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檄移
譯文
雷聲的震動,從光耀的閃電開始;軍隊的出征,要首先傳出其威武的聲勢。因此,看見閃電就畏懼強烈的雷聲,聽到聲勢就畏懼軍隊的威力。軍事行動首先要傳出聲威,這已經是非常古老的習慣了。相傳有虞氏便開始警誡國內百姓,夏後氏已開始教訓軍隊,殷代帝王也曾在軍門外訓示百姓,周武王在交戰之前對軍隊進行過訓誓。由此可見,無論有虞氏的警戒士兵,還是夏、商、周的教訓部隊,都是宣傳教育自己的民眾,還沒有樹立讓敵人畏懼的聲勢。到周穆王西征大戎的時候,祭公謀父提出:「古代有威嚴地譴責敵人的訓令,有誥誡對方的文告。」這就是檄文的源頭了。到春秋時期的征伐,由於周王朝衰微,出征作戰一般由諸侯發動,因為擔心對方不服,所以就為出兵尋找正當的名義,用以振奮軍隊的威風,揭發對方的昏亂;這也就是劉獻公所說的:「一方面用文辭告誡對方,一方面用武力強迫對方。」春秋時齊桓公征討楚國,士藉口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茅草;晉厲公討伐秦國,曾斥責秦國侵撓焚燒晉國箕、郜等地的罪行;齊國的管仲,晉國的呂相,在齊晉兩國出兵之前向敵國的指責,仔細研究它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檄文了。到了戰國時期,才正式稱這種文辭為「檄」。所謂「檄」,就是明白,就是把問題宣揚揭示出來,使之明明白白。張儀的《為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長的簡書,因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所以有的稱為「露布」,用以擴大視聽。 軍隊士用來平定禍亂的,任何個人都不敢自作主張。即使皇帝親自出征,也要說,他是「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諸侯用兵,就說他是敬奉帝王之命來進行誅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將出征時,不僅要扶著戰車送行,還要發布檄文公布征伐的理由。奉持正直之辭去討伐敵人,不僅要使自己的行動果敢堅毅,並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強大的威力:使討敵的聲威如暴風襲擊,氣勢如彗星橫掃;振奮全軍將士的威怒,聚集於討伐的罪人;在敵人罪惡達到最嚴重的的時候征討,顯示出敵人無比巨大的罪惡;用以動搖作惡者的膽量,穩定順服者的決心;使敵人的百尺戰車,被咫尺檄文摧毀,讓地方堅固的城防,被一紙檄文推倒。東漢隗囂的《移檄告郡國》,列舉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狀。它的文字不加雕飾,但用辭確切,事理明顯,這說明隗囂門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體制了。漢未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寫得理直氣壯。雖然其中罵曹嵩是宦官的養子等,對其隱密揭露過分;說曹操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從事的挖墳盜墓活動,有點誣過其實,但能以抗直的文辭寫其罪過,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陳琳敢於對著曹操的鋒芒,幸而後來竟免於被曹操當做袁紹的黨羽而殺掉。魏國鍾會的《移蜀將吏士民檄》,用歷史事實作證驗,也講得很明白。東晉桓溫的《檄胡文》,著眼於敵人的罪惡更為急切。以上這些,都是寫得很有力的檄文。 檄文大致遵循的原則,一是表明我方的美善興盛,一是揭露對方的暴虐苛政;指明天道,分析人事,計算強弱,衡量權勢;引往事以預卜敵方失敗的命運,舉成例示對方以鑑戒。雖說是基於本國的信用基礎,但實際上是有兵不厭詐的成分。用巧詐之辭來宣傳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辭來宣揚自己的主張。以上幾點,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違背的。因此,檄文的寫作,無論確立意義或運用文辭,都必須做到剛健有力。在檄文上插上羽毛是表示緊急,就不能把文辭寫得過於鬆緩;敞露簡板向大眾宣傳的檄文,是為了向眾人宣示主張,不能將意義隱藏起來。必須把事理寫得清楚明白,氣勢盛大而言辭果斷,這就是寫檄文的基本要點。如果寫作檄文時賣弄曲折之趣,細密之巧,那就沒有什麼可採用的價值了。此外,州郡徵召官吏的文書,也叫做「檄」,這是在公開表示選拔人才的誠意。 所謂「移」,就是轉變;就是改變風氣,更改風俗,頒布法令但民眾肯於跟隨執行。西漢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辭明白而比喻廣博,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徵。到東漢劉歆寫的《移太常博士書》,文辭有力而意義明辨,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晉陸機的《移百官》,言辭簡約而敘事明顯,這是軍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於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在軍事上,對反對派用檄,對順從的人則用移。用移文來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運用雖然稍有不同,但體制和基本意義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況和上述檄文錯綜相近,所以就不再重複論述了。 總結: 好像三面驅趕禽獸,要把捕網的一面放鬆;對各種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聲討。檄文要像鏡子一樣顯示凶吉,像占卜一樣向敵人表明其成敗。 要狠狠打擊罪魁禍首,消滅那害人的毒蟲。移文確實可以移風易俗,就如草的順風倒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