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東妮亞 · 第六章
冬天來勢洶洶地來到草原小鎮。從開闊的鄉間猛刮進來的風，把夏天裡隔開一家家庭院的樹葉的螢幕剝光，使房子和房子好像挨近了。從蒼綠的樹梢望過去那麼遠的對面的屋頂，如今面對面盯著你望，比起屋角上因長著藤蔓和灌木而顯得柔和時難看多了。
早晨，當我頂著風掙扎著向學校前進時，除了我前面的道路外什麼也看不見。可是到了日暮回家時，我感到小鎮荒涼而冷落。那淡泊、寒冷的冬天的落日餘輝，沒有使小鎮增添美色—— 就像真理本身的光輝一樣。如煙的雲低垂在西邊天空，紅日從它們後面沉落下去，在積雪的屋頂和藍瑩瑩的雪堆上留下一抹粉紅色的霞光，於是風驟起，唱著悽愴的歌兒，仿佛在說：「這就是真實，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一切夏季的輕薄事兒——光和影，在各種東西上面顫動著的綠色的活面具，它們都是謊話，而這才是下面的東西。這才是真實。」就好像因為我們愛好夏天而正在處罰我們。
假如放學以後我在操場上閒逛，或者到郵局去取郵件，並在雪茄菸攤旁聽人們聊天耽誤了一些時光，回家的時候天便已經黑下來了。太陽已經沉落；凍了冰的街道在我面前藍瑩瑩的伸展得很遠很遠；街邊廚房的窗戶里發出暗淡的光，我走過的時候可以聞到做晚餐的炊煙味兒。很少有人外出，而少數在外面的人都急急忙忙地朝火邊走去。屋子裡火光熊熊的爐子像磁石似的吸引著人們。當你打一個老人身邊走過時，你在他的臉上除了一個通紅的鼻子戳出在結了霜的鬍子和長長的長毛絨帽子之間外，什麼也看不到。年輕人把雙手插在衣袋裡蹦蹦跳跳走著，有時候在結了冰的人行道上試著溜一下冰。孩子們戴著色彩鮮艷的風兜帽和羊毛圍巾，從來不是在走，從離開大門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在奔跑，用戴著連指手套的手拍打身體的兩側。我回家走到衛理會教堂時差不多已經走了一半路。我還記得偶爾碰到教堂里有燈光，我是多麼高興，我們在冰凍的街道上走過時，安裝著彩色玻璃的窗戶向我們閃閃發光。在冬天的落漠荒涼中，人們渴望色彩，就像拉普蘭人[3]渴望脂肪和糖似的。不知為什麼，每當為了唱詩班練唱或祈禱會把燈火早早地點亮時，我們總是在教堂外面的人行道上留連忘返，發著抖，聊著天，直到我們的腳凍得像塊冰。彩色玻璃天然的紅色、綠色、藍色把我們吸引在那裡了。
冬天的夜晚，哈林家窗戶里的燈光也像彩色玻璃似的吸引著我。那溫暖、寬敞的房子裡也是色彩繽紛的。晚飯以後，我總是抓起帽子戴上，把手插在衣袋裡，飛快地鑽過柳樹籬，仿佛有巫婆在後面追來似的。當然，如果哈林先生在家裡，西屋的窗簾上顯出了他的影子，我就不走進去，只是轉身從街上繞遠路回家，心裡想著，當我在兩位老人身邊坐下時，我該看什麼書好。
這種失望僅使我們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夜晚玩得更加興致勃勃，我們猜字謎，或是在後廳里舉行化裝舞會，薩莉總是裝扮得像一個男孩子。那年冬天，弗朗西絲教我們跳舞，她從教第一課開始就說，安東妮亞會是我們當中跳得最好的。禮拜六晚上，哈林太太總是給我們演奏老歌劇——《瑪爾塔》、《諾瑪》、《里哥萊托》里的音樂——一面彈，一面把情節講給我們聽。每個禮拜六晚上都像開晚會。客廳、後廳、吃飯間都是暖洋洋的，燈光通明雪亮，擺著舒適的椅子和沙發，牆上掛著充滿歡樂的畫兒。人在那裡總是感到很舒坦。安東妮亞拿著針線活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她已經開始為自己做漂亮衣服了。在大草原上與安布羅希板著臉的沉默和她母親的抱怨一起度過了那些冬日的長夜後，如今哈林的家裡，正如她自己所說，對她是「賽過天堂」。她永遠不會疲倦得不願給我們做太妃糖或巧克力家常小甜餅。只要薩莉在她耳邊講句悄悄話，或是查理對她眨那麼三下眼睛，東妮就會衝進廚房，在她已經做了三餐飯的爐灶中生起火來。
在我們坐在廚房裡等待小甜餅烤熟或太妃糖冷卻時，尼娜總是講好話要求安東妮亞講故事給她聽——關於摔斷腿的小牛或是於爾卡如何在發大水的時候把她的小火雞救出來沒有淹死，或是關於波希米亞古老的聖誕節和婚禮風俗。尼娜用幻想來解釋那些關於基督誕生畫的故事，儘管我們嘲笑她，她還是相信耶穌基督是在雪默爾達家離開波希米亞前不久，在那裡誕生的。我們都喜歡聽東妮的故事。她的嗓音有一種特殊迷人的素質，深沉而略帶點嘶啞，總可以在後面聽到氣息的顫動。她所說的一切仿佛都是直接出自她的心底。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剔出胡桃肉來做胡桃太妃糖，東妮給我們講了一個新的故事。
「哈林太太，你聽說過去年夏天我在挪威移民區打場時那裡出的一樁事嗎？我們是在伊弗森家，我趕一架運穀物的大車。」哈林太太走了出來，坐在我們中間。「你自己能把麥子鏟進谷箱裡去嗎，東妮？」她知道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
「是呀，太太，我能行。我能鏟得像趕另一架大車的胖小子安登一樣快。有一天，天氣熱得要命。我們吃過午飯回到田裡去幹活時，就懶懶散散的了。男人們把馬套上，開動了打麥機，奧爾·伊弗森站在打麥機上，割開一捆捆的麥子。我背靠一堆麥秸坐著，想有點遮蔭。我的大車不是走在最前頭，不知怎麼，我感到天氣熱得古怪。太陽是那麼燙人，好像要把整個世界都燒焦似的。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一個人穿過收割了的麥田走過來，等到走近來時，我看出原來是個遊民。他的腳趾頭戳出在鞋子外面，已經很久沒有刮鬍子了，他的眼睛紅得嚇人，而且眼光狂亂，好像害著病。他直走過來，開始同我講話，好像他早就認識我了。他說：『這地方的池塘那麼淺，人要跳進去淹都淹不死。』
「我對他說，誰也不想去淹死自己，不過如果久晴不雨，我們得用水泵抽水給牛吃。『嗨嗨，牛，』他說，『你們全都只關心你們的牛！你們這裡有沒有啤酒？』我對他說，他得到波希米亞人那裡才搞得到啤酒；挪威人打場的時候可沒有。『啊呀天哪！』他說，『原來是挪威人，不是嗎？我還以為這是米國呢。』
「於是他就走到打麥機那裡，對奧爾·伊弗森大喊大叫：『喂喂，老夥計，讓我上來吧，我會割麥捆的，我流浪得夠了。我不想再往前走啦。』
「我想給奧爾做手勢，因為我以為那人是瘋子，會弄得打麥機停下來的。可是奧爾只想躲開太陽和麥皮碎屑——這東西在這樣熱的天氣落到你頸子上，黏住你非常不舒服。所以奧爾跳了下來，爬到一架大車底下去躲太陽，那個遊民爬了上去。他割了一陣麥捆，割得不錯，可是後來，哈林太太，他對我揮揮手，竟頭朝下，跟著麥子跳進打麥機里去了。
「我驚叫起來，男人們跑過去勒住馬，可是皮帶已經把他卷了下去，等到人們把機器停住時，他已經給搗得遍體鱗傷、支離破碎了。他卷進機器里卷得那麼緊，要把他拉出來可費勁呢，那架打麥機從此以後就不好使了。」「他確實死了嗎？」我嚷道。
「他死了沒有？嗨，我想是這麼的！看吧，尼娜嚇成這個樣子啦。我們不談這個了。不要哭，尼娜，有東妮在，老遊民不敢來把你拐走的。」
哈林太太聲色俱厲地說。「不要哭了，尼娜，要不然的話，安東妮亞給我們講鄉里的事情時，我就把你送到樓上去。他們一直沒有弄清楚他是從哪裡來的嗎，安東妮亞？」
「一直沒有，太太。人家在哪兒也沒有見到過他，除了在一個叫做康威的小鎮上。他想在那裡買啤酒喝，可那裡沒有酒館。可能他是搭貨車來的，可是火車上的制動員沒有看到過他。他們在他身上沒有找到信件，什麼東西也沒找到；在他袋子裡只有一把舊單開小刀和雞胸前的如願骨，包在一張紙里，還有一些詩。」
「還有詩？」我們喊道。
「我記起來了，」弗朗西絲說，「是《古老的櫟木水桶》，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差不多已經揉爛了。奧爾·伊弗森帶到營業所來給我看過。」
「那麼，弗朗西絲小姐，你說古怪不古怪？」東妮沉思著問道。「怎麼有人會在夏天想自殺？還是在打場的時候哩！那時候到處都好極了。」
「正是這樣，安東妮亞，」哈林太太勁頭十足地說。「明年夏天我也許會回家去，那就幫你去打場。太妃糖可以吃了嗎？我早就聞到它的香氣了。」
安東妮亞和她的女主人基本上很融洽。她們倆都是秉性堅強而有主見。她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是一個勁兒地模仿別人。她們熱愛兒童，熱愛動物和音樂、熱鬧的遊戲和挖掘土地。她們喜歡準備味道很濃的豐盛的食品，並看著人們吃這些東西；喜歡鋪好柔軟潔白的床鋪，並看著年輕人和小孩在上面睡覺。她們嘲笑自以為了不起的人，樂於幫助不幸的人。在她們的心靈深處，都有著一種由衷的歡樂，一種生活的興味，雖然不是過分精美，卻是非常有益的。我從沒想到要給它下個什麼定義，只是在心裡清楚地感覺到。我不能想像，在黑鷹鎮，安東妮亞如果不是在哈林家而是在別的地方，能生活到一個禮拜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