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 第八章荊公與神宗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孟子皆稱其學焉然後臣之。蓋在**政體之下，其政治家苟非得君之專，而能有所建樹者，未之聞也。是故非秦孝公不能用商君，非漢昭烈不能用諸葛武侯，非苻堅不能用王景略，非英瑪努埃不能用加富爾，非維廉不能用俾士麥。若其君不足以有為，而以詭遇得之者，則下之將為王叔文王□，上之亦不過為張居正，是故欲知荊公者，不可以不知神宗。
宋史神宗紀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歧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夫宋史本成於嫉惡荊公者之手，其於神宗，往往有微詞焉。然即如其所稱述，則其君德已為秦漢以下所不一二者矣。願神宗之所以為神者猶不止此，彼其痛心於數世之國恥，夙夜淬厲，而思所以振之，乃以越勾踐臥薪嘗膽之精神，行趙武雲胡服騎射之英斷，史稱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帝即位，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嚴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徵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守之，敢忘厥志。
自是設為三十二庫，基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觀之，帝之隱痛與其遠志，不已昭然與天下後世共見耶？善夫王船山之論曰：「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中略）神宗若處□棘之台，盡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侍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其於論神宗，可謂窺見至隱矣。若神宗者，誠荊公所謂有至誠惻恆憂天下之心，而非因循苟且趨過目前。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凡公之所以期於仁宗而不得者，至是而乃得之。而帝亦環顧廷臣，無一可語，見公然後若獲左右手，其魚水相投，為二千年來未有之佳話，豈偶然哉！
荊公既恥其君不為堯舜，而神宗亦毅然以學堯舜自任，則荊公之事業，皆神宗之事業，今不沓述。惟錄公奏議一二，以著其輔相之勤焉。其進戒疏曰：
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群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日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氵㸒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入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
其論館職札子第一云：
（前略）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業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中略）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業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咎，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
讀此二書，則公之所以啟沃其君者，可以見矣。其所謂不氵㸒耳目，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豈惟君德，凡治學治事者皆當服矣。其所謂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宜博論詳說，則又事業之本原，而神宗後此所以能信之篤而不惑於鑠金之口者，蓋有由也。
其論館職札子第二云：
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
嗚呼！吾讀此而知熙豐間用人有失當者，其責固不盡在荊公矣。神宗求治太急，而君子之能將順其美者太寡，故於用人若有不暇擇焉。此則神宗之類累，而亦荊公之類累也。
【譯文】
商湯對於伊尹，齊桓公對於管仲，孟子都說是先向他們學習然後再將他們作為臣子。在**政體下，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君主對自己的絕對信任，而能有所建樹的，沒有聽說過。因此如果不是秦孝公就不會用商鞅，不是劉備就不會用諸葛亮，不是苻堅就不會用王猛，不是英瑪努埃就不會用加富爾，不是威廉就不會用俾斯麥。如果他們的君主不能有所作為，而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那么壞一些的就如同王叔文、王伾，好一些的也不過如張居正，所以想了解王安石，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宋神宗。
《宋史-神宗紀贊》中說：「神宗天性孝順友善，他侍奉英宗和皇太后，一定是站立終日，即使是盛夏或嚴冬，也不改變。曾經與歧王、嘉王在東宮讀書，侍講王陶講論經文，神宗總是與二王一起拜見王陶，因此朝廷內外一致稱讚他的賢德。神宗即皇帝位以後，小心謙恭，尊重宰相大臣，詔求直言勸諫，考察民間疾苦，撫恤孤兒，奉養老人，救濟貧困家庭，不興土木修宮室，不嗜好遊山玩水。」《宋史》本是恨王安石的人所寫的，對神宗往往有微詞，就其中所稱讚的內容，他做君主的品德已經是秦漢以來數一數二的了。神宗之所以贈他諡號為「神」還不限於此，他為幾代以來的國恥而痛心，日夜磨鍊自己，而考慮怎樣振興國家，他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英明果斷。史書上說宋太祖曾經想積攢二百萬匹絲絹來換胡人的頭顱，又另存在景福殿。宋神宗即位，更換了景福殿的名稱，建成時他寫詩道：
五季失固，獫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守之，敢忘厥志。
從此設立了三十二庫，之後又將賦稅的盈餘積累起來，又寫詩說：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看來，宋神宗的隱痛和他的遠大志向，不是很顯然被天人下和後世人所看到了嗎？王夫之對他的評說得多好啊：「宋神宗有不能暢快說出來的隱痛，執政的大臣們沒有一個能了解他的意圖而又能夠謀劃的。宋神宗才即位，對文彥博說： 養兵守邊，庫府中不能不充足。 這不是王安石的引導，他這個志向下定已久了。（中略）宋神宗如同處在滿是阻礙和荊棘的台上，悲傷痛惜的心情不能停止，想奮起而有所作為，然而卻不能對眾人說明心跡而啟迪他們共同抗敵的決心，只說養兵守邊，等著這些大臣們默許。這些執政的大臣，變了臉色而不願與他一起為這事考慮，是在想怎么能夠與敵方好好相處嗎？」他評論神宗，可以說是看到了他最隱痛的地方。像宋神宗這樣的人，正是王安石所說的「有誠實懇切憂慮天下的心意，而不是因循守舊，得過且過的人；他憂慮一生的昏亂，而不怕一時的眩暈」。王安石所有在仁宗那裡沒有得到的，到這時都得到了；而宋神宗也環顧朝廷中的大臣，沒有一個可與他說話的，見到王安石如同有了左右手，他們魚水相投，成為二千年來從沒有過的佳話，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王安石既然以自己的君王不是堯舜為恥，而宋神宗也就毅然以主動去學習堯舜，而王安石的事業，也就是宋神宗的事業，這裡就不再多說，只抄錄王安石的奏議二兩篇，以表明他作為丞相的勤勉。在他的《進戒疏》中說：
我私下認為陛下照察陰暗的角落，在經書中考證，是群臣進諫的時候了，我離陛下很近，根據職責應該先說一說自己的看法。我聽說孔子談論治理國家，先排斥柔靡的音樂，然後說疏遠奸人，仲虺稱讚湯的品德，先說他不靠近聲色，不謀求財利，然後說只按自己的意圖選用人才。他們認為不使自己沉溺於聲色玩耍的物品當中，然後才能勵精圖治；能夠勵精圖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夠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然後奸人才能遠離自己，忠臣良士有道的君子才會在這個時代聚集，對朝廷竭儘自己的忠心，那么法度的施行、風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國君雖然有超過他人的才能，卻不能早點斷絕耳目的貪慾，甚至過於迷戀，就會擾亂心中的思路，運用思想不能專心致志，不能專心致志就不明白事理，不明白事理，那么邪說詭行就會乘你疏忽的時候侵入而興風作浪，最後發展到危難的地步有什么困難呢。陛下即位以來，沒聽說喜歡什么聲色玩耍的東西，但孔子那樣的聖人還以為要到七十歲以後才敢隨心所欲，現在陛下正當盛年，享受天下的供奉，能迷惑你耳目的東西不在少數，我預先要考慮，陛下應該注意戒斷這些東西。上天很吝惜出生一個聖人，而人遇到一個聖人的時代也很難。上天既然給了你聖人的資質，我們也盼望在這個時代享受聖人的恩澤。希望陛下自愛以成就自己的品德，自強以建立功業，使你在後代保有聖人的名聲，天下人都會承受陛下的恩澤，這不是可以希望的事嗎？
他的《論館職札子》第一篇中說：
（前略）從堯、舜、周文王、周武王以來，歷代聖君都喜歡詢問以搞通事理，選擇適當的人授予官職以幫助自己。他們的想法是，國君的職責在於探討道，而不是處理事情，在於選擇適當的人任命他們官職，而不是自己去做。希望陛下效法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那么聖人治國的功效，必定會在當今天下出現。至於政府瑣碎的事務，是不值得陛下花時間、費思慮的。（中略）我自從在政府任職以來，每次進見皇帝，談論的都是政府的瑣碎事務，對於國家大事雖略略有些涉及，但限於時間，不能詳說就得告退。但今天所談的事，如果不博論詳說，使陛下對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都瞭然於胸，然後再逐步施行，就無法實現天下大治。既然如此，像我這樣的人，如果陛下不賜給很多時間，我又怎么能當面把自己的想法說完呢？自古以來大有作為的君主，開始時沒有誰不是勤儉奮發，而最終享受安逸的。現在陛下具備了仁慈聖哲的素質，自秦漢以來歷代君主，沒有誰能比得上您。您對國家大事不是不勤儉奮發，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么我擔心陛下最終不能享受安逸，無為而治。
讀這兩篇文章 ，則王安石是怎樣輔佐和開導皇上的，就可以看出來了。他所說的不使自己沉溺於聲色然後才能勵精圖治，能夠勵精圖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夠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只是說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學問做事情的人，都應該銘記在心。他所說的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應該詳細論說，則這又是事業的本源。而宋神宗之後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別人的誹謗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論館職札子》第二裡面說：
陛下自從即位以來，因為任職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們選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沒有品行道義的人。這種人做了官就會搞壞社會風氣，社會風氣壞了，那么在您身邊早晚侍奉的人都會帶著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評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帶著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夠了解天下的利害。這種弊病在以前已經出現過了，恐怕不應該不審察。想整治這種弊病，也在於親近忠良罷了。
唉，我讀這些就知道熙寧間用人有失當的地方，這責任本來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順勢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沒有工夫細選。這是神宗的錯誤，也是王安石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