，我仍然沒有膽量向那些名牌大學的研究者提出建議，要他們重寫歷史；但我總覺得，他們為什麼不可以給歷史加上一個補遺呢？為什麼不可以給那個補遺取一個和其他標題一樣的標題，從而讓普通女人堂堂正正地出現在歷史著作中？這有何不可呢？要知道，她們實際上在一些偉人傳記中是經常出現的，只是匆匆而過，很快就消失在背景中了。而這時，我便會想到，她們一定在暗處向我們張望，在笑，或者在傷心地流淚。
假如莎士比亞有個妹妹
我在書架上不斷尋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沒法找到一本有關18世紀以前英國女性情況的書。沒有實例，我也就沒有辦法就我的問題加以反覆思考。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女人沒寫出一首詩？此外，我也不清楚，當時她們是怎樣受教育的，她們會不會書寫，有沒有自己的房間，或者，她們中間有多少人是在21歲以前就生育孩子的——說得簡單點，我只是想知道，每-天從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她們通常在做些什麼。她們肯定沒什麼錢，而且，根據特里維廉教授的說法，她們往往還未成年就已嫁人了，大多是在十五六歲，有的甚至更早。倘若上述情況屬實，那麼我敢說，假如她們當中真有人突然寫出一部像莎士比亞那樣的劇本來，那倒反而怪了。
此時，我想起了一位老先生——此人現已作古，但我知道他生前還是個主教——他曾宣稱，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女人都不可能擁有莎士比亞的天才。他不僅在報紙上發表這一見解，還曾對一位女士解釋說，儘管貓或許也有靈魂，但事實上貓是永遠進不了天國的。像這樣的老先生，曾用了多少心思來拯救我們女人啊！多虧他們，我們總算擺脫了無知！現在我們懂了，貓進不了天國，所以女人寫不出莎士比亞戲劇！
然而，不管怎麼說，每當我在書架上看到莎士比亞的作品時，我仍不得不承認，這位主教的說法至少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要莎士比亞時代的女人寫出莎士比亞戲劇來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既然那時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現在難以得知，那就來想像一下吧——假如，莎士比亞有個妹妹，叫朱迪絲，具有驚人的天賦，那情形會怎麼樣呢？莎士比亞本人可能上過文法學校，因為他母親繼承了一筆遺產，還是有點錢供他讀書的。他在學校里可能學過拉丁文，讀過奧維德、維吉爾和賀拉斯的詩作，還學會了基本語法和邏輯。他是個頑皮的孩子，這誰都知道，曾偷獵過兔子，可能還射殺過鹿，後來又年紀輕輕就結了婚，而且婚後不到十個月，他的妻子就生下了一個孩子。由於行為不軌，他受鄉人鄙視，便不得不到倫敦去謀求出路。他似乎生來就對戲劇有特殊癖好，所以先在劇院門口為人家牽馬，但不久便設法在劇院裡找到了差使，還上台做過配角演員。他生活在倫敦這個大都市裡，各種各樣的人都見過，也結識了許多人；他在街上盡情發揮自己的才智，在舞台上不斷操練自己的藝術，直至功成名就，最後得以進入女王的宮殿。然而，我們不妨來想想，他的那個具有非凡天賦的妹妹又怎麼樣呢？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裡。她雖然像她哥哥一樣充滿活力、富於想像，而且同樣渴望了解世界，但是她既沒有被送去上學，也沒有機會學會語法和邏輯，更不用說閱讀維吉爾與賀拉斯的詩作了。她有時會拿起一本書——也許就是他哥哥曾讀過的——但沒讀上幾頁，她父親或者母親就會走進來，要她去補襪子，或者要她到廚房去看一下燉肉，同時還會告誡她說，女孩子不應該痴迷於書本。他們教訓她時的態度當然是既慈祥又嚴厲的，他們家的境況還不錯，做父母的知道愛自己的女兒——很可能，她父親還把她當作掌上明珠哩。有時，她或許還會躲在堆放蘋果的閣樓上偷偷地寫上幾頁，但寫好後，不是默默地燒掉，就是秘密地藏起來。不久，到了她十幾歲時，她就被許配給了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羊毛商的兒子。她不答應，說她討厭嫁人。於是，父親先狠狠地揍她一頓，然後不再懲罰她，而是乞求她，求她不要傷害他，不要在婚事上使家庭蒙受恥辱。他會許諾說，他會給她一串項鍊或者一條漂亮的裙子作為嫁妝，而且說著說著，他會淚流滿面。對此，她還能不聽從他嗎？她怎麼能傷他的心呢？然而，在內心深處，她卻怎麼也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於是，在一個夏天的夜裡，她悄悄收拾起屬於自己的東西，從窗口掛下一根繩子，逃離了家庭。她連夜趕路，去了倫敦。那時她還不到17歲，但才華出眾——論音樂，林中的鳥兒也比不上她；論言詞，她和她哥哥不相上下；論想像力，她也是出類拔萃的；而且，和她哥哥一樣，也對戲劇情有獨鍾。於是她來到劇院門口，對他們說，她想當個演員。那些男人一聽，便哈哈大笑，尤其是劇院經理，一個胖胖的男人，一邊狂笑著，一邊對她大聲說，女人演戲還不如讓捲毛狗來跳舞哩，所以想都別想。他還暗示說——暗示什麼，不用我說大家也知道。既然她不可能當演員，還能做什麼呢？不就是在酒館裡乞討，或者半夜裡在街頭拉客嗎？然而，她卻是那樣地耽於夢想，那樣地渴望了解世人的生活，那樣地渴望能將自己的天賦化為不朽的藝術。我們知道，她很年輕，容貌又出奇地像她哥哥，長著彎彎的眉毛和大大的棕色眼睛，而這，終於使某個叫尼克·格林的劇團老闆對她動了心。她滿以為就此可以發揮自己的戲劇才能了，但不久卻發現，那個偽君子只是讓她懷了孕。接著——接著還會怎樣呢？當一個女人的軀體裡跳動著一顆詩人的心時，其結果可想而知——她痛苦不堪，最後在一個冬天的夜裡自殺了，屍體被埋在城外的某個路口，也許就是今天大象城堡飯店前那個公共汽車站所在的地方。
我想，在莎士比亞時代，要是真有哪個女人和莎士比亞一樣有天才的話，那麼她的故事大體就是這樣。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部分地贊成那位已故主教的看法，那就是：在莎士比亞時代，女人絕對不可能具有像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莎士比亞式的天才是不可能從那些既未受過教育、又整天忙碌供人使役的人當中產生出來的；在當時的英格蘭，它不可能產生於撒克遜人和布列吞人中間，而在今天，它也不可能產生於勞工階層。既然如此，它又怎麼可能出現在當時的女人身上呢？要知道，按特里維廉教授的說法，當時的女人尚未成年就要幹活了：不僅她們的父母會逼迫她們，法律、習俗和種種社會勢力都在逼迫她們就範——她們不可能會有別的生活。女人中間當然會有某種天才，就像在勞工階層中也有某種天才一樣。這樣的天才有時還會顯露出來，前者如艾米莉·勃朗特，後者如羅伯特·彭斯，他們倆就是明證。但是，這樣的天才從未受到重視，這是確鑿無疑的。不管怎麼說，反正每當我從書上讀到某個女巫遭人驅趕、或者某個女人中了邪、或者某個聰明女人竟在賣藥草、甚至某個傑出的男人有個平凡的母親時，我就會想，這些女人也許是會成為小說家的，只是她們迷了路；也許是會成為詩人的，只是她們受到了壓制——她們也許就是某個因被人忽視而默默無聞的簡·奧斯丁，要不就是某個因有才無處施展而被逼得發了瘋的艾米莉·勃朗特，她只能獨自在荒野里癲狂，或者在路邊朝人做鬼臉。說真的，我可以大膽猜測，為我們留下大量詩歌的遠古無名氏多半是個女人。這完全可能，我想，當時有個女性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她編出一首首民歌和民謠並對著自己的孩子吟唱，為的就是在紡紗時解悶，或者藉此度過冬天的漫漫長夜。
我這麼說，也許是對的，也許是錯的——誰說得清呢？但不管怎麼說，當我回想起我剛才杜撰那個關於莎士比亞的妹妹的故事時，我總覺得，其中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出生於16世紀的任何一個天賦出眾的女人，最終必然會發瘋、自殺，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個女巫，甚或女妖，令人畏懼，又受人嘲笑。
文學與性別
「愛」是不大能談論的，談起來總不免會失言。但是，在我們的日常言談和交往中，愛又無處不在！我們去乘公共汽車，會愛上某個售票員；我們去商店買東西，會覺得某個年輕女售貨員可親可愛——或者，可憎可惡。我們既然在日常生活中會時時額外地滋生出愛或恨來，那麼在讀書時，當然也是如此。批評家或許應該不動感情地就書論書，但對於我們普通讀者來說，和書有關的一些東西，如作者的性別、外貌或者人品，卻會像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真實事物一樣引起我們的愛憎。這種感情儘管莫名其妙，但卻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影響我們的看法，而且也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很難用理智去加以分析。
喬治·愛略特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據說，她現在的聲譽已大不如前了。確實，她的聲譽怎麼能不受影響呢？她那張難看的馬臉、那隻難看的長鼻子和那對難看的小眼睛，總是從她的書頁後面浮現出來，使男批評家們覺得不快。他們不得不稱讚她，卻實在沒法喜歡她。不管他們怎樣嚴格地、絕對地信奉藝術與藝術家個人無關的原則，當他們在那些評論文章和教科書里證明她的才華、揭示她的意圖和表現手法時，他們的語調里仍不知不覺地流露出這樣的感覺——他們並不希望喬治·愛略特來為他們倒茶。另一方面，簡·奧斯汀卻正在為他們倒茶。他們喜歡她一邊從無比貞潔的茶壺裡把茶倒進無比精美的杯子裡，一邊對著他們莞爾一笑，既溫文爾雅，又嫵媚迷人——這種男性感覺，即便在最嚴肅的英國文學批評中也在所難免。
那么女人又怎麼樣呢？現在的女人不僅讀書，還塗鴉似地寫出了自己的見解。既然如此，或許也應該追究一下她們的偏執之處，追究一下她們從書頁中引出的個人愛憎，儘管這種本能反應一出現就自我壓制了。這裡，性的引力和斥力當然是最為重要的。你甚至能聽見它在噼剝作響，使一些平庸之極的周刊也似乎顯得趣味盎然了。說得更嚴重一點，這種非文學的因素就如為虎作倀，既使思想變得更為迅疾，同時也使思想變得更為任性，更為隨意。所以，讀書前調整好自己的情感狀態，看來還是很有必要的。這裡，我們首先會想到的一個人就是拜倫。說到拜倫，可以說沒有哪個循規蹈矩的正經女人是會喜歡他的。因為在她們看來，拜倫的那種自我中心、虛榮自負的性格，就像是惡棍和巴兒狗的混合物，他那種��在上、藐視一切的孤傲姿態，看上去就像是理髮師用來放假髮的木樁，而他的那些連篇累牘的感傷話，表面上好像說得娓娓動聽，其實不僅單調乏味，甚至令人噁心。然而，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很喜歡拜倫——這麼說並不令人驚異。因為在男人心中，拜倫不僅才華出眾、勇敢無畏、魅力十足，而且既富有理想又擅長嘲諷，既平易近人又出類拔萃——總之，他是個英雄好漢，是個女人的征服者；因為男人中的強者自以為自己也是這樣，男人中的弱者呢，則對此無比羨慕。所以，要想喜歡拜倫，要想欣賞他的書信和《唐·璜》，首先必須是個男人；反之，換了女人，即使喜歡也必須裝得不喜歡。
對濟慈就不用這樣裝了。不錯，人們在提到濟慈時總帶有幾分怯意，因為對他這樣一個具有人類所有珍貴品質的人——這樣一個既有天才又有情感、既有尊嚴又有智慧的人，倘若我們只知一味稱頌而不知其他的話，只會使我們顯得低能。不過，如果要說有哪個男人能得到男女一致推崇的話，看來非濟慈莫屬。在他面前，男男女女的各種個人偏愛都會趨於統一；但這裡仍有一點分歧——因為有個范妮·布萊恩，因為濟慈曾抱怨范妮·布萊恩在漢姆斯泰德跳舞跳得太多。這位天神般的詩人看來仍有一點那個時代的大丈夫作風，傾向於把自己的情人看作是美麗的天使和鸚鵡，所以有時就不免專橫。今天若由一群少女組成一個陪審團來裁定他們誰是誰非，結果一定對范妮·布萊恩有利。不過，濟慈也曾照看過自己的妹妹。他不僅給了她最好的教育，還塑造了她的人格。在他妹妹身上，他充分顯示出自己「若能委以重任，必有王者風範」。所以，濟慈的女讀者很容易把自己視為他的姐妹。同樣，她們對華茲華斯也會懷有姐妹之情。華茲華斯其實不應該結婚，丁尼生倒是應該娶個妻子。還有夏洛蒂·勃朗特，她根本就不該嫁給那個尼古拉斯先生。
至於塞繆爾·約翰遜博士，你若想占個有利位置來觀察他，就得前後找找。他脾氣不好，常常把桌布撕得粉碎。他是個嚴厲苛刻的人，又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對女人，他很粗暴，但他又真心誠意地崇拜女人。他曾辱罵過施萊爾夫人，而施萊爾夫人又是他最崇拜的女人；還有一些年輕、漂亮的女人，也曾有幸坐在他膝上；但無論是對施萊爾夫人，還是對那些年輕、漂亮的女人，我們都不必羨慕。她們一個個都誠惶誠恐。倒是有幾個既不年輕、又不高雅的賣火柴或者賣蘋果的女人，因為她們有自謀生計的勇氣而贏得過他的同情和尊敬。還有一些雨夜裡站在街頭的女人，她們有時也會得到他的青睞而去為他效勞。當然，她們不僅為他洗刷碗碟，.也從他那兒得到了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回報。
上面這些例子看來都非常簡單：男人不管怎麼樣總是男人，女人即使在寫作也仍然是個女人。他們只不過是直接地、正常地發揮了自己的性別影響罷了。但是，有一類人卻不然，他們向來就不受性別影響。彌爾頓可以說是這類人的首領，此外還有蘭多、薩福、托馬斯·布朗爵士和馬韋爾等人。他們可能是女權主義者，也可能是反女權主義者；可能很熱情，也可能很冷漠；他們的私生活可能平淡無奇，也可能非常浪漫；但不管怎麼說，這些都和他們的作品毫不相干。他們的作品是純粹的、不帶雜質的，就像人們所說的天使那樣，沒有性別之分。當然，我們不能把這類作家和另外一類有同樣特點的作家混為一談。請問，愛默生、馬修·阿諾德、哈麗特·馬蒂諾、羅斯金和瑪麗亞·埃茲華斯，他們的作品屬於哪一性別？不過，這個問題在這裡並不重要。反正當他們寫作時，他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們只訴諸人類靈魂中那一片無性別的疆域；他們從不煽情；他們只是給人以教誨，使人從善，使人向上；所以不論男女，都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得益，因為那裡既沒有偏執的性別感情，也沒有狂熱的同志思想。
然而，我們仍不可避免地要走進閨房，而當我們在帷幕旁邊看到幾個女人的身影並聽到她們談笑風生時，仍禁不住有點顫抖。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女人之間的關係依然是那麼曖昧不清。乾脆在一百年前，事情倒是明了的：那時女人是行星，只有在男人的陽光照耀下才會發亮；一旦沒有了男人，女人便陷入一片黑暗——就像男人所說，她們只會相互輕視、相互猜疑和相互妒忌。必須承認，現在的情況至少不再讓男人那麼得意了。女人也開始表現出了自己的愛憎，所以你不敢再斷定，一個女人讀了另一個女人寫的書後，除了嫉妒肯定不會再有其他感想。因為很可能，愛米莉·勃朗特會喚起她對青春的熱望，夏洛蒂·勃朗特會使她由衷地喜愛，而安妮·勃朗特則會給她一種溫馨的姐妹情誼。同樣，蓋斯凱爾夫人很可能會使她的女讀者感到母愛的力量，因為她既聰穎又仁慈，讀她的書總讓人想起可敬可愛的母親；而喬治·愛略特呢，她雖不是母親，卻是個無與倫比的姑媽——只要你叫她一聲「姑媽」，她準會把赫伯特·斯賓塞給她的那些男人的東西統統扔開，並馬上沉浸在回憶中，開始滔滔不絕地——當然，是帶著鄉下口音的——向你講述她年輕時的種種經歷，向你袒露她那既廣闊又深邃的內心世界。還有簡·奧斯汀，她會使我們一見傾心。但是，她自己並不在乎我們愛不愛她，因為她什麼都不在乎。確實，我們對她的愛，只是讀她的書時的一種無關緊要的副產品，就像天上不管有沒有雲霧，月亮自身總是清輝耀人的。至於外國女作家，有人說根本沒法喜歡她們。實際情況也許並非如此。要是認真讀的話，那麼德·塞維尼夫人一定會使我們喜歡不盡。
不過，話得說回來，雖然我們為了和另一個女人心靈相通，在思想和感情上作了種種努力，雖然我們對女作家私心偏愛，但這種偏愛卻不能和那些名垂史冊的文學大師在我們心中喚起的那種崇高的愛同日而語，就像夏天裡的男女調情不能和終生不渝的偉大愛情相比。莎士比亞不必說了，籬笆上和田野里的小鳥、蜥蜴、地鼠和山鼠不必為太陽送來溫暖而表示感激；我們也不必感激莎士比亞為我們送來的文學之光。我要說的是另外兩個人的名字，雖然他們發出的光要比莎士比亞稍稍差一點。一個是詩人——他愛女人，但在愛的路上布滿荊棘。他時而狂呼，時而詛咒；時而兇狠，時而溫順；時而妙語連珠，時而口出穢言。然而，正是他陰沉沉的思想中的有些東西，使我們為之著迷；正是他變化無常的暴躁性格，使我們為之興奮。從他濃密的荊棘叢中，我們可以窺視到最高的天界，可以領略到那種陷於忘我之境是狂喜和那種無聲無息的、真正的寧靜。年輕時，他曾用一雙中國人似的細長眼睛凝視著這個他既愛又恨的世界；年老後，他雙頰塌陷、顴骨突兀，形同骷髏，猶如包在裹屍布里似的痛苦度日，最後死在聖保羅教堂里。但是，無論是他年輕時，還是他年老時，我們都不能不愛這個人——約翰·堂恩。另一個人和約翰·堂恩截然不同——他高大英俊，卻生來跛足；他思想單純，筆快如飛，洋洋灑灑地寫了許許多多小說，其中卻沒有一句髒話和粗話，甚至連一句稍稍出格的話也沒有。他是個擁有地產的紳士，特別喜歡哥德式建築；要是活到今天，他一定會擁護現在英國所實行的那些最令人痛恨的制度和政策。然而，他卻是個了不起的大作家，凡讀過他的傳記、日記和小說的女人，無不神魂顛倒地愛上他。我說的這個人，就是瓦爾特·司各特。
女性與小說
「女性與小說」其實有兩層意思：既可以指女性與女性寫的小說，也可以指女性與關於女性的小說。我在這裡故意含糊其辭，是因為女性小說常常和一些與小說藝術毫不相干的東西糾纏在一起。所以，在談論女性小說時，就必須留有餘地，必須要有伸縮性——這樣才有可能討論小說以外的那些東西。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寫作，就會引出一連串問題。我們隨即會問：為什麼在18世紀以前幾乎沒有女性小說？為什麼到了18世紀以後，女性不僅開始像男性一樣寫小說，而且還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為什么女性寫作——不論當初，還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說作為主要表現形式？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我們若想自己來回答上面這些問題，那只會是徒勞一場。因為它們的答案一直被鎖在一些陳舊的抽屜里，塵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舊的日記里，或者只是殘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記憶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徹底遺忘了。所以，我們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歷史的幽深之處，到那些昏暗的過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尋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極少數幾個偶爾露一下身影；因此，關於過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們知之甚少。英國的歷史，歷來就是男性的歷史，而不是女性的。我們對於自己的父輩，多多少少總有點了解，特別是他們的非凡之處。他們曾當過步兵，或者曾加入過海軍；曾擔任過公職，或者曾制定過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對於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祖母和我們的曾祖母，我們又知道什麼呢？只有一些傳說留下來，說她們中的某一個長得很漂亮，某一個是紅頭髮，某一個曾被皇后親吻過，如此而已。總之，除了她們姓什麼叫什麼、何時結的婚和生過幾個孩子，我們對她們幾乎一無所知。
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想知道某個時期的女人為什麼會做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為什麼她們不寫小說，或者為什麼她們會寫小說，而且還寫出了傳世佳作，確實是件很難、很難的事情。不過，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積滿灰塵的書信和日記，把往日的歷史徹徹底底地翻一遍，並能準確地再現出莎士比亞時代、彌爾頓時代和約翰遜博士時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那麼，我想，他或者她不'
僅能寫出一部極為有趣的書來，而且還將為文學評論家提供一件他們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傑出女性是有賴於普通女性的，唯有對普通女性的生活狀況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幾個孩子，是否有經濟來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間，是否獨自照料孩子，是否有僕人，是否要承擔家務，等等——也就是說，唯有當我們考察過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之後，我們才能知道，那些傑出女性——作為小說家——為什麼有時會成功，有時卻會失敗。
在歷史上，似乎有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兩個女性活躍期之間常有一個女性沉默期。公元前6世紀，在希臘的某個小島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然後到了公元11世紀，我們發現在日本有個宮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優美的小說。接著，在公元16世紀的英國，男性劇作家和詩人雖然無比活躍，女性卻噤若寒蟬——當時正值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可文學卻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同樣在英國，我們又看到女性開始寫作。這一次不僅寫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無疑問，女性的這種奇特的間歇性沉默與活躍，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習俗造成的。如在15世紀，一個女人若不願嫁給父母為她選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強迫她出嫁。在這種情況下，簡直不可想像她會搞什麼藝術創作。又如在斯圖亞特王朝，一個女人嫁給哪個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決定的，而她一旦嫁給了某個男人，「至少依據法律和習俗」，那個男人便「理所當然」成了她的主人。這樣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時間和勇氣去寫小說。社會環境和社會導向會對人的心靈產生巨大影響，這在我們這個精神分析時代已開始為人們所認識。此外，從藝術家的回憶錄和書信中，我們也開始得知，藝術創作不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還需要社會的呵護——這一點，只要讀一讀濟慈、卡萊爾和福樓拜等人的傳記和書信便可知曉。
所以，很顯然，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不尋常地興起，是以法律、習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無數細微變化為前提的。當時的女性已稍有閒暇，還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階層的女性自己選擇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當時最傑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愛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兩人還從未結過婚。
那時，不准女性寫作的禁令雖然已被解除，但看來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社會壓力，使得當時的女性即使要寫作，也只能寫寫小說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們的天賦和個性其實大相徑庭，相互之間的差異甚至超過任何四個普通女性。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截然不同；喬治·愛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無相似之處。可是，她們的教養卻差不多，所以都從事同一種職業——寫作；而且，當她們寫作時，都只限於寫小說。
小說對於女性來說，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一種最容易適應的文體。道理很簡單，因為寫小說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戲劇創作及詩歌創作不同，寫小說比較隨便，有時間隨時可寫，沒時間隨時可放下。喬治·愛略特就曾一邊寫小說，一邊照料她父親；夏洛蒂·勃朗特也經常為了削土豆而暫時擱筆。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裡因為有客人來來往往，這才使她有可能觀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們不同的個性。也就是說，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為小說家，而非詩人。
即便是在19世紀，女性的生活仍僅限於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僅限於家庭情感。在這方面，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固然表現得非常出色，但由於當時的女小說家因其性別而被排斥於其他生活領域之外，她們的小說也確有生活經驗褊狹的缺憾。毫無疑問，小說家的生活經驗對於其寫作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假如康拉德不曾當過水手，那麼在他的小說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寫；假如托爾斯泰不曾當過兵而且親身經歷過戰爭，假如他不是那麼有錢而且受過良好教育，不曾接觸過社會各階層的人，沒有那麼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社會閱歷，那麼《戰爭與和平》就會變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廢話。
然而，對於《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萊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廳外，其他生活領域的每一扇大門都是緊閉著的。她們不可能有戰爭經驗或者航海經驗，也不可能有政界經驗或者商界經驗。不僅如此，就連她們的個人感情生活，還要受到法律和習俗的重重限制。喬治·愛略特由於和劉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來公眾輿論的指責，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從此閉門隱居。這樣的處境，當然不利於寫作。喬治·愛略特曾寫道，她從不邀請客人上門，除非有人主動來看望她；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個地方，托爾斯泰正活躍於軍界，正和來自各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無節制，卻從未受到過公眾輿論的指責。而正因為托爾斯泰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他的小說才會寫得那麼博大精深。
小說家生活經驗的不足當然會影響其作品的質量，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而言，還有另一個與小說家性別有關的原因。我們在《米德爾馬契》和《簡·愛》中能感受到喬治·愛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個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說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個性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又能感受到一種在狄更斯小說里所沒有的東西，即：女性意識——一種因自身受到歧視而感到憤怒、因自身不受重視而想大聲呼籲的女性意識。這就使當時的女性小說比一般的男性小說多了一種額外的因素，而這一因素，通常會使小說扭曲，或者說，是這類小說的一大缺陷。小說家一想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聲辯，或者把小說人物當作發泄小說家自身不滿情緒的傳聲筒，無疑會產生一種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讀者不能單純地把注意力集中於小說本身，而必須雙重地關注那些與小說無關的問題。
簡·奧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則不然，她們既不熱衷於這類女性籲求，也不理會男性的蔑視和責難，可謂我行我素。不過，這只能歸因於她們不尋常的個性。對於一般女性來說，要想克制自己的憤怒情緒，不僅需要明澈的心境，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女性從事寫作，總不免要遭人嘲笑和受人指責，總會有人以種種方式來證明她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就很自然地使她們感到憤憤不平。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怨恨和喬治·愛略特的隱忍中便可看出這樣的反應。至於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裡，就更容易看到這樣的情緒反應了。有時，她們選擇的小說題材就是情緒化的；有時，她們極不自然地逞強好勝，而有時，卻又極不自然地表示溫順，以至於處處都顯得虛偽做作。她們受制於男性權威，想像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獨沒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們的作品也就沒有什麼藝術性可言，因為藝術的根基恰恰在於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來，女性寫作若要發生什麼變化的話，首先應該是寫作態度的變化。將來的女作家不應再那樣憤憤不平，因為她們已不必再為自己的性別請命，也不必再對男性提什麼抗議。這樣的時代雖說至今尚未到來，但我們至少正在接近這樣的新時代，即：女性寫作將極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藝術因素的影響，女作家除了專注於藝術想像，將不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干擾。過去唯有那些個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達到的超然境界，現在對於普通女性來說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現在的女性小說，較之於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說，顯然更加名副其實，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在今天，一個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寫作，還是會遇到諸多問題。首先是語言問題。也就是說，現有的語言形式對她來說並不適用。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其實極為棘手。現有的語言是由歷代男性創造的，它們過於規範，過於繁瑣，過於沉重，並不適合女性使用。而小說的生活覆蓋面又如此之大，小說家非得找到一種自己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語言不可，因為唯有這樣，才能輕鬆自如地把讀者從小說的第一頁帶到最後一頁。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創造語言，或者說，不得不將現有的語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現有語言歪曲她的原意，甚至壓垮她的思想。
當然，這只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要真正實現這一目的，還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艱難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自信心。小說歸根結底是一種關於人、關於自然、關於神、關於大千世界的陳述，是一種力圖將不同事物聯繫在一起的嘗試。在任何一部有價值的小說中，各種不同的事物雖然都經小說家的想像而重新獲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種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規秩序，依然不可忽視。由於常規秩序的仲裁者歷來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系列價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賴於生活，所以男性價值觀在小說創作中歷來占主導地位。但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藝術中，女性的價值觀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於是，女性在寫小說時就會覺得有必要更正現行的價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認為毫無價值的事物，她覺得應該認真對待；有些被男性視為價值重大的事物，她卻覺得無聊之極。這樣一來，她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責，因為批評家都屬另一性別，他們對她試圖改變現行價值尺度的做法確實會感到大惑不解，甚至驚恐萬狀。他們從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一般的見解不同，而是一種和自己的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女性價值觀，於是便一致認定，這樣的價值觀是非理性的、武斷的和混亂的。
儘管如此，女性在這方面卻變得越來越有獨立見解了。她們不僅開始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她們的小說題材也開始顯示出某些變化。她們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往往只注意自己，而是開始更多地關心其他女人了。19世紀初的女性小說大多是自傳性的，女性寫作的最大願望就是想傾訴自己的苦難，並藉此抒發自己的理想。現在，這一願望已不再那樣迫切了，女作家已開始冷靜地反省自己的性別，而且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直至最近，歷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幾乎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
這裡，女作家又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因為從總體上講，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容易觀察。女性的日常生活過於平淡，很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說，她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跡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煮好的飯菜被吃掉了；養大的子女離家走了。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呢？有什麼事情可讓小說家大做文章呢？幾乎沒有。她們生來默默無聞，就如一些隱姓埋名的人，簡直讓你無從尋找。而現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說中探訪的，就是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國度。此外，由於現代女性已開始涉足某些社會職業，女作家還要關注這一新的動向，觀察它對女性思想和生活習慣的影響。她需要觀察女性生活是如何從地下冒出來的，同時需要觀察，女性暴露於外界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此等等。
所以，如果有人想總結一下當前女性小說的基本特徵的話，那麼不管此人屬哪一性別，都會說這些小說是大膽的、真誠的，是和現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息息相關的。它們不再憤憤不平，也不再一味強調自己的女性風格，但它們的寫法，又確實和男性小說大不一樣。這樣的寫法，如今在女性寫作中已相當普及。因此，即便是現在的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女性小說，也不無價值，也同樣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們至少是真誠的，坦率的。
關於當代女性小說，除了上述優點，還有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值得進一步探討。英國女性過去一直生活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昏暗中，現在她們已成為合法選民、有薪俸的雇員和有責任感的公民。這一變化無疑會使她們的生活和藝術都趨於非個人化。她們的人際交往不再僅限於個人情感，而更多地滲入了知識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們只能通過丈夫或者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問，如今她們不再訴求於他人了，而是在為自己的實際利益直接採取行動。既然如此，她們的注意力勢必要從以往唯一可關注的個人生活轉向非個人的社會問題，她們的小說自然也就更多地傾向於社會批評而不再那麼具有個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過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們可以料想，女性不久也將扮演這一角色。她們的小說除了揭露社會弊端，還將提出整治之法。她們筆下的男男女女將不再單純地糾纏於個人情感，還將直接卷人種種社會爭端、階級衝突和種族矛盾。這是一方面的重要變化。但對於那些不太喜歡「牛虻」而更喜歡「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歡批評家而更喜歡藝術家的人來說，另一方面的變化也許更讓他們感興趣。那就是，迄今為止女性小說中最薄弱的一面——即缺乏詩意——將隨著女性生活的日益非個人化而大為改觀，因為非個人化的生活更有助於詩性的培養。女作家將不再像以往那樣一味注重事實，不會再滿足於準確地描述自己偶然觀察到的一些生活細節。她們會越過瑣碎的個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動，會把目光遠遠地投向詩人的領地，去關注過去唯有詩人予以關注的大問題，即：人類的命運如何，人生的意義何在。
當然，詩性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還有賴於物質生活的富裕。要有閒暇，要有一小筆錢，要有超越個人得失而靜思萬物的可能。有了一點錢和足夠的閒暇，女性自然會比以往更加超脫，更加用心於筆墨。她們會更加自信、更加精妙地寫作。她們的技巧也會更加嫻熟、更具創意。
以往的女性小說，若有長處，大凡也屬天籟自發，就如山鳥或畫眉的鳴叫，不是學來的，而是生來就有的。不過，這樣的鳴叫有時也過於隨意，過於冗長——往往只是在紙上饒舌，把一些隻言片語連在一起罷了。將來的女性，若有時間和書籍，若能在家裡有一小塊屬於她們自己的空間，那麼文學對於她們來說，就像對於男性一樣，也會成為一種可以研習的藝術。女性的天賦將得到培養，而且將發揮得更好。那時，女性小說將不再是傾倒個人私情的場地；女性小說的地位將大大高於今天，將成為和其他文學體裁一樣受人重視的藝術品，而且其歷史和現狀也將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只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人了至今還極少涉足的精深寫作領域——即散文、批評、歷史和傳記的寫作。就小說來說，女性涉足這些領域肯定是有益的。這樣不僅有助於提高女性小說自身的質量，還能把那些本不想寫小說、只因為寫小說容易才寫小說的女性疏散開，而當那些多餘的歷史遺留物一旦清除後，女性小說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魚龍混雜了。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預言，將來女性小說的數量會有所減少，但質量卻會更好；將來的女性不僅寫小說，同時也會寫詩歌、批評和歷史。當然，這一預言還隱含著女性對一個美好時代的嚮往：到那時，她們將擁有長期以來一直所被剝奪的東西——閒�、一小筆錢和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
為何女人寫的書總有局限
在18世紀中期，有數百個女人翻譯或者撰寫了許許多多的蹩腳小說，她們以此增加私房錢，或者在緊急時刻救助家庭。那些小說現在已沒有人再提起了，但是在查林十字架路的廉價書攤上仍可偶然發現。在18世紀後半葉，女人們的頭腦變得極其活躍——她們談話、聚會、撰寫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翻譯經典作品，等等——而使她們頭腦活躍起來的原因，就是那個不爭的事實：女人也可以靠寫作來掙錢了。
錢可以使本來微不足道的事情顯得似乎很有尊嚴。人們或許有理由嘲笑那些「一心想塗鴉的女學究」，但不可否認的是，她們畢竟把錢放進了自己的腰包。正因為這樣，到18世紀末，就發生了一大變化——要是歷史能重寫的話，我認為這一變化比十字軍東征或者玫瑰戰爭更加重要，應該予以詳盡記述。那就是，市民階層的女性也開始寫作了。如果說，不僅《傲慢與偏見》很重要，《米德爾馬契》《維萊特》和《呼嘯山莊》也很重要；如果說，當時不僅在鄉間大院裡有一些身邊總有一大堆書和一大堆恭維者的貴婦人在寫作，而且普通女性也開始寫作了，那麼，這樣一件重要的事情便不是用個把小時就能講清楚的了。反正，如果沒有馬洛，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亞；如果沒有喬叟，就不可能有馬洛；而如果沒有那些最初把粗野的英語加以馴化的早期詩人，那麼連喬叟也不可能會有；同樣，如果沒有那些最初敢於拿起筆的女人，如果沒有那些先行者，那麼無論是簡·奧斯汀，還是勃朗特姐妹和喬治·愛略特，都不可能寫作。要知道，一部文學傑作是不可能孤零零地從地里長出來的，而是許多人經過多年的努力才會產生。在每一個作家的背後，總有別人的經驗。所以，簡·奧斯汀應該到范妮·伯尼的墓上去敬獻花圈；喬治·愛略特應該感謝伊萊莎·卡特的在天之靈——這個勇敢的女人，為了一大早起床背誦希臘文，曾把一隻鈴系在自己的床架上；而所有的女人，都應該帶著鮮花去謁拜阿弗拉·貝恩的陵墓——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里，當初有人覺得她不配，現在看來她當之無愧，因為是她最初為女性贏得了表達思想的權利。也許她過於多情，身世也有點可疑，然而正是有了她，我今天才敢對女人們說：「憑你們的聰明才智，你們每年也能掙到五百鎊！」
我們發現，到了19世紀前半葉，女人寫的書已占據了書架的好幾層。但是，每當我瀏覽這些書的時候，總要自問：為什麼幾乎全是小說？因為我們知道，最原始的創作衝動是想寫詩，真正的「詩歌之父」就是某個女人。所以，無論在法國，還是在英國，都是先有女詩人，然後才有女小說家的。此外，當我看到那四個響亮的名字時，我又想：喬治·愛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她們兩人有哪一點相像？夏洛蒂·勃朗特和簡·奧斯汀，她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除了她們四個人都沒有孩子這一點相同；可以說任何一個房間裡的任何四個人都要比她們相像——要是她們四個人在一起談話，那情景可真古怪極了。然而，不知出於什麼緣故，當她們四個人寫作時，卻不約而同地寫的都是小說。於是我又自問：這會不會和她們都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有關？會不會像艾米莉·戴維斯小姐在她們去世後不久便證明的那樣，因為在19世紀早期的中產階級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因為一個女人要寫作，如果不得不到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去寫的話，那她總要受到干擾而不得不中斷的，就像南丁格爾曾抱怨的那樣，「女人從來就沒法說有半個小時是屬於她自己的」。不過，說得說回來，在起居室寫散文或者寫小說，總比寫詩或者寫戲要容易一點，因為不需要那麼集中精力。簡·奧斯汀一直到死都是這麼寫作的。「她能這麼做真是令人驚訝，」她的侄子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她沒有自己的書房，大多數時間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寫作，而那裡不斷會有各種各樣的干擾。此外，她還得小心翼翼地不讓傭人或者客人，還有家裡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做什麼。」她總是把小說稿藏起來，倘若正在寫的時候有人進來，她就趕快用吸墨紙把稿子蓋住。還有，在19世紀早期，一個女人所能獲得的文學經驗，大凡還只能靠她自己去觀察他人的舉止，分析他人的個性。而幾百年來，女人的情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在家庭起居室內培養起來的。他人的行為舉止給她們留下深刻印象。在她們眼前出現的，往往是人們的個人交往。所以，當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女人開始寫作時，便很自然地寫起了小說。我們剛才說到的那四個有名的女人，其中至少有兩個其實從本性上說並不適宜於寫小說——艾米莉·勃朗特理應寫詩劇；喬治·愛略特理應在歷史寫作或者傳記寫作方面施展才華——但她們最後還是成了小說家。
我從書架上取下《傲慢與偏見》，心裡想：女人不僅寫了小說，還寫出了優秀的小說。我說《傲慢與偏見》是本好書——這大概算不上是在吹捧女人吧，男人沒理由覺得不舒服。不管怎麼說，簡·奧斯汀在寫《傲慢與偏見》時若偶然被人發覺，是本不應該感到羞愧的。然而，她卻為起居室的門會嘎嘎作響而�興，因為她可以在別人進來前把手稿藏起來。在她看來，寫《傲慢與偏見》有點不光彩；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她當初並不覺得有必要把手稿藏起來的話，《傲慢與偏見》會不會寫得更精彩呢？
為了證實一下，我讀了一兩頁，卻沒有發現任何跡象可以表明，當初的寫作條件對她的作品產生了不利影響。也許，這就是《傲慢與偏見》的令人驚異之處。竟然有這樣一個女人，她在1800年前後就能心平氣和地寫作，不怨恨，不哀訴，不恐懼，不憤怒，也不說教。我看看《安東尼與克萊奧佩特拉》，心裡想：莎士比亞也是這樣寫作的；而人們常把簡·奧斯汀和莎士比亞相提並論，意思就是說他們兩人都不固執，沒有任何想不通的東西；正因為這樣，不了解簡·奧斯汀，也就無法了解莎士比亞；正因為這樣，簡·奧斯汀就在她所寫的每一個字里，莎士比亞也同樣如此。如果說簡·奧斯汀因環境影響而有什麼局限的話，那就是她過的是一種非常閉塞的生活。那時女人要想單獨出門都是不可能的。她從不外出旅行。她從未到倫敦乘過公共馬車，也從未一個人在飯店裡吃過一頓飯。不過，這是簡·奧斯汀的天性也說不定，也許她生來就不喜歡新鮮事物。她的天性正好和她的環境完全協調。
但是，我懷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也這樣——我這麼說，同時翻開《簡·愛》，把它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
我翻到第十二章，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句話：「無論誰，想責怪我就責怪我。」我想，他們責怪夏洛蒂·勃朗特什麼呢？於是我讀到了簡·愛時常趁菲爾費克斯太太做果凍時爬到屋頂上去，在那兒眺望遠處的田野。因為她有一種渴望——他們就是為此而責怪她的——「這時，我渴望有一種能超出極限的眼力，讓我看到我聽說過的、但從未見過的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這時，我希望自己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我珍視菲爾費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視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還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親眼看看我所相信的東西。
「誰責怪我呢？毫無疑問，一定有很多人；他們會說我不知足。我沒辦法；我生來就不能安靜；有時候，這使我很苦惱……
「說人們應該對平安無事感到滿足，這是徒然的；人們總得有行動；即使找不到行動，也得創造行動。千百萬人被註定了要處在比我的更加死氣沉沉的困境中，千百萬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運。誰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眾生中，除了政治反抗，還有多少其他的反抗。女人總被認為是靜心寡慾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樣的感覺；她們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個奮鬥的目標；她們受到過於嚴厲的束縛、過於絕對的控制，也會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樣；而她們那些享有更多特權的同類，也未免太苛刻了，說她們應該安心於做做布丁，織織襪子，彈彈鋼琴，繡繡荷包。要是她們超出習俗規定的範圍，去做更多的事，去學更多的東西，他們就來指責她們，嘲笑她們，那也未免太無理了。
「但是，當我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卻老是聽到格萊斯·普爾在笑……」
這干擾真惱人！我想，突然跑出一個格萊斯·普爾來，真是令人不快！思緒全被打亂了。我把這本書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接著想：有人可能會說，寫出這幾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簡·奧斯汀更有才華；但是，如果他把這幾段文字仔細讀一遍的話，就會注意到其中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情緒，而就是這種情緒，使她永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華徹底表現出來。她的書是扭曲的，變了形的。她本該平靜地寫作，現在卻在憤怒中寫作。她本該明智地寫作，現在卻在衝動中寫作。她本該寫她筆下的人物，現在卻在寫她自己。她在和自己的命運搏鬥。這樣一個女人，除了精神抑鬱、內心苦悶和早早地去世，結果還能怎樣呢？
不妨設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這個以1500英鎊的低價賣掉自己小說版權的「愚蠢的女人」——每年有300英鎊的收人，事情會怎麼樣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真的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真能「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那麼事情又會怎麼樣呢？她這麼說，其實不僅明確指出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局限，同時也明確指出了當時所有女人的局限。她自己比誰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樣只能孤獨地「眺望遠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經驗、能更多地外出旅行、與人交往的話，那麼她的才華將會變得更為出眾。然而，人們不僅沒有讓她如願，甚至拒不給她任何機會。
這是事實，我們只能接受。那些優秀小說——《維萊特》《呼�[山莊》和《米德爾馬契》——是女人寫的，然而她們的生活經歷確實很有限，僅限於一個可敬的牧師家庭里的生活。她們在嘈雜的起居室里寫《呼嘯山莊》或者《簡·愛》，而且又很窮，甚至連多買一些稿紙的錢也沒有。固然，她們當中有一個——喬治·愛略特——她左衝右突、歷經磨難而終於逃了出來，但最後也只是逃進了聖約翰樹林裡的一座荒涼的小屋而已。她靜靜地住在那裡，卻仍然逃不過世人的責難。「我希望得到人們的理解，」她曾這樣寫道，「但要是他們不願意，我也不會乞求他們。」人們為什麼要責難她呢？難道就因為她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並和他生活在一起？難道她看一眼某個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會使那個史密斯太太失去貞操嗎？她沒辦法，在社會習俗面前她只能忍氣吞聲，只能「自我禁閉」；而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邊，卻有個叫托爾斯泰的年輕人正在軍隊里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會兒找這個吉普賽姑娘玩玩，一會兒找那個貴族小姐談談，沒有任何人妨礙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積累豐富的人生經驗。而這樣的人生經驗，後來就為他的寫作提供了珍貴的素材。反之，假如他和某個有夫之婦隱居在某個小修道院裡「自我禁閉」的話，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麼�尚，思想多麼深刻，他也很難寫得出《戰爭與和平》。
女性寫作與「人生的冒險」
如今，女人寫的書幾乎和男人一樣多了。這樣說當然並不完全正確，著書立說至今主要還是男人的事，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女人寫的書已不再僅限於小說了。譬如，我們有簡·哈里森女士寫的希臘考古學著作、薇爾農·李女士寫的美學著作、格特魯德·貝爾女士寫的關於波斯的論著，如此等等——這類著述，就在幾十年前還不是女人所能涉足的——還有女人寫的詩集、劇本和評論集；女人寫的史書、傳記和遊記，以及其他類似的學術著作；甚至還有幾部女人寫的哲學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和經濟學著作。儘管女人寫的書依然以小說為主，但由於女性小說和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了聯繫，其自身很可能也發生了變化。那種以自然、純樸作為女性寫作特點的原始時代，也許已經過去。通過閱讀和批評，她們的視野已有所拓展，思想已變得較為精深起來。過去想寫自傳的那種衝動，現在也許不再那麼強烈了。她們很可能已開始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看待，而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表白的手段。對於這樣的一些問題，只要讀一讀現在的新小說就可以得到回答。
我隨便挑出其中的一本。就是放在書架末端的那一本，書名叫《人生的冒險》，作者是瑪麗·卡米蓋爾，而且是本月出版的。我想，這大概是這位作者的第一本書，但我們必須把它看作一系列書的最後一本。也就是說，是我們所讀過的那一系列書的一種繼續——或者說，是溫奇爾希夫人的詩集、阿弗拉·貝恩的劇作和四大女小說家作品的一個續本。要知道，我們雖然習慣分門別類地討論書，但各種各樣的書其實是相互有聯繫的，所以我完全可以把瑪麗·卡米蓋爾——這個不出名的女人——看作是那些已出了名的女人的後裔。對於所有這些女人，我一直都很留意。現在我要看看，她從她們那裡到底繼承了哪些特點，有哪些共同的局限。為此，我拿著筆記本和鉛筆坐下來讀瑪麗·卡米蓋爾的第一部小說《人生的冒險》，看看從中能了解到什麼。但我隨即嘆了口氣，因為我知道，小說往往只是麻醉劑而非解毒劑，·要想麻痹自己，使自己陷入昏睡，可以讀讀小說，而要想使自己清醒，使自己振作起來，讀小說大概是不行的。
我打算先一目十行地把這部小說匆匆瀏覽一遍。因為我必須先讀懂作者寫的詞句，然後才能記住藍色眼睛或棕色眼睛之類的東西，以及在主人公切蘿依和羅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先得認定作者手裡拿的是鋼筆還是鐵鎬，然後才能知道她究竟會幹什麼。所以，我就很快地讀了幾句。但馬上發現有點不對勁：詞句與詞句之間的銜接都被打斷了。有的地方完全斷裂，有的地方像接沒接；用詞閃閃爍爍，像火花似地在我眼前一閃一閃，吃不準是什麼意思。看來，她是像一出老戲裡所說的，「要想寫得自由自在」；但我想，她更像在劃一根受了潮的火柴，只見火花，就是燒不起來。為什麼就不能寫得像簡·奧斯汀那樣流暢呢？——我問瑪麗·卡米蓋爾，好像她就在面前似的。為什麼要��棄簡·奧斯汀的文風呢？難道就因為愛瑪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事情若是這樣，那我只好嘆息說，真是令人痛心！要知道，簡·奧斯汀寫出來的句子，就像莫扎特寫出來的樂曲一樣和諧，而讀這本書，卻像乘一隻沒有舵的小船出海，忽上忽下，不知東西。若說這是為了「簡潔扼要」，那或許是因為她心存恐懼，害怕有人說她「無端傷感」；或者，是因為她常聽人說，女性小說的通病就是寫得過於柔和，於是便毫無必要地放進了許多荊棘。反正當我粗略地讀完一章之後，還沒有弄清楚她究竟想幹什麼。但是，當我細心地往下讀時，卻又覺得：不管怎麼說，她還是很重視生活的，只是人物和情節堆積得太多。像這樣篇幅的作品（這本書的篇幅大約只有《簡·愛》的一半），其實只要有一半的人物和情節就足夠了。然而，她卻想方設法把各種各樣的人物——羅傑、切蘿依、奧莉維婭、托尼，還有比格姆先生，等等——統統裝在這隻獨木舟里，還要拚命地把它往激流里推……後來呢，請等一下——我伸伸懶腰說——等我把這本書仔細讀完後再說。
我讀著，不由得對自己說：瑪麗·卡米蓋爾好像有意要捉弄人似的。我的感覺是，好像坐著火車在「之」字形路軌上爬坡，當你以為火車要往下開時，它卻一個急轉彎往上開了。瑪麗·卡米蓋爾就是這樣，不斷打亂預期秩序。她先打亂詞句秩序，現在又打亂了情節秩序。我想：好吧，打亂就打亂，她有權這樣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創造。但問題是，她究竟是在破壞還是在創造，要看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時才能確定。我說，她可以選擇任何場景，這是她的自由——只要她願意，她完全可以用廢銅爛鐵來製造她想要的東西——但她必須使我相信，那確實是個場景，而且她自己也不迴避，敢於面對這一場景。她必須這麼做。所以我決定，只要她對我盡到作者的責任，我對她也將盡到讀者的責任。於是我翻到下一頁，讀起來……對不起，請稍等一下！我先得問一問：這裡有沒有男人？那邊的窗簾後面有沒有躲著一個查特里斯·拜倫爵士？你們能保證，這裡全是女人？好，那我就告訴你們吧！我讀到的是——「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婭……」不要驚慌！不要臉紅！我們女人在私下裡完全可以承認，這樣的事情是經常有的——女人有時確實會喜歡女人。
所以，當我讀到「切蘿依迷戀上了奧莉維婭……」後，便突然想到：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變化！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也許是第一次，寫到一個女主人公很喜歡自己情人的妻子。克萊奧佩特拉是決不會喜歡屋大維婭的，要是這樣的話，那《安東尼與克萊奧佩特拉》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克萊奧佩特拉對屋大維婭只會心懷嫉妒——難道她的身材比我還苗條嗎？但她的頭髮梳得像什麼樣子？——除此之外，整部劇作也許就不需要別的東西了。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女人的關係寫得更複雜一點，不是更有意思嗎？我一邊快速回想歷代小說中的著名女性人物，一邊想：過去人們把女性人物之間的關係確實處理得過於簡單了——有許多東西被忽略了，未被表現出來。我盡力回想我讀過的書，看看有沒有把兩個女人寫成既是情敵又是朋友的先例。小說好像只有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里有過這樣的嘗試。戲劇呢，在拉辛的悲劇和古希臘悲劇里有寫兩個女人是知己朋友的，偶爾甚至是母親和女兒。但除了這些之外，幾乎全都是寫女人和男人的。不妨想一想，在簡·奧斯汀之前，英國小說里所有的女性人物是不是全都由男人來解釋的？而且，這種解釋是不是還只限於女人和男人的關係？可是，和男人的關係只是女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這一小部分，透過男人鼻子上帶有性偏見的黑色眼鏡或玫瑰色眼鏡看，也是極不真實的。所以，這就決定了為什麼歷代小說里出現的女人總顯得那麼奇特——不是美得驚人，就是丑得可怕；不是善得像天使，就是惡得像魔鬼——因為她們只是男情人眼中的女人，她們的美醜和善惡，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愛情成敗而定的。當然，19世紀的小說家並不完全這樣寫。在19世紀小說里，女人要多樣一點，也要複雜一點。實際上，也許正是為了寫女人，男人才逐漸放棄寫詩劇而改為寫小說的。因為詩劇太男性化，可以寫到女人的地方甚少，而小說顯然比詩劇更適合寫女人。不過，即使如此，我們甚至在普魯斯特的小說里仍然可以看出，無論是男人對女人，還是女人對男人，他們的相互認識不僅非常有限，還充滿了偏見。
我低頭再讀這一頁，接著發現，女人其實和男人一樣，除了關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興趣。「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婭，她們合用一個實驗室……」——我往下讀，讀到這兩個年輕女人在切豬肝，目的好像是想用豬肝來做實驗，看看它能不能治療貧血症。她們兩人中一個已結了婚，還有兩個孩子——確實這樣，我肯定沒有弄錯——當然，把這些都刪掉的話，其實也沒多大關係。只是這樣一來，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就會一下子變得空空如也，什麼也不是了。不妨想一想，假如在莎士比亞戲劇里男人只被表現為女人的情人，而從不被表現為朋友、軍人、思想家或夢想家，那麼男人在那裡還會有多少活動餘地呢？我們頂多只能看到大半個安東尼和半個奧賽羅，而決不會有凱撒、布魯特斯、哈姆雷特、李爾王和賈克斯等男性形象。假如這樣的話，莎士比亞戲劇不是一下子就變得極其貧乏了嗎？那么女人呢——說真的，由於她們長期被關在男人的房間裡，這使文學蒙受的損失之大，實在難以估計。由於她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違心地嫁給男人，並就此被關在男人的屋子裡——戲劇家又怎麼能把她們的形象完整、生動或者真實地表現出來呢？唯一可以表現的，就是她們對男人的「愛情」。詩人若不故意「仇視女人」，常常會對女人充滿幻想，甚至傾訴衷腸，但他之所以這樣，多半也是因為他還沒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
既然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婭，而且兩人還合用一個實驗室，那麼應該說，這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不僅有了新的內容，而且一定會非常持久，因為這樣的友誼不再那麼牽涉個人私情了。如果瑪麗·卡米蓋爾知道如何寫出這種友誼，並能使我對她的風格有所欣賞；如果她有自己的房間——對此我還不太清楚，如果她每年有500英鎊可供自己支配——這當然還有待證實；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我認為這裡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如果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婭，而瑪麗·卡米蓋爾又知道如何將此表現出來的話，那麼她無疑像在一個從來沒人住過的大房間裡點起了明亮的火把。因為那個大房間本像一個幽深的洞穴，光線昏暗，黑影重重，要是只有搖曳的燭光，那準會迷失方向。
我繼續讀她的這本書。我讀到，切蘿依一邊看著奧莉維婭把一個罐子放到架子上，一邊對她說，應該回家去看看孩子。這樣的情景，我敢說，是有史以來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的。於是，我驚異地睜大了眼睛。因為我想看看，瑪麗·卡米蓋爾到底是怎樣來寫這種從未有人寫過的舉動和對話的——要知道，這是兩個女人單獨相處時出現的舉動和對話，而且沒有我們習以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所以很可能像天花板上的飛蛾影子一樣難以捉摸。我讀著，心裡想：要是她真這樣做的話，我一定會喘不過氣來的；因為女人不僅多疑，從不相信別人會毫無自私動機地對她們感興趣，而且還詭秘得很，只要別人多看她們一眼，她們便避閃不及。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好像她就在那裡似的）：我想，你要這樣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朝窗外看一會兒，談談其他什麼事情，然後就開始記——不是用鉛筆在筆記本上記，而是用最快的速記法、用幾乎沒有音節的詞語，把奧莉維嫌——這個一百萬年來一直住在陰暗的岩石下的生物——在感到有陽光照下來、並看到有一些陌生的食物——知識、歷險、藝術——出現在她面前時所發生一切統統記下來。我想（同時再次把目光從書頁上抬起來），她會撲向那些食物，而且一定會在她體內構成某種全新的能量組合。由於她原先出於其他原因而在體內蓄積的能量已高度發達，所以當新能量被吸人舊能量時，極其微妙的整體平衡並不會被打亂。
可是，哦，我做了自己決不想做的事。我稀里糊塗地讚美起自己的性別來了。「高度發達」、「極其微妙」——這當然是讚美話，而讚美自己的性別，總是不可信的，往往還是愚蠢的；再說，在這種情況下，又有誰能證明呢？你總不能走到地圖前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而哥倫布是個女人；或者拿起一個蘋果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而牛頓也是個女人；或者眼望著天空說，在我們頭頂上飛來飛去的那些飛機，是女人發明的。牆上並沒有劃著一條線，可以精確測量所有女人的高矮；也沒有統一的尺碼，可以用來一寸一分地來衡量某個母親是否慈祥，某個女兒是否孝順，某個姐妹是否忠實，或者某個主婦是否能幹。即使在今天，能進大學的女人還是寥寥無幾；不少重要的職業，如陸軍、海軍、商業、政治和外交，基本上是不容許女人去試一試的。她們直到今日幾乎還分不出類別。反之，如果我想了解某個男人的情況，譬如霍利·巴茨爵士，只要翻開柏克編的《聯合王國貴族系譜》和德布雷特編的《貴族名鑒》就行了。我會看到，他有過怎樣的爵位；有一座私人府邸；有一個直系繼承人；曾任某某委員會秘書；出任過英國駐加拿大公使；還獲得過哪些學位、官職和獎章，以及為表彰他的功績而授予他的其他榮譽稱號，如此等等。總之，關於霍利·巴茨爵士的情況，那裡全都有，如果還想了解什麼，那就要去問上帝了。
然而，當我說女人「高度發達」和「極其微妙」時，卻無論是惠特克編的《名人錄》、德布雷特編的《名鑒》，還是各大學的畢業生名冊，都幫不了我的忙——它們沒法證明我說的話。遇到這種尷尬事情，我怎麼辦呢？我只好再次把目光轉向書架。那裡有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斯特恩、庫珀、雪萊、伏爾泰和勃朗寧等人的傳記。我開始想到這些名人，想到他們當中有的曾崇拜過女人，有的曾尋找過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過，有的曾向女人傾訴衷腸，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過愛，有的曾描寫過女人，有的曾信任過女人……雖然可能出於不同的緣由，但不管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曾對某個女人有過某種需要，或者說，曾依賴過某個女人。他們和女人的關係是不是都純屬崇高的柏拉圖式精神戀愛，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會馬上予以否定的。但是，如果我們堅持說，這些名人想從女人身上得到的不過是一點寬慰、一點嬌媚和一點肉體上的快感，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們。他們顯然從女人身上得到過他們那個性別所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賦——對此我們用不著引用詩人誇張的語言，只要冷靜思考一下便會承認，他們曾得到過女性天賦的激發，從而獲得了創作靈感。不妨想一想，當一個男人推開客廳或者育兒室的門時，他也許會發現，有個女人正和孩子們在一起，或者有個女人正在靜靜地刺繡——這似乎很簡單，但不管怎麼說，不管生活有多複雜，女人做的事總是生活的根本。那個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議院，而當他看到眼前的這個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個世界適成對照時，他無疑會覺得精神一振，心靈仿佛又獲得了元氣，而這之後，即使在最平常的談話中，他也會感到自己的頭腦好像不再那麼遲鈍了，各種各樣的想法就像剛施過肥的種子一樣不斷萌生。再說，看到女人用一種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實著生活，也會極大地激勵男人的創造力，使他日趨貧瘠的頭腦再度獲得生機——他很可能會突然想出一句妙語或者構思好某個場景，而在這之前，在他還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個女人之前，是怎麼也想不出來的。每一個約翰遜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萊爾女士，而且都會和他一樣仰慕她，依賴她。施萊爾女士後來嫁給了她的義大利音樂教師，約翰遜博士為此煩躁、痛苦得幾乎發瘋，因為一旦沒有了斯特里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滅了一樣」，暗淡無光。
其實，不用說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或者伏爾泰這樣的非凡之人，普通人——儘管感覺遠不如他們敏銳——也同樣能領悟到女人身上那種極其微妙的天賦和高度發達的創造力。就說一個人走進房間吧，這太簡單了——但對於一個女人來說，要她說出自己走進一個房間時的感受，不僅英語詞彙需要大大增加，還需要打破常規，讓詞語像鳥一樣自由飛翔，自由著陸。房間和房間是大不一樣的；有的安靜，有的熱鬧；有的面對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個小庭院；有的掛滿要洗的衣物，林林總總；有的飾有絲綢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馬鬃一樣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樣細軟——總之，只要你隨便走進哪一條街上的哪一個房間，馬上就能感受到那種複雜、微妙之極的女性天賦。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因為數百萬年來蟄居室內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間裡的每一堵牆上都浸透了她們的創造力；確實，這種女性創造力現在已非家庭的磚牆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須尋找新的領地——那就是寫作、繪畫、商業和政治。儘管女性創造力和男性創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輕視或者浪費這種創造力，那實在愚蠢之極，因為這是女人經過幾百年最嚴酷的磨難才獲得的，是任何其他東西無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樣生活，一樣寫作，甚至長得也像男人一樣，那也同樣愚蠢，因為只要考慮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們就會明白，沒有兩性各有的優勢，單靠一種性別能對付得了嗎？教育的目的難道不就是要使人與人之間區別凸顯出來嗎？總不見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人本來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險家能帶回消息說，某地有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兩種性別的人，他們蹲在和我們這兒截然不同的樹枝上望著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天空，那麼這位探險家倒真是對全人類做出大貢獻了；而且，還可讓我們額外地開心一陣，看看某教授聽到這消息後怎樣氣急敗壞地自量身高，並以此來證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著身體，依然停留在那一頁上，心裡想：瑪麗·卡米蓋爾只要作為一個觀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當然，我也有點擔心，怕她會受到誘惑，會成為那種我覺得沒多大趣味的自然主義小說家，而不是那種思想深沉的小說家。對她來說，有那麼多新事物可以觀察。她將不必再限於那些體面的中上層家庭。她將不再好像是自降身價，而是完全以夥伴的態度走進那些灑過香水的房間，那裡正坐著交際花、妓女和抱著哈巴狗的女人。她們穿著俗里俗氣的現成服裝坐在那兒，若是個男作家進來，當然只能拍拍她們的肩膀；但瑪麗·卡米蓋爾卻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們的服裝修剪得處處合身。而當這些女人顯露出她們本來的樣子時，那情景一定會令人驚訝——但我們必須稍等一下，因為瑪麗·卡米蓋爾仍可能抱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仍可能會在我們野蠻的性傳統所認為的「罪惡」面前停下來。她仍可能戴著那副古老而醜陋的等級腳鐐。
然而，大多數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際花；她們在夏天也不會呆坐一個下午，還把一隻哈巴狗抱在自己髒兮兮的絲絨胸衣上。那麼，她們在做什麼呢？我腦子裡立即出現了河南岸的某個地方，那裡有一條條長長的街道，有無數排房子，住著無數的人。在我的想像中，我看見有個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個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兒——手挽著手穿過街道。她們穿著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體，看來那天下午她們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現在還散發著樟腦味。她們穿過街道時，路燈亮了（因為她們喜歡黃昏），這時她們必出來散步，而且年復一年永不改變。那個年老的女人將近80歲了；但是你若問她這一輩子什麼事最有意思，她會說，她記得巴拉克拉瓦戰役勝利時，街上到處都點著燈；或者說，愛德華七世出生時，她聽到人們在海德公園裡放禮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這兩件事的準確日期，接著問她：那麼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麼？她一定會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說她根本就不記得了。因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樣，做飯、洗杯碟、送孩子上學，最後把孩子養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關於她，沒有哪一本傳記或者史書會提一詞；歷代的小說呢，雖非本意，卻又不得不說謊。
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關於這種默默無聞的生活，確實還沒有人真實地記錄過。而當我沿著倫敦的這條街繼續思考下去時，我在想像中感覺到了這種默默無聞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覺到一種沉重的壓力。這種壓力，或許來自那些正雙手叉著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們大多長得肥胖臃腫，手指上戴著廉價的戒指，說起話來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亞的台詞；或許來自那些正在叫賣紫羅蘭花的女孩，那些賣火柴的女孩，還有那些枯坐在屋門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許來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輕姑娘，她們臉上的表情就像多雲天氣里的波浪一樣瞬息萬變，看到男人一個樣，看到女人一個樣，看到櫥窗里的燈光，又是一個樣。所有這一切，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就等著你舉起火把去查看。特別是，你還必須照亮自己靈魂的深邃之處和淺顯之處、虛妄之處和仁愛之處；必須說出，你美貌動人或者相貌平平，對你意味著什麼；以及，你和這個到處是罈罈罐罐、充滿了瑣碎雜物和古怪氣味、而且時時刻刻都在變化著的世界，究竟有何關係。因為在我的想像中，我這時正好走進了一家商店。那裡不僅有各種手套和鞋子，還有各種布料，甚至還可聞到從藥水瓶里發出來的淡淡的藥水味，大理石地板是黑白相間的，牆上掛滿五顏六色的彩帶，真是令人眼花繚亂。我想，假如瑪麗·卡米蓋爾走過那裡，應該仔細看看，因為那裡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峽谷一樣值得一寫。還有櫃檯後面的那個姑娘——既然人們已經寫出第一百五十種拿破崙傳記，既然有關濟慈及其對彌爾頓式倒裝句用法的論著已有六十九種，而像Z教授之類的人還在寫第七十種，那麼我想，也應該有人來寫寫她的生活經歷了。我這麼想著，踮起腳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膽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邊走邊默默地說，瑪麗·卡米蓋爾還應該懂得怎樣不帶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虛榮心——或者說，他們的怪癖吧，這聽上去會舒服一點。因為一個人的後腦勺上若有一塊硬幣大小的斑點，這個人自己是永遠也看不見的，而男女之間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對方後腦勺上的那塊硬幣大小的斑點。請想一想，尤文納爾對女性的評論，還有斯特林堡對女性的批評，已使多少女人受益匪淺？請想一想，自古以來，男人曾有多少次憑著他們的仁愛之心和聰明才智，為女人指出過，她們的後腦勺上有塊黑乎乎的東西！所以，如果瑪麗·卡米蓋爾既有勇氣又很坦誠的話，就應該走到男人背後去，然後告訴我們，她在那兒看到了什麼'要把男人的形象完完全全地、真實地描繪出來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女人把他們後腦勺上的那塊斑點也描繪出來。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蘇朋先生的後腦勺上就有這麼大小的一塊斑點，因為他們的肖像就是由兩個女人——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先後描繪出來的。當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慫恿女人去惡意譏誚和嘲弄男人；文學也一樣，凡抱著這種想法寫出來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出於真誠——就如人們所說——嘲諷才有發聾振聵的作用，才有豐富的喜劇性，才能不斷發現新的事實。
不過，現在應該回到瑪麗·卡米蓋爾的書上來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去猜測她會怎麼寫，或者建議她怎麼寫，而應該看看她實際上是怎麼寫的。所以，我接著往下讀。我還記得，我在前面對她說過幾句表示不滿的話。我說她的句子寫得斷斷續續，不像簡·奧斯汀那麼流暢，所以讀起來好像很刺耳，不合我的口味。現在，我不得不承認，她們兩人其實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既然如此，那麼還說「是啊，是啊，這很好，但和簡·奧斯汀不能比」之類的話，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又說她不合常規地打亂情節秩序——也就是說，不按一般的預期順序來敘述情節。現在看來，她這麼做也許是無意識的——既然她是個女人，就會像女人那樣寫作，而女人的敘事順序往往就是事物的自然順序，所以她只不過是還事物的本來面目罷了。但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卻總讓人覺得乏味；人們既看.不到�潮的涌動，也看不到危機的預兆，就會感到失望。所以，我就不敢（因為我是女人）自誇感覺敏銳，或者說，我對人心的奧秘了如指掌。因為，每當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某些普普通通的感覺——譬如關於愛、關於死的感覺時，冥冥中好像總有一個人（大概就是我的「女性」吧！）會把我稍稍拉開一點，好像「她」總使我差那麼一點，不讓我去把握「重點」。這麼一來，我就不可能去高談闊論，大談什麼「基本情感」、「普遍人性」或者「人心深度」之類的東西了。這類東西使一般人相信，人在表面上雖然那麼輕浮，內心還是很嚴肅、很深沉和很有人性的。然而，「她」卻使我覺得，人其實並不是嚴肅的、深沉的和有人性的，或許僅僅是生性懶惰的和因循守舊的也說不定——當然，這種感覺未免大煞風景。
但我繼續讀著，而且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實。瑪麗·卡米蓋爾決非「天才」——這是顯而易見的。她並不像她的前輩溫奇爾希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那樣熱愛自然，那樣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激越的感情、橫溢的才華和深沉的智慧；她也不像多蘿西·奧斯本那樣能把作品寫得既莊重又富有音樂之美——說實在的，她至多只是個聰明的年輕女人。她寫的書，十年後肯定都會被出版商們打成紙漿；但不管怎麼說，她仍具有某些優點。這些優點，如在五十年前，就是在那些比她更有天賦的女人身上也是找不到的。因為對她來說，男人已不再是「對立面」了；她不必浪費時間去抱怨他們；她不必爬到房頂上去了，也不必再因為別人反對而不惜毀掉自己平靜的心境，為的只是能外出旅行、體驗一下生活和多了解一點世界。在處理異性人物時，幾乎可以說她已完全沒有了那種敵意和恐懼感，即便有一點痕跡，那也只是在渲染女性自由的歡暢時才稍稍顯露出來，而且傾向於挖苦和嘲諷，而非抗爭與反叛。毫無疑問，作為小說家，她本質上就具有某些高層次的優點。她有一種非常廣泛、同時又非常專注和非常自由的感受能力。憑藉這種感受能力，她就像新生植物那樣，對周圍空氣中偶爾出現的一點點變化都很敏感，對幾乎不可察覺輕微觸動都會作出反應，而具還非常奇妙地把觸角伸向未知的或者未曾記錄過的事物。她不僅能注意到一些小事，而且還能使人相信，小事的意義也許並不小；她不僅能把被人遺忘的東西重新發掘出來，而且還能使人反省，人們為什麼要把它們遺忘。她雖然寫得很笨拙，而且也沒有那種天生的大家遺風，如像薩克雷或者蘭姆那樣妙筆生花，但我還是認為，她已經學到了重要的第一課。她是個女人，但在寫作時卻能忘記自己是個女人，所以在她筆下處處顯示出那種奇妙的、只有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女性時才會顯示出來的女性味。
這些當然都很好，但問題是，她還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營造出一座經久不倒的大廈，否則的話，那些飄忽不定的個人材料再多、再細膩，也是沒用的。我已說過，我要等著看到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喚和吸引讀者，並以此證明她並不僅僅是個只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現在是時候了——到了某一時刻她應該對自己說，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這一切的意義揭示出來。於是——她便應該馬上開始召喚讀者——沒錯，是這麼快！於是，前面的章節里那些快要被人遺忘的、也許非常瑣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現在讀者的記憶中了。她要儘可能自然地讓它們呈現出來，就如某人在做針線活或者某人在抽菸斗一樣；而且，隨著她往下寫，要讓人覺得自己好像被帶到了世界的頂端，正俯視著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麼說，她正在做這樣的嘗試。而當我看著她專心做著這個實驗時，我又看到——但願她自己沒有看到——那些主教和教長、博士和教授，還有家長和教師，正在對她大喊大叫——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該那樣做！那塊草地只有專家學者才能進去！沒有介紹信，女士不得人內！�雅的女小說家們，請這邊走！——他們這樣朝她喊著，就像人們看賽馬時圍在柵欄邊上大聲喊叫，而關鍵還在於，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過那道障礙。我對她說：要是你停下來和他們吵，你就輸定了！要是你停下來笑，你也輸定了！要是你猶猶豫豫，那就全完了！什麼也別想，只管往前跳！——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錢全都押在她身上了。而她，果真像鳥一樣飛過了那道障礙。可是，前面還有一道障礙；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礙……她有沒有這樣的耐力呢？我有點懷疑。因為我知道，掌聲和喊聲都會使人神經疲勞。不過，她已經盡力了。因為她並不是什麼天才，而只是個不出名的年輕女人。她既沒有多少錢，又沒有多少空閒時間，竟能在一個既是起居室又是臥室的房間裡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想，這已相當不錯了。
我讀到最後一章——這時有人把客廳的窗簾拉開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們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我最後得出結論說：若再給她一百年時間，若她有自己的房間和每年500英鎊的收人，若能讓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而把她現在寫的東西刪掉一半，這樣的話，她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本更好的書來的。再過一百年，她一定會成為一個詩人——我這麼說著，把瑪麗·卡米蓋爾的《人生的冒險》放回了書架。
勃朗寧先生如是說
奧斯卡·勃朗寧先生曾是劍橋大學的大人物，對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男女學生的考試，通常由他負責。他常說，當他看過試卷後，不管給分多少，總的印象是：即便最優秀的女學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學生。
現在讓我們設想，如果有一位父親，他出於真正的愛心不願讓女兒離家去當作家、畫家或者學者，他就會對女兒說：「你看，奧斯卡·勃朗寧先生是怎麼說的？」其實，不僅僅是勃朗寧先生如是說，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男士，都有類似見解，都認為女人在智力上遠不及男人——特別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認為「女人在本質上是靠男人贍養的，因而總為男人所支配」。
這樣的見解，即使在19世紀也無需做父親的為女兒大聲宣讀，因為做女兒的自己早就讀到過了。而若她接受這樣的見解的話，一定會灰心喪氣，做什麼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不論在什麼時代，總會有人一本正經地斷言，女人不適合做這個、沒能力做那個——就像在任何時代都有病菌一樣。也許，對於女人寫小說，這種病菌現在已沒什麼威力了，因為已經有了那麼多傑出的女小說家；不過，對於女人想當畫家，這種病菌還有相當大的作用，而對於女人想成為作曲家，我想這種病菌至今仍具有極大的毒性，所以現在說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亞時代說女演員一樣，是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編造的那個有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說過，看女人演戲，還不如看狗跳舞。在這之後兩百年，約翰遜博士在說到女人當牧師時，也說了類似的話。現在，就在我們這個體面的1928年，我同樣在一本關於音樂的書里看到，作者對要想成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複了約翰遜博士的話：「關於吉曼娜·泰勒菲爾小姐，我們完全可以套用約翰遜博士就女人傳教所說的那句名言，只需把其中的『傳教』一詞改成『作曲』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來用後腿走路。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驚的是，它竟然這樣做了。』」歷史就這樣不斷重複，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這樣，當我合上那本奧斯卡·勃朗寧先生的傳記並把其他一些書也推到一邊時，我心裡就已認定：顯而易見，即使在19世紀，一個女人要想成為藝術家，也是得不到鼓勵的。恰恰相反，她會遭到冷落、非難和訓斥。由於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礙，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緊張，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在此，我們又涉及到那種非常有趣、非常隱晦的男性情結——就是這種情結，極大地妨礙著女人的行動。這是男人內心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總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說，總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正因為這樣，他便處處作梗——不僅擋在藝術面前不讓女人靠近，而且還要堵死女人的從政之路，儘管要想從政的女人既謙卑又熱忱，對他本人也毫無威脅，他還是耿耿於懷。這使我想起了貝斯鮑洛女士，即便像她這樣富有政見的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勳爵說：「……我雖然熱心於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說了這麼多話，但我完全贊成您閣下的意見，即：女人確實不應該過多地卷人政治，或者過問那些嚴肅的大事，至多只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這麼做的時候才合適）。」唯有這樣，她才能繼續就那件非常嚴肅的大事——即格蘭維爾勳爵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傾注她的熱情，才不至於遇到阻礙。我想，這樣的情形實在太古怪了。男人反對女性解放的歷史，說起來可能比女性解放的歷史本身還要有趣。
[1] 倫敦一街區。
[2]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著名律師和演說家。
[3]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新教神學家。
[4] 17世紀法國著名作家。
[5] 英國史學家
[6] 撒克遜人和布列吞人在外族入侵英國時曾被迫淪為賤民。
[7] 19世紀英國翻譯家，以翻譯11世紀波斯詩人奧馬爾·海亞姆的《魯拜集》聞名。
[8] 19世紀英國浪漫派詩人。
[9] 濟慈的未婚妻。
[10] 19世紀初英國浪漫派詩人。
[11] 19世紀中期英國詩人。
[12] 17世紀英國著名清教詩人，以長詩《失樂園》和《復樂園》聞名。
[13] 這四人中薩福是古希臘詩人，其他均為英國詩人和作家。
[14] 均為英美作家。
[15] 英國哲學家，社會進化論倡導者。
[16] 法國女作家。
[17] 17世紀英國玄言派詩人。
[18] 古希臘女詩人。
[19] 11世紀日本女作家，其作品《源氏物語》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
[20] 19世紀英國女作家喬治·愛略特的作品。
[21] 19世紀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
[22] 19世紀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
[23] 18世紀英國著名女學者。
[24] 17世紀英國女詩人和女小說家，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寫作為生的女人。
[25] 此書和作者均系伍爾芙杜撰。
[26] 簡·奧斯汀小說《愛瑪》中的人物。
[27] 安東尼之妻。
[28] 19世紀英國小說家梅瑞狄斯的作品。
[29] 17世紀法國悲劇作家。
[30] 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小說家，以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而聞名。
[31] 約翰遜博士的親密女友。
[32] 古羅馬作家。
[33] 19世紀末瑞典劇作家。
[34] 音樂理論家，曾以輕視女性而著稱。
[35] 16世紀英國「大學才子派」劇作家。
[36] 引自塞希爾·格雷格《當代音樂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