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百話 · 67.白居易諷諭詩：兩朱閣

在郊島的寒瘦與昌谷、溫、李的穠艷之外，元和、長慶年間，還有一個極為流行的元白詩派。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他們是親密的詩友，互相唱酬，互相影響。由於志同道合，他們的詩自成一種風格，當時被稱為元和體。他們的詩，無論文字或思想內容，都力求明白淺顯，走文學大眾化的道路。元稹在為白居易詩集作的序文中，說他們的詩，在「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這是他們的詩在當時普遍為各階層士民傳誦的記錄。但是，明白淺顯、流利通俗的詩歌，很容易為典雅派詩人所輕視。時代稍後一些，有詩人杜牧，在他為李戡作的墓誌中，敘述李戡的文藝思想云：「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這是杜牧用李戡的名義說出來的自己的觀點。到了宋代，蘇東坡在「郊寒島瘦」一句之下，又加了一句「元輕白俗」，他批評元稹的詩體為輕薄，白居易的詩體為淺俗。古今中外，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學，自有這兩種風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學，不能為士大夫所欣賞；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學，也不能為人民大眾所欣賞。各有各的服務對象，我們無須在他們之間評定甲乙。 元白詩在唐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詩體通俗化，取得廣大士民的愛好，而是他們首先有意識地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強調文學的社會意義。陳子昂早已提出過詩要合於風雅比興。元結也主張詩要「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韓愈也有過「文以載道」的理論，這些觀點，都是為元稹、白居易開了先河。到白居易才正面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就是說文藝創作必須能反映時代現實，並為時代現實服務；所謂「為事」，就是說文藝作品必須寫政治、社會、人民生活的具體事實，從而達到反映現實的目的。 白居易以為《詩經》的六義，比興最為重要。通過比興這種創作方法，使詩歌能起諷諭的作用。他列舉《詩經》以後的詩人，如屈原、宋玉的楚辭，蘇武、李陵的五言詩，他們所寫的只是個人的牢騷失意，「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雖然蘇、李以雙鳧一雁為離別的比喻，楚辭以香草惡鳥為君子小人的諷刺，還不失比興之義，但畢竟題材只限於寫個人的彷徨抑鬱，不及其他。晉宋以後，謝靈運的詩歌，多寫山水；陶淵明的題材，亦限于田園。此外江淹、鮑昭之流，題材更狹。直到梁陳之世，詩人所作，都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論到本朝，白居易肯定了陳子昂、鮑防的「感遇」、「感興」。對於李白，他以為是別人所不能企及的奇才，但是又說：在李白的詩中，風雅比興，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對於杜甫，他首先讚揚杜甫的詩格律精細，盡善盡工，可以傳世者千餘首。但是接著又說，杜詩中有諷諭意義的詩，如「三吏」、「三別」諸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子，也不過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三四①。 白居易對歷代大詩人的評論顯然是太苛刻了一點，但他並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為了強調他所主張的詩要有諷諭作用這個觀點。白居易生於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正是杜甫逝世之後一年。貞元十六年(公元八OO年)舉進士第，年二十八。貞元、元和之際，白居易在長安，把平日所聞所見的事情，寫成十首《秦中吟》，開始實踐他的詩歌理論。《秦中吟》十首的題材如《議婚》，勸人娶妻不要娶富家女。《傷宅》勸有錢人不要大興土木，建造園林；不如把錢財用於拯救窮賤人。《不致仕》諷刺年滿七十還不肯退休的官員。《輕肥》揭發宦官享用豪奢，與江南旱災、衢州人吃人的慘況對照。這些題材，還只是一般的社會現象，可是這些詩流傳出去以後，立刻引起貴人和閒人的反感。在《傷唐衢詩》中，白居易述說過當時的情況：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但是白居易並不因荊棘滿地而感到此道難行。在元和四年，他又作了五十首《新樂府》，並且在序文里說明了他作這一組詩的方法與目的。他說：「詩共五十篇，九千二百五十二字。每篇沒有一定的句數，每句字數也不一定。關係在思想內容，不在文字表面。每篇第一句就是題目，每篇末句說明了主題，這是摹仿《詩經》的辦法。詩的文辭樸素而直爽，是為了使讀者容易了解。話講得老實而迫切，是為了使聽到的人受到教育。詩中所寫的都是真實的事情，是為了使採錄的人有根有據。詩體流利暢達，是為了可以作曲歌唱。總而言之，我這一組詩的創作動機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並不是為作詩而作。」 這五十首《新樂府》，諷刺了當時宮廷里和政治上許多使人民不滿的現實，它們和《秦中吟》成為白居易的諷諭詩的代表作。當時白居易的官職是左拾遺，這是一個諫官，朝廷政治有什麼不適當，諫官有進言規諫的責任。他作《秦中嶺》和《新樂府》，自以為也是盡了諫官的責任，希望皇帝宰相看到他的詩，採用他的意見，以改革朝政。那裡知道，詩流傳之後，皇帝宰相還沒有知道，已惹起了許多有關人物的憎恨。他在給元稹的信中說：「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 這是白居易成進士後積極做官，也積極做詩的結果。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書請查究刺客的背景。這樣一來，他又得罪了幕後的文武大官。終於被降謫出去做江州司馬，從此不再做諷諭詩。 《新樂府》五十首中，一般選本總是選《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澗底松》、《賣炭翁》、《紅線毯》等篇，現在我們避熟就生，選了這篇： 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 兩朱閣，南北相對起。 借問何人家，貞元雙帝子。 帝子吹簫雙得仙，五雲飄颻飛上天。 第宅亭台不將去，化為佛寺在人間。 妝閣妓樓何寂靜，柳似舞腰池似鏡。 花落黃昏悄悄時，不聞歌吹聞鐘磬。 寺門勒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餘。 青苔明月多閒地，比屋齊人無處居。 憶昨平陽宅初置，吞併平人幾家地。 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為寺。 這首詩以一個三言句、一個五言句開始。第一句就是題目。第三、四句均為五言句，以下七言到底，共十六句。這就是序文所謂「篇無定句，句無定字」。題目下面有一句「刺佛寺浸多也」，是摹仿《詩經》的小序，說明這首詩的主題思想，也就是詩的末句所諷諭的意義。 全詩開頭四句，差不多是序言，還不是詩的本體，故不用七言句。看見長安大道邊，有兩座紅樓相對著，就要問：這是誰的家?有人回說：這是貞元皇帝的兩位公主的住宅。這兩句是問答句，上句問，下句答。唐詩中常見這種句法。用「借問」這個語詞的，尤其明顯。「借問酒家何處有」，是問句。「牧童遙指杏花村」是詩人用敘述式作的答語。《新樂府》第三十一首《繚綾》有句云：「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這是雙問雙答式的句法。這些豪華美麗的繚綾是誰織造的?又是誰用來做衣裳穿著的?這是上句雙問。是越溪上貧女所織造，是供皇宮裡的妃嬪穿著的。這是下句雙答。「帝子」這個名詞，男女通用，王子和公主都可以稱為帝子。 說明了兩座紅樓的來歷之後，用四句七言來敘述兩位公主死後，她們的住宅改為佛寺，給尼姑居住供養。詩人不直說公主死去，而用秦穆公的女兒弄玉，吹簫騎鳳，得道成仙的故事來作比喻。以下四句寫公主住宅改為佛寺後的寂靜情況。接下去寫這兩所掛著「勅建」金字匾額的佛寺，空房閒地多得很，而佛寺鄰居的老百姓卻苦於沒有住處。「比屋齊人無處居」是關鍵性的句子，相當於七言絕句的第三句，是轉句，由此句轉到主題思想。接下去說，記得當年公主建造住宅的時候，強占了好幾家平民的土地，現在公主亡故，住宅改為佛寺，這樣下去，恐怕天下到處都會變成佛寺了。齊人，就是齊民，人間，就是民間。唐人避李世民的諱，凡是用到世字，都缺一筆，寫作丗，凡是民字都改用人字。 貞元是唐德宗的年號。德宗有十一個女兒，這首詩中所說的不知是那兩位。十一位公主中沒有平陽公主。只有高祖李淵有一個女兒封為平陽公主，時代已遠，白居易此詩用「憶昨」字，不可能是指這位平陽公主。因此，這「平陽」二字，尚待考索。 新樂府並不是白居易首創的。當時有一位詩人李紳，字公垂，作了二十篇諷諭時事的樂府詩，標題曰《樂府新題》。元稹見到之後，選取了他認為最切時弊的十二篇，寫了和詩。總題曰《新樂府》。白居易見了李、元二人所作，就擴大題材，陸續寫成了五十篇，亦題曰《新樂府》。李紳的二十篇《樂府新題》已亡佚，現在見不到了。元稹的十二篇在《元氏長慶集》中，詩藝不及白居易。 所謂「樂府新題」，是對「樂府古題」而言。元稹另外有一卷詩，題名就是《樂府古題》。他有一篇序文，講到有諷諭作用的樂府詩，儘管內容是刺美當今時事，但題目卻都是沿襲漢魏以來樂府舊題。後來看到杜甫有《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歌行，都是就事命題，不再依傍古題。他與李紳、白居易認為杜甫這個辦法是適當的，從此他也不再用古題作樂府詩。 由此可見，元、白的「新樂府」並不是他們創造的文學形式，而止是繼承杜甫的創造。所謂「新」，是指新的題目，並不是新的曲調。原有的樂府舊題，如「飲馬長城窟」、「東門行」，「上留田」之類，都是曲調名；而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都是概括詩的內容，以定題目。這種所謂「樂府新題」，事實上只是詩題，而不是樂府題。因此，元稹不採用李紳的《樂府新題》而改為《新樂府》。白居易又跟著用這個名詞，使文學史家對唐代樂府的認識，易有錯誤。我們應當知道：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等作品，雖然摹仿樂府古題，自標新題，它們還是歌行體詩，而不是樂府。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也還是詩，可以稱為樂府詩，而絕不是樂府。白居易把他自己的《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編在「諷諭詩」四卷中，並不另分樂府一類，可見他自己也以為這些作品是詩而不是樂府。 唐詩中有許多用當時流行曲調名為標題的絕句或長短句詩，例如「涼州詞」、「甘州」、「伊州」、「胡渭州」、「征步郎」、「回波樂」等等，倒是真正的唐代新樂府。白居易自己也有「樂世」、「急世樂」、「何滿子」、「楊柳枝」等作品，都用曲調名為題目，而且正是譜入這些曲子裡令伶人歌唱的，這也是名副其實的唐代新樂府。《全唐詩》卷前有《樂府》十三卷，其取捨標準，頗有問題，還可以商榷，但杜甫、元稹、白居易以及其他詩人所作「新樂府」，都不予收錄，這一點卻是不錯的。郭茂倩《樂府詩集》收入了元、白《新樂府》，對「新樂府」這個名詞也不作分析解釋，可知郭氏對唐代樂府的認識還沒有清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①白居易對於詩的觀點，主要見於他的《與元九書》，《新樂府序》，本文中所用，或引原文，或用意譯，不再逐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