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筆膚談譯註 · 前 言

《投筆膚談》是一部明代的軍事理論著作，現有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陳汝忠弘鍚堂刊刻的《音注武經七書》的附刻本。《投筆膚談》卷前引中題「西湖逸士」著，上下兩卷卷端下題「浙江解元鍾吳何守法撰音點注」，而《音注武經乜書》各卷卷端下題為「何守法校音點注」。這裡「校」、「撰」一字之羞，似可認為「西湖逸士」即為何守法。「西湖逸士」在引言中說：《武經七書》自北宋校定之後，「國初因之頒布」。他所謂的「國初因之頒布」，即指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奉命重刊宋本《武經七書》一事。再者，書中所徵引的戰例或掌故，均不晚於宋。經查證，何守法當為明嘉靖至萬曆年間人，這也與《投筆膚談》成書時間相吻合。 《投筆膚談》共上下兩卷，作者「仿孫子之遺旨」，分列十三篇。自《本謀》第一至《天經》第十三，大體按所述問題在戰爭指導中所處的地位，次第排列，有其獨特的體系。加之篇有題解，文有註解，既釋文意又舉戰例為佐證，不僅豐富了內容，也使讀者易於理解。 《投筆膚談》以《孫子》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曆代戰爭經驗，分析了戰爭指導的各個側面，提出了一般的軍事原則和策略，無疑是有借鑑作用的。 對於戰爭，作者認為有「義」與「不又」之別。師出有名，仗義而戰，是用兵的關鍵。因此，要「我執其名而加敵以惡名，我仗其又而加敵以不義」（《本謀》，第10條）。作為歷史範疇的，「義」與「不義」，是有其特定涵義的。不能否認，《投筆膚談》所標榜的義戰畢竟沒有脫出地主階級的道德規範。但是，同一切進步的封建軍事學家一樣，作者對「義」的看法是有一定的民本主義思想的。他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除亂去暴，保民康國。絕不能使戰爭導致殘民生亂；賠患於國的不良後果。 作者從保民康國的目的出發，看到戰爭對生產的危害，對人力物力的消耗，因而反對進行曠日持久的戰爭，重申《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主張。他發揮說，最好的戰略應當是「拔敵之城而非攻也，致敵之降而非圍也，寢於廟堂之上而非戰也，散於原野之間而非守御也」（《本謀》，第9條）。總之，要「不多旅，不久師，不暴卒，不角力」（《本謀》，第9條），以小的代價，贏得大的勝利，達到「期於遏敵之鋒，而非期於敵之盡」（《本謀》，第8條），除亂去暴，保國康民的政治目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並不是放棄使用戰爭手段。作者在全書中對於如何才能達到以小的代價取得大的勝利，作了多方面的論述。 主要是強調要做好戰爭準備，立於不敗之地。他說：「用兵之道，難保其必勝，而可保其必不敗。不立於不敗之地，而欲求以勝人者，此僥倖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家計》，第11條）因此，平時要「行慮其邀，居虞其薄，進思其退，外顧其中」（《家計》，第1 3條），提高警惕，防止遭敵襲擊。戰前要「不虛營而實陣，不重戰而輕守，不緩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後已」（《家計》，第12條），周密部署，使敵無隙可乘。戰時要「敵雖寡，我亦舉眾以待之。敵雖弱，我亦堅陣以迎之。其未戰也若見敵， 已會也若不勝，既勝也若初會」（《家計》，弟14條）。具備了立於不敗之地的前提，然後才能考慮取勝問題。作者認為，取勝「無他術，察仁暴，明備乘，而權以行之，勝斯生矣」（《達權》，第30條）。關鍵是要了解敵情，明辨虛實，乘敵之隙，所謂「乘疑可問，乘勞可攻，乘飢可因，乘分可圖，乘虛可驚，乘亂可取，乘其未至可撓，乘其暴發可制，乘其既勝可劫，乘其既敗可退「（《達權》，第23條）。 在兵力使用和戰法變換上，他強調要因形措勝，靈活機動，「出沒變化，敵不可測」（《兵機》，第67條）。方法就是運用隱匿和佯動等各種「示形」之法迷惑敵人，達到「韜其所長」，「暴其所短」的目的。只要善於廣泛運用這些「藏機誤敵」之法，就可使敵人「欲戰而不能勝也，欲守而不能固也，欲分而不能散也，欲合而不能集也，欲進而不能前也，欲退而不能去也，欲動而不能備也，欲靜而不能安也，欲伸而不能張也，欲縮而不能斂也。」（《兵機》，第72條），多方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作者認為，只要牢牢掌握戰爭的主動權，那麼，「彼雖眾，亦何慮其不敵我哉」（《兵機》，第72條）。 為了贏得用力少而收功多的戰爭勝利，《投筆膚談》還強調要正確地處理攻守的關係，恰當地掌握「分合」的時機，既不要單純地強調進攻，也不要片面地一味防守；既要有相對的分散，更要有必要的集中。「守之順者攻之逆，攻之易者守之難」（《持衡》，第31條），二者不宜偏廢，不宜偏重，要權衡輕重。正確處置。 在治軍問題上，他看到了對將帥的任用要選德方兼備考。將帥賢能，就應放手使用，所謂「苟得其人，授之專閫，不中制，不外監，不分權，不信讒」（《軍勢》，第62條）。同時，通過將帥教育、訓練團結士卒，以形成強大的戰鬥力。他認為，如果部隊內部「上不愛下，下不親上」，就根本不能作戰，所謂「其法百不當一」（《軍勢》，第63條）：如果「能教戎於先，則挺可格刃」，「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則心雄故愾。」（《軍勢》，第64條），銳不可當。但是，他又認為，將帥是「國之柱石，民之司命」（《軍勢》，第6 1條），「三軍之勢，莫重於將」（《軍勢》，第60條），這一看法，無疑是英雄史觀在軍事問題上的反映。不過，作者畢竟注意到了士兵在戰爭中的作用。這在地主階級的軍事理論中，是有積極意義的。 明中葉之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日益廣泛地應用於軍事領域。這在《投筆膚談》中得到一定的反映。作者在《物咯》篇中，對宇宙中「飛潛動植」  （《物略》題解）等許多自然現象，作了介紹和論述，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自然科學的認識水平。作者特彆強調指出：戰爭指導者，應當「察物之理，究物之用，總括其利，不道微小」（《物理》，第122條），運用科學技術為軍事鬥爭服務。這是《投筆膚談》有別於以往古代兵書而獨具的特點。 在哲學思想上，《投筆膚談》具有許多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它多方面地論述了奪取戰爭勝利的客觀條件，如說：「得天之時者勝，得地之利者勝，得敵之情者勝。得士之心者勝，得事之機者勝」（《戰形》，第75條）等。同時，又辯證地論述了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可以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如說：「敵之實，我虛之；我之實，敵不可得而虛也。敵之虛，我乘之；我之虛，敵不可得而乘也。」（《兵機》，第70條）通過自己的正確的主觀指導，使己方處於較敵有利的地位，脫出不利地位。作者在戰爭指導上所以能夠提出若干可貴的軍事見解，是與他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息息相關的。 但是，該書中也有明顯的唯心主義觀點。如認為有「天命」存在，說「天命之不可違，而非人謀之所為也」（《天經》，第147條）；如說「風可以祭而得，雨可以禱而求，雲霧雷電可以術而玫」（《方術》，第91條），以及宣揚其它一些虛幻荒誕之術，這些都是封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