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欣賞 · 詩的嚴肅與幽默
從前一般人的看法是，
悲劇的局面緊張到最高度，喜劇的穿插可以把它暫時放鬆一下，
所以這種穿插叫做「喜劇的放鬆」（comic relief）。
其實，我們讀到這種穿插時，悲劇感不但沒有放鬆，而且特別加重。
有人說過，人生對於能想的人是一部喜劇，對於能感的人是一部悲劇。這句話確實說得很好。人生只是那麼一回事，看你拿來應付它的是理智還是感情，它呈現於你的面貌就不同。你如果跳進去親領身受其中的情感，你就嘗到其中的甜酸苦辣的滋味，不由你不感到人生的可憫；你如果跳出來想一想，在旁觀者的地位作一番冷靜的觀照，一切悲歡得失便現出許多醜陋和乖訛，不由你不感到人生的可笑。這分別全在態度的執著與超脫：「感」必須執著，必須設身處境，體物入微，於親領身受中起同情的了解；「想」必須超脫，必須超然物外，視悲歡得失如鏡納物影，寂然無動於衷，但覺變化光怪陸離，大可娛目賞心而徜徉自得。「感」是能入，「想」是能出；「感」是認真，「想」是玩索；「感」是狄俄倪索斯的精神，「想」是阿波羅的精神；「感」是嚴肅，「想」是幽默。
人不單純地是理智的動物，也不單純地是感情的動物，在實際上我們能感也能想，所以人生向來不單純的是喜劇，也不單純的是悲劇。我們對於上文的引語應該補充一句說：人生對於能感而又能想的人是詩。詩像華茲華斯所說的「起於由沉靜中回味起來的情緒」。這就是說，情緒在實際人生中經過感受，在藝術中由感受轉到回味、觀照或是懸想。問題在感受之後，我們何以要加以回味？簡單地回答是：回味是一件有趣的事。希臘人給藝術下定義，說它就是「摹仿」。這看法在已往屢次被人誤解和攻擊，其實含有至理。我們可以說，回味就是摹仿。在想像中把實際發生的情境描繪一番，玩索一番。這道理本很簡單，它和兒童遊戲是起於同樣的根源。遊戲都離不掉摹仿。一個小孩兒看見一個人騎馬，覺得那很好玩，於是取白堊在地上畫一個粗略的人騎馬的圖形，或是取一個竹棍放在胯下，當作馬騎著走。這個活動就是他對於人騎馬那個情境的回味，他就在這種回味中獲得樂趣。他無馬可騎，或是他不能騎馬，這是自然界一個欠缺，一個限制，可是他把它畫出來或戲擬出來，畫餅實在還可以充飢。這是欠缺的彌補，限制的解脫。這也就是他的自由的恢復，他的幽默。幽默的最後的定義就是人在跳開現實的缺陷與限制時所起的自在無礙的意識。回味就是一種幽默。
但是，回味是否真切，就要看感受是否真切。「想」必基於「感」，能出必基於能入，想像必基於經驗；因此，幽默也必基於嚴肅。沉靜中回味情緒，有如中國成語所謂「痛定思痛」，對於痛如無實際經驗，思痛也就不免空疏膚淺，流於「無病呻吟」。詩是嚴肅與幽默兩相反者的同一。它的勝境有如狂風雨後的蔚藍的天空，肅穆而和悅，凜然不可犯而亦藹然可親。我們姑舉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劇中一首冬歌為例來說明，這首歌兩章都以下列三行為復唱疊句收尾：
Most freindship is feigning，most loving mere folly：Then，heigh-ho，the holly. This life is most jolly.
友誼大半是假裝，恩愛大半是傻事；
那麼，呵！冬青樹呵！
這個人生是頂快活的喲。
在描寫人生的可悲之後，他向冬青樹唱起「呵」！而突然說「這個人生是頂快活的」。邏輯的結論本應是「這個人生是頂悲慘的」，而他卻說成適得其反。我們在「這個人生是頂快活的」這句話中見出詩人的幽默：儘管友誼是假裝，恩愛是傻事，人生不因此塌台將他壓倒，他比自然高一著，他有力量超過自然的限制；但是同時我們也見出詩人的嚴肅，這句究竟是極沉痛的話，它多少是失望者的強自寬解，儘管是那麼說，我們還是覺得極端的寂寞，大有「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的風味。讀這首歌我們的情緒可以說是喜，也可以說是悲。其實它不是普通意義的「悲」「喜」兩字所可範圍的。在實際人生中，悲喜處在相反兩極端，而在偉大的詩篇中，悲中往往有喜，喜中也往往有悲，正如典型的如來佛面孔，你說不出那裡是悲憫還是喜悅。這就由於嚴肅與幽默的同一，這也足見詩的無限。
幽默有淺深，它和所伴的嚴肅往往成正比，嚴肅愈緊張，幽默也就愈深微。例如下列兩首民歌：
鄉里老，背稻草。跑上街，買葷菜。葷菜買多少？放在眼前找不到。
——徐州民歌
十八歲個大姐七歲郎，說你像郎你不是郎，說你是兒不叫娘，還得給你解扣脫衣裳，還得把你抱上床。
——衛輝民歌
這兩首歌都可以看成是悲劇。那鄉里老與十八歲大姐同是命運的犧牲者，心中都有說不出來的苦楚。可是它們同時也都可以看成喜劇，兩件事都是人生的乖訛，本不應然而竟然，想起來都很可笑。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玩索，風味就大有分別。第一首的作者態度比較嚴肅，我們可以說，他的出發點是對窮苦人的深刻的同情，只可見幽默的是「放在眼前找不到」那一句話，而這句話實在說得極沉痛。第二首就微有嘲笑的意味，假如作者只是對於那位女子起憐憫，那憐憫也多少被較明顯的幽默口吻掩住，而且詩的主人公可能是郎而不是姐，如果是郎，滑稽的意味就要更重些。總之，我們讀這兩首歌所生的心情微有不同，前者惻隱多於娛樂，後者娛樂多於惻隱。前者是較深微的幽默，因為嚴肅的程度較深。
情緒中最辛辣的莫過於怨恨，最深摯的莫過於恩愛。恨則「銜之刺骨」，愛則「念念不忘」。這兩種情緒在實際人生中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在諷刺中往往達到同一。詩人對於諷刺的對象顯然懷有怨恨，不怨恨就不會加以諷刺；但是如果純然是怨恨，深惡之就必痛絕之，重則置之死地，輕則「掩鼻而過之」，諷刺絕不如此，它多少都帶有規勸、糾正的意思，這就是對於所諷刺的對象存有幾分愛惜。諷刺的態度無疑是幽默的，它的動機仍然是善意的，嚴肅的。例如《魏風》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是伐檀者站在清苦的勞動者的地位看不勞而獲的貪官，怨恨之意顯然，接連兩句質問似鄭重其詞亦似調侃，既泄自己的不平，也促對方的反省。「彼君子」可以看成拿給貪官對照的模範人物，也可以看成貪官自己（即上文「爾」）；如果把他看成「爾」，正話反說，幽默更為深微。
諷刺必帶有高度的嚴肅，才見出溫柔敦厚。如果毫無嚴肅性，它就流為淺薄的嘲笑。這還是上文所說的情與理兩個出發點的分別：諷刺出於深情，它就自然嚴肅；出於巧智，它就純然是遊戲。例如蘇軾嘲陳季常怕老婆的幾句：
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
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只是寫一個滑稽的性格處在一個滑稽的情境；一位信佛居士正在談佛理之際聽到妻子的詈聲，嚇得拄杖落手。獅子吼在佛書中，本是指佛說法的洪亮的聲響，現在移作妻子的吼聲，自然是很幽默，但是，我們在這四句詩中，玩味不出什麼深刻的情緒，首句的「可憐」意思實在等於「可笑」。
詩是嚴肅與幽默的同一，所以，悲喜劇的分別是一個庸俗的分別。悲劇的主角在極沉痛的情境中，往往說幾句幽默的話嘲笑自己。哈姆雷特的母親和叔父私通，把父親謀殺了，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學友從遠道來看他，他問學友的來意，那人回答說：「送你父親的喪。」他卻加以否認說：「你來是參加我母親的婚禮。」這句話顯然是調侃，卻極沉痛。莎士比亞就在這句有喜劇性的話中，表現出哈姆雷特的悲劇。趁此，我們也可以略談悲劇中何以有喜劇的穿插。從前一般人的看法是，悲劇的局面緊張到最高度，喜劇的穿插可以把它暫時放鬆一下，所以這種穿插叫做「喜劇的放鬆」（comic relief）。其實，我們讀到這種穿插時，悲劇感不但沒有放鬆，而且特別加重。讀者不妨自己把《哈姆雷特》中掘墓景與《麥克白》中敵門景仔細玩味一番，就會明白這個道理。這種穿插不是「喜劇的放鬆」簡直可以說是「悲劇的精髓」（tragic essence）。
詩的功用本在引起同情的了解，讀者的心情理應逼近作者的心情，無論那是嚴肅或幽默。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讀者的主觀態度往往影響到詩的意味與情形。例如古歌：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將奈公何！
本是一首輓詩，它顯然是一部四幕悲劇，傷悼一件沉痛的事。它的嚴肅的態度是不難理解的。作者是否帶有幽默意味，我們不敢斷言。但是，如果我們持幾分幽默的態度去讀這首詩，它馬上就顯得很幽默，這件慘事是不應發生而竟發生的，多少是人生中一種乖訛，主人翁似乎可憐亦復可笑。作這樣看法，全詩的意味就完全變過，它不是傷悼，竟是埋怨，竟是譏嘲！曖昧在「將奈公何」，這是怨天命不可挽回呢？還是歸咎於人謀不臧呢？決絕的嘆息呢？還是責備的怨聲呢？很可能地，這還是嚴肅與幽默的合一。「將奈公何」句同時含有這幾種不同的意味。詩中常有這種暖昧的表現，所以讀詩的難處在擇定一個適宜的態度，以純然嚴肅的態度讀有幽默意味的詩，或是以純然幽默的態度讀骨子裡很嚴肅的詩，都不免隔靴搔癢。
這道理也適用於詩的創作。詩是至性深情的流露，一個詩人如果只有幽默，對人生世相就不能起深刻的同情的了解，只能看出它的浮面的醜陋乖訛，覺其可笑而不覺其可憐。這種人大半理勝於情，滑稽玩世。如果做詩，長處也只在輕薄地諷刺。輕薄地諷刺的風氣最盛的時代往往不是詩的盛時，西方十八世紀是最好的例證；最長於諷刺的詩人也不是大詩人，法國伏爾泰（Voltaire）是最好的例證。但是，詩也是對於人生世相的玩味，多少是把它當作戲看，所以詩人也必有高度的幽默感，才能跳開實際生活的牽絆，無所為而為地欣賞事物形象本身。一味嚴肅而毫無幽默感的人多半不能詩，許多理學家，考據學家對於詩都是隔膜的，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古人論《關雎》的話可以應用於一般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樂得中，是由於嚴肅與幽默的配合適宜。它們都經過回味，由自然進於藝術；觀察移去了感受的辛辣，藝術淨化了自然的粗糙。
（載1948年1月1日《華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