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回憶錄 · 編者導言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的《回憶錄》具有雙重意義：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歷史劇的觀眾又是其演員的人關於這齣歷史劇的證言。還沒有人像他這樣非常動人地描寫過法國的1848年革命，也沒有人像他這樣對這一事件作過十分精湛的評述。因此，《回憶錄》使它的作者一舉名列19世紀的偉大回憶錄作者之中。但是，《回憶錄》還有另一個理由引起我們重視：這部著作也是托克維爾人格的最明顯的表現。《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一向嚴肅的作者，在這裡卻表現得非常不同，即《回憶錄》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維爾當了將近12年的政治家，並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於公務。公務甚至使他沒有時間從事寫作。他的公務活動始於1839年。這年，他在故鄉諾曼底省參加眾議員競選，在該省的瓦洛涅區當選。當時他只有34歲。但他只擔任了一屆議員。4年前，即1835年，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問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國，在那裡對這個國家的制度和民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強了他認為社會必須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決定去這個似乎已將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解決了的偉大國家去親眼看一看。托克維爾考察平等給新大陸帶來的成果時並沒有忘記歐洲，因為匯報其旅行觀感的那部書的唯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時代人對這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準備。這部名為《論美國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認的輝煌成就，曾多次再版。《論美國的民主》為他在1838年進入人文和政治科學院打開了大門，也使他在184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於是，他的個人聲譽得到同胞的贊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詆毀。托克維爾出身於貴族家庭，這個家族的歷史在幾個世紀中同諾曼底的歷史有密切的聯繫：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隨征服者紀堯姆跨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格蘭，所以這個家庭在諾曼底地方影響很大，因而可以認為是貴族家庭。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托爾維克的父親差一點兒上了斷頭台，是熱月9日政變救了他。熱月9日復辟期間，他的父親當過一任省長和一屆貴族院議員。因此，在查理十世時當上凡爾賽最高行政法院初審法官的托克維爾，就被認為是貴族，並有正統主義派觀點。但是，說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選民的擁護而獲得各種頭銜並不完全正確。托克維爾在1837年首次參選失敗。2年多之後，他反敗為勝。從此以後，瓦洛涅區一直支持他。他一再連續當選，而且票數一直增加，總是領先，直到12月2日政變退出公共生活。 夏爾·德·雷米薩寫道：「此人個子不高，也不魁梧，為人和藹，規規矩矩，但面帶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彎曲的棕色頭髮，能給人以年輕的感覺；他沉默的憂鬱表情，在談話時顯得最為清楚。他的面色蒼白，使人立即覺得他身體有病，猜測他容易發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切。但他絕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懷疑，為此經常感到痛苦，但總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愛與人交談，絕不無緣無故地反對一切自由主義。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絕不是搞陰謀詭計或表示革命憤懣的思想。他沒有主動去討好梯也爾和基佐，而這二人認為這是出於他的嫉妒心理。他們也沒有去爭取他。他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在眾議院的表現卓越而且態度冷靜，只是對議長魯瓦耶—科拉爾阻止他伸張正義大發其火。他幾乎不在心中記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說得不多，從不打聽我們都寫了什麼和做了什麼。因此，他與同行之間的關係長期冷淡，在評價他時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這種冷淡自然也使他與我之間幾乎完全斷絕往來。我們最後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誰也沒有為此大吵大鬧……他的為人處世簡單和缺乏熱情，使人覺得他好像生活在與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裡。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會損害他的發言效果；他在講壇上發言的時候總是冷靜的；他從不大言不慚，從不惡語傷人。」 【1】 亨利希·海涅談到托克維爾時不無奚落地說：「此人頭腦不易衝動，所以他的言辭像是一塊有稜有角的冰，發射著某種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卻沒有給人以這種感覺，此人感情豐富。儘管如此，我們卻經常看到這兩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眾議院中始終合作，給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個是嚴肅的思想家，一個是熱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與油瓶並排擺放在一起。」 【2】 政治給托克維爾帶來的失意，大於他從中得到的滿意。他在眾議院沒有取得他想要獲得的地位，沒有能夠發揮他想要發揮的作用，沒有取得他擬議的成功。但他卻積極工作。他參與辯論和在會上發言，有些發言後來成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報告人，但他未能立即適應議會工作，或總是感到這項工作不是隨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這一點，揭發有人在這項工作中搞陰謀詭計。對於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風頭的一般手段，公務人員是出於個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輕易實現其原則，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這樣的行為有悖他的道德，當然也有悖他的紳士自尊。終於有一天他寫道：「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卑鄙行徑，不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由於時運不濟，害怕失去職位而遭到慘敗時所為，就是他們把野心和激情集中於追求權力，不願意失去權力時所為。他們有一種害怕心理，使他們對權力產生錯誤的理解，以至為了現在而犧牲未來，為了職位而不顧榮譽。」 【3】 托克維爾絕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輕微的）來獲得成功。有人強迫他採取這種態度。這便給他帶來痛苦，因為這使他辭謝了一切曖昧的好意，遠離一切輕而易得的親近。托克維爾非常清楚，停於不應停止之處問心有愧。他認為附庸他人是可恥的。他不會奉承恭維。他寫道：「不管我遇到什麼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沒有什麼罕見的東西打動我，都可以說我沒有見過這個人。我向來認為，不管是平凡的人還是才能出眾之士，都有一個鼻子、一張嘴、兩隻眼睛，但我又記不住他們每個人的容貌特徵。我不斷詢問這些每天見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後又不斷把他們的姓名忘掉；我絕不是輕視他們，而是不常同他們見面，見面時也只是說些客套話。他們在領導大眾，所以我尊敬他們，但他們又使我感到非常厭煩。」 【4】 另一方面，這位信心堅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動地、不知疲倦地獻身於議會工作。他認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盡一切力量去從事這一工作。在辯論中，他積極討論政治問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討論我不感興趣的問題時我討厭；討論我認為重要的問題時我痛心。我認為真理非常金貴和十分罕見，但我一旦發現它，並不愛隨便拿來討論。」 【5】 因此，他登上講台時總是忐忑不安。他確實沒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們透露說：當他受到一種活躍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時，這種感情就會推動他、影響他和控制他。托克維爾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他的聲音很弱，沒有抑揚頓挫。尤其是他不能放棄他的文人習慣。有一天納索·西尼爾問他：「你知道你說話時你那作家的態度造成的後果嗎？」托克維爾回答說：「是可怕的。我進入眾議院後，就試圖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沒有成功；我知道在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基佐。」 【6】 其中有一篇談話還提到因托克維爾的體力不支而經常中斷談話。托克維爾繼續以其需要關心照料的虛弱身體忙碌於官場。在通信中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得不放棄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沒有繼續從事這項工作所需的體力。 在進入眾議院後，托克維爾本想深入到極其廣泛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同國家並無實際聯繫的死氣沉沉的封閉的世界，每天都感覺不到有留在這裡的必要。 議會上的辯論並不高尚。在辯論中，一些原則性問題經常帶有庸俗的私見，而熱火朝天的爭論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對這種辯論失去興趣。而在不是因學說的對立而是因個人的好惡而分成的黨派之間他是怎樣行事的呢？托克維爾心中決定，對於自己必須做的並認為不會有錯誤的事情絕不動搖不定。他在一次回憶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力浦統治的最後十幾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惱。對七月王朝的最嚴厲指責，使他確實失去關於這個王朝偉大的思想，希望法國人也放棄這種想法和不再懷有無謂的激情，在繼續追求物質財富時愛護他們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養和健全自己的鬥志。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托克維爾信守的是什麼政治原則呢？他屬於哪個黨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寫信給英國友人里夫說：「人們都殷切地希望我成為一個有黨派的人，而我絕不這樣。人們叫我振奮激情，而我則只認為，與其振奮激情，不如愛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來，各式各樣的統治形式，只能是比較完善地滿足人的這種神聖而合法的激情。」 【7】 這段思想表白，可以視為《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的政治和道德抱負的總結。托克維爾為了自由而熱愛人的本性。關於他因為沒有自由而未能使國家真正偉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並沒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談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認為前者必須求助於後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評價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標準。他在年輕時期目睹的事件，只能加強他對自由的這種根深蒂固的看法。1825年，托克維爾已經20歲。他11歲時，看到了拿破崙帝國已經崩潰。波旁王朝的復辟，使法國重新得到安全與和平。復辟使法國有了一個代議制的政府，承認了反對派的權利。法國首次學習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不難看出，當時的法國青年也像托克維爾一樣熱烈地歡迎新的制度，滿懷激情地跟著這個試驗的發展前進。這幾年給他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至很久以後在1848年革命後他還在懷念這幾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年輕時期，在一個恢復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榮和偉大的社會環境裡度過極為美好的歲月；我在這個社會裡產生了關於中庸適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這種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後來成為貫穿我一生的激情。」 【8】 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如人們所知，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維爾的關心。這種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進的革命，是托克維爾最嚴重關注的對象。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國的作用，從中精心聯繫了民主在歐洲的進展。他知道，民主既能發生良好的作用，又能發生不良的作用；民主既能提供安全，又能帶來危險。他向他的同時代人指出了這種危險的苗頭：社會在向下拉平了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正使傳統的精英部分逐漸消失並破壞社會的良好風尚；個人在權力更加集中和更加強大的政權面前更加孤立、更加軟弱無力和更加麻木不仁；公民養成凡事依靠國家的習慣，不知不覺地喪失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必然消失的政治激情，只能被另一種激情所取代，而這另一種激情又隨著另一種激情，即對安定生活和物質福利的熱愛的逐漸消沉而加強起來；這些人民為了得到這種福利每天都急於把自己的一些權利讓給國家，而國家也鼓勵這種使獨立的人更加軟弱無力的趨勢。一個失去了自尊心的社會還能有愛好自由的興趣嗎？因此，托克維爾對於未來的幾代人中間能否出現不使進步停止的民主深表憂慮。民主不是在破壞使人應當尊嚴地生活的一切，叫人忘記其本質的東西而歌頌人的奴性嗎？但是，怎樣才能立即擺脫這種厄運呢？怎樣才能防止社會在走向民主的時候無意之中扼殺人的自尊心和光榮感呢？托克維爾認為只有一種救治辦法：那就是提倡公民精神。 他認為公民精神是人對自由的天生熱愛。這是一種家庭的遺產，一種不僅由男人而且也由女人傳下來的傳統。實際上，這是托克維爾在讚揚他的祖母——他經常提到她。他在囑咐他的過繼兒子要在個人生活中盡到自己的一切義務後，總是不忘附帶說：「還有，我的孩子！千萬不要忘記一個人應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不對祖國盡義務，就不能為國獻身；不能對祖國的命運漠不關心；上帝要求人隨時準備貢獻一切，用自己的時間、財產甚至生命去為國家和國王服務。」 【9】 對托克維爾說來，從政是一種義務，一種道義責任。他沒有忘記自己是屬於曾經統治過法國的那個貴族階級的。在這個貴族階級中，依然存在著舊的領導階級的責任感。他就是以這種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務的，在投入時不僅懷有個人的工作熱情和抱負，而且懷有盡義務的精神。 1848年2月24日，當七月王朝垮台的時候，托克維爾並未為此而惋惜。這不是因為他已經預想到這場革命的結果，也不是因為他已經認識到自由更有驚人的活力，而是因為他看到法國從長期的沉睡中猛醒過來。法國好像又看到自己的前途。不錯，法國是在踉踉蹌蹌中走向未知的未來。許許多多醜惡的勢力在使法國消沉，但也有一股偉大的精神在激勵法國。儘管局勢有些混亂，但並未妨礙托克維爾嘗到獲得解放的感覺。他看到了這個一直使他感到侷促的貌似彬彬有禮的世界無疾而終。他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氣。特別是在困難重重之中，清晰地看到前進的道路。當然，這條道路上滿布荊棘，艱難險阻。但卻步不前已不可能。曾多年困擾他的遲疑一去不復返了。鬥爭在召喚他。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認為值得勇敢地面向鬥爭。如果生活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變為賭博，則沒有任何價值，因為自由和人的自尊受到了威脅。托克維爾要滿腔熱情地去保衛自由和人的自尊。「這裡在拯救祖國，而那裡在毀滅它。」他以從未有過的熱情投入了激烈的鬥爭，危險沒有把他嚇倒，反而激起他的鬥志。很快，失望接二連三出現。但是，他的政治責任感從來沒有停止增強。 共和國在領導階級的忙亂之中宣布成立，但3天之後領導階級又突然失去權力。托克維爾毫不遲疑地歸服於新政府。這不是因為他相信共和國政府很好地適應了法蘭西的需要。但他認為，這是當時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他只想要一個保守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共和國。但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特點，卻直接擺在他的面前。他對此並沒有特別驚異。工人階級長期以來進行的地下活動，已使他看到這方面的許多徵兆。他曾多次向議員們發出警告信號：「你們沒有看到他們的激情正從政治激情變為社會激情了嗎？你們沒有看到他們當中逐漸散布的觀點和思想不僅要推翻現有的法律、內閣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會，動搖社會今天賴以存在的基礎嗎？」這些話是在七月王朝垮台前一個月，於其有名的1848年1月27日講演中說的。 但是，托克維爾在闡述促使巴黎工人採取起義行動的原則時對情況的不甚了了，使我們發現這位先生的觀察力並不敏銳。他認為，工人階級起義的原因不是飢餓，而是貪婪而盲目的願望和錯誤的思想：喜歡物質享樂，既羨慕民主，又鼓吹那種叫人民相信人類貧困是現行統治的結果而非天意的結果，認為貧困是可以通過改變基礎社會而消除的。他在《回憶錄》中談到六月事件時說：「貪婪的欲望和錯誤理論的結合，使這次動亂在發生之後變得如此可怕。有人叫這些窮人相信，富人的財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偷竊的產物。他們還叫窮人相信，財產的不平等既違反自然，又有悖於道德與社會。在貧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許多人相信了這些宣傳。」 【10】 1848年4月10日，他在致納索·西尼爾的信中又發揮了這一思想：「這不是出於貧困，而是出於導致這次大動亂的那些思想：即關於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地位的空想思想，關於社會權力可以在勞資關係中發揮一切作用的誇張性理論，最終要使絕大多數人相信國家不僅能使他們擺脫貧困，而且能為他們提供富裕生活和福利的極端中央集權化學說。」 【11】 《回憶錄》中關於巴黎工人的論述，今日可能使我們有些反感，覺得他說得太簡單了，不合人情和不公正。托克維爾把六月起義評價為「悲慘的」，但又是「必然的」。他甚至沒有向我們隱瞞他不希望法國的革命運動按部就班地、和平地進展的觀點，也就是說，他為巴黎開始的一場大戰把社會主義阻止了而高興，並曾「祝願戰士們抓住開戰的最初機會」。不錯，這個觀點不只是托克維爾個人所獨有，正如夏爾·德·雷米薩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他的大部分政治友人也同樣持有。 【12】 還需要論證他不理解工人問題嗎？需要用我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觀點來指責托克維爾也像他同時代的有產階級的大部分人那樣認為貧困是使人喪失部分尊嚴的命運所註定，而不認為社會應負責任嗎？這樣的要求是正確的嗎？如果這樣斷言，不是對他有失公正嗎？ 托克維爾非常清楚，主張正義不是為反對現存的而且已被他看到的那些弊端。他十分了解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和這方面已經存在的而特別是將來還會出現的嚴重問題的複雜性。他先在美國，後來又在英國研究了這種複雜性，而且比當時的其他人研究得更充分。在同多年研究救濟法的英國1835年濟貧法創始人之一納索·西尼爾討論救濟法當中就有這方面的例證，並在撰寫他的《回憶錄》時也提到這種事例。毫無疑問，他對工人問題完全沒有1848年時全法國已對這個問題所表示的那種同情。他是以感到法國偉大的愛國者的觀點，從為了發展小規模的地主所有制而要保證社會十分安定的鄉紳的立場出發，來看待工人問題的。在他看來，農村的勞動階級要想在本省取得像城市的工人階級那樣的地位，就得離開農村。 【13】 他自己就看到了這種情況。他與喬治桑在六月起義前夕進行的談話（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是對這個問題的表白。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同一位曾在工人中間生活過的人談論這個問題。他當時感到各政黨和人民之間的隔閡是深邃的。 顯而易見，托克維爾關心社會問題不是出於內心的衝動，而是出於理智的思考，因為他認為根治貧困要比將來醫治社會動亂少受痛苦。一些人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是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這種反對毫不遲疑，又不示弱。他們的反抗不是出於害怕或失望。反抗最強烈的，是資產階級和農民：前者是無論如何要保衛既得的利益，而後者的反抗則是出於仇恨城市的人口集中和農村缺乏勞動力。托克維爾之所以反對社會主義，那是因為社會主義會使個人自由受到最嚴重的威脅。但是在各種大動亂之後，誰能斷言所有權不是未來的主戰場呢？托克維爾憂心忡忡地提出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今後還要在1848年的社會主義者遭到的那種合理的嘲笑中被埋葬嗎？我對這個問題不作回答。我毫不懷疑，我們當代社會的各項立法在長期之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它們的許多主要部分已經存在很久，但就不能加以破壞或取而代之嗎？我認為這是很難辦到的。隨著我深入研究世界的古代情況，更加細緻觀察我們今天的世界，我不能對未來再說什麼。當我看到不僅法律的內部，而且它們的原則內部都存在極大的多樣性，看到已經存在很久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所謂土地所有權的各種不同形式的時候，我不能不認為我們所說的必要制度，向來只是我們所習慣的制度，而社會組織可能具有的形式要比生活在每個社會的人所想像的廣泛得多。」 【14】 托克維爾對1848年的社會主義者的這種嘲笑，卡爾·馬克思也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5】 中說過。這兩位立場完全相反而且未曾謀面的人，對第二共和國的事件和人物做出了驚人一致的論斷。 【16】 只是馬克思認為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行為還是可取的，而1848年不過是歷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托克維爾與此相反，他堅信正直人士的責任應當是捍衛他們認定的唯一的社會形式，甚至為了使它成為最好的形式而應當犧牲自己。 當工人運動在血腥的六月里被鎮壓下去的時候，它造成的動盪不安並未立即消失。儘管付出很大代價，但建立秩序的勝利還是被出賣了！在這個時期，托克維爾已從並不看好的遠景中看到未來。對社會主義的恐懼沒有使資產階級厭惡自由主義的制度嗎？資產階級沒有進行更加危險的反抗嗎？托克維爾在這方面沒有犯錯誤。六月起義標誌著第二共和國的歷史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它在全國掀起一場把法國推上專制道路的反革命運動。 一年以後，當托克維爾出任當時被選為共和國總統的路易·波拿巴親王的外交部長時，他的處境就困難了。政府的任務，是在忠實於新憲法的同時確保統治維持下去。但是如何治理這個再沒有人想要的共和國呢？如何使共和國存在下去，反對只想推翻共和國的君主派議會多數，反對一心要把共和國據為己有的總統呢？尤其是如何防止自由不毀於這種衝突呢？政府在這兩難的處境下不久便支持不住了。托克維爾不再對共和國未來不被推翻的命運抱有幻想。共和國直接走向專制，這樣的局勢使托克維爾深感痛苦。 在法國60多年來經過幾次革命之後，托克維爾認為共和國是顯示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後機會。他曾毫無私心地為此而服務，也曾竭盡一切力量在自由受到威脅當中去鞏固自由。他的努力沒有成果，但失望也沒有使他停止努力。他為了克服一些阻礙他的願望實現的困難進行了盲目的努力而累得疲憊不堪，對一些重大的問題表示過遲疑，但卻多次不承認對事件的發展無能為力！《回憶錄》中敘述負責制定新憲法的委員會的工作的一章，向我們展示了這方面的範例。但這次鬥爭累垮了他，他的健康遭到破壞。他曾多次不得不暫時請假休息。後來他到國外去休養：先到德國的萊茵地區，後到義大利的索倫托。 托克維爾應當承認，全力投入政治生活已經失敗。政治生活沒有給他帶來一點個人樂趣。他發現政治生活對他實現首要的任務是最大的障礙。政治生活只給他帶來失望、煩惱、憂傷和痛苦。政治生活迫使他同大部分是他看不起的和長期阻礙他勇往直前的人接觸。政治生活也使他在談論他自己的主張時不能完全自主。他說：「我希望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表現得很好，而如果我想要為這個世界留下點兒什麼，那主要是我在回憶我所做的事情時寫下的東西。」 【17】 托克維爾並沒有錯誤地走下去。事情的發展使他發現自己的政治生活該結束了。他已經計劃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項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上去。歷史使他重振精神；他投身於寫作。 在這決定性的時刻和開始新生活之前，他想最後回顧一下他曾長期生活的一段時期，但這一時期已經完全不屬於他，因為它已經成為他的過去。他要以最後的看法觀察這一時期。他試圖說明能夠解釋最近幾年發生的事件的原由的所有變遷。他要評論自己和同時代人在這場革命中的行為，分析促使他們行動的激情，確定每個人應負的責任。因此，他要寫《回憶錄》。「使《回憶錄》成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是成為文學作品……智力的消遣勝於體力的消遣……」但是，當他的「這個想法」沒有滿足他的智力活動的要求時，也把十分緊張的精力用於輕微的體力活動。 在重新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情節時，他再次確認所犯的一切錯誤。在回顧剛剛逝去的這段過去的過程中，托克維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悔恨情緒。這種憤恨自己的心情，使他產生把內心的最隱秘活動完全暴露出來的冷靜清醒。於是，他情不自禁地批判人們的虛榮心，揭露人們的卑躬屈膝和藏在最嚴肅態度後面的偽善。這種刺傷同時代人的報復性揶揄，可能使人感到驚訝。但它沒有違背受傷的心靈嗎？不再懷有雄心壯志的托克維爾，在預見一種與他格格不入的文明出現的時候，便把他在從事政治活動的年代逐漸積累起來的辛酸，完全灑在他的《回憶錄》里了。既然政變粉碎了他寄託於共和國的最後希望，就不能要求他不放棄他的希望。如果相信他在信中向納索·西尼爾所說的，則於他同自己的同事一起被困在外交部的大房子裡的12月12日夜，巴黎第10區的區長並沒有給他留下太壞的記憶。他在信里對納索·西尼爾說：「我從來沒有像那天在外交部里那樣感到滿意。教育、貴族出身、天才以及特別是社會精神方面的法國精英，都被關在這間大房子裡了。我們勇敢地參加的長時間的戰鬥結束了，我們完成了我們的任務，我們遭到一些失敗，但我們也從中看到另外一些東西。我們都處於面對危險而不害怕的興奮狀態。在扣押我們兩個多小時的庭院中，布羅伊公爵和我撕碎或咬碎文件後，被轉入一個類似長廊式建在大廈上層的倉庫中，這個地方是在較好的房間住滿人時供人住的。我們這些受盡折磨的人住進供士兵居住的鋪有草墊的房間。我懶得整理床鋪，和衣躺在鋪位上。我們無法入睡，整夜從這個鋪位轉到另一鋪位，互講軼聞和笑話或胡吹一陣。整夜熱熱鬧鬧，妙語連篇。」 【18】 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奇遇！他對自己身負重大責任而陷入這樣的危險境地並沒有一點兒驚慌，反而立即清除一切煩惱，覺得這一事件早已在醞釀之中，而現在終於發生了。 12月2日政變使托克維爾重新回到書齋，著手去寫《舊制度與大革命》。很有可能，《回憶錄》是為構思這部著作做某些準備的。毫無疑問，托克維爾在寫《回憶錄》的時候經常在想這個問題。但是，《回憶錄》或許未能幫助他決心寫《舊制度與大革命》。因為如他自己所說，法國不需要反覆多次的革命，只有一次革命就可以解決眾多任務。這次革命還沒有結束，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只是它的一個階段。托克維爾想探究他目睹的這場可怕的悲劇的深遠原因，但他未能做到。由此可見，既然1848年的事件沒有自然而然地導致1789年革命的結果，而他又想查找第二共和國的產生原因，所以他沒有動手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著作是他一生的最後著作，與這位歷史家的聲譽密切相關，因為他的全部政治經驗都寫在裡面了。 ※　　※　　※ 關於托克維爾的公務生涯，我們有兩項資料可以用來說明和補充《回憶錄》：第一是「通信」，但「通信」的正式出版還有待一些時日；第二是他與納索·西尼爾的「談話」，我們引用了已經多數出版的部分 【19】 。納索·西尼爾是牛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英國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個習慣，從1848年5月起，凡與托克維爾在巴黎、在倫敦相遇，或與托克維爾在諾曼底、在索倫托編寫《回憶錄》期間，都要把他們每天的談話記錄下來。西尼爾把他做好的談話記錄交給他的朋友，托克維爾有時對記錄加上注釋，以使自己的思想表達得更為準確。在1848年和以後幾年間，當時的政治和托克維爾在《回憶錄》記述的事件，是他們談話的主要題目。這位英國經濟學教授的記錄，往往經托克維爾的精選而再現於《回憶錄》。但是，他的朋友送來記錄叫他看時，他便同他的朋友一起在記錄上做某些修改，並且好像沒有向西尼爾說明而把一些諷刺的字句保留在《回憶錄》里。 西尼爾的筆下留下了托克維爾的一些真心話。托克維爾的所有朋友都一致認為，托克維爾沒有政治家的氣派。而且沒有人發現托克維爾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他的脾氣和精神煩躁的問題，同健康情況一樣，日益變壞。1850年8月21日裡韋就指出，托克維爾的學識連同他的性格、勇氣和才華，似乎可以使他成為以迪福爾、博蒙、朗瑞奈為主要成員的一派的首領。「但是，首先他體力不支，妨礙他在議會的辯論中能夠經常以黨首的身份出現。其次他也不願意附庸隨和。他不想阿諛奉迎，也不迎合或聽取在議會占多數的庸俗分子的意見。他幾乎叫不出這些人的姓名。」 【20】 博蒙也有同樣的評述。他對西尼爾追述托克維爾在七月王朝時期的政治活動時，說托克維爾生前數年曾經有過主掌政權的雄心，但他未能說服托克維爾要對特別反對他的議員們表示彬彬有禮。「在他再次規勸他之後，由於他對人家的意見表示冷漠，他才握了一下（迪朗·德·）羅莫蘭坦的手，然後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懷疑他今後是否還會保持這樣。」博蒙接著補充說，托克維爾的這種輕薄態度，絕不是想平息今後將與他在幾乎所有的委員會裡共事的同僚的憤怒。 【21】 這本《回憶錄》分三次寫成。托克維爾於1850年6—7月間在諾曼底的宅邸開始寫作；1850—1851年冬在那不勒斯灣的索倫托療養時繼續寫作；1851年9月，他利用立法議會休息期間又拿起筆來續寫。當時他住在凡爾賽郊區，是從6月初搬到這裡的。從義大利回來後，他要住在離巴黎較近的地方，以便參加立法議會的工作。但為了不受運動的影響和避開城市的夏季炎熱，他在鄉間租了他朋友里韋的房屋居住。 在《回憶錄》的最初幾行，托克維爾就把他的設想告訴了我們：既不追憶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談他在1849年10月31日辭去外長以後的事情。可惜這個計劃並未完全按照他的設想實現。托克維爾沒有寫完《回憶錄》的全部。對1848年六月起義期間他擔任外交部長的活動，只是一年以後在索倫托寫了一個提綱。這就是關於這一期間的全部回憶。人們可能更加惋惜的是：他只想對德國的政治局勢作極其簡要的敘述，比如他對1849年春去法蘭克福和波恩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就說得十分簡單。關於外交工作的最後一章，也是寫得不夠完整。使人感到吃驚的是：托克維爾對他入閣的暫短期間所處理的重大問題，比如羅馬問題，事實上幾乎沒有談及。這樣的空白是不應當有的。在瑞士問題、皮埃蒙特問題和匈牙利難民問題之後，羅馬問題始終是托克維爾需要處理的問題，並把它放在《回憶錄》的最後一章加以略述，因為這個問題是使內閣垮台的主要原因，所以把它作為《回憶錄》的結尾了。國民議會的復會，毫無疑問占去了他的時間。議會在反覆討論修改托克維爾所報告的憲法草案之後，一直開到1851年8月初。11月4日議會復會工作。而在這一天，托克維爾已經離開凡爾賽去了巴黎。1個月以後，政變剝奪他的職務，而這次終於使他下了決心，開始寫《回憶錄》。他的生活也從此揭開新的篇章。 托克維爾的這部《回憶錄》完全是為自己寫的，而且寫得斷斷續續。「這部作品將是一面自我消遣地從中觀看我的同時代人和我自己的鏡子，而不是準備公之於眾的畫像。我的最好的朋友們也不知道我在寫《回憶錄》，因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悅於他們的寫作自由。」 【22】 他在1850年12月15日從索倫托致友人路易·德·凱爾戈萊的信中，也有同樣的表示：「……我無須對你說1848年的回憶不能公布於眾……我對於公眾以及我的同時代人和我本身所作的自由判斷，使這種公布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我以某種文學形式適合公眾口味表述自己的時候，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23】 因此，托克維爾從來也未曾想寫一部適合公眾口味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當人們能夠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的時候，才能對工作帶來興趣的問題。他曾向博蒙透露過：他只想為自己高興而寫作，不想為給觀眾看而寫作。這個決定將來可否發表的觀點，完全損害了智力作品所能提供的樂趣。」 【24】 因此，他從不想減弱其感情的衝動力量，從不想緩和他對人對事所做的往往是冷酷無情的論斷的口氣。他的思想對一切反對的意見全然不顧，完全自由地以直截了當的尖刻形式表現出來。若干年以後，他向他的朋友里韋意味深長地承認並告訴他說，基佐將開始發表他的回憶錄：「我對這方面感到遺憾，他不讓他的後人在他身後發表他的回憶錄。我倒是特別喜歡作者身後出版的回憶錄。當一個人再沒有什麼希求又沒有什麼恐懼的時候，應當在他死後叫人們盡興地去琢磨他生前所負責的事情。」 【25】 這表明他在授權他的好友在他死後發表《回憶錄》，但絕不要在他活著的時候發表而使他看到。托克維爾在他的遺囑中明確地作了這樣的囑咐。托克維爾不希望他的《回憶錄》給生前與他關係好的人帶來煩惱——雖然他知道自己對這些人的評論是十分嚴厲的。他也擔心自己的這部作品不夠全面。文中只是對公眾認為值得尊重的人物的評論作了某些必需的小小刪節。 他的這些生前安排，受到他的侄孫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維爾伯爵的審慎尊重，伯爵十分仔細地審閱了初版文本。初版在1893年由卡爾蒙—萊葦出版社出版，這時已是托克維爾死後34年了。在初版中，原稿有許多頁被剔除沒有付印。其中一部分涉及一些人的人格的地方較多。但大部分與托克維爾描述的政治家有關，而且對一些大人物還寫得特別尖刻，這些地方只有讓讀者將來去看了。這樣做是符合托克維爾原來就曾刪節的想法的。1893年，還離第二共和國的存在時期不遠。慎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們又對全文進行了簡單的整理。這可以從原稿中找出托克維爾絕不願意留在發表後的文本中的疏漏和筆誤。因此，對這些地方做了更正或修改。為了避免同一個詞在一行中重複出現，還由另一個詞來代替。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回憶錄》由加利馬爾出版社列入《為了現在而回顧過去》叢書再版。我們這次對第一版的文本幾乎做了全面修訂。修訂的地方涉及一頁、兩頁，甚至更多頁。有時只修訂幾行、幾個詞，甚至是一個因過於尖刻而被刪去的形容詞。在第一版沒有排入的最重要部分中，我們恢復了對路易·菲力浦的原來只是零星談到的精彩評論，以及托克維爾自述他在七月王朝時的政治生活的段落。這些段落好像向我們解釋他為何被議會的同事批評和由此產生的誤解。除了這些增補和更改，再沒有對初版的文本做任何修改。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的家屬也這樣囑咐過我們。這樣，我們就尊重了為這一版規定的宗旨和它具有的特點。 今天，《回憶錄》一書已被收進梅耶編的這套《托克維爾全集》。和本全集的其他各卷一樣，它也應當滿足歷史科學的要求。我們歡迎必要的批評。這次新版也完全忠實於原稿。經過修復的文本，恢復了托克維爾留有疏漏的初始底稿的原貌，改正了筆誤。原稿的個別頁中留下的可能忘記塗掉的段落，也被注釋出來。異文全部收在本書的卷末。 【26】 異文多半屬於單詞和動詞時態變位。 不管怎麼說，托克維爾是關心他的著作有不完善之處的。邊注或欄外旁註顯示，他要對他感到無用或冗長的段落進行修改。但他通常只用筆將他擬刪改的部分圈起來。這樣的段落大部分仍保留在1893年版和1942年版中。細心的讀者可能感到奇怪，這些地方怎麼又出現在新版上了。不錯，我們這次又把它們保留下來，但不是在正文裡，而是在注釋中。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即《回憶錄》的第一部分是托克維爾沒有間斷一氣呵成寫出的。各部分自第一版起就分成章的。這應當感謝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維爾伯爵，他對每章作了簡明的提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章次是由托克維爾自己分的。這是不是保存了原稿的原樣呢？要不要變更這樣的分章和每章前面的提要呢？我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原來的章次是十分合理的。它使整個作品保持了良好的平衡，而如果讓第一部分只由長長的一章構成，則將破壞這一平衡而讀起來不舒服。 在寫作《回憶錄》的時候，托克維爾並未全憑他的記憶，而是請教過同時代人和利用了他收到的私人信件。其中拉莫里西埃的來信，就在關於外交問題的一章中利用過。也使用過官方文件。可以發現他在文中從《總匯導報》或制憲委員會的辯論記錄上摘下的文句。許多不明情況的人可能認為，經作者多次塗改或修正的手稿不是他們所認為的初稿。但既然一開始就有許多塗改和修正，則不是托克維爾自己所為又是誰呢？手稿中涉及某些人的詞句，有的被塗掉，有的字跡難以辨認。人們可以看到，托克維爾還從原稿中把他所批評的某些人刪掉。那麼，是誰叫他這樣做的呢？可能存在這個問題。大概是博蒙或托克維爾夫人吧！ 為把這部著作整理好付梓，一些沒有料到的情況使我們的任務變得非常困難。全集的這一卷的出版，令人不快地一拖再拖。但是，我們得到J. P. 梅耶先生和以皮埃爾·勒努萬先生為主席的《托克維爾全集》出版工作委員會的理解，這對我們是一種安慰和寶貴鼓舞。在這裡請他們接受我們的由衷感謝。我們還對負責復校工作的保羅·巴斯蒂先生和讓·蓬米埃先生給我們的幫助表示謝忱。安德烈·雅爾丹先生給予我們的熱誠協助，對我們來說是寶貴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怎樣加倍地感謝他，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多餘的。從備查資料里和托克維爾文件里找到的一些未刊的文稿，都是由他幫助我們找到的。我們也完全明白，我們應當加重報答他的援助。 呂克·莫尼埃 注　釋 【1】 　夏爾·德·雷米薩：《我一生的回憶》，由夏爾·H. 普塔斯推薦和注釋，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頁。 【2】 　亨利希·海涅：《德國人與法國人》，巴黎，1868年，第313頁。 【3】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費爾的信》，載《未曾發表的作品與通信集》，第1卷，第446頁。 【4】 　《回憶錄》，見本書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頁（指原書頁碼，即本書邊碼，下同。——譯者）。 【5】 　《回憶錄》，見本書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頁。 【6】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與納索·威廉·西尼爾的通信和談話》，辛普森出版社，共兩卷，倫敦，1872年。第1卷，第68頁。 【7】 　梅耶編：《托克維爾全集》，第4卷，《英國通信》第一部分，第37頁。 【8】 　《回憶錄》，見本書第二部分，第1章，第86頁。 【9】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載《未曾發表的作品與通信集》，第2卷，第340頁。 【10】 　《回憶錄》，見本書第二部分，第9章，第151—152頁。 【11】 　《未曾發表的作品與通信集》，第2卷，第136頁。 【12】 　同上書，第4卷，第325頁。 【13】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傑克·萊夫里：《托克維爾的社會思想與道德思想》，牛津，1962年。 【14】 　《回憶錄》，見本書第二部分，第2章，第96—97頁。 【15】 　路易·波拿巴的原名為路易·拿破崙·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政變稱帝後改稱拿破崙三世，所以這本書亦被譯為《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文中都用路易·拿破崙稱他，而不用路易·波拿巴。——譯者 【16】 　參看雷蒙·阿倫：《工業社會十八講》，加利馬爾出版社，1962年，第33頁和以下各頁。 【17】 　《1850年12月15日在索倫托致路易·德·凱爾戈萊的信》，載博蒙編：《托克維爾全集》，第7卷，《新通信》，第258頁。 【18】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與納索·威廉·西尼爾的通信和談話》，辛普森出版社，倫敦，1872年，第2卷，第9頁。 【19】 　J. P. 梅耶又再版了納索與托克維爾的「談話」，數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參看梅耶在我們已在前面引論過的《英國通信》關於納索的注釋（第1章，第72頁）。我們順便指出，納索在《英國通信》的其他幾卷與大陸的一些知名人士的通信中，也談到托克維爾問題。 【20】 　見上述《托克維爾與納索·西尼爾的通信和談話》，第1卷，第124頁。 【21】 　見上引書第2卷，第264頁。托克維爾的這種不得人心的做法，是他只能在朋友面前暴露的單純心理問題。關於博蒙的這次談話，請見J. P. 梅耶《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加利馬爾出版社，1948年）。作者在此書《托克維爾對待批評》一章中，提到人們並不太熟悉的德國歷史學家卡爾·希爾布蘭德的著作《從路易·菲力浦登基到拿破崙三世垮台的法國史》（戈塔，1879年），並在第163頁抄錄關於托克維爾特點的一段：「他的同時代人並未給予他以足夠的重視，或沒有完全理解他：他們總是指責他希望保持已經死去的過去的思想，有喜歡建立還沒有成熟的新秩序的願望；說托克維爾既不關心君主制和共和國，又不關心否決權和政府責任，等等。他在以某種方式尋找一種可以自行治理而不致退化為專制的民主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可以在歷史中自然產生。因此，保守分子和自由主義者都把他看成美好的統一和法國在1789年革命創造的秩序的敵人……甚至有教養的公民都不太喜歡他……」 【22】 　《回憶錄》，見本書第一部分，第1章，第29頁。 【23】 　見前引的這封信。 【24】 　1851年1月5日發自索倫托，載《未曾發表的作品和通信集》，第2卷，第169頁。 【25】 　《英國通信》，第1卷，第217頁。 【26】 　中譯本將其改放在各頁的下方，注碼用〔1〕、〔2〕、〔3〕……標示。但因兩種語言的特點，異文並未全譯。——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