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 一二

我翻閱了當時的筆記本，《序曲》的座談會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舉行的。那天蘆田內閣因「昭電大貪污案」而全體辭職，有關號外的鈴聲響徹了晚街。自從有了電視，我們就失去了為號外的鈴聲所震驚的習慣。街上偶爾聽到的鈴聲，肯定是做假新聞的號外。 可能會讓讀者感到厭煩，但為了回顧自己寫第一部小說《假面自白》當時的文學心境，我還是想抖抖自己的身邊瑣事，因為我認為這部小說和數年後我的第一次世界之旅，基本上結束了我所經歷的時代。當然，若按吉右衛門式的謙虛則是「是的，演員是畢生的修煉」，那麼現今三十八歲的我無疑也正經歷著時代吧。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下決心辭去大藏省的工作，九月二日提出辭呈，九月二十二日得到批准辭職。 但另一方面，我開始了與現在文士類似的生活方式。我接到辭職批准書後，立即向大家告辭，隨後就去講演和參加座談會。當晚也與現在一樣，徹夜不眠地伏案寫小說，就這樣過了一天。儘管如此，心中仍惴惴不安，辭去了官場工作，生活能維持下去嗎？我極其合理地想：「至少現在不成問題。」「五六年後則不知道了。」「但是，為了使五六年後不成問題，現在就必須傾注全力去從事最基本的工作。」我就是按這樣的邏輯思維使自己安下心來的。為此，我想必須搞體育活動把體格練得結結實實的。一進入十月，我就加入昔日的主馬寮的豪華騎馬俱樂部。恰恰也是這個時候，我接受了河出書房的長篇小說約稿，對我來說，這次約稿確實是適時的，是見台階就下的要求。 這樣寫，好像我是積極的合理主義者。但是另一方面，我終於成了一個職業文人。這種緊張的同時，我感到好像存在著一種精神和肉體衰滅的危機。 這時候，我的文學青年朋友一同遭到了死和病的襲擊，接連地出現了幾個自殺的、發瘋的以及病死的，不只是幾個人陷入了急速的貧困。我短暫的文學青春，逐漸以可怕的速度褪色了。同時，那又是開始審判戰犯的時代。政界貪污案層出不窮，去檢察廳參觀時還看到蘆田的女婿被捕的情景，也聽到許多有關美占領軍腐敗的事，進駐軍的某高官一到辦公室，打開最上層的抽屜，莞爾一笑，就是要求賄賂以萬計的單位；打開第二層抽屜，一笑，就是以十萬計單位；打開第三層，就是以百萬計單位。這種傳聞流傳很廣。當時社會上也是異樣的末世。這個時代，昔日的大財閥之一說，明天有客人來，就趕緊去借錢，自己就順道親自買肉回家了。 在這種狀態下，我悄悄地繼續寫諷刺詩，如「管它下一次原子彈或者別的什麼彈/都無所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地球的形狀會不會因此而變得美麗/哪怕是美麗一丁點兒」。 不管怎麼說，我有必要加緊用自己的頭腦，來徹底分析這種早晚會自暴自棄的、虛無主義的、唯美主義的根據。 我拚命地寫短篇小說。其實，我感到即使活著也是無可奈何，被一種極端的無力感所支配。深深的憂鬱和美好的高揚感不安定地交替而至。一日之間，我成了世界上頭等幸福的人，忽而又成了頭等不幸的人。我甚至被這種疑問所折磨、苦惱，自己的青春究竟有意義嗎？不！究竟自己是真的年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