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魯迅印象記 · 二五 病 死
終於說到魯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結核而死。這樣可怕的病，當初並不以為意，其實是伏根很早，從少年時已然，至少曾發過兩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變厚，不通X光，但當初竟並不醫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癒者，蓋身體底子極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臨死四個月前，美國D醫師來診，也說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死》）
他的身體底子雖好，卻經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鬥，以致陷入這種重病中，病危之後，還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趕快做」。這年四月五日，他寄給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床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遊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為不過是重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動他節勞調攝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勢沉重，胃口不開，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看了真叫人難受。這一天，須藤醫師給他注射強心劑。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轉機，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為人多，為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醫師來診，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後，景宋來信雖說病體已轉危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療治。六月五日，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在病院中，寫信慰問魯迅，勸其馬上入院醫治，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魯迅仍不肯住院或轉地療養，他覺得如果「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應該自己輕易捨去。六月五日以後，精神委頓，便不能按日寫日記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記如下：
自此（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熱時志。
七月一日起，魯迅居然又按日寫日記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茲錄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熱。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來，並贈橘子及糖果。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Takamol，是為第四次。……
這一天，我剛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問，看他的病體確已漸臻恢復，甚為欣喜。他告訴說，「醫師勸我轉地療養，我正在考慮中，國內是無處可走，國外則如東京之類，來客必多，亦非靜養之地，俟後再定。」我竭力慫恿出國療養，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覆信云：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尒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頃得曹君信，謂兄南旋，亦未見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書教，毫無所知，囑弟一探聽。如可見告，乞即函知，以便轉達，免其懸懸耳。
目前寄上版畫一本，內容尚佳，想已達。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弟樹頓首 七月十七日
可憐！旅行之期始終未能決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經上海，再去看他，身體雖瘦，精神已健，確乎已轉危為安，只須好好調養罷了。我們長談一日，他以手自經營，精印題詞的《凱綏·珂勒惠支板畫選集》贈我（參閱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時，我握著這本選集告別，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詞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電傳噩報，知道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竟爾去世了。我沒法想，不能趕去執紼送殯，只打了一個電，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許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遺孤，勉承先志……」魯迅的壽僅五十六歲，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懷亡友魯迅》文中，舉出三點：（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剝削，（三）經濟的壓迫，而以這第三為最大的致命傷。他大病中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著，就是為了這經濟的壓迫。魯迅畢生為反帝反封建而奮鬥，淡泊自甘，痛惡權勢，受禁錮而不悔，受圍攻而不屈，受誣衊不知若干次。翻譯幾本科學的文藝理論，就誣他得了蘇聯的盧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調集》，就誣他得了日本萬金，意在賣國，稱為漢奸；愛羅先珂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就說這些宣傳，受之於他，因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說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戰事驟起，寓所突陷火線中，得日本人內山完造設法，才避居於其英租界支店的樓上幾天，就說他託庇於日本間諜。
魯迅對這些誣衊，能夠憤而安之，「細嚼黃連而不皺眉」。惟獨在病勢沉重之際，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因為有人誣陷他，則不能不扶病明白答覆，主張不分派別，一致聯合來抗日的。他說：「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又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強調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決戰不可。「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極強，所以死後不到一年，偉大的神聖的全面抗戰開始了！
魯迅之喪，我雖掛名為治喪委員之一，卻是未能實際趕到參加。景宋曾寄給我一大套喪儀的照片，大約有三四十張，我看了下淚。關於喪儀的盛況，是有一種特色的，報章雜誌上都記載得很詳，現在取其敘述簡單的內山完造（他也是治喪委員之一）的《魯迅先生》文中一二節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期間，有一萬人光景從朝到晚作著長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殯，雖說是下年兩點鐘，可是從早晨就開始擁塞進來的群眾，圍繞著遺體，幾乎連出殯的走路都沒有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有做過邀請，也沒有預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卻有六千人光景的大眾，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輓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輓聯的也罷，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
「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著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麼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青輝到禮堂上的下午六時了。
內山完造是魯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內山書店的老闆，其人好義有識見。抗戰中，魯迅的冢墓被敵偽毀壞了，後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復而不以告人。據景宋說，想必是出於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羅膺中，為要永久保留魯迅的手跡，遺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見，曾經同至西三條胡同住宅，照了十幾張相片，以存紀念，且以一套郵寄給景宋。
至於哭挽魯迅的詩和文，當然很多，我僅就吾友中，選錄許季上（丹）、張冷僧（宗祥）的詩各一首，馬幼漁（裕藻）、羅膺中（庸）的輓詞各一聯，附錄於下，以見一斑。
許季上《哭豫才兄》——
驚聞重譯傳窮死[1]，
坐看中原失此人。
兩紀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誰陳。
於今欲殺緣無罪[2]，
異世當知仰大仁[3]，
豈獨延陵能掛劍，
相期姑射出埃塵。
張冷僧《哭豫才詩》——
老友飄零剩幾人，
海濱驚報損愁身。
文章幾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見寫真。
別有煩冤天莫問，
但余慈愛佛相親。
嘔心瀝血歸黃土，
天下黔婁識苦辛。
馬幼漁《挽豫才聯》——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薊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
羅膺中《集遺詩句挽魯迅先生聯》——
荷戟獨彷徨，豈惜芳心遺遠者；
大國猶酩酊，如磐夜氣壓重樓。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萬國公墓，在魯迅墓前獻花圈以申哀弔，歸途成《哭魯迅墓詩》一首，附錄於此，以終斯記：
身後萬民同雪涕，
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
長夜憑誰叩曉鍾。
[1]十月十九日夜，見《日文晚報》載兄死訊，述垂死前情況至為淒切，不忍再讀。——作者注
[2]子貢子路相與言曰，「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作者注
[3]兄慈仁惻怛，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樹削跡，厄之至死。——作者注
讀後記
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這是超乎捧與罵的一種任務。如眾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關於這方面，僅只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係者的闡發。
許季茀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於教育部，同執教於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於請求許先生寫回憶，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不大相同。閒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繃起面孔沉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沈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茀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態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內，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於仁慈了。只要把握著這份友情，其餘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愾，一見於對章士釗的暴謬，再見於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懍然是見，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磽薄之秋，得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盪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於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學，而被經濟限制了，轉而投入女師大，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儘量參加，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於許先生苦心孤詣的布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後許先生辭職了。隨著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眾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
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系鈴解鈴，非己莫屬，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里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復，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裡，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確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預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內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四顧又沒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座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給我起的綽號。原來楊蔭榆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於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
回憶是不輕的沈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沈痛中淘淨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工作者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許先生來信一定要囑我寫篇序。他是我的校長，是嚴師，我不敢也不配寫序的。卻又不能重違師命，為讀後記。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許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