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們一行人到達了莫斯科。經過五六天困頓的火車生活，一下車，便覺得耳目一新。在車站上歡迎的人員很多，步兵、騎兵，都人強馬壯、武器鮮明。蘇聯政府人員個個顯得精明強幹、富於朝氣。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約四五百人，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那兒，都有一種英俊有為的樣子。他們手裡持著小旗，狂熱地高呼著「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使我極是感動。他們貼的標語各式各樣，諸如「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在別國留學多學機械、學工程、學礦務、學醫藥等等，蘇俄留學生則專學革命。這般有骨頭有血性的知識青年，後來回國後，流血汗，拼性命，為國家，為民族而英勇地奮鬥，有的已光榮地犧牲，有的方為國家的棟樑，那時我想到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即為之十分興奮。照相的把我們團團圍攏，重重層層，十分擁擠；也有拍攝活動影片的，拿著各種各樣的機件，真是從未見過。隨後有代表致歡迎詞，我也略說了幾句客氣話，答謝他們。
在站上擾擾攘攘，足足鬧了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寬闊，很平坦，很清潔，處處整齊活潑，井然有序。我們坐著汽車往蘇聯政府預備的歐羅巴旅館去，汽車是篷子車，篷子並沒放下來。我和徐季龍先生同坐一車，風馳電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馳。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風吹掉，車走得太快，來不及停車拾取，滿以為這頂帽子是失了，要買一頂新的了。孰知我們到了旅館裡，沒過十分鐘，警察就把那頂丟失的帽子送了來。這樣優良的警政，很使我們羨慕。
歐羅巴旅館是一座堂皇富麗的大廈。蘇俄政府為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食，招待得極是殷勤。我在張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過這樣好的大樓，心裡老覺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較小的旅館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著國內正與軍閥苦鬥的朋友與同志，對著面前講究的飯菜實在無法下咽。於是自己上街買些蘿蔔、大蔥回來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為我是怕花錢，見而暗笑，一再申說這是他們政府預備的，不用我自己花錢。我說不是你說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糾纏，始允我辦。
在旅館住了幾天，我便遷到查理村去住。蘇聯政府為了我參觀與考察的方便，特派烏斯馬諾夫先生為我的顧問。烏顧問曾任過加倫將軍的參謀長，很有學問，談吐也好。他本來學習文學，後來投到軍隊里當兵。那時還在帝俄時代，他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不遺餘力，長官屢次警告他，威嚇他，但他不聽，仍然堅決沉毅地幹下去，曾多次入獄。以後入軍官學校，繼續深造，求得很高的學問。我們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給我講一點鐘的辯證法唯物論，每次總在郊外的樹林下上課。這是我研究新興哲學的開始。同時，我還請了一位繪畫教師。那位先生很年輕，每日遠遠地坐二三十里地火車趕來給我上課，沒到時間，即在屋外徘徊，到時再入我室。畫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雖然如此，一方面因為他的誠懇教導，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學習，所以我對繪畫，頗有些入門的心得。讀書繪畫之餘，有時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廠里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間，也能夠自食其力，並能比較真正地和工農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階級的朋友為我名譽保護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隨著我在外面四處跑，實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個兒，向我訴說他的苦處，我就送給他五十元。過了兩天，此人即被撤換。打聽之後，知道因為他受了我的錢，被人告發，捕去坐黑房子去了。此事使我心裡非常不安。可見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績與賞罰之制。我搬到查理村鄉間住後，四位名譽保護人亦同住一處。他們都穿著便衣，白天站在不讓別人看見的地方，夜間爬在樹上，蹲在屋頂上。有一夜他們捕獲幾個小偷，都是帝制時代的親貴，有曾任宮中禁衛軍者，昔時好吃懶做，養成了習慣，現時社會改變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竊度日。我覺得他們警戒的辦法太好。我國站崗，老是站在門口，成「二鬼把門式」，進出行禮，實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個汽車夫的私宅，完全是木頭製造的，此時由國家收買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脫了外衣，褲腿卷到膝蓋上，用一塊破麻布擦地板，大規模地擦，渾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潔淨無塵。我問她何以如此賣力，回答說因為警察每星期要來檢查一次，擦得不乾淨，將受處罰。我就笑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國警察哪能管到這種事？因此，我想到規條、法律、章程等等，我國皆應有盡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這樣認真地實行，就是缺少任勞任怨的人，切實地執行。若能事事負責，處處實行，則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煥然一新。
居俄的時候，和蘇聯政府的主要人員差不多都見過幾次面。第一個會見的是外交委員長齊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館裡來看我。隨著我又和徐季龍先生去看他，相見寒暄一番，無非告訴我旅館中派有人員招待，歡迎我參觀各機關團體，多多指教一類的話。會談之間，也曾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況，相當地熟悉。
第三國際負責人也會面談過一次，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緝，或者現在已經死去了。那次我們談了三個鐘頭，對於歐洲近勢和東方各民族革命的問題都談得很詳細。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有條理，態度異常地誠懇。雖然說到後來，他因談話過多，不免顯出疲乏的樣子，但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談下去。
蘇聯人民政府主席加列（里）寧是農民出身。我和季龍先生按照約會的時間去拜訪他，看見他兩目深陷，滿面黃須，穿著一身半新不舊的西服，動作言語無一不是農民的風度。他那時已經五六十歲了，還很矍鑠健康。他和我們詳談蘇聯革命的過程以及那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策。當他談話的時候，先還好好地坐著，一會兒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著一膝，一會兒走到桌子邊，兩手握著，有時兩手托腮，撐在桌子上，有時不動地搓動著，往往一談二三個鐘頭，完全是鄉下老頭兒談家常的派頭，深切活潑，隨隨便便，沒有一點官架子。後來詳談蘇俄建設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難，又問及我們關於五卅慘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們也一一詳述一番。
他的辦公屋子是在二層樓上。那天樓底下坐著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我看見如此熱鬧，覺得奇怪，下樓的時候，我問其中一位老農夫：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見加列寧。」
「見他有什麼事情？」
「我有一隻耕牛病了，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給我一隻牛。」
我又問另一個抱著孩子的婦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是病還沒有脫體。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點辦法。」
我一連問了許多位，他們都以自己的困難，來求主席設法解決，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延見他們，也有派秘書等人員一一代為接見，他們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滿意地處理與解決，我當時大受感動。我們的總統或國務總理哪能如此耐煩？他們時時擺著官僚的架子，他們視百姓如奴隸，百姓怕他們如虎狼。相互之間，永恆地保持著「治人」和「治於人」的關係，彼此隔膜，不相親近。百姓只知道替他們納糧服役，官吏則孜孜於搜刮與淫樂。
像加列寧似的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國的人民哪裡夢想得到呢？我以為我國官吏最須效法這種精神。
一天約定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阿里克夫談話，他住在帝俄時代皇帝住的舊皇城裡。皇城門口和裡邊警衛森嚴。我們的車子到了門口，警衛者迎接著，先向裡面打電話請示，後才放我們進去。這次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也是談的蘇聯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國革命的現狀說了一個大概。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原是德國籍，在德國因革命失敗，逃亡至俄。據說他是蘇聯的「中國通」，他對中國各方面問題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裡頭。他的書室在樓上，書架上擺滿中國書，室中陳列著許多中國的小擺設。第二天他請我和季龍先生吃飯，飯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隻嶄新的中國水菸袋（他用做一種擺設），要求我們吸一袋水煙給他看看。他也覺得中國水菸袋極有研究，世界各國都趕不上，言時甚表興趣。他的談鋒甚健，對問題不厭反覆詳細地討論。有一次到中山大學訪晤他，季龍先生和他談到史達林在某次群眾大會講演，宣稱蘇聯與日本的關係已很親善，將更進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龍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質問，兩下起了激烈的辯論。季龍先生說，蘇聯既願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上，攜手奮鬥，便不應在中國正當進行革命力謀打斷日本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鏈的時候，而與中國的敵人—日本講什麼親善，說什麼敦睦邦交。日本是東亞的強盜，蘇俄為何要與強盜為友？拉狄克說，主義與政策不能混為一談，政策與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說主義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龍先生說，便是這樣，你們也當給我們一個信兒。現在如此辦理，我們國民黨的三大政策怎樣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沒有結果，第二天再見面，又辯論了兩三個鐘頭，愈是辯論，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決。看樣子他們真像要打起架來才能罷休。季龍先生心裡不服，尤其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於此事極佩服季龍先生，真不愧為愛國家愛真理的有心人。
他對問題嚴肅認真的精神，真是少見的。
伏羅希洛夫是蘇聯海陸空軍的委員長。我訪會他的時候，提出一些關於蘇聯軍備的問題請教。他詳談我所詢問題，說話有條有理。人們都見過他的相片，大臉大口，濃眉大眼，渾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裝和普通士兵一樣，只領子上符號不同，算是全蘇聯最高軍事領袖的特別符號。他的飲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真正做到與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後來他也問及關於我們國民軍和軍閥們苦鬥的情形，與國內政治的一般形勢。他說，中國是一個有偉大前途的國家，只要堅持主義，努力貫徹，沒有不成功的。陸海空軍委員會所即在大街上，門前看不見崗兵，崗兵站在門裡，老立著正，不許稍息。這樣的辦法，和中國的情形正相反。我們衙門，站崗的都擺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見一樣。有的兩個，有的四個，張作霖的崗兵老是六個、八個，格外顯得耀武揚威。
蘇聯出版事業由國家經營，國家印刷出版的書籍，供應全國，日以萬千計。這機關歸他們的教育委員會管轄。教育委員長那時是盧那卡爾斯基。這人很有語言天才，會說幾種回回話。當蘇聯剛剛推翻帝制、革命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軍圍攻，希圖破壞其革命政權。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農民軍興起，也將發生戰事。顯然的，那時的紅軍無論怎樣堅強，是不堪再加上這邊一支敵軍的壓迫了。軍事當局看著危局已迫，而又無法解脫這個難題。這時候盧那卡爾斯基自告奮勇，要求派他到那裡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論去說服這頑強的敵人，取得兵不血刃的勝利。許多人都認為這太危險，恐怕他徒遭犧牲，他仍然堅持著去了。經過了多少困難，始得到達，一到敵人那邊，果然便被逮捕起來。他見了敵軍司令官說，我有幾句話，等我說完，你再殺我。乃與之侃侃而談，痛陳他們革命意義與價值和對於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聽，不等他的話說完，便要殺掉他；終因敵軍參謀長的緩頰，盧氏乃得盡陳他的理論。他說了足足四個鐘頭。那司令官心已動搖，便對他說：
「你如果能說服我們全體官兵，那我們就贊成你的意見，停止進兵的計劃！」
全體官兵召集好了。他剛剛站上講台的時候，群眾對他感情極壞，詈罵叫囂，秩序大亂，甚至有舉起槍來做槍決他的樣式的。但他講了一點鐘後，群眾漸漸安靜了；講演完畢，全體官兵都傾心讚佩，異常堅決地舉起手來，願意與蘇聯革命政權攜手共同奮鬥。天大的一場風波就這樣漸漸地平息了。
我有幸聽他親自暢談這次事件的經過，心裡感到無上的興奮。
托洛斯基也曾會談。那時他方在病癒之後，住的屋子很是講究。他是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時已經快五十歲，相貌奇偉談吐也不俗氣，處處顯出堅毅果斷的神氣。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革命方略一類問題。我對此類道理，那時毫不熟悉，為要藏拙，我不大開口，只聽徐先生與之暢談。我素來聽說托氏是一個奢華風流的革命家。但我並不因此而歧視他。我以為聖賢是聖賢，英雄是英雄，不可並論。魏無知介紹陳平於漢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聖賢。我若介紹伯夷、叔齊給你，於你何補？高祖乃悟。列寧當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習慣上，列寧一定和他弄不來。他住那麼好的屋子，那樣奢華地享用，茶碗點心拿出來，都與眾不同。列寧在當時看得慣嗎？但畢竟重用之，列寧真不愧為革命領袖。
那時史達林住在黑海養病，不在莫斯科；僅只給我一信，說等他病好，再行約會。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可是始終不曾見到他，引以為憾。
又見到列寧夫人，那時她為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又有列寧之妹，亦同時見面。列寧夫人莊重懇摯，說話不慌不忙。那次她贈我一部《列寧全集》（二十六冊）和一座列寧雕像；那像看去如銅質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寧之妹亦贈我同樣一份。
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為平民著想。比如飲食，那時肉類、雞、魚和其他珍貴的食品，定價非常昂貴；生活必需食品，如麵包、牛奶、白糖、食鹽之類則大量出賣，價錢非常地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費用就可心很舒適地過日子。這在其他國家的都市裡萬萬辦不到。有兩次，我們從街上買來麵包，剖開來裡面有半截菸捲。初時不懂什麼緣故，覺得不衛生，拿去告訴警察。警察處罰了那家麵包公司，此後即未再有此事。想來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菸捲頭弄了進去。這類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地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家戶戶自製，則一萬家人家，即需一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為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為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衣服一項，也是如此。為平民預備的，已經製成的衣服，價目極賤。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須自己到成衣店裡特製，價目可就賣得駭人了。
蘇聯行的是保護稅制，為要限制私人過分地享樂，對於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極苛之稅。比如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車，每輛要征九千元的稅。為公共用的大汽車，則征很低的稅，甚至不徵稅。
那時蘇聯政府還在禁酒，但俄國人民好酒成性，在禮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樹林裡喝酒。他們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坐在蓊鬱蒼翠的樹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樂唱歌，確也可以消除一禮拜來工作的疲勞。可是在街上時常發現倒臥地上的醉漢，三三五五所在都有；這就未免過於沉溺了。
蘇聯雖是一黨專政，但對於非黨員毫不歧視，對於黨員亦毫不偏袒。黨員和紅軍犯罪，反較非黨員或普通人懲處更嚴，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副委員長和總務處長兩個人因購買黃金，有舞弊情事（若以為共產黨中不會有貪污之事，那是錯誤的，但不同的是他們嚴究不貸，並不認為究辦了就失黨的面子）。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過處以無期徒刑，但因為他們身為官吏，又是黨員，所以都執行槍決，並把他們的罪狀公布於全國。這樣公正嚴明，執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觀那時我國政府，卻上下欺騙，狼狽為奸。所謂「官官相護」，同僚們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擠擠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盜鈴」裝做不問不聞。雖有彈劾之例，但對於有權勢的人則輕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彈劾，也輕易不發生效力，甚至寧可修改條例，以將就袒護之。如此紀綱不振，法令無從執行，吏制鮮有不窳敗者。
蘇聯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過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著大官不過多，小官不過少的原則。雖然還未完全平等，不分軒輊，但已經相當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卻特別優越。我住在歐羅巴旅館的時候，和旅館裡的一個女工閒談，我問她每天工作多少時間，每日多少錢的報酬。她告訴我說：
「我在這兒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得四十五元的報酬。我在這兒服務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時代，每月僅有三四元的工資；革命以後，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現在這個數目。在工人之中，我的報酬還算是最少的。這完全是法律給我們的保障，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你原先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維持生活呢？」
「過去的苦況簡直不堪回想了。家裡父母子女，幾個人完全依賴我的收入過活。那時候哪能說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飢餓困苦中掙扎！」她停了一會兒，又很愉快地說，「現在我們好了，現在我們不但能夠維持舒適的生活，而且還可以餘下錢，閒暇時候還可以看看電影、跳跳舞！」
我訪問其他工人，他們也都對現狀表示滿意。蘇聯政府如此為人民謀利益，人民怎不熱烈擁護呢？
那時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邁進。我參觀了他們的許多機關和工廠，由一位會說中國話的女子做我嚮導。飛機製造廠和航空學校，設備極完全。我以為鐵廠、鋼廠、飛機廠，這些重工業都是立國的根基，少了一樣，即如一個人少了一根骨頭，即站不起來。我國要在世界上站立起來，還得大大努力。
蘇聯的步兵學校和機關槍教導團我也參觀過。教導團團長是個英武壯健的軍官，年紀很輕。他原是木匠出身，後來參加革命，以積功升為連長，畢業陸大後，便擢任該團團長。因為他不是少爺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艱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個縫工，此時入了文理學院肄業，年齡和她的丈夫相仿，為人活潑聰明，招待客人很殷勤周到。
我參觀他們的兵棚的時候，正遇著他們在吃飯。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們同吃了一頓飯。他們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湯，內有一大塊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兩肉，很有營養。我想我國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別的方面尤可忍受，吃得太苦，即影響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兩個雞蛋，三、四兩肉，就可以供應身體的需要了。只要能節省其他方面的消耗與浪費，這並不是難辦的事。
飯後我和士兵談話，他們都有相當的政治常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吳佩孚是以英帝國主義做背景，張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每連都有一所紅色列寧講堂，這是專門對他們講解主義和傳布政治知識的所在。
參觀他們的陸軍大學，我發現學生的領章，有許多曾充任軍長、師長和軍醫、軍需。我問他們既已擔任軍隊中的職務，為什麼又來上學呢？他們說，他們多是工匠出身，作戰經驗是有的，軍事知識卻很欠缺，軍佐們甚至連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為要補救這個缺陷，特在陸大成立了一個特別班，把他們一批批地調來受訓。我想我國很有採取這個辦法的必要。我們軍隊里的官佐，多半出身貧家，連普通啟蒙教育都沒有受過，至於高深的軍事知識，更是說不到了。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官佐士兵的教育雖然竭力地講求，但成績究竟有限，有時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虧。我們政府也應採取這種辦法，分批調訓，提高全國現任官佐的程度，以彌補其缺點。
我也參觀了他們的農業部。我如鄉下佬兒進城一般，遇事一一細問，得了很多關於農業方面的知識。他們為了改進農業，特設農業教育館，專門講求種植的科學方法。他們本來行的是三期制：將一塊地分作三丘，每年只種用一丘，輪流休息。他們很重視我國的農業技術，比如換種制，我國實行已久，如今他們已棄三期制，而效換種制（如年年在一塊地方種西瓜，第二年即不長瓜）。館中經常地召集農民聽講農業常識：如害蟲、益蟲、益鳥等等，亦都細說，以灌輸科學知識。
又有農民招待所之設，是專為招待各地來游莫斯科的農民的。農民因訴訟或其他的事情來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權利。所里的伙食取價很廉，在外邊花一元錢吃的飯，在所里只需花兩角錢。我曾在那裡吃過兩次飯，真當得起物美價廉四字。所中辦得極完備，甚至做狀紙代打官司的律師也有。為平民謀利益，即當如此無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館很多，石像、油畫、歷史、革命等博物館我都參觀過。石像博物館裡，以石膏像為最多。有許多畫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時代的大將都有，技術都很高超，真是惟妙惟肖，和真人站在那兒一樣。我問館裡的一位當事人，這麼一張畫現在能值多少錢。他說：
「這種畫在帝俄時代能值一萬盧布，甚至十萬、八萬，現在已經不值錢了。」於是他告訴我這些畫只講究技術，而內容毫無意義，他說：
「現在值錢的必須有技術，而更有意義。比如，曾有一幅描寫帝俄時代農奴生活的畫，畫著三個六七歲的農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著一輛裝滿柴草的大車。那種困苦吃力的樣兒，活跳跳顯現在紙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來。皇帝覺得這張畫有煽動革命的嫌疑，把那畫家捕獲入獄。但那張畫卻僥倖地被人保藏起來，一直沒有毀壞。革命成功，這張畫便成了最名貴的作品。現在能值三萬盧布。」
據說那張畫的技術，並不特別高明，可是因為立意好，又有這樣一段歷史，便博得大眾的讚賞。由此知道繪畫一道，技術固然重要，但更須能夠表現時代與社會，方為不朽。
革命博物館陳列的都是關於革命的事跡，從帝俄時代起，所有關於革命的報紙、雜誌、畫報、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黨人的特別監獄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陳列在那裡。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萬眾的瞻仰。列寧的生平事跡，也以實在物品表示出來，以至他被刺殺時刺客所用的手槍及槍膛里剩餘的一粒子彈，都很有秩序地排列著。還有鮮花制的列寧像，數日即一換，一群群的男女學生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我想這些實在物品所表現的革命歷史給予他們的知識教訓及薰陶暗示，當比讀許多革命歷史要強勝幾倍。館中職員都由女子充任，個個態度和藹、極有學問的樣子。
紅軍博物館那時正著手布置，還沒有完成。但那已經布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夠人讚佩的了。每一次戰役紅軍進擊或退卻的實況都繪成很生動的畫圖，張掛壁間。紅軍的槍支、服裝以及傷兵在醫院裡的情形，也都以實物或模型陳列出來。這多麼的具體活現的革命紀事，這是多麼激發人們的革命情緒的博物館。
博物館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館，將全世界及全蘇各民族服裝用品及生活風俗等一一製成模型陳列出來，使參觀者如讀一本活的地理歷史書，真是有趣。
克魯泡特金圖書館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條街在他死後改名克魯泡特金街。一進門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圖。據圖上說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貴族的一支。我看了這個宗派圖，覺得一個人的意識固然是環境決定的，但個人也決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個人的意識大可以衝破環境的束縛，而向前進步。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學說，他那熱烈的革命情緒，都不是貴族的守舊社會裡所能生長出來的。
又看見過莫斯科水庫，工程極偉大，供給莫斯科全城三四百萬居民用水。汲水、濾水等等設備至為精妥。還有專門管垃圾廢物的工廠，怎麼提油，怎麼化毀，都用機器。工廠聽說也極偉大，可惜沒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聽戲，為蘇聯政府所邀請，一位兵工廠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個大個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國，鹿曾招待過他。那天演的是描寫英人在宜昌槍殺中國人的故事。劇作者是一位曾經在中國住過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布景尤能逼真。一隻大輪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碼頭上有修腳的，有賣毛巾、賣耳扒者，他們後來都下台向觀眾兜售，很有意思，劇情極生動。帝國主義者驅使買辦，買辦驅使工頭，工頭壓迫工人的種種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來，擺到觀眾的面前，使每個觀眾的心裡都燃燒起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怒火，而對被壓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這齣戲演完，還演了一出歌劇。歌詞我雖然不懂，但聲調頗為粗俗，動作也是亂行亂鬧，我不大能夠欣賞。那兵工廠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滿嘴塗抹口紅，耳上戴著很長的珠寶耳環。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問她自己吧。」翻譯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後他鬧的什麼皇室小姐之類。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客廳布置得很講究，那椅子特別舒服。他告訴我，他把布置七八間客廳的錢集中起來，辦了這一間客廳的家具。
工人有夏令會的組織，每年有兩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頓，成天打球，泅水，隨意游散或閱讀書報，此外無別項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會的組織，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別墅內，圖書齊備，招待周到，亦吃五頓。那天同參觀的有于右任先生，我們對此事都不勝其欣羨之情。於先生說，在我國，只有在要作對聯、祭文，要打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哪個管？不但不管，還要用種種方法威迫利誘之，否則逮捕槍殺之，使他們不能為真理正義說話。他們真正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工作絞盡腦汁，但是手中無武力、無槍械，無金錢，哪個把他們瞧在眼裡？於先生說的是實情話。直到今日，一般文人還都生活困難，帶著一大群家小，撥到這裡，搬到那裡，收入微薄，需要的書報也辦不齊全，哪裡有心寫出什麼巨著來？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樹林中最為活躍熱鬧，到處人們熙熙攘攘，音樂歌唱，如在天國樂園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實在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玩玩笑笑，以暢胸懷，於精神身體與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張家口時所聘的總顧問任江，為人誠懇坦白，後因干涉騎兵教導團分配馬匹之事，辭職回國，我在莫斯科見到他。他為中將階級，任訓練總監之職，見我極親熱，處處予我們以幫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醫院看看，即被導入院。身體全部都經仔細檢查，又照X光，檢不出病之所在，以為是勞累過度，叫我多多休息。後來又以為系牙齒有病所致，故又入牙醫醫院檢查，亦沒查出什麼病。在牙醫院中，見其牙病模型種類之繁多，證明蘇聯人民牙齒不及中國人的遠甚，恐怕是因為他們喜歡吃糖果之故。
我曾參加過幾次集會。一天軍委會副委員長杜恰哈爾夫斯基通知我，他們將開一航空委員會，約我去參加。那次到會的不滿二十人，會議極有精神，極有秩序，大家有話即說，無半點拘束與喬假。真是著重內容，而不重儀式。其所行規例，與中山先生民權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還開過歡迎會。東方大學學生包括東方各民族，中國學生亦很多。致歡迎詞者名片山潛，日本人，已五六十歲。他以英語講了兩三小時。會散之後，看看問問他們學生的生活。因為都是些落後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習慣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馬桶，許多學生不但不會用，連看也沒看見過。有的教了多日，還是不會用。更有一位學生見水灌出，即大為一驚，嚇得往外奔跑，幾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學特送我與季龍先生「名譽學生」的頭銜。自來只有名譽校董之類，名譽學生之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革命的辦法。至今國內留俄同學會仍認我為會員之一，即因為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學學生常來看我，和我談學生界黨派情形，大約有共產黨、准共產黨、國民黨等等；彼比亦有摩擦之事。那時二位谷先生谷正綱、谷正倫一亦在，我們曾談過很長的時間。又曾看到我請熊斌先生送來留學的二軍、三軍的學生，都在基也輔習軍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個學生因為看見當地男女之間沒有拘檢，他就誤解了。一次，看見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撫摸，被那女子打了兩個巴掌。我聽見人家說及此事，不禁地笑了。我以為這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人家男女解放並不是這樣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寧格勒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為高麗人、台灣人而設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從我國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請我講話，即由他們為翻譯。他們把民族國家的界線都已忘記了，相處如一家人，十分親熱。聽說現在他們多有回東北活動革命者。當初他們在蘇聯受教育、受訓練，即是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復興自己的民族。這回我也帶了些學生來，其中有一蒙古學生，姓白，現已回蒙古任師長之職。
有一次逢節日，莫斯科舉行閱兵典禮，亦約我參加。我亦被邀立於列寧台上，看他們操演。參加者男女都有，軍樂洋洋，步伐整齊，縱橫分列，變化種種，極是純熟。他們一排排由台下經過，台上的人即問：「你們預備好了沒有？」答曰：「預備好了！」「預備了什麼？」答曰：「預備了什麼什麼。」又問：「為什麼預備這些？」答曰：「為打倒帝國主義！」種種回答，都有意思。會場空氣活潑而又嚴肅，使人深受感動。會散之後，又參觀列寧墓。門內門外各有軍士站崗，極其肅靜。棺材是玻璃制的，可以看見列寧遺體。其屍經過防腐手續，故栩栩如生。那時政府有計劃，擬改用石制，以垂永遠，現在想已完成。後面城根有許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講究得很，聽說來參觀的每日以數千計。蘇聯真有宣傳工夫，連一個屍骸也不放鬆，用作了宣傳的工具。試思每日這許多人來參觀，所收宣傳的功效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門樓上有鍾，能打出《國際歌》的調子，聽著極有意思。
走出列寧墓，許多人圍攔著看我，四位保護人不肯，但無法阻止。他們說：「我們要看看中國國民軍的領袖，為什麼不可以？」四位保護者不能阻攔；若任其擁來，又覺得不妥當。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館的花園坐下，喝茶休息。群眾要見我的，三三五五請進來，和我握手，談長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們極關心我們的時事，問我張作霖何時可以打倒，吳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我國革命的熱忱。我在這花園中坐著，看見對面紅場上許多牌坊，還有古廟形式的屋子。那兒供有耶穌像，亦置於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禮拜，跪著與耶穌接吻。可是上面卻大書標語，曰「宗教即是鴉片煙」。可見他們政府反對宗教，但並不壓迫人民不信，完全聽其自由，政府只是從旁勸導而已。
莫斯科公園極多，簡直是一座挨著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樹蔭，有許多的椅子。椅子坐著都很舒適。南京陵園當初亦有如此辦理的意思。但距城太遠，能夠享受的人畢竟太少，這個應當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種樹，多設座位，始是為大眾謀利益的辦法。
我常到公園中去坐。常常看見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東走西走地討錢。我們都覺得奇怪。以為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怎麼還有乞丐？又朋友們出外時鋼筆常常被人竊去，心裡也覺得不痛快。其實那時蘇聯方在革命之後，社會上各方面尚未就緒，人們依其理想憑空猜度，認為蘇聯必是天堂，什麼陰暗方面都不會存在，及看見實在情形，就不免失望。這只能怪他自己沒思索。蘇聯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演變來的。那些舊時代的皇室親貴們，剛剛被打倒，他們享福慣了，懶怠成性，不願意工作，或是沒能力工作，不做乞丐盜賊，有什麼路走？我想蘇聯埋頭建設，無論哪一方面都在突飛猛進，蒸蒸日上；這些現象，在今日應當就看不見了。
在蘇聯常見蘋果樹，皆高達二三丈余，枝葉繁茂，累累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愛。那種蘋果較我國北方各省及煙臺產品為小，脆甜無比。蘇聯天氣嚴寒，竟能產出這樣美好的果木，真是難得。我國氣候溫和，土壤肥厚，而園藝不發達，想起來覺得可嘆！
蘇聯街上那時最多的是馬車。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頭鋪築而成，馬車走在上面，至為平穩。車夫都是黃鬍鬚、凹眼睛、樣子看去大致相同。騾車卻少見，人力車絕對沒有。我以為路必須用石鋪築，洋灰或土築路，都不能耐久。車輪用木頭亦太笨，亦須設法改良，這些都不是難事。
列寧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農革命的發祥地。我於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兒，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鐵路是一條直線，沿途並不繞道。經過繁華的城市，通過綠林錯列的原野，火車由莫斯科筆直地開到人煙稠密的列寧格勒。不僅通列寧格勒的鐵路毫不彎曲，列寧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筆直的。人定勝天，列城的建設可以作為證明。
二十一日十一時到達列寧格勒，下車後便偕同來迎的海陸軍將校去參觀他們的海軍。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隻軍艦，都仔細地看過，潛水艇、魚雷船，無敵艦也經過詳細地觀察。電氣事業進步得真快，將來必有用電力指揮機器、駕駛飛機的一天。潛水艦上的炮不須人去裝彈發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機關一點，彈藥箱裡的炮彈便自動地移入炮膛；再一點動，炮彈即自動發出。現在電力的應用，即已達此地步，將來精益求精，前途將不可思議！
掩護列寧格勒的海濱要塞炮台我也參觀過。列城距芬蘭很近。芬蘭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來列寧城。到了冬天，海水結冰，兩岸之間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偉大，但裝置的大炮也還都是帝俄時代的遺物。也許為要保持軍事秘密，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新設的炮位吧！
那兒巍峨雄偉的皇宮，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遊覽之所。皇宮中一切規模陳設，都原封不動地保存著，一如舊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臥床，辦公的桌子，吃飯、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臥床、靴子以及飲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擺在那裡，任人觀覽。皇宮裡面貴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制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里保存著。我請保管人員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看了一看，金色燦爛，使人立刻想像到俄皇窮奢極華的生活。
帝制時代專為囚禁革命黨人員而設的水牢，也和古蹟保存著。那水牢防備嚴密，看形勢，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幾所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倒不算少，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蘇聯政府預備的旅館裡。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見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禮堂前的空場上，都帶著槍支，從事軍事訓練。據說這是工人自動的組織，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別從事軍訓。
列寧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宮的別墅，我去參觀的時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體力或精神勞動者都滿面含著愉快的微笑。
從列寧格勒乘車到路加站，再從路加站換乘小火車，便到達蘇聯炮兵幕營地址。我在那兒會見了他們炮兵團團長和政治代表，而後又到炮兵射擊場，參觀他們的實彈打靶。靶場有幾十里寬闊，場中已有幾處破塌的地方，據說原來修築得極平整。指揮官用電話及炮彈指揮射擊，從很遠的地方一按機關，表示敵人的所在，炮兵便按一定的速度發炮，過遲過快都打不著目標。他們完全是實彈演習，一天便可消耗許多炮彈，每次演習要連續幾個月。這種設備完全的靶場，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在我國也是從未見過的。我們的大炮是從外國買來，彈藥也是從外國買來。本國既不能製造，炮兵便很難有實彈演習的機會，就是偶爾演習一二次，也不過打個五六發，就算了事。如此訓練，射擊的技術哪能準確優良呢？
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幾日，便轉回莫斯科。
這時張家口來了人，報告我們國民軍同張、吳聯軍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無端地在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坐臥不安。同俄國朋友談了幾次，商請他們接濟些彈藥，俾可再接再厲地奮鬥下去。不久又接到國民軍已從南口退卻的消息。我接到這個痛心的消息，無論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時又知道國民革命軍已從廣東出發北伐，我便同許多朋友以及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商談回國的事。經過幾日的籌備，於八月十七日的晚間便上了火車，與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別了。
這回同到蘇聯的，除徐季龍先生而外，尚有劉驥、何其鞏、張允榮、李興中、任右民等，他們或隨同我到處參觀，有的入學校、入工廠從事學習。隨從人員還有趙亦云、陳天秩二位，時刻在我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