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欣賞 · 旅英雜談

拿劇本當作一部書讀，根本就大錯特錯。 讀莎氏劇本而不能領略其美的人， 大半都誤在專從文字著眼，而沒有注意到言外之意。 1 記得美國人史蒂芬教授在他的《英倫印象記》里仿佛說過，英國大學生的學問不是從教室，而是從煙霧沉沉的吃煙室里得來的，因為教授們在安安泰泰地銜著菸斗躺在沙發椅子上的時候，才打開話匣子，讓他們的思想自然流露出來。這番話固然不是毫無根據，但是對於大多數大學校中之大多數學生，這還僅是一種理想。私課制（tuition system）固然是英國大學的一個優點，不過採行這種制度而名副其實的只有牛津劍橋一兩處；就是這一兩處也只有少數貴族學生能私聘教員，在課外特別指導。其餘一般大學授課多隻為一種有限制的公開演講。每班學生數目常自數十人以至數百人，教員如何能把他們個個都引在吸菸室里從容討論？好在英國幾個第一流的大學所請的教授大半很有實學，平時擔任鐘點很少，他們的講義確是自己研究的結果，不像一般大學教授的講義只是一件東抄西襲的百衲衫。每科嘗有所謂榮譽班（honour course），只有在普通班卒業而成績最優的才得進去，所以學生人數少，和教員接洽的機會較多，榮譽班正式上課時也不似尋常班之聽而弗問，往往取談話的方式。榮譽班卒業並不背起什麼博士頭銜。所謂博士，其必要的條件只是在得過尋常班學位以後再住校兩年，擇一問題自己研究，然後做一篇勉強過得去的論文，繳若干考試費，就行了。固然也有些人真是「博」才得到這種頭銜，可是不「博」而求這種頭銜，似乎也並不要費什么九牛二虎之力。 2 近年來國內學生入黨問題，頗惹起教育界注意。我對此也曾略費思索，來英後所以特別注意他們學生和政黨的關係。在中小學校，我還沒有聽見學生加入政黨。可是在各大學裡，各政黨都有支部，多數學生都各有各的政黨，各政黨支部的名譽總理大半都是本黨領袖。他們常定期舉行辯論，或請本黨名人演講。有時工黨與守舊黨學生互舉代表作聯席辯論，仿佛和國會議事一般模樣。英國本是一個黨治的國家，黨的教育所以較為重要。他們所謂黨的教育不外含有兩種任務：一，明了本黨黨綱與政策；二，練習辯論和充領袖的能力。實際政治有他們的目前的首領去管，不用他們去參與。學校對於學生黨的教育——對於一切信仰習慣——都不很乾涉，因為有已成的風氣在那裡陰驅潛率，各政黨支部都可以明張旗鼓，惟共產黨還要嚴守秘密——英國大學校也有共產黨的蹤跡了。近來牛津大學有兩個共產黨學生暗地鼓動印度學生作獨立運動，被學校知道了，校長就限他們自認以後在校內不再宣傳共產，否則便請他們出校。學生會工黨學生們會議請校長收回成命，只有一百幾十人贊成，占少數，沒有通過。那兩個學生只好去向校長聲明：「我們以後三緘其口罷！」 3 初來此時，遇見東方人總覺親熱一點。有一天上文學班，去得很早，到的人還寥寥，跨進門一看，就看見坐在最前排的是兩個東方人。有一位是女子，向我略頷首致敬——因為知道我也是從東方來的。我就坐在她旁邊那位男子的旁邊。他戴了一副墨鏡，仿佛在那兒有所思索，沒有注意到我的樣子。我就攀問道：「先生，你是從日本來的，還是從中國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以後我們就常相往來，他們有時邀我去嘗日本式的很簡樸的茶點，從談話中我才知道這兩位朋友經過許多悲壯的歷史。 那位戴墨鏡的原來是一個盲者，而跟著他的女子就是他的婦人。她在英國是一個啞子——不能說英文。岩橋武夫君——這是他的姓名——從日本大阪跨過印度洋地中海，穿過巴黎倫敦，進了愛丁堡大學，每天由課堂跑回寓所，由寓所再跑到課堂，都是賴著他的不能說英文的婦人領著。 他生來本不盲。到了二十歲左右時患了一種熱病。病雖好而眼睛瞎了。從前他在學校里是以天才著名的，文學是他的夙好。失明以後，他就悲觀厭世，有一年除夕，他在廚房裡摸得一把刀子，就設法去自殺。他的母親看見了——他是他慈母唯一的愛兒——用種種的話來勸慰他。由來世間母親的恩愛與力量是不可抵禦的，於是岩橋武夫君立刻轉過念頭，決計從那天起重新努力做人。他進了盲啞學校，畢業後在母校里服務過，現在來英國研究文學。 他很有些著作，最近而且最精心結構的叫做《行動的墳墓》。這個名稱是用密爾敦詩中moving grave的典故。這書仿佛是他的自傳。我不能讀日本文，不知道它的價值。 岩橋武夫君和愛羅先珂是很好的朋友。愛羅先珂到日本，就寓在他的家裡。他們都是盲目的天才，而且都抱有一種世界同仁的理想，同聲相應，所以吸引到一塊。日本政府怕愛羅先珂是「危險思想」的宣傳者，把他驅出日本，岩橋武夫君曾抗議過，但是無效。 他的婦人原來是一個神道教信徒。前半生都費在慈善事業方面。她嫁給岩橋武夫君幫助他求學著書，純是出於弱者的同情。岩橋武夫做文章，都是由她執筆。她對於日本文學很有研究的。 岩橋武夫是一個寒士。賣盡家產做川資，學費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朋友資助的。他的老母現在還在日本開一個小紙筆店過生活。 4 一般人想像里的英國大半是一個家給人足的樂土。實際上他們能夠過舒服日子的恐怕不到五分之一。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里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於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確實強得幾倍。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於住室問題漠不關心。他說只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我初聽了頗駭異。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裡去調查。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著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來得雅致。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板，上面大半寫著「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著帽子拖著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這些人不叫乞丐，叫做「街頭美術家」（pavement artists）。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5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有時候法官於審問中插入幾句詼諧話，很覺得逸趣橫生。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著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只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那一個法官就接著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財產。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產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麼？」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兩三個月以前，倫敦海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有一天海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陰里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隨著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 Basil 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一個著作者，還是倫敦警察總監！別的那一位是每天晚上在海德公園閒逛的女子中之一。湯姆遜爵士說，他近來正著一本關於犯罪的書，那一晚不過是到哈德公園去搜材料，自己並沒有犯罪。那位女子承認得了那位老人五個先令，法官轉向湯姆遜爵士說：「你五個先令可以敷衍她，法庭可是非要五鎊不可！」湯姆遜請了最著名的律師上訴，但是他終於出了五鎊錢。 6 英國報紙不載中國事則已，載中國事則儘是些明譏暗諷，遇戰爭發生，即聲聲說中國已不能自己理會自己了，非得列強伸手幫助不行；遇群眾運動，即指為蘇俄共產黨所唆使。提到馮玉祥，總暗敲幾句，因為他反對外人侵略。提到香港罷工，總責備廣東政府不順他們的手。倫敦《每日電聞》駐北京的通訊員蘭敦（Perceval Landon）尤其歡喜說中國壞話。英國一般民眾的意見，都是在報紙上得來，所以他們頭腦里的中國只是一鍋糟。英國政府對待中國的政策，是外面討好，骨子裡援助軍閥以延長內亂，抵制蘇俄。他們現在不敢用高壓手段激動中國民氣，因為他們受罷工抵制的損失很不小。專就香港說，去年秋季入口貨的價值由11，674，720鎊減到5，844，743鎊；出口貨價值由8，816，357鎊減到4，705，176鎊。總計要比向來減少一大半。聽說香港政府現在已經很難支持，專賴英國政府借款以苟延殘喘。如果廣東人能夠照現在的毅力維持到三年，香港恐怕會還到它五十年前的面目罷！ 《泰晤士報》有一天載惠靈敦在北京和各界討論庚子賠款用途，中國人士都贊成用在建築鐵路方面，不很有人主張用於教育的。聽來真有些奇怪！這是北京軍閥官僚作祟，還是英國人的新聞鼓惑？總而言之，中國自己在外國沒有通訊社，中國的新聞全靠外國人傳到外國去，外交永遠難得順手的。 7 歐戰結束後，各國都把戰爭的罪過擺在德國人肩上，凡爾賽會議，列強居然以德國負戰爭之責，形諸條約明文。近來歐洲輿論逐漸變過方向。他們漸漸覺悟歐戰的禍首，不能完全說是德國，而造成戰前緊張空氣的各國都要分擔若干責任，戰前歐洲形勢好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德國縱不開釁，戰爭也是必然的結局。去冬英國著名學者像羅素、蕭伯納、韋爾斯、麥克唐納數十人公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就是說德國不應該獨負開釁的責任，而《凡爾賽條約》不公平。同時法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舉動。至於歐洲政治家有沒有這種覺悟，我們卻不敢斷定。不過德國現在逐漸恢復起來了，她不受國際聯盟限制軍備的約束，英法各國總有些不放心，所以去冬德法英比意各國訂了《洛卡羅條約》（Locaruo Protocol）主旨就在法撤魯爾住兵，德承認《凡爾賽條約》所劃界線，以後大家互相保障不打仗，都受國際聯盟的仲裁。要實行這個條約，德國自然不能不加入國際聯盟，她也是一個大國，加入國際聯盟，當然要和英法日意占同等位置，要在委員會裡占一永久席。 可是這裡狡猾的外交手段就來了。斡旋《洛卡羅條約》的人是英國外交總理張伯倫。《洛卡羅條約》成功，英國人自以為這一次在歐洲外交上做了領袖，歡喜得了不得，於是張伯倫君一躍而為張伯倫爵士。哪一家報紙不拍張伯倫爵士（Sir Chamberlain）的馬屁！ 誰知道張伯倫爵士落到法國白利安（Birand）的靈滑的手腕里去了！法國很歡喜德國承認《凡爾賽條約》割地，可是不歡喜德國在國際聯盟委員會裡占重要位置，所以暗地設法拉波蘭、西班牙要求和德國同時得委員會永久席。白利安於是把張伯倫君——那時還是張伯倫君——請到巴黎去，七吹八弄地把張伯倫迷倒了，叫他立約援助波蘭、西班牙的要求。雙方都嚴守秘密。到了國際聯盟開特別會，籌備盛典，歡迎德國加入的時候，於是波蘭的要求提出來了，法國報紙眾口一詞的贊成波蘭的要求。大家都曉得英國外交向來是取聯甲抵乙的手段。波蘭西班牙以法國援助而得永久席當然以後要處處和法國一鼻孔出氣，英國勢力當然要減弱。況且德國看法國拉小國來抵制她，也寧願不加入國際聯盟，不願做人家的傀儡。英國民眾報紙家家都說「讓德國進來以後，再商議波蘭的要求罷！」可是張伯倫已經私同白利安約好了，啞子吃黃連，如何能叫苦？他們無處發氣，只在報紙上埋怨白利安是滑頭，張伯倫是笨伯。於是張伯倫爵士又一變而為張伯倫先生（Mousieur Chamberlain，依法國人的稱呼稱他）。 英姿颯爽的張伯倫爵士哪裡能受人這樣潑冷水？他於是告奮勇去戴罪立功，到日內瓦再出一迴風頭。這一次日內瓦的把戲真玩足了。英德利用瑞典叫它反對波蘭加入。法國嗾波蘭、西班牙要求與德國同時得永久席。義大利嗾布魯塞爾作同樣要求，大家都不肯放鬆一點。於是德國被選為永久委員的提議就擱起到今年九月再議。最後開會，各國代表都說些維持和平，促進文化，國際親善的話。法國白利安說得尤其漂亮，——他是最會說漂亮話的——說法國人對德國人多麼真心，德國多麼偉大，將來謀國際和平，少不得德國鼎力幫助的，如此如彼的說了一大套。德國總理斯特來斯曼於是站起來感謝白利安說，「法國總理向來沒有對德國說得這樣好呀！」 8 二十世紀之怪傑，首推列寧，其次就要推墨索里尼（Mussolini）。墨氏起家微賤，由無賴少年而變為小學教員，由小學教員而變為流蕩者，由流蕩者而變為新聞記者，由新聞記者而變為法西斯（Fascists，似乎有人譯作燒炭黨）領袖，由法西斯領袖而變為義大利的笛克推多，將來他再由義大利笛克推多而變為全歐之執牛耳者，也很是意中事。 他是法西斯的創造者。法西斯主義是蘇俄共產主義的反動，是極狹義的國家主義，是極端專制主義，社會本來不平等，各人應該保持原有利益。無論如何，革命是要不得的。世界儘管講大同，義大利可是要極力提倡愛國。遇著不贊成法西斯主義的人，要用「直接行動」，所謂直接行動，就不外驅逐、暗殺。 墨索里尼說太陽從西方起山，全義大利人就不得說是從東方。義大利國會之多數法西斯，不過由五個領袖指派的。少數反對黨都讓他們拳打腳踢，拋出窗子外面去了。義大利著名的報紙一齊封閉起來了。反對法西斯的人物有的放逐，有的遭暗殺了。墨索里尼雖如此專制，然而義大利多數人民都承認他是繼馬志尼而為義大利之救星。 墨索里尼不是專橫以外，別無他長。他是最著名的演說者，最能幹的行政者，最伶俐的外交家。義大利本來是國際聯盟一份子，但是墨索里尼現在還暗中接洽南歐諸拉丁民族另外訂一個聯盟，以抵制英德諸國。德國近來想再和奧國聯邦，墨索里尼明目張胆地說，義大利的旗幟是很容易背到北方去的，如果德奧真要搭夥。 大家還不明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嗎？我還忘記說，墨索里尼每次到國會演說所穿的魁梧奇偉的軍裝，不是他自己的，是用重金向古董店買來的，是威廉第二的。 9 英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不強迫的軍事教育。中小學有學生軍（cadet corps），大學有軍官教練團（officers training corps）。這些團體都直接歸陸軍部管轄，一切費用都由政府供給。陸軍部每年派員延閱一兩次。各校常舉行競賽，得勝利者有重獎，大家都以為極榮耀。 這些組織與童子軍完全不同。童子軍的主旨在養成博愛耐苦諸精神，而學生軍與軍官教練團則專重軍事上的知識與技能，其組織訓練與軍營無差別。炮，馬，步，工，輜，色色俱全。他們除定期演講軍事學以外，常舉行戰事實習，如戰鬥、營造、救濟等等。每年還打幾次行營。歐戰中，英國教員學生因為平時有這種軍事訓練，所以能直接赴前線應敵，可見得他們學校里的軍事教育並非兒戲。 這種軍事教育雖非強迫的，而政府則多方引誘學生入彀。第一層，想做軍官的人要持有軍官教練團的甲等證書。持有乙等證書的人投軍覓官也比尋常士卒有六個月的優先權。第二，學生入學生軍或軍官教練團，不用花錢，可以穿漂亮的軍服，騎高大的軍馬，每年在野外打幾禮拜的行營，可白吃伙食。 凡是英國學生身體強壯而願守規則的都可以加入。外國學生絕對不得進去。印度人本名隸英籍，與英、蘇、愛同處不列顛帝國徽幟之下，可是許多印度學生向學校交涉，向英政府印度事務部交涉，請求進軍官教練團學習，也都被拒絕。印度學生說：「在戰爭中，英國以不列顛帝國國民名義拉印度人去當沖，在和平時怎麼要忘記印度人也應該受同等訓練？」學校當局說：「這是陸軍部的事，我們不便過問。」陸軍部說：「這是印度事務部的事，你們不應該直接到此地請求。」印度事務部說：「關於軍事，印度事務部管不到。」於是印度學生只好嘆口氣就默爾而息了。 10 西方人種族觀念最深。在國際政治外交方面，拉丁民族國家與條頓民族國家之接合排擠的痕跡固甚顯然；而只就英倫三島說，愛爾蘭固以種族宗教的關係而獨立自由了，就是蘇格蘭與英格蘭在政治上雖屬一國，而地方風氣與人民癖性都各各不同。蘇格蘭自有特別法律、特別宗教、特別教育系統。蘇格蘭人民沒有自稱為英國人的。假若遇見一個地方主義很深的蘇格蘭人，你問他是否英國人，他一定不歡喜地回答說：「不是，我生在蘇格蘭，我長在蘇格蘭，我是一個蘇格蘭人。」有一次我聽一位閣員在愛丁堡演說，津津說明英蘇之不宜分立。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已三百多年了，現在還有把合併的理由向民眾宣傳之必要，可見得這兩個地方的人民還是貌合神離了。 蘇格蘭人似我們的北方人，比較南方的英格蘭人似乎誠實厚重些。相傳愛爾蘭人最滑稽。有一次一位英格蘭人和一個蘇格蘭人在愛爾蘭遊歷，看見路上有一個招牌說：「不識字者如果要問路，可到對面鐵匠鋪子裡去。」那位英格蘭人捧腹大笑，而蘇格蘭人則莫名其妙。他回到寓所想了一夜，第二天很高興地向英格蘭人說：「我現在知道昨天看的招牌實在是可笑。假如鐵匠不在鋪子裡，還是沒有地方可以問路呀！」這個故事自然未免言之過甚，但是蘇格蘭人之比較的老實，可見一斑了。 11 一國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可以從民眾娛樂品測量得出來。中國民眾的趣味太低，菸酒牌骰娼妓皮黃戲以外別無娛樂，自是一件不體面的事，可是西方人雖素以善於娛樂著名，而考其實際，和中國人也不過是魯衛之政，他們上等社會中固然不乏含有藝術意味的娛樂，但是這占極少數，而大多數民眾也只求落得一個快樂，顧不到什麼雅俗。在他們的街上走，五步就是一個紙菸店或糖果店，十步就是一個燒酒店或影戲院。糖果店是女子們小孩們最歡喜光顧的，每家糖果店門前，像裝飾品店門前一樣，總常有女子們小孩們看著奇形異彩的糖果發獃。他們的腰包也許不十分充裕，不過站著看看也了卻不少心愿。菸酒是無分等級老幼，都是普通嗜好，就是女子們抽菸喝酒也並不稀奇。他們的酒店，只賣酒不賣下酒品。吃酒的人只站在櫃檯前，一灌而盡。在街上碰著醉漢是一件常事。影戲院的生意更好。失業者每禮拜只能向政府領五先令養活夫妻兒女，飯可以不吃，影戲卻不能不看。影戲院所演的片子都不外戀愛偵探的故事，只能開一時之心火，決談不上藝術價值。戲院是比較體面的人們所光顧的。可是所演戲劇大半是些詼諧作品，雜以半裸體的跳舞。像蕭伯納高爾斯華綏的作品是不常扮演的。 禮拜六晚，大家剛卸下六天的苦工，準備明天安息，是最放肆的一晚。娛樂場的生意在這一晚特別發達。青年男女們大半都聚在汗氣脂粉氣混成一團的跳舞場裡，從午後七八點跳到夜間一兩點鐘。夜深人靜了，他們才東西分散，回去倒在床上略閉眼朦朧過，便到了禮拜上午，於是又起來打扮，到禮拜堂去聽牧師演講「禮拜日的道德（Sunday morality）」。 這便是英國民眾的娛樂。說抽象一點，他們的低等欲望很強烈，尋不著正當刺激，於是不得不求之於煙、於酒，於影戲院，於跳舞場。你說這是他們善於娛樂的表現，自無不可。然而你說這是文化之病徵，也不見得大背於真理。 12 狄更斯（Louis Dickinson）在他的《東方文化》裡面仿佛說過，印度人受英國人統治是人類一個頂大的滑稽（irony），因為世界最沒有能力了解印度文化的莫如英國人。狄更斯自己也是一個英國人，能夠有這種卓見，真是難能可貴。英國本也有她的特殊文化，可是從社會裡沒有看到這種文化所生的效果，我們不能不感嘆三四千年佛化的領域逐漸為盎格魯撒克遜顏色所污染，總是現代人類的一個奇恥大辱。 印度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以內受如何待遇，我是不知道的。印度學生在英國所受的待遇，我卻見聞一二。他們本是英籍人民（British subjects），照理應與英國學生受同等待遇。不過我聽見印度學生學醫的說，他們簡直沒有機會在醫院裡臨診，學工的說，他們也難找得工場去實習。大學裡軍官教練團，絕對不允許他們進去的。最不公平的就是許多跳舞場都不賣票給印度學生。有一位印度女生住在大學女生宿舍里三四年之久，同住的人很少肯同她談話。英國人心目中怎樣看印度人，不難想見了。 印度學生自然也有許多敗類。有許多學生因為受了英國教育的影響，其最大目的只在學一種技藝將來可以在英國人腳下尋一個飯碗。我曾經遇見一個學文學的印度學生，問他歡喜泰戈爾的詩不？他答得很簡單：「我沒有讀過。」有一次，一個印度學生在會場裡問我：「中國到底還有政府麼？」我聽見了，心裡替他感傷比替自己感傷還要利害。 但是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她的偉大在異族凌虐的軛下還沒有完全沉沒，許多印度學生天資都很聰明，他們的國家思想也很濃厚。紅頭巾下那一副黑大沉著的面孔含有無限傷感，也含有無限抵抗的毅力。 拜倫詩人因為景仰希臘文藝，在土耳其侵犯希臘時，他立刻拋開他的稿本，提刀幫助希臘人抵禦土耳其。偶爾想到先賢的風徽，胸中填了滿腔的慚愧！ 13 有許多名著，初讀之往往大失所望。我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曾經開卷數次，每次都是半途而廢。最後，好容易把它讀完了，可是所得的印象非常稀薄。莎翁號稱近代第一大劇家，而《哈姆雷特》又是他的第一部傑作，可是一眼看去，除著幾段獨語以外，實無若何奇特。讀莎翁著作的人們大概常有同樣感想。 近來看過名角福蘭般生（Sir Frank Benson）排演這本悲劇，我才逐漸領略它的好處。福蘭般生自己扮鬼，而扮哈姆雷特的則為菲利浦。本來近日英國劇場最流行的是諧劇。表演莎士比亞的劇時，觀者人數寥寥。在蕭疏冷落的場中，劇中所呈現的種種人世悲歡，乃益如夢境。到興酣局緊時，鄰座女子至於歔欷嗚咽，這本戲動人的力量可以想見了。 拿劇本當作一部書讀，根本就大錯特錯。讀莎氏劇本而不能領略其美的人，大半都誤在專從文字著眼，而沒有注意到言外之意。戲劇的優劣決不能專從文字方面判定。比方王爾德的劇本，把它當著書讀，多麼流利生動。可是在劇台表演起來，便成了一種談話會，好像出了氣的燒酒，索然無味。洪深君所改譯扮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功，我看過原劇，還不如改譯扮演的生動。 莎氏劇本不易領會，還另有一層原因。大半讀文學作品的人常有一種怪脾氣，總歡喜問：「這本作品主義在什麼地方？」他們在莎氏劇本中尋不出主義，便以為這無異於尋不出價值。這是「法利賽人」的見解。藝術的使命在表現人生與自然，愈客觀，則愈逼真。把作者自己的主義加入以渲染一切，總不免流於淺狹。我們絕對不可以拿易卜生做標準去測量莎士比亞。易卜生是一位天才，學他以戲劇宣傳主義的人，總不免畫虎類狗。 易卜生太注重主義，所以他的劇本太缺少動作。他不同於——我不敢一定說他比不上——莎士比亞的就在此。可是有一點易卜生與莎氏相同而為王爾德一般人所望塵莫及的。他們表現性格，都能藏鋒潛轉。什麼叫做藏鋒潛轉呢？就是在規定時間以內，主要角色的性格常經過劇烈變動。這種變動含有內在的必然性（innernecessity），在明文中只偶一露出線索。粗心地看去，常使人覺得劇中主角何以突然發生某種行動，與原委不相稱。可是仔細看去，便能發見這種變動在事前處處都藏有線索的。看娜拉對她丈夫的態度變遷，哈姆雷特對他愛人莪菲麗雅的態度變遷，便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不能把《哈姆雷特》當作一本書讀，也不能把它只當作一本戲看。《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劇，而上品的悲劇都是上品的詩。看《哈姆雷特》不能看出詩意來，便完全沒有領會得這本悲劇的美。哈姆雷特的獨語，都是好詩，自不消說。其他如鬼的現形，莪菲麗雅的病狂，掘壙者的談話，哈姆雷特的死，那幾段多麼耐人尋味！ 莎翁劇本裡面無主義，無宗教。怪不得托爾斯泰研究了幾十年，而最後評語只是莎翁徒虛譽，實無所有，我雖景仰托爾斯泰，然而說到莎士比亞，我比較相信歌德。著《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人自然比較任何人都更了解《哈姆雷特》，因為這兩本書不都是替天下無數的少年說出了說不出的衷曲麼？（我沒有看過田漢君的譯文，但是我以為形骸可譯而精神是不可譯的。） 14 莎士比亞的故居在埃文河上之斯特拉特福鎮（Stratfordon Avon）。這個鎮上有一個很大的戲園，專是為紀念他而建築的。今年這個戲園被火燒了。他們現在募金，預備建築一個規模更大的戲園。 莎翁的生日為4月23日。每年逢到這天，英國人士在斯特拉特福鎮舉行慶祝盛典，凡在英國的外國公使及著名人物大概都來與會。今年是莎翁的第三百六十二周年紀念。因為籌備新戲園的緣故，特別熱鬧。向例，在這天行禮的時候，各國公使都把本國國旗張開以表敬意。這次當蘇俄紅旗張開時，群眾中有許多叫「羞」的，從此可見得英人排俄的劇烈了。原來在未開會之前，就有許多人提議不准俄使列席，不准張俄國旗，這個消息早就登在倫敦各報上，俄使自然看過。可是俄使麥斯克置若罔聞，臨時還是赴會。他所攜的花圈上特別系一條很長的紅絹，表示蘇俄的顏色。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見出英國人的氣量。不知莎翁如果有靈，應該作何感想？在我看來英國人向來可以自豪的似乎都逐漸成為歷史了。 （載《一般》第1卷第一期、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