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 · 序言

在這25年中，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為人們理解人類學提供了巧妙而富有挑戰意味的介紹。該書被譯成14種文字，在寫本序時。僅門托版，印數就超過了80多萬冊；在科學與人文科學遠遠相隔的時代里，《文化模式》有助於把二者聯在一起。 1921年，當本尼迪克特開始人類學研究時，我們今天用來說明那種世代相傳的文化行為的有機部分的術語「文化」，還只是為數不多和專門研究人類學的職業人類學家們所使用的詞彙中的組成部分。現代社會對文化這個概念已是那麼熟悉，運用自如。以致「在我們的文化里」這種話。受過教育的男男女女幾乎可以脫口而出，輕而易舉。就象談及時間、地點這種短語一樣；這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應歸於本書的影響。 無論在過去或現在，該書在好幾個方面都極為重要。首先。通過對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開拓我們的視野，此書是最好的指南，通過這種比較，除了其他不同民族的風俗行為外，我們還能理解我們自己社會遺傳下來的風俗行為。本尼迪克特用這種比較方法為美國、英國、法國等整個發展中的人類學科學做了辯護。她行文的鮮明特點是陳述明了，獨具風格。 在此基礎上，她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她認為。人類文化是「人格的無限擴展」；她還認為，一種文化，無論它多麼微小，多麼原始，或多麼巨大，多麼複雜。人們都可以認為，它是從人類潛能巨大的弧圈中選擇了某些特徵。並以比任何個人畢生能做的一切更強大的力量給予了精心建構。她把她所描述的文化重點命名為「日神型」、「酒神型」和「妄想狂型」，並依據個體人格的描述，闡述自己的觀點。但她並不是在建立類型學；她認為尼采式或精神病學式的標籤並不適於所有社會。她也不相信能建構起某種適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所有人類社會的封閉體系。她致力於勾勒一幅發展人類文化的圖畫，而對此是無法加以規定的，因為人類文化所可能存在的結合是那樣繁多，那樣變化多端，以至無窮無盡。她最初認為，個體是文化的創造物，如果他生就或偶然養成了對於常軌的偏離，他對他的這種窘境也無絲毫責任。但是，隨著她對不同文化了解的增長，這個觀點後來轉變成一種更為慎密的思考，即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人類才能把其文化塑造成更接近於他們的最高憧憬。她關於人類有可能實現這一希望的觀點日趨發展。 最初，她攻讀文學，希望「發現一個真正重要但未被發現的王國」。開始，她把這種冒險看成象學好俄語、德語，就足以「真正自由地馳騁於詩的世界」一樣。後來，她漸漸意識到，每一原始文化都表現了可與偉大的藝術或文學作品相匹敵的某種東西；她還意識到，與其把一種陶器沿口上雜多的圖案與西斯庭教堂頂部的壁畫進行比較，或把莎翁的美妙詩行同采梅歌曲進行比較，不如設法去進行現代個人藝術品與原始文化的比較。僅是就藝術品進行比較，原始文化就無多大發言權，但如果人們把這些文化視為一個整體——宗教、神話、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方式——那麼，其內在的一致性和複雜性，就會同任何單一的藝術品一樣，從審美角度使未來的探索者得到滿足。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文化模式》與本尼迪克特一生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每一個有著特定遺傳天資和特殊生活歷史的人與他或她生活於其中的文化之間的關係——有著密切的聯繫。在她尋求同一性的過程中，她長期苦苦思索，即與她所處的當代美國相比，她是否更適合另一時期或另一文化。她尤為關注的是，一種文化能為神秘主義者、幻想家、藝術家的某些極端行為找到立足之地的程度，與另一種文化將它們當成異態行為和毫無價值的東西加以污辱的程度。另外，她關心的不是那些常態和變態行為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與研究精神健康問題的學者有關的。由於她提出了關於諸文化與變態事物之間關係的問題，所以她為那些對心理病因不同文化而發生變化的方式感興趣的學者們的探索開闢了道路。但她自己更關注的問題是：對常態行為的狹隘限定怎樣使某些固有本能要麼處於嚴重不利的地位，要麼予以偏愛；而文化限定的放寬又怎樣才可以豐富我們的文化，以減輕當今文化越軌的異態者遭到遺棄和蔑視的心理重壓。在她與同事和學生的關係中，正是那非凡的才能或自身的命運、罕見的合作、可貴的獨特性，喚起了她那熱情的關心與旺盛的同情。 最後，我相信，由於她那頑強的信念——對文化如何發揮作用的認識，會給予人類一種比以前所知的更有力的把握自身未來的控制力，所以《文化模式》有其不衰的生命力。對於首次認識到這種文化網絡力量的讀者來講，通過了解能夠首先抓住他心靈的那個文化網絡從而變得更為明智，最終又將這種力量復轉入人的背景之中，這簡直是令人驚嘆不已的。 由於作者為對待種族、教育、贏得戰爭、和平的態度承擔了越來越大的責任，所以這種信念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變得更加堅定。 1939年，當世界各地的自由都受到納粹種族主義的威脅時，她用了一學期的課餘時間，潛心撰寫了《種族：科學與政治》一書。戰爭期間，她竭盡全力與那些活著並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合作進行文化分析，在戰爭造成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幾種文化——羅馬尼亞、德國、荷蘭、泰國，最後是日本，進行了難得的研究。戰爭結束時，她寫下了《菊花與刺刀》一書。她期望，對日本人試圖開闢新道路的能力的認識，能使美國在與日本的戰後關係中更為明智。這是一個堅定的信念，是在多年來的綜合性研究和政治決策基礎上確立起來的。但是，在《文化模式》中，人類學怎樣才能被人類用於他們選擇的目標的願望，是那樣新穎，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字裡行間充滿了晶瑩閃亮的新鮮露珠，對初次接觸這種觀點的讀者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 瑪格麗特·米德 1958年10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