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哲學 · 第十四章　晦暗不明的歷史和傳說時期的新原理

我們已經說過，維柯之前的歷史研究不是輕信盲從就是沒有批判原則的。《世界編年史》的時代，以及無論多麼粗俗的無稽之談和任意偽造都被當作歷史接受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了。由少數幾個人文主義者撒下的種子已經在義大利知識分子中，在法蘭西的法律學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學派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所有的編年史學家、碑銘研究家、考古學家、地方志學者和地理學家，他們在17世紀裡共同寫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關於古代歷史起源的文集。正當語文學家們依此改進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補空白之際，培爾、封特耐爾、聖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許多人卻致力於傳播一種懷疑主義或者像人們稱呼它的那樣，傳播一種歷史皮浪主義（極端的歷史懷疑主義），這是唯理智主義哲學帶來的後果；這樣一來，預示著關於歷史的真理和功利之爭必以巨大的氣勢在接下來的世紀中產生。 後一種趨勢是吹毛求疵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一般說來，它的目的是瓦解歷史，因為歷史懷疑論很容易表現出一種適合上流社會和智者需要而提出佯謬的性格，它對研究的進展沒有多大貢獻，充其量，它也只是成功地產生了強烈的反作用。維柯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欣賞傳統和權威。從另一方面來看，評說早期的語文學者和文物工作者所作出的嚴肅努力的失敗也是唯一適當的事情。他們重新整理證據，揭露明擺著的虛假，重構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的花名冊，整理編年史，否認某些傳奇；然而，不知是由於純學者和語文學家的思想傾向還是因為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他們既沒有對古代歷史和原始歷史的感覺，也沒有傳達一種對古代和原始歷史的感覺。他們在細節問題上強盛有力，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軟弱無力。比如說，在書寫不為人知和沒有普及的時代，民謠文化是傳承歷史的一種方式，當一個卓越的天才領悟到民謠文化的重要性的時候，這一震驚激勵他從頭到腳重鑄自己的直覺和原始生活觀念，維柯就是這樣的人，他幾乎在閃念之間領悟到了確定性的哲學形式以及精神和社會生活的兩個階段，在實際的歷史中，與之對應的是晦暗不明階段與傳奇階段。 維柯從一種懷疑論出發，開始了自己的歷史研究，這種懷疑論與學者和民族的偏見有關，這些偏見一般涉及古代的事實和性格。在與這些偏見鬥爭的過程中，維柯擬定了一系列的原則或「格言」，這些格言顯然是受到了培根的假相的啟發，他們在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提出了類比的假相，維柯的研究首先是防止「宏大的意見」，這種宏論直到他自己的時代仍一直被堅持。關注最遙遠和鮮為人知的古代，一個天真的幻想，維柯把這種幻想的起源追溯到這一事實：當人類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態時，他就把自己提升為宇宙的準則。這是維柯與培根最相類似之處，準確地說，因為這種觀點與種族假相的類別一樣，在種族假相中思想依據擬人的類比而不是依據宇宙本身而使自身成為事物的準則，種族假相是建立在同樣意見基礎上的評論。「以訛傳訛」，塔西佗的「不為人知之事皆為偉大之事」皆屬同類。從此以後，一種解釋古代風俗的習慣出現了，人們解釋古代社會的風俗習慣以期從中發現它們與現代文明生活的風俗習慣有什麼相似之處或優於現代的地方。因此，西塞羅尊崇早期羅馬人的人道主義，他們在戰爭中呼敵方為「客人」。他們沒有認識到，實際情況恰恰與此相反，那些客人是hostes（外邦人，民族的敵人），是異己者，是敵人。同樣，塞涅卡通過證明主人有善待奴隸的責任這一方式回憶道，「在古代社會裡，主人被稱為家族之父」，好像父權家族不可以有這種本質的轉變，他們不僅要善待奴隸和仆傭而且要善待自己的孩子，他們對自己的孩子和奴隸一視同仁。格勞秀斯為了展示古日耳曼人舉止優雅，他在這種偏見的指引之下搜集了大量的野蠻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殺人者只被處以幾個便士的罰金；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正是貧窮粗俗的奴隸之血不值錢的證據，準確地說，貧窮粗俗的奴隸是被這些法律提及的「弱者」。 其次，維柯警告我們不要依賴「民族的自負」，就像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所觀察的那樣，希臘人或野蠻人、迦勒底人、西徐亞人、埃及人，還有中國人都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人性，發現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從世界開端至今的記憶。他們中的每一個已有幾千年沒有相互來往了，交流本來可以使他們共享各自的觀念。一個睡在小屋中的人與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樣，黑暗使他誤入歧途，他甚至認為這間小屋大得出奇以至於無法親手觸到它。維柯接受了這些夢幻者對某些知識的吹噓，他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個民族的各種記憶中作出選擇，因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聲稱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維柯把「學者的自負」與「民族的自負」相提並論。學者們渴望自己的知識和世界一樣古老，因此，他們熱衷於在古人中想像出一種不可接近的神秘智慧，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將這些神秘智慧和他們所傳授的觀點調和在一起，他們用古人裝束喬裝打扮目的是增強自己觀點的可接受性。這種錯誤不僅柏拉圖犯過，尤其是在《克拉底魯》篇的研究中，古代和現代的歷史學家概莫能外，維柯本人也陷入其中，因此，他能夠在自己的著作中設身處地地研究它，當他寫作《論原始智慧》時，他自信已經在拉丁文的詞源中找到了義大利人形上學的證據，確切地說，義大利人的形上學與他自己的真理與創造物相互轉換的學說一致，與他自己的形上學的觀點一致。 從這三種偏見，尤其是從「學者的自負」產生出了第四種偏見，在這兒，我們稱之為「根源偏見」或「文化海峽」，富有嘲諷意味的是，維柯稱之為「各民族的學究序列」理論。舉例來說，根據這一理論，索羅斯特為迦勒底人教導了伯羅蘇斯，伯羅蘇斯接著也為埃及人教導了偉大的交通神麥庫里斯，麥庫里斯教導了埃及人的法典制定者阿特拉斯；阿特拉斯·俄耳浦斯教導了色雷斯的傳教士；最後，俄耳浦斯在希臘建立了自己的學派。經歷了這些漫長旅程之後，的確很容易達到那些幾乎沒有擺脫奴役狀態，棲居於高山之巔，隱身於幾乎不可通達之所甚至不被鄰人所知的原始諸民族！這些漫長旅程承擔著把已發現之物傳播開來的使命，任何民族都能為自己創造這種發現。當諸民族通過戰爭和談判互相認識的時候，如果他們意氣相投，那是因為他們都有一些探求真理的動機，都源自於相同的人類需要。我們有必要像這些法律的對比者或探源者一樣，為了解釋在巴勒斯坦、雅典和羅馬人們為什麼公認有權在夜間殺死小偷，去假設雅典人的法律和摩西律法曾經影響過羅馬人的法律嗎？畢達哥拉斯有必要跋山涉水到像印度一樣遠的地方傳播靈魂轉世學說嗎？ 仍然有人持有這樣的偏見，他們認為古代歷史學家所傳遞的原始時代的信息是最準確的，其實不然，他們對最初歷史的了解和我們一樣寥寥無幾，甚至還不如我們。至於希臘史，維柯發現，更確切地說是他設想，他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了一個證明：直到上一世代為止，希臘歷史學家對他們自己時代的一切一無所知，維柯還發現希臘歷史學家只是在色諾芬時代才開始有關於波斯人的準確信息。羅馬歷史學家通常以羅馬的建立為歷史之開端；但是，羅馬的起源一定不是世界的開始。羅馬是一座建立在拉丁姆區大量的卑微而更古老的民眾之中的新城市。甚至羅馬的李維也拒不保證布匿戰爭之前的早期數世紀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雖然他能精確地描述布匿戰爭。李維甚至坦率地供認他根本就不知道漢尼拔怎樣完成了他那偉大的、值得紀念的從西班牙到義大利的長征，是經過考提山口越過阿爾卑斯山，還是經過彭恩山口。這就是古代歷史學家準確傳遞的信息！ 由於這些和類似的可疑原則，整個希臘歷史上至希羅多德和羅馬時代下迄第二次布匿戰爭，對維柯來說，好像都不可信，都是無人認領的疆域，因此可以說，這是一片憑先占權就可進入並擁有它的土地。維柯用那些直接從我們已經列舉過的消極原則產生的積極原則武裝自己，之後，他進入了這一片領地。即使維柯否認那些與他們自己所描述的事實有時間距離的歷史學家的可信性，即使他的民族自豪感大打折扣，即使他讓幻覺和冒充的知識分子昭然若揭，他依然不會滿足於這部破壞性的著作。他廢除了過時的不值得信賴的方法，專心致志於提供一個新的、品質優良、堅韌無比的方法。他致力於提供一個方法體系，有了它就能夠獲取新的歷史文獻，也能夠改進對已知文獻的研究。事實上，除了從公認的敘述轉到以敘述為基礎的文獻，歷史知識從來沒有取得任何進步，只有這些文獻才有肯定、糾正和豐富這些敘述的權力。 維柯對歷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揭露了關於最早期文明知識的第一源泉是語言的詞源學。在他那個時代，詞源學研究的常用方法純屬任意：他們考慮每一個音節或字母的發音並尋找其他表面的相似性，從這些事實推斷出一個單詞是來源於這種還是那種語言，是來源於希臘文、拉丁文還是希伯來文。但是，只有當人們牢記，語言是一個民族古代生活最好的證據時，詞源學才成為一門富有成果的學問。人們的生活依賴於語言，與此同時生活又創造了語言，因此，研究人員從來沒有停止通過習俗理解語言，也從來沒有停止通過語言理解習俗。這樣一來，研究抽象詞彙的詞源學把我們領到了純粹素樸社會的核心。例如，「intellegere」的意思是理解，它使人們想起了「legere」，這個詞的意思是收集地里的產品（正因如此，「legumina」指蔬菜）；「disserere」的意思是討論，它與散落的種子有關；關於無生命事物的絕大多數詞彙都顯示出了與人類軀體和其成員以及人類的感覺與激情之間的關係；這樣看來，「嘴」意味著任意的孔眼，「唇」意指罐子的邊緣，「額頭」和「後背」被用來指前邊和後邊；諸如此類。維柯致力於創建一門普遍適用於所有土語的詞源學科學；土語是由單音節詞構成的，大部分是象聲詞詞根；另一種是在各民族相互認識之後引進的外來語；第三種是用於國際法科學中的通用詞彙，雖然不同民族從不同的觀點出發，給這些詞冠以不同的名稱，但是這些詞應該能夠顯示出人、事件或事物在本質上的相似性；最後一種是心靈語言的詞典，它適用於所有的民族，心靈語言的詞典應該能夠解釋諸民族實體觀念的一致性和這些觀念在各民族思想中的不同表現，各民族的思想與人類共有的需要和效用有關，依據各民族在地理位置、氣候、身體特徵和習俗的差異，心靈語言詞典能夠向人們敘述各種有聲語言是怎樣起源的，又是怎樣匯集成了一種理想的通用語言。 解釋神話或傳說是維柯開啟的第二個源泉，神話和傳說不是比喻、虛構或欺詐，它是關於原始人類的科學，神話和寓言符合維柯的學說。在《普遍法律》中，維柯區分了四種不同的並且前後相繼的神的特徵。首先，它們代表著自然事件，朱庇特代表天空，黛安娜代表流水，狄斯或閻王代表地下，內普敦代表海，等等；其次，諸神代表人類事務，比如說，烏爾坎代表火，塞利斯代表穀物，塞探代表種子；再次，諸神代表社會事件；最後它們升上蒼穹，化作星辰，地上的和人類的事物與神聖的事物被區分開來。然而，在兩版《新科學》中，維柯幾乎都在強調神的第三個特徵或社會含義，在維柯眼中，這是原初的，因為他流露出這樣的思想：最早的民族太關注他們自己了，太沉溺於艱辛困苦的生活了，以至於不能對社會事件進行抽象的思辨。由此，他發現神話學反映了原始諸民族的制度、發明、社會分裂、階級鬥爭、遊歷和戰爭。甚至在相當先進的時代，維柯仍然敵視自然主義和哲學的解釋。那個「認識你自己」的古代智者的名言對維柯來說，好像只是對雅典民主制的一則建議，為的是認識雅典民主制自身的力量所在，後來卻被轉變成了一種形而上的、道德的命題。除社會解釋原則之外，維柯還建立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即在較晚近的腐化時期，人類開始用自己的觀點解釋習俗之際或當人類盡力通過幻想諸神已為他們樹立了榜樣來證明自己的貪慾是合理的時候，猥褻的含義就被嵌入神話里了。從此就出現了朱庇特與人通姦，品德高尚的赫庫勒斯與朱諾不共戴天，貞潔的黛安娜懇求與正在睡覺的安第明擁抱，阿波羅追逐溫柔少女至死不肯罷休，馬斯不滿足於在陸地上與維納斯交媾，甚至追她入海，再次尋歡；還有更糟的，朱庇特愛上了蓋尼默德，後來變成天鵝又愛上了勒達。這種表述只能導致無拘束的邪惡，就像泰倫斯喜劇里年輕的賈里斯所做的那樣。不過，所有的神話在其最初的形態和含義上都是嚴肅的、樸素的，都配享民族奠基者的美名。比如說，阿波羅追逐黛芙妮的故事是指魔術師和占卜者們安排完婚禮並跟隨女人們穿越森林，在森林中他們仍然可以得到男女亂交的狂喜；用皮帶手套掩蓋自己裸體的維納斯是莊嚴婚禮的端莊象徵；英雄們是朱庇特之子，他們不是通姦者的子嗣，而是永久的、莊嚴的婚姻的結晶，這樁婚姻依照朱庇特的意願舉行了儀式，占卜者顯示了這一婚禮的盛況。純潔者觀萬物，萬物皆清，污穢者觀萬物，滿目皆污，森林與山巔永遠產生不出密室與妓院裡的幻想。 除了語言和神話這兩個豐富資源之外，維柯命名並運用第三個資源，他稱之為「古代世界的偉大片段」，那是說，歷史學家和詩人保存了古代世界的記憶，例如埃及人關於神、英雄和人這三個時代的傳統；荷馬運用了神的語言；瓦羅搜集了三萬個神的名字並說最早時代的自然的、經濟的、道德的市民生活需要這個數目的名字；李維稱羅慕路斯的叢林為「古代創建城市的平面圖」；還有另外一些古代歷史學家的閃光的言論。迄今為止，這些片段仍未被用於科學研究，它們躺在一邊，污漬斑斑，模糊難辨，殘缺不全，一旦它們被澄清、修復、組合在一起，它們就會向人們傳遞出有價值的信息。他沒有忽視建築師和雕塑家們留下的遺蹟，儘管他很少運用它們，他還發現，從長遠考慮這些遺蹟沒有什麼實際價值。他聲明，對於有史時期而言，最可靠的文獻是公用的鑄幣，對於傳奇和模糊不清的時期而言，最可靠的是「留存於大理石中的某些痕跡」。這些痕跡是古代習俗的見證，比如埃及人的金字塔，它們上面帶有用象形文字撰寫的銘文和其他的古代世界生活的片段，在各處發現的金字塔都帶有相似的象形文字。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維柯為建立在技術發現基礎之上的論證和在史前史考古領域得出結論樹立了榜樣。舉個例子，他說，人類生活的一個早期階段是通過是否吃烤熟的肉來區分的，烤肉是最簡單、最不精緻的一種食物，因為烤肉只需要火，別的什麼都不用；稍近的時期由水煮肉來區分，水煮肉也只需水、鍋和三腳架而已。 維柯手中最有威力的研究方法是比較法，包括將為人熟知的發展過程與那些不完全為人所知或只是部分地為人所知的發展過程進行比較並以前者為基礎對後者進行相應的重構。比如，羅馬史中發現的證據揭示了英雄主義的原則，這一原則有助於解釋希臘人的傳奇歷史，有助於彌補埃及歷史的缺陷，還有助於闡明所有其他古代民族的晦暗不明的歷史。維柯雖然不否認各民族之間相互交流的事實，但是他對濫用這一觀念的做法嚴加斥責，他把這一觀念對於原始社會的價值降到了最低限度。他把自發發展的觀念應用於原始社會並致力於運用比較方法重構原始民族的發展歷程。維柯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運用比較法，他還利用從迥然不同的國家和時代得來的材料充實比較法。例如，為了解釋轟鳴的天空怎樣對原始人類暗示神的觀念，他提及了這樣的事實：當美洲土著第一次聽到噪聲並認識到西班牙人手中的火器有致命的效果時，他們把西班牙人當成了神；狂熱吟誦荷馬史詩的人使維柯想起了在那不勒斯的碼頭上演唱羅蘭的敘事曲和戰士之歌的歌手。這種對古代詩人早已描寫過的事情的改造和變形要麼與母親為了哄小孩所講的妖怪和仙女的傳說相似，要麼與魔術師墨林的零零星星的中世紀傳奇相似。他對壁爐神話窮追不捨，一直問到燒圓木的習俗，在卜迦丘時代的佛羅倫薩，家長常在新年這一天點燃壁爐，並在上面灑香水和酒，在那不勒斯，只有窮人才在聖誕夜燒圓木。維柯沒有提到拿破崙統治時期按爐計算家庭數量的習俗。維柯把巨蛇辟通以及其餘的神秘的蛇與維斯康惕的蝰和在法國北部用象形文字字體寫的「rebus de picardie」（庇卡底人的字謎）聯繫在一起。 在更早期的或當代語文學中為這些原則去尋找清晰的先例是無用的，維柯創立這些原則，不管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為的是研究史前史。這些原則與維柯整個的哲學思想連在一起，相依為命，以致於這些原則永遠不會引起對這個思想本身的偏離。當以無偏見的眼光來考察——使具有天分的人能看到沒有被歪曲的事物的力量——並通過心靈的研究而準備按事物的真實本性來接受它們之時，古羅馬法律、習俗、習慣用語、荷馬史詩、拉丁語詞的粗陋片斷理應在維柯心中激起了一種反叛和暴動，一種相對於他那個時代富有學識但蒼白無力或誤入歧途的歷史研究的反叛，就像在一世紀之後在奧古斯丁·梯葉里的心中所產生的反叛那樣，因為他看到，正如夏朵布里昂的詩篇中所描繪的那樣，帕拉曼德和他的法蘭克人，手執粗糙殘暴的武器，喊著恐怖的戰爭口號，唱著他們野蠻的歌曲，進行著肆無忌憚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