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 第一章敘論
國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泰西鄉原之史家，其論克林威爾也，曰亂臣，曰賊子，曰奸險，曰兇殘，曰迷信，曰發狂，曰**者，曰偽善者，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顧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國國會先哲畫像數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則克林威爾也。而我國民之於荊公則何如？吠影吠聲以醜詆之，舉無以異於元佑紹興之時。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而於其事業之宏遠而偉大，莫或及見。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材之埋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曾文正謂宋儒寬於責小人而嚴於責君子。嗚呼，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於社會，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惡求全之毀。求全雲者，於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爾，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衊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之教，其於荊公之赫然設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原相勸勉。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吾今欲為荊公作傳，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數君子焉。數君子者，其於荊公可謂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於天下，又孟子所謂□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錄之以志竊比之誠。
陸象山先生（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喧譁，行之未幾，天下憂憂，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替其決。忠朴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甯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中略）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廷，又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不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後略）
顏習齋先生（元）宋史評曰：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泣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宋何以為國？求其容我為君，宋何以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為此，豈得已哉？譬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為難，極詬之曰奸曰邪，並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仇，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有七，一抬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為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擏柱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則有金陵蔡元鳳先生（上翔），殫畢生之力，為王荊公年譜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惡有當褫，不出於生平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然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論公者則不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肆為詆毀者，多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此外事實愈增，欲辨尤難。（中略）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栗，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作於慶曆皇?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鉅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欷累嘆，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來。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熙甯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蜂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者。及夫元?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饜其忿好之私者為之也。又繼以范沖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為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豈不過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為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斥安石合伯鯀、商鞅、莽、操、懿、溫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者，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後略）
陸、顏兩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極群書，積數十寒暑之日力網羅數千卷之資料以成年譜，而其持論若此。然則居今日以傳荊公，欲求如克林威爾所謂「畫我當畫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難之業哉？雖然，歷史上不一二見之哲人，匪直盛德大業，淹沒不章，抑且千夫所指，與禹鼎之不若同視，天下不復有真是非，則禍之中於世道人心者，將與洪水猛獸同烈。則夫辟邪說拒氵㸒辭，揚潛德發幽光，上酬先民，下獎來哲，為事雖難，烏可以已，是則茲編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諸史中，最稱蕪穢，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盡出於大公。蓋自洛蜀黨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門戶之見，錮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為掩飾之言，而離異者未免指摘之過。」此可謂深中其病矣。其後柯維騏著宋史新編，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編，皆糾正其謬。四庫提要摘其紀志互異處、傳前後互異處，十餘條。趙氏（翼）陔餘業考，廿二史札記，摘其敘事錯雜處、失檢處、錯謬處、遺漏處、□牾處，各十餘條；其各傳回護處、附會處、是非失當處、是非乖謬處，共百餘條；則是書之價值，概可見矣。而其舛謬最甚，而數百年來未有人起而糾之者，莫如所記關於王荊公之事。
宋史成於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徒以無識不能別擇史料之真偽耳，故欲辨宋史當先辯其所據之資料。考宋時修神宗實錄，聚訟最紛，幾興大獄。元?初，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同修之，佃數與祖禹、庭堅爭辯。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佃雖學於荊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則最初本之神宗實錄，誣罔之辭已多，可以見矣。是為第一次之實錄。及紹聖改元，三省同進呈台諫前後章疏，言實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熙豐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Ｘ曰：不惟多稱得於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雖出於反對元?者之口，其言亦不無可信。前此蔣之奇劾歐陽修以帷薄事，修屢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詰問之奇，亦僅以傳聞了之。可知宋時台館習氣，固如是也。於是有詔命蔡卞等重修實錄。卞取荊公所著熙甯日錄以進，將元?本塗改甚多，以朱筆抹之，號朱墨本。是為第二次之實錄。而元?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時，有劉正夫者，言元?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又有徐責力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未能成書，蓋由元?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於是復有詔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難作。南渡後，紹聖四年，范沖再修成之以進。是為第三次之實錄。宋史所據，即此本也。自紹聖至紹興，元黨人，竄逐顛播者凡三十餘年，深怨積憤。而范沖又為祖禹之子，繼其父業，變本加厲以恣報復。而荊公自著之日錄，與紹聖間朱墨本之實錄，悉從毀滅，無可考見。宋史遂據一面之詞，以成信讞，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醜詆荊公之語，以他書證之，其誣衊之跡，確然可考見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紱）蔡氏（上翔）辯證甚博，吾將摘其重要者，分載下方各章，茲不先贅。要之欲考熙豐事實，則劉正夫、徐責力所謂元?紹聖好惡不同互有得失者，最為公平。吾非敢謂紹聖本之譽荊公者，遂為信史，然如元?紹興本欲以一手掩蓋天下目，則吾雖欲無言，又烏可得也。蔡氏所撰荊公年譜載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南宋無名氏書其後云：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闌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後略）
此其言最為洞中癥結，荊公所以受誣千載而莫能白者，皆由元?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造為已甚之詞。及道學既為世所尊，而蜚語遂變鐵案。四庫提要推原宋史舛謬之故，由於專表章道學，而他事不措意，誠哉然矣。顏習齋又嘗為韓胄辯冤，謂其能仗義復仇，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誅之以謝金，實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傳，徒以其得罪於講學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君、王漁洋皆論張浚誤國，其殺曲端與秦檜之殺岳飛無異，徒因浚有子講學且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殺之罪，實為曲筆云云。凡此皆足證宋史顛倒黑白變亂是非之處，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則皆由學術門戶主奴之見，有以蔽之，若荊公又不幸而受誣最烈者也。吾故先評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識者。
【譯文】
國史氏說：了解一個人，評論一個時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見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頃的水泊，他的氣節崇高如萬仞山崖，他的學術成就集成了各個門派的精粹，他的文章 起於八代之後，他所主持設立的國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適應了時代的要求而挽救了當時社會的弊端造成的危機。他出於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規，許多傳到今天都沒有能廢除；那些被廢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東西各國還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離我們太遙遠了，他們詳細的事跡已經無法知道。至於到三代（夏、商、周）之下尋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當之無愧。悠悠千年後，才出這樣一位偉人，這是歷史的光榮，百姓應該買來金絲線，為他繡鑄金身來祭祀他。自王安石之後，已經過了千年，這千年中，百姓怎么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讀《宋史》，都不能不把書放在一邊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罵，換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倫威爾，而在我國則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見識淺陋的史學家，他們評論克倫威爾，說他是亂臣、賊子、奸險、兇殘、迷信、發狂、**、偽善，千萬張嘴是一個聲音，這種牢不可破的觀點維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現在才是非大白於天下。英國國會給先哲們畫了數百幅像，位於首座的，就是克倫威爾。而我國的百姓對王安石又是怎樣呢？跟在別人後面盲目附和來詆毀誹謗他，全都和元祐、紹興年間差不多。有讚揚他的，不過是欣賞他的文章 ；稍好一些的，也不過讚揚他勇於擔任大事，而他事業的宏遠而偉大，沒有見誰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則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礦中，永遠也沒有機會顯露他的光芒了。我每次讀《宋史》，都不能不放下書而痛哭的。
曾國藩說，宋代的儒者對於小人寬，而對君子嚴。唉！難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這樣嗎？大概這種毒素對社會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嚴重了。孟子反對因為求全而對人進行誹謗。求全，就是在優點中找他的缺點，然後反對他，還從來沒有將他的優點都忽略而虛構本來沒有的缺點從而進行誣衊的，如果有，那就是從宋代的儒者們詆毀王安石開始的。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守靜止是最大的法則，他們對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個接一個的先是驚駭，隨後進行阻止，這確實不足為怪。只是政見歸政見，人格歸人格，為什么要因為政見的不合而黨同伐異呢？如果勝不了，就虛構言辭誣衊別人的私德，這是村婦們相互辱罵的伎倆，而想不到被士大夫們用上了，於是就形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這樣一個世界，使光明偉大的人，無法存在於社會，而全都用偽善欺世來相互勉勵。唉！我每次讀《宋史》，都不能不放下書來痛哭一場的。
我如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有一件事是很尷尬的，就是《宋史》的內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內容的失實，並不是我一人這么講，有許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經說過了。這些人對王安石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而他們的話應該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說的，雖然他們知識低下，但也不至於徇私情，這裡就抄錄下來以證明我說這話是正確的。
陸象山先生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說：
（前略）仁宗皇帝的時候，他給皇上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其中他陳述時局，剖析政治弊端，內容詳盡，處處貼切恰當。王安石以前的學問，之後的變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內容和主張里可以見到；而排擠王安石的人，有的說他曲意逢迎，有的說他迎合，有的說改變他的原則，有的說他違背了自己當初所學，這些人還能說是了解王安石的嗎？他才智超群，不屑於流俗那種聲色顯達的習氣，他堅定執著，世俗的東西絲毫不能進入他的思想。他純潔的節操，比冰雪寒冷，這就是王安石的品質。掃除俗學的庸陋，改變舊制度的因循守舊，治理國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勳業績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期望別人了解自己，而名揚四方，一時間王安石的聲名大起，超過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這樣的際遇，難道是偶然嗎？任用王安石，正是時候，這樣的君主也是難得，他先向對方學習，然後才將他作為臣子，可以說是無愧於商湯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說是專一的。新法一提出，整個朝廷譁然，新法施行沒有多長時間，天下就不得安寧。王安石執行周禮，明白無誤，自信所學，準確沒有差錯。君子極力爭辯，接著就離開了；小人投機，曲意贊同他的政策。忠實的人隱退了，詭詐的人得志，王安石沒有意識到這些，他被蒙蔽了。熙寧間排斥攻擊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議和誹謗，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靜氣評論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他們所說的話，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堅定了他的信念決意去施行。新法的過錯，這些君子們本來也是應當擔責任的。元祐間的那些大臣，改變了一切，難道他們沒有偏頗沒有成見嗎？貴重的是玉，玉上的斑點是不能掩蓋它的光澤的。古代真實可信的史書，直接敘說事件，是非善惡，無不展現出來；獎懲和教訓，為後世所信賴。對人的褒貶等評說，加入了自己的好惡，失去事情本來的真實，小人就可以找到藉口而激怒，更何況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學者，說法都一樣，滿朝廷都是一種言辭，難道是善於學習前輩嗎？王安石世代住在臨川，被貶離開朝廷後遷居到金陵。宣和年間他的故居成為廢墟，同鄉的人告訴縣裡，在那上面立了祠，紹興初年還常加以修整，到現在已經四十餘年，倒塌得已經很厲害了，從這裡過的人都很感嘆。現在神怪的祠堂，到處都不斷在建，而王安石以蓋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賦予的靈氣，可能世間不會再有，他的祠堂卻這么破敗，國人沒有對他表示敬意，豈不是輿論的不公平，人心的畏懼和疑惑，到了這樣的地步！？（後略）
顏習齋先生（元代）《宋史評》中說：
王安石廉潔高尚，有古人那種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氣，到他執政時，一心想使皇帝成為堯舜等上古三代那樣的國君，所施行的法令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都是好的措施，後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當時元祐年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人，也頌揚這些法令，認為不能全都改變，只有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執行起來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然而人們曾經考慮當時的形勢了嗎？宋太宗北征時中了箭，兩年後創傷發作而死，宋神宗說起這事來，就痛苦地流淚。夏本來是宋朝的叛臣，卻稱了帝，這些都是臣子們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給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賀、弔唁以及大大小小的來往、贈送禮物等現在又加倍，宋還怎么成為一個國家呢？讓對方容許我做皇帝，宋還有什么名聲呢？這些是臣子們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可宋想要興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餉又不足，王安石對此，怎么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殺了我的父親兄長，我急著要與他到公堂訴訟，於是就要盤點自己的財產來做準備，怎么會與他們罷休呢？宋人苟安已經很久了，聽到北風吹來都害怕得要命，於是一齊衝過來，都來反對他，極力辱罵他是奸邪，並不與他商討，也不問他總體的計劃，目的只是讓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後被驅除出朝廷才算罷休。反過來只指責王安石執拗這合適嗎？況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張商英來治國，用王韶、熊本等來管理軍事，西邊滅了吐蕃，南邊平定洞蠻，奪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麗來朝見，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而韓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毀壞它，莫非王安石就應當記著皇上的仇敵，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就應當把他放置在一邊嗎？何況韓琦彈劾王安石，他的言語更是令人恥笑，他說：使敵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麗來朝貢，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樹以限制外邦的騎兵，一是創建保甲，一是修築河北的城池，一是設置都作院製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戰車，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將官，這些都應當消除以使敵方不再生疑。唉！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準備我們就撤去準備，如果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頭顱難道我們也割去頭顱嗎？這就是他的孫子韓節夫失去元氣的原因。而且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執政的大計，在史書上削減去了一半，幸虧韓琦誤認為是王安石的罪狀而得以傳下來，那么其他被史書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黃庭堅編《神宗實錄》，一心詆毀王安石，陳佃說：這是誹謗人的書啊；隨後蔡卞重新改寫，元祐黨起來後又進行了改寫，這樣宋史還可信嗎？那些指責王安石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即使如此，一個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詆毀了這個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邊。而到後代，大家都以苟安頹廢的為君子，而要建功立業支撐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這不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嗎！？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鳳先生（蔡上翔），用畢生的精力，寫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前略）君子擔心死後沒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記載，惡的都要去除，不過都不會超出生平的事實；而後世評論的人，即使是意見不同，褒貶不同，而事實是不能夠改變的。只有後世評論王安石不是這樣，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餘年，開始詆毀他的，都出自私書，既而是採用私書作為正史，這之外事實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難。（中略）回憶王安石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中說到：「自從三代開始，各國都編有歷史，而當時的史官，大多是代代從事記史，常會以身殉職，只因不願改變史實，這樣流傳下的東西，都可作為考證。後來既然沒有了諸侯的歷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偉奇特、偉大傑出的人，道德事跡廣泛傳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認可，就不能記載於歷史。而記史的人，又不是正統，而是一時出現的新貴，看他們在朝廷議論時，人人都講得頭頭是道，尚且有時把忠誠當做奸邪，把差異當做相同，當面責罰人而一點都不忌憚，背後譏笑人而一點都不感到羞恥，只不過是根據他自己的好惡來做罷了；何況還暗地裡用文字來捏造前人的善惡，想當然而對人進行褒貶等評判，死了的不會來爭辯是否恰當，活著的也不能去論說曲直，賞罰褒貶又不能表現出來，以他們的私心，怎么會不欺騙神靈呢？」唉！這說得夠明確了，這封信寫於慶曆、皇祐年間，當時王安石已經在朝廷內外很有名聲，而還沒有人詆毀他。然而每當讀到這封信，而不禁感嘆，後代詆毀他的人，他早就已經說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了。自古以來，前代的歷史，都是後來的朝代編寫的，而他們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據的。寫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個人的私書當做正史。當熙寧新法剛開始施行時，朝廷中議論紛紛而起，新法的許多實際操作，有許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間的那些人執政，不僅新法全變了，黨禍也開始蔓延，尤其在范、呂等人剛開始編寫《神宗實錄》的時候。這時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經紛紛出現，都是暗地裡用筆墨來發泄他們個人愛憎的行為。接著又有范沖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長編，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會再爭辯是否得當，活著的也不能去爭論曲直，他是在為天下及後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擔當了這些，結果使天下的惡名都歸到他身上。至於有人說宋朝的滅亡源於王安石，難道說得不過分嗎？宋朝自從南渡到元代，中間二百餘年，大肆詆毀王安石的，多得不可勝數了。從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這樣的人，說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漢桓帝、漢靈帝為一身的人；有像楊用修的，斥責王安石是集伯鯀、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為一人，甚至更厲害。再加上之前蘇東坡作的《溫國行狀》，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詆毀王安石的占一半。別說古代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東坡的文集裡，還能找到這樣的文章 嗎？明代有唐應德，寫了《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有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也沒有一句好話，一件好事，這樣還能和他們講歷史嗎？（後略）
陸象山、顏習齋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覽群書，耗費數十年的精力，搜羅了數千卷的資料編成王安石的年譜，而他持有這種論點。然而在當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想要達到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難做到的事嗎？即使這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這么一位哲人，不僅他的偉大功業被埋沒，還落得千夫所指的惡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這種事對於世道人心所產生的禍患，與洪水猛獸同樣厲害。這樣說來，驅除邪惡，抗拒氵㸒辭，弘揚不為人知的美德，使隱藏的光輝顯露，對上告慰先人，對下勉勵後來的哲人，這件事雖說難，怎么可以不做呢？這就是寫作這本書的緣由。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史書中，是最污濁和雜亂的。《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它是以表彰道學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錯誤數也數不清。」檀萃說：「《宋史》非常煩瑣，而判斷是非也並不是出於公心。自從出現了洛黨和蜀黨，到南渡而沒有停止，其中的門戶之見，對人心的禁錮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為人掩飾，不同路的未免指責過分。」這可以說是擊中了它的要害。之後柯維騏的《宋史新編》，沈世泊寫的《宋史就正編》，都在糾正《宋史》的錯誤。四庫提要摘錄它的紀志中互相矛盾處、傳前後矛盾處十餘條。趙翼《陔余叢考》、《廿二史札記》，摘錄它敘事雜亂處、疏於檢查處、錯誤處、遺漏處、牴觸處各十餘條，它各傳中的袒護處、牽強附會處、是非失當處、是非錯誤處共百餘條，則《宋史》這書的價值，就可以看出了。而它謬誤最嚴重的，數百年來沒有人來為它糾正的，就是如裡面所記述的有關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於元人之手，元人對那時的人沒有什么好惡，只是因為沒有見識，不能辨別史料的真假罷了。因此要想辨別《宋史》，就要先辨別它所依據的資料。考查宋時所編寫的《神宗實錄》，眾說不一的事情太多，幾乎興起大獄。元祐初年，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一起編寫，陸佃多次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黃庭堅說：「如果像你說的，這本書就成充滿袒護和諛辭的歷史了。」陸佃說：「如果像你所說，難道不成誹謗之書了嗎？」陸佃雖然跟從王安石學習過，然而不贊同新法，現在他說這樣的話，則當初所編的《神宗實錄》誣陷和誹謗的議論之多，是可以想見的。這是第一次編寫的《實錄》。到紹聖年間，三省一起上書，諫官也先後上書，說實錄院前後所編寫的先帝實錄，像是有許多附會的言辭和姦邪之言，詆毀熙豐以來的政事。併到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各自號稱是沒有什么根據而得以傳聞的事。皇上說：「文字要真實，史臣竟敢如此放蕩傲慢不恭敬！」章 惇說：「不僅許多事是從傳聞中來，即使是在臣僚們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但他們靠這些傳聞來編寫歷史，敢這樣虛誇騙人。」安燾說：「自古史官沒有這樣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這些話雖然是出自反對元祐黨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在這之前蔣之奇用男女之間的事來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多次上書乞求根究。等皇上下旨問蔣之奇，他也只是說傳聞而已。可以看出宋時官署的習氣，本來就是這樣。於是皇帝下詔命蔡卞等人重修《實錄》。蔡卞取王安石所著《熙寧實錄》呈上，將元祐時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紅筆抹去，被稱為朱墨本，這是第二次編寫的《實錄》。而元祐時的那些人，又對這不停攻擊。徽宗時，有人叫劉正夫，說元祐、紹聖時所編寫的宋神宗的歷史，互有得失，應當折中它們的說法，使事實流傳下去。又有一個名叫徐勣的，寫神宗的歷史，已經快十五年了，還沒能成書，大概是因為元祐、紹聖的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用司馬光家藏的《記事》，蔡京兄弟純粹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自己的說法，因而議論紛紛。當時輔相的家中，藏有記錄，怎么會沒有呢？大臣們說應該全都採用，參考修訂是非，以寫成大典。於是就下詔再編。還沒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難。南渡後，紹聖四年，范沖再編成《實錄》獻給皇上，這是第三次編寫的《實錄》。《宋史》所根據的，就是這個版本。自紹聖到紹興，元祐黨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餘年，所積聚的怨憤很深，而范沖又是范祖禹的兒子，繼承了父親的事業，變本加厲，毫無顧忌地去報復。而王安石所寫的《日錄》，和紹聖間朱墨本的《實錄》，全都毀滅了，無法再去考證。《宋史》於是就根據一面之詞，寫成這嚴肅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將永遠不能大白於天下了。凡是《宋史》中醜化誣陷王安石的言語，用其他的書來求證，它誣衊的痕跡，確實可以考證的有十分之六七。近代的李紱、蔡上翔對此辨證很廣，我將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載在下面各章 中，這裡就不囉唆了。重要的是，想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那么劉正夫、徐所說的元祐、紹聖兩派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的說法，最為公平。我不敢非要說紹聖本讚揚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歷史，然而像元祐、紹興兩種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則我雖然不想說，又怎么能夠呢？蔡上翔所寫的王安石年譜，記載了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後面說：
王安石執政時，國家全盛，熙河大捷，擴張土地數千里，這是宋代開國以來所從沒有過的。南渡以後，元祐年間的那些賢人的子孫，以及蘇氏、程氏的門人故吏，對當年因黨爭而惹禍上身而發泄憤怒，認為攻擊蔡京還不足，於是就將敗亂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這些都是虛妄的說法。其實徽欽之禍，是由於蔡京；使用蔡京，是由於司馬光；而龜山被薦舉，是由於蔡京。波瀾相推，與王安石都沒有關係。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勢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對付，因而捨棄時政而追究往事了。（後略）
這話最是說中了其中的癥結。王安石之所以被誣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於元祐時那些賢人的子孫和蘇、程的門人故吏，造出過分的言辭。隨著道學被世人所尊崇，而他們所製造的蜚語也就成了鐵案。《四庫提要》追究《宋史》錯誤的原因，由於專門表彰道學，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確實是那樣啊。顏習齋曾經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復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責罵他，實在是豬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傳》，只因為他得罪了講學的那些君子。朱竹垞、王漁洋都說張浚誤國，而張浚殺曲端和秦檜殺岳飛沒有什么區別，只因張浚有兒子講學並且和朱熹關係密切，於是推崇他為名臣，而文字中說曲端有可殺之罪，這實在是曲筆。這些都足以證明《宋史》顛倒黑白變亂是非，這樣的情況還有許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則是因學術的門戶之見，有的事實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誣陷最嚴重的人。我在這裡先這樣評說，我說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見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