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欣賞 · 「捨不得分手」

我想到作劇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作者對於人生世相應該持什麼樣的態度， 他應該很冷靜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揭給人看呢？ 還是送一點「打鼓罵曹」式的義氣，在人生世相中顯出一點報應昭彰的道理來， 自己心裡痛快一場，叫觀眾看著也痛快一場呢？ 我只讀過《日出》而沒有看到它上演，依我想，它演起來一定比讀起來更生動。經得演的戲不一定經得讀，經得讀的戲也不一定經得演。曹禺先生對於空氣的渲染，劇境的製造，性格的描繪以及對話的衡量都很拿手，這些都是上演成功的要素，假如演員合乎理想，《日出》定是一個痛快淋漓的作品。不過讀劇者有餘暇揣摩斟酌，他冷靜的頭腦不易被一頃刻間的生動情境所卷進去，就不免瞻前顧後，較量到劇情與性格的起伏生展，以及作者對於人生的深一層的觀照種種問題。一較量到這些問題，曹禺先生的藝術似乎離老練成熟還有些距離。這裡我只說個人讀《日出》後所感到的一些欠缺。 在布局方面，《日出》有三條線索：第一是主角陳白露拋棄方達生而淪落到城市淫奢惡毒生活的旋渦里，終於因負債失望而自殺；第二是一位鄉下姑娘「小東西」因反抗賣身於土豪金八而求庇於陳白露，終於被地痞黑三架去，賣到一個三等妓院裡，後來因不堪凌虐而自殺；第三是陳白露所依靠的財神大豐銀行經理潘月亭因投機買債券失敗而打好了自殺的計算。其餘一切劇情都是這三個線索的附帶的穿插。這三個線索之中，第二個關於「小東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動作實在沒有必然的關聯，它是一部可以完全獨立的戲。它在《日出》里最大的功用只在幫助方達生——也許和陳白露——多了解一層城市生活的罪惡。但是曹禺先生並沒有把這節外枝葉和本干打成一片，它在《日出》里只能使人起駢姆枝指之感。如果把有關這段故事的部分——第一幕後部以及第三幕全部——完全割去，全劇不但沒有損失，而且布局更較緊湊。第三幕毛病很多，它的四方八面的烘染比較宜於電影而不易表演於劇台，並且就很懷疑曹禺先生對於他所寫的北方三等妓院有正確深刻的認識。 曹禺先生對於第三幕不肯割愛的苦衷，我們也不難想像到。割去第三幕，全劇就要變成一篇獨幕劇，他在附註里雖然聲明「第三四幕發生的時間是在第一二幕一星期後」，其實割去第三幕之後，把附帶的穿插略加更動——如銀行小書記黃省三失業而毒殺全家人之類——《日出》是很容易改成獨幕劇的。劇景始終是「在××旅館的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內」，重要的劇情也並沒有改場換面的必要。曹禺先生便把一篇獨幕劇的材料做成一篇多幕劇，於是插進本非必要的第三幕來改換一下場面，又把第四幕的時間不必要地移後一星期。這雖是一種救濟，可是也暴露出這部戲的基本的弱點。《日出》的主要陣容根本沒有生展，陳白露失望自殺的陣容從第一幕就布好，——作者不是常提起那瓶安眠藥？《日出》的性格根本沒有生展，陳白露始終是一位墮落的摩登少女，方達生也始終是一位老實呆板令人起喜劇之感的書呆子。《日出》所用的全是橫斷面的描寫法，一切都在同時間之內擺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動痛快，而全局卻不免平直板滯。 最後，我讀完《日出》，想到作劇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作者對於人生世相應該持什樣的態度，他應該很冷靜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揭給人看呢？還是送一點「打鼓罵曹」式的義氣，在人生世相中顯出一點報應昭彰的道理來，自己心裡痛快一場，叫觀眾看著也痛快一場呢？對於這兩種寫法我不敢武斷地說哪一種最好，我自己是一個很冷靜的人，比較歡喜第一種，而不歡喜在嚴重的戲劇中嘗甜蜜。在《日出》中我不斷地嘗到義憤發泄後的甜蜜。「小東西」不肯受金八的蹂躪，下勁打他一耳光，我——一個普通的觀眾——看得痛快；她不受阿根的欺侮，又下勁打他一耳光，那是我親眼看見的，更覺得痛快。不過冷靜下來一想，這樣勇敢的舉動和憨痴懦弱的「小東西」的性格似不完全相稱，我很疑心金八和阿根所受的那幾個巴掌，是曹禺先生以作者的資格站出來打的。李石清裁去了黃省三，逼得他失業，毒殺全家，圖謀自殺。潘月亭聽到債券大漲的消息，不怕李石清漏掉他的底細，當面臭罵他一頓。但是不轉瞬間電話機一響，債券大落了。李石清馬上就回敬潘月亭一頓臭罵，繼著就是瘋狂的黃省三出場揶揄李石清。古話說得好：「善惡報應，就在眼前」。我——一個普通的觀眾一看到這裡，覺得痛快，覺得要金聖歎來下一句眉批：「讀此當浮一大白！」但是這究竟是小說，實際上在這個悲慘世界裡，有冤不得伸，有仇不得報，啞口吃黃連，苦在心裡，是比較更平常的事。陳白露墮落失望，自殺；「小東西」不堪妓院的虐待，自殺；潘月亭投機失敗，自殺；黃省三失業沒有方法養家活口自殺。人反正不過是一條命，到了絕路便能夠自殺畢竟也還是一件痛快事，但是這究竟也還是小說，是電影。實際上在這個悲慘世界裡這條命究竟不是可以這樣輕易擺布得去，有許多陳白露在很厭倦地挨他們的罪孽的生命，有許多「小東西」很忠於職守地賣她們的皮肉，有許多潘月亭翻了一個跟頭又成了好漢，大家行屍走肉似地在悲劇生活中翻來覆去，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演悲劇。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悲劇。在第三幕附註中曹禺先生告訴我們，他不肯因為「叫『太太小姐們』看著舒服些」而救「小東西」的命，他能說這幾句話，我相信他多少能夠接收我這一點拙見。可是在實際上，「叫『太太小姐們』看著舒服些」，對於作劇家是一個很大的引誘，而曹禺先生也恐怕在無意之中受了這種引誘的迷惑。 《日出》的布景與命題顯然有一種象徵的意義。我們看完《日出》，不能不問：黑暗去了，光明來了，以後的事情究竟怎樣呢？方達生在最後一幕收場所給我們的希望是：「我們要一齊做點事，跟金八拼一拼。」這不能不使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倒降頂點」（anticlimax）。偌大的來勢就落到這麼一個收場麼？殺了金八，就能把這個黑暗世界改成光明的麼？我們覺得，方達生那麼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書呆子實在不能擔當《日出》以後的重大責任。他的性格應該寫得比較聰明活潑些，比較偉大些。他對於阿根所鄙棄的提夯杵唱夯歌的勞動階級，應該不僅只有一種書生的同情，應該還有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關聯。曹禺先生所暗示的一線光明始終是在後台，始終是一種陪襯。我們不能使它更較密切地和主要動作打成一片，甚至於特別留一幕戲的地位給它麼？ 以上都是對於賢者求全責備的話。讓這一面之辭發表出去，對於《日出》實在不很公平。《日出》有許多好處，如果我有時間和篇幅，我可以做一篇比這篇較長的文章來寫我對於它的讚賞。不過我想「捧場」的話，對於曹禺先生這樣一個有希望的聰明作家是不必需的。以他那一管伶俐生動的筆，我們有理由盼待更完善的作品出來。我真有些捨不得放下筆，他所描寫的那一群活靈活現的壞蛋——張喬治，阿根，潘月亭，李石清，尤其是那個顧八奶奶和他的「面首」胡四——真叫人捨不得分手！ （載天津《大公報·文藝》第276期，193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