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傳 · 我的自傳

序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學的極好實例。若將我自幼修學，以至在這某些學問上「無師自通」的經過，敘述出來給青年朋友，未始無益。於是著手來寫《我的自學小史》。學問必經自己求得來者，方才切實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實，就不會受用。 俗語有「學來的曲兒唱不得」一句話，便是說：隨著師傅一板一眼地模仿著唱，不中聽的。必須將所唱曲調吸收融會在自家生命中，而後自由自在地唱出來，才中聽。學問和藝術是一理；知識技能未到融於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學」這話，並非為少數未得師承的人而說；一切有師傅教導的人，亦都非自學不可。不過比較地說，沒有師承者好像「自學」意味更多就是了。像我這樣，以一個中學生而後來任大學講席者，固然多半出於自學。還有我們所熟識的大學教授，雖受過大學專門教育，而以興趣轉移及機緣湊巧，卻不在其所學本行上發揮，偏喜任教其他學科者，多有其人；當然亦都是出於自學。即便是大多數始終不離其本學門的學者，亦沒有人只守著當初學來那一些，而不是得力於自己進修的。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學問成就，都是出於自學。學校教育不過給學生開一個端，使他更容易自學而已。青年於此，不可不勉。此外我願指出的是，我雖自幼不斷地學習以至於今，然卻不著重在書冊上，而寧在我所處時代環境一切見聞。我還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者，而大抵為了解決生活中親切實際的問題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學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來之社會變動、時代問題。倘若以我的自述為中心線索，而寫出中國最近五十年變遷，可能是很生動親切的一部好史料。現在當然不是這樣寫，但仍然可以讓青年朋友得知許多過去事實，而瞭然於今天他所處社會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這樣一個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於北京。那是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西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戰前一年。甲午之戰是中國近百年史中最大關節，所有種種劇烈變動皆由此起來。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從那一次中日大戰到這一次中日大戰度過的。我家原是桂林城內人。但從祖父離開桂林，父親和我們一輩便都生長在北京了。母親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張家則是雲南大理人，自從外祖父離開雲南後，沒有回去過。祖母又是貴州畢節劉家的。在中國說：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論氣質上或習俗上都頗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來看我們，則每當成我們是北方人；而在當地北方人看我們，又以為是來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兩種氣息，而富於一種中間性。從種族血統上說，我們本是元朝宗室。中間經過明清兩代五百餘年，不但旁人不曉得我們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譜系上查明亦不曉得了。在幾百年和漢族婚姻之後的我們，融合不同的兩種血統，似亦具一中間性。從社會階級成分上說，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從前所謂舉人或進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進士而做官的。祖母、母親都讀過不少書，能為詩文。這是所謂「書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對京官而言）卸任，無錢而有債。祖父來還債，債未清而身故。那時我父親只七八歲，靠祖母開蒙館教幾個小學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極。父親稍長到十九歲，便在「義學」中教書，依然寒苦生活，世宦習氣於此打落乾淨；市井瑣碎，民間疾苦，倒親身嘗歷的；四十歲方入仕途，又總未得意，景況沒有舒展過。因此在生活習慣上意識上，並未曾將我們後輩限於某一階級中。父母生我們兄妹四人。我有一個大哥，兩個妹妹。大哥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兩妹亦於清朝最末一年畢業於「京師女子初級師範學堂」。我們的教育費，常常是變賣母親妝奩而支付的。像這樣一個多方面薈萃交融的家庭，住居於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無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這樣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見聞既多，是很便於自學的。 二、我的父親 遂成我之自學的，完全是我父親。所以必要敘明我父親之為人和他對我的教育。吾父是一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他做學問沒有過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見長。他與母親一樣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細密，又磨鍊於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別人能幹許多。他心裡相當精明，但很少見之於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因其非天資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脫。因其秉性篤實而用心精細，所以遇事認真。因為有豪俠氣，所以行為只是端正，而並不拘謹。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視學問。前人所說「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的話，正好點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親影響，亦就是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小時候，只記得大哥挨過打，這亦是很少的事。我則在整個記憶中，一次亦沒有過。但我似乎並不是不「該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執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我受父親影響，並不是受了許多教訓，而毋寧說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學堂，所以亦沒有從父親受讀。 十歲前後（七八歲至十二三歲）所受父親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項：一是講戲，父親平日喜看京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一是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一些零碎事；其意蓋在練習經理事物，懂得社會人情。一是關於衛生或其他的許多囑咐；總要兒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體。例如：正當出汗之時，不要脫衣服；待汗稍止，氣稍定再脫去。 不要坐在當風地方，如窗口、門口、過道等處。太熱或太冷的湯水不要喝，太燥太膩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線不足，不要看書。 諸如此類之囑告或指點，極其多，並且隨時隨地不放鬆。還記得九歲時，有一次我自己積蓄的一小串錢（那時所用銅錢有小孔，例以麻線貫串之），忽然不見。各處尋問，並向人吵鬧，終不可得。隔一天，父親於庭前桃樹枝上發現之，心知是我自家遺忘，並不責斥，亦不喊我來看。他卻在紙條上寫了一段文字，大略說：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於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塗云云。 寫後交與我看，亦不做聲。我看了，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懷慚意。——即此事亦見先父所給我教育之一斑。到十四歲以後，我胸中漸漸自有思想見解，或發於言論，或見之行事。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十七八九歲時，有些關係頗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聽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學。那些事例，待後面即可敘述到。 三、一個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氣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溫。親長皆覺得，此兒怕不會長命的。五六歲時，每患頭暈目眩，一時天旋地轉，坐立不穩，必須安臥始得；七八歲後，雖亦跳擲玩耍，總不如人家活潑勇健。在小學裡讀書，一次盤槓子跌下地來，用藥方才復甦，以後更不敢輕試。在中學時，常常看著同學打球踢球，而不能參加。人家打罷踢罷了，我方敢一個人來試一試。又因為愛用思想，神情顏色皆不像一個少年。同學給我一個外號「小老哥」。——廣東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說來，則是嘲笑話了。卻不料後來，年紀長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後，愈見堅實；寒暖饑飽，不以為意。素食至今滿三十年，亦沒有什麼營養不足問題。每聞朋友同儕或患遺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腳氣病；在我一切都沒有。若以體質精力來相較，反而為朋輩所不及。久別之友，十幾年以至二十幾年不相見者，每都說我現在還同以前一個樣子，不見改變，因而人多稱讚我有修養。其實，我亦不知道我有什麼修養。不過平生嗜欲最淡，一切無所好。同時，在生活習慣上，比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點罷了。小時候，我不但瘠弱，並且很呆笨的。約莫六歲了，自己還不會穿褲子。因褲上有帶條，要從背後系引到前面來，打一結扣，而我不會。一次早起，母親隔屋喊我，為何還不起床。我大聲氣憤地說：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招引得家裡人都笑了。原來天天要妹妹替我打這結扣才行。十歲前後，在小學裡的課業成績，比一些同學都較差。雖不是極劣，總是中等以下。到十四歲入中學，我的智力乃見發達，課業成績間有在前三名者。大體說來，我只是平常資質，沒有過人之才。在學校時，不算特別勤學；出學校後，亦未用過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總有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不肯讓一天光陰隨便馬虎過去。 四、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 我於六歲開始讀書，是經一位孟老師在家裡教的。那時課兒童，入手多是《三字經》、《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誦。接著就要讀四書五經了。我在《三字經》之後，即讀《地球韻言》，而沒有讀四書。《地球韻言》一書，現在恐已無處可尋得。內容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作於何人，我亦記不得了。說起來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不讀四書，而讀《地球韻言》，當然是出於我父親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張兒童讀經的人。這在當時自是一破例的事。為何能如此呢？大約由父親平素關心國家大局，而中國當那些年間恰是外侮日逼。例如：清咸豐十年（西曆1860年）英法聯軍陷天津，清帝避走熱河。清光緒十年（西曆1884年）中法之戰，安南（今越南）被法國占去。又光緒十二年（西曆1886年）緬甸被英國侵占。又光緒二十年（西曆1894年）中日之戰，朝鮮被日本占去。又光緒二十一年（西曆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又光緒二十三年（西曆1897年）德國占膠州灣（青島）。又光緒二十四年（西曆1898年）俄國強索旅順、大連。 在這一串事實之下，父親心裡激動很大。因此他很早傾向變法維新。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人譏訕也。（光緒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記，論讀書次第緩急） 到光緒二十四年，就是我開蒙讀書這一年，正趕上光緒帝變法維新。停科舉，廢八股，皆他所極端贊成；不必讀四書，似基於此。只惜當時北京尚無學校可入。而《地球韻言》則是便於兒童上口成誦，四字一句的韻文，其中略說世界大勢，就認為很合用了。次年我七歲，北京第一個「洋學堂」（當時市井人都如此稱呼）出現，父親便命我入學。這是一位福建陳先生創辦的，名曰「中西小學堂」。現在看來，這名稱似乎好笑。大約當時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從那幼小時便習英文而到現在亦沒有學好。八歲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這年鬧「義和團」——後來被稱為拳匪——專殺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書之人。我們只好將《英文初階》、《英文進階》（當時課本）一齊燒毀。後來因激起歐美日本八國聯軍入北京，清帝避走陝西，歷史上稱為「庚子之變」。庚子之變後，新勢力又抬頭，學堂復興。九歲，我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讀書。十歲，改入「蒙養學堂」，讀到十一歲。十二歲十三歲，又改在家裡讀書，是聯合幾家親戚的兒童，請一位奉天劉先生（訥）教的。十三歲下半年到十四歲上半年，又進入「江蘇小學堂」——這是江蘇旅居北京同鄉會所辦。因此，我在小學時代前後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這種求學得不到安穩順序前進，是與當時社會之不安、學制之無定有關係的。 五、從課外讀物說到我的一位父執 我的自學，最得力於雜誌報紙。許多專門書或重要典籍之閱讀，常是從雜誌報紙先引起興趣和注意，然後方覓它來讀的。即如中國的經書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會科學各門的書，更不待言。因為我所受學校教育，從上面說的小學及後面說的中學而止，而這些書典都是課程里沒有的。同時我又從來不勉強自己去求學問，做學問家；所以非到引起興趣和注意，我不去讀它的。——我之好學是到真「好」才去「學」的，而對某方面學問之興趣和注意，總是先借雜誌報紙引起來。我的自學作始於小學時代。奇怪的是在那樣新文化初初開荒時候，已有人為我準備了很好的課外讀物。這是一種《啟蒙畫報》，和一種《京話日報》。創辦人是我的一位父執，而且是對於我關係深切的一位父執。他的事必須說一說。他是彭翼仲先生（詒孫），蘇州人而長大在北京。祖上狀元宰相，為蘇州世家巨族。他為人豪俠勇敢，其慷爽尤為可愛。論體魄，論精神，俱不似蘇州人，卻能說蘇州話。他是我的譜叔，因他與我父親結為兄弟之交，而年紀小於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長女便是我的長嫂。他又是我的老師，因前說之「啟蒙學堂」就是他主辦的，我在那裡從學於他。他的脾氣為人（豪俠勇敢）和環境機緣（家住江南、鄰近上海得與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為一個愛國志士維新先鋒。距今四十年前（1902年），他在當時全國首都——北京——創辦了第一家報紙(嚴格講，它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順天時報》出版。但《順天時報》完完全全為日本人所辦。但就中國人自辦者說，它是第一家，廣東人朱淇所辦《北京日報》為第二家。)。當時草創印刷廠，還是請來日本工人作工頭的。蒙養學堂和報館印刷廠都在一個大門裡，內部亦相通。我們小學生常喜歡去看他們印刷排版。 彭公手創報紙，計共三種。我所受益的是《啟蒙畫報》；於北方社會影響最大的，乃是《京話日報》；使他自身得禍的，則是《中華報》。《啟蒙畫報》最先出版。它是給十歲上下的兒童閱看的。內容主要是科學常識，其次是歷史掌故、名人軼事，再則如「伊索寓言」一類的東西亦有；卻少有今所謂「童話」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當時用為物理化學之總名稱）、算學等各門都有。全是白話文，全有圖畫（木板雕刻無彩色）。而且每每將科學撰成小故事來說明。講到天象，或以小兒不明白，問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來講。講到螞蟻社會，或用兩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見來講。算學題以一個人做買賣來講。諸如此類，兒童極其愛看。歷史如講太平天國，講「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的庚子變亂，亦作為歷史，剖講甚詳。名人軼事如司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國如拿破崙、華盛頓、大彼得、俾斯麥、西鄉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長篇連載的故事了。圖畫為永清劉炳堂先生（用烺）所繪。劉先生極有繪畫天才，而不是舊日文人所講究之一派。沒有學過西洋畫，而他自得西畫寫實之妙。所畫西洋人尤為神肖，無須多筆細描而形象逼真。計出版首尾共有兩年之久。我從那裡面不但得了許多常識，並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後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出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啟蒙畫報》出版不久，就從日刊改成旬刊（每冊約三十多頁），而別出一小型日報，就是《京話日報》，內容主要是新聞和論說。新聞以當地（北京）社會新聞占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是「緊要新聞」，包括國際國內重大事情。論說多半指陳社會病痛，或鼓吹一種社會運動，甚有推動力量，能發生很大影響，絕無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會一般人為對象，而不是給「上流社會」看的。因為是白話，所以我們兒童亦能看，只不過不如對《啟蒙畫報》之愛看。 當時風氣未開，社會一般人都沒有看報習慣。雖取價低廉，而一般人家總不樂增此一種開支。兩報因此銷數都不多。而報館全部開支卻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從開辦設備到經常費用，彭公家產已賠墊乾淨，並且負了許多債。年關到來，債主催逼，家中婦女怨謫，彭公憂煎之極，幾乎上吊自縊。本來創辦之初，我父親實贊助其事，我家財物早已隨著賠送在內；此時還只有我父親援救他。後來從父親日記和銀錢摺據上批註中，見出當時艱難情形和他們做事動機之純潔偉大。——他們一心要開發民智，改良社會。這是由積年對社會腐敗之不滿，又加上庚子（1900年）親見全國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勢，幾乎招取亡國大禍，所激動的。這事業屢次要倒閉，終經他們堅持下去，最後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報紙便發達起來了。然主要還是由於鼓吹幾次運動，報紙乃隨運動之擴大而發達。一次是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地界）一個外國兵，欺侮中國貧民，坐人力車不給錢，車夫索錢，反被打傷。《京話日報》一面在新聞欄詳記其事，一面連日著論表示某國兵營如何要懲戒要賠償才行，並且號召所有人力車夫聯合起來，事情不了結，遇見某國兵就不給車子乘坐。事為某國軍官所聞，派人來報館查詢，要那車夫前去質證。那車夫膽小不敢去，彭公即親自送他去。某國軍官居然懲戒兵丁而賠償車夫。此事雖小，而街談巷議，轟動全城，報紙銷數隨之陡增。另一次是美國禁止華工入境，並對在美華工苛待。《京話日報》就提倡抵制美貨運動。我還記得我們小學生亦在通衢鬧市散放傳單，調查美貨等等。此事在當時頗為新穎，人心殊見振奮，運動亦擴延數月之久。還有一次反對英屬非洲虐待華工，似在這以前，還沒有這次運動熱烈。最大一次運動，是國民捐運動。這是由報紙著論，引起讀者來函討論，醞釀頗久而後發動的。大意是為庚子賠款四萬萬兩，分年償付，為期愈延久，本息累積愈大；遲早總是要國民負擔，不如全體國民自動一次拿出來。以全國四萬萬人口計算，剛好每人出一兩銀子，就可以成功。這與後來民國初建時，南京留守黃克強（興）先生所倡之「愛國捐」，大致相似。此時報紙銷路已廣，其言論主張已屢得社會擁護。再標出這大題目來，籠罩到每一個人身上，其影響之大真是空前。自車夫小販、婦女兒童、工商百業以至文武大臣、皇室親王，無不響應。後因彭公獲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時，在大清銀行（今中國銀行之前身）尚存有國民捐九十幾萬銀兩。計算捐錢的人數，要在幾百萬以上。 報紙的發達，確實可驚。不看報的北京人，幾乎變得家家看報，而且發展到四鄉了。北方各省各縣，像奉天黑龍江（東）、陝西甘肅（西）那麼遠，都傳播到。同時亦驚動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緒帝都遣內侍傳旨下來，要看這報。其所以這樣發達，亦是有緣故的。因這報紙的主義不外一是維新，一是愛國；淺近明白正切合那時需要。社會上有些熱心人士，自動幫忙，或多購報紙沿街張貼，或出資設立「閱報所」「講報處」之類。還有被人呼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說書賣卜為生。他改行，專門講報，作義務宣傳員。其他類此之事不少。《中華報》最後出版。這是將《啟蒙畫報》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單張的而是成冊的。內容以論政為主，文體是文言文。這與《京話日報》以「大眾」為對象的，當然不同了。似乎當年彭公原無革命意識，而此報由其妹婿杭辛齋先生（慎修，海寧人）主筆，他卻算是革命黨人。我當時學力不夠看這個報，對它沒有興趣，所以現在不大能記得其言論主張如何。到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中華報》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話日報》則屆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並封閉報館。其實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過在我的自學史內不必敘他太多了。這次罪名，據巡警部（如今之內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論朝政、附和匪黨」。杭公定罪是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彭公是發配新疆，監禁十年。其內幕真情，是為袁世凱在其北洋營務處（如今之軍法處）秘密誅殺黨人，《中華報》予以揭出之故。後來革命，民國成立，舉行大赦，彭公才得從新疆回來。《京話日報》於是恢復出版。不料袁世凱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閉。袁倒以後再出版。至民國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視它的歷史還接辦一個時期。 六、自學的根本 在上邊敘述了我的父親，又敘述了我的一位父執，意在敘明我幼年之家庭環境和最切近之社會環境。關於這環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敘述，未能周詳。例如我母親之溫厚明通，贊助我父親和彭公的維新運動，並提倡女學，自己參加北京初創第一間女學校「女學傳習所」擔任教員等類事情都未及說到。然讀者或亦不難想像得之。就從這環境中，給我種下了自學的根本：一片向上心。一方面，父親和彭公他們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靈隱然萌露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種世俗謀衣食求利祿的「自了漢」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維新前進的空氣中，自具一種邁越世俗的見識主張，使我意識到世俗之人雖不必是壞人，但缺乏眼光見識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個人必須力爭上遊。所謂一片向上心，大抵在當時便是如此。 這種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了一種高傲神情。若從好一方面來說，這裡面固含蓄得一點正大之氣和一點剛強之氣。——我不敢說得多，但至少各有一點。我自省我終身受用者，似乎在此。特別是自十三四歲開始，由於這向上心，我常有自課於自己的責任，不論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並且有時某些事，覺得不合我意見，雖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十歲時愛看《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幾乎成癮，固然已算是自學，但真的自學，必從這裡（向上心）說起。所謂自學應當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單是求知識，卻不足以儘自學之事。在整個生命向上自強之中，包括了求知識。求知識發我們的智慧識見，但它並不是一種目的。有智慧識見發出來，就是生命向上自強之效驗，就是善學。假若求知識以致廢寢忘食，身體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頭腦愈昏，就不得為善學。有人說「活到老，學到老」一句話，這觀念最正確。這個「學」顯然是自學，同時這個「學」顯然就是在說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於求些知識。自學最要緊是在生活中有自覺。讀書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卻是照顧自己身體而如何善用它。——用它來做種種事情，讀書則其一種。可惜這個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說得出，當時亦不明白的。所以當時對自己身體照顧不夠，例如：愛靜中思維，而不注意身體應當活動；飲食、睡眠、工作三種時間沒有好的分配調整；不免有少年斫喪身體之不良習慣（手淫）。所幸者，從向上心稍知自愛，還不是全然不照顧它。更因為有一點正大剛強之氣，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減少。我以一個孱弱多病的體質，到後來慢慢轉強，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優，其故似不外：一、我雖講不到修養，然於身體少斫喪少浪費；雖至今對於身體仍愧照顧不夠，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顧。二、胸中恆有一股清剛之氣，使外面病邪好像無隙可乘。——反之，偶爾患病，細細想來總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剛勁、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幾乎全部小學時期皆不如人；自十四歲雖變得好些，亦不怎樣聰明。講學問，又全無根底。乃後來亦居然濫側學者之林，終幸未落於庸劣下愚，反倒受到社會的過獎過愛。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於向上心，自知好學，雖沒有用過苦功，亦從不偷懶。二、環境好，機緣巧，總讓我自主自動地去學，從沒有被動地讀過死書，或死讀書。換句話說，無論舊教育（老式之書房教育），或新教育（歐美傳來之學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總之，向上心是自學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學得來。古書《中庸》上有「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兩句話，恰好借用來說我個人的自學經過（原文第二句不指身體而言，第一句意義亦較專深，故只算借用）。 七、五年半的中學 我於十四歲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順天中學堂」（地址在地安門外兵將局）。此雖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間中學，卻是與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學堂」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順天」指順天府（京兆）。福建人陳璧，先為五城御史，創五城中學；後為順天府尹，又設順天中學。兩個學堂的洋文總教習，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與伍光建同留學英國海軍）擔任。漢文教習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紓（琴南）為主，我們則以一位跛腿陳先生（忘其名）為主。當時學校初設，學科程度無一定標準。許多小學比今日中學程度還高，而那時的中學與大學似亦頗難分別。我的同班同學中竟有年紀長我近一倍者——我十四歲，他二十七歲。有好多同學雖與我們年紀小的同班受課，其實可以為我們的老師而有餘。他們詩賦、古文詞、四六駢體文都作得很好，進而講求到「選學」《昭明文選》。不過因為求出路（貢生、舉人、進士）非經過學堂不可，有的機會湊巧得入大學，有的不巧就入中學了。今日學術界知名之土，如張申府（崧年）、湯用彤（錫予）諸位，皆是我的老同學。論年級，他們尚稍後於我；論年齡，則我們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級上是年齡最小的。當時學堂里讀書，大半集中於英算兩門。學生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這上邊。年長諸同學，很感覺費力；但我於此，亦曾實行過自學。在我那班上有四個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莊，北京），三姚萬里（伯鵬，廣東），四就是我。我們四個都是年紀最小的——廖與王稍長一兩歲。在廖大哥領導之下，我們曾結合起來自學。這一結合，多出於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見年小同學愛玩耍不知用功，特來勉勵我們。以那少年時代的天真，結合之初，頗具熱情。我記得經過一陣很起勁的談話以後，四個人同出去，到酒樓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議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氣稱謂相稱，而主張以每個人的短處標出一字來，作為相呼之名，以資警惕。大家都贊成此議，就請他為我們一個個命名。他給王的名字，是「懦」；給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這三個字都甚恰當。我是傲，不必說了。那王確亦懦弱有些婦人氣；而姚則以賽跑跳高和足球擅長，原是一粗暴的體育大家。最後，他自名為「惰」。這卻太謙了。他正是最勤學的一個呢！此大約因其所要求於自己的，總感覺不夠之故；而從他自謙其惰，正可見出其勤來了。 那時每一班有一專任洋文教習，所有這一班的英文、數學、外國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這些位洋文教習，全是天津水師學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門徒。我那一班是位呂先生（富永）。他們秉承王先生的規矩，教課認真，做事有軍人風格。當然課程進行得並不慢，但我們自學的進度，總還是超過他所教的。如英文讀本carpenter’sreader（亞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書的一半時，廖已讀完全書，我亦能讀到三分之二；納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冊未完，我與廖研究第三冊了；代數、幾何、三角各書，經先生開一個頭，廖即能自學下去，無待於先生教了。我趕不上他那樣快，但經他攜帶，總亦走在先生教的前邊。廖對於習題一個個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齊悅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塗改，行款不齊，字跡潦草，比他顯得忙亂，而進度反在他之後。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從當年那些經驗上，使我相信沒有不能自學的功課。同時廖還注意國文方面之自學。他在一個學期內，將一部《御批通鑑輯覽》圈點完畢。因其為洋版書（當時對於木版書外之銅印、鉛印、石印各書均作此稱）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飯前劃出一點時間來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點完功，眼睛變得近視了。這是他不曉得照顧身體，很可惜的。這裡我與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國文方面的：國文講義我照例不看；國文先生所講，我照例不聽。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後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國舊書。但我國文作文成績還不錯，偶然亦被取為第一名。我總喜歡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時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多半失敗。記得一位七十歲的王老師十分惱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後，嚴重地批著「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的批語。而後來一位范先生偏賞識我。他給我的批語，卻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十九歲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們畢業。前後共經五年半之久。本來沒有五年半的中學制度，這是因為中間經過一度學制變更，使我們吃虧。 八、中學時期之自學 在上面好像已敘述到我在中學時之自學，如自學英文、數學等課，但我所謂自學尚不在此。我曾說了：由於向上心，我常有自課於自己的責任，不論什麼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學，必從這裡說起。自學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所以上節所述只是當年中學裡面一些應付課業的情形，還沒有當真說到我的自學。真的自學，是由於向上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人生問題；二、社會問題，亦可雲中國問題。此兩個問題互有關聯之處，不能截然分開，但仍以分別言之為方便。從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被人看做是哲學家。從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參加了中國革命，並至今投身社會運動。今屆五十之年，總論過去精力，無非用在這兩問題上面；今後當亦不出乎此。而說到我對此兩問題如何追求，則在中學時期均已開其端。以下略述當年一些事實。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約十四歲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個價值標準，時時用以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這就是凡事看它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假使於群於己都沒有好處，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轉來，若於群於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礙，必輾轉求所以自圓其說者。一旦豁然復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此時於西洋之「樂利主義」、「最大多數幸福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等，尚無所聞。卻是不期而然，恰與西洋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這思想，顯然是受先父的啟發。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卻有極像墨家之處。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詩詞做文章的人，而標出「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的主張。務實之「實」，自然不免要以「實用」、「實利」為其主要涵義。而專講實用實利之結果，當然流歸到墨家思想。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意思在他一言一動之間到處流露貫徹。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不過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見解而止，他對於哲學並沒有興趣。我則自少年時便喜歡用深思。所以就由這裡追究上去，究竟何謂「有好處」？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確定它。於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又追究到底何謂苦，何謂樂。對於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鑰匙，頗為重要。後來所作《究元決疑論》中，有論苦樂的一段尚可見一斑。而這一段話，卻完全是十六七歲在中學時撰寫的舊稿。在中學裡，時時沉溺在思想中，亦時時記錄其思想所得。這類積稿當時甚多，現在無存。然在當時受中國問題的刺激，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似又遠過於愛談人生問題。這亦因當時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為尚之故。當時——光緒末年宣統初年——正亦有當時的國難。當時的學生界，亦曾激於救國熱潮而有自請練學生軍的事，如「九一八」後各地學生之所為者。我記得我和同班同學雷國能兄，皆以熱心這運動被推為代表，請求學堂監督給我們特聘軍事教官，並發給槍支，於正課外加練軍操，此是一例；其他像這類的事，當然很多。 為了救國，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觀念，以及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政黨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為我的政治理想。後來所作《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其中詮釋近代政治的話，還不出中學時那點心得。——的確，那時對於政治自以為是大有心得的。 九、自學資料及當年師友 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我在當時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國內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新小說》（雜誌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這都是從日本傳遞進來的。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此為初時（1907年）之事。稍後（1910年後）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日報），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資財。《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即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面指出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的；恰恰關係到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的雙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時在報上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得以領會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還有關於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健，皆足以感發人。此外有《德育鑒》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的，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新民叢報》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約占十分之二外，還有其他人如蔣觀雲先生（智由）等等的許多文章和國際國內時事記載等，約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這些能助我系統地了解當日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記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讀它時（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於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地之《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個中學生。《國風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為多；其他如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亦常談到。這是因為當時清廷籌備立憲，各省咨議局亦有聯合請願開國會的運動，各省督撫暨駐外使節在政治上亦有許多建議，而梁任公一派人隱然居於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為其機關報。我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並且學習了近代國家法制上許多知識。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終究亦得到一些。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展堂）、汪精衛等爭論中國應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搜集起來合印的；我反覆讀之甚熟。其他有些宣傳品主於煽動排滿感情的，我不喜讀。自學條件，書報資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當時，我有兩個朋友必須說一說。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曉峰，河北樂亭縣人。他年長於我二歲，而班級則次於我。他們一班，是學法文的；我們則學英文。因此雖為一校同學，朝夕相見，卻無往來。郭君顏貌如好女子，見者無不驚其美艷，而氣斂神肅，眉宇間若有沉憂；我則平素自以為是，亦復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談。但經一度交談之後，我思想上竟發生極大變化。我那時自負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論胸襟氣概似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淺陋的。對於人生許多較深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於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會，並且拒絕理會之。蓋受先父影響，抱一種狹隘功利見解，重事功而輕學問。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則直認為誤人騙人的東西而排斥它。對於人格修養的學問，感受《德育鑒》之啟發，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卻認為「要作大事必須有人格修養才行」，竟以人格修養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無當淺薄無根的思想，早應當被推翻。無如一般人多半連這點偏激淺薄思想亦沒有。盡他們不同意我，乃至駁斥我，其力量卻不足以動搖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於老、莊、易經、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亦足以籠罩我。他的談話，有時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時順應我要作大事業的心理而誘進我，使我心悅誠服。我崇拜之極，尊之為郭師，課暇就去請教，記錄他的談話訂成一巨冊，題曰「郭師語錄」。一般同學多半譏笑我們，號之為「梁賢人、郭聖人」。自與郭君接近後，我一向狹隘的功利見解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這在我的思想上，實為一絕大轉進。那時還有一位同學陳子方，年紀較我們都大，班級亦在前，與郭君為至好。我亦因郭而親近之。他的思想見解、精神氣魄，在當時亦是高於我的，我亦同受其影響。現在兩君都不在人世[zw(]陳故去約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與李大釗（守常）為鄉親，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圖書館做事。張紹曾為國務總理時，曾一度引為國務院秘書。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廣東台山縣人。他年紀約長我一二歲，與我為同班，卻是末後插班進來的。本來陳與郭在中國問題上皆傾向革命，但非甚積極。甄君是從（1910年）廣州上海來北京的，似先已與革命派有關係。我們彼此同是對時局積極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見不大相同。甄君當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滿。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國式政治為理想，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有什麼等差不同。轉而指責民主國，無論為法國式（內閣制），抑美國式（總統制），皆不如英國政治之善。——此即後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所唱「虛君共和論」。在政治改造運動上，我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於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壞不大，免遭國際干涉。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立憲派得來的；然一點一滴皆經過我的往復思考，並非一種學舌。我和甄君時常以此作筆戰，亦仿佛梁（任公）、汪（精衛）之所為；不過他們在海外是公開的，我們則不敢讓人知道。後來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許多立憲派人皆轉而為革命派，我亦是這樣。中學畢業期近，武昌起義爆發，到處人心奮動，我們在學堂里更呆不住。其時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學生界秘密互有聯絡，而頭緒不一。適清廷釋放汪精衛。汪一面倡和議，一面與李石曾、魏宸組、趙鐵橋等暗中組織京津同盟會。甄君同我即參加其中，是為北方革命團體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皆出於此一組織。 十、初入社會 按常例說，一個青年應當是由「求學」到「就業」；但在近幾十年的中國青年，卻每每是由「求學」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個。我由學校出來，第一步踏入廣大社會，不是就了某一項職業而是參加革命。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種太危險的事！因為青年是社會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學，原是學習著如何參加社會，為社會之一員，以繼成熟分子之後。卻不料其求了學來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會。試問參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時缺乏社會經驗，對於社會只有虛見（書本上所得）和臆想，尚無認識。試問認識不足，又何從談到怎樣改造呢？這明明是不行的事！無奈中國革命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種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由歷史孕育下來的革命主力。中國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學分子對舊派之爭，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帶傳播進來的世界思潮，以激動起一些熱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種學生革命。幼稚、錯誤、失敗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無可奈何。以我而說，那年不過剛足十八歲，自己的見識和舉動，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親眼見的許多人許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為兒戲。不過青年做事比較天真，動機比較純潔，則為後來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這是後來的感想，事實不具述。清帝不久退位，暗殺暴動一類的事，略可結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辦報，為公開之革命宣傳。趙鐵橋諸君所辦者，名曰《民意報》，以甄亮甫為首的我們一班朋友，所辦的報則名《民國報》。當時經費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張，規模之大為北方首創。總編輯為孫炳文浚明兄（四川敘府人，民國十六年國民黨以清黨為藉口將其殺害於上海）；我亦充一名編輯，並且還做過外勤記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當時一筆名，而且出於孫先生所代擬。新聞記者，似乎是社會上一項職業了。但其任務在指導社會，實亦非一個初入社會之青年學生所可勝任。現在想來，我還是覺得不妥的。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來之結果呢！報館原來館址設在天津，後又遷北京（順治門外大街西面）。民國二年春間，中國同盟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成立，《民國報》收為黨本部之機關報，以湯漪主其事，我們一些朋友便離去了。作新聞記者生活約一年余，連參與革命工作算起來，亦不滿兩周年。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在此期間，接觸最多者當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學讀書時，便夢想議會政治，逢著資政院開會（宣統二年、三年兩度開會），必輾轉懇託介紹旁聽。現在是新聞記者，持有長期旁聽證，所有民元臨時參議院民二國會的兩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了。此外若同盟會本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本部，若國務院等處，亦是我蹤跡最密的所在。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之前身）和民主黨（進步黨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當時議會內黨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縱運用，皆映於吾目而了了於吾心。許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卻熟悉他。這些實際知識和經驗，有助於我對中國問題之認識者不少。 十一、激進於社會主義 民國元年已有所謂社會黨在中國出現。這是江亢虎（汪精衛之南京偽政府考試院副院長）在上海所發起的，同時他亦自居於黨魁地位。那時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為陳翼龍（後為袁世凱所殺）。江亦光緒庚子後北京社會上倡導維新運動之一人，與我家夙有來往，我深知其為人底細。他此種舉動，完全出於投機心理。雖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則不睬。所有他們發表的言論，我都摒斥，不願入目。我之傾向社會主義，不獨與他們無關，而且因為憎惡他們，倒使我對社會主義隔膜了。論當時風氣，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識中所有；經濟改造則為一般人意識中所無。僅僅「社會主義」這名詞，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產主義一詞似尚未見），少有人熱心研究它。元年（1912年）八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民生主義之被刪除，正為一很好例證。同盟會會章的宗旨一條，原為「本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國民黨黨章則改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這明明是一很大變動，舊日同志所不喜，而總理孫先生之不願意，更無待言。然而畢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會（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之劇場舉行），我亦參加。我親見孫總理和黃克強先生都出席，為極長極長之講演，則終於承認此一修改，又無疑問。這固然見出總理之虛懷，容納眾人意見；而經濟問題和社會主義之不為當時所理會，亦完全看出了。我當時對中國問題認識不足，亦以為只要憲政一上軌道，自不難步歐美日本之後塵，為一近代國家。至於經濟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後之事，現在用不到談它。所見正與流俗一般無二。不過不久我忽然感觸到「財產私有」是人群一大問題。約在民國元年尾二年初，我偶然一天從家裡舊書堆中，檢得《社會主義之神髓》一本書，是日本人幸德秋水（日本最早之社會主義者，死於獄中）所著，而張溥泉（繼）先生翻譯的，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書在當時已嫌陳舊，內容亦無深刻理論。它講到什麼「資本家」「勞動者」的許多話，亦不引起我興味；不過其中有些反對財產私有的話，卻印入我心。我即不斷來思索這個問題。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終至引我到反對財產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對，好像忍耐不得。我發現這是引起人群中間生存競爭之根源。由於生存競爭，所以人們常常受到生活問題的威脅，不免於巧取豪奪。巧取，極端之例便是詐騙；豪奪，極端之例便是強盜。在這兩大類型中包含各式各樣數不盡的事例，而且是層出不窮。我們出去旅行，處處要提防上當受欺。一不小心，輕則損失財物，大則喪身失命。乃至坐在家裡，受至親至近之人所欺者，耳聞目見亦復不鮮。整個社會沒有平安地方，說不定詐騙強盜從那裡來。你無錢，便受生活問題的威脅；你有錢，又受這種種威脅。你可能餓死無人管，亦可能四周圍的人都在那兒打算你！啊呀！這是什麼社會？這是什麼人生？——然而這並不新奇。財產私有，生存競爭，自不免演到這一步！這在被欺被害的人，固屬不幸而可憫；即那行騙行暴的人，亦太可憐了！太不像個「人」了！人類不應當這個樣子！人間的這一切罪惡，社會制度（財產私有制度）實為之，不能全以責備那個人。若根源上不解決，徒以嚴法峻刑對付個人，囚之殺之，實在是不通的事。我們即從法律之禁不了，已可證明其不通與無用。人間還有許多罪惡，似為當事雙方所同意，亦且為法律所不禁的，如許多為了金錢不復計及人格的事。其極端之例，便是娼優。社會上大事小事，屬此類型，各式各樣亦複數之不盡。因為在這社會上，是苦是樂，是死是活，都決定於金錢。錢之為用，乃廣大無邊，而高於一切；擁有大量錢財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權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時責備有錢的人，不該這樣用他的錢；責備無錢的人，不該這樣出賣自己，高倡道德，以勉勵眾人，我們亦徒見其迂謬可笑，費盡唇舌，難收效果而已！此外還有法律之所許可，道德不及糾正，而社會無形予以鼓勵的事。那便是經濟上一切競爭行為。競爭之結果，總有許多落伍失敗的人，陷於悲慘境遇，其極端之例，便是乞丐。那些不出來行乞，而境遇悲慘需人救恤者，同屬這一類型。大抵老弱殘廢孤寡疾病的人，競爭不了，最容易落到這地步。我認為這亦是人間的一種罪惡。不過這種罪惡，更沒有哪一個負其責，顯明是社會制度的罪惡了。此時雖有慈善家舉辦慈善事業以為救濟，但不從頭理清此一問題，支支節節，又能補救得幾何？此時普及教育是不可希望的，公共衛生是不能講的，縱然以國家力量勉強舉辦一些，無奈與其社會大趨勢相反何？——大趨勢使好多人不能從容以受教育，使好多人無法講求衛生。社會財富可能以自由競爭而增進（亦有限度），但文化水準不見得比例地隨以增高，尤其風俗習慣想要日進於美善，是不可能的。因根本上先失去人心的清明安和，而流於貪吝自私，再加以與普及教育是矛盾的，與公共衛生是矛盾的，那麼，將只有使身體方面心理方面日益敗壞墮落下去！人類日趨於下流與衰敗，是何等可驚可懼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衛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學家都挽救不了。什麼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說。拔本塞源，只有廢除財產私有制度，以生產手段歸公，生活問題基本上由社會共同解決，而免去人與人間之生存競爭。——這就是社會主義了。 我當時對於社會主義所知甚少，卻十分熱心。其所以熱心，便是認定財產私有為社會一切痛苦與罪惡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對它。理由如上所說亦無深奧，卻全是經自己思考而得。是年冬，曾撰成《社會主義粹言》一書（內容分十節，不過萬二三千字），自己寫於蠟紙，油印數十本贈人。今無存稿。唯在《漱溟卅前文錄》中，有《槐壇講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國十二年春間為曹州中學生所講，講到一點從前的思想。那時思想，僅屬人生問題一面之一種社會理想，還沒有扣合到中國問題上。換言之，那時只有見於人類生活需要社會主義，卻沒有見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問題上，有其特殊需要。 十二、出世思想 我大約從十歲開始即好用思想。其時深深感受先父思想的影響，若從今日名詞言之，可以說在人生哲學上重視實際利害，頗暗合於中國古代墨家思想或西方近代英國人的功利主義。——以先父似未嘗讀墨子書，更不知有近代英國哲學，故云暗合。大約十六七歲時，從利害之分析追問，而轉入何謂苦何謂樂之研索，歸結到人生唯是苦之認識，於是遽爾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七歲曾拒絕母親為我議婚，二十歲開始茹素，尋求佛典閱讀，懷抱出家為僧之念，直至廿九歲乃始放棄。 ——放棄之由，將於後文第十八節言之。 按：1969年秋間曾寫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實為此節最好參考之資料，茲不煩重加述說。又關於苦樂問題之研索，則早年《究元決疑論》一文內有一段述說，可資參看。 十三、學佛又學醫 我尋求佛典閱讀之，蓋始於民國初元，而萃力於民國三年前後。於其同時兼讀中西醫書。佛典及西醫書均求之於當時琉璃廠西門的有正書局。此為上海有正書局分店。據聞在上海主其事者為狄葆賢，號平子，又號平等閣主，崇信佛法，《佛學叢報》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編。金陵刻經處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處印行之佛典，均於此流通，任人覓購。《佛學叢報》中有李證剛（翊灼）先生文章，當時為我所喜讀。但因無人指教，自己於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於各宗派更屬茫然，遇有佛典即行購求，亦不問其能懂與否。曾記得「唯識」「因明」各典籍最難通曉，暗中摸索，費力甚苦。 所以學佛又學醫者，雖心慕金剛經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於今，擬以醫術服務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恰好有正書局代售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之西醫書籍，因併購取讀之。據聞此局主事者丁福保氏，亦好佛學，曾出版佛學辭典等書。丁氏狄氏既有同好，兩局業務遂以相通。其西醫各書系由日文翻譯過來，有關於藥物學、內科學、病理學、診斷學等著作十數種之多，我盡購取閉戶研究。中醫古籍則琉璃廠各書店多有之。我所讀者據今日回憶似以陳修園四十八種為主，從《黃帝內經》以至張仲景《傷寒》、《金匱》各書均在其中。我初以為中西醫既同以人身疾病為研究對象，當不難溝通，後乃知其不然。中西兩方思想根本不同，在某些末節上雖可互有所取，終不能融合為一。其後既然放棄出家之想，醫學遂亦置而不談。 十四、父親對我信任且放任 此節的最好參考資料是我所為《思親記》一文（見先公遺書卷首）。吾父對我的教育既經敘述在第二節，今此節不外繼續前文。其許多事實則具備於《思親記》所記之中，茲分別概述如下：父親之信任於我，是由於我少年時一些思想行徑很合父意，很邀嘉賞而來。例如我極關心國家大局，平素看輕書本學問而有志事功，愛讀梁任公的《新民叢報》、《德育鑒》、《國風報》等書報，寫作日記，勉勵自己。這既有些像父親年輕時所為，亦且正和當時父親的心理相合。每於晚飯後談論時事，我頗能得父親的喜歡。又如父親向來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擔當，郭嵩燾識見不同於流俗，而我在讀到《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時，正好特別重視這兩個人。這都是我十四五歲以至十九歲時的事情，後來就不同了。說到父親對我的放任，正是由於我的思想行動很不合父親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於我，但不加干涉，讓我自己回心轉意。我不改變，仍然聽任我所為，這便是放任了。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動是哪些呢？正如《思親記》原文說的——自（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 實則時間上非始自民國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時，我參加革命行動，父親就明示不同意了，卻不加禁止。革命之後，國會開會，黨派競爭頗多醜劇，父親深為不滿，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為勢所難免，事事為之辯護。雖然父子好談時事一如既往，而爭論劇烈，大傷父心。——此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讀佛典，志在出家為僧，父親當然大為不悅。但我購讀佛書，從來不加禁阻。我中學畢業後，不願升學，以至我不結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讓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這種寬放態度，我今天想起來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時，我今天感到父親這樣態度對我的成就很大，實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種很好的教育。不過我當時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離開父親到達西安時方才實行。所惜我終違父意，父在世之時堅不結婚；其後我結婚則父逝既三年矣。 十五、當年傾慕的幾個人物 吾父放任我之所為，一不加禁，蓋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趨向下流，聽其自己轉變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機會大走自學之路，沒有落於被動地受教育地步。大約從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一階段，我心目中有幾個傾慕欽佩的人物，分述如下：梁任公先生當然是頭一個。我從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叢報》學到很多很多知識，激發了志氣，受影響極大。我曾寫有紀念先生一文，可參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點。當年欽仰的人物，後來不滿意，蓋非獨於任公先生為然。再就是先舅氏張鎔西先生耀曾，為我年十四五之時所敬服之人。鎔舅於母極孝，俗有「家貧出孝子」之說，確是有理。他母親是吾父表姐，故爾他於吾父亦稱舅父，且奉吾父為師。他在民國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黨（同盟會、國民黨）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為異黨所愛重。我在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寫有一文可參看。惜他局限於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未能適應社會主義新潮流。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經極為我所愛讀。且驚服其學問之淵深。我搞的《晚周漢魏文鈔》，就是受他文章的影響。那時我正在傾心學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學。後來方曉得他於佛法竟是外行。再就是章行嚴先生（士釗）在我精神上的影響關係，說起來話很長。我自幼喜看報紙。十四歲入中學後，學校閱覽室所備京外報紙頗多，我非止看新聞，亦且細看長篇論文。當時北京有一家《帝國日報》常見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討論憲政制度，例如國會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問題等等。筆者似在歐洲，有時兼寫有《歐遊通訊》刊出，均為我所愛讀。後來上海《民立報》常見署名「行嚴」的論文，提倡講邏輯。我從筆調上判斷其和「秋桐」是一個人的不同筆名，又在梁任公主編的《國風報》（一種期刊，出版於日本東京）上見有署名「民質」的一篇論翻譯名詞的文章，雖內容與前所見者不相涉，但我又斷定必為同一個人。此時始終不知道其真姓名為誰。 後來訪知其真姓名為章士釗，我所判斷不同筆名實為一個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後，孫中山以臨時總統讓位於袁世凱，但黨（同盟會）內決議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職，《民立報》原為黨的機關報，而章先生主持筆政，卻發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張。黨內為之譁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會會員，群指目為報社內奸。於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報》，自己創辦一周刊標名《獨立周報》，發抒個人言論。其發刊詞表明自己從來獨立不倚independent的性格，又於篇末附有寄楊懷中先生（昌濟）長達一二千字的書信。書信內容說他自己雖同孫（中山）、黃（克強）一道奔走革命，卻不加入同盟會之事實經過（似是因加入同盟會必誓言忠於孫公並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當時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張溥泉兩位，曾強他參加，至於把他關鎖在房間內，如不同意參加便不放出（按此時他年齡似尚不足二十歲），而他終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懷中先生卻知道，可以作證。《獨立周報》發刊，我曾訂閱，對於行嚴先生這種性格非常喜歡。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其後，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雜誌，我於閱讀之餘，開始與他通信，曾得答書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盡失去。其時正當孫黃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圖謀帝制，人心苦悶，《甲寅》論著傳誦國內，極負盛名。不久章先生參預西南倒袁之役，擔任軍務院秘書長。袁倒黎繼，因軍務院撤銷問題，先生來北京接洽結束事務，我們始得見面。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顧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時有節概可見，九十高齡猶勤著述（我親見之），自不可及。 十六、思想進步的原理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於沒有的，殆居大多數。這就是在他頭腦中雜亂無章，人云亦云，對於不同的觀點意見，他都點頭稱是。思想或雲一種道理，原是對於問題的解答。他之沒有思想正為其沒有問題。反之，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思想進步的原理，一言總括之，就是如此。往年曾有《如何成為今天的我》一篇講演詞（見於商務館出版的《漱溟卅後文錄》），又舊著《中國文化要義》書前有一篇《自序》均可資參看。 十七、東西文化問題 我既從青年時便體認人生唯是苦，覺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學佛，不料竟以《究元決疑論》一篇胡說瞎論引起蔡元培先生注意，受聘擔任北大印度哲學講席。這恰值新思潮（「五四」運動）發動前夕。當時的新思潮是既倡導西歐近代思潮（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又同時引入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我自己雖然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環境氣氛卻對我這講東方古哲之學的無形中有很大壓力。就是在這壓力下產生出來我《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這書內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國、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體系各予以人類文化發展史上適當的位置，解決了東西文化問題。 十八、回到世間來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的人生，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是我青年以來的一大思想轉變。當初歸心佛法，由於認定人生唯是苦（佛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一旦發現儒書《論語》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而樂字卻出現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極大注意。在《論語》書中與樂字相對待的是一個憂字。然而說「仁者不憂」，孔子自言「樂以忘憂」，其充滿樂觀氣氛極其明白；是何為而然？經過細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由來，亦就伏下了自己放棄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間來的動念。動念回到世間來，雖說觸發於一時，而卻是早有其醞釀在的。這就是被誤拉進北京大學講什麼哲學，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好名好勝之心發乎身體，而身體則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為僧，不許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慾念。自己精神上就這樣時時在矛盾鬥爭中。矛盾鬥爭不會長久相持不決，逢到機會終於觸發了放棄一向要出家的決心。機會是在1920年春初，我應少年中國學會邀請作宗教問題講演後，在家補寫其講詞。此原為一輕易事，乃不料下筆總不如意，寫不數行，塗改滿紙，思路窘澀，頭腦紊亂，自己不禁詫訝，擲筆嘆息。既靜心一時，隨手取《明儒學案》翻閱之。其中泰州王心齋一派素所熟悉，此時於東崖語錄中忽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驀地心驚：這不是恰在對我說話嗎？這不是恰在指斥現時的我嗎？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然放棄出家之念。是年暑假應邀在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題，回京寫定付印出版，冬十一月尾結婚。 自述 我的自學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來之社會變動，時代問題。倘若以我的自述為中心線索，而寫出國最近五十年變遷，可能是很生動親切的一部好史料。 就以人生問題只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百家。然一旦於人生道理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的一點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 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 我實在沒有旁的，我只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實際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 1938年我訪問延安。……曾與毛主席會見八次，其中兩次作竟夜談。關於對就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論。但他從敵友我力量對比、強若轉化、戰爭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 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