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概論 · 第一講 唐詩隆盛之原因

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都表現一種驚人的統計。論作家則中國文學史上天才詩人大半產生於這時代，他們製造無數風格與派別。初唐則有王、楊、盧、駱之美麗，上官儀之婉媚，沈、宋之新聲，陳子昂之古風。開元、天寶間有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沉鬱，孟浩然之清雅，王維之恬靜，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俊偉，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中，則有韋應物之雅淡，劉長卿之閒曠，錢起之清贍，皇甫冉兄弟之沖秀。元和之際，則有韓愈之雄奇，李賀之奧麗，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寒瘦。開成而後，則有杜牧之豪邁，溫庭筠之綺靡，李商隱之隱僻。由晚唐至於唐末，詩人尚復輩出，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絕不致有蹈襲剽竊，拾人余唾之弊，真有天地間氣偏鍾此時之慨。 論作品則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明高棅編《唐詩品匯》九十卷，所錄凡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餘首，又搜補作家六十一人，詩九百餘首，為拾遺十卷。清聖祖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以明胡震亨《唐音統簽》為藍本，發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命詞臣參互校勘，蒐搜遺缺，為《全唐詩》一部，所錄二千三百餘家，九百卷，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其不為以上諸家所錄而至湮沒不彰者，尚不可勝計。詩的形式至唐亦大備：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皆有試作。五古肇自漢，六朝大盛，唐人沿襲舊制而變其風格，別為唐之五言。七古萌芽宋、齊，至唐而正式成立。律詩亦起六朝，但體制未純，沈佺期、宋之問出而基礎始奠。排律亦於此時成功，五、七絕為唐代樂府，亦於開元天寶間臻於全盛。至其綜錯離合，千變萬化，更非片言可盡其妙。總而言之，我們知道自唐以後歷五代、兩宋、元、明、清凡千餘年，詩歌形式無能出唐之範圍，那就夠了。 唐詩之所以呈空前發達狀況者，歷來都歸功於科舉。嚴羽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宋）？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話很可代表歷代普通意見，然而並非完全可信。考《唐書·選舉志》最初選舉科目多至十餘，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名目，所試以經為重，亦常試賦。其後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試亦僅用策；漸加箴、銘、論、表等雜文，漸進而用賦；至開元七年（七一九）才正式以詩取士。而且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進士榜上都沒他們名字。楊慎說：「鬍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明）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繫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繫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余深服其言。」（《升庵詩話》）科舉於唐詩既無甚幫助，則唐詩發達原因何在呢？照著者意見以為有以下幾端： （一）學術思潮之壯闊 唐為儒道佛三教並盛的時代。儒教自魏、晉之後，漸形不振，隋文統一天下，儒教乃有久蟄思啟之意。《北史·儒林傳》謂文帝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隋末王通隱居教授，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唐之功臣房玄齡、杜如晦皆出其門下。唐太宗為秦王時，銳意經籍，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開文學館，相與討論經義，每至夜分而後罷。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四時致祭。太宗封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詔以左丘明、卜子夏至杜元凱、范寧二十一人配享宣尼廟。又詔令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依此本。太學學舍至一千二百區，學子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道教則幾乎為唐的國教，也可說是皇家的正教。蓋唐本姓李，高祖武德三年（六二〇），信晉州人吉義之說，以老子為祖，立廟致祭。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制兩京諸州各置廟。天寶二年（七四三），追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帝親注《道德經》，命士庶家藏一部。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所著書都為真經，而以《道德經》為群經之首。又設立崇玄館，學生習上列真經以應貢舉。時常召見隱修道士，恩禮備至。貴族公主文人學士出家修道成為風氣，甚至帝王亦在宮受道籙，為道門弟子。燒丹鍊汞之術亦大盛，帝王餌金丹而崩者有太宗、憲宗（因服丹多躁怒，為宦官所弒）、武宗、宣宗等。公主諸王服藥致死者前後約達百數。文人如盧照鄰、李頎、李白、儲光羲、白居易、陸龜蒙均與丹藥發生過關係。道教之自然主義於浪漫文學有極大影響，如李白神仙諸作，固顯明地為道教思想之驕兒，即王維、孟浩然之歌唱自然作品和唯美文學家李商隱關於女道士各詩，也受道教發達之賜。我們若說一句大膽的話，謂唐代文化大半帶道家色彩也不為過。 佛教自東漢輸入中國，到了南北朝而大為活動，唐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餘年，歷一百三十八國，歸時齎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從事翻譯，太宗親制《三藏聖教序》以寵之。高宗時義淨三藏也航南海赴印度求經，經三十餘國、二十五年，得經四百餘部而歸。憲宗親迎佛骨以祈福應。文宗時，天下寺院多至四萬餘，僧尼七十餘萬人。雖中間有武宗之一番排斥，而宣宗時解禁，勢力又逐漸恢復。至晚唐時儒教勢力完全為道佛二教壓倒。當時佛教共有十三宗，實際上則律、論、淨土、禪、天台、華嚴、法相、真言八宗比較重要。 除此三大教之外，尚有祅教、摩尼教、景教、回教，雖傳入中國時代之先後不同，而建寺度僧受法律保障則始於唐代。 戰國時百家爭鳴，所以學術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觀。唐代匯各種宗教於一處，迴旋盪激，激起思想界壯闊的波瀾，文學受他影響，自不待論。 （二）政治社會背景之絢爛 唐自太宗講究文治，任用賢臣，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位二十三年而天下大治。《唐書·太宗本紀》說貞觀四年（六三〇）全國大稔，米價甚賤，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終歲僅斷死囚二十九人，幾於刑措。玄宗即位之初，亦復勵精圖治，詩人杜甫《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舊唐書》亦說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天下又安，雖行萬里不持寸刃。社會有這一百多年的穩定，文化自然容易發展。 而且唐代對外武功之盛，也為秦漢以來所未有。唐初四十年的用兵，滅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渾、龜茲、波斯，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都改易名王，設都護以監之。又征天竺俘其王，與大食國通商。南洋諸國像現在的交趾、柬埔塞、暹羅、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爭先稱藩入貢。綜計唐聲威所被，東至日本海，北達西比利亞，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洋，為東亞空前的大帝國。 那時夷狄外邦，不但屈於中國的武力，而且慕我文化，甘心歸順，或以仕於朝中，或以附為婚姻為榮。歷史上可艷稱的故事不一而足，今且述其一二則以概其餘。貞觀八年（六三四）高祖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說：「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三數年間，混一區宇……今上天垂佑，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為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群臣皆呼萬歲，極夜方罷。（見《舊唐書·高祖本紀》）太宗賦詩有「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㮰」（《幸武功慶善宮》），「百蠻奉遐贐，萬國朝未央……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正日臨朝》）及「九夷簉瑤席，五狄列瓊筵」（《春日玄武門宴群臣》）等句。當時四夷賓服、八荒懷柔的盛況，可以想見一二。吐蕃王棄宗弄讚羨突厥、吐谷渾皆尚唐公主，遣使多齎金寶求婚，太宗因其道遠不許。弄贊疑鄰國離間，至於大動干戈，又興師內犯，太宗討平他之後，始妻以文成公主。弄贊大喜，執子婿禮於護送使臣江夏王道宗，慕中國衣服儀從之美，自服紈綺為華風以見公主。且以先世未有與帝女結婚的，特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公主惡其國人以赭塗面之俗，便下令禁止，公主好佛，即廣築佛寺，令國人悉皈依佛教。（見《唐書·吐蕃傳》）又新羅、百濟、高昌、吐蕃均派遣子弟入國子監受詩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復由中國敦請儒者至其國典章奏。日本屢遣僧徒學生來唐留學，日本之有文化實自唐代始。 這時唐成秦漢以後最大帝國，又為亞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動力既極其強大，則創造的意識當然也極其覺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於溝通，從前沒有見過的人物，沒有認識的東西，沒有經歷的境地現在也都一一領略到，人民眼界之廣、心胸之闊、知識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邃，均超軼任何時代。法國路易十四時國勢鼎盛，為歐洲盟主，國內文化也突飛躍進，西洋史家目之為「大世紀」。唐代在那時也可說是「大世紀」，所以一切音樂、繪畫、雕刻、建築都有非常的進步，談到文學，則數百年相傳的舊調子，自束縛他們不住了。 （三）文學格調創造之努力 胡適說「一切文學都從民間來」，這真是文學史一條黃金定律。民間文學無非是些樂府歌謠之類。中國文學史上，文人擬民間樂府，曾有幾次光榮的成就。第一次是建安時代，因此而有五言詩時代出現。第二次便是盛唐了。至於六朝人士擬《子夜歌》等小歌尚不足計算。胡適又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的主要事業也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造樂府新詞。」（《白話文學史》第二六一頁）唐人對於這種文學工作，似已有一種自覺的意識，所以極力推重建安。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又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說：「蓬萊文章建安骨。」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其他推崇建安之語尚多，他們推崇建安時代的偉大，正是他們認識自己時代的偉大。 唐人創作樂府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為帝王之提倡，唐太宗雖馬上得天下，而頗富於文學天才，所作不脫齊、梁余習，而氣象宏偉，自足表示開國皇帝的氣象。他的媳婦武后也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君主，嘗命上官婉兒衡量人才。又常在紫宮七寶帳與諸文臣分韻賦詩。今所傳宋之問「明月夜珠」雖屬律詩，而實作以應新翻御製曲之選，也可說是樂府之一種。以後此種風氣愈為發達，《唐書·李适傳》：「（景龍中）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明皇解音律，常使詞臣造為樂府新詞，李白《清平調》，明皇曾觀譜之入玉笛。王昌齡、王之渙、崔顥、李頎都精於新樂府。公主貴人亦喜此道，有獻新樂府者可以得官。 一方面則為詩人自己的製作，這也可分為兩面，一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李白為代表；一為用古樂府的精神來創造新樂府，杜甫、白居易等為代表。李白雖沿用樂府古題而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其實就算創作。他的長短歌行體裁與自作樂府也相似，但並沒有自命為樂府而已。天寶大亂後，文學由浪漫一變而為寫實，覺得沿用樂府古題實嫌拘束，故自我作古，另創題目，杜甫的「三別」「三吏」便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惟亦未自以新樂府自命。至李紳、元稹、白居易方正式提出「新樂府」三字。 製作樂府原不算什麼稀罕，然而唐人能清楚認識文學自然的趨勢，用民歌活的言語、活的境界來寫新文藝，使詩歌內容充實，形式翻出無數花樣，豈非值得敘述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