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因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夠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兇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減去異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之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系軍閥與皖系政客為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虱子割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剖，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吵，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與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面召集善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贓攫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乖謬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縱肯毅然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為國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著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極。此地在民國六年討閥復辟之前我曾住過，前面已約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緩緩通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著不感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硃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尚有三個，一個老和尚，一個大和尚，一個小和尚。老和尚規矩甚嚴，起居功課都有定時，閒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樸實勤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面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卻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軀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著。叫他打開看看，回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裡面什麼也沒有，只有個乾巴肉胎，頭歪歪地望著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哪裡打聽得順治有出家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過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家家都無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燒熱睡覺。找他們談談，無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來的。
我在天台山住著，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著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總在帶著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土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為稀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尚卻棄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卻不贊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瑞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協和先生多多見面談話，還有胡笠僧、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著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書經》、《詩經》，以及群書志要一類，嚴格地說多是一些廢書，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祺瑞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制好，任我為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為陸軍檢閱使即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只留下這個，陸軍檢閱使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察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卻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山，而我出國遊歷的計劃亦為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一烏煙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地離開，效法張留侯退居留壩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裡，一則可以藏拙，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愿。主意既定，即離開天台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為六師：李鳴鐘一師，鹿鍾麟一師，劉郁芬一師，張之江一師，宋哲元一師，鄭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鄭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貴精不貴多。但西北幅員太廣，不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鍾麟時為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眾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編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鐵甲車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炮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為總監，劉驥為參謀長，曹浩森為副參謀長，鈕惕生為總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制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於奉系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一天，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為國民軍代麥，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為國家軍隊，不當另立名目，國民軍名義現還聽其留著，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拐彎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事須得商決，為什麼一上來就抓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軍搗鬼？國民軍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軍，這回哪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滿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辦法，國家的紀律如何伸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得要不得，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
於是指罵他不像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吵得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里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茶好。」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軍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為西北軍。這次吳子堂一上台就拿國民軍開刀，實種下了後來的惡根。
我既為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郁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為幫辦，開駐寧夏，並保舉薛篤弼為甘肅省長。任鄧鑒三為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便是修築由包頭到寧夏的汽車路。這條路沿著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沿路有一種雉雞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著，從來沒有除過。白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艱難。當時派石友三帶著一旅人任其事，費了極大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鬧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呈請任命王鐵珊先生為包寧鐵路督辦，打算把包寧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老的為人，清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為合宜。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對之極表恭敬，稱為深慶得人，而實際則恨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珊先生和我嘆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為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半壞在這個人事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化險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著，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張自忠兩人負責，帶著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潔旅舍，因為這裡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為減輕他們的消耗，特築這個旅舍為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得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興社會科學，只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的壓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不免懷著成見。記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譾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竭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黨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贊同。」於先生不和我駁辯，只笑著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請你入黨。」這以前，在天台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欺凌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尚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①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贊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炮工等各項專門人才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教。兩方均無條件，只為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即幾時辭去。隨來隨去，沒有拘束。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做任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時鮑、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為中山先生主張並倡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①陳友仁（1875-1944）原籍廣東順德，出身於美洲牙買加島華僑家庭。早年在英國讀書，並在倫敦做律師。1913年回國，任北京英文《京報》總編輯，曾被袁世凱逮捕。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孫逝世後，在北京創辦英文《民報》。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赴歐遊歷。1932年，又一度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部長，因主張抗戰，被迫去職。1934年，參加由李濟深等在福建組織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赴法，1937年後閒居香港。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被拘捕，強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漸漸地加重了。當時我離開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通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請李德全帶著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為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輪流挨著讀。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系統的全部認識和了解，大家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系。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欣鼓舞、興奮難制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為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傳來，官兵們無不震痛。國民軍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誌哀悼。自官長以至目兵伙夫，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為官兵必修之課，以加緊收灌輸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鹿鍾鱗，說國民軍部隊，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隊，云云，故關於喪事一切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辭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簌簌地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地說：
「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未見過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著見他面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啟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隕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淫佚驕奢殃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地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我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專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徵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沒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曾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著，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不好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計，為蒙族自身計，我以為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復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接著，他們笑著說：「你自己看著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自動地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約！」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輛護送。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著滿清時代的體制，隨侍的奴僕受著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裡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像溥儀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制度，伸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這與他本人的權力毫無關係，自然未蒙採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系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一尤其覺醒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眾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一民國十四年，劃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赤裸裸地顯露了他們兇惡猙獰的面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群眾殘酷地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眾不可遏制的憤怒，促使全國民眾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曾有一通電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眾以援助。因為我知道大多數教會裡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面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眾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應和。同時更成立了幹部學校，在北京創辦了今是學校，以收容那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學生（這些青年學生，後來資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詣，成為國家有用之才）。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壓迫民眾甘當帝國主義者鷹犬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為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家口的活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挑撥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為要使社會不致受愚，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敦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為依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的一個步驟。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造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一個名叫布施勝治的日本小子，這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干條若干款，都寫得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真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捏造那種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雇我寫的，看在金錢面上，我不能不寫。」說著，他尚對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恨恨地說。
他卻微笑著，滿不在乎，完全是那種無恐的浪人神氣。我本想多教訓他幾句，又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地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為而外，還有幾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察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管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都很高大雄壯。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國人，每人領牧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占有中國人的土地，吃著中國人的水草，卻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卻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廳不是不知，而是懾於外人之勢，不敢幹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里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為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地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羊全部沒收。此事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羊，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制為軍衣。
京綏路上改革貨運辦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綏路上貨運的慣例，凡是外國商人運貨，只須拿著貨運聯單，向稅關納稅一次，即直達目的地，不用再納；華商則遇關必納，層出不窮，手續極為繁難。這是一點，再則外商仗著洋威，不知憑什麼就獲得貨運的優先權，有貨儘先運出；華商的貨物卻在站上堆積如山，許多日子運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爛毀壞，損失不貲。我查知了這些情由，深覺不平，即找路局負責者，與之另定規例，一反其道，儘先輸運中國人的貨物，把外商之貨屈居其次。結果是翻了過來：華商的貨物先一車一車地運走，而外人的貨卻滯阻不能暢運了。我以為此事辦得最為合理。因為一則京綏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人自當享有優先權；二則中國國民經濟，處處受外商壓迫，不能抬頭，國家理當盡力扶助提倡，以挽權利，而塞漏巵。外國商人對於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個日本武官要到賜兒山遊歷，托人徵求我的同意。我的答覆是准許他去。他從賜兒山遊歷回來，又來見我。我問他說：
「你這次遊歷，有什麼感想沒有？」
不料他很輕薄地回答道：「我見到賜兒山一帶的情形和幾十年前的高麗差不多，因為那時高麗的山多半沒有樹，這賜兒山一帶，也是沒有樹！」
我聽他這話，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國，居心可惡，不能容忍，我便說：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從日本回來，和我談起來，總說日本簡直是個妓女國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幾個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並且還和你家中人熟識，他也見過你母親，說你母親長得很好看，和窯姐兒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補上說，「你母親現在和妓女完全一樣，雖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說了這幾句話，翻譯卻不肯照譯，說：「這不得罪人嗎？」我說：「他有意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就怕得罪了他嗎？何況我們不是為自己得罪他，我們是為國家得罪他，我們也不是願意得罪他，實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難安。」
終於逼著翻譯照著譯了。那武官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才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我說賜兒山和高麗一樣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結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後來許多人來勸我，說我不當這樣結怨於日本人。還有一位駐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包士傑特別為此事來找我辯論，說我對日人此語未免太過。我說：「你沒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話還說得不夠。三國上述諸葛亮舌戰群儒，薛琮謂劉玄德乃織席販履之徒，出身微賤，而孟德為曹相之後，系出貴冑云云。諸葛亮聞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還牙。薛琮罵劉備，諸葛亮為何生氣？金聖歎批道：『對奴罵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許；人家侮辱咱們國家，咱們若是甘而受之，對得起咱們的國家人民麼？你不懂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禮尚往來的道理，如何辦得外交？」這樣不客氣地說了一頓，當時唐悅良亦在座。
還有位日本駐張家口的領事，也是一個狂妄荒誕的傢伙。有一天唐悅良和包士傑兩人滿頭是汗，氣喘喘地跑來見我。我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地慌忙。他倆說：
「剛才我們同日本領事在一塊兒吃飯，他喝醉了酒，發起脾氣來，把我們辱罵一頓，罵得很是不堪。特意跑來向督辦報告。」
我說：「你們說的這話真是特別得很！他只一個人，你們是兩個人，罵也沒有你們嘴多，打也沒有你們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們擔當。為什麼白白地受他一場罵，喪自己的顏面，辱國家體統呢？現在你們要趕快回去，還罵他一頓回來，否則你們沒臉子來見我！」
他二人聽我如此說，果然迴轉去，罵了那荒唐領事一頓，那領事也只好瞪著眼，沒有辦法。外交官代表國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隨便喪禮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選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國，都是這一流無品無學的人物，想見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這位日本領事因為駐在張家口，和我們少不得常有來往。他使喚他女人如畜生，常和我說他的女人很會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來，唱歌給我們聽。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種種卑賤神態，完全和奴隸一樣，真令人看著難過！「爹千斤，媽二兩」，日本女子受男子這樣的壓迫與蹂躪，我看他們文化比起中國來，差得太遠了，這簡直是野蠻國家的現象。我常常可憐日本女子，想著他們何時才能脫離男子的壓迫，跳出奴隸的地位，享受人的權利呢？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認識了帝國主義說教者的嘴臉，使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些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當殘酷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對於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的呼籲，既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什麼有力的反響。後來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約翰的來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時就已相識，每年都要見面幾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慘案的事，我問他說：「您說英國人在中國這種行為到底對是不對？」
「那些亂黨胡鬧，怎麼不應該開槍打？」他毫不遲疑地這樣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憤，向他說道：
「古先生你再說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說英國人的話，我也不說中國人的話，你我都是上帝的兒子，今天咱們說一句上帝兒子的話；英國巡捕拿著槍向中國徒手工人學生胡亂射擊，這種行為到底對是不對？你憑著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說：「他們都是亂黨，開槍是對的！」
我就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我說：「我和你相識了這些年我可錯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錯在胳膊窩？」說著，我就拉開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幾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間來，你再說一次！」於是我就沉下臉，指著他的鼻子大罵道：「你這是昧著良心說話！我被你騙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實倒是帝國主義者最兇惡的走狗！」從這次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見他。
帝國主義者的兇狠殘惡，泯滅天良是一回事，但我們固步自封，自甘落後，不能日新又新地往前進取，求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在張家口住著一個名叫梅順生的德國人，他原是汽車司機出身，因會做生意，賺了錢，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為妻，生了五個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張家口置了產業，大規模地經營園藝。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參觀，使我大開眼界。常聽人說京北如張家口一帶，因氣候苦寒，種菜種瓜都不能肥大。這話聽來似乎有理，所以我頗不置疑。但我這次在梅順生家裡所見的情形，卻使我大為驚異。他種的菜和瓜，不但並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種西葫蘆每個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地肥嫩，有一種龍鬚菜，豐厚繁盛，至為可愛。種有十幾架葡萄，搭的那架，橫豎成行，宛如工筆畫一般，那肥厚的葉子都向著一邊，整整齊齊，絲毫不亂，好像經過細心排列的一樣。果子晶瑩剔透，累累成串地掛著，真是紙紮的也不能如此美觀。我看了這些以後，覺得很有感觸。這位梅順生先生，和我們中國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氣候，他不為成見所囿，努力與自然鬥爭，結果種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們中國人卻因循苟且，不能進取，反造出氣候不宜的藉口，以勉強自慰（素來聽說張家口一帶，初九天氣即下雪深達三四尺，使人以為寒冷不可當，實則張北下雪平常不過尺許深，氣候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寒）。兩兩比照起來，我們這樣不爭氣的習性，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對得起天地造物！見了梅順民生的成績，我們應該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頭趕上先前國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們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們，五歲的有五歲的桌子椅子，七歲的有七歲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視其年齡而有不同，又聘請了五六位先生，分別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種科學。一個開汽車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恆，如此注重兒童教育，我們還不應該慚愧麼？外國人並不是四個鼻子八隻眼睛，他們為什麼能做到如此地步？還不是肯實幹、肯研究、有恆心不懈怠而已。後來這位梅先生患了一種「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國醫治，割去了一個腰子。愈復之後，又來中國，二十二年我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的時候，他還送我開了花的鐵樹。我上次送他的蘋果樹苗，此時已經結了果了。過了一年，他的病復發，不及醫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領事館充任書記，在梅赴德治病時患丹毒而死。現今他五個孩子只有兩個在中國。
在張家口住久了，想到各處走走，一則問問民間疾苦，二則看看駐軍，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國園藝家梅順生送我三個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這回出發，我即把瓜帶著，每次對民眾講話，我總要提到這回事，藉以鼓吹努力生產，注意科學的道理。我說：「你們看看外國人在這裡種出這樣的大瓜，我們自己種的為什麼那樣瘦小可憐？可見，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們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辦法，以致凡事都落人後。」那些人民看見大瓜，都極驚奇，有的還不大相信，要走來用於摸摸，看個明白。有這個實在東西擺在眼前，比空口說白話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眾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反盡秋初之時，天氣漸冷，柳葉兒半青半黃。我曾作詩道：「葉兒青，葉兒黃，同胞餓得肚子慌；葉兒黃，葉兒青，同胞身上凍得疼。」云云。蘇聯的朋友覺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譯成俄文，寄到俄文報紙上發表出來。由此檢看部隊，那時騎兵旅長王鎮淮部因為分配馬匹的事，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因為新買到一批馬，王旅長分配各營；蘇聯顧問過於熱心，對其分配，出而干涉。王很不樂意，報告於我。我說：「蘇聯顧問只能負責訓練方面；這些行政的事，他們不應過問的！」於是總顧問任江先生大不高興，藉故說歐戰時曾被毒氣熏壞，體力不濟，要請假回國修養。任江走後，換來一個亞里山大林為總顧問。其他顧問之中亦有更動。
到了綏遠，在省城住了數日，把應有的任務料理完畢，有一次召集綏遠督統公署的人員閒談，問到此間近百年來的好文官好武官，壞文官壞武官的姓名及政績，又問及本地的古蹟，請他們詳細開一單子給我。記得他們所開古蹟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詩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的那個青冢。至於康熙甲的故事，據云是康熙年間，土默特作亂，康熙御駕親徵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襲，康熙皇帝本沒有防備，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倉皇退走。後來土默特之亂雖平，但這副盔甲始終留在此地，沒曾攜回，到後來便成為一個古蹟。此次還把當年王海門大哥，在此間作戰的情形，詳加詢問，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將大瓜演說幾次。這時石敬亭一旅人辦有一個苗圃，很有成績，所種柳樹，尤為講究。從綏遠即到包頭，包頭濱著黃河，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從黃河下來的貨物，皆由此上火車，所以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寧鐵路修成，能夠直達寧夏，那時益加發達。這地街道古老，買賣殷實，風土情形還保留著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國貨。有一種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在此我曾購小輪船試航，黃黃的水，不過二三尺，可是沒法看得清楚，小輪走著走著，就擱了淺，曾試多次，結果還是失敗。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鴻一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開墾，從內地運了許多農民前來。因為此間土地極多，只是缺乏人力，結果倒有相當成績。
包頭那時剛剛設縣，沒有城牆，僅修了一層土圍牆。我在東關外以一千六百元代價買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長住下去，並籌劃建築營房和墾殖種樹的事。因為這時我立下決心，無論如何是不參加內戰的了。避免內戰，力主和平統一，是我歷年來持政的根本原則。這次我毅然擺脫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又從張家口避居包頭，埋頭於墾種整訓之事，都為的要貫徹這一個初衷，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單憑個人的意志，畢竟不能憑空決定行動，無如整個局面推演變化，一步步緊逼而來，使我們的初志終難貫徹，到頭我們還是被迫著捲入了旋渦。
首都革命以後，吳佩孚狼狽逃竄，到了漢口看了看，覺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麼辦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蟄居不出。後來他的舊部闞玉琨、張治公等，於倒戈之後，殘部歸胡笠僧收編。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穩定。此時闞、張等重整旗鼓，盤踞洛陽，受了劉鎮華唆使，共同向胡笠僧進攻。一場惡戰的結果，闞玉琨、劉鎮華都相繼做了國民二、三軍的敗兵。劉鎮華所保舉的陝督吳新田，不久也為國民三軍驅走，孫二哥便繼任為陝西督辦。這次國民二、三軍雖然取得了豫陝二省為其根據地，可是笠僧卻於這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個好學不倦，俠義精誠，處處以國家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於國家實是莫大的損失。國民軍全體官兵掛孝三日，以誌哀悼。笠僧死後，河南督辦由岳西峰代理。岳西峰為人青年有志，但當了督軍之後卻一天天驕傲懶惰起來，政事固然不聞不問，對於軍隊訓練之事，他也一概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奮勇，和我說，他願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峰，糾正糾正他的錯誤。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於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剴切地勸勉了一番，岳西峰很表示振作的決心，興奮地說道：「從明天起我一定積極訓練隊伍。」於先生見他如此勇於改過，十分地高興，問他道：「明天打算幾點鐘去看隊伍呢？」
「早晨八點！」這是頭一天晚間約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場等他，一直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他的影子。派人去探問，他還沒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點，便可看出笠僧死後的國民二軍，是沒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時奉張違約入關，肆無忌憚地攫奪地盤，他既使李景林、張宗昌分督冀魯，又沿著津浦路南下，伸張其勢力於安徽，且有直取廣東之意。這時並派人來找我，說我們國民軍可以河南、河北、山東為根據地，而伸張勢力於廣西。我回說：「國事如此，你們還是想著這一套，究是什麼居心？這個不但我不干，並且勸你們趁早也打消這個主意。」他當然不肯聽我的話。
孫傳芳見他貪得無厭，不禁大為恐怖，即聯絡直系殘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時姜登選、楊宇霆剛剛進入蘇皖，尚未立定腳跟，又因其軍紀大壞，百姓視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經孫傳芳這一打，手足無措，毫無抵抗地退回徐州。孫乃乘勢進逼徐州，奉系的勢力終被驅出蘇皖。於是孫傳芳便以直系新興將領，自命不凡，掛起了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大旗，盤踞了長江下游。
孫傳芳進攻奉軍，原曾約好岳西峰一致行動的。孫下徐州而後，岳即獨力去攻山東。此時奉軍新敗，岳部南北兩路雖然都順利地取得了預期據點，進迫濟南，可是他的部下陳文釗、田維勤、王文蔚卻於此時反戈，使他不得不倉促撤退，攻魯之功至此敗於垂成。張宗昌仍然安做著山東督軍。這倒戈的陳文釗等部本是直系的殘餘，胡笠僧大肚包容，願意將他收編。我當時確以為不妥，曾寫給他一封信，懇切地規勸他。但笠僧堅信他自己能夠以至誠相感，可無流弊，終把他們收編下來。其實陳文釗等無信無義，只為升官發財，若是笠僧不死，或者還可相安無事；他既去世，岳西峰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魯，即被他們掣了後腿，翻了跟頭。蓋因河南四面皆有鐵路，號稱為四戰之地，事發，即四面受敵，再也無法定足。岳西峰出發攻魯時，我曾以此意剴切告知，令其格外慎重。岳竟不以為意，終於二軍大吃虧苦。
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不亂的，乘著我們國內不能穩定時，竭盡所能，大肆其挑撥離間的伎倆。那時奉系軍閥自以為羽毛豐滿，一意攻城略地，擴張勢力，以遂其不能厭足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乃從而扶助之，鼓舞之，藉此作起風浪，坐收漁利；不久中國即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舉行秋操，約請國民軍和東北軍前去參觀。我們國民軍選派軍官七八人，以韓復榘為領袖；東北軍方面領隊者則為郭松齡氏。兩方面人員到了東京，同住在一處。卻說這位郭松齡雖然列身奉系，為人卻極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國內情狀、國際處境，對於張作霖驕橫恣縱、殃民禍國的行為，久懷不滿之心。一天郭找韓復榘密談，說有一件稀奇特別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來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後，日本參謀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職員跑來訪問，問他這次來日本是否還兼有代表張作霖與日簽訂密約的任務，他茫然不知所謂。那位重要的職員也就姍姍地走了。但郭卻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聽，才知道最近奉方擬以承認二十一條為條件，商由日方供給奉軍軍火，進攻國民軍。這個密約已經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電日本，說簽字代表已經動身，即日可到東京，正式立約云云。恰巧郭於此時來日參觀秋操，日方即以為郭是奉張派來的簽字代表。其實簽字代表乃於沖漢，遲到了數日。郭松齡查悉了這件害國殃民的陰謀，一時激於義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約條文，對韓復榘坦白說出。當時他憤慨地說道：
「國家危殆到今日這個地步，張作霖還不惜為個人權力，出賣國家。他這種干法，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苟同。我是國家的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
韓復榘回到包頭，將此事同我報告，請示我的意見。我說：「這事情關係太大，不要輕率地亂作主張，最好請郭先生寫個親筆的什麼東西，派兩個親信的人送來，兩下從長商酌一下，方顯得鄭重其事。」韓復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參謀長同他的弟弟郭大鳴便來到包頭。他們帶來了郭所擬具的親筆條款，共有四五項，大意是：
一、張作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擅訂禍國條約，以圖進攻國民軍，此事他誓死反對。
二、奉張進攻國民軍時，他即攻張。他的部隊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番號。
三、他願率部出兵，專門開發東北，決不與問關內之事。
四、河北、熱河，擬請劃歸李景林。
在條文後面，他已經把字簽好了，對於上述條款，我除建議他的部隊改稱「東北國民軍」外，其餘都予以贊成；另外我又寫了「嚴軍紀，愛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幾句話，交給他的代表帶回天津去了。
郭松齡的代表剛剛回去，忽然張作霖也派了一位軍長許蘭洲到包頭來看我。這次張派代表來，是因為楊宇霆、姜登選在蘇皖被孫傳芳打敗，要求我幫助他去打孫傳芳，再不，就幫著去打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對我便不諒解。我看這種山大王的辦法，實在把戰爭當做兒戲。當時我便寫一封很長的信，對他的要求嚴詞拒絕，讓許蘭洲帶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說，你不顧信義，不顧國家與人民，唯知爭奪權力，擴張自己勢力，這種做法我是無法贊同的。你用楊、姜一班心浮氣躁，不學無術的人，胡沖亂闖，作威作福，此回失敗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還是不知悔悟，還是要擴大內戰，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為你此時趕快退出關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辦法，真正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方有好的前途。這封信，當時各報紙均曾刊載。
許蘭洲走了沒幾天，東北國民軍反戈討奉的戰爭便爆發了。
這回的討奉戰爭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動的。揭幕是郭松齡拍發了一個通電，列數奉張禍心，請其下野，以謝國人。措辭極為痛快淋漓。原來他從日本觀操後回國，即住在天津的法國醫院裡。等到他的代表從包頭回去，報告我對於他所提各項已經同意簽字，他即出院，到灤州召開一個軍事會議，當即把幾個表示異志的高級將領加以逮捕，交給李景林拘押。並將曾任安徽省督辦的姜登選捕獲，執行槍決。把隊伍迅速編成四軍，星夜向關外挺進。駐守山海關的張作相部，首先被他擊敗，乃由湯河進占秦皇島，追蹤張學良的敗卒，長驅直入，向葫蘆島進迫。張作相及金純兩部分隊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裝。接著張作霖固守錦州之兵亦被他擊潰，於是勢如破竹，占據新民屯，越過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張作霖自顧一敗不可收拾，已感無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見形勢不妙，亦多紛紛遷避。這時奉系軍閥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顧間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郭松齡剷除軍閥的大業，終於功虧一簣，而歸於失敗！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違約異動，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
當郭松齡發難之初，李景林是參與密約、積極贊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軍長驅出關之後，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一以打不破權力觀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盤，竟在此一髮千鈞時候，引起了對國民二、三軍的衝突。原來平漢沿路的防線，在首都革命之後，本即劃歸了國民二、三軍。貪得無厭的張作霖，見利忘義，自食諾言，入關後將河北一下攫奪到手，李景林就駐到那裡，飛揚跋扈，日事擴張勢力，把二、三軍不放在眼裡，定要擠他出去。孫二哥一因陝西地方困苦，給養不能維持，二因張作霖曾有驅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難釋；三以逼於李景林的壓迫，不甘讓步；於是乘奉軍內部發生裂痕之時，派令鄧寶珊、徐永昌率領國民二、三軍聯軍進攻保定，企圖規復河北地盤。我在前面已說過，國民二軍缺乏訓練，三軍亦太嫌散漫。他們革命的熱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戰的勇氣是有的，但缺少作戰的方略。我雖然以為河北仍應歸二、三軍，李景林可往熱河，打倒張作霖之後，再商量別的問題。但此時我仍屢次致電陝豫，說我與郭松齡已有密約，若有動作，必須商酌而行，萬萬不可造次。可是他們大利當前，即不顧大局，對我們的密約，完全不肯承認，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擊保定。但攻戰多時，不能得手。此時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誤會，曾把據守保定的隊伍自行撤出。但二、三軍卻認李軍是戰敗被迫而走，於是派隊追擊，不肯罷手。此時我派張之江帶著三旅人，集中豐臺待命，本是準備必要時應援郭松齡。孰知李景林竟又誤會我們是應援二、三軍的，蓄意要解決他，憤激之下，於是把郭松齡交押的軍官一律釋放，積極部署，必要大幹，終與國民二、三軍發生了正式衝突。
國民二、三軍鄧、徐的隊伍與李景林正式接觸之後，便不支敗退。鄧、徐戰敗之餘，吃虧很大，轉回頭來，把怨恨全加到張之江身上，責備張之江道：
「你的隊伍既已集中好了，為什麼還袖手旁觀，不去進攻天津應援我們呢？」
張之江說：「我並沒有接到進攻天津的命令。」鄧、徐則以為這時候應速增援，不應還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誤會重重，空言再也無法釋去前怨。我的力避內戰意志，至今終也沒法避免。這個莫名其妙的戰爭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天天擴大起來了。許多大事，都是從小事鬧出來的，許多交亂的釀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響，而致無法控制，無法收拾。國民二、三軍鬧出了亂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盤，反把我們也拖下了水，與李景林掀起了惡戰。郭松齡倒奉之功敗垂成，一面固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但是國民二、三軍之不顧大局（郭、徐皆革命軍人。因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時種種飛揚跋扈、危害人民國家的作為，心中留下不滅的惡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對，但應當有個權衡），李景林之違約異動，致使我們部隊不能應援，也是不可抹殺的原因。
為要策應國民二、三軍在青縣鏖戰的部隊，張之江毫無作戰準備，就率部倉促進攻楊村。本以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決事變，把僵局挽回來。孰知李景林早經請德國顧問秘密構成了異常堅固的陣地；同時，還有日本人替他籌劃作戰，替他活動諜報工作（那些充當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張之江捕殺者，日使館雖提出抗議，但不予理會，也就罷了），致張之江對楊村左攻右攻，激戰多日，總攻打不下。
張之江既多日毫無進展，我便令他暫停進攻，靜待援軍到來，即把鹿鍾鱗、宋哲元、李鳴鐘各部以及騎兵調了一部分上去。激戰三日，卒由韓家墅攻入，李軍大敗，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帶。我們隊伍就占據了天津。此時任截擊沿津浦線南退山東的李景林的任務，本令由國民二、三軍負責，但他們動作遲緩，竟未得預期的效果；致李的實力得以保存，後來與張宗昌聯合，並力攻津，死灰乃又復燃。
張之江到達天津，戰亂之後，地方秩序紊亂，當然必須停留幾日，整理一切。但是這種應有的行為，也引起了許多謠言，竟說我已委張之江為直隸省督軍，河北地盤又要被我們國民一軍占奪不放了。
此時我已到張家口，劉竹波和欒汝林兩先生跑來看我，要求我必要保舉孫二哥為直隸督軍，說：「督軍或是省長，都須我們的人。你知道孫禹行為什麼來了？他是餓壞了，要找總司令給他飯吃呀！」於是迫著我立刻給段寫了親筆信。我自捲入了混戰的旋渦，心裡無時不在難過，此時看看他們如此心理，尤覺不可忍耐。我被迫得無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遛圈兒。他們又去迫我的參謀長劉菊村。我從外面回來，菊村跑來找我，說：「他們是擱不下這個念頭的了，怎樣？還是寫給他們算了吧！」我無可如何，就把致段的信寫了，保舉孫二哥為直隸省督軍兼省長，交給劉、欒二位帶走。可是孫二哥的督軍還沒發表，國民二軍的電話，卻又一次二次地來了。原來自天津攻下，岳西峰的幾個代表即到北京住著，包圍著國務總理許世英先生，索要地盤，定要個直隸省的首腦位置，並不許許俊人先生髮表孫二哥為督軍（否則即謂安福系挑撥離間），說：「國民軍吃個虱子也得分給咱們二軍一條腿；吃個蜜棗也得有咱們二軍的一份。」段執政沒有辦法，就對他們說：
「委孫禹行做督軍，是你們總司令的意思啊！」
他們聽了這話，所以才左一電話、右一電話地來催迫我，要我替他們設法。我想傷亡的許多官兵還沒有過問，大家卻胡亂搶起官兒地盤來了！一面萬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舉鄧寶珊為直隸幫辦。其實鄧何嘗是做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無恥政客搗出來的鬼。當日情事，至今思之，還是覺得難過，使我無法寫得下去。
再說郭懋臣率軍越過新民屯，進至巨流河的時候，前鋒距奉天省城僅只六十里路，張作霖已經逃走，準備著通電下野了。這時日本方面派了人來，見懋臣說：
「眼見東三省的政權馬上就是郭將軍的了，歷年來奉張和日本所訂的條約，還望郭將軍予以承認才是。」
郭斷然地回答道：「那斷斷不能夠承認了。我就因為張作霖和你們訂立禍國條約，這回才興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這個硬釘子，知道郭懋臣不是個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讓他拿到東三省，他們既得的權利必將不能保持，於是極力勸說已經逃走的張作霖轉回奉天。
張作霖說：「我的兵打光了，拿什麼回去干呢？」
「我們幫你兩師人！」這是日本方面的答覆。
得了這句話，張作霖欣然轉回瀋陽。隨即日本方面出動了八十架飛機，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滿鐵路附屬地不得干犯為藉口，阻止郭軍向前進；更以日軍喬裝奉軍，由郭軍左側加以壓迫，同時黑龍江吳俊升的援軍也已開到，向郭軍後路猛抄。
郭軍突然四面受敵，無法支持，而郭氏夫婦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形探得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導著吳俊升的騎兵運入該村。郭懋臣猝不及防，就被擒獲槍殺了。
這時郭軍後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關，聽說前方部隊潰敗，非常恐慌。於是我和熊斌、劉菊村等商議，派人送給他兩萬袋麵粉、十萬元現洋，藉以接濟他安然退出危險地區，希望他仍能繼續懋臣的精神，再圖奮鬥的機會。哪知他離山海關後，不走天津，竟繞道一直轉到保定，歸到孫二哥部中。這事又誰料想得到呢？
這邊張之江的隊伍剛剛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即隨後攻來。國民二、三軍抵禦不住，節節敗退。張之江處此形勢，唯有率隊轉回天津，一戰方把張、李打退。原先張之江在津，因為軍紀好、愛百姓，很受地方士紳的歡迎。及至李景林捲土重來，就銜恨於心，對地方上大肆報復。第一個吃虧的是國貨商場宋則久先生，以親近國民軍為罪，把他逮捕，處以十萬元的罰金。凡與國民軍—甚至一個伙夫有來往者，無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詐財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們弄得了錢，即在天津買地置產，蓋造洋房，以為淫樂之所。
在這樣一次惡戰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沒法說述的。第一，郭懋臣先生為愛護國家，激於義憤，而興討奉之師，一面與我有約，一面與李景林攜手，我們是以打倒奉張為第一目的；可是國民二、三軍不明這個大義，不識這個大體，只說郭的發難是奉系的內亂，不承認我們的條款，只顧魯莽地干將起來，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腳不動，使我與郭的約定不能實現，條約等於撕毀，結果懋臣敗死。我何以對人？第二，二、三軍為要規復河北地盤，申雪心頭積怨，出而進擊李景林。但我們與郭有約，與李景林便是友軍，二、三軍亦不當打李，我們一軍更不當打；但一個旋渦捲來，卻竟不容縮腿。如此反友為敵，以私廢公，弄出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我們又何以自處？第三，二、三軍的好朋友與我共甘苦共患難，同以革命為志。但他們許多人卻為環境所移，舊的觀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實著重訓練，真為愛國愛民而努力，以致不肯放棄私怨，必要乘機打李。而部隊素質如何，不問把握如何，只顧去打；打了起來，不能收拾台盤。再說我們一軍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學無術，雖經多年的訓練，許多人對於識大體明大義，爭利不前，赴義恐後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當張之江打下天津之時，許多平素有學問的朋友，亦竟不能放棄權力思想：這個爭路局，那個爭關稅，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狀的信電如雪片般向我飛來。這種種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覺得太痛心了、太喪氣了！
我若不是為了避免內戰，貫徹和平主張，我為什麼跑到那樣窮僻的察哈爾去？但是事到這步田地，我究竟是為自己，抑或是為國家？這種莫名其妙的戰爭，循環無窮，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這樣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難過，都使我歸結到自己學識不足，辦法不夠的一點上。我必得跳出國內的旋渦，出國去好好考察學習一番，同時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趕快化除仇怨，停止禍國殃民的內戰。
這個主意既經自己決定，我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將西北邊防督辦和甘肅營軍之職分交張之江、李鳴鐘署理，毅然發出主和息爭的下野通電，抱著滿懷痛楚惆悵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去了。
當我在途中的時候，奉張、直吳和張宗昌、李景林直魯聯軍等軍閥集團的大聯合陣線已經結合成功，又以直魯軍攻津為引線，對國民軍施行大規模的圍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