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史傳

譯文

從開天闢地到現在可謂歷史久遠，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歷史書籍。黃帝時代，有史官倉頡負責記錄歷史，可見史籍淵源久遠。《禮記·曲禮》記載：「史官帶著筆。」史就是使。他們拿著筆，做好記錄。古代左史記錄時事，右史記錄言辭。記錄言語的經典是《尚書》，記錄時事的經典是《春秋》。《尚書》的《堯典》《皋陶謨》記錄了堯舜時期的歷史，《尚書》的《甘誓》《湯誥》記錄了夏商時代的歷史。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時期，政務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過往朝代的曆法排列歷史順序，貫穿四季聯繫各種事情來統一記事，省稱春秋。每一個諸侯國都有自己的國史，表彰善事抨擊惡事，樹立良好風氣。自從周平王勢力衰退，法制才開始散亂，倫理也開始敗壞。 昔日孔子擔憂王道失落，悲傷於文明崩壞，幽靜獨居感嘆沒有鳳凰到來，臨街看到麒麟也會悲泣。於是孔子請教樂官訂正《雅》《頌》的音樂，借魯國歷史修改《春秋》。舉出實例得失表達讚美，引證國家存亡為標準來勸誡；一個字的褒獎，比做官顯貴還要難得；隻言片語的貶斥，比身受刀斧還要痛苦。《春秋》意義深遠，用字簡練。左丘明在同一個時代，就領略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對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統地探討，而創作了《春秋左氏傳》。「傳」是轉的意思，轉述《春秋》的用意，轉授給後代，它實在是《春秋》的輔助文獻，歷史中極為難得的記事文章。 戰國時代，依然保留史官。秦始皇統一七國，而七國的歷史簡冊都有保存。這些簡冊只是收錄了戰國策士的言行，所以名為《戰國策》。劉邦戰勝嬴政和項羽，累積了多年的武勛和戰功，而陸賈就效法古代，創作了《楚漢春秋》。漢代史官司馬談，世代手執簡冊作史。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甄別歷代帝王功勳。如果與《尚書·舜典》中的記載作比較，帝王都不算聖明；如果效法孔子《呂氏春秋》，那麼《史記》並非聖賢之作。所以取法《呂覽》，把記錄帝王的歷史通通號稱「紀」。「紀」是提綱的名號，也是包舉一切的稱號。所以司馬遷敘述帝王時用「本紀」，記錄公侯用「世家」，記錄卿士用「列傳」，記敘社會政治問題用「八書」，記錄年代和爵位用「十表」。雖然與傳統編史方法不同，卻能很好地攥住記敘史實的條例。至於《史記》一書注重寫實，學識豐富而廣博詭辯，愛好奇異與儒家相悖，體式不統一等問題，在班彪對《史記》的評議里可以詳細看到。 到班固編寫《漢書》，繼承了前代史家的事業，特別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得益更多。《漢書》的「十志」相當豐富，讚辭序言寫得弘麗，的確文質彬彬，意味深厚。至於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功績，拋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接受賄賂而編寫歷史的錯誤等，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從《左傳》的記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爾記敘到一些史實，在文字上比較簡約，對某些歷史人物就很難做具體記載。《史記》中的各個列傳，才分別對歷史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從而便於觀覽，這是後繼者所取法的。至於漢惠帝死後，呂后代理執政，《史記》、《漢書》中便都為呂后立本紀，這是違反常理而有失忠實的。為什麼這樣說呢？自從伏羲皇帝以來，就未聽說過有女子做皇帝。漢代的這種遭遇，難以成為後代的法式。「母雞不晨鳴」，這是周公的誓詞中早就講過的；不允許女子參與國事，齊桓公也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后擾亂秦國，呂后使漢王朝發生危險；豈知國家大事難以假代，並且要慎重對待名號的問題。張衡在從事歷史工作時，也和司馬遷、班固同樣糊塗，竟主張為漢元帝皇后寫本紀，也是夠荒謬的了。按理說，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劉弘、劉嬰兩人應立本紀，哪有給呂后、元帝後立本紀之理呢？東漢的史書，開始於《東觀漢紀》。後來袁山松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紀》，都寫得偏頗雜亂，違反倫常。薛瑩的《後漢紀》、謝承的《後漢書》，都寫得粗疏謬誤，很不可信。如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而真實，華嶠的《後漢書》，準確而恰當，就可算是東漢史中寫得最好的了。 《後漢》紀傳發源於《東觀》，袁山松的《後漢書》與張瑩的《後漢南記》，都非常駁雜而不合史法。吳國薛瑩的《後漢記》和謝承的《後漢書》，疏漏頗多，真實性差。司馬彪的著作翔實，華嶠的著作準確，都是史書中的好作品。而先後撰述的魏代三國記傳，例如孫盛的《魏氏陽秋》，魚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有的浮誇虛設，有的疏漏無綱，只有陳壽的《三國志》堪稱絕倫，荀勖和張華把他比作司馬遷和班固，並不過分。 晉代的史書，由著作郎掌管。西晉陸機作《三祖紀》但沒有完成，南朝王韶續寫《晉紀》也沒有全結束。干寶著的《晉紀》精審正確，孫盛作的《晉陽秋》簡明扼要。看《春秋傳經》，都能舉出例子；從《史記》《漢書》之後，也就沒有可以作為範例的了。東晉鄧粲的《晉紀》才又出現了條例，他擺脫漢魏時期的影響，學習殷、周時代的《尚書》，雖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確有心做好文章，《晉陽秋》訂立的條例，就是鄧粲設立的規矩。 想把史書寫好，必須貫通百家，讓書流傳千古，表明所記錄的興衰，作為後世國家興亡的借鑑，使一個時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樣長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與天地一樣流傳。所以在漢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國內各個郡的文獻，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讓其詳細了解國家的體制狀況。另外史官還必須閱讀歷史，研究殘存的書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歷史，確立當代書寫的立意和規範，選擇合適的言語，依靠經書作為準則。對君王是否勸告或者警示，應當以聖賢的思想作為依照。然後，完整明晰地評論史料，才不會出現不恰當的評述。 然而本紀和列傳的樣式，有編年體綴事的問題，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談，而是按照現實書寫。只是因為時間久遠，傳承的過程中無法十分緊密貼切，積累了很多歷史事實，而事件始末則可能有疏漏，這就是總匯史料撰述史書的困難。有時候一件事和兩個人有關，同時記載難免有重複，而只寫在一個人的紀傳中又不夠周全，這也是編排資料的不易。所以張衡說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有錯誤，傅玄譏笑《後漢書》冗雜，其實都是這些問題所在。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歷史，年代愈遠，不可靠的就愈多。戰國時的公羊高曾說：「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況則說：「遠的從略，近的從詳。」凡是有疑問的地方寧可暫缺不寫，這是由於史書以真實可信為貴。可是一般人都有點好奇，不顧「按實而書」的原則。聽到點傳聞就想大寫特寫，對遙遠的事情卻想做詳細描寫；於是拋開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異的，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過去的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竟寫在自己的書中。這就是史書錯亂不實的根源，是追述遠代歷史的大害。至於編寫當代的歷史，卻正因同時而往往是虛假的。雖然孔子在《春秋》中，對和他同時的魯定公、魯哀公的不當之處，也有委婉的諷刺，但一般的世態人情，就很難超脫當時的利害。對功勳榮顯的貴族，即使是平庸無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飾；對遭受困頓不幸的人，雖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貶，形之筆端，這又是歪曲同時史實而令人嘆息的事情。所以，記述遠的是那樣虛假，記載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夠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記敘得當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 至於對尊長或聖賢有所隱諱，固然是孔子的聖意；因為細微的缺點不能影響整個品德高尚的人，而對壞人壞事進行批評警戒，那正是優秀史家應有的直筆；這就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鋤掉。這種精神，也是萬代必遵的共同準則。至於從繁雜的事件中，抽出綱要來統領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實可信，排除奇聞異說的要領；明白交代起頭結尾的順序；斟酌品評人事的原則；能夠掌握這個大綱，編寫史書的各種道理就都可貫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負擔著綜述一代史實，要對全國負責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一切寫作任務，沒有比這更費力的。司馬遷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學了，他們的史書尚且屢遭後人詆毀，如果隨意亂寫，記述不當，這就很危險了！ 總結： 史官開始於軒轅黃帝，史書完備於周公孔子。對世代經歷的事編成歷史，無論好人壞人都總括其中。 史書上傳以褒揚，斷以貶辭，長期使人驚心動魄。文辭方面應學習左丘明，記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