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2.體驗歷史學

在講座開班典禮上的發言[11] 我喜歡歷史學。如果不喜歡的話，我就不會當歷史學家了。歷史學家的生涯分兩種：一種就是從事一門職業而已，敷衍應付，談不上愛好；另一種則要滿足人的內心深處的需求：如果人們選擇的職業是一種用腦子的職業，這是不討人喜歡的。我喜歡歷史學，所以今天我很樂意把我喜歡的東西跟你們說說。[12] 我樂意這麼做，這是理所當然的。我不太喜歡把事情搞混，不喜歡用私下的談話來代替會議發言。但是，這些內容我畢竟還是可以跟你們談談的。1899年，我服完兵役一年後（我們那一代人一般都要在七年學業的第一年入伍），我和你們一樣，進了這所學院，學的是文學專業。這是違背自己意願的：我從小就有堅定的志向，要當個歷史學家。可是這個志向無法讓我抗拒兩年的修辭學學習，它比路易大帝重要，無法讓我抗拒對埃米爾·布爾熱瓦的《外交政策史教程》進行兩年的鑽研（後來我認出他就在學校里當講師）。阿納托爾·法朗士似乎在什麼地方說過，小時候他夢想寫一部法國史，「把全部細枝末節都寫進去」。在中學裡，我們的老師似乎都向我們宣揚過小阿納托爾的幼稚的理想。有人也許說過，在他們看來，對於德·夏爾納塞先生在北方幾個宮廷里的使命，即便不能了解全部細節，至少也要了解得儘可能詳細。誰比旁人知道這些細節多一點，他當然就比旁人強了：哇，他擅長研究歷史！ 我有點擔心，我們這個時代從開始到現在，情況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我們法蘭西公學院的一位剛剛過世的同行，大數學家勒貝格，直到生命最後時刻，還保留著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幽默，他曾經帶著這種幽默跟我們談心，說存在著兩種數學：一種很可怕，是總督學的數學，他都承認不太懂；另一種可以弄懂，就是他每天鑽研的數學，沒有任何困難能讓他灰心喪氣。同樣，也可能存在兩種歷史學，大家都不想去嘗嘗前一種的滋味吧？那是莽撞之舉。無論如何這不是我要跟你們說的歷史學。我要說的是另一種歷史學，即總體史，是我試圖發展的歷史學，是我喜歡的歷史學。 一 你們會問我，我是要談總體史嗎？不是的，因為你們的通知是舉行關於「經濟與社會」史的講座。不過也正好，我一定要告訴你們的第一件事就是，嚴格地說，經濟與社會史並不存在。這不僅是因為，經濟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並不是特有的，從這個意義上，就沒必要說經濟與社會的，更不必說政治與社會的、文化與社會的、宗教與社會的，甚至更不必說哲學與社會的。我們一直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把經濟和社會這兩個修飾語聯繫在一起，而使我們產生這種習慣的，並不是經過考慮的理由，是一些很容易確定的歷史的理由，而且歸根結底，我們一直採用的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思想的殘餘，或者說是一種遺產：爭論了長達一個世紀的遺產，被稱作歷史唯物主義的遺產。所以，當我採用這個流行的說法時，當我談到經濟與社會史時，決不要以為我一點不對它的真實含義起疑心。當馬克·布洛赫和我把這兩個傳統的詞印在我們的《年鑑》的封面上時，我們都很清楚，尤其是「社會的」這個形容詞，在時間的長河中，已被人們說得太多，最終幾乎都不想再提了。但正因為如此，我們還是用了這個詞。它那麼招人喜歡，到頭來竟因為一些純粹偶然的原因，讓另一個詞失寵了，弄得這個詞如今形單影隻地出現在《年鑑》的封面上，「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就這麼簡單地變成了「社會」史年鑑。我們欣然接受了「經濟」這個詞的失寵。因為我們一致認為，像「社會」這樣一個空泛的詞，就像是由歷史學的保護神的一道通諭創造出來的，它被當作一種雜誌的標誌，因為這種雜誌自稱四周沒有高牆，而是面向毗鄰的所有園地，廣泛地、自由地甚至不慎重地宣傳一種精神，一種它的精神：我說的是一種任何意義上的自由批判的和首創的精神。 因此我說：沒有經濟與社會史。只有統一的總體史。根據定義，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我所認為的歷史學，就是科學地對從前的人類在極為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較的（這是社會學的公設條件）社會範圍內的各種活動和創造進行的研究，這些活動和創造被按照年代記載下來，它們遍及全球，貫穿更迭的時代。這定義有點長，但是我不相信短得離譜的定義。我認為，按照原話，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偽問題。 從一開始，我就是這樣把歷史學叫作一項科學地進行的研究，而不是一門科學。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在擬訂《法國百科全書》的編纂計劃時，不願按照慣常的要求，為它提供科學的一般分類作為編纂基礎；尤其由於這個原因：說到科學，人們首先提到的是大量成果，可以說是一個裝滿了錢財的寶庫，其中有些是珍貴的，有些並不是；而不強調所謂學者的原動力，我指的是不安於現狀，是質疑傳統真理，不是無休止的，過分注意細節的質疑，而是經過論證的、有系統的質疑，必要時，需要對所獲得的成果重新思考、重新審查、重新修改，使它們重新適應觀念，並由此重新適應新的存在條件，這些新條件是時代和人，生活在時代中的人，一直不斷地為自己創造的。 此外，我來說說人。人是歷史學的唯一對象，這裡指的是一種屬於人文學科的歷史學，這類學科，除了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之外，還包括了所有範疇、所有階段的學科；這種歷史學感興趣的不是某種抽象的、永恆的、本質不變而且永遠保持下去的人，而是一直生活在他們作為其成員的社會中的人；是處在完全確定的發展時期的那些社會的成員；是具有各種職責、擁有各種職業、有著各種操心事和才能的人。這些職責、職業、操心事和才能混合在一起，相互衝突，相互制約，最終達成一種妥協，就叫作生活。 這樣定義的人，人們為了能夠很方便地捉住他，不是抓住他的頭，而是抓住某部分肢體，比如腿或者臂膀即可：人們一拽就拽出的人，總是完整的。這個人不能被切成碎塊，那樣就是把人殺了。而歷史學家不需要破碎的屍體；歷史學家研究逝去的生活。當代大歷史學家皮雷納曾經給出過人的定義：「人熱愛生活，並且知道關注生活。」用一句話說，這個人就是他的一切活動發生的共同場所，而人們可以更具體地對其中某一種活動感興趣，例如對他的經濟活動感興趣。這有一個條件，就是決不要忘記，這些活動總是牽涉到整體，而且是在他創建的社會的範圍內。而「社會的」這個修飾語的意思恰好就在這裡，我們照例把「經濟的」這個修飾語和它綁在一起；它提醒我們，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是實物的碎片，不是人的活動的一個孤立的方面，而是人本身，要把他放在所處的群體中來理解。 請原諒，這些看法有點抽象。然而我說這些看法的時候，既沒有忘記我的真實意圖，也沒有忘記我此刻到這裡來的深層的原因。昨天，我為了你們特意重讀了一些奇特的傑出的文章。在1914年，奧瑟曾發表了米什萊的一些授課筆記，跟以往的文章一樣，他的這些筆記充滿著閃光，是預感和天才的閃光。其中有一課就是在這裡上的，時間是1834年7月10日，是對三年級的學生講課，他們就要離開學校到外省去。等待這些年輕人去的那座城市，沒有整理有序的檔案資料，沒有編好書目的圖書館，旅行又不方便，還沒有地方消遣娛樂，等待他們的就是一所皇家學院的艱苦的教師生涯——為此米什萊要鼓勵他們。 他指出，一個歷史學家，只要願意，在任何地方工作都能出成果。如今，問題變得不一樣了。不過米什萊憑著他的威望，他的熱情話語，以及他的天資的影響試圖做的事情，也都是我要試圖跟你們一起做的。如果我能挽回並且加強某個歷史學家的動搖的志向；如果我能消除對歷史學的一些偏見——產生這些偏見的原因，是你們不幸過多接觸了人們以歷史學的名義向我們提供的東西，是接觸了人們給予你們的，以及直到博士學位的考試還在要求你們的東西，這是唯一讓你們避開或者至少能避開風險的東西——如果我能讓你們產生「當個歷史學家也能盡情享受生活」這種意識，那麼我就能報答一點學院對我的恩情了。 可是，如果我不當著你們的面，跟你們一起研究當今歷史學向那些攀登探索巔峰的人，向那些站在船頭不斷察看視野的人提出的一些現實問題，怎麼能讓你們產生這種「當個歷史學家也能盡情享受生活」的意識呢？ 因為，任何歷史的開端和結束，都是「提出問題」。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敘述」，就是編寫歷史。然而，你們記得，我雖然沒有說過歷史的「科學」，但是說過「科學地進行研究」。這些詞在這裡不是故弄玄虛。「科學地進行」這種說法就包含了兩種活動，就是在任何現代科學工作的基礎上的兩種活動：提出問題，並提出假說。有人向我們這一代人指出過，這是所有活動中兩種有風險的活動。因為提出問題，或者提出假說，根本就是背叛，是讓主觀性的特洛伊木馬潛入客觀性的城邦…… 在那個時代，歷史學者生活在對「事實」的崇敬當中，這種崇敬幼稚又虔誠。他們天真地認為，學者盯著顯微鏡，馬上就能弄懂一大堆事實。這些事實是人們向他提供的，是好心的上帝為他編造的，他不過是記錄這些事實而已。隨便哪位掌握了方法的醫生，只需稍稍盯著顯微鏡，觀察一下標本切片，馬上就會意識到，對於組織學家來說，關鍵並不在於觀察，而是在於解釋一種完全應該被叫作抽象概念的東西。學者按照預先設想的打算，首先經過長時間的、艱難的準備，才掌握他要的東西，而研究者只是因為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並且提出一種假說後才做，可能五分鐘就可以測定。 歷史學家的情況也完全一樣。沒有哪個上帝會為歷史學家提供一些原始事實，會提供一些偶然被賦予了一種實際上十分確定的、簡單的、頑強的生命的事實。歷史事實，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事實，它們的生命也是歷史學家給的。我們知道，人們經常要求我們虔誠對待的這些事實，就和一些抽象概念一樣——而且我們還知道，要確定這些事實，必須求助於證據，這些證據差異極大，有時還極為矛盾——我們必須從中進行選擇。因此，人們常常當作原始事實提供給我們的這批事實，自然而然就會構成事件發生的那個時刻記錄的歷史——我們知道它本身就有一種歷史——而且知道這就是歷史學家的認識和意識的發展史。因此，為了了解不同版本的事實，我們有權要求人們首先接納我們參與考證工作，這種工作已經準備在引用這些事實的人的頭腦中把它們都連接起來。 而且，同樣地，如果歷史學家自己不提出問題，或者在提出問題以後，不提出假說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我就有充分理由說，他在職業、技術、科學能力方面，都不如水平最差的農民：因為連這些農民都知道，不能一見到草場，就把牛羊亂鬨鬨地趕過去，隨隨便便地讓它們到處吃草。他們會把牛羊關進圍欄，把它們系在木樁上，讓它們吃這一片草，而不是吃那一片草。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們想知道原因嗎？一些年來，我們最優秀的歷史學教授，嘔心瀝血撰寫了一些巨著；經過認真細緻的準備，精心編纂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教科書；當這些著作的某一本中充斥了事件、數字和日期，羅列了圖表、傳奇故事或文學藝術時，當這些書的某一本被法蘭西研究院、索邦大學、地方上的大學打下的恭維的印記，比一家好旅館的光怪陸離的招牌還要多時，人們就有了這麼一種印象：「我們要研究的時期（而這也是我們最現實的一段歷史），是它前面時期的延續，也預兆了它後面時期要發生的事情；這個時期就因它所廢除的東西而引人注目，但也因為它所創立的東西而引人注目」，等等。我們還會花更長的時間繼續思考，為什麼許多有才智的人都嘲笑歷史學，離開歷史學，痛斥和奚落歷史學，因為他們失望地發現，下了那麼大的功夫，花了那麼多金錢，出版了那麼多精美的書，結果只是為了傳播那樣一種指導思想，讓那種鸚鵡學舌式的、沒有生命的歷史學長盛不衰，從這種歷史學中，人們永遠感受不到（這裡我引用了，而且我堅持要引用保羅·瓦萊里的話），「人們面對由偉大生活的重大感覺構成的不確定的東西時，所產生的那種憂慮，如諸民族在面臨命運所系的戰役時的感覺；野心家在即將獲得榮譽，或者即將上斷頭台時的感覺；藝術家就要為他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或者下令拆除還支撐著他的建築物的拱鷹架和陳列台時的感覺」，不知為何你們就會對人們激烈反對歷史學感到吃驚，對年輕人對歷史學喪失興趣感到吃驚，對因此引起的歷史學的退步和這場真正的危機感到吃驚，我們這一代人是親眼見證這種歷史學緩慢、逐漸、穩健地發展起來的。你們想想，在我進高等師範學校的時候，歷史學在鬥爭中是獲勝方。對它來說，贏得太多了。這麼說是因為它甚至都不再像是一個具體而有限的學科了，是因為人們把它當成了一種萬能的方法，用來不加區別地分析所有形式的人類活動，是因為如今還有一些落伍的人，在定義歷史學時，不是根據它的內容，而是根據這種方法——它甚至都不是歷史學的方法，只是考證的方法。 歷史學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學科。居斯塔夫·朗松把文學批判變成了文學史，庫拉若的繼承人，性子暴躁的安德烈·米歇爾，把美學批判變成了藝術史，這位主神在盧浮宮學院叱吒風雲。古老的神學爭辯則變成了宗教史。歷史學為這一進步沾沾自喜，為它的征服感到自豪，它自負於世俗的成就，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它不再前進了。它老話重提，反覆修改；它也不再進行再創造了。而每過去一年，它的聲音都增添一點死氣沉沉的音調。 在這期間，一些新學科建了起來。在里博、雅內、迪馬的推動下，心理學把它的方法和對象同時更新了；在迪爾凱姆、西米昂、莫斯的號召下，社會學同時作為科學和學派創建了；高等師範學校的維達爾創立了人文地理學，索邦大學的德芒戎、法蘭西公學院的讓·白呂納發展了它，滿足了一種現實需要，在史學研究中，是找不到任何東西來滿足這種需要的，因為史學研究正逐漸朝著最專斷的、與現實最割裂的外交史學發展——而且還朝著政治史學發展，而從狹義上說，政治史學對所有不是歷史學的東西都瞧不上眼。年輕人對新興學科的興趣越來越濃。鬥爭隨之而來，危機爆發了——一些人把歷史學拋棄了，還有一些人諷刺它。然而，歷史學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占據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至於人們不能不關心它的變遷，而對它的抨擊不會只是聳聳肩了事，這些抨擊的形式可能有錯誤，或者顯得笨拙——常常都是這樣——但是都說出了歷史學的不足之處，這些不足之處需要糾正，而且要趕快：這是一種失望，一種徹底的幻滅——是一種痛苦的感覺，是讓人覺得，今後研究歷史、閱讀歷史都是浪費光陰了。 二 這種局面必須得到糾正——可是怎樣糾正呢？ 方法就是把歷史學和圍繞著它的那些學科之間的聯繫了解清楚，不管它是不是知道，也不管它是不是願意，這些聯繫都是存在的，而且它的命運永遠跟它們分不開。 1834年米什萊在講課時對學生說道：「在歷史學中——就像在斯特恩的小說中一樣：客廳里發生的事，在廚房裡發生了。就像兩塊相互能感應的手錶，一塊在200法里以外指示鐘點，而另一塊會把這個鐘點報出來。」他還對這個例子進行了補充說明：「在中世紀，這就是一回事。阿貝拉爾的哲學敲響了自由的鐘聲，而自由就在庇卡底的市鎮顯示出來。」真是一番妙語啊。我還順便注意到，米什萊沒有把人類的各種活動分成等級：他不像泥水匠，有著過於簡單化的形上學思想：一層磚，二層磚，三層磚——或者是一層樓，二層樓，三層樓。他也沒有建立一種譜系，說這個是從那個派生出來的，這個產生了那個——沒有。他有共同環境的觀念，這種觀念更為精妙。而且很奇怪，我附帶還注意到，如今在我們所處的世界，電已經無處不在，可以向我們提供許許多多的隱喻，來滿足我們的精神需要，可是我們卻還在固執地使用幾百年前的那些笨拙的、呆板的、不貼切的隱喻；總是還要固執地要按照磚層、樓層、礫石——按照地基和上層結構來思考歷史學的事情，而電在線路中流動，它的干擾現象，短路現象，就能方便地為我們提供一整套形象化的比喻，如果將其融入我們的思想環境，將產生更多的靈活性。而事情總是這樣的。一個歷史學家，當他想建立歷史學理論時，就要借鑑科學的情況，（如果他很好學的話）就要重新讀一讀克勞德·貝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這部偉大著作很有歷史學價值。（近一個世紀後，這本書成了規範。）優秀的普拉塔爾從前寫過一篇文章，對哥白尼的太陽系在他那個時代沒有立即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沒有在人類思想中引發革命感到吃驚。如今，還有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值得我們去寫一篇好文章，這個事實就是，三四十年來，在現代物理學的推動下，我們的寧靜生活的根基，即舊的科學體系發生了整體性的動搖和傾覆；不光是這些體系，連所有基本觀念都要重新考慮和修正：首當其衝的便是決定論的觀念。那好，我就想，一百年後，再發生一場革命，今天的概念又會過時，那時，理解力強的人，有學識的人，那些研究人文科學的理論、尤其是研究歷史學的人，會突然發覺有過一些叫居里夫婦、朗之萬、佩蘭的人，一些叫德布羅意、約里奧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只列舉一些法國人吧）。這些研究歷史學的人便會把他們的理論著作中的某些隻言片語據為己有，按照一百年前的觀念來修正他們的關於方法的論著。 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歷史學家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歷史學的危機並不是一種專門只侵襲歷史學的弊病。它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人類精神的一場嚴重危機在歷史學方面的體現。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只是特徵之一，同時也只是最近科學家、學者對科學的態度發生很明顯的轉變所造成的後果之一。 確實，在所有這些新概念產生之初（這些概念是學者，更確切地說，是研究者提出的，是那些推動科學進步，而且常常關心行動，而不是關心研究行動理論的人提出的），出現了「相對論的提出」，這個重要事件，它動搖了我們那一代人年輕時所想像的那種科學的整個結構。 在那個時代，我們就靠著一些觀念無憂無慮地生活，不費什麼氣力，這些觀念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感觀數據，以及可以被看作擬人化的材料，漸漸地、緩慢地建立起來的。首先，一堆知識碎片被以物理學的名義組織起來，最初這些知識碎片各自保持著獨立和不同，並且以一些可比較的事實，以及以它們通過人的某種感覺器官提供給人的方式歸類。通過視覺得到的，就是光學知識。通過聽覺得到的，就是聲學知識。通過觸覺和肌肉的感覺得到的，就是熱學知識。力學知識則更加複雜，它是身體運動的科學，同時通過視覺和肌肉感知信息，並由此結合成各種器官的感觀數據；還有，也許是由於擁有更豐富的直接信息，也許是由於對力學感興趣的人因為實踐和技術方面的緣故好奇心更強，產生了更複雜的，但發展也更快的知識。例如，為了製造機械，建造磨坊和鋸木廠，人們提出了一些越來越複雜的水力學問題；為了製造和繼續完善火器，尤其是為了製造大炮，人們提出了越來越艱深的彈道學問題。而物理學的其他科目，那些人類在其中不太能得到直接經驗的科目，發展就比較慢，尤其是電力學和磁力學這兩個新領域，因為感覺器官根本或者幾乎無法直接去感知。 我不必說力學是怎樣開始一點一點地對各門科學產生影響，並且滲入其中的，再說我也會被阻止這樣做，況且這對我講話的目的一點用處也沒有。首先，它兼併了聲學，用振動來解釋聲音的感覺。然後它創立了天體力學，把人類的運動法則——把我們祖先的頭腦根據他們自身的肌肉力量得出的運動法則，應用於宇宙星辰。接著它又把它的方法和法則推廣到整個熱學領域、整個流體力學領域。而光學、磁力學、電力學無疑還在抵抗——但是人們已經相信，可以宣告已經征服它們了；人們已經宣告，而且提前慶祝笛卡爾物理學、宇宙幾何學無可爭議的全面勝利；巨大的希望已經萌生了，人們總是在同一方面看出苗頭，預告精神的東西成功化簡為物質——而當這突然成了革命時，我們歷史學者，在這個一切在我們看來都用已知數字來標記的科學世界裡，曾經是覺得自在的。這場革命分為兩個時期：先是電力學、磁力學，甚至光學的突然出現，抗拒預先宣告和慶祝的合併。後來，從由麥克斯韋在安培和法拉第的實驗的基礎上創立的電動力學，與牛頓在哥白尼的觀察的基礎上創立的力學之間發生的形式上的對立，又發生了融合，就是這種奇妙的融合，改變了原先關於時間、長度和質量的觀念，把整個物理學都囊括進去，並且用成套的定律，把被舊概念分離開來的因素聯繫起來。 其間，生命領域也在發生一場類似的革命——一場由微生物學引起的革命；人們通過觀察，得出了「機體是由大量千分之一毫米大小的細胞構成的」這種觀念。而當裸眼觀察到的生物機體越來越顯得像一些物理化學的系統時，一些力學定律、地心引力等對微生物學所揭示的機體的作用，卻又似乎可以忽視。那種在人們認為有機體，至少是基本有機體，似乎也受經典力學定律支配的時代產生的解釋性理論，對它們不適用了。相反，微生物學所理解的機體，自身沒有強度，不是實心的，其中有空洞，而且這些機體的絕大部分只是能被一些力場穿透的空間。這樣，人就突然改變了世界。在他面前，有像他本人軀體的機體，裸眼可見，手可觸知；一些具有重要機制的機體，例如我們想到血液循環機制，以歐幾里得幾何學為基礎的經典力學定律，曾經而且仍將適用於它們。但是在他面前，構成機體的還有我們無法描述大小的億萬細胞。而在細胞層面上發生的情況，又經常跟我們的感性認識不相符。我們這樣突然看見的機體，最近的工作成果向我們揭示的機體，可以說超出了「我們的常識」，並且違背了這些常識。而在生物學領域，機體組織的空洞，也讓我們習慣了不連續的觀念，而這種觀念也從另一方面隨著量子理論進入了物理學，這大大加劇了相對論已經對我們的科學概念造成的破壞，它似乎對傳統觀念，對舊的因果關係觀念提出質疑；因此也一併對決定論這個任何實證科學的無爭議的基礎——老的經典歷史學的這根不可動搖的支柱提出質疑。 這樣一來，整個世界觀一下子就崩塌了，多少代的科學家，連續幾個世紀，以對世界抽象的、適當的和綜合的表述構建的整個結構崩塌了。我們的認識突然超出我們的理性。實際存在突破了抽象理論的邊界了。靠牛頓力學即推理力學來解釋宇宙的嘗試止於這場突如其來的挫折。我們必須以新理論來代替舊理論，必須對此前我們還賴以生活的所有科學觀念進行修改。 這裡如果把要修改的東西一一指出來，需要太長的篇幅。我們注意到，沒有什麼東西是不需要修改的。科學事實的概念，科學定律的概念，偶然性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學科本身的全面和整體的概念，乃至科學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一些學科，像從前奧古斯特·孔德所提出的那種在同一門類下分成不同等級的學科，其雙重缺陷一下子就暴露出來：它既不承認科學工作深遠的統一性，又不妥當地使事實狀態轉變為理論狀態；例如，它把傲慢自大的幾何學和力學送上科學的巔峰，它們就為自己的完美形象感到沾沾自喜，並且把它們的法則——它們的真理的法則，它們的抽象的、絕對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則，當作典範一樣，可以說當作標準一樣，推薦給其他學科。什麼是學科？學科就是一些分離的領域。是雜亂的混合物。而且所有的發現並不是在各個學科內部得到的，而是在學科的邊界，在邊緣，在分界線上，它們就在這些地方互相滲透。這就是學科。至於科學嘛，它和藝術差不多，而且對此我們可以引用貝特洛的話。1860年，貝特洛說到在合成的基礎上創立的有機化學，當時他就陶醉於他早期的成就，宣稱：「化學創造了它的對象。」他還補充道：「這種創造能力就像藝術本身的創造能力，從本質上使化學跟自然的和歷史的學科區別開來。」他明確指出，因為這些學科「有預先給定的，而且與科學家的意願和活動無關的對象；它們不支配的對象」，而新化學卻「有能力構造大量人造生命，與天然生命相似，並且具有它們的一切性質」。當科學家漸漸地把理解，而非認識視作科學努力的終點時，區分就變得過時了。當科學家漸漸地把科學定義為一種創造，我們稱之為「構造對象」，而且注意到其中隨時都有科學家（通過他的意願和活動）在進行干預時，區分就過時了。 這就是當今的科學的環境。這種環境與昔日的——我20歲時的科學的環境不再有任何共同之處。那種科學所依賴的公設條件都徹底遭到動搖，受到批判，變得過時了。科學家早在多年前就拋棄了那些公設條件，代之以別的公設條件。那麼我就要提一個問題，只是一個簡單問題：我們歷史學家還要獨自繼續承認那些公設條件有效嗎？此外，如果我們所用的有關科學觀念的全部材料，確實正好是從幾十年前那些對在拿破崙時代意義重大的自然科學，即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科學感興趣的人那裡獲得的，這種承認還有什麼用？我們難道不需要用一些更準確、更近似的新觀念來替代那些過時的觀念嗎？無論如何，我們難道不需要徹底打消依靠五十年前的「學科」來支持並論證我們的理論的念頭嗎？因為五十年前的學科不過是一些回憶和往事而已。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回答了這個問題，就能解決歷史學的危機。而如果學科確實都是相互關聯的，答案就是可預知的，無須鄭重地把它說出來。 這就是在我們眼前上演的大戲，是許多大戲中的一場。因為還有許多別的大戲在我們的眼前上演，劇情衝突不斷形成、化解，我們卻沒有給予它們短暫的注意。唉，要是我有時間就好了！我多麼想以參考和比較為由頭，跟你們說說所謂進步的悲劇呀！我多麼想為你們描述一下，19世紀強盛的市民社會的創造者、組織者，以理性為基礎發起他們的力量，並依靠明顯理性主義的哲學來支持這種力量，後來到了19世紀末，當瓜分世界遇到困難，當群眾都組織起來，並且越來越迫切地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時，情況就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這些組織者把理性扔到海里去了，而且就在他們把生活託付給技術，託付給從前被父輩稱讚為進步的那些科學的應用——它們不再是為他們服務，而是在奴役他們——之時，他們就不再絕對相信科學和進步，而是宣告它們徹底失敗了……這是可悲的矛盾。不過，如果真是因為這些人已經不再相信這些用技術來奴役他們的科學的人文價值，這種矛盾是能夠化解的。當人們的視野內沒有任何重要目的吸引他們時，手段就變成了他們的目的，而自由的人類就變成了它們的奴隸。 對我們歷史學者來說，這是重要的教訓。我們決不要忘記，歷史學是關於人的科學。是關於人類社會的持續變化的科學，是要按照物質、政治、道德、宗教、知識存在的一些新條件，進行持續和必要的調整的科學。是在所有時代，在人類的不同但同時存在的生存條件之間進行協調，使和諧持續地和自發地確立起來的科學：這些條件包括物質條件、技術條件、精神條件。歷史學就是從這裡獲得生命。它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不再當婢女，而且不再追求那個各方面都具有極大危害性的夢想：把昔日的死者口授的所謂法則強加給活著的人。而我既然有幸知道，在這個大廳里，有一些年輕人決定畢生獻身於歷史研究，我肯定要對他們說：研究歷史，就要堅決背對過去，首先去生活。你們要和生活相結合。或許，還要和整個多變的智力生活相結合。歷史學家們，你們要成為地理學家，還要成為法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不要無視重大演變，它正在快速改變我們面前的物理宇宙的自然科學。但是你們還要去體驗一種實在的生活。你們不要只是待在海岸上，手足無措地看著暴風雨肆虐的大海上發生的事。在遇到風浪的船上，你們決不要做巴奴日，因為膽小而名譽掃地，甚至也不要做龐大固埃，他只是死命抱住主桅杆，仰望天空，苦苦禱告。你們要像約翰修士那樣，捲起袖子，幫著水手駕駛船隻。 這就完了？還沒有。要是你們繼續想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把你們的歷史學家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分開，那麼你們甚至會一事無成。做的和想的之間沒有隔閡，沒有藩籬。對你們來說，歷史不應該像一塊死氣沉沉的墓地，只有一些沒有實體的亡靈在遊蕩。你們應該鬥志昂揚，身披戰塵，任衣服上凝固著被打敗的怪物的血，在沉睡著歷史的古老宮殿中，把它的門窗統統打開，讓陽光重新灑進來，讓聲音重新響起來，讓你們自己的活力煥發出來，煥發你們的熾熱而年輕的活力，喚醒沉睡的歷史公主的被凍結的生命力…… 世界，這個破碎的、分裂的、流血的、呼籲寬恕的世界，它的統一不是靠外部干預來恢復的，而是要靠這個世界中的每個人，通過每個人的深邃的思想與無私的行動完美一致，要靠每個人的全部天賦，只有這種天賦將允許我們以恢復的全部信心，對「我夠資格嗎？」這個重要問題作出肯定回答。 請原諒我採取這種方式講話。對歷史學家我尤其要這樣說話。不過，要是他們真想認為，我這樣對他們說話，是沒把他們當歷史學家看，我請他們在發這種牢騷之前務必三思。這種牢騷非常致命。 歷史學和任何學科都一樣，也需要一些優秀的工人和工頭，來按照別人的圖紙正確地施工。它還需要一些優秀的工程師。他們必須能看到藩籬之外的事物。他們必須能夠描繪一些宏偉藍圖，然後就靠能工巧匠通過有效的工作來實現。要描繪宏偉藍圖，就必須有宏大的思想，就必須對事物有明晰的了解。他的工作必須與他所處時代的整個發展保持步調一致。必須拋棄瑣碎的、無價值的、貧乏的、落後的東西。總而言之，必須會思考。 歷史學家們嚴重缺乏的就是這種東西，半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能認識到這一點。他們不應該再一直缺乏下去了。不然的話，面對「非得研究歷史不可嗎？」這個問題，我會幹脆勸你們放棄研究。不要浪費生命。生命浪費不起。此外，我也希望人們廣泛了解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建立起來的關係，這麼做不是阻止人們去抓住具體問題，也不是阻止以講求實際和實用的方式提出問題，而是相反！這是我打算在下次講座上向你們指明的東西。相較於他們的入門課，歷史學家們也許更喜歡這些課，也更感興趣，如果這樣，我只求他們想到，所有東西都是相互關聯的；而且也需想到，對建築師而言，全面的文化修養，也許比做好磚石工程的本事更有用。 今天我想對你們說的就是這些，語言沒怎麼修飾。你們也耐著性子聽完了，我要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