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 第十一章荊公之政術（三）軍政
第一省兵
宋以養兵敝其國，擁百餘萬之兵，所費居歲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戰，稍有識者未嘗不盡焉憂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積重之勢，非豪傑不足以返之。而當時士大夫習於偷惰，其心力
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請先述當時諸賢所論養兵之弊，次乃及荊公省兵之策。（下所錄者雖頗冗長，然讀此方能知當時法之極敝，不得不變。又以見荊公保甲法與省兵相輔，而攻之者為無理取鬧也。）仁宗嘉興間知諫院范鎮上書云：
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辟，田辟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
歐陽修亦論之云：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鬥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鬥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及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增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遍，所費**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梃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
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為制度。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蘇軾亦論之云：
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
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捨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之費，養兵之費，莫大於徵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過半矣。
又云：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干城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其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
讀此則當時養兵之積弊，其萬不能以不革也明矣。則范歐蘇諸公所建議者，乃即荊公後此所實行者也。而其必有待於荊公者何也？則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天下大業，終非坐論者之所能了也。夫仁宗固優柔之主，不可以語於大計矣。若夫神宗則英斷天縱，宜若可輔之以行其言。然帝一議及實行，則群臣相率動色，莫敢負此責任矣。其首沮撓者則司馬光也，其言曰：
沙汰既多，人情皇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紀綱素張，此屬□，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後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眾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可鑑者也。
溫公此論，殆可為當時反對黨之代表矣。問其理由，則不過慮驕兵之不可制，一省之遂激而為變，而務為姑息以養癰而已。使非有荊公，則此舉亦以築室道謀而廢耳。當帝與公議省兵也，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唐建中之變。公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以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今但當斷自聖心,詳立
條制，以漸推行。帝意遂決。於是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尋又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眾，冗兵由是大省。二年，遂詔廢並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並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並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並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並畿甸諸路及廂軍，皆總會畸零，各定以常額。自熙寧至元豐，歲有廢並甚眾，而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為精兵雲。
夫冗兵之當省，當時夫既盡人而知之，然而不敢發難者，謂懼兵之為變也。然以荊公毅然行之，匕鬯不驚，則其所謂可懼者安在？毋亦諸賢憚於興作，不肯負責任，不肯賈勞怨，寧坐視國家之凋敝，而終不以己之爵位名譽嘗試於成敗不可知之數也。夫自為計則得矣。但不知國家果何取乎有此大臣也。治平間之兵，凡一百十六萬二千，至熙寧，省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元豐稍有增置，亦僅為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蓋視前省其半矣。夫以荊公初執政，而能省宮廷費及其他冗費十之四，執政十年，而能次第省冗兵十之五，此其魄力之雄偉果毅，豈復可以測度耶！而其任事之艱貞勞瘁，亦可以想見矣。夫此二者，皆當時言論家所日日鼓舌以談之者也。談之而不能行，荊公行焉，則又從而詆之，其可謂無人心者也。而後之論史者，於此偉績，熟視若無睹焉，其可謂無目者也。荊公所省之兵，宋史兵志，詳臚其廢並之跡，以建隆以來之制與熙寧以後之制兩兩比較，學者欲知其細，可以覆視，今弗具也。
第二置將
荊公之省兵，非退嬰政策，而進取政策也。宋之兵所以雖多而不可用者，其原因不一，而其最病者，則將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也。藝祖鑒晚唐五季之敝，懼將之能私有其兵也，於是創為更戍之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其以弭悍將驕卒之跋扈，計良得矣。然其敝也，非徒踐更旁午，蝕財病民而已。而以將不知兵兵不知將之故，而有兵等於無兵。及荊公執政，始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此實宋兵制一大改革也。今考當時將兵之數及其配置之地，列表如下：
（一）擁護京畿之$兵凡三十七$將（熙寧七$年置）河北四路……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
府畿……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
京東……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
京西……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
（二）西北邊防之兵凡四十二將（熙寧八年置）
□延……九將
涇原……十一將
環慶……八將
秦鳳……五將
熙河……九將
（三）分戍東南之兵凡十三將（元$豐四年置）
淮南東路……第一將$西路……第二將$
兩浙西路……第三將$東路……第四將$
江南東路……第五將$西路……第六將$
荊湖北路……第七將$南路潭州……第八將$全邵永州……第九將$
福建路……第十將$
廣南東路……第十一將西路桂州……第十二將邕州……第十三將
總天下都為九十二將，而尚有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十指揮，土軍兩指揮，都為二十五指揮，與將並行，此荊公所定常備兵之編制也。其一將一指揮之下所屬之兵數幾何，史無明文，今不可考。但知其忠果十指揮額各五百人，而東南路諸將所屬兵有在三千人以下者耳。大約各隨屯地之險易以為多寡，其額非一定也。
其所謂將者，非將帥之謂，而一團體之名稱也。殆有類於今日新軍制之所謂鎮，有類於日本軍制所謂師團。其以第一將第二將等為之記號，亦與今制暗合，而其擇全國險要扼塞之地，而分配之各得其宜，則又今之治兵者所未能望其項背也。其第一項之三十七將，所以擁衛京師，且防契丹也。韓琦請撤之以免契丹之疑者即此也。（顏習齋嘗斥韓說，即御批通鑑輯覽亦不直之。）其第二項之四十二將，所以圖西夏也。公之於二虜，處心積慮以圖之，故其兵力之集於此者特厚焉。其第三項之十三將，則以保境內之治安而已，故置之遠在後，而其兵力亦僅全國五之一也。將兵之制，所以與晚唐五代之制異者，以其悉為禁旋，天子自為大元帥以統之，將官不得私有其兵，故兵權無旁落之患也。其所以與建隆以來之制異者，則將與士相習，有訓練之實，而無更戍之煩也。求諸今世，惟德國日本之陸軍編制法最近之，若中國現今之制，則猶學焉而未能至者也。嗚呼，荊公倜乎遠矣！
自元興推翻新政，將兵之制，雖未盡廢，然兼令州縣官得統轄兵隊，與將官分權，軍令不出於一，而兵之偷惰乃日甚。馴至女真長驅，莫之能御，而宋遂以此南渡矣，悲夫！
第三保甲
省兵也，置將也，皆荊公一時權宜之政策，聊救時弊而已。若其根本政策，尚不在是，荊公者蓋持國民皆兵之主義者也，欲達此目的，則必廢募兵以為徵兵，於是乎保甲法興。
保甲之性質有二，其一則為地方自治體之警察，其一則為後備兵及國民兵也。荊公辦保甲之意，本欲以改革兵制，而其下手則先自警察始，請先言警察之保甲。熙寧三年，始頒保甲法，其內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載頗繁，今撮而詮釋之。）
（一）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
其同保不及五家者，附於地保。有自外入保者，則收為同保，俟滿十家乃別置焉。
（二）每保置保長一人，每大保置大保長一人，以主戶有干力者充之。每都置都保證一人，副一人，以眾所服者充之。凡任保正副保長，皆以選舉。
（三）每戶有兩丁以上者，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
（四）凡不在禁內之兵器，許保丁習之。
（五）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凡告捕所獲，以賞從事者。
（六）凡同保中有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等罪，知而不以告者罰之，但非法律所聽糾者，毋得告發。
（七）有窩藏強盜三人以上經三日以上者，鄰保雖不知情，亦科以失覺之罪。
（八）此法先行諸畿甸，以次推及諸路。
由此觀之，則保甲法最初之性質，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明甚。而其警察權，則委諸地方自治之團體者也。警察權當集諸中央乎？抑當分諸地方乎？當以官吏專任其職乎？抑當以人民兼任其職乎？此兩者各有利害，至今言政者猶未能斷定。而在境宇寥廓之國，中央政府之力，苦難綜核以及於微末，則以官吏謀之，良不如使民自為謀。而荊公之保甲法，則地方警察之性質也。荊公之行保甲，非徒以為警察而已，實欲改募兵以為徵兵，而借保甲為之造端。當時宋制，有所謂義勇兵者，數頗不少，然其無用亦與禁兵廂兵等。公乃欲用其形式，而變其精神，此立保甲之本意也。草創伊始，廷臣莫或以為然，公與神宗及諸臣反覆辨詰，乃克實行。今據《宋史-兵志》錄其辨詰之詞如下：
帝謂府兵須與租庸法相須。
安石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驅之就敵，尤人所憚也。
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
安石曰：挑強而力有不足，則絕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獎，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眾技可成。臣願擇鄉間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哉！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
帝曰然。
帝又言節財用。
安石曰：減兵最急。
帝曰：比慶曆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緩急或闕事。
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設施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
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固邊疆又不可悉減。
安石曰：今更減兵，則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為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
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為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
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強。
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為難。
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為盜賊，豈宜使入衛？
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足以為慮，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為將校，豈當復以為可疑也？
陳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
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
彥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
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土兵乎？
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耳。將帥非難求，但在人主能察識而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
帝曰：經遠之策，必當什伍其民，費省而兵眾，且與募兵相為用矣。
安石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久長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
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
安石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
時有造作謠言，謂朝廷教練保甲，將徙之戍邊者。鄉民驚擾，或父子聚首號泣，或自殘傷以避團。韓維等請暫停以安民。
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驚疑。且今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煽惑。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眾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任其自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為。且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置官吏也？今宜遣官先諭上旨，然後以法推行之。
帝一日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
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駰，趙子幾使駰驗問，乃民因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之驕志，且省財費，此國家長久之計也。
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
馮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今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
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耳。此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尚如古制，此所以兵眾而強也。近代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強無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
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
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率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
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
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向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耳。
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耳。
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
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才養兵十之一二。
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且今保甲閱藝八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期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
以上皆初設保甲時荊公廷辯之言。所以不憚冗沓而詳錄之者（所錄尚有刪節。）一以此法為荊公精神所寄，宜有以傳之；一以宋史所載荊公政績，恆務為簡略，無以考見其立法之精意，惟兵志於此事，言之稍詳，更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嗚呼！吾讀此而嘆荊公識
見之遠，憂國之誠，任事之勇，誠曠古而無其匹矣！夫服兵役者，國民對於國家至大之義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士農工商，舉宜為兵，而萬不容於士農工商以外，別有所謂兵之一階級者存。使於士農工商以外別有所謂兵之一階級者存，則此階級必為藏垢納污之所，而其兵未有能用者也。宋以募兵之故，而致兵別為一階級，彼其積敝，當日諸賢言之既詳。然豈必遠征諸宋，即以近今之旗兵綠營防勇，其**之跡，固已與我輩以共見矣。荊公欲請其病源，乃發明專用鄉民農民之義，此曾胡江羅之治湘軍所以能有功也。其言曰：農民朴力一心聽令，緩急惟民兵足恃。試番曾文正函牘中，其類此之言，不可悉數，蓋非實心治事而有經驗者，未易能見及此也。而其所以用之之法，則首在獎養之以禮義，而鼓舞之以名譽。夫曾羅諸賢之所以克建大業者，恃此而已。夫日本人所日日自誇炫以為大和魂，遂以屢奏奇捷使天下萬國瞠目而相視者，恃此而已。而中國自秦漢以後二千年間所稱賢士大夫，其能知之者有幾人耶？其能知之而復能行之者更有幾人耶？荊公當時所行諸新法中，惟保甲法所注心力尤多，而其受謗賈怨也亦最重。蓋其他諸-法，大率專以便民，故非之者惟朝廷意氣之徒，民莫或和也。獨至保甲法以其與減兵交相為用也，故募兵從而怨之者一矣。以其職司警察以維治安也，則為盜者與藏盜者從而怨之者二矣。然此猶未足以為病也，乃其為法也，舉天下成年之壯夫，無貧無富，無貴無賤，而悉勞之以武事，范之以紀律，則夫不願從事而從而怨之者三矣。夫常人之情，好佚而惡勞，好放縱而惡束縛。況以中國數千年來久慣放任之人民，重以有宋中葉，紀綱蕩然，上下習於偷惰，以為成性，乃一旦欲取而銜勒之，勞其筋骨而張其負擔，民之以為厲己，固其所耳。故夫當時廷臣耳目所接，謂有斬指以避丁，聚首以號泣者，此實情理所宜有，未必純為虛構誣罔之詞也。雖然，此足以為保甲病乎？予產有孰殺之歌，孔子有悲喪之謗，凡一政黨改革之始，則必有多數人大感其苦痛者矣。緣是而遂廢法不行，則天下寧復有能革之弊耶？公之言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眾而能令上下如一者。又曰：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此豈漫為法家**之言哉？蓋政治之大原理，實如是也。夫所惡乎**者，惡其病民病國而自以為利耳，若夫事之關於國利民福，而總攬主權者強制以執行之，則何惡之有？夫強國民以服兵役之義務，則正國家之所當有事也，其有抗焉，則是對於國家而行叛逆也。而荊公當時對於此輩，曾未嘗一懲艾焉，惟反覆勸諭，且多為其途以誘導獎勸之使徐以自悟，吾但見其仁心之盎然而已。而議者乃反以為束氵㸒之政，則甚矣群盲之論不足以為是非也。
史記訓練保甲以為民兵之次第云：
熙寧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王中正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頭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碟酒醪為賞犒。
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
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拯，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余賜金帛。
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其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增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
迄熙寧九年，凡義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
此保甲法推行之大略也。
荊公之治保甲，成效卓著。始焉用之為警察，而盜賊大息。前此環畿群盜，攻劫殺掠，歲輒二百起，至是則無復一也。僅長野一縣，而捕獲近畿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且三十人也。繼焉用之為民兵，教閱之初，眾論沸騰。教藝既成，乃勝正兵，其勸獎賞賚所需，皆取諸封椿及禁軍闕額所省溢者，未嘗費戶部一錢。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強使保甲置衣裝非理騷擾者，皆予處分，故人莫敢不奉法。而獎厲既優，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也（以上皆節《宋史兵志》語。）由此觀之，則荊公與神宗十餘年經營之苦心，其亦可謂不負矣。而豈意神宗之骨未寒，而良法美意，遂破壞以盡也。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即首上疏乞罷保甲，其言曰：
（前略）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徵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嘆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度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朝廷時遣使者，遍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縻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抖，決無疑也。（後略）
嗚呼！溫公之所以難保甲法者，其所持之理由，不過如此而已。吾今試得取而辨之。其謂民不知兵者已百餘年，故民兵勢不可復。夫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學焉而能也，就令前此未嘗經見之事，苟國家有以獎教之，則無不可以馴致，而況於百年前之遺蹟，湮沒未盡者耶？如溫公言，則國家之一切教養大政，皆可不舉，寧獨保甲也？其言耆老不識兵革，見有戎服執兵者，嘆息以為不祥，其隨義之可笑，抑更甚焉。大臣為國家謀百年大計，而其政策乃取決於鄉鄙之耆老，天下事可知矣！夫正惟人民不識兵革，則執政之所以振厲之，愈不容已，此神宗與荊公所為劍及屨及而剋期以觀武德之成也。如溫公言，舉國諱兵，而執冰以嬉，其於歌舞太平良得矣，而後此胡騎長驅，百城盡靡，吾又不知其何祥也！其言草創之初，調度無法，比戶騷擾。夫事屬草創者，未積經驗，舉措乖方，諒所難免，然亦聞事之當行否耳。苟其當行，則雖累挫失，猶不當戛然止也。況溫公建言之時，距熙寧草創十七年矣。吏已習其事，而法已睹其效。追罪往昔，寧得謂平？而況乎昔以民所未習之而興舉之，固為騷擾；今以民所已安者而廢壞之，寧得曰非騷擾乎？以暴易暴，猶且不可，而矧於以暴易仁也？其言犒設賞賚，縻費國用，似矣。獨不思保甲之所費，咸取諸封椿及省兵之羨餉，未嘗動戶部一文乎！不觀熙寧四年之統計，以改行保甲之故，歲省百六十餘萬，而保甲與賞犒所需僅百三十餘萬，兩者比較，所省猶不下三十萬乎！（此所舉者為畿內之統計，合諸全國所省必更多。）夫為保持國家起見，雖費亦不可以已。今世各國，不惜擲數億萬以造船隊是也，而況乎其有省於前也！溫公此言，得毋亦欲熒人主之聽而已。至其最後所論，謂中國之民，雖教之以武事，亦無所用。此言也，對於國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焉可也。如彼言，則是外國之民，在理宜永為征服者，而中國之民，在理宜永為被征服者也。（參觀前葉所引奏議原文。）夫人民既雖教焉而不可以戰矣，彼募兵者，獨非人民之一分子乎？前此募兵之不可以禦侮，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寧以溫公而不知者！今但言保甲之不可戰而已，而不更求其所以恃為可戰者，則推溫公之意，豈非以臣妾於北虜為天經地義而莫敢或畔也。嗚呼！以當時諸賢所不慊於新法者，其理由乃僅如此，即保甲一端，而他可惟矣！
自元興廢保甲以後，元符二年，雖議恢復而不可果行。至徽宗崇可間，蔡京以反覆小人，託言紹述，乃復倡之，然其精神形式，皆非復荊公之舊矣。善夫高安陳氏汝錡之言也！曰：「宋武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戍邊備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游手而涅刺之，既違
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訌，陷朔代，圍太原，下燕薊，直搗汴京，有南朝無人之嘆。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鈐日熟，家有干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攖其鋒者！而又何至紛紛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也哉！故吾以為編保甲法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以與餓豺狼斗，而立碎於爪吻之下耳。尚介甫之詛且詈乎！」（蔡氏著年譜引。）嗚呼，此言可謂先得我心矣！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乎哉？抑溫公乎哉？
第四保馬
保馬法者，官給民以馬，使代養之，且獎厲民自養之，俟有緩急時，則償其直而收其用也。馬為戰陣一利器，治兵者不容忽之，故歷代皆以馬政為國家大政之一，即今世各國亦有然。宋代馬極缺乏，前此特置群牧監，常以樞府大臣領之，以重其事。然官馬作弊甚多，縻費浩大，而不能收蕃息之效，至荊公而有保馬法。
熙寧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
荊公所創諸新法中，其最不衷於學理者，莫如保馬法。蓋馬者生物，其肥瘠生死，往往不盡由人力，而責民養之，有失則令其賠償，此非政體也。元興初政，建議者爭言其病民，以理卜之，殆為可信。雖然荊公當時所以行此者，亦自有故。蓋荊公所最注重者，為訓練民兵，即保甲是也。而練民兵不可以無馬，官不給則缺於用，官給之則馬無所出，故貸馬於民而使之自養，凡以與保甲法相維繫而已。然即為此計，亦自有道。保馬之法，於其所不宜干涉者而干涉之，斯千慮之一失也。今世各國，所以籌畫馬政之法頗多，以非關宏旨，不縷述也。
第五軍器監
器械不精，以卒予敵，軍器之重，自昔然矣。宋自仁宗以來，狃於太平，軍器皆朽窳不可復用。熙寧五年，崇政殿說書王□上疏曰：
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用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貴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修，未見其可也。
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台木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製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
上然其言。明年，遂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雲。
按元澤為荊公愛子，其學行才能皆有大過人者，惜蚤卒不得表見。而後人詆之，不遺餘力，即宋史載此奏，亦以為逢迎上意，欲妄更舊制。夫舊制之敝壞，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觀其所言，與今東西諸國之法正暗合。蓋國家而欲強兵，非先利其器不可。而欲利戎器，非設專官以董其事不可。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獻，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猶不可得，況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軍器監之設，雖以今日之中國，尚為當務之急，而執政者且未見及也。而元澤於千年前能言之，其識不亦遠耶！以宋史兵志所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其發明新式之軍器，不一而足。勸工之效，亦可見矣。而元?更張，又一舉而廢之，還責諸諸路坊作，斯真元澤所謂聚工以毀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為宋如此，雖欲不南，安可得也？
綜觀荊公之軍政，其大體悉衷於學理，與今世各國之軍政略相近。而其欲變募兵以為民兵，更經國之遠漠。今之中國猶未能行，而非斷行之不足以圖強者也。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為兵而已。又欲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夫人人為兵，宜也；人人無時而不為兵，此在古代小國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諸秦以後泱泱之大國。何也？古代部落，以戰爭為國家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為供給戰爭之資。及夫世運日進文明，則以經濟為國家第一大事，而戰爭不過保護經濟之具。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則雖曰農隙講武，而有妨於生產者終不少焉。法之未盡善，此其一也。又古代小國寡民，非盡籍為兵，不足以禦侮。後世禹域一家，民數自數千萬以增至數萬萬，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則國家固無需此多兵，且即盡搜一國之財，亦不足以供其費。法之未盡善，此其二也。故唐府兵之所以變為弓廣騎，雖曰執政之無術？然亦勢所必至者矣。然曰荊公人人皆兵之主義，竟不能實行乎？曰：是又不然。今世各國之區別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得其道矣。人人皆有執干戈衛社稷之義務，然其服此義務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此以往，則散而歸農，非有大故，則徵調不及也。此各國已然之成法，雖有後聖，亮無以易矣。曰：然則以荊公之學識，胡乃見不及此乎？曰：荊公蓋已見及之。曰：既見及則何為不行？曰：是當論其世也。彼荊公執政之時，國家固已有募兵百餘萬，此即比於各國之常備兵者也。以荊公之計劃，固欲盡廢之而代以民兵也。然中唐以來數百年之積弊，革之不能驟也，故以漸焉。於一方面減募兵，同時於一方面以民兵補其所省之額，於是乎有所謂上番者。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備兵之義務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預備兵後備兵之義務者也。孰謂荊公而風不及此也！使無反對黨之阻撓，而荊公更久於其位，則安知現今各國通行之軍制，我國不於千年前創之，以為世界模範耶！
【譯文】
軍政第一省兵
宋朝因為養兵而使國家困頓，擁有百萬的軍隊，所花費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見識的人不能不為此感到憂慮，然而最終沒能進行改革，是因為這弊端已經積累很久，若不是豪傑之士不能改變。而當時的士大夫們習慣於偷懶，他們沒有誰的心力足以擔當此任的。現在先來述說當時的賢人們所論述有關養兵的弊端，然後再說王安石裁撤軍隊的政策（下面所抄錄的雖然很長，然而讀了這些才能知道當時舊法的弊病極大，不得不改變。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軍隊相配合，而攻擊他的人是無理取鬧）。
仁宗嘉祐年間（公元1056年~1063年）知諫院范鎮上書說：
現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賦斂很重，國家財政費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為兵多。議論的人肯定要說這是為防契丹而準備的。契廟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為朝廷送給他們的金銀等財物更有利。即使他們放棄這種利益而南侵，那么黃河以北，就連婦人女子，都要成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將有什么用呢？只是預先蓄養而使民困頓。從百姓中徵兵就會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會空閒，田地空閒賦稅就會加重，賦稅加重民心就會背離；寓兵於民間百姓就會多，百姓多田地就會開闢得多，田地多賦稅就會輕，賦稅輕民心就會穩固。與其使百姓離心而防備契丹，契丹沒有來而民力已經匱乏，不如鞏固民心以防備契丹，即使契丹來了民力也有餘，國家支出有準備，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數一二一樣明白。而現在在此問題上猶豫的人，讓我深感迷惑。當年漢武帝因為軍事使天下因頓，是他用兵來征匈奴掃平漠北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為軍事使天下困頓，是不用兵養兵以至於此的緣故，並沒有達到自己目的，何必要這樣來做呢？
歐陽修也論述這事說：
國家從景德年間與遼國議和休戰以來，已經有三十三年的時間了。當年經歷過戰爭的士兵，如今已經年老死盡了，而後來當兵的人還沒有聽見過戰鬥的鑼鼓、見識過戰爭的場面。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飽暖，滋生驕橫懶惰是必然的。現在入京宿衛的士兵，自己不拿甲冑而讓別人替他拿，禁軍分的口糧，自己不背卻雇別人替他背。驕惰到這個樣於，又怎么肯吃苦冒險去作戰呢！前不久西邊的將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次用兵都遭失敗，就是證明。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參加戰鬥，只是需要農民的供養，還是可以的，可惜他們空有一個士兵的虛名，其實卻是驕惰無用之人。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壯的都在田裡勞動，農閒時教他們作戰的本領。現在則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著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壯的便被招去當禁兵，另外不夠尺度較瘦弱的，都被送去當廂兵。官吏招人多的有賞，而老百姓正當窮困之時，便爭著去當兵，因此一遇災荒，留在家裡耕田種地的只有年老體弱的人了。官吏對此卻說：不招他們去當兵，恐怕他們去當強盜。唉！僅知道使他們一時不會變為強盜，卻不知道他們將因此一生驕橫怠惰變成寄生蟲。古時成年健壯的人負責耕田種地，老弱的人遊手好閒，現在是成年健壯的人遊手好閒，而年老體弱的人留下來耕種，怎么這么相反呢？既然百姓盡力耕種，仍不免要吃豬狗之食，而一旦去當和尚、士兵，就會終身安閒，享受美好的食物，那么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減少了。所以說有誘民之弊，指的就是這個。
又說：
古代善於用兵的人，可以讓他們赴湯蹈火。現在廂軍和禁軍，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時候暫時使用他們，就稱這為暫時借用。那些官兵相互傳告說，官吏央求我們了。而調遣軍隊的公文也稱為請求。那賞賜是用來酬勞的，現在因為大禮的原因，沒有勞心勞力的賞賜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百萬，官吏不敢延遲一天。兵士得到賞賜，不因為沒有功勞而覺得羞愧，而是去稱量賞賜的多少，比較賞賜的好與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來呼叫，拿棍棒想攻擊朝廷的官吏。沒有事情的時候還像這樣，因此知道士兵的驕橫。兵士敢於驕橫的原因，是因為使用他們沒有正確的方法，制度沒有建立。往日五代的混亂可以說達到了極點，五十三年之間變更了五個姓氏的十二個君王，因為亡國被殺死的有八個。在位時間最長的不過十餘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滅亡了。那些五代的君主難道都是愚笨的人嗎？他們的心裡難道喜歡禍亂而不想實行長治久安的大計嗎？但他們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為環境和條件的制約。那個時期，東邊北漢據山西，西邊有前蜀、後蜀據四川等地，北邊有契丹，南邊有吳據淮南、南唐據江南、閩據福建、南漢據南海、吳越據兩浙、楚據湖南、南平據荊南，天下分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環繞。以非常狹窄的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實行割據，那些統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國家的時間短，威望德行沒有融洽。強暴的君王勇猛的國君依靠武力實施統治，僅僅能夠維持統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孫，不過一兩次傳位就要陷於敗亂。因此養兵就像讓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為害怕不敢吃，哪裡還談得上制約！天下的形勢就像破屋子，修補內室則牆角壞了，修整椽子則棟樑傾頹，拚命支撐著，勉強存在罷了，哪還有時間制禮作樂，對各方面進行約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現在宋朝存在已經八十年了。對外平息了僭亂，沒有能與我們抗衡的敵國；對內削除了藩鎮割據，沒有強大叛逆的臣子。天下實現了統一，海內平安。建立國家不能說時間不長，天下不能說不廣大，可是軍隊不能夠對外震懾卻敢驕橫國內，制度不能成為萬世的法則卻日益細碎雜亂，一切得過且過，與五代的時候沒有差異，這確實太讓人嘆惜了。
蘇軾也論述到：
軍隊沒有事而要吃飯，這樣就不能讓他們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讓他們只吃飯而沒有事做。這兩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並行的，事情就是這樣。現在有百頃的閒田就足以養馬四千匹，而不用花費什么，聚集起四千匹馬而運來百頃地上的馬草，則它的費用要增加百倍，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過去漢代的制度，有輪流服役的士卒，而沒有耕田的士卒，雖然都出身於農夫，而當他們成為士卒後，就不再關心農夫的事，因此郡縣裡沒有經常屯駐的軍隊，而京師也不過有南北兩個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都要用虎符調動郡國的軍隊。到戰事完後，軍隊就休整，各分散到原來的地方。因此它的士兵雖然不離開農業，而天下也不至於有匱乏，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唐擁有天下後，設置十六個衛府兵，天下駐軍有八百餘處，而屯在關中的，就有五百處，而他們沒有戰事時就耕田生產穀物，不僅可以自己養活自己，還能增加縣裡糧食的存儲，因此它軍隊雖然在京師，而天下也不至於困頓的原因，是他們不曾只吃飯而什么事都不做。而現在天下的軍隊，聚集在京城周圍而不從事耕作的有數十萬，都要仰仗著縣官來養活，有漢唐的禍患，而沒有漢唐的好處，選擇了它們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這就是不分辨而將弊端全吸收。天下的財物，近的在淮河流域，遠的到吳楚，凡是車船能到達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沒有不把那裡的財物都搜取到京城來的。天下安定無事，而賦稅聚斂的程度，達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財政部門所掌握的收入，仍苦於不夠支出，這弊端都是由不從事耕種的軍隊在內聚集，而吃四方的貢賦的緣故。不僅如此，還有循環往來屯駐在郡縣中的。過去建國初，那些分裂的勢力，擁有軍隊而不服，太祖和太宗，親披戰袍，經過奮戰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們的君主而擁有了它們的疆土。而它們仍然有殘餘的力量，皇上怕復發，於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裡，大到蕃鎮州府，小到縣鎮，處處都有京師的軍隊。由此來看，則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來守衛，而這樣能長久不變嗎？花費沒有比養兵更大的了，養兵的費用，沒有比出征和行進更多的。現在派禁兵來守郡縣，遠的有數千里，除了他們每月每年應當供給的外，而每天還要供給他們糧草，三年輪換一次，去的紛紛擾擾，來的接連不斷，雖然每批不過數百人，而總共算下來，與數十萬兵沒有什么區別。三年一出征，農夫之力，怎么能不枯竭？來回運輸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憊？況且現在天下沒有戰事，武夫和兇悍的士卒，沒有什么功勞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視，然而都不得不成為閒居無用的士卒，他們以為給天子當兵，就應該吃好的穿好的，開府庫，拿出金帛，如果有不盡他們意的，就群起而攪鬧。這是做什么呢？天下是一家，已經是數千百年了，百姓擁戴國君，到海邊都應是這樣，和京城周圍沒有什么兩樣，也不必懷疑四方的軍隊而只信任禁軍。過去四川有均賊，近來貝州之亂，並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我認為郡縣的士兵，可以慢慢訓練而悄悄奪去他們的權利，那么禁兵就可以逐漸不用了。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場所嗎？大自然所賦予人的，各地沒有什么不同，以前戰國時各地都是要使用的。四川人的怯懦，吳地人的矮小，都曾與大國來抗衡，怎么能只用禁兵呢？現在的士卒，是疲憊、怯懦而振作不起來的，他們見到郡縣都有禁兵，而對待他們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這樣將吏們也無法使他們聽從命令。假如禁兵漸漸減少，而供養他們的錢糧來優待郡縣的士兵，那他們肯定會非常高興，出於意外，他們會感激皇上的恩德，而願為朝廷效力，又怎么怕他們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衛以及保衛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軍，這樣則內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養的費用，外也沒有遷徙供應的勞頓，費用的節省，就可以過半了。
又說：（《策別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選擇就已經很精，這是什么原因呢？從農民中選擇士兵，有固定的數目而沒有固定的人；國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個士兵，如此而已。這樣老年人能得以奉養，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沒有不是健壯的子弟的。因此他們在沒有戰事的時候耕作和打獵，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軍隊出征而供應糧食，不曾餵養無用的士卒。使他們經歷艱險，精於武藝，智慧足以跟隨旗鼓的指揮而進退，強大鋒利足以攻入堅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夠自己保衛自己，這樣損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到了後世，兵民既然分開，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於是開始有了老弱的士卒。既然募民而成為兵，他們的妻子兒女房屋等，都要託付到軍隊之中，他們的姓名既然已經寫到官府的兵籍冊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農民，只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後無家可歸，那么他們肯定不願意離開軍營。因此就是那些沒有用的兵卒，即使減少他們的糧食和報酬，也都要一輩子靠軍營生活。所有人從二十歲往上一直到衰老，不過四十餘年，身強力壯，足以上戰場拼殺的，也不過二十多年，現在供養他們終身，就是一個士卒共有二十年沒有用而卻要官府供養。由此可以推斷，養兵十萬，其中有五萬人是可以離開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沒有益處的花費。現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過去陝西那一仗，都靠平民為兵。加上明道、寶元年間，天下遭旱災和蝗災，到近年青州和齊州的饑荒以及河朔的水災，百姓急於當兵的日益多起來。查考資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來，募兵的數目，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沒有經過訓練的，不能頂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費，比古代多百倍。這實在不能長久不變。凡是百姓要當兵的，他們這些人多數不是良民，在他們少壯時，賭博飲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捨身到軍營中，等他們年歲大了，氣力不足了，後悔也來不及。我認為五十以上，願意再恢復為百姓的，應該聽從他們。從現在起，百姓願意當兵的，三十歲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百姓三十而去當兵，十年後回去，他們的精力還足以養小的送老的，還可以為他們的終身打算。在他們應募時，就已經知道在這裡不出十年，而要為他這十年而打算，到時候削除了他們的兵籍而沒有怨言。用官府終身供養無用的士卒的錢來招募別人，應徵的人肯定會多，這樣官府就不會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於無辜而死。他們都知道不超過十年就要恢復為平民，就會自愛而不去犯法，也不至於結交一些無賴或自己去做惡人。現在天下的禍患，在於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們常常驕橫兇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盜賊來攻而不能抵禦，外族來搶掠也不能抵抗。現在如果讓百姓來代替他們而來當兵，之後還可以恢復為百姓，那么天下了解軍隊的就多了，而盜賊和外族就會有所忌憚。
讀了這些就知道，當時養兵的弊端，是萬萬不能不改變了。而范、歐陽、蘇這些人所建議的，就是後來王安石所施行的。要等到王安石的時候才改，這是為什么呢？事情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天下的大業，終究不是那些議論者所能辦到的。宋仁宗是優柔寡斷之主，不能和他來討論大計。而神宗則是英明果斷的君王，可以輔佐他並施行這些改革。然而皇上一談到要實際操作，群臣們一個個都變了臉色，誰也不敢負這個責任，首先阻撓的就是司馬光，他說：
淘汰的多了，人們惶恐且懷疑，會招來憂愁怨恨，雖然國家太平，法令嚴密，這種攪擾，也不會怎么樣。可是詔書一下，萬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動百姓，朝廷到那時想省事，把詔書收還，就會馬上失去威嚴，之後就不能指揮這些驕兵了。如果硬要推行，則眾怨難犯。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導致張彥之亂，這事是可以借鑑的。
司馬光的這種說法，可以說是當時反對黨的代表。問他們理由，不過就是擔心驕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們造反，而決心姑息養癰。假如沒有王安石，那么這件事也就因為聽了別人的意見而廢止了。當時皇帝和王安石議論裁兵的事，皇上說：「密院以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亂。」王安石說：「陛下親身施行德義，勤勞於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會有這樣的道理。建忠叛亂的原因，是因為德宗用盧杞這些人而疏遠陸贄，他不亡國，是他的幸運。現在所決斷的事都出於皇上，詳細定立條例，逐漸來施行。」皇上的決心才下。於是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下詔給各路的監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條件的記錄下來，不能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能任廂軍的免為平民。不久又下詔挑選各路年齡四十五歲以下還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歲以上願還為民的，聽其自便。舊制兵卒到六十一歲才可退休，有進還不馬上允許，這時免為平民的很多，冗兵從此裁減許多。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下詔廢除合併各個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並為二百七十，馬軍數額改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之後總兵也進行調換合併，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並為三百五十五營，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邊的各路以及廂軍調撥合併，都聚集並取整補零，都規定了人數。從熙寧到元豐，每年廢除和合併都很多，而增加武衛軍，嚴格他們的訓練方法，不過幾年都成為了精兵。
冗兵應該裁減，當時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動作的原因，就是怕兵變。然而王安石毅然施行，什么動靜都沒有，他們所謂的可怕的事在哪裡呢？該不是這些賢人們怕惹事，不肯負責任，不肯被埋怨，寧可坐視國家的凋敝，最終也不肯用自己的爵位名譽去嘗試那成敗不可知的事情。他們自己打算的是很好的，但不知國家要這些大臣們有什么用。治平年間的兵，共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人，到熙寧，裁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時稍有增加，也僅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四人，比之前裁去了一半。王安石初執政，而能節省宮廷費和其他經費十分之四，執政十年，而能逐漸裁減冗兵十分之五，他魄力的雄偉和果斷、剛毅，難道可以衡量嗎？他做事的艱苦和辛勞，也是可以想見的。這兩者，都是當時的言論家們每天所談論的。談論而不去施行，王安石施行了，而這些人又都來詆毀他，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人心的人。而後的論史者，對這樣的偉績，熟視無睹，他們真可以說是沒有長眼睛啊！王安石所裁去的士卒，《宋史-兵志》詳細記錄了他廢除和合併的過程，將建隆以來的制度與熙寧以後的制度兩相比較，學者如果想要了解具體的事，可以核查，這裡就不抄錄了。
第二置將
王安石裁減軍隊，不是退縮的政策，而是進取的政策。宋代的軍隊雖多而不能用，原因很多，而最嚴重的，就是將和兵不認識，兵和將不熟悉。宋太祖鑒於晚唐五代的弊病，怕有能力的將領擁有自己的武裝，於是創立了更戍的方法，分派禁軍去守衛邊城。這可以阻擋那裡悍將驕卒的跋扈之氣，這辦法很好；而也有它的壞處，不僅士卒輪換頻繁，勞民傷財，還因為將不了解士卒，士卒不認識將領，使有兵等於無兵。到王安石執政，才派遣了一些將領到各路領兵，總管禁軍，使兵認識將，將訓練兵，平時有嚴厲的訓練，而沒有輪番調換的勞苦，有事再派遣，這實在是宋朝兵制的一大改革。現在考查當時將領的人數和他們所在的地點，列表如下頁：
天下共有都為九十二將，還有馬步軍十三個指揮，忠果十指揮，土軍兩指揮，都為二十五指揮，與將並行。這是王安石所定立的常備兵的編制。一個將領一個指揮之下所管轄多少士卒，史書上沒有說明，今已不可考；但知道忠果十指揮是各領五百人，而東南各路諸將所屬的士卒有在三千以下的。大約各隨屯駐地的險要程度來定數額的多少，數額不是一定的。
這裡所說的將，並不是將帥的將，而是一個團體的名稱，大概類似於今天新軍制中所說的「鎮」，也類似日本軍制中所謂的「師團」。它以第一將第二將等作為它的記號，也與現在的軍制暗合。而選擇全國險要的地方，而分配使他們各有各的位置，這又是今天管軍事的人所不能達到的。它第一項中的三十七將，是保衛京師的，並防契丹的。韓琦請求撤除以免契丹生疑所指的就是這些（顏習齋曾駁斥韓琦的說法，即使是御批《通鑑輯覽》也不支持他的說法）。第二項的四十二將，是用來圖謀西夏的。王安石對於這兩個外敵，處心積慮想要消滅它們，因此他把兵力布置在這方面特別多。他第三項的十三將，是用來保境內治安的，因此安排在後方，而它的兵力也只是全國的五分之一。
將兵的制度，之所以和晚唐五代的制度不同，是因為它都是禁軍，天子自己任命大元帥來統領，將官不可私自有自己的士兵，因此兵權沒有旁落的禍患。這種制度之所以和建隆以來的制度不同，是將領與士卒相互認識，有訓練的過程，而沒有換防的煩擾。和當今相比，只有德國和日本的陸軍編制法和它類似。像中國現在的編制，就是學習也是達不到。唉！王安石離我們太遠了。
自從元祐年間推翻新政，將兵這種制度，雖然沒有全部廢止，然而讓州官、縣官兼管軍隊，與將官分權，軍令不出於一處，造成士卒日益偷閒懶惰，等到女真人長驅直入，沒有人能抵禦，而宋朝也由此南渡了，悲哀啊！
第三保甲
裁判軍隊，設置將兵，這都是王安石一時權宜的政策，暫時救時弊而已。如果說他解決根本問題的政策，還不在這裡。王安石，大概是個全民皆兵主義者，想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廢除募兵改為徵兵，於是保甲法興起。
保甲的性質有兩個：一是地方自治體的警察，另一是後備兵和民兵。王安石辦保甲的用意，本想來改革兵制，而他下手是從警察開始的。這裡先說警察的保甲。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開始頒布保甲法，它的內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載很煩瑣，這裡綜合一下並加以詮釋）
（一）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同保不到五家的，歸到地保。有從外入保的，就收為同保，等滿十家才另設置為保。
（二）每保設置保長一人，每大保設置大保長一人，讓主戶有能力的人充當。每都設置都保正一人，副都保正一人，讓眾人所服從的人充任。凡任保正的正副保長，都要通過選舉。
（三）每戶有兩個男子以上的，先由一個人為保丁，附保兩個男子以上，有其他的男子而且健壯英勇的也附在其中。
（四）凡不在禁止範圍內的兵器，都允許保丁使用。
（五）每一大保，每夜輪五人防盜，凡是抓捕所繳獲，賞給抓捕者。
（六）凡是同保中有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搶奪人口、傳布妖教、製造存放毒藥等罪的，知情不告的罰。但不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不能告發。
（七）有窩藏強盜三人以上，經過三日以上的，鄰保即使不知情，也要給予失查的罪名。
（八）此法先在京城地區施行，以後再推廣到其他各路。
由此看來，保甲法最初的性質，和今天所謂警察正相類似，這是很明顯的。而它的警察權，委託給地方自治的團體了。警察權應當集中在中央，還是應當分到地方呢？應當用官吏來任這職務，還是以百姓來兼任這職務？這兩者各有利弊，至今討論政治的人也沒能斷定。而在地域廣闊的國家，中央政府的力量，苦於不能全面顧及各個角落，那么使用官吏來做，還不如讓百姓自己來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就是地方警察的性質。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並不是將它作為警察就完了，實際是想要改募兵為徵兵，而借保甲為開端。當時宋的制度，有稱為「義勇兵」的，數額不少，而他們的無用，也和禁兵、廂兵差不多。王安石是想用它的形式，而改變它的精神，這是立保甲的本意。開始創立的時候，朝廷中沒有人認為它正確。王安石與神宗以及大臣們反覆辯論，才最終施行。今據《宋史-兵志》抄錄他們辯論的詞句如下：
皇帝認為府兵要與租庸法互相配合。
王安石卻說：「如今義勇、士軍輪番服役，已經有了糧餉，那么無論貧富都可以入內保衛外出戍守，即使沒有租庸調法，也自然可以去做。只是義勇都是善良百姓，應當按照禮法道義獎勵培養。如今顛倒的做法是將他們的手背刺字塗墨，訓練而耗費，讓他們轉運糧食。這三方面是人們所不樂意的，如果再驅使他們迎敵，使得他們遭受殺戮，尤其是人們畏懼。」
馮京說：「義勇也有因拉硬弓得以應試領受恩典的人。」
王安石說：「拉硬弓卻力量不夠，就停止進取，這樣朝廷有施恩過當的地方，並不是當初獎勵讓人從事軍事的用意啊。如今想要處置安排義勇全都應當與此相反，使得害處在於不做義勇，而利益在於充當義勇，那么風俗能夠改變而眾人的武藝可以練成。臣希望選擇鄉里豪傑作為將校，稍稍加以獎勵提拔，那么人們自會心悅誠服。假使如今招募士兵擔任警衛，已經有累官至刺史以上的人，移此與彼，本來就沒有不可以，況且不至於像這樣耗費國家俸祿，已經足夠讓人們樂意去做了。陛下真能慎重選擇，身邊大臣都有行政的才幹，那么將來可以讓他們分頭率領這樣的軍隊了。如今招募的士兵是出於沒有本事的人，還能夠擔任軍廂主，那么身邊大臣以上難道比不上這種人？這是先代帝王既有的法令，是國家社稷的長久計策。」
皇帝認為他說的很對。
皇帝又提到節約財政費用。
王安石回答說：「裁軍是最重要的。」
皇帝又說：「比照慶曆時的數量已經減少很多了。」便舉出河北、陝西的軍隊人數，憂慮招募的士兵太少，又訓練選拔不精良，遇上緊急情況有時誤事。
王安石卻說：「精加訓練招募的士兵，而且鼓勵三路的百姓學習軍事，那么軍隊能夠減省。為臣多次說過，河北從前被軍人割據，內部對抗朝廷，外部與四鄰為敵，也有抵禦奚、契丹的，軍隊儲備不必向外部尋求就足夠了。如今河北人口繁殖增多，又拿著全國的物資去送給它，還常常好像不夠，用來抵擋一面的敵對勢力，那些設施竟然比不上軍人割據的時候。那么三路的事情有應當議論和籌劃的，只在於專一使用那些百姓罷了。」
皇帝又說邊疆部隊不夠用來守衛。白白耗費衣物糧食，但是鞏固邊境又不能全部裁減。
王安石說：「如今再裁軍，就確實是沒有什么可以來對付緊急情況的了，不裁減，那么耗費財物使得國家窘困就沒有停止的時候。臣認為如果不能夠治理軍隊，恢復古代制度，那么我國就沒有富強的可能。」
皇帝說：「唐朝定都長安，府兵大多在關中，目的是加強根本。如今定都關東則是府兵強大，那么京城反而不足以對付四方。」
王安石說：「府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排，又可以命令他們進京保衛，那么不用擔心根基不強大。」
韓絳、呂公弼都認為進京保衛是困難的。
文彥博說：「像曹、濮人專門當強盜，難道讓他們進京保衛？」
王安石說：「曹、濮人難道沒有響應招募的，全都是強橫狡猾奸刁的人？還不值得擔心。義勇全都是善良百姓，又派有財力物力的人戶擔任將校，難道又應該認為值得擔心嗎？」
陳昇之想要讓義勇逐漸戍守靠近京城的州郡。
王安石說：「陛下如果想要去除幾百年招募軍隊的弊端，那就應該毅然決斷，詳細定立法制，使得它主次前後全都齊備。不這樣的話，是沒有補益的。」
皇帝說：「控制並使用他們，在法令上應當事先制定條令，逐漸地推行。」
文彥博等人又認為士兵很難派他們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戍守。
王安石說：「以前的朝代出征流求，討伐党項，難道不是府兵嗎？」
皇帝說：「招募的士兵擅長作戰守御，所以可以依靠，至於民兵，卻是軍事和農作的事業各有一半，可以依仗來作戰和守御嗎？」
王安石說：「唐代以前沒有刺字的士兵，然而也可以用來作戰守御，臣認為招募的民兵和士兵沒有什么不同，只是看所任用的將帥怎么樣罷了。將帥並不難找，只要君主能察覺發現百官的真假，善於駕馭控制他們，那么人才湧現且被我所使用，不怕沒有將帥；有了將帥，那么就不怕民兵不為我所用。
皇帝說：「治理邊遠地區的策略，一定要將那裡的百姓編成什伍，開支節省而士兵眾多，並且同招募的軍隊一起，互相參用了。」
王安石回答說：「想要公私兩方財物都不匱乏，替國家社稷長久存在考慮，招募軍隊的法令確實應當變革。」
皇帝說：「樞密院認為肯定會發生建中那樣的變故。」
王安石說：「陛下親身實踐仁義，為政務憂愁勞苦，上下不相欺，肯定沒有這種事情。建中之所以引起變故，是因為唐德宗重用盧杞這種人卻疏遠陸贄，他沒有亡國算是很僥倖的了。」
當時有散布謠言的，說朝廷教練保甲，將徵發人去戍邊，於是鄉民驚擾，有父子抱頭痛哭的，也有為了免於徵發而自殘的。韓維等人向上請求暫停施行保甲以安民。
王安石說：「往日保甲，要得到他們自願值勤的狀子，然後才役使他們，大概對於人心來說沒有什么驚懼的。況且如今窩藏強盜以及充當強盜的人，本來就認為新法對他們不利。陛下觀察長社一縣，所捕獲的開封府地區大盜被保甲驅趕到外面的人到了三十名，這些人既不被京城地區所容納，又被周圍州郡剿捕，他們想想無以為生了，就專門進行煽動蠱惑。最近聽說帶頭煽動蠱惑的人已經被捕，但是送到京城的也只有二十名左右。憑著十七縣十多萬家，而被煽動蠱惑的人只有二十名左右，不可以說很多。自古以來興辦事業，沒有不用權威領導眾人而能讓上下一致的。如今聯結十幾萬人成為保甲，又等到他們響應招募才派他們輪番值勤，這是因為陛下體恤他們到極點了。命令保甲輪流值勤捉捕強盜，如果聽任他們自由來去，那么誰肯聽從命令？如果用法律驅使他們，又不是人們所情願的。況且統治天下的人，如果只是想聽任民心所情願就夠了，那么有什么必要設立君主而且為他們設置安排官吏呢？如今周圍州郡保甲，應該預先派遣官員宣示皇上旨意，然後按照法令推行它。」
一天，皇帝對王安石說：「曾孝寬說，百姓中有砍掉手指抗議保甲的人。」
王安石說：「這件中是從蔡駰那兒得知的。趙子幾派蔡駰查問，原來是百姓因為砍樹誤斷手指，作證的有好幾個人。大概保甲法，上從執政大臣，中間則是內外兩制，下面則是強盜以及窩藏強盜的人，都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可是臣召來鄉民詢問他們，都認為便利。那么即使有砍掉手指逃避丁役的人，也不全都是這樣的。況且保甲不只是剷除強盜，原本就可以訓習當兵。人們既然都能射擊，又建樹旗鼓變換他們的視聽，並且約定用免除賦稅以值勤代替巡檢士兵；又從正長以上，能捉拿強盜的人將官階獎勵給他們，那么人們競相受到鼓勵。然後讓他們和招募的士兵互相參用，就能夠消除募兵的傲氣，而且節省財政費用，這是宗廟社稷長久的策略。」
皇帝於是改變三路義勇同開封府地區保甲法一樣。
馮京說：「義勇已經有指揮使，指揮使就是那些鄉里豪傑，如今又建保甲，叫什么人做大保長？」
王安石說：「古時候百姓住的地方就是鄉，五家組成比，比有比長，等到打仗，就用五人組成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組成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組成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就是閭胥，伍司馬就是比長，只是根據事情起不同的名字而已。這是上古三代六鄉六軍遺留下來的辦法。此辦法記載在《書》上，從夏朝以來到周朝都沒有改變。秦朝雖然分割田界，可仍將他們組成什伍，還是按照古代的制度，這就是軍隊眾多而且強大的原因啊。近代只有府兵是近似於它的。如果捨棄已有的既定法規，卻竟然遵守五代動亂亡國那樣的殘留法規，不足以帶來安定富強是沒有疑問的。然而人們都很安逸不認為因循守舊是值得憂慮的，這是見識短淺。」
有人說：「保甲不能代替正規軍值勤。」
王安石說：「等到他們演習熟練，然後值勤。可是東邊部隊的武藝也不比義勇、保甲優異，臣觀察廣勇、虎翼士兵就是這樣。如今充當募兵的，大都是偷懶刁滑不能自我振作的人，從事農業的，都是淳樸出力一心聽從命令的人，那么緊急時就不如民兵能夠派上用場。」
馮京說：「太祖征伐天下，難道用的是農人士兵？」
王安石說：「太祖的時代緊接著五代，百姓極其窮困，豪傑大多認為當兵有利。如今百姓安於本業以生為樂，而且軍隊中不再有像從前能提拔做公侯的人，豪傑不會再在軍隊中，而響應招募的人大多是偷懶不能夠自我振作的人而已。」
文彥博說：「用道義輔佐君主的人不憑藉軍隊稱強於天下。」
王安石說：「用軍隊稱強於天下的不合道義，然而有道德的人原本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正因為他能剛強，必定不至於柔弱。擴大六軍，本來就是前代君主所崇尚的，只是不應當專事兵強而已。」
皇帝說：「保甲、義勇糧草的開支，應當預先替他們打算。」王安石說：「應當減少招募軍隊的費用來供應他們，所供應保甲的費用，只不過是豢養軍隊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說：「京城地區募兵的人數已經比從前減少了。加強根本的威勢，不可以全部裁減。」
王安石說：「已經有保甲代替他們服役，就不需要招募軍隊。如今京城招募士兵，逃跑死亡停免釋放，一個季度有幾千人，只要不招補，就是能夠減少。然而如今廂軍已經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儘早訓練民兵。民兵訓練完成，那募兵就應當減少了。況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藝分為八等，獎勵極為優厚，人們競相私自練習，不一定值勤以後再進行學習。臣希望用幾年時間，他們的武藝不只是超過義勇，一定會超過正規軍。正規軍練習武藝，只不過應和官府法令而已，不像保甲人人有努力的想法。」
以上都是初設保甲時王安石在朝廷上與人辯解的言辭，之所以要不怕拖沓而詳細列出（所錄還有刪節），一是因為此法是王安石精神的寄託，應該傳下去；一是因為《宋史》所記述王安石的政績，一直是力求簡略，無法從中考察他立法的用意，只有兵志中對此事，說得稍為詳細一些，更不能不表述出來了。唉！我讀這些而感嘆王安石見識的高遠，憂國的忠誠，做事的勇敢，實在是有史以來沒有人能與他匹敵的。服兵役，是國民對國家最大的義務，是無法逃於天地之間的。因此士農工商，都應當為兵，而萬萬不能在士農工商以外，還有一個兵的階級存在。假使在士農工商之外還有一個稱為兵的階級存在，那么這個階級必定是一個藏污納垢之所，而它的兵也不可用的。宋朝因為募兵的原因，而使兵另成一個階級，它的積弊，當日的賢人們說得已經很詳細了；而且不必非要到遙遠的宋代去求證，就是我們現在的旗兵綠營防勇，他們**的劣跡，本來我們就已經看到了。王安石想清除病源，於是發明了專用鄉民農民的義理，這是曾、胡、江、羅他們治理湘軍能有功勳的原因。他們說：「農民淳樸，一心聽令，有了急事民兵足可以依靠。」在曾國藩的書信中，類似這樣的話，數都數不清，如果不是真心做事而有經驗的，不一定能想到這些。而之所以能使用他們的方法，就是首先對他們進行禮義的教育，而用名譽來鼓舞他們。曾國藩這些人之所以能建立大業，靠的就是這些；日本人每天自誇炫耀大和魂，於是屢次取得勝利，使世界各國對它瞠目相看，也是靠此罷了。而中國自秦漢之後二千年間所稱的賢士大夫，能理解這一點的有幾人呢？能知道而又能付之於行動的又有幾人呢？在王安石當時所施行的新法中，就是於保甲法所注入的心力最多，而因此招致的誹謗和怨恨也最深重。其他的新法，大體上專門是為便民的，因此反對王安石的只有朝廷那些因意氣而作對的人，百姓沒有幾人附和的，只是到了保甲法，因為它與裁減軍隊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這是一點；因為保甲法中的職責如警察以維持治安，那些盜賊和窩藏盜賊的人也怨恨他，這是第二點；然而這還不夠，全天下的成年壯士，無論貴賤、貧富，都要從事武力之事，都要用紀律約束，那些不願意的怨恨他，這是第三點。常人一般都好逸惡勞，喜歡放縱而不願被束縛，況且憑中國數千年來已經習慣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葉，紀綱茫然無存，上下都習慣於愉閒懶惰，已經成為習慣，現在忽然想束縛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勞，使他的負擔加重，百姓會認為是害自己，反對新法也就很正常了。因此當時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說有斬斷手指來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這是情理中應當有的事，未必就是誣陷誹謗之詞。即使這樣，這足以成為保甲法的弊端嗎？子產有「孰殺」之歌（子產是春秋時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謠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孔子有「麛裘」的誹謗（孔子始用於魯國，有人作詩諷刺他說：「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諷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權力是不相稱的。），凡一個政策在改革的開始，必定有多數人會感到非常苦痛。因為這個就廢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還有什么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說：「自古做事，沒有不使用權勢率領眾人而使上下如一的。」又說：「如果只聽憑民情的願望罷了，何必要立國君？」這難道是法家**的言論嗎？政治的原理，確實就是這樣。痛恨**，是痛恨**的人害國害民而自己從中取利。如果事情是關乎國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權者強制來執行，那么還有什么可痛恨的呢？強迫國民去服兵役的義務，這正是一個國家應當有的；如果有違抗，就是對國家進行叛逆了。而王安石當時對於這些人，未曾進行過懲治，只是反覆勸諭，而且為他們多方面想辦法，誘導獎勵他們，使他們自己逐漸醒悟，我只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議論他的人反將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這些盲人的言論是不足以辨別是非的。
《宋史》中有關訓練保甲為民兵的記述如下：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開始設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用王中正、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合二十二縣建設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學習一種武藝，設教頭一名。總共禁軍教頭二百七十名，都教頭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為三等，弩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騎馬射擊按九斗、八斗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為超等。遇上教練的時候，每月供應錢三千，每日提供糧食，官府給予兵器、戰袍，又準備好銀碟、濁酒作為犒賞。
三年，大保長武藝學成，便建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練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個團，靠近該團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訓練他們。用大保長中武藝學成的十人連續教練，五天輪一遍。將他們的壯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為騎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廣到三路，各設文武官員一名提舉，河北就是狄諮、劉定，陝西就是張山甫，河東就是黃廉、王崇拯，用儲備庫藏豢養義勇保甲的錢糧供給他們的費用。這年，引導府界武藝學成的保甲，由皇帝親自檢閱，錄用能幹的人，其餘的賞賜錢帛。
四年，將五路義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聯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長、壯丁一共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比過去的費用節省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訓練的賞賜錢一百多萬不算在內。
到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義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萬二千零二十八人。
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況。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顯著，開始時將保甲用做警察，而盜賊都沒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圍的群盜，搶劫殺掠，每年動不動就有二百起，到這時就一個也沒有了。僅長野一縣，捕獲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驅逐出來的大賊，就有三十人。接著是用他們做民兵，才開始訓練時，人們的議論沸騰，當教授的技藝學成後，竟能超過正規軍隊。獎賞所需要的錢，都是從往年的財政結餘以及禁軍缺額所節省出的錢中支出的，沒有費戶部一點錢。司農官親自參與這事，督察檢查極為精細。縣令有人強迫保甲買服裝的，都予以處分，因此人們沒有敢不奉法的。獎勵既然豐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們都高高興興的前去（以上都節錄自《宋史-兵志》）。由此來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餘年經營的苦心，可以說沒有辜負；誰能想到宋神宗屍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壞殆盡了。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繼位，當時知陳州的司馬光就第一個上書請求廢除保甲法，他寫到：
（前略）自從唐朝開元以來，民兵之法被破壞，戍守戰攻，全都招募長期作戰的士兵，民間哪曾練過兵？國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滿頭白髮的老人不認識兵器，有朝一日田間的百姓都穿上軍服拿起兵器，滿地奔跑，老人嘆氣認為不吉祥。事情初創，調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戶騷擾，一家也不遺漏。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者，到處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勞賞賜，浪費金帛，以巨萬計數。這些都是鞭撻平民百姓，一銖一兩一丈一尺地收刮他們，一旦使用起來就如糞土一般。可是鄉村的百姓，只是苦於勞役，並不感戴恩德。農民的勞苦已經那樣，國家的開支又像這樣，到底用他們干什么呢？如果讓他們搜捕強盜，保衛鄉村，那么有什么必要這樣多呢？讓他們戍守邊境，從事征伐，而那些邊遠地方的百姓，以騎馬射箭作為本業，將進攻作戰作為習俗，從小到大，再沒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從事種田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給他們武器，教他們攻擊刺殺，在教場當中坐下起立前進後退，好像很整肅，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同敵人相遇，咚咚敲起鼓來，響箭開始交接，他們敗逃潰散可以預料，是必定無疑的。（後略）
唉！司馬光用來反對保甲法的理由，不過如此而已。我這裡試著辯駁他：他說民不了解軍事已經百餘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復的。人之所以貴於萬物，是因為他們有學習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沒有見過的事，如果國家鼓勵，就沒有做不到的，而何況是百年前已經有，還沒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馬光所說，那么國家一切教育培訓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難道只是保甲嗎？他說「老人們不認識兵器，見有穿軍服拿兵刃的，就嘆息認為是不祥之兆」。他說話隨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厲害。如果大臣為國家謀求百年大計，而他們的政策卻取決於鄉間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正因為百姓不認識兵器，政府才應該使他們振作起來，更不能停止了。宋神宗與王安石所作果斷迅速，在規定的期限內就看到了訓練的成果。假如像司馬光所說，全國忌諱談軍事，而只是以手拿冰來嬉戲，這對歌舞太平確實合適，而之後敵人的戰馬長驅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這是什么祥兆呢？他說：「保甲法草創之時，調度無法，每戶百姓都被騷擾。」凡是屬於草創的事情，沒有積累經驗，舉措有失當之處，在所難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應當施行。如果是應當施行的，即使有許多措施失當的地方，也不能馬上停止。何況司馬光提出這種問題的時候，距離熙寧保甲法的草創已經十七年了，官吏已經熟習了此法，而這法也已經看到了效果。追究過去的罪過，這難道說公正嗎？而何況過去因為百姓不熟悉而施行，本就會有騷擾，現在百姓已經熟悉了而要廢止，難道說不是騷擾嗎？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別說以暴易仁了。他說「犒賞的費用，浪費國家的財政」，似乎是這樣，難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費的，都是從財政或者裁撤軍隊的盈餘中取得的，而沒有動用戶部的一文錢嗎？不看看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的統計，因為改行保甲法的緣故，每年省六十餘萬的費用，而保甲和犒賞所需要的僅為三十餘萬，兩者進行比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萬嗎？（這裡所舉的是京城周邊的統計，匯總全國的數字，會更多）為保護國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費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現代的各國，不惜數億萬資金來建造艦隊就是這個道理，更何況比以前有所節省呢？司馬光的這些話，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至於他最後所論，說中國的百姓，即使教給他們軍事，也沒有什么用途。他這樣說，給他加個對百姓大不敬的罪名都是可以的。如果像他所說，那么外國人，理應永遠是征服者，而中國的百姓，理應永遠是被征服者（參見前面奏議的原文）。人民即使經過了訓練而仍不能戰，那些募兵，難道他們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嗎？那些募兵不能抵禦外侮，就連五尺的兒童都知道，難道司馬光不知道嗎？現在只管說保甲不可參加戰役罷了，而更不能依靠他們來取得戰爭的勝利，那么根據司馬光的用意，難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於北方異族天經地義而不敢背叛嗎？唉！當時的那些賢人不滿於新法，他們的理由僅是如此，從保甲法這一項，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保甲法後，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雖然議論恢復而沒有真的施行。到徽宗崇寧年間（公元1102年~1106年），蔡京這個反覆小人，託言紹述時的事，又重新倡導。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經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舊樣子了。高安的陳汝錡說的多好啊！他說：「宋朝，是由武力衰敗而衰弱的國家。將權被釋於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軍，都去守衛邊境以備征討，而京城周圍的兵也就弱了；招攬一些遊手好閒之人給他們刺上字而成為士卒，既攪擾當地百姓，還因供養他們而使百姓困頓，他們所在地方的防禦力量就弱了。因此金國一作亂，攻下了朔代，圍困太原，取得燕薊，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無人的感嘆。而太后的手詔，也有人們不懂軍事之恨。假如保甲不廢，又能按時訓練，號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敵愾，縱然胡人入侵，又何至於一甩膀子就縱行數千里，沒有哪個地方能阻擋他們的鋒芒！而又何至於紛紛召集，頒下哀痛的勤王詔書啊！因此我認為編保甲法，訓練民兵，已經預知將來必定有靖康之恥；而靖康時之所以河決魚爛，正是因為保甲法被破壞了。頂著它的名義而放棄了它的實際，用度一天天多，而銳氣一天天少，驅趕病殘兒童赤手空拳與飢餓的豺狼搏鬥，自然馬上就死於利爪之下，這樣還會去罵王安石嗎？」（蔡上翔《年譜》中引）唉！這話真是說到了我心上。保甲法既然廢除，將兵的制度也破壞，宋要想不南遷，怎么能夠呢？然而給宋帶來禍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嗎？還是司馬光呢？
第四保馬
保馬法，就是官府給百姓馬，讓百姓來代養，並且獎勵百姓自己養，等有急用時，就給他們錢然後拉去用。馬是戰陣的利器，於軍事是不能忽視的，所以歷代都把馬政當做國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國也是這樣。宋代的馬極缺乏，在這之前設置有群牧監，常以樞府大臣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然而官馬作弊很多，耗費很大，而不能收到應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時才有了保馬法。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詔令開封府界各縣保甲可自願牧馬，將陝西所購馬匹挑選給他們。熙寧六年，又頒詔讓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按詔令呈上規定：凡是五路義勇願意養馬的，每戶一匹，有財力願意養兩匹的也可以。全都由監牧司現有馬匹提供。或者官府給出馬價讓自己購買，不要強迫。開封府界不要超過三千匹，五路不能超過五千匹。除了追捕強盜之外，騎馬超過三百里都是被禁止的。在府界的，免除收買糧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給錢幣。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抵交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組成一社，以應付病死賠償。保戶馬匹死亡，保戶獨立賠償；社戶馬匹死亡，社戶賠償一半。每年檢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一共十四條，先從府界施行，五路委託監司、經略司、州縣推行。
王安石所創的各個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馬法了。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來養，有損失就讓他們賠償，這不是施政的方法。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認為它有傷百姓，按理來說，這話差不多是可信的。即使這樣，王安石當時施行這項法令，也是有原因的。王安石所最關注的，是訓練民兵，也就是保甲。而練民兵不可以沒有馬，官府不給就沒有用的，官府給卻又沒有，因此把馬貸給百姓讓他們自己養，這只是與保甲法相關聯而已。然而既然用這種法令，也應該有它的方法。保馬法，是他在不應該干涉的地方干涉了，這是千慮中的一失。現代的各國，用來籌劃馬政的方法很多，這不關大局，就不細說了。
第五軍器監
兵器不精，等於把士卒送給敵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這樣。宋代從仁宗以來，拘泥於太平，兵器都腐朽鏽蝕得不能再用了。熙寧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說書王雱上疏說：
漢宣帝號稱中興賢明君主，可是歷史上所說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最精絕。這雖然是有關官吏的事，卻關係到朝廷的政事。當今對外防禦邊疆禍患，對內戒備盜賊，可是全國每年徵收弓弩、甲冑充實軍庫的按千萬計數，竟沒有一件堅固完好精巧銳利確實能夠作為防備的武器。為臣曾經看到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於拘捕市民來服役，所製作的兵器，僅僅是外表而已。武器庫的官吏，計算兵器多少儲藏，不要求有實用價值，所以積聚的雖然眾多，但大都破舊粗劣。治政像這個樣子，想要抗敵決勝，抗外治內，確實不行。如想精簡軍備，對天下表示太平無事，金屬木料、絲麻、筋膠、獸角、鳥羽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財力，無緣無故聚集工匠而毀壞，非常可惜。不如另行制定法規，收聚幾州的作院集合在一個地方，就像現在的錢監那樣，選擇懂得工藝的官員專管這些事務。並且招募全國的好工匠分散擔任匠師，而在朝廷內設工官來總管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細和粗劣然後獎賞或懲罰，那樣人人儘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聽從了他所說的，第二年，設立軍器監，總管內外兵器的政務，設判一名、同判一名。下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這時廢止，全部歸軍器監總管。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聽任到軍器監陳說，這時官民進獻兵器製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澤是王安石的愛子，他的學問才能都有過人之處，可惜死得早而沒有表現出來，而後人詆毀他不遺餘力，即使是《宋史》記載的這奏章 ，也以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變更舊制。舊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想不更正，能夠做到嗎？看他所說的話，和現在東西各國的做法正暗合。國家要想強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設置專門的官吏來主持這事情不可。如果還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讓各州官吏按照舊例貢獻，就是想讓武器不朽壞而湊合著用也不可能，何況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設置軍器監，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仍然是當務之急，而執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澤在千年前能說出來，他的見識不是很高遠嗎？按《宋史-兵志》所記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它所發明的新式軍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而元祐年間的改革，又全都廢止了，仍讓各路的作坊去製造，這真是元澤所說的聚集眾人來毀壞天地間有用的材料啊。宋代這樣做，即使不想南遷，怎么能做到呢？！
綜觀王安石的軍政，大體上還是合理的，與當今各國的軍政很相近；而他想變募兵為民兵，更是治理國家的長久之計，現在的中國仍然不能施行，而不這樣施行是斷然不能圖強的。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只是使人人為兵就罷了，而又使人人時刻都為兵。人人為兵，這是合理的，人人時刻為兵，這在古代的小國可能還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後的泱泱大國施行。這是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戰爭當做國家的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是為戰爭供應物資的。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將經濟當做國家第一大事，而戰爭不過是保護經濟的工具。人人無時不為兵，雖然說是農閒的時候講武，而妨礙生產也是不少的。法令不是很完善，這是一點。再說古代的小國，如果都不當兵，就不能抵禦敵人。後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數目從數千萬增加到數萬萬，讓人人無時不為兵，那么國家本來就用不到這么多的兵，況且搜羅整個國家的財物，也不能給它提供費用。法令不很完善，這是第二點。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變為 騎，雖說是執政無術，也是形勢的必然。然而王安石這人人皆兵主義，就最終不能施行嗎？回答是：「又不是這樣。」現在世界各國區分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這種方法是正確的， 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的義務，然而服役於這個義務，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了這個時間，就分散去務農，沒有什么大事，就不徵調他們。這在各國已經是成熟的法令，即使將來有聖人，也是無法改變的了。問：「憑王安石的常識，怎么會看不到這一點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經看到了。」問：「既然見到了，為什么不施行呢？」回答：「應當根據當時的情況。」王安石執政時，國家本來就已經有募兵百餘萬，就是這各國的常備兵。按王安石的計劃，本來是想把他們都廢了用民兵代替。然而中唐以來數百年積累下來的弊端，改變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漸改變；一方面減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補它所裁掉的數額，於是就有稱為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備兵中的義務兵。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預備兵、後備兵中的義務兵，誰說王安石看不到這一點呢？假使沒有反對黨的阻撓，王安石能更長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么怎知現代各國能行的軍制，我國不能在千年前開創而成為世界的模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