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第一輯 我的生平

我的自學小史[1] 序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學的極好實例。若將我自幼修學，以至在這某些學問上「無師自通」的經過，敘述出來給青年朋友，未始無益。於是著手來寫《我的自學小史》。 學問必經自己求得來者，方才切實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實，就不會受用。俗語有「學來的曲兒唱不得」一句話，便是說：隨著師傅一板一眼地模仿著唱，不中聽的。必須將所唱曲調吸收融會在自家生命中，而後自由自在地唱出來，才中聽。學問和藝術是一理：知識技能未到融於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學」這話，並非為少數未得師承的人而說；一切有師傅教導的人，亦都非自學不可。不過比較地說，沒有師承者好像「自學」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這樣，以一個中學生而後來任大學講席者，固然多半出於自學。還有我們所熟識的大學教授，雖受過大學專門教育，而以興趣轉移及機緣湊巧，卻不在其所學本行上發揮，偏喜任教其他學科者，多有其人；當然亦都是出於自學。即便是大多數始終不離其本學門的學者，亦沒有人只守著當初學來那一些，而不是得力於自己進修的。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學問成就，都是出於自學。學校教育不過給學生開一個端，使他更容易自學而已。青年於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願指出的是，我雖自幼不斷地學習以至於今，然卻不著重在書冊上，而寧在我所處時代環境一切見聞。我還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者，而大抵為了解決生活中親切實際的問題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學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來之社會變動、時代問題。倘若以我的自述為中心線索，而寫出中國最近五十年變遷，可能是很生動親切的一部好史料。現在當然不是這樣寫，但仍然可以讓青年朋友得知許多過去事實，而瞭然於今天他所處社會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這樣一個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於北京。那是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西曆 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戰前一年。甲午之戰是中國近百年史中最大關節，所有種種劇烈變動皆由此起來。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從那一次中日大戰到這一次中日大戰度過的。 我家原是桂林城內人。但從祖父離開桂林，父親和我們一輩便都生長在北京了。母親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張家則是雲南大理人，自從外祖父離開雲南後，沒有回去過。祖母又是貴州畢節劉家的。在中國說：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論氣質上或習俗上都頗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來看我們，則每當成我們是北方人；而在當地北方人看我們，又以為是來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兩種氣息，而富於一種中間性。 從種族血統上說，我們本是元朝宗室。中間經過明清兩代五百餘年，不但旁人不曉得我們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譜系上查明亦不曉得了。在幾百年和漢族婚姻之後的我們，融合不同的兩種血統，似亦具一中間性。 從社會階級成分上說，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從前所謂舉人或進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進士而做官的。祖母、母親都讀過不少書，能為詩文。這是所謂「書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對京官而言）卸任，無錢而有債。祖父來還債，債未清而身故。那時我父親只七八歲，靠祖母開蒙館教幾個小學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極。父親稍長到十九歲，便在「義學」中教書，依然寒苦生活，世宦習氣於此打落乾淨；市井瑣碎，民間疾苦，倒親身嘗歷的。四十歲方入仕途，又總未得意，景況沒有舒展過。因此在生活習慣上意識上，並未曾將我們後輩限於某一階級中。 父母生我們兄妹四人。我有一個大哥，兩個妹妹。大哥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兩妹亦於清朝最末一年畢業於「京師女子初級師範學堂」。我們的教育費，常常是變賣母親妝奩而支付的。 像這樣一個多方面薈萃交融的家庭，住居於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無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這樣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見聞既多，是很便於自學的。 二、我的父親 遂成我之自學的，完全是我父親。所以必要敘明我父親之為人和他對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他做學問沒有過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見長。他與母親一樣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細密，又磨鍊於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別人能幹許多。他心裡相當精明，但很少見之於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 因其非天資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脫。因其秉性篤實而用心精細，所以遇事認真。因為有豪俠氣，所以行為只是端正，而並不拘謹。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視學問。前人所說「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的話，正好點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親影響，亦就是這麼一路 （尚俠、認真、不超脫）。 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小時候，只記得大哥挨過打，這亦是很少的事。我則在整個記憶中，一次亦沒有過。但我似乎並不是不「該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執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我受父親影響，並不是受了許多教訓，而毋寧說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學堂，所以亦沒有從父親受讀。 十歲前後（七八歲至十二三歲）所受父親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項：一是講戲，父親平日喜看京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一是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一些零碎事；其意蓋在練習經理事物，懂得社會人情。一是關於衛生或其他的許多囑咐；總要兒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體。例如： 正當出汗之時，不要脫衣服；待汗稍止，氣稍定再脫去。 不要坐在當風地方，如窗口、門口、過道等處。 太熱或太冷的湯水不要喝，太燥太膩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線不足，不要看書。 諸如此類之囑告或指點，極其多，並且隨時隨地不放鬆。 還記得九歲時，有一次我自己積蓄的一小串錢（那時所用銅錢有小孔，例以麻線貫串之），忽然不見。各處尋問，並向人吵鬧，終不可得。隔一天，父親於庭前桃樹枝上發現之，心知是我自家遺忘，並不責斥，亦不喊我來看。他卻在紙條上寫了一段文字，大略說： 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於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塗云云。 寫後交與我看，亦不做聲。我看了，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懷慚意。——即此事亦見先父所給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歲以後，我胸中漸漸自有思想見解，或發於言論，或見之行事。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十七八九歲時，有些關係頗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聽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學。那些事例，待後面即可敘述到。 三、一個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氣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溫。親長皆覺得，此兒怕不會長命的。五六歲時，每患頭暈目眩，一時天旋地轉，坐立不穩，必須安臥始得；七八歲後，雖亦跳擲玩耍，總不如人家活潑勇健。在小學裡讀書，一次盤槓子跌下地來，用藥方才復甦，以後更不敢輕試。在中學時，常常看著同學打球踢球，而不能參加。人家打罷踢罷了，我方敢一個人來試一試。又因為愛用思想，神情顏色皆不像一個少年。同學給我一個外號「小老哥」。——廣東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說來，則是嘲笑話了。 卻不料後來，年紀長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後，愈見堅實；寒暖饑飽，不以為意。素食至今滿三十年，亦沒有什麼營養不足問題。每聞朋友同儕或患遺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腳氣病；在我一切都沒有。若以體質精力來相較，反而為朋輩所不及。久別之友，十幾年以至二十幾年不相見者，每都說我現在還同以前一個樣子，不見改變，因而人多稱讚我有修養。其實，我亦不知道我有什麼修養。不過平生嗜欲最淡，一切無所好。同時，在生活習慣上，比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點罷了。 小時候，我不但瘠弱，並且很呆笨的。約莫六歲了，自己還不會穿褲子。因褲上有帶條，要從背後系引到前面來，打一結扣，而我不會。一次早起，母親隔屋喊我，為何還不起床。我大聲氣憤地說：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招引得家裡人都笑了。原來天天要妹妹替我打這結扣才行。 十歲前後，在小學裡的課業成績，比一些同學都較差。雖不是極劣，總是中等以下。到十四歲入中學，我的智力乃見發達，課業成績間有在前三名者。大體說來，我只是平常資質，沒有過人之才。在學校時，不算特別勤學；出學校後，亦未用過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總有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不肯讓一天光陰隨便馬虎過去。 四、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 我於六歲開始讀書，是經一位孟老師在家裡教的。那時課兒童，入手多是《三字經》、《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誦。接著就要讀四書五經了。我在《三字經》之後，即讀《地球韻言》，而沒有讀四書。《地球韻言》一書，現在恐已無處可尋得。內容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作於何人，我亦記不得了。 說起來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不讀四書，而讀《地球韻言》，當然是出於我父親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張兒童讀經的人。這在當時自是一破例的事。為何能如此呢？大約由父親平素關心國家大局，而中國當那些年間恰是外侮日逼。例如： 清咸豐十年（西曆1860年）英法聯軍陷天津，清帝避走熱河。 清光緒十年（西曆1884年）中法之戰，安南（今越南）被法國占去。 又光緒十二年（西曆1886年）緬甸被英國侵占。 又光緒二十年（西曆1894年）中日之戰，朝鮮被日本占去。 又光緒二十一年（西曆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 又光緒二十三年（西曆1897年）德國占膠州灣（青島）。 又光緒二十四年（西曆1898年）俄國強索旅順、大連。 在這一串事實之下，父親心裡激動很大。因此他很早傾向變法維新。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人譏訕也。（光緒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記，論讀書次第緩急） 到光緒二十四年，就是我開蒙讀書這一年，正趕上光緒帝變法維新。停科舉，廢八股，皆他所極端贊成；不必讀四書，似基於此。只惜當時北京尚無學校可入。而《地球韻言》則是便於兒童上口成誦，四字一句的韻文，其中略說世界大勢，就認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歲，北京第一個「洋學堂」（當時市井人都如此稱呼）出現，父親便命我入學。這是一位福建陳先生（鑅 ）創辦的，名曰「中西小學堂」。現在看來，這名稱似乎好笑。大約當時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從那幼小時便習英文而到現在亦沒有學好。 八歲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這年鬧「義和團」——後來被稱為拳匪——專殺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書之人。我們只好將《英文初階》、《英文進階》（當時課本）一齊燒毀。後來因激起歐美日本八國聯軍入北京，清帝避走陝西，歷史上稱為「庚子之變」。 庚子之變後，新勢力又抬頭，學堂復興。九歲，我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讀書。十歲，改入「蒙養學堂」，讀到十一歲。十二歲十三歲，又改在家裡讀書，是聯合幾家親戚的兒童，請一位奉天劉先生（訥）教的。十三歲下半年到十四歲上半年，又進入「江蘇小學堂」——這是江蘇旅居北京同鄉會所辦。 因此，我在小學時代前後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這種求學得不到安穩順序前進，是與當時社會之不安、學制之無定有關係的。 五、從課外讀物說到我的一位父執 我的自學，最得力於雜誌報紙。許多專門書或重要典籍之閱讀，常是從雜誌報紙先引起興趣和注意，然後方覓它來讀的。即如中國的經書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會科學各門的書，更不待言。因為我所受學校教育，從上面說的小學及後面說的中學而止，而這些書典都是課程里沒有的。同時我又從來不勉強自己去求學問，做學問家；所以非到引起興趣和注意，我不去讀它的。——我之好學是到真「好」才去「學」的，而對某方面學問之興趣和注意，總是先借雜誌報紙引起來。 我的自學作始於小學時代。奇怪的是在那樣新文化初初開荒時候，已有人為我準備了很好的課外讀物。這是一種《啟蒙畫報》，和一種《京話日報》。創辦人是我的一位父執，而且是對於我關係深切的一位父執。他的事必須說一說。 他是彭翼仲先生（詒孫），蘇州人而長大在北京。祖上狀元宰相，為蘇州世家巨族。他為人豪俠勇敢，其慷爽尤為可愛。論體魄，論精神，俱不似蘇州人，卻能說蘇州話。他是我的譜叔，因他與我父親結為兄弟之交，而年紀小於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長女便是我的長嫂。他又是我的老師，因前說之「蒙養學堂」就是他主辦的，我在那裡從學於他。 他的脾氣為人（豪俠勇敢）和環境機緣（家住江南、鄰近上海得與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為一個愛國志士維新先鋒。距今四十年前（1902年），他在當時全國首都——北京——創辦了第一家報紙（嚴格講，它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順天時報》出版。但《順天時報》完完全全為日本人所辦。就中國人自辦者說，它是第一家，廣東人朱淇所辦《北京日報》為第二家）。當時草創印刷廠，還是請來日本工人作工頭的。蒙養學堂和報館印刷廠都在一個大門裡，內部亦相通。我們小學生常喜歡去看他們印刷排版。 彭公手創報紙，計共三種。我所受益的是《啟蒙畫報》；於北方社會影響最大的，乃是《京話日報》；使他自身得禍的，則是《中華報》。 《啟蒙畫報》最先出版。它是給十歲上下的兒童閱看的。內容主要是科學常識，其次是歷史掌故、名人軼事，再則如「伊索寓言」一類的東西亦有；卻少有今所謂「童話」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當時用為物理化學之總名稱）、算學等各門都有。全是白話文，全有圖畫（木板雕刻無彩色）。而且每每將科學撰成小故事來說明。講到天象，或以小兒不明白，問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來講。講到螞蟻社會，或用兩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見來講。算學題以一個人做買賣來講。諸如此類，兒童極其愛看。歷史如講太平天國，講「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的庚子變亂，亦作為歷史，剖講甚詳。名人軼事如司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國如拿破崙、華盛頓、大彼得、俾斯麥、西鄉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長篇連載的故事了。圖畫為永清劉炳堂先生（用烺）所繪。劉先生極有繪畫天才，而不是舊日文人所講究之一派。沒有學過西洋畫，而他自得西畫寫實之妙。所畫西洋人尤為神肖，無須多筆細描而形象逼真。計出版首尾共有兩年之久。我從那裡面不但得了許多常識，並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後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出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 《啟蒙畫報》出版不久，就從日刊改成旬刊（每冊約三十多頁），而別出一小型日報，就是《京話日報》，內容主要是新聞和論說。新聞以當地（北京）社會新聞占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是「緊要新聞」，包括國際國內重大事情。論說多半指陳社會病痛，或鼓吹一種社會運動，甚有推動力量，能發生很大影響，絕無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會一般人為對象，而不是給「上流社會」看的。因為是白話，所以我們兒童亦能看，只不過不如對《啟蒙畫報》之愛看。 當時風氣未開，社會一般人都沒有看報習慣。雖取價低廉，而一般人家總不樂增此一種開支。兩報因此銷數都不多。而報館全部開支卻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從開辦設備到經常費用，彭公家產已賠墊乾淨，並且負了許多債。年關到來，債主催逼，家中婦女怨謫，彭公憂煎之極，幾乎上吊自縊。本來創辦之初，我父親實贊助其事，我家財物早已隨著賠送在內；此時還只有我父親援救他。後來從父親日記和銀錢摺據上批註中，見出當時艱難情形和他們做事動機之純潔偉大。——他們一心要開發民智，改良社會。這是由積年對社會腐敗之不滿，又加上庚子（1900年）親見全國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勢，幾乎招取亡國大禍，所激動的。 這事業屢次要倒閉，終經他們堅持下去，最後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報紙便發達起來了。然主要還是由於鼓吹幾次運動，報紙乃隨運動之擴大而發達。一次是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地界）一個外國兵，欺侮中國貧民，坐人力車不給錢，車夫索錢，反被打傷。《京話日報》一面在新聞欄詳記其事，一面連日著論表示某國兵營如何要懲戒要賠償才行，並且號召所有人力車夫聯合起來，事情不了結，遇見某國兵就不給車子乘坐。事為某國軍官所聞，派人來報館查詢，要那車夫前去質證。那車夫膽小不敢去，彭公即親自送他去。某國軍官居然懲戒兵丁而賠償車夫。此事雖小，而街談巷議，轟動全城，報紙銷數隨之陡增。另一次是美國禁止華工入境，並對在美華工苛待。《京話日報》就提倡抵制美貨運動。我還記得我們小學生亦在通衢鬧市散放傳單，調查美貨等等。此事在當時頗為新穎，人心殊見振奮，運動亦擴延數月之久。還有一次反對英屬非洲虐待華工，似在這以前，還沒有這次運動熱烈。最大一次運動，是國民捐運動。這是由報紙著論，引起讀者來函討論，醞釀頗久而後發動的。大意是為庚子賠款四萬萬兩，分年償付，為期愈延久，本息累積愈大；遲早總是要國民負擔，不如全體國民自動一次拿出來。以全國四萬萬人口計算，剛好每人出一兩銀子，就可以成功。這與後來民國初建時，南京留守黃克強（興）先生所倡之「愛國捐」，大致相似。此時報紙銷路已廣，其言論主張已屢得社會擁護。再標出這大題目來，籠罩到每一個人身上，其影響之大真是空前。自車夫小販、婦女兒童、工商百業以至文武大臣、皇室親王，無不響應。後因彭公獲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時，在大清銀行 （今中國銀行之前身）尚存有國民捐九十幾萬銀兩。計算捐錢的人數，要在幾百萬以上。 報紙的發達，確實可驚。不看報的北京人，幾乎變得家家看報，而且發展到四鄉了。北方各省各縣，像奉天黑龍江（東）、陝西甘肅（西）那麼遠，都傳播到。同時亦驚動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緒帝都遣內侍傳旨下來，要看這報。其所以這樣發達，亦是有緣故的。因這報紙的主義不外一是維新，一是愛國；淺近明白正切合那時需要。社會上有些熱心人士，自動幫忙，或多購報紙沿街張貼，或出資設立「閱報所」「講報處」之類。還有被人呼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說書賣卜為生。他改行，專門講報，作義務宣傳員。其他類此之事不少。 《中華報》最後出版。這是將《啟蒙畫報》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單張的而是成冊的。內容以論政為主，文體是文言文。這與《京話日報》以「大眾」為對象的，當然不同了。似乎當年彭公原無革命意識，而此報由其妹婿杭辛齋先生（慎修，海寧人）主筆，他卻算是革命黨人。我當時學力不夠看這個報，對它沒有興趣，所以現在不大能記得其言論主張如何。 到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中華報》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話日報》則屆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並封閉報館。其實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過在我的自學史內不必敘他太多了。這次罪名，據巡警部（如今之內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論朝政、附和匪黨」。杭公定罪是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彭公是發配新疆，監禁十年。其內幕真情，是為袁世凱在其北洋營務處（如今之軍法處）秘密誅殺黨人，《中華報》予以揭出之故。 後來革命，民國成立，舉行大赦，彭公才得從新疆回來。《京話日報》於是恢復出版。不料袁世凱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閉。袁倒以後再出版。至民國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視它的歷史還接辦一個時期。 六、自學的根本 在上邊敘述了我的父親，又敘述了我的一位父執，意在敘明我幼年之家庭環境和最切近之社會環境。關於這環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敘述，未能周詳。例如我母親之溫厚明通，贊助我父親和彭公的維新運動，並提倡女學，自己參加北京初創第一間女學校「女學傳習所」擔任教員等類事情都未及說到。然讀者或亦不難想像得之。就從這環境中，給我種下了自學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方面，父親和彭公他們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靈隱然萌露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種世俗謀衣食求利祿的「自了漢」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維新前進的空氣中，自具一種邁越世俗的見識主張，使我意識到世俗之人雖不必是壞人，但缺乏眼光見識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個人必須力爭上遊。所謂一片向上心，大抵在當時便是如此。 這種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了一種高傲神情。若從好一方面來說，這裡面固含蓄得一點正大 之氣和一點剛強 之氣。——我不敢說得多，但至少各有一點。我自省我終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特別是自十三四歲開始，由於這向上心，我常有自課於自己的責任，不論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並且有時某些事，覺得不合我意見，雖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十歲時愛看《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幾乎成癮，固然已算是自學，但真的自學，必從這裡 （向上心）說起。所謂自學應當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單是求知識，卻不足以儘自學之事。在整個生命向上自強之中，包括了求知識。求知識蓋所以濬 發我們的智慧識見，它並不是一種目的。有智慧識見發出來，就是生命向上自強之效驗，就是善學。假若求知識以致廢寢忘食，身體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頭腦愈昏，就不得為善學。有人說「活到老，學到老」一句話，這觀念最正確。這個「學」顯然是自學，同時這個「學」顯然就是在說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於求些知識。 自學最要緊是在生活中有自覺。讀書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卻是照顧自己身體而如何善用它。——用它來做種種事情，讀書則其一種。可惜這個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說得出，當時亦不明白的。所以當時對自己身體照顧不夠，例如：愛靜中思維，而不注意身體應當活動；飲食、睡眠、工作三種時間沒有好的分配調整；不免有少年斫喪身體之不良習慣（手淫）。所幸者，從向上心稍知自愛，還不是全然不照顧它。更因為有一點正大剛強之氣，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減少。我以一個孱弱多病的體質，到後來慢慢轉強，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優，其故似不外： 一、我雖講不到修養，然於身體少斫喪少浪費；雖至今對於身體仍愧照顧不夠，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顧。 二、胸中恆有一股清剛之氣，使外面病邪好像無隙可乘。——反之，偶爾患病，細細想來總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剛勁、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幾乎全部小學時期皆不如人；自十四歲雖變得好些，亦不怎樣聰明。講學問，又全無根底。乃後來亦居然濫側學者之林，終幸未落於庸劣下愚，反倒受到社會的過獎過愛。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於向上心，自知好學，雖沒有用過苦功，亦從不偷懶。 二、環境好，機緣巧，總讓我自主自動地去學，從沒有被動地讀過死書，或死讀書。換句話說，無論舊教育（老式之書房教育），或新教育（歐美傳來之學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 總之，向上心是自學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學得來。古書《中庸》上有「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兩句話，恰好借用來說我個人的自學經過（原文第二句不指身體而言，第一句意義亦較專深，故只算借用）。 七、五年半的中學 我於十四歲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順天中學堂」（地址在地安門外兵將局）。此雖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間中學，卻是與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學堂」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順天」指順天府（京兆）。福建人陳璧，先為五城御史，創五城中學；後為順天府尹，又設順天中學。兩個學堂的洋文總教習，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與伍光建同留學英國海軍）擔任。漢文教習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紓（琴南）為主，我們則以一位跛腿陳先生（忘其名）為主。 當時學校初設，學科程度無一定標準。許多小學比今日中學程度還高，而那時的中學與大學似亦頗難分別。我的同班同學中竟有年紀長我近一倍者——我十四歲，他二十七歲。有好多同學雖與我們年紀小的同班受課，其實可以為我們的老師而有餘。他們詩賦、古文詞、四六駢體文都作得很好，進而講求到「選學」（《昭明文選》）。不過因為求出路（貢生、舉人、進士）非經過學堂不可，有的機會湊巧得入大學，有的不巧就入中學了。 今日學術界知名之土，如張申府（崧年）、湯用彤（錫予）諸位，皆是我的老同學。論年級，他們尚稍後於我；論年齡，則我們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級上是年齡最小的。 當時學堂里讀書，大半集中於英算兩門。學生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這上邊。年長諸同學，很感覺費力；但我於此，亦曾實行過自學。在我那班上有四個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莊，北京），三姚萬里（伯鵬，廣東），四就是我。我們四個都是年紀最小的——廖與王稍長一兩歲。在廖大哥領導之下，我們曾結合起來自學。 這一結合，多出於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見年小同學愛玩耍不知用功，特來勉勵我們。以那少年時代的天真，結合之初，頗具熱情。我記得經過一陣很起勁的談話以後，四個人同出去，到酒樓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議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氣稱謂相稱，而主張以每個人的短處標出一字來，作為相呼之名，以資警惕。大家都贊成此議，就請他為我們一個個命名。他給王的名字，是「懦」；給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這三個字都甚恰當。我是傲，不必說了。那王確亦懦弱有些婦人氣；而姚則以賽跑跳高和足球擅長，原是一粗暴的體育大家。最後，他自名為「惰」。這卻太謙了。他正是最勤學的一個呢！此大約因其所要求於自己的，總感覺不夠之故；而從他自謙其惰，正可見出其勤來了。 那時每一班有一專任洋文教習，所有這一班的英文、數學、外國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這些位洋文教習，全是天津水師學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門徒。我那一班是位呂先生（富永）。他們秉承王先生的規矩，教課認真，做事有軍人風格。當然課程進行得並不慢，但我們自學的進度，總還是超過他所教的。如英文讀本Carpenter’s Reader （亞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書的一半時，廖已讀完全書，我亦能讀到三分之二；納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冊未完，我與廖研究第三冊了；代數、幾何、三角各書，經先生開一個頭，廖即能自學下去，無待於先生教了。我趕不上他那樣快，但經他攜帶，總亦走在先生教的前邊。廖對於習題一個個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齊悅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塗改，行款不齊，字跡潦草，比他顯得忙亂，而進度反在他之後。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2] 。然從當年那些經驗上，使我相信沒有不能自學的功課。 同時廖還注意國文方面之自學。他在一個學期內，將一部《御批通鑑輯覽》圈點完畢。因其為洋版書（當時對於木版書外之銅印、鉛印、石印各書均作此稱）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飯前劃出一點時間來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點完功，眼睛變得近視了。這是他不曉得照顧身體，很可惜的。這裡我與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國文方面的：國文講義我照例不看；國文先生所講，我照例不聽。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後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國舊書。但我國文作文成績還不錯，偶然亦被取為第一名。我總喜歡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時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多半失敗。記得一位七十歲的王老師十分惱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後，嚴重地批著「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的批語。而後來一位范先生偏賞識我。他給我的批語，卻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十九歲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們畢業。前後共經五年半之久。本來沒有五年半的中學制度，這是因為中間經過一度學制變更，使我們吃虧。 八、中學時期之自學 在上面好像已敘述到我在中學時之自學，如自學英文、數學等課，但我所謂自學尚不在此。我曾說了： 由於向上心，我常有自課於自己的責任，不論什麼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學，必從這裡說起。自學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 所以上節所述只是當年中學裡面一些應付課業的情形，還沒有當真說到我的自學。 真的自學，是由於向上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人生問題；二、社會問題，亦可雲中國問題。此兩個問題互有關聯之處，不能截然分開，但仍以分別言之為方便。從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被人看做是哲學家。從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參加了中國革命，並至今投身社會運動。今屆五十之年，總論過去精力，無非用在這兩問題上面；今後當亦不出乎此。而說到我對此兩問題如何追求，則在中學時期均已開其端。以下略述當年一些事實。 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約十四歲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個價值標準，時時用以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這就是凡事看它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假使於群於己都沒有好處，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轉來，若於群於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 格窒礙，必輾轉求所以自圓其說者。一旦豁然復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此時於西洋之「樂利主義」、「最大多數幸福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等，尚無所聞。卻是不期而然，恰與西洋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這思想，顯然是受先父的啟發。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卻有極像墨家之處。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詩詞做文章的人，而標出「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的主張。務實之「實」，自然不免要以「實用」、「實利」為其主要涵義。而專講實用實利之結果，當然流歸到墨家思想。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意思在他一言一動之間到處流露貫徹。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過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見解而止，他對於哲學並沒有興趣。我則自少年時便喜歡用深思。所以就由這裡追究上去，究竟何謂「有好處」？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確定它。於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又追究到底何謂苦，何謂樂。對於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鑰匙，頗為重要。後來所作《究元決疑論》[3] 中，有論苦樂的一段尚可見一斑。而這一段話，卻完全是十六七歲在中學時撰寫的舊稿。在中學裡，時時沉溺在思想中，亦時時記錄其思想所得。這類積稿當時甚多，現在無存。 然在當時受中國問題的刺激，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似又遠過於愛談人生問題。這亦因當時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為尚之故。 當時——光緒末年宣統初年——正亦有當時的國難。當時的學生界，亦曾激於救國熱潮而有自請練學生軍的事，如「九一八」後各地學生之所為者。我記得我和同班同學雷國能兄，皆以熱心這運動被推為代表，請求學堂監督給我們特聘軍事教官，並發給槍支，於正課外加練軍操，此是一例；其他像這類的事，當然很多。 為了救國，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觀念，以及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政黨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為我的政治理想。後來所作《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4] ，其中詮釋近代政治的話，還不出中學時那點心得。——的確，那時對於政治自以為是大有心得的。 九、自學資料及當年師友 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我在當時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國內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新小說》 （雜誌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這都是從日本傳遞進來的。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此為初時（1907年）之事。稍後（1910年後）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日報），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資財。 《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即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面指出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的；恰恰關係到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的雙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時在報上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得以領會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還有關於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健，皆足以感發人。此外有《德育鑒》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的，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叢報》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約占十分之二外，還有其他人如蔣觀雲先生（智由）等等的許多文章和國際國內時事記載等，約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這些能助我系統地了解當日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記壬寅、癸卯、甲辰（1902—1904年）之事正在我讀它時（1907—1909年）之前也。由於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地之《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個中學生。 《國風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為多；其他如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亦常談到。這是因為當時清廷籌備立憲，各省咨議局亦有聯合請願開國會的運動，各省督撫暨駐外使節在政治上亦有許多建議，而梁任公一派人隱然居於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為其機關報。我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並且學習了近代國家法制上許多知識。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終究亦得到一些。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展堂）、汪精衛等爭論中國應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搜集起來合印的；我反覆讀之甚熟。其他有些宣傳品主於煽動排滿感情的，我不喜讀。 自學條件，書報資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當時，我有兩個朋友必須說一說。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曉峰，河北樂亭縣人。他年長於我二歲，而班級則次於我。他們一班，是學法文的；我們則學英文。因此雖為一校同學，朝夕相見，卻無往來。郭君顏貌如好女子，見者無不驚其美艷，而氣斂神肅，眉宇間若有沉憂；我則平素自以為是，亦復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談。但經一度交談之後，我思想上竟發生極大變化。 我那時自負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論胸襟氣概似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淺陋的。對於人生許多較深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於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會，並且拒絕理會之。蓋受先父影響，抱一種狹隘功利見解，重事功而輕學問。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則直認為誤人騙人的東西而排斥它。對於人格修養的學問，感受《德育鑒》之啟發，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卻認為「要作大事必須有人格修養才行」，竟以人格修養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無當淺薄無根的思想，早應當被推翻。無如一般人多半連這點偏激淺薄思想亦沒有。盡他們不同意我，乃至駁斥我，其力量卻不足以動搖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於老、莊、易經、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亦足以籠罩我。他的談話，有時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時順應我要作大事業的心理而誘進我，使我心悅誠服。我崇拜之極，尊之為郭師，課暇就去請教，記錄他的談話訂成一巨冊，題曰「郭師語錄」。一般同學多半譏笑我們，號之為「梁賢人、郭聖人」。 自與郭君接近後，我一向狹隘的功利見解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這在我的思想上，實為一絕大轉進。那時還有一位同學陳子方，年紀較我們都大，班級亦在前，與郭君為至好。我亦因郭而親近之。他的思想見解、精神氣魄，在當時亦是高於我的，我亦同受其影響。現在兩君都不在人世[5] 。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廣東台山縣人[6] 。他年紀約長我一二歲，與我為同班，卻是末後插班進來的。本來陳與郭在中國問題上皆傾向革命，但非甚積極。甄君是從（1910年）廣州上海來北京的，似先已與革命派有關係。我們彼此同是對時局積極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見不大相同。甄君當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滿。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國式政治為理想，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有什麼等差不同。轉而指責民主國，無論為法國式（內閣制），抑美國式（總統制），皆不如英國政治之善。——此即後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所唱「虛君共和論」。在政治改造運動上，我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於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壞不大，免遭國際干涉。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立憲派得來的；然一點一滴皆經過我的往復思考，並非一種學舌。我和甄君時常以此作筆戰，亦仿佛梁（任公）、汪（精衛）之所為；不過他們在海外是公開的，我們則不敢讓人知道。 後來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許多立憲派人皆轉而為革命派，我亦是這樣。中學畢業期近，武昌起義爆發，到處人心奮動，我們在學堂里更呆不住。其時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學生界秘密互有聯絡，而頭緒不一。適清廷釋放汪精衛。汪一面倡和議，一面與李石曾、魏宸組、趙鐵橋等暗中組織京津同盟會。甄君同我即參加其中，是為北方革命團體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皆出於此一組織。 十、初入社會 按常例說，一個青年應當是由「求學」到「就業」；但在近幾十年的中國青年，卻每每是由「求學」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個。我由學校出來，第一步踏入廣大社會，不是就了某一項職業而是參加革命。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種太危險的事！ 因為青年是社會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學，原是學習著如何參加社會，為社會之一員，以繼成熟分子之後。卻不料其求了學來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會。試問參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時缺乏社會經驗，對於社會只有虛見（書本上所得）和臆想，尚無認識。試問認識不足，又何從談到怎樣改造呢？這明明是不行的事！無奈中國革命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種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由歷史孕育下來的革命主力。中國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學分子對舊派之爭，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帶傳播進來的世界思潮，以激動起一些熱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種學生革命。幼稚、錯誤、失敗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無可奈何。 以我而說，那年不過剛足十八歲，自己的見識和舉動，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親眼見的許多人許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為兒戲。不過青年做事比較天真，動機比較純潔，則為後來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這是後來的感想，事實不具述。 清帝不久退位，暗殺暴動一類的事，略可結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辦報，為公開之革命宣傳。趙鐵橋諸君所辦者，名曰《民意報》，以甄亮甫為首的我們一班朋友，所辦的報則名《民國報》。當時經費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張，規模之大為北方首創。總編輯為孫炳文浚明兄（四川敘府人，民國十六年國民黨以清黨為藉口將其殺害於上海）；我亦充一名編輯，並且還做過外勤記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當時一筆名，而且出於孫先生所代擬。 新聞記者，似乎是社會上一項職業了。但其任務在指導社會，實亦非一個初入社會之青年學生所可勝任。現在想來，我還是覺得不妥的。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來之結果呢！報館原來館址設在天津，後又遷北京（順治門外大街西面）。民國二年春間，中國同盟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成立，《民國報》收為黨本部之機關報，以湯漪主其事，我們一些朋友便離去了。 作新聞記者生活約一年余，連參與革命工作算起來，亦不滿兩周年。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在此期間，接觸最多者當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學讀書時，便夢想議會政治，逢著資政院開會（宣統二年、三年兩度開會），必輾轉懇託介紹旁聽。現在是新聞記者，持有長期旁聽證，所有民元臨時參議院民二國會的兩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了。此外若同盟會本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本部，若國務院等處，亦是我蹤跡最密的所在。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之前身）和民主黨（進步黨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當時議會內黨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縱運用，皆映於吾目而了了於吾心。許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卻熟悉他。這些實際知識和經驗，有助於我對中國問題之認識者不少。 十一、激進於社會主義 民國元年已有所謂社會黨在中國出現。這是江亢虎（汪精衛之南京偽政府考試院副院長）在上海所發起的，同時他亦自居於黨魁地位。那時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為陳翼龍（後為袁世凱所殺）。江亦光緒庚子後北京社會上倡導維新運動之一人，與我家夙有來往，我深知其為人底細。他此種舉動，完全出於投機心理。雖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則不睬。所有他們發表的言論，我都摒斥，不願入目。我之傾向社會主義，不獨與他們無關，而且因為憎惡他們，倒使我對社會主義隔膜了。 論當時風氣，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識中所有；經濟改造則為一般人意識中所無。僅僅「社會主義」這名詞，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產主義一詞似尚未見），少有人熱心研究它。元年（1912年）八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民生主義之被刪除，正為一很好例證。同盟會會章的宗旨一條，原為「本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國民黨黨章則改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這明明是一很大變動，舊日同志所不喜，而總理孫先生之不願意，更無待言。然而畢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會（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之劇場舉行），我亦參加。我親見孫總理和黃克強先生都出席，為極長極長之講演，則終於承認此一修改，又無疑問[7] 。這固然見出總理之虛懷，容納眾人意見；而經濟問題和社會主義之不為當時所理會，亦完全看出了。 我當時對中國問題認識不足，亦以為只要憲政一上軌道，自不難步歐美日本之後塵，為一近代國家。至於經濟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後之事，現在用不到談它。所見正與流俗一般無二。不過不久我忽然感觸到「財產私有」是人群一大問題。 約在民國元年尾二年初，我偶然一天從家裡舊書堆中，檢得《社會主義之神髓》一本書，是日本人幸德秋水（日本最早之社會主義者，死於獄中）所著，而張溥泉（繼）先生翻譯的，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書在當時已嫌陳舊，內容亦無深刻理論。它講到什麼「資本家」「勞動者」的許多話，亦不引起我興味；不過其中有些反對財產私有的話，卻印入我心。我即不斷來思索這個問題。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終至引我到反對財產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對，好像忍耐不得。 我發現這是引起人群中間生存競爭之根源。由於生存競爭，所以人們常常受到生活問題的威脅，不免於巧取豪奪。巧取，極端之例便是詐騙；豪奪，極端之例便是強盜。在這兩大類型中包含各式各樣數不盡的事例，而且是層出不窮。我們出去旅行，處處要提防上當受欺。一不小心，輕則損失財物，大則喪身失命。乃至坐在家裡，受至親至近之人所欺者，耳聞目見亦復不鮮。整個社會沒有平安地方，說不定詐騙強盜從那裡來。你無錢，便受生活問題的威脅；你有錢，又受這種種威脅。你可能餓死無人管，亦可能四周圍的人都在那兒打算你！啊呀！這是什麼社會？這是什麼人生？——然而這並不新奇。財產私有，生存競爭，自不免演到這一步！ 這在被欺被害的人，固屬不幸而可憫；即那行騙行暴的人，亦太可憐了！太不像個「人」了！人類不應當這個樣子！人間的這一切罪惡，社會制度（財產私有制度）實為之，不能全以責備那個人。若根源上不解決，徒以嚴法峻刑對付個人，囚之殺之，實在是不通的事。我們即從法律之禁不了，已可證明其不通與無用。 人間還有許多罪惡，似為當事雙方所同意，亦且為法律所不禁的，如許多為了金錢不復計及人格的事。其極端之例，便是娼優。社會上大事小事，屬此類型，各式各樣亦複數之不盡。因為在這社會上，是苦是樂，是死是活，都決定於金錢。錢之為用，乃廣大無邊，而高於一切；擁有大量錢財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權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時責備有錢的人，不該這樣用他的錢；責備無錢的人，不該這樣出賣自己，高倡道德，以勉勵眾人，我們亦徒見其迂謬可笑，費盡唇舌，難收效果而已！ 此外還有法律之所許可，道德不及糾正，而社會無形予以鼓勵的事。那便是經濟上一切競爭行為。競爭之結果，總有許多落伍失敗的人，陷於悲慘境遇，其極端之例，便是乞丐。那些不出來行乞，而境遇悲慘需人救恤者，同屬這一類型。大抵老弱殘廢孤寡疾病的人，競爭不了，最容易落到這地步。我認為這亦是人間的一種罪惡。不過這種罪惡，更沒有那一個負其責，顯明是社會制度的罪惡了。此時雖有慈善家舉辦慈善事業以為救濟，但不從頭理清此一問題，支支節節，又能補救得幾何？ 此時普及教育是不可希望的，公共衛生是不能講的，縱然以國家力量勉強舉辦一些，無奈與其社會大趨勢相反何？——大趨勢使好多人不能從容以受教育，使好多人無法講求衛生。社會財富可能以自由競爭而增進（亦有限度），但文化水準不見得比例地隨以增高，尤其風俗習慣想要日進於美善，是不可能的。因根本上先失去人心的清明安和，而流於貪吝自私，再加以與普及教育是矛盾的，與公共衛生是矛盾的，那麼，將只有使身體方面心理方面日益敗壞墮落下去！ 人類日趨於下流與衰敗，是何等可驚可懼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衛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學家都挽救不了。什麼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說。拔本塞源，只有廢除財產私有制度，以生產手段歸公，生活問題基本上由社會共同解決，而免去人與人間之生存競爭。——這就是社會主義了。 我當時對於社會主義所知甚少，卻十分熱心。其所以熱心，便是認定財產私有為社會一切痛苦與罪惡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對它。理由如上所說亦無深奧，卻全是經自己思考而得。是年冬，曾撰成《社會主義粹言》一書（內容分十節，不過萬二三千字），自己寫於蠟紙，油印數十本贈人。今無存稿。唯在《漱溟卅前文錄》中，有《槐壇講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國十二年春間為曹州中學生所講，講到一點從前的思想。 那時思想，僅屬人生問題一面之一種社會理想，還沒有扣合到中國問題上。換言之，那時只有見於人類生活需要社會主義，卻沒有見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問題上，有其特殊需要。 十二、出世思想 我大約從十歲開始即好用思想。其時深深感受先父思想的影響，若從今日名詞言之，可以說在人生哲學上重視實際利害，頗暗合於中國古代墨家思想或西方近代英國人的功利主義。——以先父似未嘗讀墨子書，更不知有近代英國哲學，故云暗合。 大約十六七歲時，從利害之分析追問，而轉入何謂苦何謂樂之研索，歸結到人生唯是苦之認識，於是遽爾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七歲曾拒絕母親為我議婚，二十歲開始茹素，尋求佛典閱讀，懷抱出家為僧之念，直至廿九歲乃始放棄。——放棄之由，將於後文第十八節言之。 按：1969年秋間曾寫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實為此節最好參考之資料，茲不煩重加述說。又關於苦樂問題之研索，則早年《究元決疑論》一文內有一段述說，可資參看。 十三、學佛又學醫 我尋求佛典閱讀之，蓋始於民國初元，而萃力於民國三年前後。於其同時兼讀中西醫書。佛典及西醫書均求之於當時琉璃廠西門的有正書局。此為上海有正書局分店。據聞在上海主其事者為狄葆賢，號平子，又號平等閣主，崇信佛法，《佛學叢報》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編。金陵刻經處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處印行之佛典，均於此流通，任人覓購。《佛學叢報》中有李證剛（翊灼）先生文章，當時為我所喜讀。但因無人指教，自己於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於各宗派更屬茫然，遇有佛典即行購求，亦不問其能懂與否。曾記得「唯識」「因明」各典籍最難通曉，暗中摸索，費力甚苦。 所以學佛又學醫者，雖心慕金剛經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於今，擬以醫術服務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恰好有正書局代售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之西醫書籍，因併購取讀之。據聞此局主事者丁福保氏，亦好佛學，曾出版佛學辭典等書。丁氏狄氏既有同好，兩局業務遂以相通。其西醫各書系由日文翻譯過來，有關於藥物學、內科學、病理學、診斷學等著作十數種之多，我盡購取閉戶研究。 中醫古籍則琉璃廠各書店多有之。我所讀者據今日回憶似以陳修園四十八種為主，從《黃帝內經》以至張仲景《傷寒》、《金匱》各書均在其中。我初以為中西醫既同以人身疾病為研究對象，當不難溝通，後乃知其不然。中西兩方思想根本不同，在某些末節上雖可互有所取，終不能融合為一。其後既然放棄出家之想，醫學遂亦置而不談。 十四、父親對我信任且放任 此節的最好參考資料是我所為《思親記》一文（見先公遺書卷首）。吾父對我的教育既經敘述在第二節，今此節不外繼續前文。其許多事實則具備於《思親記》所記之中，茲分別概述如下： 父親之信任於我，是由於我少年時一些思想行徑很合父意，很邀嘉賞而來。例如我極關心國家大局，平素看輕書本學問而有志事功，愛讀梁任公的《新民叢報》、《德育鑒》、《國風報》等書報，寫作日記，勉勵自己。這既有些像父親年輕時所為，亦且正和當時父親的心理相合。每於晚飯後談論時事，我頗能得父親的喜歡。又如父親向來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擔當，郭嵩燾識見不同於流俗，而我在讀到《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時，正好特別重視這兩個人。這都是我十四五歲以至十九歲時的事情，後來就不同了。 說到父親對我的放任，正是由於我的思想行動很不合父親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於我，但不加干涉，讓我自己回心轉意。我不改變，仍然聽任我所為，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動是哪些呢？正如《思親記》原文說的—— 自（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 實則時間上非始自民國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時，我參加革命行動，父親就明示不同意了，卻不加禁止。革命之後，國會開會，黨派競爭頗多醜劇，父親深為不滿，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為勢所難免，事事為之辯護。雖然父子好談時事一如既往，而爭論劇烈，大傷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讀佛典，志在出家為僧，父親當然大為不悅。但我購讀佛書，從來不加禁阻。我中學畢業後，不願升學，以至我不結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讓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這種寬放態度，我今天想起來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時，我今天感到父親這樣態度對我的成就很大，實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種很好的教育。不過我當時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離開父親到達西安時方才實行。所惜我終違父意，父在世之時堅不結婚；其後我結婚則父逝既三年矣。 十五、當年傾慕的幾個人物 吾父放任我之所為，一不加禁，蓋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趨向下流，聽其自己轉變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機會大走自學之路，沒有落於被動地受教育地步。大約從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一階段，我心目中有幾個傾慕欽佩的人物，分述如下： 梁任公先生當然是頭一個。我從壬寅、癸卯、甲辰（1902—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叢報》學到很多很多知識，激發了志氣，受影響極大。我曾寫有紀念先生一文，可參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點。當年欽仰的人物，後來不滿意，蓋非獨於任公先生為然。 再就是先舅氏張鎔西先生耀曾，為我年十四五之時所敬服之人。鎔舅於母極孝，俗有「家貧出孝子」之說，確是有理。他母親是吾父表姐，故爾他於吾父亦稱舅父，且奉吾父為師。他在民國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黨（同盟會、國民黨）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為異黨所愛重。我在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寫有一文可參看。惜他局限於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未能適應社會主義新潮流。 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經極為我所愛讀。且驚服其學問之淵深。我搞的《晚周漢魏文鈔》，就是受他文章的影響。那時我正在傾心學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學。後來方曉得他於佛法竟是外行。 再就是章行嚴先生（士釗）在我精神上的影響關係，說起來話很長。我自幼喜看報紙。十四歲入中學後，學校閱覽室所備京外報紙頗多，我非止看新聞，亦且細看長篇論文。當時北京有一家《帝國日報》常見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討論憲政制度，例如國會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問題等等。筆者似在歐洲，有時兼寫有《歐遊通訊》刊出，均為我所愛讀。後來上海《民立報》常見署名「行嚴」的論文，提倡講邏輯。我從筆調上判斷其和「秋桐」是一個人的不同筆名，又在梁任公主編的《國風報》（一種期刊，出版於日本東京）上見有署名「民質」的一篇論翻譯名詞的文章，雖內容與前所見者不相涉，但我又斷定必為同一個人。此時始終不知道其真姓名為誰。 後來訪知其真姓名為章士釗，我所判斷不同筆名實為一個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後，孫中山以臨時總統讓位於袁世凱，但黨（同盟會）內決議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職《民立報》原為黨的機關報，而章先生主持筆政，卻發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張。黨內為之譁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會會員，群指目為報社內奸。於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報》，自己創辦一周刊標名《獨立周報》，發抒個人言論。其發刊詞表明自己從來獨立不倚（independent）的性格，又於篇末附有寄楊懷中先生（昌濟）長達一二千字的書信。書信內容說他自己雖同孫（中山）、黃（克強）一道奔走革命，卻不加入同盟會之事實經過（似是因加入同盟會必誓言忠於孫公並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當時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張溥泉兩位，曾強他參加，至於把他關鎖在房間內，如不同意參加便不放出（按此時他年齡似尚不足二十歲），而他終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懷中先生卻知道，可以作證。《獨立周報》發刊，我曾訂閱，對於行嚴先生這種性格非常喜歡。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 其後，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雜誌，我於閱讀之餘，開始與他通信，曾得答書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盡失去。其時正當孫黃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圖謀帝制，人心苦悶，《甲寅》論著傳誦國內，極負盛名。不久章先生參預西南倒袁之役，擔任軍務院秘書長。袁倒黎繼，因軍務院撤銷問題，先生來北京接洽結束事務，我們始得見面。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顧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時有節概可見，九十高齡猶勤著述（我親見之），自不可及。 十六、思想進步的原理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於沒有的，殆居大多數。這就是在他頭腦中雜亂無章，人云亦云，對於不同的觀點意見，他都點頭稱是。思想或雲一種道理，原是對於問題的解答。他之沒有思想正為其沒有問題。反之，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思想進步的原理，一言總括之，就是如此。 往年曾有《如何成為今天的我》一篇講演詞（見於商務館出版的《漱溟卅後文錄》），又舊著《中國文化要義》書前有一篇《自序》均可資參看。 十七、東西文化問題 我既從青年時便體認人生唯是苦，覺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學佛，不料竟以《究元決疑論》一篇胡說瞎論引起蔡元培先生注意，受聘擔任北大印度哲學講席。這恰值新思潮（「五四」運動）發動前夕。當時的新思潮是既倡導西歐近代思潮（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又同時引入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我自己雖然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環境氣氛卻對我這講東方古哲之學的無形中有很大壓力。就是在這壓力下產生出來我《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這書內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國、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體系各予以人類文化發展史上適當的位置，解決了東西文化問題。 十八、回到世間來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的人生，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是我青年以來的一大思想轉變。當初歸心佛法，由於認定人生唯是苦（佛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一旦發現儒書《論語》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而樂字卻出現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極大注意。在《論語》書中與樂字相對待的是一個憂字。然而說「仁者不憂」，孔子自言「樂以忘憂」，其充滿樂觀氣氛極其明白；是何為而然？經過細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由來，亦就伏下了自己放棄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間來的動念。 動念回到世間來，雖說觸發於一時，而卻是早有其醞釀在的。這就是被誤拉進北京大學講什麼哲學，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好名好勝之心發乎身體，而身體則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為僧，不許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慾念。自己精神上就這樣時時在矛盾鬥爭中。矛盾鬥爭不會長久相持不決，逢到機會終於觸發了放棄一向要出家的決心。 機會是在1920年春初，我應少年中國學會邀請作宗教問題講演後，在家補寫其講詞。此原為一輕易事，乃不料下筆總不如意，寫不數行，塗改滿紙，思路窘澀，頭腦紊亂，自己不禁詫訝，擲筆嘆息。既靜心一時，隨手取《明儒學案》翻閱之。其中泰州王心齋一派素所熟悉，此時於東崖語錄中忽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驀地心驚：這不是恰在對我說話嗎？這不是恰在指斥現時的我嗎？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然放棄出家之念。是年暑假應邀在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題，回京寫定付印出版，冬十一月尾結婚。 [1] ［1］ 前11節寫於1942年，12~18 節於1974 年補完。（本書注釋除註明「漱注」者為作者原注外，其餘均為本書編者所加。） [2] ［1］ 廖君後來經清華送出遊美學鐵路工程，曾任國內各大鐵路工程師。——漱注 [3] 《究元決疑論》為廿四歲作，刊於《東方雜誌》，後收為東方文庫之一單行小冊。——漱注 [4] 此文見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華書局出版。——漱注 [5] 陳故去約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與李大釗（守常）為鄉親，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圖書館做事。張紹曾為國務總理時，曾一度引為國務院秘書。今故去亦有十年。——漱注 [6] 甄君民國八九年間在廣東曾任大元帥府秘書，後來去國到美洲，今似在舊金山辦報。——漱注 [7] 以我個人記憶所及，此次改組，內部爭執甚大。即在定議之後，尤復有人蓄意破壞。成立大會，似分在北京上海兩地同時開會。滬會即因此鬥爭而散；北京方面以孫黃二公親臨，幸得終局。當時爭點，一即刪去民生主義，而於別一條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則同盟會原有女同志，而新黨章不收女黨員。當場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貞、伍崇敏等起而質問，並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尋毆，台下亦有人鼓譟。唯賴總理臨場講演，以靖秩序。時值盛夏，天氣炎熱，總理話已講完，左右頻請續講，以致拖長數小時之久，汗流滿面。勉強散票選舉，比將票收齊，已近天黑。自早晨八時開會，至此蓋已一整天矣。在當時主持改組者，蓋以為憲政之局已定，只求善於運用，遠如歐美之產業發達，近如日本之經濟建設，皆不難循序而進。此時只需實行社會政策，足防社會問題於未來，無唱社會主義之必要。而運用憲政則在政黨。故改組即在泯除暴力革命秘密結社之本色，而化為憲政國家之普通政黨，俾與一般社會相接近，以廣結同志，多得選民也。——漱注 自述[1] 日昨曾說明本院開辦講習會之意義，並非欲在此短時期內傳授諸君以知識技能，趕著應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為吾們皆身在問題中，又生於問題最嚴重之中國，吾們聚合一處，商討吾們的問題，找出路子，解決煩悶。 今日所講之內容將先說明我自己，在說明我自己時最可使諸君明白上面「解決煩悶」之意。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實相連貫。諸君可能已經看過我所發表的文字，其中有兩篇皆是說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為今天的我》，見《卅後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文系民國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稿，在此文中我曾說明，外間對於我個人，往往有許多不同之猜測，以為我為一學問家、哲學家、國學家或其他專家，仿佛看我為學問中人，其實我並無學問。我省思再三，我自己認識我，我實在不是學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如果有人問我，我現在何以有一點關於哲學、佛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知識？何以在社會中有些地位？我的答覆是，乃是由於問題逼出來的。我當初並無意於某一方面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者是佛學，乃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結果則都知道一點，其所以致此者，問題逼之使然也。當初我亦無意於社會中如何做那種事業，成就一種地位，而結果能做點事業，有點地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 （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的出版，此書系匯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內所發表之論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說明我自己所以成為今日的我，所以主編《村治月刊》的原因，無一非問題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諸君如已看過這兩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講辭中仍願為諸君說明我自己。 因為本院招收講習會會員時，曾囑諸君先寫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對於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應為諸君敘述我自己，使諸君對於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謂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彼此有關係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說明我自己。 我之籍貫系廣西桂林，我之祖父生於桂林，先父與我則皆生於北京，先母為雲南籍。我生於清光緒十九年，今年四十一歲。我生後身體極弱，較之於尋常兒童皆有不及。六歲時，頭目時刻暈眩，有時頓感地動天搖，自己無力支持；醫生曾語先父，此子恐難永年，殊可憂也。 八歲時，入北京中西小學堂，此處系北京最先設立之小學堂。入中西小學堂後，即讀西文ABC……與教科書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見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從小時候即讀教科書，未嘗致力於中國學問，讀四書、五經等等。大約凡與我年相若之友朋，類皆讀過四書，而我則始終未之讀也。我之所以從小時候即入學堂讀教科書，實因先父之思想趨向「維新」，不欲我諷誦古籍也。 小學未屆畢業，即入順天中學（北京原為順天府），十九歲時中學畢業。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時日，即止於此。此後即未能再受正規的教育，入較高的學校求學。因此之故，諸君或可明白我不夠講學問，亦無學問可講。良以講學問必須具有相當的條件與工具：講中國學問，非知道文字學（即小學）經學等不可；講西洋學問，西文不具備相當之根基，亦實不可能。茲二者我皆未嘗下過工夫，我又何能講中國學問或西洋學問？我當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淺薄，講學問的工具，如此不夠用，而一般人視我為學問家，目我為學問中人，寧不可怪？然我對於種種學問又似乎都知道者，實即上文所說，問題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實是於不知不覺中摸索得來，當初自己並未能料到，乃是誤打誤撞而來，自己實未嘗想到學問究屬何事也。 某年，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之請，作短期講課。當時梁任公先生介紹我說「梁先生（指我）家學淵源」，我即刻聲明，我實在缺乏學問，更談不到家學淵源。但從別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響者，卻又很大。所謂淵源，無寧謂之為性情脾氣淵源之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說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說明先父之為人。 先父為人，天資並不算高，只是太認真，太真實。此點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自己的思想。本來，為人子者，似不該用批評的口吻，縱論其父若祖；但欲諸君了解我，與了解先君之為人能清楚計，又不得不爾。徵實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淺薄，但他有思想。所謂有思想，即是肯認真，以為這樣是對，那樣則是不對。他有主見（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見，因為他肯認真。由於天資不高，雖有主見，而所見者甚簡單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實與西洋思想相近。他實在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時時持有一個標準，而依此標準評論一切。他所持有之標準，即是「有用處」三字。他批評世間一切事，有用處即是好，無用處乃是不好，此點仿佛與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謂實用主義。他自己雖也曾讀書中舉，但他最看不起讀書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為讀書人不中用，因為文章亦不中用。因之，讀書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慣看人做詩詞寫文章，他時常嘆息痛恨中國國事為文人所誤。一個人如果讀書中舉，便快成無用之人，如再中進士點翰林，則更將變成廢物而無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數種原因：其一，由於他的天資不高，所見未免著重事物，稍涉虛渺處即不能知之，於是所見者皆甚簡單。其二，由於當時之社會國家情勢，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與影響。彼時正在曾胡用兵之後，開出崇尚「事功」的風氣與在乾隆、嘉慶時中國的風氣不同。訖於光緒中葉，國際侵略日加，甲午一戰，關係尤大。這使先父感傷國勢之危殆，問題之嚴重，不能自已。同時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國之強盛，事事有辦法、有功效、有用處，而反觀中國，則一無辦法，事不見功效，人又無 用處。先父之傾向於維新者，實即其人感情真摯，關切國事，及其一種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務實不務虛之故。惟其如此，故不令我讀經書而使我入學堂也。 以下須轉歸說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與脾氣，頗多相似於先父之處。先父天資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時越笨，此點諸君或不肯置信，而實則我自己反省時確確如此也。在我說明我自己時，仿佛我站在旁邊看我的為人，全是客觀的態度：用好字樣講自己的好處時並非誇大，用不好的字樣亦不是謙虛，此點最盼諸君能加留心。 我為人的真摯，有似於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即先父之視我，亦自謂我與他相似，當我十七歲時，先父曾字我曰「肖吾」，於此可見。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時，我感覺到我的所以如此者，無一不是由於我的性情脾氣所造成。諸君能瞭然於此後，請進而言事實。 吾人幼小時，心胸中空空洞洞，勢不免於先入為主，況加我之性情脾氣既同於先父。於是先父的思想，乃成為我的思想；先父為一實用主義者，我亦隨之而成為一實用主義者。我入中學時十四歲，國文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興。國文講義，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歡空洞的議論，如蘇東坡之萬言書，至若《莊子》上的文字，更叫我頭痛痛恨。因為《莊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學意味，玄妙極頂，類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實在是故示玄妙，完全是騙人誤人的東西。所有《莊子》、《老子》一類書，我全不以為然。其他如古文、詞章、文選派之六朝文章，我無一不厭惡。我從來沒有在國文上下過功夫。由此種至狹隘之見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為何如，我之認真為何如。此種狹隘之見解，二十餘歲以後，才漸次解放。我所有的這半生中，變化極多，許多事從前與日後完全不同樣，儼若兩人。這在我當初實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過去，我卻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當初最反對高玄最嫌厭哲學，卻不料以後反而到大學中去講哲學，致為人目之為哲學家也。 我的至狹隘之見解，幾經變化才得逐漸解放。第一次發生變化時，即在順天中學。同學中有郭仁林君其人者，年長於我兩歲，在校中則較我低一班。此君天資極高，彼時不過十八九歲，專看佛經、《易經》、《老子》、《莊子》等書，因我們不同班，不多往來。某日，在校內假山上遇見，乃相攀談。我述我的思想，我說我願為社會為國家做一番事業，慷慨陳詞，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為然。彼所以語我者，認為我即是想做事業，自己必須先有身心的修養。我語之，我亦看《理學宗傳》、《陽明語錄》等書。彼又語我，吾人必先將世間之得失成敗利害等等，看來無動於衷，由此方可有大無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爾心灰意懶；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謹、狹隘、呆板，專講有用之學，實不能成大事。必須先明白了很高之學問，日後才有辦法。郭君一席談話，打動了我的心肝，因為這些話無一不是就我當時的思想而加誘導的。自此之後，我不時與他親近，不時相與往還。他最愛講譚嗣同之《仁學》。郭君每為我講時，我即記錄其說話。我不敢認他為同學，乃尊之為郭師。每日課後即前往就教，他講我聽，且一一記之。在記錄之薄本上題名為「郭師語錄」。由此亦不難看出我之認真與愚笨。但好處即在於愚笨與認真。因為愚笨，思想的過程，不能超過他人先走一步，必須走一步後，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每一步皆是踏實不空，以後又繼續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時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以故我此生時時在變化中。因為有變化，先前狹隘之見解乃得漸次解放，不敢謂佛老為絕無道理矣。以上可說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變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從人生問題煩悶中發生厭世出世之思想而轉變了我之為人。關於我的所以發生厭世思想種種，說來話長，非在此短時期內所可言之無遺。《卅前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有《究元決疑論》一文可以參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義之哲學，今日不必在此再贅言之。原其所以然，蓋由三層緣故：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二、事功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致神經衰弱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甚堅且確。因為發生厭世思想，則根本否認人生，更不再講實利。於是以前之狹隘實利主義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學書，是自己已經先有了與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後才去看佛學書。我看任何書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經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後再參考別人的意見，從未為讀書而讀書。看西洋哲學書亦復如此。友人張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與叔本華之思想相近，於是乃將叔本華之著作與相關之別人著作介紹給我。這是我看西洋哲學的起緣。總之，我自己必先有問題與思想然後才去看書。如此輾轉，如此過渡，如此變化，乃成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講到這裡，可以結束我今日的說話。關於我的人生思想之轉變或是哲學的變化，可分為三期。第一時期為實用主義時期，從十四五歲起至十九歲止，以受先父之影響為多。第二時期即為上文所講之出世思想歸入佛家，從二十歲起至二十八九歲止。在此時期中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時期由佛家思想轉入於儒家思想，從二十八九以後，即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際。在此三個時期中，令人感覺奇巧者，即是第一個時期可謂為西洋的思想，第二個時期可謂為印度的思想，第三個時期可謂為中國的思想。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腦海中巡迴了一次。 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不單是有哲學，因為我不是為哲學而哲學。當初我的思想是從實在的問題中來，結果必回歸於實在的行動中去。譬之佛家的實在處所，即在不吃葷、不結婚、出家做和尚，我當時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餘年茹素習慣即由彼時養成。我中學畢業之後原須升學、求學問，但當時的我，一心想做和尚則又何用升學為？ 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極大。因先父從來不干涉我、勉強我，從未要我準備功課督促我升學，此實常人所難及也。先父甚不喜歡佛學，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經；先父希望我升學，但他未嘗明白語我要升學；先父希望我結婚，但他從未一言及我應當早日結婚。而在我自己，亦未嘗不明了先父之意旨，希望我升學，希望我不要研究佛學，希望我結婚。當民國七年，先父以感傷國家的多故，痛心社會的墜落，早懷自殺之念。廢歷十月初十日，系其生辰，在他六十歲生辰前三日，從容留下許多信件，即行自盡。此中種種，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桂林梁先生遺書》可以參看。普通人一值晚年，類皆希望有後代，能見到後代，先父當亦如此。在他懷下自殺之念時，家兄結婚已十年，未嘗有子，此在旁人必督促我結婚，而先父則始終未肯言之。我每念及此，未嘗不眷眷於先父不強逼我，其玉成我之重大也。 在我過去之半生中，從最初迄於今日，我皆有我的意志，由我自己去碰釘子，發生轉變，自己摸出路子來，如果有人稍加干涉，則步驟必亂。先父不強逼我升學、結婚，一任其自然，實所以成就我，給我以絕對的自由，讓我上前追求、轉移，用自己的力。否則今日的我，必非如此。我又推究先父對待我所以如此者，蓋其心目中以為此子現在要這樣，又要那樣，事雖荒謬，而動機則為向上心的驅使，處處是要好，並非自甘淪入下流；所行所為心中經過揣量審決，並非一味亂來。現在雖不能「對」，他總會有改轉「對」的一日。如果我是趨於下流，則亦必加以干涉與督責了。實則彼時先父如果幹涉我，我亦不受，要我聽他的說話，我亦是不聽，因我意志太強。但我推究先父的心理，他確是了解我，而信任我。 （1934年1月3日講） 今日將繼續日昨講詞仍說明我自己的為人。日昨曾提及我二十歲起，傾向出世主義，意志非常堅決，而先父不干涉我，一任我之自然，雖然他心目中不願我如此。先父在世，未能目見我之轉變，且亦未知我日後果有轉變。在先父辭世後二三年間我即轉變，由佛家思想轉變到儒家思想。關於轉變種種，前因後果，在此有限之時間內，實無法詳細言之。語其時期，則在民國九年至十年春間。此次轉變之深刻，前後絕不相同。我編完先父遺書（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後，曾有《思親記》一文之作，在此文中有下列一段說話： 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恆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於公，曏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後始復有寤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 由上列一段說話中，亦可看出我轉變之概略。先父辭世三年，我即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發表，以闡明中國文化之深微。不知我者恆以為我之喜歡講中國文化，系受先父之影響，實則先父在日，我最不留心中國文化，此在「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數言中，以及上文所講種種，不難知之也。 我轉變之後，即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此書最後所下之結論，我認為人類的最近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書中讚揚孔子闡明儒家思想之處極多。諸君聽我講話到此際時，至須注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所以產生，實系問題逼出來也。 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校內文科教授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壓迫之嚴重（我對於儒家思想之了解系先前之事，而思想轉變由佛家而儒家則在此時之後也）。我應聘之前，即與蔡陳兩先生說明，我此番到北大，實懷抱一種意志一種願望，即是為孔子為釋迦說個明白，出一口氣（出氣二字或不甚妥當）。其時文科教授中諸先生有講程朱老莊之學者，更有其他教員亦是講中國的學問。《新青年》雜誌之批評中國文化，異常鋒利動聽，在他們不感覺到痛苦，仿佛認為各人講各人的話，彼此實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敵人打傷一槍，猶視若無事也。而我則十二分的感覺到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案以前我一時可以緘默不言，但必是時時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關心也。 民國九年蔡校長出國赴歐洲考察，北大同人為之餞行。席間講話，多半認為蔡先生此行，於東西洋文化之溝通關係頗大：蔡先生可以將中國文化中之優越者介紹給西方去，將西方文化之優越者帶回到中國來。在各人講話完了之後，我即提出質問。我說：諸先生今日的說話，似頗耐聽，但不知東方文化中有什麼可以介紹給西方去？諸先生如不能確實言之，則今日一席話，實有類似於普通餞行之客套語，甚少意義與價值。 由上所言，可見凡是成為問題的，在我心目中從來不忽略過去。推究其故，還是不外我肯認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決不容許我自己欺瞞自己。如果我們說不出某一個問題中的道理，即是我們沒有道理；我們看到別人家是好或是對，則別人家即是好或是對，這點不能有遲疑的。我往常恆以旁人之忽略對方的意見，對方的見地為可怪。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見地，即便為荒謬的見地或意見，亦必有其來源。我們須認真了解對方（即是與我不同者）的見地，明白對方的意見，這是一件極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寧不可怪？諸君中如曾注意閱讀我業已發表之文字，可以看出我寫文章，多半為辯論體裁，先設身處地將別人的意見，敘述得有條不紊，清清楚楚，而後再轉折說出我的意見。我以往凡是批評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評俄國現行的制度，無一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見，研究過透徹，說得明明白白；然後再轉折到我的批評，批評其不通，批評其不行。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對於西洋文化的優點先闡明無遺，東方的不行處說個淋漓痛快；然後歸折到東方文化勝過西洋文化之處。我原來並不曾想到著書立說、談學問，只是心目中有問題，在各個問題中都曾用過心思，無妨將用過的心思說給大家聽；因為我的問題，實即是大家的問題，我自己實實在在，無心著書立說，談學問也。過去所以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原因是如此，現在所以講「鄉村建設理論」的原因仍復如此。 我講話至此，願附帶為諸君言者，即是我心目中願寫出以下四本書：第一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此已有講稿出版；第二為《人心與人生》，此書內容於十六年春曾為北京學術講演會講過三月，約得原書之半，全稿則未暇著筆；第三為《孔學繹旨》，第四為《中國民族之前途》（亦名《鄉村建設理論》），即此次為諸君所講者，擬將記錄稿加以修正再行付梓。所以想寫《人心與人生》的原因，乃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發表之後，我自己又發覺了自己的錯誤。在此書中讚揚孔子與闡明儒家學說之處，不幸有兩大不妥。我在此書第八版「自序」中曾有下列一段敘述： 這書的思想差不多是歸宗儒家，所以其中關於儒家的說明自屬重要；而後來別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為多。總說起來，大概不外兩個根本點：一是當時所根據以解釋儒家思想的心理學見解錯誤；一是當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或雲方法錯誤。大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據為基礎的一種心理學，所有他倫理學上的思想主張無非從他對於人類心理抱如是見解而來。至我在此書中談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心理學的話為之解釋。自今看去，卻大半都錯了。蓋當時於儒家的人類心理觀實未曾認得清，便雜取濫引現在一般心理學作依據，而不以為非；殊不知其適為根本不相容的兩樣東西。至於所引各派心理學，彼此脈路各異，亦殊不可並為一談，則又錯誤中的錯誤了。 《人心與人生》一書的內容，即在於糾正《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此種錯誤。至若《孔學繹旨》一書之所以必須寫出，亦復根由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因為在此書中我引證古書、解釋古書時又缺乏方法，與從前的人犯了同樣病症，隨隨便便的說來，漫無準則，有意地或無意地附會牽合，委曲失真。從前的人解釋古書時往往如此，譬如《大學》上所講之「格物致知」，各人即有各人的解釋，朱子（熹）有朱子的解釋，王陽明有王陽明的解釋，其門下人又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人統計過，關於「格物致知」的解釋，古今有六百餘種之多。如果我們解釋古書有一種方法，而此種方法又為人所公認，則路子相同，結果亦必相同也。《孔學繹旨》一書之內容，即願在這一方面有所貢獻，能說明孔子學說以及解釋中國古書的方法來，同時亦即是糾正《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錯誤。總之《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兩書之導源，皆系來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產生，實由於我對於人生問題的煩悶。因為對於人生問題的煩悶，乃由實利主義的思想轉變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佛家思想轉變為儒家的思想。這都是沿著人生問題而發生的變遷而產生的答案。日昨曾講及最近我省思我的過去，竟不知曾有「四不料」。以下乃可以結束上文，講到第二個不料。我小時候未嘗讀四書五經，而後來乃變為一個擁護儒家思想讚揚孔子的人。普通人以為我讚揚孔子，闡明儒家的思想，必是曾經熟讀過古書，殊不知我對於中國重要古籍，不過僅如看閒書、看普通雜誌般的瀏覽過。我須引征古書時，必須翻檢原文，而且常常不能尋找得到。擁護儒家闡發孔子思想乃偏偏出於我這樣一個人，實所不料也。 我的問題雖多，但歸納言之，不外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兩類。以上所講皆涉及人生問題。以下請進而為諸君講我的中國社會問題。此處所謂中國社會問題是以中國政治問題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並實地從事之鄉村運動，即是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一種煩悶而得來之最後答案或結論。至若社會問題對於我的刺激究竟如何，此有待於按步說明下去。 日昨我曾為諸君講及我肄業順天中學時，我即很想做一個有用之人，為社會為國家做一番事業，有所建樹，於此亦可看出我之關切大局，熱心愛國。我記取彼時因為發生國際問題的緣故（究為何事已不復記起），全校同學，莫不慷慨激昂，痛心疾首，自願受嚴格之軍事訓練，作禦侮之準備，一若「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各地學生之行動。其時我與同學雷國能君被舉為軍事訓練隊隊長，要求學堂監督（校長）聘請軍官到校授課，此一事也。日昨又曾為諸君講及我對於國文一科從來未曾下過工夫，可是我一向愛看愛寫。其時最愛看之雜誌，即是《新民叢報》《國風報》（此系《新民叢報》之後身）兩種，又極愛看普通之日報，每日不看報，則無異於未曾吃飯飲水。這也是留心時事與關切社會問題的表現。當時國內政見有兩大極不相同之派別，其一為立憲派，即梁任公先生所領導者；又其一為革命派，即孫中山先生所領導者。革命派的文字，因其時北京尚在皇室統治之下，不易多得，但胡漢民、汪精衛諸先生之見解，亦有若干小冊子，由日本轉寄得之，可以看到。至若立憲派之文字則取閱較易。當時我最愛看《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書，因書中系搜集雙方不同意見文字而成。我與此書，幾於無時或離，日間則攜之而走，夜間則枕之睡。又因其時年歲尚小，無法參加立憲派與革命派之大戰，乃參加小戰。因彼時校中有同學甄亮甫者（曾入同盟會，後來擔任中山先生秘書，現在在美國）系一贊成革命派之人，而我則贊成立憲派之意見，於是乃互相辯論，以書信體之文字發表，給與同學互相傳觀，此又一事也。在此種事實中，無處不是表示著我對於社會問題的關切或興味。 革命論、立憲論，皆是當時改革政治的主張，因為大家看出清廷無誠意實行君主立憲，所以許多人由立憲論者轉入為革命論者，辛亥革命隨之而發生。其時我亦已由立憲論者而轉入為革命論者，並參加秘密工作。民國元年我乃與甄先生辦報紙，做新聞記者。在此時期（即二十歲）曾有一短期間，非常熱心於社會主義。當時中國本有所謂「社會黨」，雖有聲勢，但內容頗空虛，頗不健全（按即江亢虎所領導者），我並未與之發生關係。其時我偶然從故紙堆中檢得一本張溥泉（繼）先生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之神髓》一書。閱後，心乃為之大動，且深深地反對私有財產制度，認為世間一切罪惡，皆淵源於私有財產制度。私有財產制度一日不廢除，任憑世間有很嚴的法律，如軍隊、警察、司法官維持著不許大家軼出範圍，結果都屬勞而無功。當時曾有《社會主義粹言》一書之寫作，自己向人借來鋼板鋼筆，自己繕寫，自己印刷數十份，分送友好。此點在《卅後文錄》一書內《槐壇講演之一段》一稿中曾經提到。槐壇者山東曹州第六中學唐槐下之講壇也。但此時期（即熱心社會主義之時期）頗短促無多日，由此時期乃一變而入於佛家思想、出世思想。此種變化，乃在熱心社會主義思想之後，換言之，即是否認了社會主義理想之後，乃確定了我出世思想，轉入於佛家一途。這應歸併於人生問題中言之，而無用在此論列也。 我二十歲至二十四歲期間，既不欲升學，又不欲做事，謝絕一切，閉門不出，一心歸向佛家，終日看佛書。在此時期內自己仍然關心中國問題，不肯放鬆，不肯不用心想。此點在《思親記》一文中亦曾言及： 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忤，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已！ 在彼時我父子兩人，既非黨員，又非議員，自己皆不在旋渦中，原可閉戶安居，而仍如此爭辯者，亦無非我父子二人對於社會問題之不肯放鬆，一種呆氣耳（在《卅前文錄》中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亦系此時所作；當時關切時局戰禍的心情與對政治問題的見地，文中頗可見）。 先父六十歲生辰將屆之前數日，家人原擬邀約親友，舉行祝賀。因屋宇須加修葺，乃請於先父，先父認可，即去北京城北隅一親戚家小住；該處有湖名淨業湖，其後即投水自盡。先父離家時系在早晨，在他心意中早懷下自盡之念，惟家人不知耳。臨行前偶從報上一段國際新聞引起閒談，尚憶及他最後問我：「世界會好嗎？」我答覆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點頭說：「能好就好啊。」從此再沒見到先父。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自從先父見背之日起，因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事實上不容許我放鬆社會問題，非替社會問題拚命到底不可。 （1934年1月4日講） 日昨已敘述到從前對於社會問題之關切情形，但尚未說明我如何從對於社會問題之關切而轉變到「鄉村建設」的主張。今日將為諸君講述此中種種，亦即是我對於社會問題之所以有此項答案之緣由也。 此中種種，即從頭至尾，轉變之歷程，似可分為若干段落說明。其最初一段即是上文業已說過者：我從前是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度，認為西洋政治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其作用是非常巧妙的。我彼時總是夢想著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國來實現，從十五歲起一直到二十餘歲都是如此，所謂「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者是也。在此際亦正是與先父的思想背道而馳的時候。諸君如果需要明白我彼時對於西洋政治制度之了解與思想，可參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第四篇《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此文前半篇皆是闡明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之優良巧妙也。 日昨又曾為諸君講及我在清末時為一立憲論者，其後又轉變而為革命論者。當我所以贊成立憲論時，實鑒於美國、法國的制度不若英國的制度。當時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見解，以為最關緊要的是政治改造問題而不是對滿洲人報仇問題。如果認作是報仇問題，則推翻滿人，趕回滿人到關外去固甚當也。因為認作是改造問題，而西洋政治制度安排最妥善者莫如英國，則趨向於英國，乃自然之理。迨至清廷對於立憲無誠意時，大勢所迫，不得不轉而革命，但我之視辛亥革命仍是認作一種政治改造運動。民國成立之後，我以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屬達到，或可說已有希望，而事實上乃大不如此。反至一年遠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開始時還似有希望，而日後則越來越絕望。當此時也，一般人多責難彼時三數強有力者之破壞政治制度，如袁世凱之破壞約法以及其他軍閥之攘奪競爭，而在我則始終認為這不是某幾個人所能破壞的，我們僅責難少數人，實已蹈於錯誤之境地。即如今日之國民黨，黨內種種不健全和失敗，亦絕不是某一個人的過失或是某某等幾個人的過失。我常喜歡對人如此說：我們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境；不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只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所以在當時一般人都責難袁世凱和其他軍閥有力者，而我則不然。我由此而轉變到第二段思想中去。 我深悟到制度與習慣間關係之重大，我深悟到制度是依靠於習慣。西洋政治制度雖好，而在中國則因為有許多條件不夠，無法建立起來。這許多不夠的條件中最有力量者即習慣問題。或關係其他條件而可以包括許多其他條件者即為缺乏習慣這一極重要條件。因為中國社會、中國人（一切的人）缺乏此種習慣，則此種制度便建立不起來。 我常如此說：我之看一個人，就是一團習慣；一個社會（不論是中國社會，義大利的社會乃至於其他的社會）什麼都沒有，亦不過是一團習慣而已。中國社會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社會，即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吾人須知道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受後天影響極多，極大，而其他動物則不然，以先天所形成者為多。人類之生長，即習慣之生長，此在稍稍了解教育學、心理學者，類皆能知之也。吾人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有其習慣；所謂「習慣」，換言之即是「路子」。譬如我寫字，我有我的習慣，有我的路子，一提筆即是如此。推而至於說話，亦復如此：兩唇一張，即「那麼來」。中國人一向就是「那麼來」，有他那種習慣，有那樣路子，而他的路子與西洋人本不相同。然則，西洋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國建立起來，何足怪異？ 民國元年公布之臨時約法（即或是其他的新法令、新制度，如國會議員選舉法等），在彼時雖然訂成，雖然實行，但是這一件東西，只不過投入吾們大社會中一個很小之因子而已，只不過投入很有歷史很有舊習慣之社會中一個新的因子而已。這小因子 （如上文所說國會選舉法）投入社會之後，雖然因著刺激也可以發生反應的事實（即是大家選舉國會議員），但是吾人應該明了，任何事實之構成，因子至多，絕不是單純而簡單的，新投入之小因子，不過很多因子中之一極少極小部分，其比例必不及九與一，即新因子不逮舊因子之什一也。以故所得之結果有十分之九不是新的。此種結果，當然不是吾人當初所預期之結果也。徵實言之，在公布臨時約法時，其希望超過事實上所可能做到者。約法之破壞，在一般人視為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我則視為並非意外之事，應該認那最初草訂臨時約法者自己錯誤了。因為他們看著社會如白紙一般，看社會中人與軟麵條無異，可以任憑染色，任憑改變，欲紅則紅，欲綠則綠；欲長則長，欲短則短，而不知事實上所詔示於吾人者，乃大謬不然。我們雖然給予刺激，雖然看到反應，但不過動一動而已。其結果決非若吾人當初所預期者也。總之，小的因子，決不能有把握要社會到怎麼一種地步去。 所謂因子多，即是條件多；所謂舊勢力大，即是舊習慣深。民國初年之後，國事日非，當時我並不責難某一個人或是少數人，我惟有深深嘆息，嘆息著中國人習慣與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適合。此時我已不再去熱心某一種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習慣之養成。惟其如是，又從而引入了以下之轉變。 當我注意到養成新政治習慣時，即已想到「鄉村自治」問題。此中過程頗明顯，因為我心目中所謂新政治習慣，即團體生活之習慣，國家為一個團體，國家的生活即團體的生活。要培養團體生活，須從小範圍著手，即從鄉村小範圍地方團體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處小處短距離處做起。我心目中所謂新政治習慣可分兩方面言之：其一即團體中之分子，對於本團體或公共事務之注意力須培養起來；又其一即為培養其活動力。因為既經有了注意力即有「要如何」之方向，發生是非利害贊成反對等意思並奔走活動。希望活動力大，非團體中人對於此種活動發生興趣不可；活動力不大，則團體無生氣、無進步。我們要培養新的政治制度習慣，即是要培養分子的注意力活動力或是團體力。因為我有這些覺悟，所以特別注意鄉村自治。今日從事於鄉村建設運動實萌芽於彼時。簡要言之，即是從政治問題看到習慣問題，從習慣問題看到團體力之培養，從團體力之培養問題看到由小範圍做起，於是有鄉村自治之主張也。 關於上文所述種種，即是我的思想在此一階段中轉變的歷程。憶民國十七年在廣州政治分會曾有《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之提出，此稿現在尚可看到。其中即從養成新政治習慣立論也。又有「鄉治十講」之筆記稿一束，即在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會為各職員所講述者；惟未暇校正，時下亦未印行耳。 我彼時注意政治習慣問題很自然地轉變到鄉村自治（即今日之鄉村建設）的主張，實在說來，尚不能算是深刻。因為彼時我雖然覺悟到中國如果要實現西洋式的政治制度，非先從培養此種制度之基礎即養成新習慣入手不為功，而未悟此種制度原不能實現於中國。日後我乃覺悟到決無法使中國人養成西洋式的政治基礎（即是新習慣），決不能培養成此種新習慣，因為其中有梗阻處，有養不成處。而其梗阻則由中國數千年文化所陶鑄成的民族精神不同於西洋人而來。我所謂民族精神系包含以下兩層：其一是漸漸凝固的傳統的習慣；其二是從中國文化而開出來的一種較高之精神。這兩層皆為養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習慣的梗阻。關於第一層之所以成為梗阻者，還容易看到，因為中國人，類多消極怕事，不敢出頭，忍辱吃苦，退縮安分。此項梗阻或可矯正，不過比較費事耳，但在第二層則成為真的梗阻，真的不可能，而又為一般人所不易看出者。因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習慣，較之於中國民族文化開出來的一種較高之精神為粗淺，為低下，在已經開發出較高的精神，實無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迴轉過來。關於第一層乃是吾們中國人的短處，但在第二層則為中國人之優越處，而此優越所在，即是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根本窒礙，無可設法解決的困難。中國人將不能不別求其政治的途徑。至若什麼是中國文化較高之精神，中國文化較高之精神為什麼回不過來，我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最前四篇論文已分析言之矣。其中尤以第三篇《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之後半節說得透徹。諸君可參看原文，茲不申論。 我們回想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經過，是不是政治改造運動失敗史？較遠之辛亥革命運動以及十五年國民黨北伐後厲行之黨治，乃至於其間各次的政治改革，哪一次不是失敗？有哪一次未曾失敗得到家？我們回想其間的原因，固然由大多數人不習慣不明白為障礙，更有一種積極的力量，即是那些從事於政治改造運動者，他們不自覺的反對他們，否認他們，取消他們自己的政治改造運動，此乃真正失敗原因之所在也。從他們意識方面而言之，可以說他們是向西走或向南走，走向西洋制度的路子上去，而一究其實則是向東走，或向北走，不向西洋政治制度的路子上走去，不自覺的背道而馳，或者是一足向東一足向西。而所以使他們如此者，實由於他們本身有不好的習慣，而同時又有較高之精神，要他們否認自己所要的路子，要他們自己拒絕自己的要求，這卻是一般人所未能見到之處。 吾人今日所處之地位為最苦悶，即是因為政治上舊的新的道路都沒有了。舊的道路再不能走回去，因為我們在意識上明白的積極的否認了它。在此情勢之下，實無異乎吾人的當前築起一面高牆，阻著道路，想回去亦無方法通過也。從別一方面言之，新的道路又未能建立起來，不特未能建立起來而且又在無意中，不知不覺中擋住了自己的前進，否認了自己所認為的新的道路。以故新軌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此亦為世人所不之知者。 這種覺悟（即是上文所述各節），比較稍遲，民國十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時猶未之知也。彼時一方面固然覺悟到中國文化開發出來的一種較高之精神，但在同時仍信服西洋政治制度為必由的途徑；如果中國能建立西洋政治制度，則經濟、工業等等皆可有辦法。洎乎民國十一年至民國十六年間，才切切實實認識了，決定了西洋政治制度與中國不能相連。中國雖然可以有政治制度，但絕不是近代西洋的政治制度。經過此番覺悟之後，即堅決而肯定了我的主張，從鄉村起培養新政治習慣（與先前所主張者，表面上雖相同，而實在則有別也；其大別不在答案之形式，而在有此答案之由來），培養中國式的新政治習慣，而不是西洋式的。培養之方，惟有從鄉村起為最適宜。舍此以外，別無方法。並且我相信中國今日之地方自治，都市的成功一定是在鄉村自治成功之後。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都市中的自治容易辦，因為都市方面物質較富，人民有知識，可以開會，會選舉，仿佛具備著相當的條件。而其實都市自治，要想辦成，雖聖人亦不能也。當初的我，是從小範圍的觀點上注意到鄉村，這時的我卻是從新習慣之必為中國的而更加注意到鄉村。 （1934年1月5日講） 明日當開始講述鄉村建設理論，今日將結束我的自述。日昨曾講起我覺悟到中國人不能用西洋制度，於是吾人遂覺悟到一切政治制度於我們皆用不上。換句話，要吃現成飯是不行的，必須自己創造。我希望大家明了此一項確定的重要，因為我們既經明白了中國之舊有制度以及歐洲近代之政治制度乃至於俄國式的政治制度，皆無法拿來應用，則我們非從頭上來不可。前者所云，必須培養新習慣，從小範圍、從鄉村做起，這雖也是從頭上來之覺悟，但此種覺悟，尚未到家。待至此時恍然知無可假借，非從根芽處新生新長不行，這才是到家的覺悟。我有這樣的意思，在心頭盤旋往還，在上文內業已講及開始於民國十一年，但心頭上老是不能決定，老是遲疑，因為還希望眼前能有一個對付的辦法可以使國家略好。蓋此心頗不忍國家命運之日瀕危境。直到民國十六年之際，我方始明確斷定，在政治上，當前實在沒有辦法。雖然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北伐時，胸懷中曾也滿儲著希望，以為這或許是一個轉機，或許是一個辦法，而且在彼時即有種種事實，不由得不使我懷著這種觀望。迨至民國十五年底十六年初，我先前從朋友中分出的人由南方回北平之後，為我報告此行所得印象與感想等等，其時雖在國民黨氣勢極盛之際，我即已明白了這條路子還是走不通，還是非失敗不可，因為中國人都不會走西洋路，一切現成的制度，都無法拿來應用。 民國十六年五月間，我因南方諸友好之殷切邀約，乃偕友人南行抵廣州，晤會李任潮（濟深）先生（時李先生以總參謀長代總司令留守後方）。此中經過情形，我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中第三節曾有所敘述。現在不妨把原文引征於下： 自民國九年底，任潮先生離北京回粵，我們已六七年不見。我一見面，就問他，從他看現在中國頂要緊的事是什麼？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說話。他很遲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緊是統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說，從前廣東是如何碎裂複雜，南路鄧本殷，東江陳炯明，又是滇軍楊希閔，又是桂軍劉振寰，以及湘軍豫軍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無辦法。待將他們分別打平消滅，廣東統一起來，而後軍令軍制這才亦統一了，財政民政亦逐漸收回到省里了；內部得整理有個樣子，乃有力出師北伐。所以就這段經歷而論，統一是最要緊的。現在的廣東，實際上還有不十分統一之處，假使廣東的統一更進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此，全國亦復如此。我問他，怎樣才得統一呢？他說：「我是軍人，在我們軍人而言，其責就要軍人都擁護政府。」他更補說一句：「這所謂政府自是黨的政府，非個人的。」我冷然地說道：「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是沒有前途的；見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當下默然許久不做聲，似是不想請問所以然的樣子。——我們的正經談話就此終止。 當時李先生的說話真是根據事實而來的。他既不再說話，我亦不願多說，因為其時他負有坐鎮後方之責，我何敢擾亂他的心思。我乃離開廣州城回到鄉間（即新造細墟）去住。其後任潮先生似乎有點回味我那初見他時所說的怪話，我才和他在一起共事，替他幫忙（擔任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建設委員會代理主席——代李先生）。關於民國十六年以後，十七、十八兩年政治大局種種，將來或另行為諸君講述。總之，在此時我覺悟到一切現成的政治制度都無法拿來應用於中國。中國在最近的未來，實際上將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個小局面都還是大權集中在個人之手，將無法統一；即使統一，亦不過表面形式而已。換言之，將成為一個軍閥割據的局面，所以不能避免此種局面的癥結之所在，仍是由於中國無現成之政治制度可由軌循也。任何政治制度決不能在此短時期內建立起來。 在此際，我的用思，有一開展。我迅速的從政治制度問題而旁及於經濟問題，從政治上之無路可走而看出於經濟上之無路可走。原來經濟進步、產業開發不外兩途，其一即是歐洲人走的而為日本人所模仿的路子，即是近代國家制度能確立，社會有秩序，法律有效力，各個人可以本營利之目的以自由競爭成功資本主義的經濟；其二即是俄國的制度，由政府去統制經濟，若工業之收歸國有，農業亦徐徐因國家經營農場之故而改變其私有的局面等等。這兩條路，不論是自由競爭或是統制經濟，都須有其政治條件或其政治環境。如前者之須有安寧的社會秩序，後者之須有強有力的政府，而此兩大前提，在中國則全不具備。然則又何能走向歐洲或俄國的路子上去？但在另一方面看，舍此而外，又別無第三條路可走，委實令人苦悶、徬徨，沒辦法（在民國十八年時，我準備寫《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時，曾列有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第二個不通的路，我們經濟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第二個不通的路四章）。 我又很迅速地開悟出中國經濟的路子須與先前所覺悟到的政治制度或習慣同時從鄉村培養萌芽起，二者可算是一物之兩面。政治習慣之養成有賴於經濟問題之解決，經濟問題之解決又有賴於政治習慣之養成。所謂政治習慣，在上文內曾一再申說即是團體生活的習慣；而團體生活之培養，不從生計問題上培養不親切踏實；同時生計問題要有一解決，又非借結合團體的辦法不行也。因此之故，我又看透了中國社會本來所具備的那全套組織構造，在近數十年內一定全崩潰，一切只有完全從頭上起，另行改造。我先前則以為政治制度是如此，現在卻明白整個的社會，社會的一切，皆是如此，總須從頭上起，另行改造。從那裡改造起？何從理頭緒？何處培苗芽？還是在鄉村。 我的思想上開展之處，尚不止此。當我看出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已屬崩潰時，便在比較中西社會組織構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尋求西洋社會的組織構造如何從歷史之背景演變而來，我們何以不能成那樣的社會。依之，過去是那樣，現在當然另是一個樣子，將來又是一個樣子。於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遂隨即落實而不是流入於空洞之處，我的主張便更堅決不疑。在這些地方，得益於馬克思和共產黨各方面之啟發不少。我的主張雖不相同於馬克思和共產黨，正因為不相同而思想上獲得許多幫助也。先前喜歡比較地研究東西文化，現在更上下溝通成為一體。如上文所提及之中西社會組織構造以及歷史背景等等，其間何以不相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實開發出一幅竅門也。我的許多實際而具體的主張，無一不本諸我的理論，而我的理論又根由於我對於社會之觀察以及對於歷史之推論分析等等。在觀察社會與推論分析歷史時又無在不有關於東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徵實言之，我使用心思時，我是看的通體，是看的整個，不是看的片面，不是看的局部，便不由得向上追尋，向下推究；越向上追尋，越會看清楚下面，越看清楚下面，越會知道上面。在這樣看透了通體整個之後，我一方面很快慰的認清過去對於東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鄉治的主張。此項主張之成立，過去對於東西文化之研究，啟發實在很多。 我提出「鄉治」的主張是民國十七年的事，而主張之前後貫通，完全成熟，則近三年間事也。此中詳細經過，日後必須為諸位講及。在此際唯有一點須先為揭示者，諸君須認清我之用思過程，乃是從眼前的實際問題起（如先前因為對於中國政治問題之煩悶以迄於日後歸究到培養政治習慣等等，無一非眼前實際問題也），絕非從高處理想起，因為是從眼前實際問題起，最初乃有一種很淺之覺悟或主張（如先前所主張之培養政治習慣須從鄉村起），有此主張之後，乃實際去做或繼續不斷地研究探索，於是輾轉而入於深微之處，輾轉而入於比較抽象之處或者說是人生哲學方面去了。可是，關於這一點，我所見到者與羅素則不相同，應該在此附帶作一聲明與敘述。 英儒羅素對於中國文化與精神，頗致佩服與愛賞。他由中國回歸英土之後，時常講到中國的文化。我數曾引征之。他說： 中國今日所起之問題，可有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區別。三者互有連帶關係，不能為單獨之討論。惟余個人，為中國計，為世界計，以文化之問題為最重要。苟此能解決，則凡所以達此目的之政治或經濟制度，無論何種，余皆願承認而不悔。（見羅素《中國之問題》第l頁） 他又說： 余於本書，屢次說明中國人有較吾人高尚之處，苟在此處，以保存國家獨立之故，而降級至吾人之程度，則為彼計，為吾人計。皆非得策。（見前書第241頁） 羅素認為中國文化，決不可有損傷，這是他的成見，而在我心目中本來的卻一無所有，空空洞洞，但是從眼前實際問題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決實際問題者，我皆承受，其損及中國精神與否我是不管的。但追求的結果，乃識得「中國文化」、「民族精神」這兩個東西。——雖說像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但從別一方面言之，卻又是實在的，可以看出的。它好似一面牆壁，如果不依順它，則不能通過這牆壁，而達到此面牆壁時非轉彎不可，非至一定路程時亦不能轉彎也。所以我又說它不是空洞的東西，可以拿出來也。 曾有人因為我好標舉「民族精神」這名詞，乃以什麼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哪裡兩問題相垂詢。推測問者的用意，或是以為我講空話。其實我在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尚未曾用到「民族精神」這名詞，——此不難於原書中得其證明也。其後發現了這個東西，遂名之曰「民族精神」。在上文中我曾屢屢說及，我個人是呆笨認真的一個人，你便讓我空空洞洞不著實，我都不會。我非把握得實際問題爭點，我便不會用思，不會注意，我是步步踏實在的。我非守舊之人，我因呆笨認真之故常常陷於苦想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倖免傳統的影響、因襲的勢力。「民族精神」這回事，在我腦筋里本來沒有的；「東方文化」這大而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皆以發現實際問題爭點，碰到釘子以後，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這點以後當慢慢向諸君道來。 實在，在羅素先生他本人盡可放心，我們如果要在政治問題上找出路的話，那決不能離開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經濟的出路，其條件亦必須適合其文化，否則必無法找尋得出，因為這是找的我們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所以我們在先前盡可不必顧慮到中國文化，中國民族精神；在問題追求有了解決，有了辦法時，一定不會離開它。許多人的用思，起於理想要求，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我之用心，乃是從眼前實際問題起。羅素懸一個不損及中國文化的標準倒使人無法解決實際問題了。 我所主張之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於鄉村問題而已。建設什麼？乃是中國社會之新的組織構造 （政治經濟與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內），因為中國社會的組織構造已完全崩潰解體，舍重新建立外，實無其他辦法。至若應用這個名詞亦有幾度修改。十七年我在廣州時用「鄉治」，彼時在北方若王鴻一先生等則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設立村治學院等等皆是也。民國十九年河南村治學院停辦，諸同人來魯創辦類似於村治學院性質之學術機關。我等來魯之後，皆以「村治」與「鄉治」兩名詞不甚通俗，於是改為「鄉村建設」。這一個名詞，含義清楚，又有積極的意味，民國二十年春季即開始應用。但我之主張，則仍繼續以往之村治主張，並未有所改變也。還有我們所主張之鄉村建設可以包括一般人口中所常說「鄉村建設」，但一般人口中所常說的「鄉村建設」則不能包括我們所主張者；因為他們的主張，還多是局部的，非若我們之整個也。最近六七年來，我皆是在研究並實際從事於此種鄉村建設運動中。 在上文內，我曾提及，我現在反省我的過去，我發覺到自己有四不料。第一個、第二個不料都已說過。第三個不料也已經說得分分明明，即是不料我自己生長於北京而且好幾代皆生活於北京，完全為一都市中人，未嘗過鄉村生活，而日後乃從事於鄉村工作，倡導鄉村建設運動。以一個非鄉村人而來干鄉村工作，真是當初所不自料的事！現在再繼續下去講第四個不料。 第四個不料即是當初我不自料鄉村建設運動與民眾教育或說是社會教育為一回事。記得十九年率領河南村治學院學生赴北平參觀時，現任師範大學校長李雲亭（燕）先生招待同人等於公園內，席間他演講曾提到，在他心目中看，村治學院亦是民眾教育的工作。（李先生為一熱心倡導民眾教育者，曾先後任江蘇教育院勞農學院——即今日教育學院之前身——教授、實驗部主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彼時我心實未敢苟同此意，以為我們所辦理的，明明白白的為鄉村自治自衛，我們何嘗從教育出發？何嘗在辦教育？但過了數年到此時我已經回味到李先生說的不錯，鄉村建設也就是民眾教育。民眾教育不歸到鄉村建設就要落空，鄉村建設不取道於民眾教育將無辦法可行。在事實上無處不表現出這個樣兒。我們不妨提出幾種略加說明： 去年夏季七月半前後，在鄒平舉行之鄉村建設討論會（其後改為鄉村工作討論會），前來參加者，以教育機關為多，如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明明為一鄉村工作討論會而乃以教育機關前來參加者為最多。又如去年八月間中國社會教育社舉行第二屆年會於濟南，本院亦前往參加，年會討論之中心問題且為「由鄉村建設以復興中華民族」，明明是一個教育團體的年會，而討論之中心問題亦復是「鄉村建設」。本院定名為「鄉村建設研究院」，並未標榜其目的在謀中國教育之改造，而中外人士之視本院，則多認為本院乃是從事於教育改造工作的機關，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霍金、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格等來華考察教育之結果，莫不視本院是一個謀教育改造的機關。廣州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莊澤宣先生於去年赴歐洲參加世界新教育會議，講及中國之新教育運動時，特於本院在鄒平之工作，介紹頗多。各省人士來本院參觀之後，多北上又去定縣參觀。本院與定縣雙方自身並未自己說我們是相同的工作，而外人之視本院與定縣則為同樣的工作。這些都是事實。 又如二十一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召集之全國第二屆內政會議，被邀參加者有本院，有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有無錫教育學院。本來，內政會議討論地方自治問題而請本院出席，原無足異，但又邀請定縣與無錫參加者，可知在內政部方面看，不論鄒平、定縣、無錫皆是做的地方自治的工作。又事前曾簡派各省地方自治籌備員，山東為我，河北為晏陽初先生，江蘇為高陽先生亦可見。再次，二十二年一月間教育部召集之民眾教育會議，定縣、無錫被邀出席，固極應當，但亦請本院參加，可知教育部的看我們，都是從事於民眾教育工作者。當真的我們鄉村建設之推行機關所謂鄉農學校或鄉學村學者，亦就是民眾教育機關。因此之故，不待為理論之申明，鄉村建設與民眾教育已不可分，事實上已合而為一矣。 我們再推究其間的原因，即是這兩個方面的所以合流，不難知道這是由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管束，使之不得不然也。因為大家身軀上都有中國社會問題的負擔與壓迫，在探求方向時，在尋求自家工作或自家事業如何辦法才對之時，不期然而殊途同歸：辦教育者除非不想辦真正的教育，如果想如此，非歸到鄉村建設不可；從事於鄉村建設工作者，除非不欲其工作之切實，亦非走教育的路子不為功。鄉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時只有歸之於教育，教育者在尋找方向或目標時也只有歸之於鄉村建設，這都是中國社會問題逼迫他們如此走。 回想到去年夏季在鄒平舉行之鄉村工作討論會，我敬聆各方面的報告，得有一個很好的啟發，即是今日社會中有心人士從四面八方各不同的方向，無一不趨歸一處，即是趨歸於鄉村建設。這也是他們在當初所不自料的。譬如我們聽華洋義賑會，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華北工業改進社，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辦之清河試驗區以及來自河南村治學院同學會，鎮平，汲縣，遂平各處友好的報告（如由上列每個團體工作進行之經過與轉變考究之，亦可得知以下結語），不論他們辦事業的最初動機，在救人，在提倡識字，在訓練工商業應用人材，在研究學術，在鄉村自救（或自衛），而演變結果，皆歸到鄉村建設來，均認定於此處著手，方始根本有辦法。此點實給予我們一最大最關切要的啟發。我們與其說鄉村建設運動是人為的，真不若說是自然而然的；我們與其說鄉村建設運動倡導於我，不如說是歷史的決定。我亦是被歷史決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我自己啊。 關於中國教育的改造，指示其應以社會教育為主，以盡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用，而適應此時期之社會問題，我曾有《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一文，諸君可以參看，茲不備論。 （1934年1月6日講） [1] 本文根據1934年演講記錄整理而成。 我的家世與生平行事[1] 我的家世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環境以及所受教育這一切，現有參考資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遺書——《桂林梁先生遺書》（19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譜》一卷就敘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應《自學》月刊編輯之約所寫《我的自學小史》，則十八九歲以前的我完全可見。又如1933年在鄒平有《自述》一種，系我口述經同學們筆記而出版的小冊，則連後來如何作鄉村運動亦講到了。資料既多，反而現在不大好寫，只能摘取幾點與當前作檢討密切相關的說一說（當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話）。假如要查考其詳，好在有原書在。 我的曾祖是進士，「榜下知縣」。在今河北定興、遵化等處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罷官。罷官後，無錢而有債。債務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歲中舉人，先作京官，因窮而自請改外。——照例外官有錢而京官則窮，通常有「窮京官」一名詞。債權人索債，有「好漢子還錢」一句話；祖父便刻「好漢子」一塊圖章以自勵。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兩年就病故了。病故時不過三十六歲，我父親那時才八歲。這樣回到北京，當然很窮。幸賴我祖母是個讀書能文的女子，就自設蒙館課兒童，收點學費度活。父親先在一義塾讀書求學，到二十歲那年便接著在義塾中教書。此時祖母在家設館，父親在外就館，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據說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時候了。 父親二十七歲中舉，並於是年結婚。我母親亦出於「書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樣讀書能文；所以其後清末維新時，北京初創女學堂，曾出來參與其事，並擔任國文教員。母親帶來陪嫁的財物倒很有一點。據父親自記：「余幼無恆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學費有時不足亦求之於母親的妝奩（兩妹均系師範公費畢業不用什麼錢，哥哥去日本留學是自費，就用錢多點）。 父親四十歲入仕，但那個官——內閣中書——是沒有俸米俸錢的（好像聽說翰林亦如此）。除末後改官民政部其間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歲之前和後約近二十年都靠筆墨為生。根據父親自記：「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話，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兩銀，每月有三十兩銀光景。 讀者從以上說的家世出身和生活來源，對於我家的階級成分可有些估計捉摸了。 我所受的教育 講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沒有讀過中國的「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沒有在我小時經老師教過，只是到後來自己選擇著看過而已。這在與我同樣年紀又且同樣家世的人所絕無僅有。不讀經何以這樣早？那自然是出於父親的主張。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而入中學，在其間很早讀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書了。有人誤以為我受傳統教育很深，其實完全沒有。 第二，我讀那個中學經五年半而畢業；我所受正規教育即此而止，沒有再升學。我雖然後來在大學教過書，卻先沒有在大學讀過書，更沒有出過洋。為什麼不升學呢？就在臨畢業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傳入學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動。接著便同朋友們辦報，作新聞記者；接著便轉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間學問（此時只有二十歲）。所以到今天依然不過一中學生而已。傳統舊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來新式學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嚴，其實恰巧相反。如《自學小史》所述，父親給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講戲。父親喜看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二）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些零碎事，教我們練習經理事務，懂得社會人情。（三）關於衛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體的許多囑咐，卻沒有給我講過書。我在父親面前（在母親面前更不必說）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情對兒童或少年人。在我整個記憶中，沒有挨過一次打，我們在父母面前幾乎不曉得什麼禮貌規矩。當十四歲後二十歲前那時候，父子思想見解非常相合，父親最喜歡聽我發議論。二十歲以後思想見解不相合，每天看報必談時事（大局政治、社會風教）；每談必然爭吵。吵得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以上均見《年譜》後我所作《思親記》。） 但毫無疑問，父親對我的影響極其大。因此在《自學小史》裡面，所以特有一節敘述父親，還特有一節敘述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父親給我的影響可分兩面：一面是消極的，就是《自學小史》中已擬出題目尚未寫的《父親對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節所準備說的父親如何給我充分機會讓我創造自己[2] ；另一面積極的，就是從父親的人格和思想給我一種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維新，我父親和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約當1890 —1910）那段時期熱心愛國而勇於維新的人。那時愛國維新不是容易事。他們具有的一種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麼？反抗親戚故舊一般流俗的竊笑與非議。流俗總是瑣瑣碎碎只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問他事；流俗總是安於庸暗，循常蹈故，沒有一點自己的識見。我父與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樣激昂奮發，爽朗表示出來，在含蓄謙遜之中而義形於色，給人印象更為有力。 學習上自覺 行動上自立 回憶十六七歲時我很喜歡看廣智書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書牘和三星使（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書牘，圈點皆滿。而尤其愛胡公與郭公之為人，正是由於受父親影響。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種俠氣熱腸人對大局勇於負責的精神，把重擔子都攬在自己身上來，有願力有擔當， 勞怨不辭。郭公主要是代表獨具深心遠見的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與流俗同一見解，雖犯眾議而不顧 。我父和彭公的行動和言論，幾乎無時不明示或暗示這兩種精神； 我受到啟發之後，這兩種精神亦就幾乎支配了我的一生。 並且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我總認為中國革命運動是愛國維新運動之一種轉變發展，不認為是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爆發；我總認為是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領導中國革命的，不承認是什麼階級領導；所有那些見解亦都源於此。 我很早（約十四歲）有我的人生思想，極其與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這亦是受了父親處處以「務實」為其一貫的主張影響而來。因為幾十年一次一次的國難國恥給父親的刺激，使他體會到西人所長正在務實，而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講些無用的虛文所誤。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詩詞文章、漢學考據、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經把中國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裡簡直是深惡痛絕，但態度溫雅，從不肯開口傷人。當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時候，我馬上很起勁地跟著他走了。 我常說我一生思想約分三期：第一期可說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說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轉回到中國思想。所稱第一期即從上面那種觀念開端，加以深化，加以組織而成。 我常說：我從無意講哲學，我是不知不覺走入哲學之中，經人指明而後才恍然「原來這就叫哲學」。其所以無意講哲學，就為當初把文學哲學那一類東西都認為無用而排斥之故。所謂不知不覺走入其中，即是從最初那種實用主義不知不覺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組織。 當初不止不要哲學，甚至於根本就把講學問看輕。——重事功而輕學問。後來這種錯誤觀念雖得糾正，但依然不甘為學者而總是要行動 。三十年前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我主張重振古人講學——特別是明儒泰州學派那種講學——風氣，而要把它與近世的社會運動合而為一，意正可見。這或者是從八九歲便參加那些在街頭散放傳單（例如為美國虐待華工而倡導抵制美貨）的種種活動有關係。綜觀四五十年間，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說改造社會就要下鄉，說抗日就要到敵後工作，主張從聯合求統一就奔走各方…… 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說到行動，一個人在幼小時自難有多大自己主動性可言；但由於父親啟發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動之故，養成了我在行動上的自主性。在學業上只讀到中學而止，不再升學，就是行動上自主自決的表現。而這一決定又實源於學業上很早便是自學之故。幾乎從幼年時起便在學業上是自學。在行動上是自主，到後來在自己一生表現則為有志業而無職業的一個人。關於有志業而無職業的話容後說，先把自學的話說一說以結束上文 （講我所受的教育）。 當我九歲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創辦《啟蒙畫報》出版；這就供給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學資料。如《自學小史》所述「我從那方面不但得到了許多各科常識，並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後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出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啟蒙畫報》先是日刊，隨後改旬刊；而同時別創《京話日報》一種。講到北京報業史，這要占第一頁。它用白話文（遠比胡適的白話文運動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為對象，而不是給所謂「上流社會」看的。內容有新聞，有論說。新聞以當地（北京）社會新聞為主，約占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標題「緊要新聞」，則包涵國際國內的重大事情。論說多半指摘社會病痛，時或鼓吹一種運動，所以甚有力量，對社會發生了很大影響。但初時風氣不開，被呼為「洋報」。取價雖廉，而一般人家總不願增此一種開支。先靠熱心人士出錢訂閱，沿街張貼，或設立「閱報所」、「講報處」之類，慢慢推廣。堅持到第三年，而後才發達起來。然主要還是由於鼓吹幾次運動，報紙乃隨運動之擴大而發達的。第五年報紙被封閉，彭先生被發配到新疆，這些事今不及談。主要說一句：《啟蒙畫報》出版約滿兩年，是我十歲內外的好讀物；《京話日報》首尾五年，是我十四歲以前的好讀物。它們都是非常有生氣的。 十四歲入中學後，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課外讀物上。換言之，完全以自學為主而不是學習功課作一個普通中學生。我當時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他編的《新小說》（月刊雜誌）全年一巨冊，以及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再往後（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報》（屬革命派）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在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財產。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設法得來，十分之九是從父親或父親的朋友得來。深有自學興味的我，有了這些資料，便「寢饋其中」；自學之遂成在此。 生平行事 有志業而無職業 何以說我一生有志業而無職業呢？通常一個人總要在社會上有一種職業而後能生存；少時求學即所以為後此就業作準備。但自己如何求生存這問題在我腦中卻簡直像沒有出現過。占據我腦中的是兩大問題 ：一個是當前的中國問題；還有一個則是普遍而淵深的人生問題 。父親似乎頗為我慮，但他反對作「自了漢」的思想啟發我在先，到我「高談大睨」起來，拒談自己謀生之事，父親亦只好不管了。從革命而作新聞記者；那個新聞記者幾乎沒有收入的，不是作為一職業在做。隨後轉入社會主義思想，又轉到出世思想，對於個人謀生說乃愈去愈遠。倒是在傾心佛法準備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學些醫術以矯和尚們坐享供養之偏弊。一面讀佛典，一面讀醫書。除了中國舊醫書之外，向上海丁福保醫學書局購取大批西醫書報，研究甚勤。《自學小史》中預擬「學佛又學醫」為題而未及寫的第十三節正指此[3] 。不要說後來沒有出家亦沒有行醫，出家了又怎算一項職業呢？ 就在不放棄出家之念時，無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後）南北統一政府的司法部秘書。那時同任秘書的有沈鈞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關係；我不是。我一半為幫忙關係[4] ，一半實迫於家庭負債而出。官吏雖是一種職業了，但這種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為業，又沒有擔任好久（至次年離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職業。 就在司法部任職之時，蔡元培、陳獨秀（文科學長即現在的文學院院長）兩先生邀我給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當時我一時難兼顧，轉請許丹先生代課。1917暑後我才接任，後來又兼著講儒家哲學，就這樣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這算不算我的職業呢？連續七年以此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職業了。然而我的講哲學，正像我自己說的話是「誤打誤撞」出來的，當初既非有意講它，後來亦無意就此講下去。且不說旁人認我夠不夠作哲學教授，在「不甘為學者而總是要行動」（語見前）的我，絕不承認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業。 於此有一證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課不久時候，我寫《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印成一種小冊子到處分送給人，向全國呼籲組織「國民息兵會」以遏止南北戰爭[5] （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錄》，商務印書館出版）。 因這年南北軍戰於衡山，當北軍潰敗時我恰在湖南遇著，有感而出此。記得辜鴻銘先生撿起一冊看了[6] ，抬眼望一望我，說了一聲「有心人！」胡適之則於事隔一年後對我說，他看完小冊在日記上這樣記著：「梁先生這個人將來會要革命的！」（胡氏此語曾於舊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慚愧了，不安於書房雅靜生活是真的。 所以後來卒於發起作鄉村運動，作起鄉村運動來，倒是愜心恰意，仿佛「這才是我的行業」！當初所謂「重振古人講學風氣而與近世的社會運動併合為一」那句話，至此算是滿了願。假如社會各行各業之中有此一行業，我倒願以此終其身。但這明明是我的志業所在。有志業而無職業，或者說以志業為職業，好像有人說「職業革命家」那樣，實是我一生與通常人不大同之一點。 我曾說，我只是一個自己有思想又且本著自己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他都說不上。——見《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在這裡有順便交代說到的一點，就是很多知識分子作檢討常常不免有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向上爬的心理和貪圖資產階級的享受等等問題，在我身上差不多沒有的[7] 。這從前面敘說之中已經可見，不過亦可把我少年時的一種古怪脾氣就此補說兩句。 我少年時有一種反對闊綽享受的心理；古人說：「不恥惡衣惡食」，我則以美衣美食為恥。父母兄長皆愛看京戲，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對。除幼小時可不計外，似記得我看戲是在司法部任職那一年才自己開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築最闊的大戲院），像「真光影院」（較早的闊電影院）那種車馬盈門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覺得我若側身其間將是莫大的恥辱。哥哥的心理與我不同。他愛享受而喜歡作官。記得有一次（約在1911年）我與母親在屋內談話，哥哥從窗外走過，母親嘆道：「那一個是官兒迷，這一個就是革命黨！」二十歲傾心佛法以後，茹素不婚。雖然到二十九歲還是結婚了，茹素則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後來喪偶，又曾十年不續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稱我是「苦行頭陀」，有人說我矯情立異。矯情立異在少年時是有的，壯年時已經放平 。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謂第一時期而外，四十年來我一貫反對從欲望出發，而支配我行動的大抵是一種義務或任務觀 念[8] ，至少主觀上如此 。 關於我很早一度熱心社會主義的事，見於《自學小史》第十一節，舊著《鄉村建設理論》亦提到。當時所寫《社會主義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幾十份送人，現在早已不存。只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壇講演之一段》為題，說到當初思想上如何反對私有財產私有制度。記得曾引起杜國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為此談過一次話。說「當初反對」不是說後來不反對。後來致力鄉村建設運動，主張從農業引發工業而反對從商業里發達工業（反對資本主義），要有方針有計劃地走向社會主義，當然還是基於早期思想。不過中間轉變到出世思想，就把社會主義完全沖淡；其後雖從出世而又回到世間來，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沒有當初那種激烈感情了。（下略） [1] 本文節錄自《檢討我的立場、觀點和過去一切行事》一文。此文作於1952年秋。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2] 著者已於1974年將此節補寫出，只是較原計劃為簡略。 [3] 「學佛又學醫」一節已於1974年補寫完，並已收入《我的自學小史》一長文中。 [4] 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先生（鎔西）邀其任秘書，而張為其舅父，故說為「幫忙關係」。 [5] 1917年7月初，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北洋軍閥中的皖系軍閥）以「討逆」之名率兵入京，後又自任國務院總理。孫中山指出段為假共和真復辟，正式發出「護法」號召（維護《臨時約法》與國會）。8月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推為軍政府大元帥。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緝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師剿滅」南方護法軍，派遣直系軍隊（北軍）入湖南，於是南北戰爭開始。 [6] 作者本人有文字記載說，此小冊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員休息室內，任人取閱。辜先生即在此處見之，並發感嘆。 [7] 在作者《寄曉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寫有這樣的話：「我這裡雖不能無人情，卻不許有俗腸。像小資產階級的向上爬心理，可說自幼沒有。」 [8] 作者曾有更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見《全集》卷八中《寄曉青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