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欣賞 · 敬悼朱佩弦先生

他對一切大抵都如此，乘興而來，適可而止， 從不流連忘返；他雖嚴肅，卻不古板乾枯。 在文藝界的朋友中，我認識最早而且得益也最多的要算佩弦先生。那還是民國十三年的夏季，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因江浙戰事停頓，我在上海閒著，夏丐尊先生邀我到上虞春暉中學去教英文。當時佩弦先生正在那裡教國文。學校範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愷諸人都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於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我的第一篇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丐尊、佩弦兩位先生鼓勵之下寫成的。他們認為我可以作說理文，就勸我走這一條路。這二十餘年來我始終抱著這一條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績，就不能不歸功於他們兩位的誘導。 當時春暉中學的一批朋友相處不算很久，可是在短促的時間裡，大家奠定了很長久的交誼。有兩件事業都是由此產生出來的，一是立達學園。我們一批年輕的教員，因為不滿意春暉中學當局的獨裁的作風，相約退出，由匡互生領導，在上海江灣自己創辦了一個學校，叫做立達學園。我們所懸的理想是自由式的教育，特別著重啟發與感化，想針對中等教育的流行的弊病加以糾正。這學校雖終於受中日戰事的打擊而衰落，卻造就出一批有造詣的學生來，對於中等教育發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其次是開明書店。我們老早就覺得出版事業對於文化影響的重要，一個理想的書店應該脫離官辦與商辦的氣味，由讀書人和著書人自己來經營。由於夏丐尊、葉聖陶幾位先生的努力，這計劃終於實現。到現在還不過二十五年，開明書店已由一家幾百元股本的小書店，一躍而為有數的大書店。就出書的質量來說，它勝過一切其它的大書店，對於中學學校和新文藝作者的貢獻尤其大。對於這兩件事業，佩弦先生和我雖不居主要的倡導者的地位，卻都先後出了一些力量。佩弦先生之死，與抱病替開明書店編中學國文教本有關，對於開明可謂鞠躬盡瘁。我自己雜事太多，卻未能盡全力，心裡常覺歉然。 佩弦先生離開立達、開明的一批朋友是應清華大學的聘；我離開他們，是要出國讀書。後來他由清華休假到歐洲去，我還在英國沒有歸來，在英國彼此又有一個短時期的往還。那時候，我的《文藝心理學》和《談美》的初稿都已寫成，他在短途中替我仔細看過原稿，指示我一些意見，並且還替我做了兩篇序。後來我的《詩論》初稿也送給他，由他斟酌過。我對於佩弦先生始終當作一位良師益友信賴。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學文藝的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範圍和他的也很相近，而且他是那樣可信賴的一位朋友，請他看稿子他必仔細看，請他批評他也必切切實實地批評。我的《文藝心理學》有一兩章是由他的批評而完全改寫過的，在序文里我已經提到這一點。 1933年我回國任教北京大學，他約我在清華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此後過從的機會就更多。在北平的文藝界朋友們常聚會討論，有他就必有我。於今還值得提起的有兩件事。一是《文學雜誌》，名義上雖由我主編，實際上他和沈從文、楊金莆、馮君培諸人撐持的力量最多。這刊物因抗戰停了十年，去年算是又恢復起來了。頭一期就有佩弦先生的文章，但是因為他多病，文債的擔負又重，我們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得到他的文章。其次是朗誦會，當時朋友們都覺得語體文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以往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不太講究，現在要想語體文走上正軌，我們就不能不在這方面講究，所以大家定期聚會，專門練習朗誦，有時趁便討論一般文學問題。佩弦先生對於這件事最起勁。語文本是他的興趣中心，他隨時對於一個字的用法或一句話的講法都潛心玩索，參加過朗誦會的朋友們都還記得，他對於語體文不但寫得好，而且也讀得好。 抗戰中我住在四川，佩弦先生雖是常住昆明，因為家眷在川，到四川去的回數很多。亂離中相見，彼此都已大不如前。他老早就有胃病，昆明教授們生活特別苦，聽說他於教書以外，燒飯洗碗補衣全靠自己動手，有時竟吃冷饅頭度日，他的舊病可能因此加重，他的形容確是日益消瘦憔悴。這些年來我每次看見他，都暗地替他擔心。他本來是一位溫恭和藹的人，生氣不算蓬勃，進來和他對面，有如對著深秋，令人起蕭索之感。他多年來貧病交加，見著朋友卻從來不為貧病訴苦，他有廊下派哲人的堅忍。但是貧與病顯然累了他，我常感覺到他仿佛受了一種重壓，壓得不能自由伸展。於今他死去了，我覺得他是一直壓到死的。 讀過《背影》和《祭亡妻》那一類文章的人們，都會知道佩弦先生富於至性深情；可是這至性深情背後也隱藏著一種深沉的憂鬱，壓得他不能發揚蹈厲。他的面孔老是那樣溫和而鎮定，從來不打一個呵呵笑，嘆息也是低微的。他的臉部筋肉通常是微微下沉，偶一興奮時便微微向上提起，不多時就放下。平正嚴肅是他的本性。他那一套舊西裝質料雖不講究，卻老是洗刷得乾乾淨淨，領結打得挺直；到他的書房裡，陳設常是簡單樸素，可是一幾一硯都擺得齊齊整整。文人不修邊幅的習氣他絕對沒有，行險僥倖的事他一生沒有做過一件。他對人對事一向認真，守本分。在清華任教二十四年，除掉休假，他從沒有放棄過他的崗位，清華國文系是他一手造成的。教課以外，他的其他活動只有寫文章，編教科書，他在開明書店所出的國文教學書籍是一座相當偉大的紀念碑，今日中等學校國文教師不留心研究本行問題則已，留心研究本行問題的沒有不從他那裡得到益處的。他對朋友始終真誠，請他幫忙的只要他力量能辦到，他沒有不幫忙的。我得到他的最後一封信，是答覆我托他替一位青年謀事的。事沒有謀成，而他卻盡了力。計算日期，他寫那封信是在進醫院之前不過幾天，那時他的身體當然已經很壞了，還沒有忘記一個朋友的一件尋常的請託。我想起自己老是壓著信不復，才知道他的這種仔細當極不容易。他的生活興趣不算很濃也不算很淺，旅行中愛看名勝，集會中愛坐著聽人清談，朋友們說起有好戲他也偶爾抽空去看看，近年來常做舊詩，胃病未發以前他也能喝幾杯酒，在朋友們中以酒德見稱，不過分也不喧嚷。他對一切大抵都如此，乘興而來，適可而止，從不流連忘返；他雖嚴肅，卻不古板乾枯。聽過他的談吐的人們都忘不了他的諧趣，他對於旁人的諧趣也很欣賞，不過開玩笑打趣在他只是偶然間靈機一現，有時竟像出諸有心，他的長處並不在此。就他的整個性格來說，他屬於古典型的多，屬於浪漫型的少；得諸孔顏的多，得諸莊老的少。 佩弦先生對於學術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文學史，尤其關於詩歌部門。朋友中有遠比我較適宜的人——比如俞平伯先生和浦江清先生——可以詳談他的學術成就，我在此不用再說，只略說他的文章。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 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摹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於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練不讓於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鍊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也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麼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麼彆扭。我自己好多年來都在追求這個理想，可是至今還是嫌它可望而不可追，所以特別覺得佩弦先生的成就難能可貴。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主張而是作品，佩弦先生的作品不但證明了語體文可以做到文言文的簡潔典雅，而且向一般寫語體文的人們揭示一個極好的模範。我相信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是要和語體文運動史共垂久遠的。 佩弦先生和我同姓，年齡相差一歲，身材大小肥瘦相若，據公共的朋友們說，性格和興趣也頗相似。這些偶合曾經引起了不少的誤會，有人疑心他和我是兄弟，有一部國文教本附載作者小傳，竟把我弄成江浙人；甚至有人以為他就是我，未謀面的青年們寫信給他的誤投給我，寫信給我的誤投給他，都已經不只一次，這對我是一種不應得的榮譽，他在做人和做文方面都已做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我至今還很駁雜，「賜也何敢望回」？於今他已經離開人世了，生死我已久看作尋常事，可是自顧形單影隻，仍不免有些感傷。回想起當年白馬湖的一批朋友們，互生在抗戰前就已過去，丐尊在抗戰中過去，現在又短了佩弦，只有子愷、聖陶和我幾個人還健在，而都已年過五十，漸就衰老。個人在不同的園地里雖然都略有建樹，可是離當初所懸的理想相差都還很遠，而世界前途越發迷茫混沌，大家對著都莫可如何。我想死者和生者心頭是一樣感覺沉重的。 （載1948年8月23日《天津民國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