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 第一章 被離棄的道路

一個綱領，其基本命題是，並非追求利潤的自由企業制度已在這一代人中失敗，而是尚未經受考驗。 ——F.D.羅斯福（F.D.Roosevelt） 當文明的進程發生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轉折時——即當我們發現自己沒有像我們預料的那樣持續前進，而是受到我們將其與往昔野蠻時代聯想在一起的種種邪惡的威脅時，我們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責。我們不是都已根據自己最高明的見解而奮鬥，我們當中許多最優秀的頭腦不是已為建立一個更美滿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嗎？我們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經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榮為目標嗎？如果結果與我們的目標如此地不同，如果我們面對的不是自由和繁榮，而是奴役和苦難，那麼，邪惡的勢力必定已挫敗我們的意圖，我們成為了某種邪惡力量的犧牲品，對這些邪惡力量，在我們能繼續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們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嗎？無論我們在指出罪魁禍首時分歧多大，無論它是不義的資本家，還是某一民族的邪惡精神，是我們前人的愚蠢，還是那個我們曾與之鬥爭了半個世紀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會制度——我們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這樣一件事：前一代人中為大多數善良的人們所共有的、決定著我們社會生活主要變化的主導觀念不會有錯。我們準備接受對於我們的文明當前所面臨的危機的任何解釋，但除開這一點：世界的現狀或許是我們自身真正錯誤的後果，對我們所珍愛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顯地產生了與我們的預期大相徑庭的後果。 當我們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爭取這次戰爭勝利結束時，有時難以想到，即使在戰前，我們現在正為之而戰的價值，在這裡已受到威脅，而在別處則已毀滅。雖然現時為生存而交戰的敵對各國代表著不同的理想，我們卻絕不能忘記這種衝突來自各種觀念的鬥爭，而這些觀念不久以前還存在於一個共同的歐洲文明之中；那種最終將創造一種極權主義體制的趨勢並不局限於深陷在這種趨勢之中的國家。雖然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贏得這場戰爭，但贏得這場戰爭只不過使我們獲得另一次機會去面對根本問題，並尋求一種途徑以避免重蹈類似文明的覆轍。 現在，要不把德國和義大利或俄國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們看作我們所共享思想發展的結果，還是有些困難的；至少就我們的敵人而言，將他們看作與我們完全不同，在他們那裡發生的事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是比較心安理得了。然而，這些國家在極權主義體制興起以前的那些年的歷史所表現的特徵，幾乎沒有我們不熟悉的。外在衝突是歐洲思想轉變的後果，在這種轉變過程中，別的國家進展得更快，以至於使它們與我們的理想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而我們自身並未置身於這種轉變之外。 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現在的狀況，雖則人們預見不到後果，而且事實中又沒有任何自發變化迫使我們這樣與我們的思想相適應，這一點對英國人來說特別難以理解，正是因為在這種發展中英國人落後於歐洲大多數民族，這對他們倒是件幸事。我們仍然把現在正引導人們和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引導人們的各種理想看作僅能在未來實現的理想，我們也沒意識到，近25年中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不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這個國家。直到最近，我們仍然相信我們為那種被含糊地稱為19世紀的觀念或自由放任的原則所支配。與其他各國相比，並從那些急於加速變革的人們的觀點看，這種信念或許有些道理。但是，儘管直到1931年這個國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他國家引領的道路，即使在那時，我們已進展得如此之快，以致只有那些其記憶能溯及上次戰爭之前那個年頭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麼樣子。[1] 然而，這裡的人民仍很少覺察的關鍵問題，不僅是發生在上一代人中變化的程度之巨大，而且是它們意味著我們的觀念和社會秩序演變方向完全改變這一事實。至少在極權主義的魔影變成真正威脅之前的25年中，我們已經日益偏離了作為歐洲文明基礎的基本觀念。我們懷著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進的這個運動，居然使我們直接面對極權主義的威脅，這對仍然不願將這兩個事實聯繫在一起的當前的這一代人來說，不啻是一次深深的震動。然而，這一發展僅僅證實了我們仍然奉行的自由主義哲學之父輩的警告。我們逐漸放棄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而離開這種自由，就絕不會存在已往的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儘管我們受到德·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和阿克頓勳爵這些偉大的19世紀思想家的警告，即社會主義意味著奴役，但我們仍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穩步前進。而現在我們已看到一種新的奴役形式在我們面前興起，而我們卻把這種警告忘得一乾二淨，以致我們很難想到這兩件事情可能聯繫在一起。[2] 現代的社會主義趨向，不僅對不久的過去，而且對西方文明的整個演進過程意味著多麼鮮明的決裂，如果不僅以19世紀為背景，而且以更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就顯然很清楚了。我們正在迅速放棄的不僅是科布登和布賴特、亞當·斯密和休謨，甚至洛克和彌爾頓的觀點，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臘人和羅馬人奠定的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來的西方文明的顯著特點之一。不僅是19世紀和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而且連我們從伊拉斯謨（Erasmus）和蒙田（Montaigne），從西塞羅（Cicero）和塔西佗（Tacitus）、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那裡繼承來的基本的個人主義，都在逐漸被放棄。 納粹領袖把民族社會主義革命說成是一次反文藝復興運動，可能不由自主地說了真話。它是毀滅現代人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建立的，尤其是個人主義文明的一個決定性步驟。個人主義在今天名聲不佳，這個詞和利己主義與自私自利聯繫在一起。但我們所說的與社會主義和一切形式的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個人主義，與這些東西沒有必然的聯繫。只有在本書的論述中，我們才能逐步搞清這兩種對立原則之間的不同。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此後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和愛好。「Freedom」和「liberty」[3]這兩個「自由」字眼常常被濫用，以致我們在用其表明它們當時所代表的理想時，也頗為躊躇。寬容或許是唯一還能保留這個原則完整意義的字眼兒，這個原則在整個那個時期都處於上升狀態，只是近來才又趨低落，且將隨極權主義國家的興起而徹底消亡。 從一個嚴格組織起來的等級制度逐漸轉變成另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嘗試去創造自己的生活，有機會了解和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轉變是和商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新的人生觀隨著商業從義大利北部的商業城市傳到西部和北部，通過法國和德國西南部傳到低地國家和不列顛諸島，堅實地紮根於沒有受到專制政治勢力壓抑的地方。在低地國家和不列顛，它長期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第一次有機會自由生長，成為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而正是從那裡，在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它再次以充分發展了的形式開始傳到西方和東方，傳到新大陸，傳到歐洲大陸的中部，在那裡，毀滅性的戰爭和政治上的壓迫嚴重地壓制了類似發展較早的開端。[4] 在整個近代歐洲歷史中，社會發展的總方向，是使個人從他從事日常活動時束縛他的那些習慣和成規的羈絆中解放出來。至於自覺地認識到個人的自發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夠產生一種經濟活動的複雜秩序，則只有在這種發展已有某些進展之後才能達到。隨後到來的擁護經濟自由的有系統的論證，乃是經濟活動自由發展的結果，而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種無計劃的和預見不到的副產品。 個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結果，可能就是科學的驚人發展，它隨著個人自由從義大利向英國和更遠的地方進軍。人類早期的創造能力並不很差，通過工業技術還處於停滯狀態時的許多高度機巧的玩具和其他機械裝置，以及那些還沒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業，如礦業和鐘錶業的發展，就可以得到證明。但是，只要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被認為對所有人有約束力，即大多數人關於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夠阻礙個別發明家的道路，少數企圖把機械發明更廣泛地應用於工業的嘗試，儘管其中有些非常先進，仍很快地被壓制了，尋求知識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產業自由打開了自由使用新知識的道路以後，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擔風險的每件事都可嘗試以後，而且還必須補充說明，這種嘗試也常常是來自官方指定的提倡學術的當局之外，科學才得以邁步前進，並在過去150年中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如常有的情況那樣，對我們文明的性質，敵人往往比多數朋友看得更清楚：像19世紀的極權主義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描述的那樣：「西方的長年痼疾，即個體對種屬的反抗」，實際上是構建我們文明的力量。19世紀對前一世紀的個人主義的增益，僅僅是使所有階級都意識到自由，把偶然地和拼湊地成長起來的東西加以系統和持續地發展，並將其從英國和荷蘭傳播到歐洲大陸大部分地區。 這種發展的結果超出所有預料。無論何處，只要除去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們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欲望。雖然生活標準的提高不久便導致人們發現社會中最陰暗的污點，而且人們不再願意容忍這些污點，但是或許沒有一個階級沒有從普遍進步中獲得顯著的好處。對於這種驚人的進步，如果我們以現在的標準去衡量的話，那就不會是持平之論，這個標準本身就是這種進步的結果，而現在又使許多缺陷顯現出來了。要評價這種進步對那些參與其事的人的意義所在，我們必須得用它開始時人們所抱的希望和心愿去衡量；無疑，它的成功超過了人們最狂熱的夢想，到20世紀初西方的勞動者所達到的物質舒適、安定和個人獨立的程度，在100年以前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這一成就在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最有意義和最深遠的影響，是一種對控制他們自己命運力量的新感覺，是那種對於改善自己命運的無限可能性的信心，這些都是已經取得的成就在人們中間創造的。隨著成功也就發展出雄心——而人們是具有一切權利懷有勃勃雄心的。曾經激勵人心的承諾似乎不再足夠了，進步的速度太遲緩了；過去曾使這一進展成為可能的那些原則，現在則被視為阻止更快進展的障礙，迫切需要消除掉，而不把它視為保持和發展已經取得成就的條件了。 * * * 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沒有什麼東西能使它成為一個靜止的教條，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一勞永逸的規則。在安排我們的事務時，應該儘可能多地運用自發的社會力量，而儘可能少地藉助於強制，這個基本原則能夠作千變萬化的應用。深思熟慮地創造一種使競爭能儘可能有益進行的體制，和被動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間的差別甚為懸殊。也許對自由主義事業危害最大的，莫過於某些自由主義者單純從某種經驗主義出發的頑固態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則為甚。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無數的利害關係都能指出某些特定的措施，它們會給某些人帶來直接的和明顯的利益，而所造成的損害卻是十分間接的，而且很難看得到，對於這些利害關係，只有某種一成不變的規則才行之有效。況且既然有利於產業自由的有力假定已經毫無疑問地建立了起來，將其當作毫無例外之規則的誘惑力，總是強大得讓人無法抗拒。 但是，由於自由主義學說的眾多推廣者們採取了這種態度，一旦他們的陣地在某些點被突破，就幾乎不可避免地立刻全線崩潰。一個以逐漸改善自由社會制度結構為目標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緩慢進展也進一步削弱了這個陣地。這種進展依賴於我們逐步增進對社會力量和最有利於這種力量以可欲方式起作用的條件的理解。由於我們的任務是起到幫助並在必要時補充這些力量的作用，至關重要的前提是要先了解它們。自由主義者對社會的態度，像一個照顧植物的園丁，為了創造最適宜於它成長的條件，必須儘可能了解它們的結構以及這些結構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見識者都不應該對這一點表示懷疑，即表達了19世紀經濟政策原則的那些粗陋的規則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我們尚有許多東西要了解，而且在我們已經走的道路上，仍有極大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們越來越能夠對我們所必須利用的力量從精神上加以掌握，這種進步才得以實現。有許多明顯的任務，如我們對貨幣制度的管理，壟斷的防止和控制，以及其他方面更大量的雖不如此顯著但也同樣重要的任務有待於著手，在這些方面各國政府無疑都掌握著為善為惡的巨大權力；有各種理由可以這樣希望：只要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些問題，我們終將能夠成功地動用這些權力。 雖則導致一般稱為「積極」行動的進展必然是緩慢的，而且雖則為了及時的改善，自由主義必得主要憑藉於自由所帶來的財富的逐漸增長，但是它仍必須經常抵抗威脅這個進展的種種建議。由於自由主義對於某一個人不可能提供多於共同進步中的一份，結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種「消極」的信條。這種進步越來越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而不再被認為是自由政策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自由主義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由於已經取得成功，人們已經越來越不能容忍尚存的缺點，這些缺點現在看來是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 * * 由於對自由主義政策的遲緩進展日益不能忍耐，由於對那些利用自由主義的用語為反社會特權辯護的人的正當憤懣，以及由於已經取得的物質進步似乎是為無限度的雄心提供了理據，結果到世紀之交時，對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信仰，越來越被人放棄。已經取得的成就，被視為永保無虞、萬無一失的財產。人們的目光專注於新的需求，這些需求的迅速滿足，似乎由於墨守舊的原則而受到阻礙。要繼續前進，就不能期望因循那條使往昔的進步得以可能的總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改造社會，這一點已越來越廣泛地為人所接受。問題不再是補充和改進現存機制，而是要完全打碎並更換它。而且由於新一代的希望完全集中到全新的東西上，對現存社會職能的關注和了解迅速下降；而對於自由體制的運轉方式了解的衰落，我們對依賴於自由體制存在事物的理解也減少了。 這裡不是討論這種看法的改變如何受到以下因素促進的地方：即由於專注於技術問題所產生的思維習慣不加批判地就轉變到社會問題上去，而這種思維習慣是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思維習慣；以及這些思維習慣是如何同時企圖否定與它們的偏見不合的已往的社會研究的成果，而把一些組織的理想強加給不適宜它們的領域中去。[5]我們在這裡所要表明的一切，不過是我們的社會態度轉變得多麼徹底，儘管這種轉變是漸漸地而且是幾乎覺察不到地一步一步地進行的。在變化過程的每個階段，那些似乎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東西，已經以其日積月累的影響，造成了舊的自由主義的社會態度和目前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之間根本的分歧。這種變化對我們敘述過的那種趨勢，最終形成一個徹底的逆轉，完全放棄了曾創造了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傳統。 根據目前占統治地位的見解，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會中可以發現的自發力量。實際上，我們已經著手取消那些產生不可預知後果的力量，並對一切社會力量加以集體的和「有意識」的指導，藉以達到刻意選擇的目標，來取代那些非個人化和匿名的市場機制。說明這種分歧的最好例子莫過於一本受到廣泛讚揚的著作所採取的極端立場，有關這本書中所謂「為自由而計劃」的綱領，我們還要不止一次地提到。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博士寫道]我們從來不必建立和指導整個自然體系，就像我們今天迫不得已對社會所做的那樣，……人類越來越傾向於調節全部社會生活，儘管從來不曾打算創造一個第二自然。[6] * * * 這種思想傾向的轉變與思想在空間傳播的轉向之間的一致性，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二百多年以來，英國的思想始終是向東傳播的。曾在英國實現的自由法則似乎註定要傳播至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這些思想的流行或許已擴展到其最東端。從那時起，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的，並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了它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的輸入國。此後60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裡，註定要支配20世紀世界的那些思想向東和向西傳播。無論是黑格爾（Hegel）還是馬克思（Marx），李斯特（List）還是施莫勒（Schmoller），桑巴特（Werner Sombart）還是曼海姆，無論是比較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還是不那麼激進的「組織」或「計劃」，德國的思想到處暢通，德國的制度也到處被模仿。儘管絕大部分的新思想，尤其是社會主義，並非起源於德國，但正是在德國它們得到完善，並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和20世紀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現在，人們常常忽略了：德國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的發展中起了多麼巨大的領導作用；在社會主義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個嚴重問題以前的那一代，德國國會中已有一個很大的社會主義政黨；並且在不久以前，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幾乎完全是在德國和奧地利進行的，以致今天俄國人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德國人中止的地方進行的；絕大部分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尚未意識到，他們才開始發現的大多數問題，德國社會主義者很早以前已徹底討論過了。 德國思想家在這個時期對整個世界在思想上產生的影響，不僅得力於德國的偉大物質進步，甚至更得力於這100年中，德國再度成為共同的歐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是領導的成員時，德國思想家和科學家所贏得的非凡聲譽。但是不久，它就轉而支持那些從德國向外傳播的與那種文明的基礎對立的思想了。德國人自己——至少是他們當中傳播這些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這種衝突的：對他們來說，從前便是歐洲文明的共同遺產的東西，在納粹之前便已成為「西方的」文明——這裡「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樣指亞洲以西，而是指萊茵河以西。在此意義上「西方的」就是指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自由貿易與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或對和平的熱愛。 但是，儘管數目不斷增長的德國人對於那些「淺薄的」西方理想掩飾不住輕蔑，或許正因為這一點，西方的人民仍不斷輸入德國思想，並被誘騙得相信他們自己以前的信念，只不過是把自私的利益合理化，自由貿易是為了促進英國的利益而創造出來的學說，而且英國人賦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陳舊不堪，成為一件可恥的東西。 * * * [1] 即使在那一年，《麥克米倫報告書》（Macmillan Report）就已經談到「這個國家的政府近來觀點發生變化，政府無論屬哪一個黨派，都越來越注意對人民生活的管理」，並繼而談道「議會發現自己日益致力於那種有意識地管制社會日常生活的立法工作，現在並干預那些以前被視為其範圍以外的事情」。這段話在這個事實發生前已能談到，這個事實是：在同一年後期，這個國家終於採取了不顧一切的措施，在1931—1939年這段不光彩的短短的幾年中，把經濟制度搞得面目全非。 [2] 即使近來已被證明非常正確的警告，已越來越多地幾乎完全被人忘記。尚不到30年以前，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先生在一本比大多數的事變後所寫的著作更多地解釋了德國所發生情況的書中，說明「社會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是產生了與二者皆不同的第三種東西——即奴隸國家」。引自《奴隸國家》（1913年，1927年第2版），第14頁（The Servile State，1913），2nd ed.，3rd ed.1927，p.。 [3] 這兩個詞的意思都是「自由」。前者的「自由」含義更為泛寬，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意義上的自由，到個人內心的無拘無束，後者則較為狹義，主要指政治與公民自由。——譯者注 [4] 這些發展最重要的而且尚存未消亡的後果，就是15世紀和16世紀德國市民階級被領地王侯所征服而部分地毀滅了。 [5] 著者曾試圖追溯這一發展的開端，見發表於1941—1944年《經濟學》（Economica）雜誌的兩篇連載的論文：《唯科學主義和社會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和《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6] 《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1940年），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