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修養 · 給《申報周刊》的青年讀者(五)
——談理想與事實
朋友:
前幾天有一位師範大學朱君來訪,閒談中他向我提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代社會惡濁,青年人所見到的事實和他自己所抱的理想常相衝突,比如畢業後做事就是一個大難關。如果要依照理想,廉潔自矢,守正不阿,則各機關大半是壞人把持住,你就根本不能插足進去,改造社會自然是談不到。如果不擇手段,依照中國人謀事的習慣法,奔走逢迎,獻媚權貴,則你還沒有改造社會,就已被社會腐化。我自己也很想將來替社會做一點事,但是又不願同流合污,想到這一層,心裡就萬分煩惱。先生以為我們青年人處在這種兩難的地位,究竟應該持什麼一種態度呢?」
朱君所提出的只是理想與事實的衝突的一端。其實現在中國社會各方面,從家庭、婚姻、教育、內政、外交,以至於整個的社會組織,都處處使人感到事實與理想的衝突。每一個稍有良心的人從少到老都不免在這種衝突中掙扎奮鬥,尤其是青年有志之士對於這種衝突特別感到苦惱。大半每個人在年輕時代都是理想主義者,歡喜閉著眼睛,在想像中造成一座堂華美麗的空中樓閣。後來入世漸深,理想到處碰事實的釘子,便不免逐漸犧牲理想而遷就事實。一到老年,事實就變成萬能,理想就全置度外。聰敏者唯唯否否,圓滑不露稜角;奸猾者則鑽營競逐,竊祿取寵,行為骯髒而話卻說得堂皇漂亮。我們略放眼一看,就可以見出許名「優秀分子」的生命都形成這麼一種三部曲的悲劇。
我常想,老年人難得的美德是尊重理想,青年人難得的美德是尊重事實。老年人我們姑且不去管他們,死在等待他們,他們縱然是改進社會的一個大累,不久也就要完事了。「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青年所負的責任特別繁重,中國事有救與無救,就全要看這一代人的成功與失敗。一髮千鈞,稍縱即逝。這個時代的中國青年應該認清他們的責任,認清目前的特殊事實,以冷靜而沉著的態度去解決事實所給的困難。最誤事的是不顧事實而空談理想。
我還記得那一次我回答朱君的話。我說:什麼叫做「理想」?它不外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可望而不可攀,可幻想而不可實現的完美」。比如說,在許多宗教中,理解的幸福是長生不老;它成為理想,就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長生不老。另一種是「一個問題的最完美的答案」或是「可能範圍以內的最圓滿的辦法」。比如說,長生不老雖非人力所能達到,強健卻是人力所能達到的。就人所能謀的幸福說,強健是一個合理的理想。這兩種理想的分別在一個蔑視事實條件,一個顧到事實條件;一個渺茫空洞,一個有方法步驟可循。第一種理想是心理學家所謂想像中的欲望的滿足,在宗教與文藝中自有它的重要,可是決不能適用於實際人生。在實際人生中,理想都應該是解決事實困難的最合理的答案。一個理想如果不能解決事實困難,永遠與事實困難相衝突,那就可以證明那個理想本身有毛病,或者可以說,它簡直不成其為理想。現代青年每遇心裡懷著一個「理想」時,應該自己反省一遍,看它是屬於我們所說的兩種理想中的哪一種。如果它屬於前一種,而他要實現它,那末,他就是迂誕、狂妄、浮躁、糊塗,沒有別的話。如果它屬於後一種,他就應該有決心毅力,有方法程次,按部就班地去使它實現。他就不應該因為理想與事實衝突而生苦惱或怨天尤人。
比如就青年說,有兩個問題最切要:第一是怎樣去學一點切實的學問?第二是學成之後,怎樣找機會去做事?一般青年對於求學問題所感到的困難不外兩種:一種是經濟困難。在現在經濟破產狀況之下,十個人就有九個人覺到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這一筆費用不易籌措。天災人禍,常出意外,多數青年學生都時時有被逼輟學的可能。另一種是學力問題。學校少而應試者多。比如幾個稍好的大學每年都有四五千人應試,而錄取額最多只有四五百名,十人之中就有九人勢須向隅。這兩種事實都是與青年學生理想相衝突的。一般青年似乎都以為讀書必進大學,甚至於必進某某大學;如果因為經濟或學力的欠缺,不能如自己所願望,便以為學問之途對於自己是斷絕了。我以為讀書而懸進大學或出洋為最高標準,根本還是深中科舉資格觀念的餘毒。做學問的機會甚多,如果一個人真是一個做學問的材料,他終久總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如果不是這種材料,天下事可做的甚多,又何必貪讀書的虛榮?就是讀書,一個人也只能在自己的特殊經濟情形和資稟學力範圍之內,選擇最適宜的路徑。種田、做匠人、當兵、做買賣,以至於更卑微的職業也都要有人去干;干哪一行職業,也都可以得到若干經驗學問。哲學家斯賓諾莎不肯當大學教授而寧願操磨鏡的微業以謀生活,這種精神是最值得佩服的。現在中國青年大半仍鄙視普通職業,都希望進大學、出洋、當學者、做官,過舒適的生活。這種風氣顯然仍是舊日科舉時代所流傳下來的。學者和官僚愈多,物質消耗愈大,權利競爭愈烈,平民受剝削愈盛,社會也就愈不安寧。我們試平心而論,這是不是目前中國的實在情形?
如果一般青年能了解這番道理,對於擇校選科,只求在自己的特殊情形之下,如何學得一副當有用的公民的本領,不一定要勉強預備做學者或官僚,我相信上文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做事問題——就不至於像現時那麼嚴重。在中國現在百廢待舉,一個中學生或大學生何至沒有事可做?一個不識字的人還可以種田做買賣,難道一個受教育的人反不如鄉下愚夫愚婦?事是很多的,只是受過教育的人不屑於做小事。事沒有人做,結果才鬧成人沒有事做。
我勸青年們多去俯就有益社會的小事,並非勸他們一定不要插足於政治教育以及其他較被優待的職業。這些事也要有人去做,而且應該有純潔而能幹的人去做,現在各種優遇位置大半被一般有勢力而無能力的人們把持,新進者不易插足進去。這確是事實,但不是不可變動的事實。惡勢力之所以成為勢力,大半是靠團結。要打破一種惡勢力,一個人孤掌難鳴,也一定要有團結才行。中國青年的毛病在潔身自好者不能團結,能團結者又不免同流合污,所以結果齷齪者勝而純潔者敗。談到究竟,惡勢力在一個社會裡能夠存在,還要歸咎於純潔分子的惰性太深,抵抗力太小。要挽救目前中國社會種種積弊,有志的純潔青年們應該團結起來,努力和惡勢力奮鬥。比如說一鄉一縣的事業被土豪劣紳把持,當地的優秀青年如果真正能團結奮鬥,決不難把事權奪過來。推之一省一國,也是如此。結黨、造勢力、爭權位都不是壞事;壞事是結黨而營私,爭權位而分贓失職。只要勢力造成、權位爭得以後,自己能光明正大地為社會謀福利,終久總可以博得社會的同情,打倒壞人所造成的惡勢力。社會的同情總是站在善人方面,「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現在許多人都見到社會上種種積弊和補救的方法,只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力量孤單,見到而做不到。其實這裡問題很簡單,大家團結起來就行了。在任何社會,有一分能力總可以做一分事。做不出事來,那是自己沒有能力,用不著怨天尤人。
理想不應與事實衝突,不但在求學謀事兩方面是如此,其他一切也莫不然。比如說政治,現在一般青年都仿佛以為一經「革命」,地獄就可以立刻變成天國。被「革命」的是什麼?革命後拿什麼來代替?怎樣去革命?第一步怎樣做?第二步怎樣做?遇到難關又怎樣去克服?這些問題他們似乎都不曾仔細想過,只是天天在搖旗吶喊。我們天天都聽到「革命」的新口號,卻沒有看見一件真正「革了命」的事跡。關於這一點,目前知識界的「領袖」們似乎說不清他們的罪過,他們教一般青年誤認喊革命口號為做革命工作,誤認革命為一件無須學識與技能的事業。「革命」兩個字在青年心理中已變成一種最空洞不過的「理想」,像道家所說的「太極」。有神秘的面貌而無內容,它和事實毫不接頭,自然更談不到衝突。
政治理想是隨時代環境變遷的。我們不要古人為我們打算盤,也大可不必去替後人打算盤。每一個國家的最好的政治理想應該是當時當境的最圓滿的應付事實的方法。目前中國所有的是什樣的事實?民窮國敝,外患紛乘,稍不振作,即歸毀滅。這種事實應該使每個有頭腦的中國人覺悟到:在今日談中國政治,「圖存」是第一要義。中國是一個久病之夫,一切摧殘元氣的舉動,一切聊快一時的毀壞,都與「圖存」一個基本要義不相容。「社會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永久平等」,「大同平等」,種種方劑都要牽涉到全世界的制度組織。在加入這個全世界的大戰線以前,中國人首先須要把自己訓練到能荷槍執戟,才可以有資格。
這番話對於現代青年是很苦辣不適口的。我只能向他們說:高調誰也會唱,但是我的良心不容許我唱高調,因為我親眼看見,調愈唱得高,事愈做得壞,小百姓受苦愈大,而青年也愈感徬徨悵惘。
光潛
載《申報周刊》第1卷第44期,193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