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要從曹操活動的主流來評價曹操

我就曹操一生活動的主流發表一些意見。務虛的性質較多，一定有很多不全面和錯誤的地方，希望同志們指正！ 首先，我想在討論曹操時，也就是估價統治階級歷史人物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要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考察，把人物放在所屬階級的範圍里研究。這樣才符合於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的要求。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估計得恰如其分，接近真理。如果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而不抱著階級觀點，對於人物沒有區別地對待，結果必然不是估計過高，就會要求過苛，都是錯誤的。史達林對彼得大帝估價很高，但同時他說，拿彼得大帝和列寧相比，列寧是汪洋大海，彼得大帝不過是滄海一粟。這就是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衡量人物。統治階級中任何偉大人物，儘管他怎樣突破階級限制，起進步作用，歸根到底還是屬於統治階級，受到階級局限，和無產階級的人物根本不能相比。在有些肯定曹操的文章里，似乎這一點注意不夠。例如郭老說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好像黃巾軍還虧得有曹操承繼了他們的事業。又說他「能夠體貼民情」，「何等重視勞心與勞力的人」（以上引文均見《替曹操翻案》，《人民日報》1959年3月23日）。這樣便沒有把曹操放在統治階級人物這一範圍里考慮，忘記了封建統治者的剝削本質，忽略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間利益之衝突與矛盾之不可調和。因而使人覺得對曹操的優點和功勞誇張過分，超過了一個封建統治階級人物所應得到的估價和誇獎。這裡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第二，討論曹操要看他比前人或當時人多作了些什麼，作了些什麼前人或當時人沒作的好事或壞事，這就是列寧所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頁53）。這樣去估價才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第三，我覺得估價人物活動最重要的是從他的主要方面，一生活動的主流去考察，特別是要從政治活動方面去考察。政治活動中又有主次之分。而考察這些活動的標準，是它們對於人類歷史、社會發展起什麼作用。是運用了發展規律起正面的好作用，還是違背了發展規律起了消極作用；是根本符合於當時人民的利益，還是根本違背當時人民的利益。私人道德和作風固然應當考慮，但終究不起決定作用。因此曹操的儉德可風和權謀變詐，在評價歷史作用時，就不一定給予很多考慮了。根據上面這三條，我覺得曹操一生的主要活動或活動的主流，是發展生產和統一北方。發展生產也是為了統一。次要活動是鎮壓黃巾、打烏桓和文學方面的倡導扶持。下面分別談一下我的看法。 主要活動方面是統一事業。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一貫地把統一中國當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且他確實部分地完成了這個使命，統一了北方。首先應該肯定，統一的中國，比起分裂的局面來，對於當時廣大勞動人民是有利的。有人認為曹操「統一北方後所進行的擴張戰爭，是違背歷史規律和人民願望的」，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真理的見解。但是，我們說曹操的活動符合人民願望，並不是說他是從人民願望出發，為人民的利益而求統一。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的統一事業，都不可能是從這樣意圖出發的！曹操也決不例外。他只是為了鞏固統治，擴大勢力，是封建統治者政治勢力強大後照例要求的擴張而已。然而這種統一的企圖和活動，客觀上卻起了正面作用。雖然曹操沒有統一全國，北方人民的生活已經比起長期戰亂割據局面之下的日子要好得多。這裡就要問，曹操在統一事業上，比起當時吳、蜀的統治者究竟如何呢？是多作了點好事，還是作得少些呢？吳、蜀的統治者也是要統一中國的。諸葛亮要「北定中原」，孫權也心心念念要北伐。他們要求統一的目的，也和曹操沒有什麼大區別，只不過諸葛亮還加上一個「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企圖而已。但是我認為，曹操進行統一事業比諸葛亮和孫權看得更深一些，作得更多一些，措施也更有效些。因而也應該予以更高的估價。 雖然曹操所憑藉的基礎——中國北部地區，比較廣大，兩漢以來，一直是生產比較先進，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但是經過漢末割據戰亂，人口之凋敝，生產之破壞，遠比江南和西蜀為甚，曹操所面臨的困難，比孫吳、西蜀嚴重得多。他採取的措施如興屯田，開水利，種水稻，推廣生產工具等，對發展生產起了很大作用。雖然最初屯田是在邊境，為供應軍糧，以後又推行到各地。經濟恢復了，才有可能進行統一事業。諸葛亮也搞過屯田，但在他統治下的西蜀，比起東漢末年，似乎經濟並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孫權在這方面的措施也並不顯著。應該說，曹操是在更困難的條件下作出了更好的成績。 曹操不只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心目中還要建立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我認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在中國所以很早就出現，是和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密切相關的。中國在秦和西漢時期是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並行，而前者常常占主導地位。封建國家手裡控制著較多的土地和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因而有條件實行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馬克思在他著作中好幾處都強調東方沒有土地私有制存在是了解全東方情形的關鍵，「國家在這裡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主權在這裡，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起來的土地所有權」（《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頁7）。雖然他主要是指波斯、印度、阿拉伯等國家，但對於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秦和西漢時期，應該也大致適用。當我們尋找東方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出現較早這一特點的原因時，必須很好掌握馬克思所提的關鍵。到東漢時，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日益廢弛，封建化加強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後的必然結果，是超經濟強制的加強，因為這樣能榨取更多的剩餘勞動。地主對農民的各種形態超經濟強制更加厲害，自由農民對大地主的依附關係大大加深，出現了東漢的「賓客」、「門生」等一系列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於大地主的、全部或部分從事生產的人。豪強大族蔭庇成百上千的勞動人民，整戶的農民從國家控制下轉移到私門。這種封建化加強的趨勢，到三國時仍然繼續，吳、蜀皆如此。發展到晉、南北朝，大批「部曲」依附豪門，一方面是生產者，一方面又是私兵。這種趨勢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割據分立，門閥貴族和皇室分享政權，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因而很難實現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很難形成統一局面。反映在思想意識社會風習上，便是名德、門風、禮法和嚴格的貴賤等級制度。這種情況一直到隋、唐才有所改變。曹操所以有特識，就因為他朦朧地看到這種封建化加強的趨勢是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障礙，也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特別在地廣人稀的北方，勞動力尤其寶貴。所以他從幾方面來制止這種趨勢。 第一，曹操在所統治和新征服地區禁止豪強兼併，例如嚴厲懲辦了袁紹部下的豪家，打平劉表以後，對於「賓客千餘家」的荊州豪族加以制裁等。其次，由國家組織和控制勞動人民，以防流入私家，成為蔭庇的「賓客」、「部曲」。如屯田農民屬於典農都尉，不隸郡縣編制的制度；兵士世襲，單獨列為「士家」的制度；「人役戶居各在一方」的「錯役」制度等。都是從防止依附蔭庇，嚴格控制勞動人民，國家保證耕和戰的主力這一目的出發的。第三，在思想意識上，曹操用道家思想來抵制儒家，強調「惟才是舉」、「受金盜嫂」、「不仁不孝」的人都得進用，採取這種辦法來反對禮法、門風、貴賤等級制度。應該說，這些都是諸葛亮和孫權所沒有想到，更沒有作到的。孫權在江南的統治是緊密依靠朱、張、顧、陸等大族豪強，諸葛亮對於大族也是無能為力的。曹操看到了社會發展中這一趨勢不利於統一，而企圖消除這種因素。這是他勝過當時其他統治者的地方，也是他能夠統一北方，使他統治時期的北方與江南、西蜀有所不同的原因。 防止封建化加強和依附關係加深，爭取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這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但是，封建化加強的趨勢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封建社會必不可免的過程。統治階級的傑出人物如曹操，儘管他看到一些比較根本的因素，但是他不可能明確地掌握髮展規律，更不可能很好地運用它來推動社會前進。曹操對於人身依附關係加強的趨勢，一方面企圖阻止，一方面又向它妥協，甚至於自己也按照它辦事。例如他對自己部下的蔭附現象，便不能消除，只有採取另一種辦法，即把他們遷徙到中央來。如李典「徙部曲宗族三千餘口居鄴」，此外還有一些類似的例子。像屯田農民之隸屬典農都尉，也是加強農民對國家的依附關係，把農民束縛在國家土地上。這就說明曹操對於這種趨勢無能為力。在農民對地主依附關係很強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條件下，企圖統一而且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是比較困難的。曹操固然沒有完成統一，西晉儘管暫時統一，很快又分裂。雖然「八王之亂」和邊境少數民族內遷有很大關係，但即使沒有這些因素，單看西晉初年的統一局面，也是很不穩固的。即使曹操時期北方經濟更發達些，曹操軍事力量更強大些，恐怕也不容易統一。我想，我們不應把統一事業當作曹操個人的事功，而應當把它放在社會發展整個過程的基礎上去考慮。不應把曹操孤立估計，而是放在統治階級里去考慮。既要看到他進行統一的進步面，也要看到他進行統一中的局限性。這就是我對曹操一生活動的主流——統一事業的估價。以上的一些論點都極不成熟，本著敢想敢說、百家爭鳴的精神提出來，誠懇地希望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同志們加以指正，展開討論！ 既然在封建割據局面下求統一，便免不了要打仗。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性質的行動。打仗就得死人。不能因為死人而譴責曹操進行戰爭，更不能因為謀求統一進行戰爭而全部否定曹操。毛澤東同志說過：「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楊柄同志把曹操一生活動都概括為戰爭，認為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都服務於戰爭」，忽略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點，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再談曹操的次要活動。鎮壓黃巾起義當然是壞事，我們不應該諱言！第一次（公元184年）鎮壓黃巾時，曹操還只是一個騎都尉，是皇甫嵩部下一名幫凶。第二次（公元192年）鎮壓黃巾是他欠人民的一筆血債。最初曹軍還吃過敗仗，戰鬥是很激烈的。打敗黃巾後，確是如郭老所說，曹操把黃巾「組織化」了。因為他把兵士組成「士家」，永遠替他當兵，「青州兵」這支部隊一直存在20多年，到曹操死。但決不能因此而加以肯定，說他雖鎮壓黃巾而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我同意楊柄同志的意見，如果說曹操把黃巾「組織化」了，那就得問，「組織化」以後為誰服務？但是我認為，從評價曹操這樣一個統治階級人物看來，鎮壓黃巾在他一生幾十年政治活動中，還不能算主流。 關於打烏桓，我同意許多同志的意見，曹操是為了統一北方，同時也由於袁紹的兒子得到烏桓的支持來反對他，才去打的。烏桓對於東北邊境上從事農耕的漢族勞動人民，在生活上和安全上是很大威脅。《魏志》《烏丸傳》：「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當時的酋長蹋頓又「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即使如楊柄同志所說，當時不是烏桓侵邊之際，由於曹操先發制人，出其不意地出擊，不但奪回大批漢族人民，而且「邊民得用安息」，仍然是該肯定的。然而，如果因此就給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就未免不實事求是了。曹操不是在民族壓迫嚴重，侵略緊急，鬥爭尖銳時，出來抗擊外侮的。打烏桓的戰爭並不關係漢族生死存亡。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還是靠了田疇和田疇的部曲，更談不上有什麼英勇的戰鬥。如果曹操因為這件事而贏得「民族英雄」稱號，這一稱號就顯得太無足輕重了。至於曹操的民族政策，也並不是以謀求民族融合為主。他遷徙少數民族到中原地區，主要還是為了要勞動力和兵。他對少數民族始終是有戒心的。例如他告誡地方官說：「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這是對於少數民族防範得多麼周到，這才是封建統治者的本色，他又怎樣會採取融合為主的民族政策呢？ 最後，我的結論是，在三國時代統治者中，曹操是一個有遠見的傑出的人物。他的一生活動的主流是進行統一事業。應該肯定，他的活動客觀上起了積極正面效果。但同時也不應當忘記，在中國中古社會封建化加強的時期，儘管他作種種努力，他的統一事業是很難實現的，只有到隋朝才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曹操還有一些次要活動，對歷史發展有起積極作用的，也有起消極作用的。總起來說，應該是功多於過。 （原載《光明日報》195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