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水千山走遍 · 智利五日
智利紀行
出了智利的海關，找不到旅客服務中心的櫃檯，我等了一會兒，看見海關的官員有一個已經不忙了，便請問他詢問處的所在。
「別問我，我又不是的。」
一句冷冷淡淡的回答並沒有將我嚇到，厚著臉皮又問：「請您告訴我在哪兒好嗎？」
「外面！」
外面左邊還是右邊他沒說，我道謝了便出來了。
許多計程車在攬生意，拿出參考書中的幾家旅舍地址來問司機先生們，其中的一位不耐煩地說：「你去旅客服務中心好了！我們又不是導遊。」
我又道謝了，往旅客中心跑去。
那時太陽已經偏西，櫃檯內的小姐位子正好西曬，一副無精打采的表情。
「請給我看看旅館名單好嗎？」
她的手臂下便壓著一張，略略移了幾行，都是百元美金以上一日的。
「再低價一些的有嗎？」
手臂又移下了些，露出六十元美金以上的一排。
「我可以付到四十美金一日。」我說。
她很特別地看了我一眼，那張紙一丟丟了過來，還是不說一句話。
「請問哪裡可以換錢？」我再問。
「關了！」
「進城的公車有嗎？」
「沒有換錢怎麼坐？」她說。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根本沒有問完，她就說不可以，別再自討沒趣了，道謝離開。
在這兒，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不敢如同在哥斯大黎加的機場一樣伸手向人討零錢，因為感覺不同，也知道得不著什麼的。
抵達秘魯的那一站是深夜四點，身上沒有當地錢，也沒有旅館，可是巴士司機熱心服務，一直將我們轉到有了安身之處才肯離去，那份照顧，回想起來便是感激。
因為旅程拖了好幾個月了，體力漸漸不支，每一次的飛行，必然大暈嘔吐，下機便很累了，很想快快躺下休息。
沒有公車坐計程車也是可以的，挑了一家三十八元美金的旅館，已是最便宜的了。
上了車，也沒跟司機生氣，他先發制人了。
「你的同胞在智利越來越多了。」
「是嗎？我倒不曉得呢！」
「都是小氣鬼，一毛不拔的。」
「中國人，是勤勞刻苦又和平的民族，我們不擾亂社會的。」
我慢吞吞地說，心中對司機便不能有好感了。
「死要錢，賺那麼多有什麼用，不知享受生命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而已！」我不想再說什麼，心中計算著到了旅館要多給這位偏見的人小賬，免得他又罵中國人。
旅館坐落在一條沒有通路的死巷中，車子進不去，我先下車去看有沒有空房間，為著跑快一些，手中一個放著全部旅行支票、現款美金、護照及機票的皮包便交給了米夏。
「拿好了！我先下車。」說完我便走了。
跑了沒幾步，一回頭髮覺米夏竟然也下車了，跟在我後面，雙手完全空的。
「你——」我吃了一驚，眼光馬上轉向那輛車子。
那輛車沒有停住，居然慢慢在跑開。
因為那條街是單行道，車子一時擠不上線，半個車身已經開出去了。
我來不及喊，反身就追，司機回頭看了我一眼，仍要闖出去，我一下拍上了他的肩。
「你做什麼？」我的臉大約也煞白了。
他的表情極冷極冷，眼看跑不掉，便停了。
「我們這兒下車吧！請您開行李廂。」
米夏這時也跟了過來，兩人拿下行李，司機冷眼在一旁看。
「您的車錢，十三塊美金，一共給您十六塊，請數一下。」我的聲音也僵硬了。
「誰說的，是二十五塊。」他居然還有臉加。
「上車說好的。」我說。
「誰跟你說好的？二十五塊！」
我看了這人一眼，也狠了下來，提起東西便往旅館走，根本一塊也不付。
他一直跟到旅館內，我也不再理，要了房間，只對櫃檯說了一句：「請先替我付公定的價格給司機先生，一會兒再下來跟你們換錢。」
司機不敢攔我，只是喃喃地罵。
初抵智利，這一場驚嚇固然是自己的粗心，可是那份委屈，卻是機場便受了下來的。
放好行李已是夜間了，跟旅館換了一點錢，帶了米夏上街找飯吃。
在市中心一家生意好得不堪的餐廳里擠到一張桌子，吃完時一對父母帶了三個小孩，就站在我們桌邊等。
我看別人等得辛苦，拿起了桌上已經放著的賬單便站了起來，好把位子讓給別人。
這時收賬的小姐不知哪裡闖了過來，高聲嚷著：「你為什麼不坐著付賬？如果每個顧客都像你，我們別開店了！」
「你的小賬已經留在桌上了！」我慢慢地說。
這人仍是氣沖沖的，瞪了我一眼，刷一下將錢收走，臉上絕對不會笑的。
「智利人好奇怪的。」米夏說。
「這是巧合，不能那麼說。」我沒趣地走出了餐館，心中實在是有些不舒服。
聖地牙哥的市中心全是裝潢極豪華的商店，車輛不能進入，商業區中許多長椅，坐滿了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只有一位小姐獨坐的長椅，我向她道了歉，在她身旁坐下來。
要是在別的國家吧，那個坐在正當中的人一定會挪開一點，叫米夏與我都坐得下，說不定還交談兩句，可是這位小姐就是不讓。
「別坐了，難道還一左一右地坐她兩邊當保鏢嗎？」我對米夏說。
走了好大一圈，大都市內車水馬龍，每一個人都很匆忙，衣著極考究，相對地神情也冷漠了。
看見復活島的圖片放在一家旅行社內，忍不住進去問問旅費，這個島雖是智利的版圖，卻在來回大約八千公里的太平洋中。
旅行社的小姐根本不說多少錢，又是跟人不開心的樣子，簡簡單單地說：「很貴的。」
「有多貴呢？」我問。
「你要去嗎？」她看了我一眼。
「可是有多貴呢？」我又問。
「這些遊客沒事做，專門來問，問了多半去不起。」這位小姐似笑非笑地跟她同事講，也不看我。
我真是委屈了，也不回什麼壞話，推開玻璃門走了出去。
沒踏上智利的土地三小時，不愉快的人大概都碰全了。
回到旅館時碰到打掃的婦人，跟她打招呼時我說：「智利的人好冷淡的，我的衣服幹了就要走，這兒不歡迎我們，走了倒好！」
抵達旅館時將牛仔褲都泡了水，襯衫也洗出來了，晾在浴室里。
「別那麼說啊！可別一來就泄氣嘛！」那個婦人急著說。
「你是智利人嗎？」我笑了。
「百分之百啊！不要快走，明天旅館買水果你吃！」
「衣服幹了還是馬上要走。」我固執地說。
那個婦人聽了什麼也不說，轉身去她的工作房裡拿了一盤水蜜桃和大串葡萄來，在我手中一放：「只有先給你吃了！」
這一來我不由得笑了。
聖地牙哥是南美第四大城，占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近四百萬，怎麼能因為幾次不通順的接觸便誤解了它呢！
那一夜切切地想念秘魯和玻利維亞，那兒的百姓手足似的親密，住了一個多月也沒不愉快，沒有印地安人的地方便是不同了。
智利雖說在印加帝國時代，它的北邊也入版圖，可是今日的它，都市內印地安人看不見，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國人來此移民的結果，使這狹長地形的國家成了幾乎白人的土地。聖地牙哥首都更是一派歐化。
雖說這個七十五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國家確實不小，它的居民也只有一千一百萬人。
這條如彩虹一般橫在安地斯山脈和太平洋之間的土地，全長四千兩百公里，而它最闊的地方只有一百八十公里。
聖地牙哥是一個在一五四一年便建造的城市，舊城氣派，新城摩登，完善的都市計劃，使得它的公園、大道、廣場和樹木整整齊齊，不但地面上交通方便，就是地下車，也是南美旅行各大城市中所沒有的。
置身在一個如此的大城市裡，生活指數當然增加，可是觀察的方向與目的也就與安地斯山區不同，一樣能夠得益的。
這兒的男女可說是南美一路看下來衣著最講究的，極年輕的孩子，一樣穿西裝打領帶，少女不太穿平底鞋，大半高跟涼鞋，上面一件美麗的衣裙。民族風味不濃，而都市的氣氛，實在如同置身歐洲，好似不再拉丁味了。
智利的葡萄酒在哥倫比亞時便已嘗過，他們的水蜜桃世界第一，市場豐豐盛盛，街頭看不見貧窮的人。
就是乞丐吧，少數幾個奏樂乞錢的街頭樂師里，竟然看到兩個穿著全套西裝，手戴日本表，甚而用電子琴在路邊討生活的。
事實上將音樂帶上街頭的人並不能算完全的乞者，他們的付出，歡樂了都市的人群，所得也是應當的。
每一家餐館拿旅行的經驗來說，實在比其他國家昂貴了很多，可是生意好到那個樣子，令人不知它們報上的經濟不景氣是在說什麼。
這些觀念，在廣場坐著時與一個青年人說起，他完全不同意我。
「你看見的智利是表象的！」
「才來三天，只能看見你們的市面和人民，就算是表面的，也要露得出來，其他的國家民風不說，經濟的不景氣、貧富的不均衡便是遊客也瞞不住的。」我說。
「沒有政治自由。」他說。
我手上恰好買了當天的報紙，翻出一段來，指著大標題笑問這人：「你們明指自己的總統政治謀殺，卻拿不出證據，這家報紙明天照樣出刊，是不是一種自由？」
說起政治，這個在玻利維亞碰也不敢碰的話題，便是非常起勁了。
那位青年大學程度，在一家銀行做事，聽我如此解釋自由，幾乎被我氣死。
智利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時本是一位左派思想的弗來伊總統當政，一九七〇年之後阿亦安得總統又走社會主義的路線。
那幾年，政治技術和現實社會的不能配合，使得智利民不聊生。
一九七三年畢諾卻將軍接過了智利，成立軍人政府，一直到現在。
選舉，在這個國家要到一九八八年才被允許。
這是智利比較特殊的一種國情，與它的百姓，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交談時，躲不掉的話題。
切切地想去復活島，可是路費太貴，一直猶豫，到了智利才知自己的血壓太低，因此才會那麼劇烈地暈車、暈機，甚而在電梯內上下也要昏眩。
藥房的人非常好，免費量血壓、開藥，又翻了我的眼瞼，說我可能貧血，也給了帶鐵質的維他命，什麼都服下了，而昏眩的感覺不肯退，牙齦卻開始灌膿發炎了。
米夏最怕我沿途鬧小毛病，復活島如果撐著去，先就增加米夏的心理壓力，加上兩個人的路費實該考慮，便放棄了這原先也不在計劃中的一站。
智利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里有一樣著名的東西，那是安地斯山脈中一個冰凍印地安小孩，是在距離聖地牙哥四十公里左右的埃·布羅莫的山巔發現的。
據說當年這個孩子是在一場對神的獻祭里付出了生命，屍體因為長年埋在雪堆里，幾百年後找出來時仍是完好的。坐了公車去博物館，只有看見照片，沒有看見小孩。
「請問冰凍孩子呢？」我問館內的人。
「在修。」
「在哪裡修？我遠路來的，很想看看他。」
「同樣的溫度凍著呢！四月底會放出來展覽的，現在不能看。」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也實在纏人，每入一個博物館時，不去則已，去了問題特多。
不敢再找智利人討厭，走了一圈博物館便出來了。這兒的人像醫生，不肯多講話。
智利的博物館不及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秘魯，也不及玻利維亞，他們沒有愛護這一份文化遺產。
公平地說，聖地牙哥實在是一極美又受到照顧的城市。
馬波秋河由東到西貫穿全城，河邊林蔭大道，綠草如茵，都市中的人，沿河散步，那份大城的壓力在同樣的城內得到舒展。
除了市中心之外，它的住宅區內全是落葉老樹，深夜裡跟米夏跑過橋，到它沒有人跡的空巷中去走，那時家家戶戶都已安睡了，只有樹和幽暗的街燈照著寂靜的空城，夏季快過去了，聖地牙哥的夜，一片秋涼。
因為一直頭暈，口腔發炎，量了兩次血壓也沒因服藥而升高，我知道這是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劇烈奔波積下來的累，智利這站不敢跑遠，計劃一周之後便去阿根廷了。
智利也是帶著介紹名片來的，當然不敢用。
最後兩日的黃昏，在街上走著，背後不知何時有人一直用中文追著喊：「三毛，三毛！」
我轉身，看見一個戴眼鏡的中國青年很斯文地站在那兒。
原來是台灣來的，在這兒做生意的好孩子。
交談之下，這位青年一再邀我和米夏去家中晚餐，我堅持不肯，覺得已經受恩太多，每到一處，只要碰到中國同胞，必是被接待得太好，這份情，還不完，積在心中要罪過的。
「我父親很想看看你，吃飯不重要，大家談談話才是主要的，好嗎？」那位同胞又說。
聽見他提出父親來，我倒為難了，畢竟長輩在中國還是為大，他想看我，怎能拒絕呢？
「我叫王鎧男，這是我的片子。」他遞上來，又說，「我的妹妹叫王鎧珠。」
這回該我喊了：「鎧珠不是我馬德里的女友嗎？」
原來是女友的哥哥，還有父親、嫂嫂都在智利，這頓飯便不推卻了。
「過一小時來。」我說。不敢貿然便跟去吃飯嚇人，還是請鎧男先回去說的好。
「找得到嗎？」
「有地址就好找！一會兒見！」我說。
「你看，有同胞就有飯吃，做中國人好不好？」我笑著對米夏說。
米夏最愛吃中國菜，這一路在食物上我沒有委屈，他卻常常要吃中國飯店，一般南美菜不合心意的。
女友的父親當然要尊稱一聲王伯伯，見面時上車便喊，王伯伯非常歡喜，雖然他看上去實在是太年輕了。
鎧男的太太延蓮是韓國華僑，那一日，吃到許多好菜，最中意的卻是她做的韓國泡菜。
他鄉遇同胞，喝了許多葡萄酒，談到深夜才散。
「林享能主任那邊去了沒有呀？」王伯伯問。
林先生是台灣派駐智利貿易中心的代表，我的行李中便放了介紹名片，可是他那麼忙碌的人，不敢打擾，當然沒有臉去麻煩他。
「不敢去。」我說。
「明天我跟你聯絡。」王伯伯說。
聯絡了便馬上必有愛護，這令人急不急？
已經債台高築了，一路便是同胞的愛，他們慷慨付出，我又如何平白受恩？
次日走路去王伯伯的商店拿《聯合報》，並不知中午又有飯吃，結果王伯伯說我們已經被新聞局的代表曾茂川先生請了去吃飯。
聽說台灣「奧運會主席」沈家銘伯伯也來了智利，中午會見到他，我看自己穿的是一條工裝藍布褲，便要趕回旅捨去換。
「沈伯伯一生為體育辛勞，我換一條布長裙子去，也算是對他的尊敬。」說著便往旅舍跑，米夏也跟著跑。
已是正午了，跑得滿身大汗回去，換了衣服便叫計程車，下車又到王伯伯的地方，米夏突然很難堪地說，臨時交給他拿的那一小口袋支票和現款完全忘在旅館他房間的桌上了。
王伯伯聽了緊張，車子又開入市中心去擠，拿到那個小口袋出來，時間已是不早了。
曾先生在住宅區的入口處接我們，舒適的房子，能幹的太太，一屋子的客人，一大桌的菜都在等我們。
在那兒，不但認識了沈伯伯，還有林主任夫婦、李寒鏡先生、魏先生與他美麗的太太，更大的驚喜是秘魯才分別的王允昌主任，我的西班牙學長，竟然又在智利見面，看見他，高興得叫了起來，真想念那邊的一群朋友，急著問安。
吃飯時我一直在對自己說，那些負擔全部放下吧！如果同胞們樂於照顧我，不如從此坦然接受，安不安心都是要受寵愛的，何必跟自己那麼過不去呢？
講了很多遍，還是沒有什麼效果，麻煩別人總使我羞愧難安。
王伯伯周末並沒有休息，陪著我們又去林主任的家，在那兒，黃貴美老師——文化大學的同學那麼稱呼的林夫人，又給了我們最熱忱、親切的歡迎和接待。
林家三個孩子國外長大，《聯合報》來了一樣搶著看，中文一直沒有荒廢。
夜間李寒鏡先生家中宴客，請沈家銘伯伯、王允昌先生、許許多多智利的來賓，也一定要米夏與我參加。
當大家都在盡力為台灣做事的時候，我這無用的旅人便是夾在裡面吃。
中國的太太個個是能幹的，那一夜不知多少客人，菜就沒有吃完過，全是主婦幕後的功勞。
本以為一日的騷擾已是飽和，恨不能自己快快消失，省了別人的累。我自己也被那份歉疚的心情弄得快折死。
第二日，曾茂川先生全家，還有王伯伯、米夏與我，又開長途車去海邊了。
這都是路上被王鎧男一喊喊出來的一場大亂，總是怪三毛了！
海邊回來，文化大學在此的學弟陳吉明夫婦前一日已轉請黃貴美老師約了，要我去外面晚飯。文化的同學便有這份團結友愛，太客氣了。
旅館下樓來，我的讀者朋友，另一對年輕的夫婦打聽到旅舍，便是要相見！
「時間太匆忙，不能說話，明早上飛機前再去你們的商店拜望。」我匆匆忙忙地說。
丟下了才到旅館的讀者，心中過意不去，拿了名片便分手了，次日當然去一趟。
那個夜晚，林主任、黃老師、曾先生、陳吉明、廖玉瑟和我又搶時間聚了一次，到了深夜才回去。
智利的最後兩日，同胞的溫情潮水而來。
上機前曾先生夫婦陪去吃飯的中國飯店的主人錢維國叔叔又是不肯收錢。
錢叔叔在梨山的農場是天文、天心他們常去的，後來說是錢叔叔全家出國，去了玻利維亞的。
曾先生無意間說起有家中國飯店內的北方麵食好，我一猜便是朱西寧先生的那位好友，定要見面相問，結果卻是猜中了。
曾先生是極談得來的理想青年，曾太太性格跟我相近，他們誠意陪伴，我心中只有感謝接受。
時間很緊湊，與曾先生在車子內還在拚命計劃如何宣傳台灣，那時黃貴美老師也上了車，一路開到機場，不讓她送是沒辦法的，只有感謝。
眼看自己又一次勞師動眾，深恨自己的麻煩，這份情感的債，不是揮揮手便能忘卻，永遠深植在心中，有機會時報答在另一個同胞的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