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 · 論郭沫若

郭沫若，這是一個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對於這個人的作品，讀得很多，且對於這作者致生特別興趣，這樣在讀者也一定有的。 從「五四」以來，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產，翻譯與創作，在創作中詩與戲曲，與散文，與小說，幾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壞，這力量的強（從成績上看），以及那詞藻的美，是在我們較後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若是我們把每一個在前面走路的人，皆應加以相當的敬仰，這個人我們不能作為例外。 這裡有人可以用「空虛」或「空洞」，用作批評郭著一切。把這樣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釋，就是「缺少內含的力」。這個適宜於做新時代的詩，而不適於作文，因為詩可以華麗表誇張的情緒，小說則注重準確。這個話是某教授的話。這批評是中肯的，在那上面，從作品全部去看，我們將仍然是那樣說的。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到這時節，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東西。 詩可以從華麗找到唯美的結論，因為詩的靈魂是詞藻。缺少美，不成詩。郭沫若是熟習而且能夠運用中國文言的華麗，把詩寫好的，他有消化舊有詞藻的力量。雖然我們仍然在他詩上找得出舊的點線，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壓迫作為反抗基礎而起的向上性與破壞性，使我們總不會忘記這是「一個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淚」，也有自承的「我是××主義者」，還是天真。因為他那時對社會所認識，是並不能使他向那偉大一個方向邁步的。創造社 (13) 的基調是稿件壓迫與生活壓迫，所以所謂意識這東西，在當時，幾個人深切感到的，並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辦，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飯的地方，天才熄滅了。看看創造社另外幾個人，我們可以明白這估計不為過分。 但郭沫若是有與張資平、成仿吾兩樣的。他雖然在他那初期創作中對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兩書發端里，也仍然還是不缺少一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但他謹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創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個比較強硬一點模型里，雖說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在創作中我們是有允許一種為完成藝術而說出的謊騙的。我們不應當要求那實際的種種，所以在這作品中缺少真實不是一種劣點。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在魯迅先生一方面，我們是都相信那中年人，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仿佛毫不為難那麼最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這臉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這臉上又各可以尋出一點遠宗的神氣，一個鼻子，一雙眉毛，或者一個動作的。）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長處不是這樣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他在那不拒絕新的時代一點上，與在較先一時代中稱為我們青年人做了許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 (14) 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傷食」的一個人，可佩服處也就只是這一點。若在創作方面，給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線是為「思想」而牽，不是為「藝術」而牽的。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一個隨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經在創造社羽翼下成長的葉靈鳳的創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將一籌的作品在。 他不會節制，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這個天生的性格在好的一個意義上說是很容易產生那巨偉的著作。做詩，有不羈的筆，能運用舊的詞藻與能消化新的詞藻，可以做一首動人的詩。但這個如今卻成就了他做詩人，而累及了創作成就。不能節制的結果是廢話。廢話在詩中或能容許，在創作中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損失。他那長處恰恰與短處兩抵，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麼東西。 廢話是熱情，而廢話很有機會成為瑣碎。多廢話與觀察詳細並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對於觀察這兩個字，是從不注意到的。他的筆是一直寫下來的。畫直線的筆，不缺少線條剛勁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筆用到恰當一件事上。描畫與比譬，誇張失敗處與老舍君並不兩樣。他詳細的寫，卻不正確的寫。詞藻幫助了他詩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親切。在親切一點上，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對比，是在任何時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樸訥無華的文體寫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說的不在文學上糟蹋才氣的人。我們隨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寫，那糟蹋文字處，使我們對於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種失敗處。凡是對這個不發生壞感的只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於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它是「用有節制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則並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當的描寫減去其長。 在國內作者中，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較之郭沫若還要較好一點的。 這又應當說到創造社了。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據地而猛烈發展著的創造社組合，是感情的組合，是站在被本階級遺棄而奮起作著一種復仇雪恥的組合。成仿吾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惡罵，以及同樣雄赳赳的郭沫若新詩，皆在一種英雄氣度下成為一時代注目東西了。按其實際加以分析，則英雄最不平處，在當時是並不向前的。《新潮》一輩人講人道主義，翻托爾斯太，做平民階級苦悶的描寫（如汪敬熙、陳大悲輩小說皆是），創造後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卻並不為誇張過分的。他們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從一點偉大的自信中，為我們中國文學史走了一條新路，而現在，所謂普羅文學 (15) ，也仍然得感謝這團體的轉販，給一點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糧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損失的正面，是從一二自命普羅作家的作品看來，給了敵對或異己一方面一個絕好揶揄的機緣，從另一面看，是這些人不適於作那偉大運動，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認真的一點平凡的頑固的力。 使時代向前，各在方便中盡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時代年青人，以及同情於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艱難事情。在普遍認識下，還有兩種切身問題，是「英雄」「天才」氣分之不適宜，與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實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學使文學如何注入新情緒，攻入舊腦殼，凡是藝術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講的。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因為我們總不會忘記那所謂創作這樣東西，又所謂訴之於大眾這件事，在中國此時，還是仍然指的是大學生或中學生要的東西而言！對於舊的基礎的動搖，我們是不應當忘記年青讀書人是那候補的柱石的。在年青人心上注入那爆發的瘋狂的藥，這藥是無論如何得包在一種甜而習慣於胃口那樣東西里，才能送下口去。普羅文學的轉入嘲弄，郭沫若也缺少糾正的氣力。與其說《反正前後》銷數不壞，便可為普羅文學張目，那不如說那個有閒階級魯迅為人歡迎，算是投了時代的脾氣。有閒的魯迅是用他的冷靜的看與正確的寫把握到大眾的，在過去是那樣，在未來也將仍然是那樣。一個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時是為無數讀者珍惜頭腦的一件事。 郭沫若，把創作當抒情詩寫，成就並不壞。在《現代中國小說選》所選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證實這作家的長處。《橄欖》一集，據說應當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與詩的方法相近的幾篇。適於抒情詩描寫而不適於寫實派筆調，是這號稱左線作家意外事。溫柔處，憂鬱處，即所以與時代融化為一的地方，郁達夫從這方面得了同情，時代對於郭沫若的同情與友誼，也仍然建築在這上面。時代一轉變，多病的郁達夫仍因為衰弱孤獨倦於應對，被人遺下了，這不合作便被諡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養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著小資產階級在轉變中與時代糾纏成一團的情形，寫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許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個地方，寫了許多對新希望懷著勇敢的迎接，對舊制度抱著極端厭視與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兩個回憶的故事給世人的，這書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後》。想不到郭沫若有這樣書印行，多數人以為這是書店方面的聰明印了這書。 《我的幼年》仿佛是不得已而發表。在自由的闊度下，我們不能說一個身在左側的作者無發表那類書的權利，因為幾乎凡是世界有名作者，到某一個時期在為世人仰慕而自己創作力又似乎缺少時，為那與「方便」絕不是兩樣理由的原故，總應當有一本這樣書籍出世。自然從這書上，我們是可以相信那身在書店為種職業而說話的批評者的意見，說這個書是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一個職業批評家，他可以在這時說時代而在另一時再說藝術，我們讀者是有權利要求那時代的描畫，必須容納到一個好風格里去的。我們還有理由加以選擇，承認那用筆最少、輪廓最真的是藝術。若是每個讀者他知道一點文學什麼是精粹的技術，什麼是藝術上的贅疣，他對於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會感到一點不滿的。書賣到那樣貴，是市儈的事，不與作者相關。不過作者難道不應當負一點小小責任，把文字節略一點麼？ 《反正前後》是同樣在修辭上缺少可稱讚的書，前面我曾說過。那不當的插話，那基於牢騷而加上的解釋，能使一個有修養的讀者中毒，發生反感。第三十七頁，四十二頁，還有其他。有些地方，都是讀者與一本完全著作相對時不會有的耗費。 全書告我們的，不是一時代應有的在不自覺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張目，卻仍然到處見出雄赳赳。這樣寫來使年青人肅然起敬的機會自然多了，但若把這個當成一個研究本人過去的資料時，使我們有些為難了。從沫若詩與全集中之前一部分加以檢察，我們總願意把作者位置在唯美派頹廢派詩人之間，在這上面我們並不缺少敬意。可是《反正前後》暗示我們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盧騷 (16) 的自白那類以心相見的坦白文字，便不高興動手了。 不平凡的人！那欲望，那奇怪的東西，在一個英雄腦中如何活動！ 他是修辭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並不忘記美與順適，可是永遠記不到把空話除去。若果這因果，誠如《沉淪》作者 (17) 以及沫若另一時文里所說，那機會，那隻許在三塊錢一千字一個限度內得到報酬的往日習慣，把文章的風格變成那樣子，我們就應當原諒了。習慣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們成天有機會在租界上碰頭的作家一樣，隨天氣陰晴換衣，隨肚中虛實販賣文學趣味，但文章寫出來時，放在××，放在×××，或者甚至於四個字的新刊物上，說的話還是一種口音，那見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處處是拙像蠢像。 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