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就在你們心裡 · 天國就在你們心裡

托爾斯泰《天國就在你們心裡》

（基督教不是神學，而是對於生活的嶄新理解。）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節）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節）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二十三節）十二結論 1 在我結束這篇寫了兩年之久的論文時，九月九日我坐火車前往圖拉和梁贊兩省交界的鄉下。那裡去年發生了饑荒，並且今年又發生了更大的饑荒。在一個車站上，我坐的火車遇上了一列特快專車，車上載著以省長為首，帶有槍枝、彈藥和樹條前往上述一帶鞭笞和屠殺饑民的隊伍。儘管三十年前法律廢除了體罰，然而，為使百姓執行當局的決定，近來在俄國境內已經越來越多地開始採用樹條鞭笞這種酷刑。我聽說過這種事情，甚至在報上讀到過下諾夫哥羅德省省長巴拉諾夫似乎引以為榮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讀到過在切爾尼戈夫、坦波夫、薩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和奧廖爾等地發生的慘案，但我一次也沒有親眼見過人們怎樣施行這種酷刑。這回我親眼看見了心地善良、充滿基督精神的俄國人帶著槍枝和樹條前去屠殺和鞭笞自己的飢餓的弟兄。這次他們出動的理由如下：某個大戶的一處田莊的農民，在他們與地主公有的牧場上培植了一片樹林（所謂培植，那就是保護樹林成材）。這片樹林歷來都由他們使用，故而他們認為樹林是他們的，至少也是公共財產。但是地主霸占了這片樹林，開始伐木。農民遞了狀子。初級法庭的法官錯誤地（「錯誤」兩字是引用了解本案的檢察長和省長的說法）作了偏袒地主的判決。事後，各級法庭，其中包括樞密院，雖然明知判決錯誤，卻都維持原判。這樣，樹林判給了地主。地主開始伐木，然而，農民無法相信這種明顯欺壓他們的不公正的仲裁竟會出自最高當局，拒不執行判決，趕走了派來伐木的僱工，並且聲稱這片樹林屬於他們，他們決意去告御狀，但是絕不讓人砍走木材。案情報到彼得堡一位部長那裡。部長奏明皇上，皇上降旨執行法庭判決。部長給省長下達了書面命令。省長要求派兵。於是，攜著插上刺刀的步槍和彈藥的全副武裝的士兵，另又帶上專為此事準備的裝在一節車廂里的樹條，乘著火車前往行動地點執行最高當局的這一決定。執行最高當局決定的方式——屠殺，鞭笞，還是僅以屠殺或者鞭笞進行恫嚇，視農民是否進行反抗而定。第一種情況，假如農民進行反抗，在俄國（其他凡有國家機器和私有制的地方亦然）便按下列方式行事：長官講話，要求服從當局決定。憤怒的百姓，其中大部分人都受為首分子的蒙蔽，根本聽不懂當局代表那套書卷氣十足的官腔，繼續騷動。於是，長官宣布，假如他們拒不服從，拒不解散，那他只好訴諸武力。假如這時百姓仍不服從，仍不解散，長官便命令裝上子彈，朝人群上空鳴槍。假如這時百姓再不解散，長官便不管誰將中彈，命令直接向人群開槍。士兵開槍，街上倒下死傷的百姓。這時，百姓一般開始逃命，士兵按照長官的命令逮捕那些長官心目中的為首分子，並把他們監禁起來。爾後，著手收拾血肉模糊、氣息奄奄、形容醜陋的死傷男人（間或也有死傷的女人和孩子），把死者埋掉，傷者送往醫院。那些所謂為首分子則被押解進城，交給特別軍事法庭審判。倘若他們有過暴力行為，一概處以絞刑。於是搭上絞架，拉起繩索，絞死幾個任人擺布的百姓。這在俄國已經發生多次，正如在把社會制度建立於暴力之上的任何地方一樣，諸如此類的事情經常發生，並且非得發生不可。進行反抗的結果便是這樣。第二種情況，即農民表示服從，則按某種俄國特有的方式行事。經過如下：省長抵達行動地點，召集百姓發表演說，斥責他們圖謀不軌，接著便在村里家家戶戶強行駐兵，那些士兵白吃白喝地駐上個把月，一直鬧到農民破產為止；或者嚴詞恫嚇以後，省長感到滿意，仁慈地寬恕了百姓，起程離去；或者（這種方式最為常見）省長當眾宣布，為首分子應該受到懲罰，於是未經審判便隨意下令拉出一些他心目中的為首分子，由他親自坐鎮，對後者施加刑罰。為使讀者對這類事情有個概念，我寫一樁發生在奧廖爾省並為最高當局讚許的案件。奧廖爾省案件的經過如下：正如此地圖拉省的情況一樣，地主打算吞併農民的財產，農民對此也作了反抗。爭端在於地主未經農民同意打算提高自己磨坊的水位，這樣一來河水便將淹沒農民的草地。農民反對這一做法。地主向縣長遞了狀子。縣長非法地（這是後來連法庭都承認的）作了一個偏袒地主的決定，准許提高水位。地主派遣工匠建造放水的溝渠。農民對於這一錯誤決定十分氣憤，便讓家屬出面阻攔地主的工匠建造溝渠。婦女們來到壩上，掀翻大車，趕跑了工匠。地主控告婦女目無法紀。縣長命令從村裡的每戶人家抓一名婦女入獄（「看守所」）。命令很難執行，因為每戶人家都有幾個女人，無從知道哪個該抓，所以警察沒有執行命令。地主又向省長控告警察玩忽職守。省長不問青紅皂白，嚴令縣警察局長立即執行縣長的命令。對於上級唯命是從的縣警察局長來到村里，以俄國當局固有的蠻橫態度，命令警察去每一戶抓一名婦女歸案。因為每戶人家都有不止一個婦女，無從知道哪個該抓，於是爭執反抗迭起。縣警察局長無視這些爭執反抗，堅持要從每戶人家抓一名婦女，抓到誰就是誰，押往監禁地點。男人開始保護自己的妻子和母親，不讓警察把人帶走，並於抗爭之際，打了警察和縣警察局長。鬧出了新的可怕的亂子：反抗當局。這一新的罪行當即上報省城。於是，省長便像眼下圖拉省省長一樣，率領一營帶著槍枝和樹條的士兵，利用電報、電話和鐵路之便，乘著特快列車，帶上專管施刑衛生的醫生，到了行動地點，儼然是赫爾岑所預言的擁有電訊設備的成吉思汗。鄉政府旁邊站著士兵，一隊紅腰帶上掛著盒子槍的警察和應召而來的擔任公職的農民，以及被告。四周圍著一千或者一千以上的百姓。到了鄉政府門口，省長跳下馬車，作了事先準備好的講話，接著命令帶上犯人，準備長凳。這一命令起初使人不解。但是一直隨從省長司刑的警察（省里已經多次施刑）當即解釋說，施刑需用長凳。搬來了長凳，搬來了隨車運到的樹條，喚出了打手。打手事先已經挑好，是該村的幾個盜馬賊，因為士兵拒絕施刑。等到一切就緒，省長命令被地主指控為主犯的十二個人中的第一個出列。第一個出列的是村社裡人人敬重的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當家人，他敢於捍衛村社的權利，因此深得村民的愛戴。他被帶到長凳跟前，剝去衣服，責令躺下。他試圖求饒，但是看到求饒無濟於事，就畫了一個十字，躺了下去。兩個警察跑來把他按住。邊上站著準備給予必要診斷的醫生。盜馬的囚犯往手上啐一口唾沫，舉起樹條，抽打起來。然而長凳太窄，上面很難按住掙扎的受刑人。省長下令再搬一張長凳，並且搭上一塊木板。侍從舉手行禮回答：「是，大人。」趕緊馴順地跑去執行命令。這時，露著半個身子、面色蒼白的受刑人只好站在那裡等候，愁眉苦臉地望著地面，下頦和兩條光腿不住地打戰。第二張長凳搬來以後，警察重又把他按下，盜馬賊重又開始抽打。受刑人的背上、臀部、大腿，乃至身體兩側出現越來越多的血痕和紫斑。每打一下，受刑人便忍不住低低呻吟幾聲。周圍的人群中間傳出婦女、孩子、受刑人家屬和所有被拉來受刑的農民的哀號。沉醉於權勢的不幸的省長（他覺得自己只能這樣行事）扳著手指數抽打的次數，一面不住地抽菸。幾個巴結的隨員每次都爭先恐後地給他遞上擦亮的火柴。打過五十幾下以後，農民不再喊叫和動彈。那位畢業於公立學校，以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為皇上和祖國服務的醫生，走到受刑人跟前，摸摸脈搏，聽聽心臟，隨即報告當局代表，說受刑人失去知覺，根據科學資料的記載，繼續施刑可能對他具有生命危險。但是，不幸的省長已經完全沉醉在眼前那片血肉模糊的景象之中，下令繼續施刑。一共打了七十下。不知什麼緣故，省長認為抽打必須達到這個數字。打完第七十下，省長說：「行了！帶下一個！」於是，這個傷痕累累、脊背腫脹、知覺全無的受刑人被抬了下去，帶上來另外一個。人群的哀號和嘆息越發響亮。然而，當局代表只管繼續施刑。這樣打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第九個，第十個，第十一個，第十二個，每人七十下。他們全都求饒，呻吟，喊叫。婦女撕心裂肺的哀號越來越響，男人臉上的愁雲越來越濃。然而，周圍站著軍隊，只有在被稱做省長的那位不幸的如痴似醉、鬼迷心竅的大人不知什麼緣故任性地認為懲罰必須達到的那個程度達到以後，施刑方才停止。文武官員和士兵不僅全都在場，並且參與了這一暴行，防止百姓破壞秩序，妨礙實施當局的決定。我問過一位省長，既然百姓已經服從，村里又有軍隊，何必還要鞭笞百姓。他露出深知治國安邦的一切奧秘的鄭重模樣回答我說，這是因為經驗證明，假如不對農民加以懲罰，他們會再次起來反抗當局的決定。懲罰幾個肇事的百姓，可以一勞永逸地鞏固當局決定的威力。現在圖拉省省長也是如此，帶著文武官員和士兵前去履行同樣的公事。同樣也是通過屠殺或者鞭笞強制貫徹最高當局的決定。這個決定將使有十萬盧布年收入的年輕地主額外得到他從整個村社的饑寒交迫的農民手裡奪來的一片價值三千盧布的樹林，而他將在莫斯科、彼得堡或者巴黎的飯店裡尋歡作樂，兩三個星期之內便把這筆錢揮霍一空。我所遇見的這支隊伍前去完成的正是這樣一件差使。在我始終按照一個方向緊張思索了兩年之後，命運似乎故意讓我平生第一次碰到了這個現象。它用事實十分清楚地向我展示了理論上對我來說早已明確的東西，即我國生活的整個體制，並非像在現存制度中享有有利地位的人們喜歡想像的那樣，是建立在什麼法律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最簡單、最野蠻的暴力之上，建立在屠殺和鞭笞百姓之上。擁有大量土地和資本，或者領取高額薪金（實為搜刮來的民脂民膏）的人，以及依附於這些達官貴人的商人、醫生、畫家、管事、學者、車夫、廚師、作家、侍從、律師等等，喜歡相信他們享有的特權不是源於暴力，而是源於完全自由的對等服務，喜歡相信這些特權不僅不是源於諸如今年夏天在奧廖爾省和俄國其他許多地方，以及經常在整個歐洲和美洲發生的那些鞭笞和屠殺百姓的暴行，甚至與這些暴行沒有絲毫關係。他們喜歡相信，他們享有的特權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源於人們自願遵守的默契，而鎮壓百姓的暴行同樣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源於某種公認的至高無上的治國安邦的法律。他們儘量閉眼不看，他們之所以享有他們享有的特權，在任何時候都是根據那個迫使培植了樹林而又非常需要樹林的農民把樹林交給在生長期間從未照料過樹林也不需要樹林的闊地主的原因。倘若農民不肯交出這片樹林，他們便將受到鞭笞和屠殺。假如我們已經清楚，奧廖爾省的那座磨坊能為地主帶來更多的收入，這裡的農民將把自己培植的樹林交給地主，都是鞭笞和屠殺，或者以兩者進行恫嚇的結果，那麼同樣應該清楚的是，剝奪窮人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富人們的其他一切特權，肯定也都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面。假如為了養家餬口需要土地的農民不能耕種他們宅園周圍的土地，而這片足夠養活一千戶人家的土地卻歸一個不在這片土地上勞動的俄國、英國、奧國，或者無論哪個國家的大地主所有，假如從貧窮的農民手中買進大批糧食的商人，可以在餓鄉自己的倉庫里毫無危險地囤積這些糧食，再用貴上三倍的價格賣給當初用低廉三倍的價格售出這些糧食的農民，那麼顯然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假如一方出售便宜的貨物，另一方因為與他隔著一條叫做邊境的兩國約定的界線，因此在未向那些並不參加這種貨物生產的人員納稅以前，也就不能購買，假如農民不得不把家裡最後一頭奶牛交出頂稅，政府卻把稅收作為薪金髮給自己的官員，並且用以維持屠殺這些交稅農民的軍隊，那麼似乎很明顯，這也不是基於某種抽象的法律，而是基於在奧廖爾省已經實施，眼下將在圖拉省實施，並且總是以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在世界各地凡有國家制度和窮富之分的地方周期性地實施的暴力。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強制關係，並非任何時候都表現為鞭笞和屠殺，所以享有統治階級特權的人們力圖使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們享有的特權並非源於鞭笞和屠殺，而是源於某種神秘的公理，抽象的法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然而，似乎十分清楚，假如人們把自己勞動成果的主要部分交給資本家和地主，卻又認為這是不合理的（目前所有的工人都持這一看法），明知捐稅使用不當，卻又照繳不誤，那麼他們這樣做首先不是因為了解他們聞所未聞的什麼抽象的法律，而僅僅是因為知道，假如他們不這樣做，便將受到鞭笞和屠殺。每當地主收取地租，需要糧食的農民付給欺騙了他的商人高出原價三倍的款子，工人滿足於按照比例低於老闆收入兩倍的工資，窮人拿出最後一個盧布繳納各種捐稅的時候，假如不是次次都要逮捕、鞭笞和屠殺百姓，那麼這是因為企圖違抗的百姓已經受到不計其數的鞭笞和屠殺，他們牢牢記住了這些教訓。正如關在籠子裡已被馴服的老虎不吃放到嘴邊的肉食，聽到命令立即進行跳杆表演，不敢躺著不理。它這樣做不是出於自身的願望，而是記得燒紅的鐵條，或者先前每次拒絕服從命令以後挨餓的滋味。同樣，百姓屈從那種他們認為不合理，對他們不利，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秩序，也是因為他們記得先前他們每次反抗這種秩序的下場。自古以來，享有暴力產生的特權的人們常常忘記，並且喜歡忘記這些特權是怎麼來的。然而只要回顧一下歷史，不是每個王朝文治武功的歷史，而是真正的歷史，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歷史，便能發現，富人之所以凌駕於窮人之上，享有一切特權，不是得助於別的什麼，而是得助於樹條、監獄、苦役和屠殺。只要想一想自古以來人們那種孜孜不倦地爭取增加自身福利的勁頭（這也是驅使當代人去行動的力量）便能明白，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維持富人凌駕於窮人之上的種種特權。可能存在不以維持富有階級特權為目標的壓迫、鞭笞、監禁和死刑（雖然十分罕見），但是可以大膽地說，在我們這個養活一個像老爺一樣生活的闊人需要十個被活計累得筋疲力盡、常常連累全家一起受苦的妒忌而又貪婪的工人的社會裡，富人的全部特權，富人的全部奢侈，富人享有為中等收入的工人不能享有的一切，凡此種種，都是靠鞭笞、監禁和死刑才取得並維持住的。 2 我在九月九日遇到的這列載著士兵、槍支、彈藥和樹條的專車，這列開赴餓鄉，旨在確認富裕的地主對於他從農民手裡奪來的一片並不為他需要，然而卻為農民十分需要的樹林擁有產權的專車，異常清楚地表明，完全違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閉著眼睛行事的惡習在人們身上已經發展到了何等地步。我遇到的這列特快專車掛著一節供省長和文武官員乘坐的頭等車廂和幾節擠滿士兵的棚車車廂。矯健的年輕士兵穿著潔淨的新制服，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或者垂下雙腳，坐在棚車敞開的門口。有的抽菸，有的推推搡搡鬧著玩兒，齜牙咧嘴地嬉笑著，有的嗑著瓜子，悠然自得地把殼吐在地上。有的順著月台朝水桶跑去，想要喝水。遇見軍官，他們便放慢腳步，笨拙地舉手行禮，神態嚴肅，似乎在做一件合理而又十分重要的事情。走過軍官身邊，目送他們遠去以後，這些士兵重又噔噔地踩著月台的木板，更加快活地奔跑起來，有說有笑，就像一群結實、善良的年輕小伙子興高采烈地結伴旅行一樣。他們是去屠殺飢餓的父老，但卻像去做一件樂事，或者一件最平常不過的公事。散在月台上和頭等餐廳里的盛裝的文武官員，同樣給人這種印象。省長，這次遠征的統帥，穿著一套介乎便服和軍服之間的制服，坐在擺滿酒瓶的桌旁，邊吃邊和邂逅的熟人平靜地談著天氣，似乎他去履行的是件極其簡單、極其平常的公事，絲毫也不影響他那平靜的心境，以及他對天氣變化的關注。距離這張餐桌不遠，坐著一位憲兵將軍。他沒有進食，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然而無精打采的樣子，似乎對他已經厭倦的那套程序感到苦惱。四周都是來來往往、談笑風生的穿著漂亮繡金制服的軍官。有的坐在桌旁喝完瓶里剩下的啤酒。有的站在櫃檯前面嚼著充當點心的包子，不時拍掉落在軍服前胸上的碎屑，隨後傲慢地把手一甩，丟出一塊硬幣付賬。有的一步一抖地在我們這列火車的車廂前面遊逛，伺機窺視女客們的姿色。這些官兵奉命前去屠殺或者鞭笞食不果腹，任其擺布，卻又供給他們吃喝玩樂的農民，然而他們都有一副深知自己正在履行應該履行的公事的外表，甚至在履行這件公事的時候，帶著幾分得意和「傲慢」。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官兵現在距離目的地只有半個小時的行程。到了那裡，為使一個富人獲得他從整個村社飢餓的農民手裡奪取的，然而並不為他需要的三千盧布，他們可以違心地去做那些想像之中最最可怕的事情，可以像在奧廖爾省那樣屠殺和鞭笞無辜的農民，自己的弟兄。他們若無其事，儘管距可能實施暴行的地點和時間越來越近。要說這些人，這些文武官員和士兵，不知道他們面臨的任務，不知道他們去做什麼，那是不行的，因為他們都為此行作過準備。省長理應下令帶上樹條，文官理應購買樺樹條，洽談價格，並在賬上記下這筆支出。軍人下過或者接到並且執行了分發彈藥的命令。他們全都知道，他們是去鞭笞，也許是去屠殺飢腸轆轆的弟兄，知道也許在一小時以後他們便將採取行動。要說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信念，正如人們常說而他們自己也反覆強調的那樣，出於必須維護國家制度的信念，那是不公正的。第一，因為這些人恐怕從未想到過什麼國家制度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第二，他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他們參與這些事情是造福國家，而不是危害國家。第三，事實上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假如不是全體的話）不僅從不為造福國家犧牲自身的安寧和歡樂，並且相反，即便危害國家，然而為了自身的安寧和歡樂也從不放棄任何可以享受的機會。所以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什麼造福國家的抽象原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須知，這些人我全都了解。即便我不認識他們全體，我也大致知道他們的性格，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思想方式。須知，他們都有母親，有的還有妻子兒女。須知，這些人大多心地善良，秉性溫順，甚至溫柔，憎恨任何形式的殘暴，至於行兇殺人，那就不必說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甚至不忍宰殺和鞭笞牲口。此外，這些人都信奉基督教，認為對於手無寸鐵的人施加暴力是件可惡而又可恥的事情。須知，他們中間無論是誰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會為了自己細微的私利犯下奧廖爾省省長鎮壓百姓暴行的百分之一，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如果得知別人以為他在私生活中能幹出類似的勾當，都會感到氣憤。然而，現在他們距離目的地只有半個小時的行程，到了那裡，他們也許必不可免地將要施加暴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況且，問題不僅在於這些乘著火車，奉命前去進行屠殺和鞭笞的官兵。那些造成這次鎮壓的人：地主、縣長、法官，以及那些從彼得堡下令鎮壓，並以命令形式參與這一鎮壓的人：部長、皇上，同樣也是心地善良、信奉基督教的人，明明知道鎮壓的結局，又為什麼主張鎮壓，並且下令鎮壓呢？為什麼那些並不參與鎮壓，對於個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哪怕鞭笞馬匹，都會憤憤不平的旁觀者，能夠容許這種駭人聽聞的暴行呢？為什麼他們對這種暴行無動於衷，既不出面干涉，也不大聲疾呼地表示反對，說：「不行，屠殺、鞭笞飢餓的百姓，僅僅因為他們不肯交出別人想從他們手裡強行奪走的最後一點財產，這種事情我們絕不允許發生！」但是不僅沒有人採取這類行動，相反，大多數人，包括這次鎮壓的主謀：縣長、地主、法官，以及那些參與鎮壓，並且下令鎮壓的有關人士：省長、部長、皇上在內，全都若無其事，甚至不感到問心有愧。顯然，這些前往實施這一暴行的全體官兵同樣也是心安理得。甚至似乎與事無關的旁觀者，大多也都以讚許，而不是非難的目光望著準備履行這件醜惡公事的官兵。在我乘坐的那節車廂里，有個農民出身的木材商，對於農民將要受刑直言不諱地大聲表示讚許。「不服從當局不行，」他說，「當局嘛，就是讓人服從的。瞧吧，總有一天會把跳蚤抓完。到那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絕了作亂的念頭。這是他們活該。」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要說這些唆使、參加和縱容鎮壓的人全是壞蛋，他們明知自己的作為極其醜惡，然而有的為了薪金和私利，有的害怕懲罰，這才做著違背自己心意的事情，同樣不行。這些人在一定條件下都能堅持自己的信念。這些文官中間，沒人偷竊錢包，拆閱別人的信件，受了侮辱必定要求對方認錯，直到他感到滿意為止。這些軍官中間，沒人賭牌耍賴，輸錢不付，出賣同伴，臨陣脫逃或者扔掉旗幟。這些士兵中間，沒人吐掉聖餐或者在齋戒的星期五食用牛肉。這些人寧可受苦，遭殃，歷險，但是絕不答應去做他們心目中的壞事。因此，這些官兵在做違背自己心意的事情時，他們身上不乏抵制的力量。要說這些人全是野獸，濫施暴力乃是他們的本性，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更加不行。只要和這些人交談幾句，便能發現，地主也好，法官也好，部長也好，皇上也好，省長也好，軍官也好，士兵也好，他們在內心深處不僅不贊成類似的行徑，並且每當有人向他們提起他們參與這類行徑所起的作用時，甚至感到難受。他們只是儘量不去想它罷了。只要和他們，即所有參與這一行徑的人，從地主直到微不足道的警察和士兵，交談幾句，便能發現，他們在內心深處全都明白，這是一件壞事，最好不要參與，並且因為自己參與這件壞事感到難受。和我們同車的一位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太太，在頭等餐廳遇見省長和軍官，得知他們此行的目的以後，為使他們聽見，故意放大嗓門痛罵當代的制度，羞辱參與這一行動的人。所有的人都很尷尬。所有的人都感到無地自容，但是誰也沒有對她表示異議。乘坐專車的人裝出一副不屑反駁這類空話的模樣。但從他們的臉上和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感到羞愧。在士兵臉上我也發現了這種表情。連他們也知道，他們去做的是件壞事，但又不願去想他們即將面臨的任務。當那個木材商開始議論這些措施如何如何必要時——我想這些議論並非出自真心，只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見識而已——聽見的士兵全都裝作沒有聽見似的朝他背過身子，沉下了臉。所有的人，造成這次鎮壓的地主、縣長、部長、皇上也好，眼下乘坐這列專車的官兵也好，甚至與此事無關的旁觀者也好，所有的人無一不知道這是件壞事，對於自己參與其中，甚至身臨現場，無不感到羞愧。那為什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做這種事情，並且忍受這種事情？關於這個問題，你們不妨問問那些製造事端的人，譬如地主，問問那些作出儘管表面合法，然而明顯不公的判決的人，譬如法官，問問那些下令執行判決的人，問問那些將要親手鞭笞和屠殺自己的弟兄的人，譬如士兵、警察和農民，他們，即所有唆使、協助、從事、縱容犯罪的人，對於問題的回答，實質上全都一樣。提出、促成並且下令鎮壓的當局人士會回答，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現有社會秩序，只有維持現有社會秩序才能增進祖國和人類的福利，保障社會的安全和進步。地位低下的人，農民和士兵，即那些應該親手施加暴力的人會回答，他們這樣做是因為這是最高當局的命令，最高當局自有最高當局的道理。至於當局是由應該組成當局的人組成，當局自有當局的道理，這在他們看來是無可懷疑的真理。假如這些地位低下的執行者犯了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那麼責任只在下級官員。主宰一切的最高當局在他們看來無疑是絕對正確的。儘管對於行為動機各有各的解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當局還是聽命於當局的下屬，在一個問題上都持相同見解，即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現有秩序正是現在必須存在的秩序，維持這種秩序乃是每一個人的神聖職責。承認現有秩序必須存在，故而不能改變，歷來都是參與國家暴力的人賴以進行自我辯解的根據。他們辯解說，因為現有秩序不能改變，故而個別人拒絕履行職責並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相反，換一個人來也許會把事情辦得更糟，亦即百姓遭到的鎮壓可能更加殘酷，更加嚴重。正是因為相信現有秩序必須存在，不能改變，故而維持這種秩序乃是任何人的神聖職責，那些心地善良並在私生活中講究道德的人才能較為泰然地參與在奧廖爾省已經實行過而乘坐圖拉列車的這些官兵將要實行的暴力鎮壓。然而，這種信念賴以存在的根據又是什麼呢？十分清楚，地主樂意相信現有秩序必須存在，不能改變，因為正是這種現有秩序使他獲得來自幾百乃至幾千俄畝土地的收入，靠著這些收入，他才過上他習以為常的悠閒而又奢侈的生活。同樣清楚的是，法官樂意相信這種使他得到比最勤勞的粗活工人多五十倍的收入的秩序必須存在。月薪六千盧布或者更多的最高法官和一切高級官員更是如此。只有維持這種秩序，一切諸如省長、檢察長、樞密官、各種委員會委員之類的公職人員才能領取幾千盧布的月薪。沒有這些月薪，他們連同他們的家庭就會即刻斷了生計，因為除了現有職位以外，無論是個人的能力、知識，還是勤奮程度，都不足以使他們得到他們目前收入的千分之一。部長、君王和最高當局的其他人士情況亦然，差別僅僅在於，他們任職越高，地位越特殊，就越是需要相信，現有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因為脫離這種秩序他們不僅不能得到同等的地位，而且必將一落千丈，跌到誰都不如的地步。一個為了十盧布月薪自願去當警察的人，可以輕易地在其他任何職位上獲得同樣的收入，對於維持現有秩序沒有多大需要，因此可以不相信這種秩序不能改變。但是一個在位即有億萬收入的國王或者皇帝，因為知道在他周圍有成千上萬的人企圖推翻他並且取而代之，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位置上他都不能獲得這樣的收入和榮耀，並且往往知道他能獲得這樣的收入和榮耀全都有賴於不同程度的專制統治，甚至知道萬一他被推翻，他將為執政期間所做的一切受到審判，因此不能不相信現有秩序乃是一種萬古不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秩序。一個人的地位越高，越是有利，因此越是不穩，下降的後果越是可怕和危險，那麼占有這一地位的人也就越是相信現有秩序不能改變，越是泰然地行兇作惡，似乎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維持現有秩序。對於一切占有有利地位，然而一旦現有秩序遭到破壞地位便要下降的大小官員，從低級警長直到最高當局，事情便是這樣。這些人全都或多或少地相信現有秩序不能改變，主要是因為這一秩序對他們有利。然而，究竟是什麼促使站在梯階的最低一級，在現有秩序中毫無利益可言，永遠處於服從的屈辱地位的農民和士兵相信，這種使他們處於不利和屈辱地位的秩序正是必須存在的秩序，故而必須予以維持，甚至不惜為此違心地去做壞事呢？究竟是什麼促使這些人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仿佛現有秩序不能改變，必須予以維持，而實際情況顯然相反，現有秩序之所以未能改變，正是因為他們維持這種秩序？究竟是什麼促使昨天剛被招募入伍，穿上這些醜陋、怪誕、綴有藍色衣領和金色紐扣的軍服的士兵，帶著步槍和馬刀前去屠殺自己飢餓的父兄？那些人已經毫無利益可言，也毫無喪失地位的危險，因為他們目前的地位較之入伍以前更為可悲。地主、商人、法官、樞密官、省長、部長、皇帝、軍官這些上層人士參與暴行，目的在於維持現有秩序，因為這種秩序對他們有利。此外，他們（往往是些善良溫順的人）覺得自己可以參與這類暴行還因為他們的行動僅僅局限於唆使、決定和命令。這些上層人士並不親手實施他們引起、決定和命令實施的暴行。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甚至不會看見他們引起和命令實施的那些駭人聽聞的暴行。但是，那些下層的不幸的人們並未從現有秩序中得到什麼利益。相反，由於這種秩序的存在，他們處於極其卑微的地位。然而正是他們為了維持這種對自身不利的秩序跑到百姓家裡動手抓人，捆人，把人關進監獄，罰以苦役，甚至親手鞭笞和屠殺百姓。為什麼他們這樣做呢？究竟是什麼促使這些人相信現有秩序不能改變，應該予以維持呢？須知，這些動手鞭笞、捆綁、關押、殺戮的人乃是一切暴力的基礎。須知，假如沒有這些人，沒有士兵或者警察，總之，準備按照上級命令行兇和殺戮的武裝人員，那麼沒有哪個簽署絞刑、終身監禁、苦役之類判決的官員會去親手絞死、囚禁、虐待現在他坐在辦公室里泰然下令絞死和虐待的人中的千分之一，而他所以泰然下達這樣的命令，只是因為他看不見絞死和虐待人的場面，絞死和虐待人的不是他，而是遠在某處執行命令的馴順的下屬。須知，一切成為家常便飯的不公和殘暴之所以成為家常便飯，正是因為有人時刻準備贊助這些不公和殘暴。須知，假如沒有這些人，那麼不僅沒人鎮壓受苦受難的廣大百姓，並且下令的人也絕對不會簽署命令，甚至不敢幻想他們現在能夠信心十足地簽署命令。須知，假如沒有這些準備按照上級意志鞭笞和屠殺百姓的人，誰也不會肯定所有不事耕作的地主斷然肯定的說法，即瀕於死亡的無地農民周圍的土地，都是不在這片土地上勞動的地主的私有財產；誰也不會肯定，使用欺騙手段購進的糧食應該囤積居奇，無須顧及行將餓斃的農民，因為商人需要利潤，如此等等。假如沒有這些準備按照上級意志鞭笞和屠殺百姓的人，地主絕對不會無事生非，想從農民手裡奪取他們培植的樹林。官員同樣不會認為，他們理應領取從饑民身上搜颳得來的薪金，因為他們壓迫後者有功。至於絞死、監禁、放逐敢於駁斥謊言、宣揚真理的百姓這樣的功勞，那就不必說了。須知，所以會有這些要求和暴行，正是因為所有的官員毫不懷疑，他們手下總有一批准備通過鞭笞和屠殺來實現他們的任何要求的馴順的奴僕。須知，發生諸如此類的暴行（凡是稱王稱霸的人，上起拿破崙，下至對著人群開槍的小連長，全都這樣行兇作惡），原因僅僅在於作為他們的後盾、準備執行一切命令的馴順的下屬所構成的權力沖昏了他們的頭腦。因此，全部問題在於動手施行暴力的下屬，在於警察、士兵，並且主要在於士兵，因為警察只有在士兵作為他們的後盾的時候，才會執行命令。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這些奉命親手施行暴力而又沒有從中獲得任何利益的善良的人們，這些可以左右一切的善良的人們，產生奇怪的錯覺，以至於相信，這種對於他們不利、痛苦，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現有秩序乃是應該存在的秩序？是誰造成了他們的這種奇怪的錯覺？當然不是他們自己願意相信他們應該施行暴力，因為施行暴力對於他們，以及對於他們那個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階層不僅不利，痛苦，具有致命的危害，並且也為他們的良心所憎惡。「《聖經》上明明寫著：不可殺人。那麼你怎麼殺人呢？」我曾多次問過各種各樣的士兵。我這一問，提醒他想到原先不想考慮的問題，因此總是使那些被問的人感到尷尬和難堪。他知道，必須遵守上帝的誡命：不可殺人，也知道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但他從未想過，這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我所得到的對於這個問題的羞怯的回答，大致總是一個意思，即戰爭中的殺戮和執行政府命令絞死罪犯不屬一般禁止殺人的範圍。然而我說，上帝的誡命中沒有規定這類界限，又說，基督教義規定，所有的人都應團結，寬恕，友愛，這和殺人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些士兵一般表示同意，接著向我反問一個問題：那麼政府——按照他們的理解，政府是不會有錯的——根據需要命令士兵打仗，絞死罪犯，這又是怎麼回事？我回答說，政府下達這種命令，那是命令錯了。於是對方顯得更加難堪，或者中止談話，或者對我大為生氣。「肯定是找到了這樣的誡命。我看主教們知道的絕不比我們差。」一個俄國士兵這樣回答我說。說完以後，這個士兵顯然覺得心裡踏實了，滿有把握地以為，他的上級找到了他的祖先、歷代帝王、帝王后裔和億萬百姓（包括他自己）遵守的那條誡命。而我對他說的不過是些花言巧語，或者像謎語一樣奧妙的東西。無論根據古老的傳說，無論根據上帝的啟示，無論根據不容抗拒的良心的感召，我們基督教徒全都知道，毫無疑問地知道，殺人，正如《福音書》所說，乃是人的罪惡中最可怕的罪惡之一，並且不以殺戮的對象為轉移，即不能說殺這一部分人是罪惡，殺另一部分人則不是罪惡。大家知道，既然殺人是罪惡，那麼不管殺的是誰，殺人總是罪惡，正如通姦、偷盜和其他任何罪惡總是罪惡一樣。與此同時，人們從小就看到，那些被他們習慣地尊為上帝委派的宗教領袖的人不僅承認，而且稱頌殺人，看到他們的世俗領袖心安理得地倡導殺人，個個佩帶引以為榮的殺人武器，並且要求大家為了維護世俗律法，甚至為了遵守上帝的誡命而參與殺人。人們看到這裡存在某種矛盾，卻又無法解決，於是不由自主地以為產生這個矛盾的根源僅僅在於他們的無知。矛盾本身的尖銳和明顯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這種信念。他們無法想像，他們的教育者，知書達理的哲人，能夠這樣自信地宣揚兩個似乎互相對立的原理：必須遵守基督教義和必須殺人。簡單純真的兒童和青年無法想像，那些他們推崇備至，認為高不可攀的聖賢或者學者，不管出於何種目的，竟會這樣昧著良心欺騙他們。然而，事實上正是這樣做了，並且還在繼續不斷地做著。做法之一，是用實例和直言不諱的訓導，從小到老地向那些沒有時間研究道德和宗教問題的勞動人民不斷灌輸一種思想，即鞭笞和殺人與基督教義並行不悖，為了一定的國家目的不僅允許，並且應該使用鞭笞和殺人手段。做法之二，是向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即按照規定服役或者被招募入伍的士兵灌輸，親手進行鞭笞和殺戮正是他們的神聖職責，甚至還是值得稱讚和褒獎的英勇行為。一種普遍存在因而影響到所有人的欺騙，在於目前兒童必讀的教義問答或者代替教義問答的書本都說，暴力，亦即鞭笞、監禁和死刑，正如旨在維護現存國家體制（無論這是專制政體、君主政體、議會、執政府[1]、這個或者那個拿破崙或者布朗熱[2]的帝國、君主立憲、公社或者共和國）的安內或者攘外戰爭中的殺戮一樣，都是完全正當的，既不違反倫理道德，也不違反基督教義。所有的教義問答或者學校使用的書本裡面都是這樣說的。於是人們信以為真，終生堅持這種信念，從未有過懷疑。這是一種欺騙，一種影響到所有人的帶普遍性的欺騙。此外，還有一種局部性的欺騙，一種通過這種或者那種方式影響到被選來實施為維護現存制度所必需的鞭笞和屠殺的士兵或者警察的欺騙。一切軍人條例都用這樣或者那樣的文字表達了俄國軍人條例用下面的文字表達的內容：準確無誤地絕對執行上級命令，即準確無誤地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不得議論命令的好壞，以及是否可能執行。命令造成的後果將由下達這一命令的上級承擔責任（第87條）。下級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方能拒絕執行上級命令，即他清楚地看到，假如執行上級命令，他……——人們不由得想道，下文將是：他清楚地看到，假如執行上級命令，他將違反上帝的誡命。可惜，下文卻是：假如他清楚地看到，他將違反效忠皇上的誓言（第88條）。這就是說，當兵的人可以並且應該一無例外地執行上級的一切命令，雖然這些命令大多要求士兵殺人，即違反上帝的全部誡命和做人的全部道理，唯獨不能違反他們對此時偶然握有權力者的忠誠和義務。這是俄國軍人條例中說的話，一切軍人條例，儘管行文不同，都有相似的內容，絕無二致，因為軍隊和國家的全部威力實質上正是建立在叫人們不必服從上帝或者自己的良心，而必須服從偶然的上司這一謊言的基礎上的。由此產生了下層人民的一種奇怪的信念，即危害他們的現存秩序正是理應存在的秩序，因此他們理應以鞭笞和屠殺來維持這種秩序。產生這種信念的根源在於上層階級有意欺騙他們。事情不能不是這樣。為使地位低下，人數眾多的階級以違心的舉動壓迫和折磨自己，必須欺騙這些地位低下、人數眾多的階級。實際上也正是這樣做了。最近，我又看到一場公開進行的這種無恥欺騙，並為這種欺騙得以一無阻擋、明目張胆地進行感到驚訝。十一月初，我乘車經過圖拉街頭，重又看到市政府大樓門前圍著我所熟悉的密集的人群，從中傳出醉漢的聲音和他們的母親和妻子的哀號。那裡正在徵兵。像通常一樣，我無法自顧行路，不理這一場面。它以莫名的魔力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又走進人群，站在那裡觀察，詢問，並對這種駭人聽聞的罪行能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之下一無阻擋地進行感到驚訝。按照歷年常規，在擁有一億人口的俄國的所有村莊，村長必須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根據名單徵集應徵青年（常常包括自己的兒子在內），並把他們送進城裡。一路上，新兵們縱酒無度。帶隊的並不干涉，知道假如他們不把自己灌醉，要做他們去做的那種瘋狂的事情——僅僅為了充當別人的毫無意義的屠殺工具而撇下妻子和母親，拋下一切他們視為神聖的東西——那是太痛苦了。於是他們一面趕路，一面狂飲，又是對罵，又是唱歌，甚至打架，打到頭破血流為止。入夜，他們投宿客棧。次日凌晨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到市政府大樓門前集合。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穿著簇新的短皮襖，圍著毛線圍脖，睜著醉醺醺的淚眼，或者狂呼亂叫，藉以給自己壯膽，或者一言不發，垂頭喪氣地聚集在門旁等候召喚，隊伍兩邊站著淚痕滿面的母親和妻子（我恰好碰上接收新兵，即應徵人員進行體檢的日子）。另一部分人則擠滿了大樓的前廳。辦公室里正在緊張地工作。門開了，門衛喊著彼得·西多羅夫的名字。彼得·西多羅夫哆哆嗦嗦地畫著十字，走進一個裝有玻璃門的小間。這是應徵人員脫衣服的地方。剛被錄取而從辦公室出來的赤身裸體的新兵，彼得·西多羅夫的同伴，凍得下頦打戰，急急忙忙地在穿衣服。彼得·西多羅夫已經聽見，並從同伴臉上看出，後者已被錄取。彼得·西多羅夫想問一聲，卻被人催促著，要他快些脫去衣服。他扒下短皮襖，蹭掉靴子，脫下背心和套衫，露出隆起的肋骨，赤身裸體，不時打戰，散發出菸酒和汗水的氣味。他光著腳踏進了辦公室，不知道自己那雙裸露的青筋暴突的手該放在哪裡。辦公室里正對著門掛著身著制服、斜披緞帶的皇上的大幅畫像，外配泥金框架，而在一個角落裡掛著只穿一件內衣、頭戴棘冠的基督殉難小像。房間中央有張鋪著綠呢的桌子，上面擺著公文表格和一具飾有雙頭鷹的三角形物品，所謂守法鏡。桌子周圍坐著自信的泰然的官員，有的抽菸，有的翻閱公文表格。西多羅夫剛一進門，門衛便走到他面前，把他領到標尺那裡，推推他的下巴，敲敲他的腿讓他站直。接著過來一個叼著香菸的人。這是醫生。此人不看新兵的臉，而是看著旁邊什麼地方，厭惡地碰碰新兵的身體，給他量身長，摸脈搏，吩咐門衛掰開新兵的嘴巴，繼而吩咐他呼吸，說幾句話聽聽。有人作記錄。最後，沒有正眼看過新兵一次的醫生宣布：「合格！帶下一個！」說完帶著疲倦的神色回到桌旁坐下。幾個士兵重又推推搡搡地催促小伙子。他趕緊馬馬虎虎套上襯衫，好久沒能把手伸進袖子裡去，馬馬虎虎系住褲子，裹好綁腿，穿上靴子，找到圍脖、帽子，抱起短皮襖，就這樣被人帶進一個廳堂，攔到一條長凳後面。待在長凳後面的都是剛被錄取的新兵。一個像他一樣，不過是來自邊遠省份的農村小伙子，已經受過訓練的士兵，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看守著他。假如他想逃跑，那士兵便將結果他的性命。與此同時，被警察推推搡搡攔在外面的應徵者的父親、母親、妻子圍在門口，打聽誰已錄取，誰沒錄取。一個被淘汰的人走出大樓，他說彼得魯哈錄取了，當即響起彼得魯哈的老婆的一聲慘叫。對她來說，「錄取了」意味著四年乃至五年的離別，意味著士兵家屬外出幫傭，被人玩弄的生活。街上來了一個坐車的人，長發垂肩，穿著一身樣式特殊、與眾不同的服裝。他起身下車，朝市政府大樓走去。警察推開人群，為他辟出一條通道。「神父主持宣誓儀式來了。」這位被人相信是基督的特別僕人，而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同樣受騙的神父，走進待著新兵的房間，穿上錦緞法衣，理出蓋住的長髮，打開那本明文規定禁止宣誓的《福音書》，拿起十字架——基督因為不做這位貌似他的信徒的人吩咐要做的事情而被釘在這十字架上，再把兩者放上讀經台，隨即明目張胆而又習以為常地開始念誦謊言，而這些不幸、無靠、任人愚弄的青年便在他的帶領之下，一字一句地加以重複。他念，他們重複：我以萬能的上帝的名義，在他神聖的《福音書》前宣誓……要保護，即殺害命令我殺害的一切生靈，執行上級下達的一切任務，儘管我對上級一無所知，而上級需要我只是為了行兇作惡，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壓迫我們的弟兄，如此等等。……剛被錄取的新兵全都不知所云地重複這樣的瘋話。隨後，這個叫做「神父」的人坐車離去，自以為問心無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而所有受騙的青年則認為，剛才他們念誦的那些荒謬的、他們不理解的字句現在，在他們服役的整個期間，解除了他們做人的責任而賦予他們新的、更具強制性的當兵的責任。這是在大庭廣眾間公開進行的一場騙局，然而誰也沒有站出來對行騙的人和受騙的人大喝一聲：大家好好想一想，各自回家去吧！要知道，這是最卑鄙最陰險的謊話，不僅毀滅你們的肉體，而且毀滅你們的靈魂。誰也沒有這樣做，相反，當錄取完畢，該放新兵回家的時候，似乎為了嘲笑他們，一位軍官拿出自信而又威嚴的架勢走進關著受矇騙的醉醺醺的青年的房間，按照軍隊的禮儀，雄赳赳地朝著他們喊道：「士兵們好！祝賀你們開始效忠皇上。」這些可憐的青年（已經有人教過他們了），便用他們尚未習慣的語言，半醒半醉地作了模糊的回答，似乎是說，他們對此感到高興。與此同時，他們的父母妻子全都圍在門口等候。淚痕滿面的婦女怔怔地望著那扇大門。門開了，錄取的新兵，有彼得魯哈，有瓦紐哈，有馬卡爾，搖搖晃晃，躲躲閃閃地走了出來，儘量不朝自己的親人轉過臉去，不想看見他們。頓時，響起了那些母親和妻子的哀號聲。新兵們有的和親人抱頭痛哭，有的強顏歡笑，有的好言勸慰。他們的母親和妻子知道，從現在起，將有三年、四年，甚至五年的時間無人贍養，高一聲低一聲地泣訴著。然而做父親的很少插嘴，只是惋惜地咂著舌頭嘆氣，心裡明白，再想看見他們養大和教會的幫手是不可能了，往後回到他們身邊的絕大部分已經不是原先那些馴順勤勞的莊稼漢，而是腐化墮落、講究衣著、不願再過簡樸生活的兵油子。不一會兒，人們各自坐上雪橇，沿著往下伸延的街道向客棧和飯館駛去。歌聲、哭聲、醉漢的喊聲、母親和妻子的泣訴聲、手風琴的演奏聲和接連不斷的叫罵聲混在一起，變得越發響亮。人們全都到酒吧飯館——它們必須把稅金交給政府——借酒澆愁，竭力撲滅自己被人非法愚弄的朦朧意識。此後的兩三個星期他們在家閒住，成天逍遙，亦即酗酒。期限一到，他們便得集中，像牲口似的被人趕往某處，開始接受士兵的各種訓練。訓練他們的是和他們一樣，不過早一些——兩三年前吧——受騙和變野的青年。訓練手段不外欺騙、愚弄、打罵和放任士兵酗酒。這樣，不出一年，純真、聰明、善良的小伙子便都成了如同他們的教官一樣野蠻的生物。「哎，如果囚犯是你父親，他想逃跑，那你怎麼辦？」我問一個年輕士兵。「我一刺刀把他捅了，」他操著令人莫名的士兵特有的腔調回答。「要是跑遠了，應該開槍。」他又說，顯然很自豪，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父親逃跑的時候該怎樣行動。當他，一個心地善良的青年，落到這種野獸不如的地步，他便成了那些把他當做暴力工具的人所需要的士兵。他已經合格：人性喪失殆盡，而新的暴力工具卻已鑄成。所有這一切每年秋天都在俄國各地重複進行，甚至是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這種欺騙是那麼巧妙，那麼陰險，縱然人們全都一目了然，在內心深處明白它有多可惡，後果有多可怕，也無法不受其害。 3 當你一朝覺悟，發現這種可怕的騙人把戲，那你肯定會感到驚訝：基督教的布道人，道德的鼓吹者，青年的導師，善良明智的家長——這些每個社會都有的人，怎麼能在社會上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然而卻為一切教會和政府公開承認的道德學說，即鞭笞和殺人是社會生活的必要前提，任何社會都得有人擔負殺戮自己弟兄的特殊責任，並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擔負這種責任？據說為了維持共同的，故而也是我們的福利，必須殺人，因此叫一些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這種人——根據統治者的意志去擔負鞭笞和殺戮自己親人的責任，並且行兇作惡是完全合法的。既然存在這種學說，那還怎麼教育兒童和青年，怎麼教育具有不同道德觀念的世人？至於進行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教育，更是不必說了。假如可以並且應該根據統治者的意志鞭笞和殺人，行兇作惡，那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道德學說，有的只是強權政治。情況確實如此。歸根結蒂，正是這種在某些人看來已為生存競爭的理論證明的學說統治著我們的社會。的確，不管為了何種目的，既然容許殺人，那還有什麼道德學說可言？正如容許二等於三便沒有什麼數學可言一樣。容許二等於三雖然可以有某種似是而非的數學，但是絕不會有真正的數學。同樣，容許以死刑、戰爭、自衛為形式的殺戮只可能有某種似是而非的道德，但是絕不會有什麼真正的道德。承認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任何道德的首要和唯一的基礎。基督教廢黜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命償命的學說[3]正是因為這種學說只是不道德行為的辯護詞，只是貌似公正而已，沒有絲毫意義。生命是一種沒有重量，沒有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衡等的存在，因此為了一個人的生命去毀滅另一個人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此外，任何社會法規都以改善人類生活為目的。毀滅一部分人的生命怎麼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呢？殺戮不是改善生活的舉動，而是自殺的舉動。為了維持公正而去毀滅別人的生命，好比一個人丟了一條胳膊，要設法補救，為了公正起見，砍掉了自己的另一條胳膊。且不說欺騙人們，讓他們把最可怕的犯罪行徑視為自己的責任是一種罪孽；且不說假借基督的名義和威望使基督本人最反對的事情合法化，如宣誓的做法，也是一種罪孽；且不說誘惑這些青年犯罪，不僅毀滅他們的肉體，而且毀滅他們的靈魂，更是一種罪孽；撇開所有這些不說，人們怎麼可以為了自身的安全，容許在他們中間，即在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珍惜自己的進步的人們中間，形成由軍隊支撐組成的任何一個政府所體現的那種可怕、荒謬、殘酷，具有毀滅性的力量？即使最殘酷，最可怕的盜匪集團也沒有這種國家組織可怕。任何一個匪首都不能為所欲為，因為他手下的嘍囉畢竟保持著若干做人的自由，可以不去做違背他們良心的事情。然而，對於組織嚴密的政府中的官員來說，有了達到目前那種紀律程度的軍隊，他們面前就不存在任何障礙。沒有什麼駭人聽聞的罪行能使這些政府官員和按照偶然成為首腦人物（布朗熱、普加喬夫、拿破崙）的意志行事的軍隊望而卻步。當你不僅看到徵兵、軍事訓練和演習，而且看到挎著裝有子彈的手槍執勤的警察、握著上好刺刀的步槍站崗的哨兵的時候，當你整天聽到（像我住在織工區時那樣）子彈的呼嘯和命中靶子的啪啪聲的時候，當你在一個禁止任何越軌和暴力行為、不許買賣火藥和藥品、不許騎馬疾馳、不許沒有畢業證書的人私自行醫等等的城市裡看到成千上萬個紀律森嚴、接受殺人訓練、僅僅聽命於一人的士兵的時候，你往往會問自己：那些珍惜自身安全的人怎麼能夠泰然地容許和忍受這種事情？須知，即便撇開它的危害和荒謬不談，也沒有什麼比這種事情更加危險的了。況且，百姓又將怎麼看呢？且不說基督教徒、牧師、一切主張友愛和鼓吹道德的人們，即便那些僅僅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利益的百姓，他們怎麼看呢？須知，這個組織，不管由誰掌握，總是按照一個方式行事：今天執政的，譬如說，是個叫人還可以忍受的統治者，但是明天政權可能易手，而被比隆[4]、伊麗莎白[5]、葉卡捷琳娜[6]、普加喬夫、拿破崙一世、拿破崙三世所攫取。再說，那個大權在握的人，今天也許還可以，明天說不定成了野獸一樣的暴君，或者在他身後繼位的是個瘋子或者近乎瘋子的傢伙，諸如巴伐利亞國王[7]或者保羅[8]，那將如何？豈止最高統治者，遍布各地的土皇帝，諸如形形色色的巴拉諾夫、市警察局長，甚至區警察局長、連長、警察等，都會壞事干絕，直到被撤換為止。歷來如此。你不禁會問自己：為什麼人們容忍這種事情，儘管不是為了崇高的國家利益，而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容忍這種事情（一部分人，即大多數人，只有受騙和服從的份兒，不能不容忍一切），容忍這種事情的只是在這種制度下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因為在他們看來，即使政府或者軍隊的首腦是個瘋子或者殘暴的人也比這種組織被毀掉造成的損失小些。不管由誰掌權，布朗熱還是共和國，普加喬夫還是葉卡捷琳娜，法官、警察、省長、軍官都能維持自己的地位。然而一旦保障這種有利地位的現有制度土崩瓦解，他們大概便將失掉自己的地位。因此這些人並不害怕誰將成為暴力組織的首腦，他們可以服從任何人的命令，但是害怕這種組織被毀掉，因此一向，甚至往往是下意識地支持這種組織。你常常感到驚訝，為什麼在俄國、英國、德國、奧國，甚至法國，那些自由自在的人，所謂社會中堅，竟毫不勉強地到軍隊里去服役，尋求成為殺人兇手的機會？為什麼道德高尚的父母會把自己孩子送進學習軍事技術的學校？為什麼做母親的會把高筒軍帽、步槍、馬刀當做心愛的玩具買給孩子（農民的孩子從來不玩打仗的遊戲）？為什麼與軍事毫無關係的善良的男人，甚至女人，提起斯科別列夫[9]和其他軍人的各種業績，便喜形於色，讚不絕口？為什麼人們，譬如俄國的貴族長，既非出於無奈，又非為了薪金，卻心甘情願地坐上幾個月，從事辛苦而又煩惱的工作——徵兵？為什麼凡是帝王都身著華麗的戎裝，進行演習、檢閱，給軍人頒發獎章，為將領和征戰有功的統帥樹碑立傳？為什麼自由富足的人們認為，在戴王冠的人身旁充當侍從是一種榮譽，他們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佯裝他們確信那些人至聖至明？為什麼早就不信也無法相信中世紀教會那套胡言亂語的人們，認真而又始終不渝地裝成信徒，支持惑眾和瀆神的宗教機構？為什麼不僅政府，並且還有上流社會中那些沒有官職的人們，如此熱衷於禁錮人民無知的頭腦？為什麼他們如此狂熱地攻擊衝破宗教迷信的任何努力和真正的人民教育事業？為什麼那些歌功頌德而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的歷史學家、小說家、詩人，要把早已作古的帝王和將領描繪成英雄豪傑？為什麼自稱學者的人們整整一生都在創立這樣的理論：政權對於人民使用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一種特殊的權力？你常常會感到驚訝，為什麼上流社會的婦女或者畫家，這些似乎對社會問題、軍事問題毫無興趣的人，也要責難工人罷工，宣揚戰爭，並且總是那樣明確地攻擊一方，維護另一方？你會感到驚訝，直到明白這僅僅是因為一切統治階級對於什麼是支持而什麼是破壞那個使他們能夠享有目前享有的特權的組織總有一種本能的感覺為止。上流社會的貴婦並沒有這樣的見識，因為假如沒有資本家，沒有保護他們的軍隊，那麼她的丈夫也就不會有錢，而她也就不會有華麗的客廳和服飾。畫家同樣沒有這樣的見識，因為他需要受到軍隊保護的資本家，這樣才會有人買他的畫。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代替了見識的本能準確無誤地左右著他們。同樣的，本能左右著一切（只有少數例外），支持對於自身有利的政治、宗教和經濟機構的人們。難道上層人物能夠維持這種秩序僅僅是因為這種秩序對於他們有利？他們不會不看到，這種秩序本身並不合理，與人們的認識水平，甚至社會輿論都不相符，因而充滿危機。統治階級中間那些正直、善良、睿智的人們，不會不為這些內在的矛盾而苦惱，不會不看到這種秩序給他們帶來的危機。進一步說，難道處在社會下層的人，那些數以百萬計的人，能夠心安理得地做他們被迫去做的一切明顯的壞事——鞭笞和殺人，僅僅是因為害怕受罰？事實上，假如不是國家制度的特點遮掩了他們那些暴行的反常和荒謬，那麼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不會不看到自己的行為是何等荒謬，這類暴行也就沒有發生的可能。這種荒謬之所以被遮掩著，原因是每次暴行都有許多教唆者、共謀者和縱容者參與，以至沒有一個參與其事的人感到自己對此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殺人兇手迫使所有目睹殺人的人打擊已被殺死的犧牲品，以便讓儘可能多的人分擔責任。這種業已形成固定程序的做法被國家制度確定下來，成為進行一切犯罪活動的做法——若不經常進行這類犯罪活動，國家制度也就不成其為國家制度了。統治國家的人總是力圖使儘可能多的百姓在儘可能大的程度上參與他們進行的，對於他們來說是非進行不可的一切犯罪活動。近來採取的吸收百姓以陪審員身份參加審訊、以士兵身份參加軍隊、以選民和代表身份參加地方政府和立法會議的做法，格外明顯地反映了這種企圖。正如樹條編織的籮筐，無法找到藏匿在其中的枝條頭尾一樣，通過國家進行的犯罪活動的責任也不外露，以至人們做著天大的壞事也不知道自己應負什麼責任。古代，凡有行兇作惡的事情發生，總是譴責暴君。然而當代，即便犯下連尼祿[10]在位期間也不可思議的罪行，都是無人可以譴責。一個告狀，另一個判決，第三個批准，笫四個建議，第五個報告，第六個簽字，第七個執行。於是槍斃，絞殺，打死婦女、老人和無辜百姓，不久以前在我們俄國發生的尤佐夫工廠事件便是一例。類似的事件同樣發生在歐洲和美洲的所有地方，為了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破壞現有秩序的搗亂分子而槍斃，絞殺，打死成百成千的百姓；或者於戰時使幾百萬人喪生，或者於平時以單獨監禁、使士兵過放蕩的生活等辦法毀滅人們的靈魂。然而，誰也沒有過錯。在社會階梯的下層，帶著步槍、手槍和馬刀鞭笞和屠殺百姓，並且藉助這類鞭笞和屠殺強迫百姓入伍的士兵毫不懷疑，對此負有責任的不是他們，而是對他們下達這些命令的長官。在社會階梯的上層，君王、總統、部長、議院下令鞭笞、殺人、徵兵的時候毫不懷疑，他們受命於天，或者他們統治的那個社會要求他們下達這些命令，因而他們不會有過錯。處於兩者之間的下令鞭笞、殺人和徵兵的人毫不懷疑，他們同樣沒有責任：一則那是上級命令，二則那是下層士兵要求他們下命令。處在國家制度兩個極端的下令權和執行權銜接起來，猶如鎖鏈兩端合攏，形成圓圈，互為條件，互相支持並且支持著所有的中間環節。倘若失去自會有人承擔事件的全部責任的信念，那就沒有一個士兵會動手鞭笞或者殺人。倘若失去這是全體人民一致要求的信念，那就沒有一個君王、總統，沒有一個會議會下達鞭笞和殺人的命令。倘若失去地位比他高的人自會替他承擔執行命令的責任而地位比他低的人為了自身利益要求執行命令的信念，那就沒有一個處於首腦和士兵之間那些級階上的人會去實施他所實施的暴行。國家制度具有這樣一種特性，一個人無論處於社會階梯的哪一級階，他那身不由己的程度全都一樣，即他在社會階梯上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響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響也就越小，反之亦然。因此，在我面前發生的這一事件中，參與者的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響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響也就越小，反之亦然。但是，除了被國家制度聯在一起的人們全都相互推卸罪責以外（入伍的農民推諉於當軍官的貴族或者商人，軍官推諉於任省長的貴族，省長推諉於任部長的官員或者貴族的兒子，部長推諉於立為皇帝的皇族成員，而皇帝又推諉於這些官員、貴族、商人和農民），除了人們用這種方法擺脫自己對於所犯罪行負有責任的感覺以外，他們之所以喪失認識自己罪責的良心，又是因為在參與形成國家制度的過程中，他們長期堅持不懈地企圖使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們不是一樣的人，而是相互之間有所區別的人，正如「此星不同那星」，以至大家當真相信了這一點。這樣，他們使一部分人相信，他們並非芸芸眾生，而是得天獨厚的人上人，理應受到特殊的推崇，而對另一部分人，則千方百計地灌輸：他們是人下人，因而理應馴順地服從人上人下達的命令。正是這種不平等，這種抬高一部分人壓低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們對於現有生活秩序的悖謬、殘酷和罪惡，對於一部分人行騙而另一部分人受騙的現象能夠視而不見的局面。一部分人，即那些受到某種灌輸，以為自己至尊至貴的人，完全陶醉於這種虛幻的尊貴，以至再也看不到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應負的責任。另一部分人，即受到相反的灌輸而以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賤民，理應唯人上人之命是從的人，由於經常處於這種屈辱的狀態，落到了陶醉於自己的奴顏的奇怪地步，並且因為陶醉於自己的奴顏而同樣看不到自己的行為的可惡，也意識不到自己應負的責任。至於中間那部分人，他們既聽命於人上人，又認為自己也是人上人，陶醉於自己的權力和陶醉於自己的奴顏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同樣意識不到自己應負的責任。看看由下屬陪同，為自己的尊貴所陶醉的首腦人物進行檢閱的場面吧！人們全都跨著披戴華麗的駿馬，身著特殊的制服，胸前佩有各種勳章和獎章，首腦人物在莊嚴和諧的號角聲中從獻媚地凝神屏息、向他舉槍致敬的士兵隊列前緩緩駛過。只要看看這個場面便可明白，此時此刻，處於這種高度自我陶醉的狀態中，無論首腦，無論士兵，無論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級軍官，都會採取在其他任何情況下他們絕對不會採取的行動。然而，人們在諸如檢閱、出征、宗教儀式、加冕典禮之類的場合感受到的陶醉都只是暫時的亢奮的狀態。此外還有種種長期持續的陶醉狀態，那是無論擁有何種權力的人，從皇上到站街的警察，以及唯當局之命是從、陶醉於自己的奴顏、然而同過去和現在所有的奴才一樣為了替自己辯解總是極力吹噓上司的顯赫和美德的人，全都一樣地感受到的。正是這種人有貴賤之分的欺騙和由此產生的陶醉於權力和奴顏的狀態，常常使得被國家制度聯在一起的人們在從事違心活動的時候並不感到良心的譴責。由於這種陶醉狀態（無論是陶醉於權力，還是陶醉於奴顏）的影響，人們在自己和別人心目中便不再是實際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特殊的人物：貴族、商人、省長、法官、軍官、沙皇、部長、士兵，他們首先應該履行的已經不是普通人的責任，而是高於這種責任的貴族、商人、省長、法官、軍官、沙皇、部長和士兵的責任。為了那片樹林起訴的地主採取了他所採取的行動，僅僅因為他在自己心目中不是一個普通人，一個與他周圍住著的農民對於生活擁有同等權利的人，而是一個大財主，一個貴族階層的成員。他陶醉於自己的權力，所以覺得農民的要求是對他的冒犯。僅僅因為這個緣故，他便不顧起訴可能產生的後果，遞了狀子，要求恢復他的所謂權利。把樹林錯判給地主的法官，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他們在自己心目中不是與旁人一樣的普通人，因此事事只服從他們認定的真理。由於陶醉於自己的權力，他們自以為是明察秋毫的清官，絕對沒有錯判的可能。同時，由於陶醉於自己的奴顏，他們以為自己有責任執行寫在本本上的所謂法律條文。推而廣之，其他所有參與這類事件的人，從批准部長報告的皇上到徵集新兵的貴族長，到欺騙他們的神父，到現在準備向自己的弟兄開槍的士兵，也都因為陶醉於權力或者奴顏，在人們和他們自己心目中不再是實際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人物。他們全都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並且準備繼續採取類似的行動，只是因為他們在自己和別人心目中不是實際上的本人，不是在參與或不參與受到他們的良心譴責的壞事這個問題面前進行抉擇的人，而是各種假想的人物：有的是受命造福億萬黎民的塗油登基的君王[11]，是特殊人物；有的是貴族代表；有的是獻身上帝，因而得到上帝特殊恩惠的神父；有的則是必須遵守誓言、絕對服從一切命令的士兵。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們只有陶醉於他們的假想地位所產生的權力和奴顏，才會採取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假如人們並不堅信沙皇、部長、省長、法官、貴族、地主、貴族長、軍官、士兵這些稱號是一種實際存在而又十分重要的東西，那麼誰也不會毫無恐懼和厭惡地參與他們現在從事的暴行。這些幾百年前確立、世世代代都為人們承認、現在仍然為人們一致承認的以特殊稱號和特殊服裝為標誌而又為五花八門的禮儀所肯定的假想地位，已在人們頭腦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他們忘了人所共需的普通生活條件，只從這種假想立場出發看待自己和周圍所有的人，只以這種假想立場為準去評價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於是，一個心理完全健康並且已經上了年紀的老人，僅僅因為繫著一塊什麼牌牌，或者穿著一套小丑的服裝，或者屁股上掛著一串鑰匙，或者披著只合盛裝少女披戴的天藍色緞帶，便忘乎所以，自認是位將軍、皇宮高級侍從、榮獲安德烈勳章的英雄或者諸如此類的荒唐角色，頃刻之間變得自信，傲慢，甚至幸福。或者相反，因為失去或者沒有得到期待中的牌牌和稱號而心情抑鬱，甚至病倒。或者，更加使人驚訝的是，一個在其他方面心理完全健康的、自由自在，甚至生活優裕的青年，僅僅因為他自稱並且別人也稱他為刑事偵探或者地方長官，便把不幸的寡婦從她幼小的孩子身邊抓走，拘留或者監禁她，使她的孩子失去母親（事情的起因只是這個不幸的寡婦出售私酒，使國庫損失了二十五盧布的收入），而且他絲毫也不後悔。或者，更使人震驚的是，一個在其他方面理智、溫順的好人，僅僅因為戴著牌牌或者穿著軍裝，並被告知他是警衛或者海關巡捕，便開槍傷人。他也好，周圍的人也好，不僅認為他開槍無罪，而且認為他不開槍反倒有罪。至於法官和陪審員，僅僅因為別人使他們相信，他們不是普通人，而是陪審員、法官、將軍、士兵，就判人死刑，殺人如麻，心如鐵石，那更不必說了。人們在國家生活中的這種反常和奇怪的狀態，一般可以用這樣的文字表達：「作為一個人，我可憐他。但是作為警衛，作為法官，作為將軍，作為省長，作為沙皇，作為士兵，我應該殺他或者打他。」似乎存在什麼神授或者人為的地位，可以解除人的地位賦予我們每個人的責任。譬如眼下人們乘車前去屠殺和鞭笞飢餓的災民。他們雖然承認，在這場農民和地主的爭執中農民有理（當官的都對我這麼說），知道農民多災多難，一貧如洗，食不果腹，而地主家境富裕，並不使人同情，可是為了使地主得到三千盧布，依然前去屠殺農民，原因僅僅在於此時此刻他們認為自己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長、官員、憲兵將軍、軍官或者士兵，認為自己必須聽從的不是人的良心的永恆感召，而是軍官或者士兵地位的偶然和一時的要求。不管這話多麼離奇，這類咄咄怪事只有一種解釋，即這些人處於催眠狀態。據說，命令被施以催眠術的人進入何種假想角色，他們便會像他們扮演的假想角色那樣開始活動。譬如，對一個被施以催眠術的人說，他是跛子，他便開始一跛一跛地走路；說他是瞎子，他便看不見東西；說他是野獸，他便張口咬人。處於這種狀態的並非只有乘坐這列專車的官兵。凡是優先履行社會和國家賦予他的責任而置人的責任於不顧的人，全都如此。這種狀態的實質在於，人們受制於灌輸給他們的某種思想的影響，無法考慮自己的行動是否妥當，因而不假思索地做著一切根據灌輸給他們的那種思想觀念他們應該去做的，由榜樣、建議或者暗示引導他們去做的事情。被催眠術控制的人與受國家灌輸的影響的人，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因為突然受到外部的影響而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接受了假想角色，所以這種法術在我們看來具有立即生效、使人驚訝的特點，而後者接受假想角色卻是逐步的，漸進的，不知不覺的，從孩提時代起便已開始，有時甚至除了長期薰陶，尚有世代相襲的傳統觀念一併在起作用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此外，影響後者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周圍所有的人。「但是，」對此有人會說，「在任何時代的任何社會裡，大部分人，包括一切兒童，一切苦於懷孕、生育和哺乳的婦女，一切必須整日緊張勞作的勞動人民，一切天生的膽小鬼，以及一切受到尼古丁、酒精、鴉片和其他因素毒害而身心不大健康的人等等，因為沒有可能進行獨立思考，所以總是處於服從地位，不是服從智力水平比較高的人，便是服從家庭或者國家的傳統，服從所謂社會輿論。這種服從並沒有什麼反常或者荒謬的地方。」確實，這裡沒有什麼反常的地方，況且，不善於思考的人服從智力水平高的人的指引，這歷來都是人們服從共同的理性原則因而得以組成社會並在其中生活的一種特性。一些人，即少數人，自覺地服從這些原則，因為它們符合自己的理智的要求。另一些人，即多數人，不自覺地服從這些原則，只是因為這些原則已經成了社會輿論才服從它們。不善於思考的人服從社會輿論的這種狀況並沒有什麼反常的地方，除非社會輿論開始分化。但是常有這樣的時候，少數人首先發現了更高階段的真理，這一認識漸漸從一部分人擴展到另一部分人，在世人中間掌握了相當大的一個多數。於是，原先那種建立在比較低級的認識上的社會輿論開始動搖，新的社會輿論即將確立，但又尚未確立。這樣的時候酷似乍暖還寒的春天，舊的社會輿論尚未瓦解，新的社會輿論尚未確立，但是人們已經開始根據新的認識評判自己和別人的行為，同時卻又囿於惰性和傳統的力量，在實際生活中繼續服從那些只在過去代表認識的高級階段，但是現在已和新的認識明顯不相符合的原則。這樣，人們一方面覺得必須服從新的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卻又沒有決心排除舊的社會輿論，因此處於一種動搖不定的反常狀態。這列專車上的官兵，乃至當代的大多數人，在對基督教揭示的真理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上，正是處於這種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既有享有特權地位的人上人，也有絕對服從命令的人下人。一部分人，即統治階級，對於他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已經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為了保住這種地位，必須克制自身那種崇高的博愛本能，強迫自己相信，他們的特權地位必須存在。另一部分人，即地位低下的階層，因為受到勞動的摧殘和他人的愚弄，所以接受了上等階級不斷灌輸的思想觀念，長期處於唯命是從的狀態。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怪現象。九月九日我遇到的那些我熟悉的善良而又溫順的人們，心安理得地前去從事最野蠻、最荒謬、最卑劣的犯罪活動，在我看來，便是這類現象中令人震驚的一個典型。倘若他們的良心不是為某種東西所麻醉，他們之中誰也不會實施他們準備實施，並且幾乎肯定將會實施的暴行的百分之一。他們不是沒有禁止他們去做他們準備去做的事情的良心，像四百年前，三百年前，二百年前，一百年前那些打人、殺人、架起火堆燒人的兇手不是沒有良心一樣。這些人都有良心，只是他們的良心已被麻醉罷了。有些人，即享有特權地位的發號施令的各級官員，是受精神病醫生所謂的自我暗示的麻醉。有些人，即執行命令的士兵，則受上等階級居心叵測地直接灌輸給他們的思想觀念，所謂外界因素的麻醉。雖然這些人的良心處於麻醉狀態，但是他們畢竟還有良心，況且，他們的良心正在擺脫自我暗示和上等階級灌輸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很快便將真正覺醒。論處境，他們好似一個受催眠術麻醉的人得到指令要做一件他認為大逆不道的事情：殺死自己的母親或者孩子。這人感到自己為強加給他的指令所脅迫，似乎沒有辦法收住自己的腳步。然而同時，他離開行動的時間和地點越近，他那受到壓抑的良心的聲音也就越響。於是，他開始頻頻駐步，掙扎，希望醒過來。無法預言他是否將會按照指令採取行動。換句話說，無法預言什麼可能占據上風，是合乎理性的認識還是荒謬的指令。一切取決於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現在，這列專車上的官兵，以及當代一切利用國家暴力和行使國家暴力的人，全都經歷著類似的鬥爭。從前，凡是抱著殺伐和懲戒的目的興師出征的人們，倘若沒有完成他們前去完成的業績，是決不踏上歸途的。而在完成這樣的業績以後，他們絲毫沒有悔恨和懷疑的痛苦。他們殺了人以後，心安理得地回家，見了孩子親親熱熱，嬉笑打趣，盡情享受天倫之樂。那時，使用殺伐暴力的人也好，地主也好，富翁也好，甚至想都沒有想過他們享有的權益與這類暴行有著直接的聯繫。但是現在，情況並非如此。人們已經知道，或者近乎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要做他們在做的事情。他們可以閉上眼睛，迫使良心沉默。然而，倘若不是閉著眼睛，也不是昧著良心，那麼他們——親手實施這些暴行的人也好，利用這些暴行得利的人也好——便不能不看到這些暴行的作用。人們明白他們行為的作用有時是在事後，有時是在事前。那些在下諾夫戈羅德、薩拉托夫、奧廖爾和尤佐夫工廠行兇作惡的人，明白他們的暴行的作用是在事情做過以後。現在無論是在社會輿論，還是在自己良心面前，他們全都感到羞愧。下令者和執行者一無例外。我曾幾次和參與這類暴行的士兵談話，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總是儘量避而不談，即便談起，也都帶著茫然和詫異的神色。人們在行兇作惡之前幡然醒悟的事也是有的。我就知道有個司務長在一次行動中被兩個農民狠狠打了一頓，他把事情經過寫成報告遞了上去，然而第二天，當他看到其他農民受刑的慘狀以後，便請求連長撕毀報告，釋放打他的那兩個農民。我也知道有批接受槍決任務的士兵拒絕執行命令。我還知道許多官員拒絕擔任鞭笞和屠殺百姓的指揮。可見，製造暴力和行使暴力的人，有時在執行下達給他們的命令之前早已醒悟，有時則是在即將執行命令的瞬間，有時在執行命令之後。乘坐這列專車的官兵奉命前去鞭笞和屠殺自己的弟兄，然而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一定會實施他們準備去實施的暴行。無論每一個人對於他在這一暴行中應負的責任如何模糊不清，無論灌輸給這些人的思想觀念如何根深蒂固（即他們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長、縣警察局長、軍官、士兵，有了這樣一些身份他們便可違背做人的責任），他們越是接近行動地點，他們的疑惑——是否應該實施他們準備實施的暴行——也就越是強烈，這種疑惑在他們進入行動時刻的瞬間，將會達到頂點。儘管周圍的氣氛具有麻醉作用，然而省長在最後下令屠殺或者鞭笞的那個瞬間，不會不作鄭重考慮。他知道，奧廖爾省省長的暴行已經激起社會上有識之士的憤怒，連他自己也受到了他那個圈子的輿論的影響，不止一次地責備了那位省長。他知道，理應隨行的檢察長乾脆拒絕參與這一暴行，因為他認定這是一件極不體面的醜行。他也知道，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政府內部可能發生變化，而昨天的功勞可能變作明天的罪狀。他還知道，世上存在報紙，即便俄國報紙不登，外國報紙也會將這一暴行公之於眾，使他遺臭萬年。他已經感覺到出現了新的社會輿論，它否定舊的社會輿論的一切主張。此外，他對士兵在最後時刻是否聽從他的命令亦無絕對把握。他猶豫不決。無法預料他將採取什麼行動。隨行的全體文武官員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同感。他們在內心深處全都知道，計劃中的暴行極不體面，參與這一暴行勢必將在某些人面前降低和玷污自己的人格，而那些人的意見，他們是看得很重的。他們知道，在屠殺或者鞭笞手無寸鐵的百姓以後，去向淑女或者貴婦獻媚，將是何等難堪。此外，他們也和省長一樣，對於士兵是否肯定聽從他們的命令懷有疑慮。凡此種種，與眼下在車站和月台上踱來踱去的官員們那種鎮定自若的神態簡直毫無共同之處。在內心深處，他們不僅苦悶，而且躊躇。他們故作鎮靜甚至正是為了掩飾內心的彷徨。這種感覺隨著他們漸漸接近行動地點而漸漸加強。不管這是多麼難以察覺，說來多麼令人奇怪，所有這些看上去十分馴順的青年，這些士兵，也處於類似的狀態。他們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捨棄正常的勞動生活、甘願縱酒、搶劫和殺人的丘八，諸如羅馬士兵，或者打過三十年仗的軍人，或者哪怕不久以前的二十五歲的士兵。現在他們大多數是不久以前剛從農家抽來的壯丁，對他們原先所過的善良、正常和合理的生活記憶猶新。這些人大多數是農家子弟，知道他們去幹什麼，知道地主總是欺壓他們的弟兄——農民，因此這樁案子的情況也是如此。況且，大部分士兵已經識字讀書。不是所有的書籍都讚揚軍事行動，相反，有些書籍證明這種行動違背道德原則。他們中間常有思想自由的夥伴，即抱有自由主義觀點的士兵和青年軍官，他們心裡已經播下懷疑的種子，懷疑自己的行為是否絕對合法，是否英勇豪邁。確實，他們全都經過那種可怕、巧妙、幾個世紀以來日臻完善、足以扼殺人的任何主觀能動性的嚴格訓練，養成了機械服從命令的習慣，只要聽到「全排射擊！……」「全排……放！……」以及諸如此類的口令，他們手中的步槍便會自動舉起，完成習慣動作。須知，現在「放！」的含義不是打靶取樂，而是屠殺受苦受難的父老兄弟。看吧，他們正和婦女孩子一起站在街上，揮動雙手喊著什麼。看吧，他們有的鬍子稀稀拉拉，穿著打補丁的長袍和草鞋，就像留在喀山省或者梁贊省老家的父親；有的蓄著雪白的長須，彎腰曲背，拄著粗大的拐棍，就像子孫滿堂的祖父；有的還是年輕小伙子，穿著長統靴和紅襯衫，就像現在奉命向他開槍的那個士兵一年以前的模樣。看吧，那個穿著草鞋和自織方格裙的婦女，外形就像他撇在家裡的母親…… 難道得向他們開槍？唯獨上帝知道，在這最後時刻每個士兵將會怎樣行動。只要有人指出這種事情是做不得的，況且主要的是，這種事情完全可以不做。只要那麼一說，暗示一下，便能立即制止他們。乘坐這列專車的全體官兵，在著手實施他們準備實施的暴行的時候，他們的處境恰如一個受催眠術麻醉的人得到指令去劈開一段圓木，他已經走到那個被指為圓木的物體前面，已經舉起斧子，但他突然發現，或者有人向他指出，這不是圓木，而是他那睡夢中的兄弟。他可能按照指令行事，但也可能在這以前醒悟。同樣，這些官兵既有可能醒悟，也有可能不醒悟。假如他們不醒悟，便將發生奧廖爾省那種駭人聽聞的暴行，而在其他人身上，那種促使他們行動的自我暗示和外界思想觀念將會更加根深蒂固。假如他們醒悟，那麼不僅不會發生那種暴行，並且許多得知事態變化的人將會擺脫他們已經接受的思想觀念，或者至少是朝擺脫這種思想觀念的目標前進一步。假如乘坐這列專車的官兵全都醒悟過來，停止已經開始的行動，哪怕他們中間只有幾個人醒悟過來，停止行動，並且直言不諱地向其他人說明這一行動的罪惡，那麼這幾個人的影響也許能使其他人從禁錮他們頭腦的思想觀念中覺悟過來，計劃中的暴行就不至於發生。不僅如此，即便能有幾個未參與這一行動、只是目睹採取這一行動之前的準備工作或者對於原先已經發生的類似暴行有所了解的人，不是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而是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厭惡參與這類暴行的人，並向他們指出這類暴行的荒謬、殘酷和罪惡，那麼這也不會沒有作用。眼下的情況便是這樣。只要有幾個不受外界思想觀念束縛的參與或者不參與這一行動的人，在開始準備這一行動的時候敢於對其他地方已經發生的類似暴行表示自己的憤慨，敢於對參與這些暴行的人表示厭惡和鄙視；只要在圖拉省的這次事件中有幾個人表示不願參與這一行動，只要那位過路的太太和其他旅客在車站上當著這列專車上的官兵的面，敢於對他們將要採取的行動表示自己的憤慨，只要奉命撥出部隊進行鎮壓的團長中間有一個人大膽陳詞，反對軍人擔當劊子手的角色，那麼在這些和其他一些對於深受外界思想觀念束縛的官兵來說似乎並不重要的個人的影響之下，事件將會朝著另一種方向發展，部隊到達目的地以後，不再實施暴力，而是砍倒樹木交給地主完事。假如沒有那麼幾個人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做的是件傷天害理的壞事，假如人們不是根據這種認識相互施加影響，那麼便會發生奧廖爾省已經發生的暴行。但是，假如這種認識比較強烈，因此施加這種影響的人數較之上述情況有所增加，那麼十分可能，帶隊的省長甚至不會下達砍倒樹木交給地主的命令。假如這種認識再強烈一些，施加這種影響的人數繼續增加，那麼十分可能，省長甚至不會乘車前往行動地點。假如這種認識更加強烈，施加這種影響的人數不斷增加，那麼十分可能，甚至連這項命令都不會得到部長的簽署和皇上的批准。由此可見，一切取決於每個人各自對於基督教揭示的真理的認識程度。因此，加強自身和他人對於基督教教義的認識，似乎應是當代一切宣稱願意造福人類的志士仁人的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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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分奇怪，正是當代那些口口聲聲主張改善人們的生活並被認為是社會輿論的頭面人物的人宣稱，大可不必這樣做，就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而言，另外一些手段更為有效。他們宣稱，改善人們生活的途徑不是加強每個人各自內心對於真理的認識、領悟和信仰，而是逐步改變總的外界生活條件，因此每個人不必單獨致力於認識、領悟和信仰真理，而是應該順著造福人類的方向，致力於改變總的外界生活條件。個別人信仰的真理，若與現有秩序不相符合，非但無益，並且有害，因為這將招致政府的壓制，妨礙他們繼續從事有益於服務社會的活動。按照這一學說，人類生活發生變化所遵循的規律與動物生活發生變化所遵循的規律完全一樣。因此按照這一學說，一切宗教的創始人，譬如摩西和其他先知[12]、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基督等等，傳播自己的學說，而他們的門徒接受這些學說，不是因為他們熱愛真理，領悟真理，信仰真理，而是因為產生和傳播這些學說的民族藉以生活的政治條件，社會條件，尤其是經濟條件，適宜於這些學說的產生和傳播。因此按照這一學說，那些願意服務社會，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志士仁人，不必首先致力於領悟真理和信仰真理，而是應該首先致力於改善外界政治條件，社會條件，尤其是經濟條件。改變政治條件、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的途徑之一是服務政府，並把自由和進步的思想帶進政府；途徑之二是發展工業，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傳播科學文化。按照這一學說，重要的不是在生活中信仰你所認識的真理，這樣，迫於認識，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實行這一真理，或者至少不去做違背你所信仰的真理的事情，即不去為政府服務，不去強化它的權力，假如你認為這種權力有危害；不去利用資本主義制度，假如你認為這種制度荒謬；對於各種儀式不表敬意，假如你認為這些都是害人的迷信；不參與法庭審訊，假如你認為法庭是個騙人的機構；不當兵，不宣誓，總之，不撒謊，不低三下四，如此等等。相反，重要的是在不改變現有生活模式的前提下，違背自己的信念，屈從這一模式，而把自由主義思想帶進現有機構：發展工業，普及教育，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和所謂科學的成果。按照這一理論，一個人可以既是地主，商人，工廠老闆，領取政府薪金的法官、官員、士兵或者軍官，同時又是奉行人道的人，甚至社會主義者、革命者。原先只以宣揚人類墮落，宣揚贖罪，宣揚教會的學說作為宗教基礎的偽善，在當代又從這一學說中獲得了新的科學根據，於是便把所有按照自己覺悟程度已經無法依靠宗教偽善的人們攝進了自己的羅網。假如原先只有教會的宗教學說的信徒可以在履行自己信仰的表面要求的條件下，參與一切國家製造的惡行，享有這些惡行維護的特權而又自視清白，那麼現在，所有不是教會的基督學說的信徒，有了同樣切實可靠的世俗的科學根據也可以自視清白，甚至高尚，儘管他們全都參與國家的惡行，並且享有維護這些惡行的特權。無論住在俄國還是其他什麼地方，如法國，英國，德國，美國，一個富裕的地主，只要他向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農民提供耕種的權利，必然會從這些大多是食不果腹的農民身上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東西。此人的土地私有權得以存在，其基礎便是每當受壓迫的農民企圖未經他的許可，使用在他看來屬於自己所有的土地的時候，總有部隊開來鞭笞和屠殺占用這些土地的農民。看來十分明顯，這樣生活的人都是殘暴和自私的惡棍，無論如何不能自稱基督徒或者自由主義者。看來十分明顯，假如這種人希望哪怕稍稍接近基督教或者自由主義，那他首先應該停止利用受到政府以鞭笞和屠殺的手段支持著的土地私有權去掠奪和殘害農民。這一點也許能夠做到，倘若沒有偽善學——所謂從宗教觀點看，有無土地同拯救靈魂毫無關係，而從科學觀點看，放棄土地是無益的個人努力，要增進人民福利不能採用這種途徑，而應通過改變外部條件的方式逐步實現。然而現在，只要此人辦過農業展覽會，拉起戒酒協會，或者通過妻子和兒女給三個老嫗送去了毛衣和麵包，便能毫無愧色，並且毫不懷疑他將受到信賴，理直氣壯地在家裡，在飯館酒肆，在各種委員會以及報章雜誌上宣揚，對於他人，尤其是對於被他不斷奴役的勞動農民，應當像《福音書》教誨的那樣仁慈為懷，或者實行人道主義的博愛。那些與他地位相同的人們，對他深信不疑，推崇備至，並且鄭重其事地和他一起討論，究竟還有哪些措施可以改善勞動人民的處境（儘管掠奪後者正是他們的生活來源），設想種種辦法，卻又偏偏迴避改善人民生活狀況的唯一辦法，即不再強占人民賴以生活的土地。這種偽善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便是俄國地主對於一年來進行的反飢餓鬥爭的關注。事實上，飢餓正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並且他們立即趁機大發橫財，按照最高時價出售糧食，甚至把土豆莖葉當做燃料以五盧布一俄畝的高價賣給饑寒交迫的農民。或者一個商人，他做買賣同其他所有的商人做買賣一樣，全靠詐騙，利用人們的無知和需要，壓低價格購買他們的商品，然後又利用人們的無知、需要和所受的誘惑，抬高價格售出這些商品。似乎十分明顯，一個終生幹著連他自己都稱之為詐騙勾當的人，倘若在其他場合如此行事，那他應對自己的作為感到羞恥，無論如何不能一面繼續做他的商人，一面標榜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自由主義者。然而偽善學告訴他說，他可以一面繼續干他那種損人利己的勾當，一面享有品行端正的名聲，前提只是教徒必須信教，自由主義者必須促進外部條件的改變，即發展工業。於是，這個商人（他還常常幹著許多直接欺騙顧客的勾當，以次充好，缺斤短兩，或者販賣諸如酒和鴉片之類極其有害於人民身心健康的物品）只要不在經商中直接欺騙自己那些同樣幹著詐騙勾當的朋友，即自己的商界同夥，那麼他自己和他周圍的人便會理直氣壯地斷言，他是誠實和善良的榜樣。倘若他把自己騙來的錢財的千分之一用於隨便哪個公益機構：醫院、博物館、學校，那麼公眾還會認為他是個造福人民的慈善家（儘管他的全部家產都是靠欺騙和腐化人民得來的不義之財）。倘若他把自己騙來的錢財的一部分捐獻給教會和窮人，那他便是樂善好施的模範基督徒。或者一個工廠老闆，他的全部收入來自掠奪工人的工資，他的全部事業都以致一代一代人於死命的強迫性繁重勞動為基礎。似乎十分明顯，倘若此人還信仰某些為基督教或者自由主義所奉行的原則，那他首先應該停止為了獲取利潤而毀滅人們的生命。但按現有理論評判，他在發展工業，因此停止自己的事業不僅沒有必要，甚至有害國計民生。只要這個殘酷奴役著幾千勞力的老闆，為他廠內傷殘的工人造些平房，房屋前面有個兩俄尺[13]見方的院子，辦個發放救濟的金庫、養老院、醫院，他便堅信自己的義舉已經加倍償付了那些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已經和正在被他毀滅的生命，心安理得地繼續自己的事業，並為這一事業感到自豪。或者一個官員，一個隨便哪一級別的行政、宗教、軍事人員，他擔任公職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權力欲，或者——這種可能性最大——只是為了獲取靠搜括勞苦大眾得來的薪金（俸祿，不管由誰發放，全都來自勞動，即來自勞動人民）。倘若他不使用尚未習慣的手法直接偷盜公款——這類現象十分罕見——那麼他自己和他周圍的同僚便會認為他是廉潔奉公的天字第一號好人。隨便哪個法官、檢察官或者行政官員都知道，根據他的判決或者決定，現在有成千上萬個囚徒被迫與蒙難的家庭分離，關在單人牢房中，或者在服苦役，精神失常，想用一片玻璃或者絕食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也知道，這些囚徒家裡還有成千上萬的母親、妻子、兒女飽嘗離別之苦，不得探監，受盡屈辱，徒勞無益地哀求寬恕或者哪怕減輕他們的父親、兒子、丈夫、兄弟的苦難。然而這個法官或者行政官員心如鐵石，無動於衷。儘管如此，他本人也好，他的同僚也好，他們的妻子也好，家人也好，全都堅信他是心地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正人君子。因為按照偽善學評判，他所從事的是有益於社會的活動。這樣，此人在殘害了成千上萬個咒他罵他、由於他的工作而對善良和上帝喪失信心的人之後，光潔的臉上依然掛著和藹的笑容，神采奕奕地去做禮拜，聽人宣講《福音書》，發表自由主義言論，與子女共享天倫之樂，告訴他們為人的道德，並對假想的苦難大發慈悲。這些人和所有依附於他們的妻子、兒女、家庭教師、廚師、演員、騎師等等，都是靠這批或者那批吸血鬼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從勞動人民身上吸吮的鮮血生活的，為此他們每人每天都要吞噬在死刑威脅之下被迫勞作、受盡折磨的工人的成千上萬個勞動日。他們明明看到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兒女、妻子、老人、病人所受的苦難，明明知道誰想擾亂這種以制度固定下來的掠奪便將走上絞架，卻非但不節制自己的奢侈，不掩蓋自己的奢侈，反而在這些深受他們壓迫，並且大多對他們恨之入骨的工人面前放肆地、似乎故意刺激他們似的炫耀只供自己享受的公園、宮殿、劇場、圍獵和馬賽，同時又一刻不停地希望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們全都十分關心被他們一刻不停地踐踏著的人民的福利，每逢星期天總要穿上豪華的服裝，乘著豪華的馬車，前往似乎故意為了嘲弄基督教而建造的堂院，洗耳恭聽那些似乎故意為了天衣無縫地散布這類謊言才訓練出來的穿法衣或者不穿法衣、系白色領帶的人宣揚實際上他們所有的人一生都在否定的博愛。他們做著這一切，完全進入了自己的角色，以至當真相信，他們確實就是他們正在表演的角色。這種普遍存在的偽善已經進入當代一切階層的血肉，發展到了無論怎樣表現也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憤慨的地步。無怪偽善便是做戲，裝假便能扮演任何角色。諸如主教給站在那裡舉著步槍對準自己弟兄的兇手逐一畫十字，授意他們祈禱上帝保佑；各種基督教派的司祭、牧師都像劊子手那樣必須參與死刑的執行，從而承認殺人和基督教並行不悖（在美國使用電力殺人的試驗中就有牧師在場），這些現象已經不再使任何人感到驚訝。不久以前，彼得堡辦了一個國際監獄展覽會，展覽了各種刑具：鐐銬、單獨囚禁模型，即比皮鞭、樹條更加惡毒的刑具，而富有同情心的先生們太太們卻紛紛前去參觀取樂。自由主義科學在承認人類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同時，證明必須要有軍隊、死刑、海關、書報檢查、娼妓條例、開除廉價工人的權力、禁止遷居國外的法令，還要有建立在迫害、掠奪和消滅一個個所謂野蠻民族的基礎之上的正義的殖民統治等等，甚至這樣的奇談怪論也不使任何人感到驚訝。人們常常議論，一旦大家全都信仰所謂基督教（即皈依相互對立的各種教派），一旦大家全都豐衣足食，能用電報、電話與世界各地取得聯繫，能坐氣球相互來往，一旦工人全都掌握社會主義學說，一旦工會能夠集中數以百萬計的會員和盧布，而使大家都能受到教育，都能閱讀報紙，懂得各門科學，那將出現怎樣的局面？即便如此，假如人們不以自己認識的真理統率自己的言行，上述所有進步又有什麼好處？須知，人類的災難來自分化，而產生分化的原因在於人們不是按照真理（它只有一個），而是按照謊言（它種類繁多）行事。為使人們團結，只有一個辦法，即在真理中求得團結。因此，人們越是誠心誠意地追求真理，他們也就越是接近團結的目標。但是，假如人們非但避而不談他們已經知道的真理，並且認為沒有必要去談它，裝腔作勢，故意把他們不認為是真理的東西稱做真理，那麼他們怎麼能夠在真理中求得團結，或者哪怕接近團結的目標呢？只要人們裝腔作勢，即自己對自己隱瞞真理，只要人們拒不承認唯有在真理中他們才能求得團結從而求得幸福，不把承認和信仰已為他們發現的真理置於其他一切之上，那麼人們的生活狀況決無改善的可能。即便那些宗教界和科學界人士夢寐以求的改善外部條件的理想全部得以實現，即便世人全都皈依基督教，即便形形色色的貝拉米[14]和里歇[15]希冀的改革，經過種種補充和修正以後，全部順利完成，倘若現有的偽善繼續存在，倘若人們拒不信仰他們已經知道的真理，繼續裝作相信他們實際並不相信的一切，尊重他們實際並不尊重的一切，那麼人們的生活狀況不僅會依然如故，並且還將每況愈下。因為人們越富，電報、電話、書籍、報紙、雜誌越多，傳播自相矛盾的謊言和偽善的工具也就越多，人們也就越是分化，故而也就越是遭殃。這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了證明。即便這些外部變革全部得以實現，人類的生活條件也決無改善的可能。但是，倘若從現在起，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竭力信仰他所認識的真理，或者至少不再維護他所奉行的歪理，不把歪理冒充真理，那麼就在今年，一八九三年，便會朝著人類解放，朝著真理主宰世界的方向，發生即便幾百年後我們都不敢幻想的巨變。無怪基督一生之中唯一動怒的一次，便是嚴詞痛斥偽君子和偽善。使人變壞，變惡，變野，因而導致人類分化的並非偷盜，並非搶劫，並非殺戮，並非淫蕩，並非私造贗品，而是撒謊。正是那種別出心裁的偽善的謊言取消了人們意識中善與惡的界線，使得他們無法避免惡行而專事善行，使得他們喪失構成人生真諦的東西，因此也使人們在任何完善的道路上止步不前。不知道什麼是真理而作惡的人，因為他們的惡行引起別人對犧牲品的同情和對作惡者的反感，受害的只有這種惡行的對象。但是，人若知道真理而去作惡，並用偽善掩蓋惡行，那麼受害的既有作惡者本身，又有這種惡行的對象，還有千千萬萬被作惡者竭力用以掩蓋其惡行的諾言所蠱惑的世人。小偷、強盜、騙子和殺人兇手所乾的既為他們自己，也為所有的人一致公認的惡行，是不應該做的事情的典型，只能引起人們對惡行的反感。但是，那些同樣幹著偷盜、搶劫、鞭笞和殺戮之類的惡行而又拉起宗教和自由主義科學的大旗掩蓋自己的人們，譬如當代所有的地主、商人、工廠老闆和一切政府官員，卻在號召別人模仿他們的惡行，不僅毒害了他們的惡行的受害者，並且毒害了千千萬萬被他們取消了意識中善惡界線因而腐化墮落的世人。經營為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或者使人民腐化的奢侈品，進行股票交易，廉價買進日後將為人民需要而升值的土地，開辦殘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工廠，在國家機關或者軍隊供職，設置誘惑人們去尋歡作樂的場所——凡是因從事這類為統治集團允許並且讚賞，表面又蒙著一層行善色彩的活動而獲得的財富，對人的毒害遠遠超過違反法律規定，受到刑事追究的百萬千萬樁偷盜、詐騙和搶劫案。受過教育的富人並非在狂熱狀態中實施的任何一次絞刑，因有牧師的參與和贊同，並被作為一種必要乃至公正的措施加以炫耀，較之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人民在狂熱狀態中鑄成的千千萬萬兇殺案件，更易使人變壞，變得像野獸一樣兇殘。茹科夫斯基[16]建議實施的那種絞刑，即根據茹科夫斯基的主張能使人們在執行判決之際感謝上帝恩惠的絞刑，乃是人類所能想像的危害最甚的惡行（參看《茹科夫斯基全集》第六卷）。任何一場戰爭，哪怕是為期最短的戰爭，儘管總是伴隨著耗費巨資，毀壞莊稼，奸淫擄掠，燒殺撻伐之類為戰爭所固有的罪惡，人們卻千方百計為之辯護，宣稱這是一場必須進行的正義戰爭，大事頌揚將士的功勳，頌揚他們對軍旗、對祖國的愛，同時虛情假意地對傷員表示關懷，如此等等——這樣，一場戰爭在一年之內對於人們的毒害，便是一百年間狂熱的暴徒單獨行兇作惡的總和——數以百萬計的搶劫、縱火和兇殺案件都無法與之比擬的。任何一個體面的所謂仁義道德之家，為了維持合乎禮儀的正派而又豪華的生活，必然需要花費足以養活住在這個家庭附近的幾個貧民的勞動成果，這樣的生活對於人們的毒害，遠遠超過那些縱情酒色，常以打碎鏡子、餐具之類物件為樂事的粗野的商賈、軍官和工人的幾千次瘋狂的飲宴。任何一次隆重的儀式、祈禱、祭壇或者講台上的宣講（講的是連講話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所產生的毒害，遠遠超過幾千件贗品和冒牌食品之類的東西。大家都說法利賽人[17]偽善。然而，當代人的偽善遠遠超過法利賽人那種相對來說尚屬無辜的偽善。當初法利賽人還有表面的教規，只要履行教規，他們可以無視自己對於他人的責任，況且這些責任當初尚無明文規定。然而現在，首先沒有什麼教規可以免除人們對於他人——不管是誰——的責任（那些至今仍然認為只要接受聖禮，或者得到神父許可便能造孽的粗野的蠢人不計在內）；相反，那本我們大家都以不同方式信仰的《福音書》直接指出了這些責任。此外，這些責任當初僅僅出自某些先知之口，而且表達得相當模糊；現在已被說得十分清楚，簡直成了老生常談，甚至中學生和小品文作者都能加以複述。因此現在人們似乎完全沒有可能假裝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這些責任。當代那些在以暴力維持的秩序中享有特權的人們想使人相信，他們熱愛世人，絲毫沒有察覺自己一生都在作惡。這種情況頗似一個搶劫成性的強盜在舉起刀子準備殺害高聲呼救的受害者的時候，終於被人一把抓住，而他依然信誓旦旦地說，他不知道他的行動對於被他搶走財物、行將成為他刀下之鬼的人來說是災難。須知，正如這個殺人強盜不能否認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所犯的罪行一樣，當代那些把享樂建築在被壓迫人民的苦難上面的人們，似乎同樣不能使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們希望不斷遭到他們搶劫的人民幸福，他們不知道他們怎樣取得了他們享有的一切。我們無法叫人相信我們不知道，為了保障我們的財產和安寧僅在俄國就有十萬百姓常年遭受監禁和苦役的折磨；無法叫人相信我們不知道，在我們參加的那些審訊中，法庭正是根據我們遞呈的狀子才對侵犯我們財產和安全的被告處以徒刑、流放和苦役，而在服刑期間，那些與審訊者相比並不見得更壞的人犯不是喪命，便是墮落；無法叫人相信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夠享有我們現在享有的一切，能夠取得和保住這一切，僅僅是靠鞭笞和屠殺。我們無法假裝我們沒有看見，那個挎著裝上子彈的手槍不時走過窗前的警察正在保護我們，因而我們可以安心享用美味的佳肴或者觀看新排的戲劇。同樣，我們無法假裝我們不知道，那些士兵時刻都會帶上槍支彈藥開往我們的財產遭到侵犯的地方。須知，我們知道，我們之所以能夠用完盤中的佳肴，看完新排的戲劇，在樅樹[18]旁、舞會上、溜冰場上、賽馬場上或者行獵中盡情地玩樂，僅僅是因為警察的手槍和士兵的步槍中的子彈可以打穿沒份兒的人，的飢餓的肚子。只要帶槍的警察一走，或者兵營里那些聽到我們一聲呼喚便會趕來的士兵不復存在，那些躲在牆角後面饞涎欲滴地窺視我們的沒份兒的人，馬上便會出來擾亂我們的宴席和娛樂。因此，正如一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搶劫而被當場抓住以後，無論如何也不能使別人相信，他向受害者舉起刀子不是為了搶走他的錢包，不是為了以死進行威脅，我們同樣不能使自己和別人相信，士兵和帶槍的警察待在我們周圍完全不是為了保護我們，而是為了抵禦外敵、維持秩序、裝點市容、增進娛樂和舉行檢閱；不能使自己和別人相信，我們不知道那些沒有權利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掙一塊麵包餬口的人並不願意餓死，不知道他們並不喜歡在地下、在水中、在非人的環境裡，一天工作十至十四個小時，或者夜夜在各種各樣的工廠里為我們生產奢侈品。似乎不可能否認這些極其明顯的事實。但是，人們恰恰是在否認這些事實。儘管富人中間也有一些活生生的典型——值得慶幸的是，這種人我遇到的越來越多了，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和婦女，在提到供他們享用的東西是怎樣買來的時候，他們並不掩蓋真相，而是兩手抱住腦袋說：「哎，別說這些了，要是這樣說，那就沒法活了。」儘管也有一些已經看到自己的罪惡，然而無法擺脫這些罪惡的真誠坦白的人，但是目前絕大多數人卻已深深進入自己扮演的偽善角色，因而矢口否認凡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那些觸目驚心的事實。「這些說法都不公正，」他們說，「誰也沒有強迫人們去給地主和工廠老闆做工。這是雙方自願的事情。巨額的財產和資本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是它們在組織生產並且給工人階級工作干。在工廠做工完全不像你們想像的那樣可怕。如果說工廠里存在一些違法現象，那麼政府和社會正在採取措施，以便消除這些現象，使工人的勞動變得更加輕鬆，甚至愉快。工人習慣了體力勞動，暫時也沒有能力從事其他工作。造成人民貧困的原因根本不是土地私有制，不是資本家的壓榨，而是人民的愚昧、粗野和酗酒。我們政府工作人員正以賢明的治理方法阻止貧困繼續發展，我們資本家為此正在推廣有益的發明，我們教會正在進行宗教教育，我們自由主義者正在組織工會，擴大和普及教育。這樣，我們便在不改變自己所處的地位的同時增加了人民的福利。我們並不希望大家都像窮人那樣窮困，而是希望大家都像富人那樣富裕。所謂鞭笞和屠殺百姓的目的在於強迫他們為富人幹活，那純屬胡說。出動軍隊鎮壓百姓，那僅僅是在百姓違背自身利益起來犯上作亂、破壞社會昌盛所必需的秩序的時候。同樣，必須制裁暴徒，因此設置了監獄、絞架和苦役。我們十分願意廢除這些刑罰，現在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工作。」當代那種以准宗教和准科學作為兩大支柱的偽善，已經發展到了如此地步，我們倘若不是身臨其境便不會相信，人竟能像這樣自欺欺人。當代人的精神狀態真是古怪之極，他們的心靈已經麻木到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動於衷的程度。人們早已過著違背他們的思想的生活。倘若世上沒有偽善，他們就不會安於這種生活。這種違背他們的思想的生活制度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唯一的原因在於有偽善掩護。現實與人們的思想之間的距離越大，偽善也就越甚。但是偽善也有極限。而我覺得當代人的偽善已經達到了這個極限。當代的每一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基督思想，其精神狀態好比一個睡著的人夢見他得去做一件甚至在夢中他都知道不該去做的事情。他在思想深處知道這一點，卻又似乎無法改變自己的狀況，無法停下來，不再去做他知道不該去做的事情。正如一個在夢中的人，他的狀況越來越使他痛苦，終於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他開始懷疑他眼前的一切是否就是現實，他掙扎著企圖覺醒過來，以便破除困擾他的妖術。我們這個基督教世界的常人便是處在這種狀況中。他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醜惡、傷天害理、違背他的思想的。他覺得這種狀況越來越使他痛苦，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這樣不行，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代的人已經讓基督關於人的尊嚴、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進入我們的血肉之中，而各國人民和平交往、團結一致也已經成為我們內心的需要，因此不能以我們弟兄們的苦難和生命換取我們的任何快樂和舒適，並且我們不能時刻處於千鈞一髮的狀態，僅僅因為某個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統治者對另一個也像他那樣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統治者說了或者寫了什麼蠢話，便像野獸似的進行一場民族間的相互殘殺，毫不留情地毀滅人們的勞動成果和生命。這樣不行。然而凡是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全都看到，情況正是如此，連他也無法倖免。這種狀況越來越使人感到痛苦。正如做夢的人不相信他眼前的情景是現實，想擺脫夢境，回到真正的現實中來一樣，我們這個時代的常人在內心深處同樣無法相信，他所處的可怕的、日趨惡化的狀態便是現實，他想覺醒，走到已經存在於他頭腦中的真正的現實中去。只要做夢的人努力思索一下，問問自己：這不是做夢嗎？那麼朦朧之中使他絕望的狀態頃刻之間便會化作烏有。他醒過來，展現在他眼前的是安逸和愉快的現實。同樣，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只要努力思索一下，對他本人和周圍人的偽善表現的現實稍加懷疑，問問自己，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那麼，好比做夢的人一覺醒來那樣，頃刻之間他便覺得自己離開了那個可怕的夢幻世界，眼前分明就是安逸和愉快的真正的現實。這並不需要人去建樹什麼功勳或者採取什麼行動，只需要努力思索一下，便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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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是否能夠作出這樣的努力呢？現有的那種維護偽善的理論認定，世人沒有自由，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人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因為他沒有自由。他沒有自由是因為他的行動全都受制於歷史造成的原因。無論他做什麼，總是由現存的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促使他採取這樣或者那樣的行動，因此他不可能自由，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偽善學的捍衛者們這樣說。假如人是沒有意識的生物，他對真理的認識是靜止不變的，即認識真理以後，永遠停留在認識的這一階段不再前進，那麼他們的說法便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人是有意識的生物，他對真理的認識不斷深化，可以達到一個又一個新的階段。因此，如果人沒有採取這種或者那種行動的自由，因為每個行動都有其原因。那麼，採取這些行動的原因本身，即有意識的人是把這條還是那條真理視為自己採取行動的足夠的根據，恰恰在人的掌握之中。故而人雖然在採取這種或者那種行動的過程中是不自由的，但在確定是否採取行動的時候是自由的。好比火車司機沒有改變機車過去和現在的運行方向的自由，但有事先確定機車未來運行方向的自由一樣。一個有意識的人無論做什麼，他之所以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只是因為他現在認為他所做的正是按照真理應該做的，或者因為他在過去什麼時候有過這種認識，現在只是根據惰性，根據習慣，做著他過去認為應該做的事情。無論前一種情況還是後一種情況，促使他採取行動的原因不是某種現象，而是他認為某種看法便是真理，故而認為這種或者那種現象足以成為他採取行動的根據。一個人進食還是絕食，工作還是休息，躲避危險還是承受危險，只要他是有意識的人，他之所以採取他現在採取的行動，只是因為眼下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明智的行動，認為按照真理應該這樣從事，而不是那樣從事，或者原先早已有了這樣的認識。承認某種真理或者不承認某種真理，並不取決於外部原因，而是取決於人自身的某些內在原因。因此，有時即使一切外部條件對於承認真理似乎十分有利，一個人硬是不承認它。相反，另一個人處在於真理十分不利的條件下，卻無緣無故地承認真理。正如《福音書》上說的：「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約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節）即一個人承認真理與否——由此產生人類生活的一切現象——並不取決於外界現象，而是取決於他自己無從進行觀察的內在因素。因此，一個人儘管沒有採取行動的自由，他卻始終都有確定自己行動的根據，即承認或者不承認真理的自由。他的這種自由非但不受外界發生的事件的約束，甚至不受他本人的行為的約束。這就是說，一個人儘管在狂熱中採取了違背他所認識的真理的行動，他仍然可以自由地承認或者不承認真理，即可以不承認真理，認為自己的行動十分必要，並為自己採取這一行動辯護，也可以承認真理，認為自己的行動十分醜惡，因此譴責自己。這就是說，一個賭徒或者醉鬼，儘管經不住誘惑，沉湎於自己的嗜好，仍然可以自由地進行取捨，或者認為賭博和酗酒都是壞事，或者認為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娛樂。在第一種情況下，他即使不能立即擺脫自己的惡習，然而隨著他承認真理的態度越來越誠懇，他戒除這一惡習的可能也就越來越大。在第二種情況下，他只能加深自己的惡習，絕不可能戒除這一惡習。同樣，一個人儘管經不住烈火的燒灼，沒有搭救自己的同伴便從燃燒的房屋中逃了出來，他仍然可以自由地進行取捨，或者承認真理（一個人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應設法拯救別人的性命），認為自己的行為十分醜惡並且譴責自己的行為，或者不承認真理，認為自己的行為十分自然，十分必要，開脫自己的責任。在第一種情況下，即他承認真理，儘管暫時沒有實行真理，他在內心醞釀著一系列必然會由真理激發的忘我行動。在第二種情況下，他在內心醞釀著的是一系列同忘我行動相反的自私行動。人並非任何時候都有承認或者不承認任何真理的自由。有些真理早已被人承認，或者由於教育和傳統的影響，早已為他接受，為他信仰，遵循這些真理成了他的習慣，即第二天性。但是有些真理在他看來還顯得模糊而又遙遠。人既沒有不承認前一種真理的自由，也沒有承認後一種真理的自由。然而還有第三種真理，即這種真理雖未成為人下意識的行為動機，但已十分明顯地展現在他眼前，使他無法迴避，必須這樣或者那樣地表明態度，承認或者不承認。如何對待這種真理，恰恰體現著人的自由。就任何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對待真理的態度而言，其狀況好比在黑暗中借著向前移動的燈光走路的行人。他看不見燈光尚未照亮的東西，也看不見他身旁已為黑暗遮掩的東西。無論對於前者，還是對於後者，他都無法改變自己的態度。但是無論走在路上什麼地方，他都能看見燈光照亮的東西，並且總是可以選擇他是順著路的這一邊，還是順著路的那一邊繼續行進。對於每個人來說，任何時候都有尚未被他看見、尚未在他理智的目光前展現的真理，已經被他體驗、忘卻並且習以為常的真理，以及在他的理智的光芒照耀下出現在他面前並且要求得到承認的真理。承認或者不承認這後一種真理，便是我們所謂的人的自由。人的自由這個問題難以解決，甚至似乎不可解決，原因在於人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把人對真理的態度看成靜止不變的東西。假如我們把人的認識看成靜止不變的東西，假如我們忘記個人和人類的生活都是從黑暗到光明，從真理的低級階段到真理的高級階段，從摻雜著許多謬誤的真理到漸漸擺脫謬誤的真理這樣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那麼人無疑是不自由的。假如人不知道任何真理，他就不會自由。他同樣不會自由，甚至不會有自由的概念，假如理應在生活中統率他的全部真理一經展現在他面前便萬古不變，純而又純，絲毫也不摻雜謬誤。但是，人對真理的認識不是靜止不變的。每一個人——整個人類亦然——都在隨著自身在生活中的運動不斷深化對真理的認識，同時也不斷擺脫謬誤。因此人們對真理總是抱著三種態度：一種真理已為他們接受，成了他們的下意識行為的動機，另一種真理在他們面前剛剛開始展現，第三種真理雖然尚未被他們接受，卻已十分清晰地展現在他們面前，以至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對這種真理採取這樣或者那樣的態度，承認或者不承認。人的自由僅僅在於承認或者不承認這一類真理。人的自由並不在於他能不受生活進程和已經存在的種種因素的影響，隨心所欲地行事，而是在於他一旦承認展現在他面前的真理，信仰這一真理，便能成為上帝或者塵世的萬古不廢的事業的一個自由和快樂的創造者，或者，不承認這一真理，淪為這一真理的奴隸，痛苦地被強行卷向他所不願去的地方。真理不僅指明了人類生活的道路，並且打開了人類生活唯一可循的道路。因此人們全都不可避免地——不是自由地，便是被迫地——要走上真理的道路，有些人自覺順應生活的安排，有些人被迫服從生活的規律。人的自由便在這一選擇之中。這種局限性很大的自由在人們看來是那樣微不足道，簡直沒有理會的價值。有些人（宿命論者）認為這種自由少得可憐，根本不予承認，有些人（絕對自由論者）念念不忘自己臆想的自由，對這種在他們看來微乎其微的自由嗤之以鼻。這種局限於不知道真理和承認一定階段的真理之間的自由，在人們看來似乎不是自由，況且，無論一個人對展現在他面前的真理願意承認還是不願承認，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實行這一真理。一匹馬在和別的馬一起被套上大車以後，它便沒有不走在大車前面的自由。假如它駐步不前，大車便會撞到它的腿上，於是它只能順著大車前進的方向前進，無可奈何地拉著大車。儘管這種自由極其有限，但就馬是自動拉車還是被迫拉車而言，畢竟還是一種自由。人的情況也是這樣。這種自由與我們希望獲得的臆想的自由相比，無論是大是小，它無疑是唯一存在的自由。這種自由畢竟還是自由，並且正是這種自由體現著人所能及的幸福。這種自由除了給人幸福以外，又是推動塵世生活的唯一手段。按照基督的學說，一個人如果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人生沒有自由的領域，在於結果，即行為領域，他就沒有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按照基督教教義，僅僅屬於能把人生移入人生具有自由的領域，移入原因領域的人，即屬於能夠認識並且承認已被揭示的真理，信仰這一真理，因此必然會像大車走在馬的後面一樣去實行這一真理的人。假如一個人認為人生便是肉體的享受，那麼他所做的只是那些由他身外的地點和時間條件決定的事情。他甚至什麼事也不做，只是覺得他在做事，而實際上他覺得他在做的事都是上帝藉助他的身體做的，因此他不是生活的創造者，而是生活的奴隸。假如他認為人生應當是承認和信仰展現在他面前的真理，他便會置身於人類生活的源泉之中，他所做的已經不是那些由地點和時間條件決定的個人的私事，而是沒有原因，本身便是其他一切的原因，因此意義無限深遠、無限寬廣的事情。忽視人生的真諦在於承認和信仰真理，把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努力付諸外在行為的慣於崇拜偶像的人們，好比一艘輪船的船員為了到達目的地而熄滅了妨礙他們划槳的鍋爐，並在風浪大作的時候捨棄現成可用的蒸汽和螺旋槳，拚命劃著夠不到水面的木槳。天國的建立有賴於人們的努力，只有作出努力的人才能贏得天國。這種為了承認和信仰真理而摒棄改變外界條件的努力便是建立天國的努力，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並且可以作出的努力。只要人們理解這一點，不再關心他們不能自由處置的外界的和一般的事情，而把他們用於關心外界事情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於關心他們能夠自由處置的事情，即承認和信仰展現在他們面前的真理，使自己和別人擺脫掩蓋真理的謊言和偽善的束縛，那麼不用費勁，不用鬥爭，那個折磨人們並且顯然將給他們帶來更大苦難的虛偽的生活制度頃刻之間便會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將是天國，或者人們根據自己的認識已經準備迎接的天國的第一階段。正如只要一股動力，便能使飽和的鹽水立刻變成晶體一樣，也許現在只要作出微乎其微的努力，便能使已經展現在人們面前的真理掌握幾百，幾千乃至數以百萬計的人。屆時將會形成符合人們認識的社會輿論，而這種社會輿論的形成將會使現有生活的整個制度徹底改變。能否作出這種努力取決於我們。只要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去認識並且承認在我們周圍以種種形式出現，有待我們的心靈接受的基督教的真理，只要我們不再撒謊和假裝我們並未看見這一真理，或者假裝我們願意實行這一真理，只不過不是首先實行這一真理對我們自己提出的要求，只要我們承認這一正在召喚我們的真理，勇敢地信仰它，那麼我們立即便會發現，幾百，幾千，乃至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情況和我們相同，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看見了真理，也像我們一樣只是等著別人承認真理。只要人們不再裝假，他們立即便會看到，那個把他們維繫在一起的殘酷的生活制度，那個他們以為牢固、必要、神聖、出自上帝安排的東西已經整個動搖，全靠我們和類似我們的人的偽善的謊言支持著才未土崩瓦解。假如事情確實如此，假如能否摧毀現有生活制度取決於我們這話確實有理，那麼我們在沒有明確我們將用什麼替代這一制度的情況下，是否有權摧毀這一制度呢？現有制度一旦覆亡，世界便將如何？「那裡將會如何，在被我們拋棄的世界的大牆後面？」[19] 簡直可怕——空虛，遼闊，毫無約束……不知道往哪裡走怎能邁步，還沒有看見收穫怎能失卻！…… 「假如哥倫布如此推斷，那他永遠不會起錨開航。駛向沒有航路的大海，駛向前人沒有走過的汪洋，駛向是否存在尚屬疑問的大陸，真是十足的瘋狂。然而，這種瘋狂使他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當然，假如人民是從一幢現成的hotel garni[20]遷往另一幢更好的住宅，那麼事情也就比較簡單。不幸的是，無人建造新的住宅。未來絲毫不比海洋更加危險，環境和人們怎樣塑造未來，未來便將呈現怎樣的面貌。「假如你對舊世界感到滿意，那就努力保存它吧。這個世界十分虛弱，它的消亡已經指日可待。假如你覺得自己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信念和生活永無休止的抗爭中無法生活，那就大膽地從中世紀白色的拱頂下面走出來吧。我深深知道，這不容易。一個人要和與生俱來的習慣，要和伴隨他長大成人的一切決裂，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人們願意作出可怕的犧牲，然而不是新生活要求他們作出的那種犧牲。他們是否願意犧牲當代文明、生活方式、宗教和約定俗成的道德規範？他們是否願意喪失那些來之不易、三百年來我們一直引以為榮的一切成果，喪失我們生活中的一切舒適和享受，接受朝氣蓬勃的野蠻，拋棄風燭殘年的文明，摧毀祖傳的城堡，僅僅因為樂於為一座遠遠勝過城堡，然而將在我們身後建成的新的大廈添一鏟土？」（赫爾岑，第五卷第五十五頁[21]）這是一位俄國作家幾乎在半個世紀以前說的話，當時他就憑自己的深邃的智慧看清了今天任何一個稍事思考的人都已看清的事實，即無法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生活下去，必須建立某種新的生活形態。即便從最簡單、最低級和最實際的觀點來看也都十分清楚，繼續留在承受不住建築自身重量的拱頂下面是極不理智的，應該離開這幢建築。確實，很難設想還有什麼狀況能比基督教世界目前所處的狀況更加困苦的了。武裝起來的民族相互對抗，用以維持擴軍備戰的賦稅扶搖直上，勞動階層對富裕階層的仇恨情緒日益強烈，懸在世人頭上的戰爭利劍千鈞一髮，時刻可能，並且早晚終將墜落下來。對於廣大的黎民百姓來說，任何一場革命未必會比現在經常存在的秩序，或者毋寧說是無秩序更加可怕，因為我們的生活充滿非人勞動、貧困、酗酒和淫蕩造成的尋常的死亡，充滿未來戰爭的恐怖陰影，而一年這樣的戰爭比這一個世紀所有革命的總和所吞噬的生靈更多。假如我們每一個人都按上帝賦予我們的良心行事，那麼我們人類將會如何？假如我處在主人的掌握之中，在他建立和管轄的企業裡面做著他吩咐我做、但我因為不了解主人的最終目的因而感到古怪的事情，那麼會不會遭殃呢？然而，在人們磨磨蹭蹭地執行主人意志的時候，他們擔心的問題甚至不是「將會如何？」，而是一旦失去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被我們稱為科學、藝術、文明、文化的生活條件，那該怎樣生活。我們對現有生活的全部艱難都有切身體驗，我們甚至看到，如果這種生活秩序繼續存在下去，我們必死無疑。然而我們同時又希望我們的生活條件，即現有生活形成的條件，如我們的科學、藝術、文明、文化，能在變革過程中完整地保存下來。正如一個人身居舊屋，感到既冷又不舒服，並且知道這屋子不久將要坍塌，只好同意改建，然而條件是不離開屋子，這和拒絕改建沒有什麼兩樣。「要是我離開這屋子，暫時失去種種方便，而新屋造不起來或者造得不如人意，裡面沒有我所習慣的一切，那怎麼辦？」不過既然有材料，又有工匠，那麼我們便有一切把握相信，新屋造起來會比舊屋好，況且除了這種把握以外，尚有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即舊屋要塌了，會壓死留在裡面的人。無論原先習慣的生活條件能否保存，無論日後能否出現新的更好的生活條件，反正我們必須擺脫那種無法忍受的、危及人的生命的舊的生活條件，勇敢地迎著未來前進。「科學、藝術、文明、文化都將毀於一旦！」須知，這些不過是真理的不同表現形式，而進行未來的變革，目的僅在於接近真理，實行真理。既然如此，怎麼可能因為實行真理而使真理的表現形式毀於一旦呢？那些形式較之現有形式將會有所不同，將會更加完美，更加高級，然而絕對不是趨向滅亡。趨向滅亡的只是它們的虛假部分，而源於真理的部分只會更加繁榮，更加發達。 6 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信闡述幸福的學說。你們若不悔改，那麼勢必會像被彼拉多[22]處死的古人那樣死去，會像被西羅亞塔壓死的百姓那樣死去，會像億萬殺人者和被殺者，執行死刑者和被處死刑者，虐待者和被虐待者那樣死去，會像一個裝滿穀倉以後打算安享天年，然而就在他希望開始新生活的當天夜晚一命嗚呼的人那樣愚蠢地死去。「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23]這話是一千八百年前基督說的，現在聽來更加使人信服，因為我們現在所過的極端艱難和荒唐的生活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須知，為了保障我們的生活，崇拜偶像的暴力制度進行了許多世紀徒勞無益的努力。現在似乎任何人都很清楚，旨在達到這一目標的一切努力只是給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帶來新的危險，沒有起到什麼保障作用。須知，無論我們具有什麼身份，穿上什麼服裝，舉行什麼規模的塗油儀式，擁有多少金錢，在所經之處設置多少崗哨，有多少警察保護我們的財產，處死多少所謂為非作歹的革命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建樹什麼功勳，創立什麼國家，構築什麼堡壘和高塔——從巴別塔[24]直到埃菲爾鐵塔，在生活中我們大家總是面臨著兩個不可避免的使生活失去意義的結局：1）死亡時刻可能降臨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2）我們的一切業績都難保存，很快便將化作烏有。無論我們從事什麼，建立國家，營造宮殿和紀念碑，創作長詩和歌曲——所有這些都不會久長，全都消亡有日，不會留下痕跡。因此，無論我們怎樣對自己隱瞞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看到，人生的意義既不在於我們個人的肉體存在（這種存在總是伴隨著不可排遣的痛苦和無法避免的死亡），也不在於我們在塵世的建樹。無論你是誰，請你在讀這些文字的時候考慮一下你的身份和你的責任，不是指地主、商人、法官、皇帝、總統、部長、神父、士兵的那種人們暫時賦予你的身份，也不是指這些身份加之於你的假想的責任，而是指你作為一個按照某種意志在經歷了沒有生命的久遠年代以後，一朝脫離無意識狀態，但又時刻可能按照某種意志回歸原處的生物所具有的真正的、永恆的身份。請考慮一下你的責任，不是指地主對於自己的田莊，商人對於資本，或者皇帝、部長、各級官員對於國家的假想的責任，而是指你成為有生命、有理智、能夠愛的生物以後，由你這個真正的身份賦予你的真正責任。你所做的是否就是那差你到塵世上來，而不久以後將召你回到他身邊去者要求你去做的？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希望你去做的？當你作為地主或工廠老闆，攫取窮人的勞動成果，並在這種巧取豪奪的基礎上構築自己的生活的時候，當你作為統治者或者法官，濫施淫威，判處人們死刑的時候，當你作為軍人去奮戰、打仗、搶劫、殺人的時候，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要求和希望你去做的？你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凡此種種全都無法避免，你這樣做也是身不由己，出於無奈。難道是出於無奈你的本性中才埋藏了對於人們遭受苦難、鞭笞和屠殺深惡痛絕的情感，埋藏了愛他人的強烈要求和被愛的更加強烈的要求；難道是出於無奈你才明白，只有承認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應該相互服務，才能獲取人們可能獲取的最大幸福；難道是出於無奈你的心靈，你的理智，你的信仰才給你這樣的忠告，科學也給你同樣的忠告，而你不顧這些，卻根據一些十分模糊而又混亂的論斷做著一切與此截然相反的事情；難道是出於無奈，你作為地主或者資本家，只好在壓迫人民的基礎上構築自己的生活，或者作為皇帝，作為總統，只好指揮軍隊打仗，即充當殺人暴徒的頭目和首領，或者作為政府官員，只好強行掠奪窮人的血汗錢以供自己享用，並且分給富人，或者作為法官、陪審員，只好判處因為不明真理而誤入歧途的人們以體罰和死刑，或者——這是世上一切罪惡賴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作為一個青年男子，只好入伍，並且違背自己的心愿，拋棄一切人的情感，發誓服從與自己格格不入的人們的意志去屠殺一切他們下令屠殺的人？這不可能。即便有人對你說，這一切對於維護現有生活制度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現有制度儘管產生貧困、飢餓、監獄、死刑、軍隊和戰爭，對於社會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一旦這種制度遭到破壞，便會出現更大的災難，那麼你要知道，說這種話的人只會是這種生活制度的受益者，而這種生活制度的受害者——其人數超過前者十倍——他們的想法和說法恰恰與此相反。況且你在內心深處知道，這是胡說，現有生活制度已經不合時宜，必須按照新的原則加以改造，因此沒有必要為了維護這種制度犧牲人的情感。主要的是，即便退一步說，假如現有制度必須存在，為什麼恰恰是你感到自己應該踐踏人的一切美好情感以維護這種制度？是誰讓你充當這一分崩離析的制度的保姆？無論社會，無論國家，無論世人，從未對你有過請求，讓你這個享有地主、商人、皇帝、神父、士兵地位的人維護這種制度。你也十分清楚，你享有或者接受自己的地位，完全不是懷著維護世人幸福必不可少的生活秩序這樣一個忘我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即為了自己的私利、功名、虛榮、懶惰和膽怯。倘若你不願享有這種地位，你就不會為了保住你的地位而去做那些不斷要你去做的事情。你試一下吧，只要你不再去做那些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斷在做的繁瑣、殘酷、陰險、卑鄙的事情，那麼你立即會喪失你的地位。你試一下吧，假如你是統治者或者官員，只要不再撒謊，使壞，參與暴力和判人死刑，假如你是神父，只要不再行騙，假如你是軍人，只要不再殺戮，假如你是地主或者工廠老闆，只要不再通過法庭和暴力維護自己的財產，那麼你立即會喪失——按照你的說法——那種別人強加於你，而你似乎感到厭惡的地位。一個人不可能被擺在違背他的心愿、與他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位置上。假如你處於這種地位，那麼並非因為這對某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因為你願意處於這種地位。因此，你既然知道這種地位直接違背你的心愿、你的理智、你的信仰，甚至違背你所信仰的科學，你就不能不考慮一個問題：假如你繼續處於這種地位，並且，主要的是，竭力為這種地位辯護，那麼你所做的是否是你應該做的？冒一冒鑄成錯誤的危險未嘗不可，假如你有時間看到並且糾正自己的錯誤，假如你為之冒險的目的具有某種重大意義。但是，既然你確實知道，你從這一世界上消失的可能時刻存在，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你，還是受你誘惑鑄成錯誤的人便都沒有什麼辦法糾正這一錯誤；你又知道，無論你在改變世界外部結構方面做了什麼，所有這一切也像你本人一樣，不久就會不留痕跡地從這一世界上消失，那麼你顯然也就沒有理由去冒鑄成大錯的危險。須知，這些都是既簡單又明白的道理，假如我們不是沉溺於偽善，而把無疑已向我們揭示的真理弄得模糊不清。「有福共享，勿聚財，勿自大，勿偷盜，勿逼迫，勿殺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不是一千八百年前，而是五千年前已有人說過的金玉良言。假如沒有偽善，那麼這些戒律都是無可懷疑的真理。不能不遵守這些戒律，至少不能不承認任何時候都應當遵守這些戒律，誰不遵守，便是行惡。但是你說，世上還有公眾的幸福，因此可以並且應該不顧這些戒律，即為了公眾的幸福可以殺人，鞭笞和掠奪。你說，就像該亞法[25]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死總比全國百姓都死要好。於是你便簽字，接二連三地判人死刑；你便裝上子彈，帶著槍支前去逮捕這個應為公眾幸福而死的人，把他投入監獄，沒收他的財產。你說，你採取這些殘酷的行動是因為你作為地主、法官、皇帝、軍人，覺得自己屬於社會，屬於國家，理應為社會、為國家效勞，執行國家的法律。但是你要知道，你除了屬於一定的國家、肩負著由此產生的責任以外，你還屬於萬古不廢的塵世生活，屬於上帝，肩負著由此產生的責任。正如你因為屬於一定的家庭和社會而肩負的責任總是服從你因為屬於國家而肩負的更高的責任一樣，你因為屬於國家而肩負的責任也必須服從你因為屬於塵世生活，屬於上帝而肩負的責任。為了保證家庭或者社會取暖，為增加社會福利而去砍電線杆是荒唐的，因為這違背維持國家繁榮的法規。為了保障國家的安全，增加國家的福利而去鞭笞、殺戮或者處死百姓，同樣是荒唐的，因為這違背維持塵世繁榮的無可懷疑的法規。你因為屬於國家而肩負的責任不能不服從你因為屬於萬古不廢的塵世生活，或者因為屬於上帝而肩負的至高無上的永恆的責任，前者不能違背後者，正如基督的門徒在一千八百年前所說：「聽從你們，不聽從上帝，這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罷。」（《新約·使徒行傳》第四章第十九節）「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同上書，第五章第二十九節）人家要你相信，為使昨天某些人在世界某個角落建立的並非永恆的秩序不受破壞，你得鞭笞，折磨，殺害一部分人，破壞上帝或者理性確立的永恆的塵世秩序。難道可以這樣嗎？因而你不能不認真考慮你那隨同壓迫、暴力、欺騙、鞭笞、屠殺而來的地主、商人、法官、皇帝、總統、部長、神父、士兵的身份，不能不承認這些身份是違背天意的。我不是說，假如你是地主，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土地交給窮人，假如你是資本家，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錢財和工廠交給工人，假如你是皇帝、部長、公職人員、法官、將軍，你就得立即放棄自己的有利地位，假如你是士兵（即你處於全部暴力賴以存在的地位），你就得冒著拒絕服從命令的種種危險，立即放棄自己的地位。假如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是做了一件莫大的好事。然而，最可能的是，你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你有各種社會聯繫，有家庭，有下屬，有上司，在各種誘惑的強大影響下無法做到這一點。但是承認真理，不撒謊，這你永遠可以做到。不要強詞奪理，說你仍然做你的地主、工廠老闆、商人、畫家、作家是因為這對世人有利，說你做你的省長、檢察長、皇帝不是因為這使你感到舒坦，感到習慣，而是為了造福黎民，說你仍然做你的士兵不是因為懼怕懲罰，而是因為你認為軍隊是人們生活的必要保障。不對自己和別人撒謊，這你永遠可以做到，不僅可以做到，並且應該做到，因為只有這樣，只有摒棄謊言，信仰真理，你才能獲得人生唯一的幸福。只要你這樣做了，你的地位必將隨之改變。生活中，只在一件事情上，也僅僅在這件事情上，你是自由的和萬能的。其他一切全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這件事情便是認識真理，信仰真理。可是突然，一些像你那樣陷入迷誤的可憐的人們使你相信，你是士兵、皇帝、地主、富翁、神父、將軍，你便明白無疑地違背你的理智和良心，開始行兇作惡，即開始鞭笞、掠奪和殺害黎民百姓，在他們的苦難上面構築自己的生活；主要的是，你不僅不履行人生的唯一使命——承認和信仰你所知道的真理，反而竭力裝出一副你不知道真理的樣子，對自己和別人隱瞞真理。這樣，你的所作所為便完全違背了你的唯一使命。況且，你又是在什麼情況下這樣做的呢？你時刻可能死亡，但你簽署死刑判決，宣布戰爭開始，出征打仗，審訊、虐待、盤剝工人，在乞丐中間過著奢侈的生活，並向聽信你的弱者宣揚，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是人們的職責所在，全然不顧你在這樣做的時候，有被細菌感染或者被子彈打中的危險，你會生病，死亡，永遠失去糾正你對別人，而主要是對自己作的惡的機會，在沒有做好你無疑應該做好的那件事情以前，白白葬送了在歷史長河中只能屬於你一次的生命。須知，不管這道理多麼簡單，多麼陳舊，不管我們怎樣用偽善和偽善產生的自我暗示愚弄自己，畢竟沒有什麼能夠推翻這一無可懷疑而又簡單明了的真理：人生必然伴隨著無法避免的苦難，並且必然要以時刻可能降臨的更加無法避免的死亡告終，任何外在努力都不能改變這種狀況。因此人生的唯一意義在於時刻去做差我們到世上來的力量要我們做的事，這力量給了我們為人處世的無可懷疑的指導，即我們的理性。這力量不可能要我們去做不合情理而又無法做到的事情，如安排我們的短暫的肉體生活，安排社會或者國家的生活。這力量要我們做的只有一種無可懷疑，合乎情理而又可能做到的事情，即效命天國，即促使全體生靈在真理的基礎上求得最大限度的聯合，為此就得承認已經向我們揭示的真理，信仰這一真理。唯有這件事情永遠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26]人生的意義僅僅在於以建立天國的行動服務塵世。這種行動便是人人承認真理，信仰真理。「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27] （1890—1893）曹國維譯〔據《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附：《天國就在你們心裡》各章標題及內容概要一、不以暴力抗惡的學說從基督教建立以來一直由少數人宣講著，現在仍在宣講。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對不以暴力抗惡的論斷三、信教的人對基督教的不理解四、學者對基督教的不理解五、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基督教意識的矛盾六、當今人類對戰爭的態度七、普遍兵役制的意義八、不以暴力抗惡的基督教學說為我們人類接受的必然性九、接受基督教的生活觀能使人們擺脫我們多神教生活的不幸十、國家暴力對消滅惡行毫無用處，人類的道德進步不僅通過對真理的認識，而且還通過社會輿論的確立來實現。十一、在我們社會中基督教的社會輿論已經產生，而且必然會消滅我們生活的暴力制度。問題是什麼時候能實現。十二、結論。懺悔吧，因為天國近了，就在門口。倪蕊琴譯〔據《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 * * * [1]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間在法國由三位執政官組成的政府。 [2]布朗熱（1837—1891），法國將軍，反動政客。 [3]《聖經·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節說：「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而《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三十九節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耶穌〕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4]比隆（1690—1772），俄國女皇安娜·伊凡諾夫娜的寵臣。 [5]伊麗莎白（1709—1761），俄皇彼得大帝之女，一七四一年即位。 [6]即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年登基。 [7]指路德維希二世（1845—1886），一八六四年登基，後因精神病於一八八六年被廢黜後自殺。 [8]即俄皇保羅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登基，對內實行軍事警察統治，後遇刺身亡。 [9]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斯科別列夫（1843—1882），俄國將軍。 [10]尼祿、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葉卡捷琳娜等泛指西歐及俄國歷代帝王、暴君；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重要領袖，堅決主張革命暴力。 [11]沙皇加冕時要受塗油禮。 [12]猶太教的幾位先知。 [13]1俄尺約合0.71米。 [14]愛德華·貝拉米（1850—1898），美國作家，著有烏托邦小說《回顧既往》。 [15]夏爾·里歇（1850—1935），法國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著有許多實驗心理學專論。 [16]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國詩人。上述觀點出自論文《論死刑》。 [17]法利賽人原意為分離者。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至公元七十年猶太教上層人物中的一派，標榜猶太教傳統，反對希臘文化影響，主張同外教人嚴格分離，因此得名。但在實際上他們卻把希臘人關於靈魂不死的觀念引入了猶太教。故而《新約全書》稱法利賽人為言行不一的偽善者。法利賽人曾經迫害過早期的基督教團體。 [18]指聖誕節和新年晚會上裝飾的樅樹。 [19]赫爾岑語。 [20]法語：連同家具一起出租的住宅。 [21]指列姆克（М.К.Лемке）編輯的赫爾岑《著作和書信全集》，俄文版。引文出自論文集《來自彼岸》。 [22]彼拉多是公元二六至三六年羅馬帝國駐猶太總督，按照《聖經·新約全書》記載，耶穌由他判決釘死在十字架上。 [23]見《聖經·新約·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節。 [24]指《聖經·舊約·創世記》第十一章所說的通天塔。 [25]該亞法是猶太教大祭司。他曾說：「……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節。 [26]《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節。 [27]《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二十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