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2.反對孤立自在的外交史

是歷史學，還是政治學？關於1930年和1945年兩部著作的思考[21] 一 一段時間以前，一個資深法國歷史學家小組在亨利·奧瑟的領導下，在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歐洲外交史（1871—1914）》（1929），這部著作並不直接屬於我們這種雜誌的評判範圍。可是，不把一種那麼實用的工具公之於眾，可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情，而且更可能會漏掉一個頗具意義的問題。 翻開這本書，人們完全能發覺，做了那麼多經濟史研究的作者亨利·奧瑟，就他個人而言，絕對沒有忘記，一種新的外交學逐漸替代了「宮廷和內閣的政治」，而且這種外交學必須越來越多地考慮輿論的演變和團體的利益。他在一篇剛勁有力的引言中寫道：「一種在捍衛其生活標準的本國工人，與接受極低工資的外籍非技術工人之間爆發的衝突，足以挑動兩個國家互相對立了。」的確，打開報紙，翻開雜誌：通篇都是通商條約，關稅談判，金融改組的舉措或工業的裝備，作為經濟或政治利益交換物的申請和給予的銀行貸款。人們容易發覺，這就是一種日常的外交事務，在環境影響下，這種外交無意中都必須受人民議會的持久而直接的控制。顯然，經濟對政治的這種掌控，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而且如果要探究事物的本質，古代許多戰爭的目的，就是掠奪鹽、香料或鯡魚。亨利·奧瑟出過一本出色的小書，《當前經濟問題的歷史根源》，他就清楚這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種掌控確實變得越來越明顯，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迪斯雷利購買赫迪夫·伊斯梅爾的股票，是1875年以來影響英國的埃及政策的一個主要因素，赫拉特鐵路差點引發人們經常預言的俄國人和英國人的衝突；只要想到聖哥達隧道的貫通，人們就可以理解三國同盟了；最後，礦石、燃料、商品銷售市場和工業信貸的問題，也肯定影響了參與1914年戰爭的人和國家的決心。 這些很顯然是應時產生的事實，或者像人們有時所說的，是「只敘述事件」的事實，就由於它們引起的轟動，勉強能夠體現經濟對政治的影響，這種影響雖然模糊，但是頑強，和其他許多同等重要的影響一起，成為國與國之間直接行為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些具體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屬於細枝末節的事實，也有機會被《歐洲外交史》的編纂者們偶爾提及，帶著過多的保留和簡略；但是隱秘的力量，即激發人民群眾的熱情的隱蔽的原動力，他們卻很少操心去揭示它們。他們認為它們蟄伏在隱蔽的深處就行了。就像奧瑟在其引言中所寫的，這是「歷史的隱蔽層」。它們得到一種簡單的成見掩護，這成見向來都是由最嚴格意義上的外交文件，即那些藍色的、灰色的、黃色的或紅色的官方文件匯編而成；各國最近的重要文集，如果沒有法國的，就用德國和英國的；再加上重要事件的當事人和見證人的書信和回憶錄。他們只關心他們的政治外交球體的外殼……難道為此我們要怪他們？不。我們不怪這些人。要怪就怪一種傳統。 在這兩卷《歐洲外交史》的封面上，有這樣一行字：「歐洲政治教程。」我不喜歡這種標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開始就標明了某種方向，表達了某種理念，某種可以說是合理的，不過有點專業的理念。一些很有名的書與之類同，最近以彩色標題再次出版的《外交政策史教程》，自1892年以來在法國就具有代表性，並且漸漸在教學上占了上風。這是一種不幸，我想了很久才這樣寫，倒不是我認為這些教科書從技術角度看質量差，而是因為它們比其他所有書都更能促使幾代學生（其中許多後來超過了老師）在頭腦中，用一種「歷史政治」的，專注於政務的觀念[22]來替代一種「關係」史的公正觀念，我說的這種「關係」史，它一有可能就會僅滿足於理解和讓人理解那些重大群眾運動，那些運動具有實際的、深層的和多重的原因，它們時而使國內各種集團團結起來，並且和平地合作，時而又使它們爆發強烈而致命的情緒，相互對立。 然而，很顯然，我們不應該只從「大人物」個人的情緒、心理和心血來潮中尋找這些原因，也不應該只從競爭外交的博弈規則中尋找這些原因。因為還有地理的原因、經濟的原因、社會的原因；也有智力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原因。而我明白，這更多的是人們深陷在過去——我指的是現代歐洲國家的過去，是歷史學家覺得政治的個人因素在起作用，而非像文獻一直聲稱的那樣，是一些多少有些專制的君主的行為，或者是比主子更專制的大臣的行為。我也明白，有必要給予所謂外交技巧與其作用相稱的地位。最後我還明白，艱苦工作當然不是一點用處沒有，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付出了關鍵的艱苦努力，推定了可能對某個事件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一些外交措施的出台日期，不是精確到周或天，而是精確到時，有時還精確到分。這些我統統都明白；對於那些人們可能不用相反的論據，而是用補充的論據來反駁的觀點，我也明白；但我還是要說，給一本書取名為《外交政策史教程》，或者更簡略地取名為《歐洲政治史教程》，不管人們是否願意，都是無視「有血肉」的國家的有生命的歷史，無視一些「正在形成」國家的地區的歷史。這些地區由陸地、江河湖海、森林和山脈構成，但也由採取某些生活方式，習慣於某些思維、感覺、信仰方式的人構成，組合的變化範圍巨大，因此各地區的面貌都具有個性；這就讓一種「外交」政策的、「對外」政策的，如果人們更喜歡（在說法上人們有選擇）的話，還有「宏觀政策」的，甚至「歐洲」政策的永久的抽象概念，飄浮在這些現實的上空。在外交的天空中，這種政策不是沉浸在像善良的拉伯雷的幻想那種第二意念里，而是充滿了國王的心血來潮、皇帝的野心或大臣的「宏偉計劃」。 而如果有人反對說：「可是，您指出的這種在國家的實際利益與統治者的宏觀政策之間的不一致的情況，確實是經常存在的呀。」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從定義上閉口不談這個至關重要的事實的著作，一些似乎把一些外交學的抽象體系（外交學本身被作為抽象事物來考慮）當作表達國家集團——這些外交家就以這些國家集團的名義說話、寫作和行事——的一致意見、觀念、意願和利益來闡述的著作，就撇開了真正的問題，撇開了值得提出的問題。這裡考慮的還只是所爭論的問題的純科學的方面。如果我們在這裡還必須從其他角度來看問題，如果還應該和某些作者談談公民的職業培訓或教育，那麼人們就容易猜到我們要說什麼了。雖然沒有使用更浮誇的詞語來表述，但掩蓋像這樣的不一致，是多麼笨拙的錯誤啊。 這部著作表述客觀、格調高雅且具有道德心，對此我們表示尊重，但我們也坦率地表達了一些意見，在她總結和概括一下。 一些有益的研究幾乎統統被趕出這個領域，那麼多受到用心良苦的經濟學家歡迎的那種「經濟人」（homoæconomicus）被打入了冷宮，一個充滿了學究們的空想的地方。當人們最終也把「外交人」（homo diplomaticus）連同他們的繁文縟節、講究等級的客套，以及由矯飾的謙恭拙劣地裝扮出來的可憎的粗俗一起，從同一領域除去時，那麼從純科學的觀點（這裡對我們而言是唯一有價值的觀點，對歷史學家而言是唯一可能有價值的觀點）看，人們不僅能確保開明理性戰勝了使人變得冷酷的例行公事；而且從完全實用的角度看，這樣做也能發揮一種有益的作用，不管是培訓未來的外交官員，或者只是教育一些公民。 我們的祖輩懂得一種從《聖經》里得出的政治學，他們還有必要向我們當代人傳授一種從狹義外交史中得出的政治學嗎？對此，我有一些意見，而且是反對意見。按我的意見，這種政治學和歷史學無疑是兩碼事，因為歷史學不會隨意讓領導者的意願脫離領導者的基本利益；歷史學不知道一種孤立自在的外交學是何物，不知道一種與經濟無關聯的政治學是何物，也不知道會存在這麼一種經濟，在強大的物理和自然因素的影響下，它竟然不反映精神或心理的力量的作用，而這種力量的作用，與那些參與所有人類活動的力量的作用同樣強烈，像乾柴燃燒的火焰，轟轟烈烈，持久不熄。 二 15年後。阿爾芒·科蘭出版社以小文集形式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武裝的和平（1871—1914）》，讓我評論它，我感到有點為難。因為這本書是一位優秀大學教員懷著誠心寫的，他一貫腳踏實地地工作，而且搜集到了最好的原始資料。 不過，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不懷成見地認真研究它。 我們不要揪住書名不放。「武裝的和平」，從詞的嚴格和局限意義上看，這種組詞方式就可能值得研究。這裡我們要做的並非這種研究，而是概述從1871年到1914年這一時期的整個外交關係史：這個時期通常被稱作「武裝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承認，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1920年後的和平和1920年前的和平同樣是「武裝的」。 可是1946年以後的和平就是「刀槍入庫」的和平嗎？我沒看出來。重要的是，這本按照教科書的樣子，帶有標題、副標題、段落號和節號的明白易懂的書，與當代史的優秀書籍（對我們來說就是《年鑑》），完全背道而馳。 地理因素，此書一點沒提。人們發現作者既沒有受到法國地理學派的著作哪怕一點點影響，也沒有受到德國地緣政治家的著作的影響。不過作者在接觸德國的那些蠱惑人心的危險言論和主張時，還能守住他的道德底線，這是對的；況且人們在這方面並非總會做得很好；我們還應該知道，1945年，人們在發表一本1940年完稿的書，來論述那些當然不是在空間以外發生的「國際關係」問題時，地理因素是存在的。我們應該注意到，雅克·昂賽爾在其著作中表明的，並且試圖靠它來改革外交關係史學的地理學意義，對本書作者來說還十分陌生。 經濟因素，此書也一點沒提。哦，當然，書中許多地方出現過經濟這個詞，不過是作為一個無關緊要的詞提出而已：經濟被棄之不顧了……可是，列強在一起博弈時，難道不是越來越多地聲稱是為了經濟利益嗎？ 當語法學家讓人向初學者解釋愷撒的一句話時，問：「主語是什麼？」本書作者魯博以及所有和他一樣支持這種陳舊而有害的「外交史」的人回答：「是外交。」不！外交不是主語。而外交家也不是主語的修飾語。主語是1871年到1914年的世界。 是世界。我沒有說歐洲。世界，它的發現、它的成就、它的情感。因為在所提到的這些年裡，世界發生了外交衝突。我的意思是說，在那時，以前還只在某些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某些地區、某些階層存在的某種生活制度，突然普及開來，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使用人類的所有產品，或是智力產品，或是物質產品：這讓人們明確了目標，也沒有了拘束。大家都朝著這個目標。而這就要求人們交流，交流，再交流…… 所以是世界。是世界的情感、欲望、詭計。外交呢？只是一種手段而已。這個世界是野蠻的，沒有秩序，脾氣暴躁，情感偏激，受到一些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被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操縱著，它們十分強大，時刻都有可能掙脫這些人的手；這個世界的強大原動力名為資本、信貸、工業、銷售和貿易組織。外交只是這個世界為了滿足它的情感、它的欲望，表現它的詭計所採用的手段之一。還有其他的手段，如公然而粗暴的武力，具有隱蔽的腐蝕力的貪腐和宣傳。 作者無視這一切，蠻有把握地向我們宣告，「重大事件的複雜原因，尤其是統治者的動機，仍然隱藏在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裡」；自己沉迷於這些至多是趣聞軼事的「統治者的動機」，而且還想讓讀者也沉迷其中；好像這裡不存在明顯而確定的真實原因，不存在深刻的原因，不存在世界性的原因，我指的是工業技術大革命，它就是科學技術大革命的產物，是世界經濟大革命的發生器。無視這些原因，真是不可思議。 當該書作者為秘密外交辯護，滿懷同情地提到那些具有現實觀念的技術專家，在負責的部長監督下工作，「不受偏見和空想的侵擾」時，簡直是在說夢話。「不受偏見和空想的侵擾？」賴伐爾和其他一些可悲的人（他們的名字不提也罷），這些非常可愛的技術專家，在公正、「客觀」、無私的「監督」下，為你們幹得多漂亮啊……我們不想再說了。在1940年前那場和平的小遊戲中，我們的外交家和外交給我們造成那樣的後果——那場小遊戲持續的時間真夠長啊。在1940年前，人們可能聳聳肩膀說：這是對精神犯的過錯。而在1940年後，人們就必須說：這是對法國犯的過錯。我們不想再玩這樣的遊戲了。我們必須大聲發出強烈的呼籲。我們要反覆呼籲，要不斷重複馬克·布洛赫說的話：法國的失敗首先是智力和性格的失敗。 自1850年以來，原本在世界上領導革命的法國，不知不覺（或者它自己意識到了，並以此為榮）放棄了權力。 這是因為物質革命已經發生，而且是因為法國人以他們的穩重、克制、謹慎的過時哲學理念做擋箭牌，繼續搞政治、只搞政治、始終搞政治。「打倒君主制，共和萬歲！打倒共和，帝國萬歲！打倒帝國，共和萬歲！打倒共和，國王萬歲！」——這位國王曾經是個元帥。這就是1848年以來法國的思想史和成見史，有點短，但是真實。是幾乎全體一致的思想和成見。 但是，機械文明的浪潮滾滾而來，越來越洶湧地衝擊著世界。怎麼辦？跳上船吧，用剛勁有力的手握住槳，引領潮流，至少要在精神上引領潮流。人們尋找法國，最終找到了她，心地善良的小法蘭西，那麼聰敏伶俐，那麼通情達理，那麼端莊穩重，穿著過去的舊衣裳，坐在老宅子的風景秀麗的花園裡，手指塞住耳朵，什麼也不聽，翻來覆去讀著她的古典作品。法國式穩重的大師們的作品。 是穩重的大師，還是平庸的大師？ 是啊，這場景很動人，但也很致命。法國做出了選擇。她選擇了災難。沒有人理解這個選擇。人們在法國本該在的地方找她，卻沒有找到。她在玩外婆的舊玩具娃娃呢。樣子恬靜、聖潔、呆頭呆腦的。 好啦！這場景該結束了。法國人——尤其是那些向他人灌輸他們的思想和觀點的人——應該正視事實。到底是誰在領導世界？是外交家，政治家，還是夏佩先生在其最新的著作中指出的，正活躍著的那兩類精英？一邊是精神上的技術專家，即文人、藝術家、道德家；一邊是物質上的技術專家，即製造商和批發商；儘管他們有時可能互相嘲笑，但是為了互相哄騙，他們結成了聯盟——聯合起來統治世界幾十年。 魯博在其著作的第212頁果斷寫道：「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徒總是力求強調經濟因素在國際衝突中的作用，削弱政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影響。」啊！老天爺，「歷史唯物主義」在這裡要幹什麼啊？ 而你又說：「大概是……但是最終……」這種毫不掩飾的搖擺是什麼意思？世界就是世界。你跟我們說：在1914年大戰前，世界根本不像1920年到1940年它將會變成的那樣。而從1871年到1914年，它也已經不再是1848年到1870年那個樣子。為什麼？是因為政治問題嗎？還是因為道德問題？都不是！是因為經濟問題。這是明擺著的。 我再說一遍：在1945年說這個問題，這不是對智力和歷史學負責。對一個法國人而言，是對法國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