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三節 開元天寶的全盛時期與安史之亂
唐玄宗初年的政治 唐睿宗李旦在武則天時代，名為皇嗣，實際形同囚犯。在告密之風盛行的時期，宮中戶婢團兒誣告皇嗣正妃劉氏和德妃竇氏（玄宗生母）詛咒武則天，長壽二年（公元693年），武則天同日殺掉她們兩人。李旦畏懼武則天，不敢替她們伸冤，好像事情不曾發生的樣子。有「前尚方監（即少府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武則天）「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來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資治通鑑》則天長壽二年）。在武則天時期，章懷太子李賢之子「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資治通鑑》則天天授二年）。中宗復位之後，睿宗的遭遇並沒有改善多少。中宗太子重俊殺武三思，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等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中宗問大臣蕭至忠，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王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資治通鑑》唐景龍元年）。中宗也是患難餘生，深有體會，就不追究下去了。
及臨淄郡王隆基殺韋後，這時政權中最有勢力的是武則天的獨生女，睿宗的胞妹太平公主。她曾經參與推翻韋後的事件，既而主張廢重茂立睿宗，並親手把重茂從御座上拉下來。所以睿宗即位之後，常與太平公主圖議大政。
隆基既以殺韋後功，被立為太子，太平公主「憚其英武，欲更擇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雲『太子非長，不當立』。太子深不自安」（《資治通鑑》唐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又嘗「邀宰相於光范門內，諷以易置東宮（指太子），眾皆失色，宋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資治通鑑》唐景雲二年）太平公主惡宰相宋、姚崇、張說，、崇並被擯出為外州刺史，張說也罷為尚書左丞，分司東都。
唐睿宗以隆基英明有為，決意傳位，自稱太上皇。太平公主勸睿宗雖傳位，仍「自總大政」。所以睿宗下誥「三品（宰相）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並自決之」，三品以下的除授及徒罪，才取決於玄宗。當時宰相七人，有四個出太平公主之門（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四相阿附太平公主），他們還勾結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大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等，準備發動政變。玄宗乃發羽林「萬騎」，先殺常元楷、李慈，肅清了禁軍中的異己分子，然後殺宰相蕭至忠、岑羲等人，並令太平公主自盡。玄宗這才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帝。
唐玄宗在臨淄郡王時代，曾週遊京畿，熟悉民間利弊。通過廢殺韋後、誅太平公主幾次事件中，又湧現了不少以後可以作為統治權力機構中的骨幹人才，如姚崇、宋、蘇、張說等人物，他們都是久經風雨，幹練有為，故玄宗委以重任。姚崇熟練吏治，且有識見。開元初年，連歲蝗災，當時政府中一部分官吏認為「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有的甚至認為如果捕蝗，「殺蝗太多，恐傷和氣」。獨有姚崇認為「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資治通鑑》唐開元三年），請政府派遣御史，督州縣捕蝗，考其勤惰，呈報政府。由於採用這種積極的措置，及時處理，因此雖然「連歲蝗災，不至大飢」（《資治通鑑》唐開元四年）。姚崇對於邊防事務，極其關心，他「三為宰相（姚崇在武則天、睿宗兩朝已二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資治通鑑》唐開元元年）。宋為相，不但「刑賞無私」，還能「犯顏直諫」。「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蘇也是「吏事精敏」（《資治通鑑》唐開元四年）。張說「善用人之長」（《新唐書·張說傳》）。這幾位宰相，對當時朝政的興革，都起過一定作用。元稹在《連昌宮詞》中說到：「姚崇宋作宰相，勸諫上皇（指唐玄宗）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指姚、宋）。」唐玄宗即位之初，也竭力想模仿他曾祖父唐太宗，「好賢納諫」，「勵精圖治」，因此出現了所謂「開元之治」（公元713—741年）。史稱開元初年「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資治通鑑》唐開元四年），或許語有溢美，但比起唐玄宗後期天寶時代（公元742—755年）的政治來，要清明得多，要有朝氣得多，這是可以肯定的。
在武則天時代，官吏之多，已經有「車載」、「斗量」之謠，而且由於「諸色入流，年以千計」（《通典·選舉典》引魏玄同垂拱中奏疏），造成官僚機構膨脹的嚴重情況。尤其到了唐中宗復辟以後，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等納錢賣官，別降墨敕斜封除官，當時正員之外，復置員外、檢校等官，其員額有數千人之多。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選官年達數萬人。官吏員額增多，當然政府開支浩大，人民負擔加重。睿宗即位，下旨停廢斜封官，凡罷斜封官進入仕途者數千人。不久在太平公主等影響下，睿宗又下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資治通鑑》唐景雲二年）。到了玄宗任用姚崇、宋，在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悉罷員外官、檢校官，開始糾正官僚體制中不正常的情況。姚崇上表請玄宗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姚崇、宋執政時期，也大力精簡冗員，節省政府開支，糾正官吏冗濫現象。
在武則天時期，曾在北邙山白司馬坂造大像，耗錢無算。中宗即位之後，「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進言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年）。淘汰不合格的僧尼，使他們返俗為編戶，無形使編戶的負擔有所減輕，這也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唐制，王、公等沒有實際的封地，也沒給實在的封戶，只是虛封。只有開國功臣和有汗馬功勞的勛臣，才有食實封的。唐高祖、太宗世，食實封的不過二三千家。據《唐會要》卷九十載：
荊王元景二千五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戶，並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各一千二百戶，同上敕。
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各一千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各七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封德彝、劉義節各六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高士廉九百戶，段志元九百戶，貞觀元年敕。
李靖五百戶，貞觀四年八月敕。
魏徵九百戶，貞觀十七年正月敕。
裴寂一千五百戶，貞觀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
另外，貞觀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諸王（指皇弟和皇子）並宜食一千戶封。大概也是指實封而言的。長孫無忌等二十九家，共食實封二萬八千四百戶，羅藝、王君廓誅死，侯君集以太子承乾事被殺，除去這三千五百戶，就是說唐太宗貞觀末，食實封者二萬四千九百戶。武德、貞觀之際，可以說是「王業開創」時期，「佐命如雲，謀士如雨」，食實封的只有這三二十家。到了唐中宗時代，多到一百四十家以上，他們大都是唐王室的戚里近屬，緣「恩澤」而封的。食實封的地區，也往往由受封者自由選擇，他們大都「專擇雄奧」，「莫居磽瘠」（《唐會要》卷九〇引宋務光語），甚至「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新唐書·韋思謙傳子嗣立附傳》）。封主對被封的民戶，又專取高資多丁的富戶，例如滑州（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以出紈縑馳名全國，當時封主都指定要那裡的封戶，這樣，滑州所屬七縣，五縣的民戶全都成為封戶。據景龍三年（公元709年）的統計，全國「應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計一百二十萬匹以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自然弄得「私門資用有餘，國家支計不足」了。一般州縣民戶，被指定為封戶以後，就須向封主繳納租庸，並由封主們派「國官」或「奴僕」直接去徵收。這些去徵收租庸的「國官」「奴僕」，「挾勢逞威，凌蔑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所以當時百姓，一充封戶，認為比從軍作戰還要苦。唐玄宗登位之初，一方面已經在討韋後、誅太平公主幾次事件過程中，消滅了不少不應食實封而實封的貴族，使為數眾多的封戶租庸，重新收歸國有；另一方面還規定向封戶徵收租庸，歸由州縣來統一辦理，隨州縣的庸調一起送解朝廷，再由朝廷撥發給各封主，不准封主直接派人去「出封州」征催，更不准封主們利用「國賦」的收入在「出封州」發放高利貸，貿易取利。以後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子孫襲封，減半發給。大曆元年（公元766年），公主食實封者，死後三年即停給。這些措施，不僅使唐王朝的賦稅收入有所增加，而且使一部分人民的負擔也有所減輕。
唐玄宗即位初年，聽取姚崇、宋等的意見，改善和緩和了唐和四鄰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唐對吐蕃的關係，在唐中宗時代，就已經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為妻，到唐玄宗初年，又儘量避免開啟邊釁。對東突厥的關係，如在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在邊境上設立互市，加強了唐和突厥兩族之間的經濟聯繫。對奚、契丹的關係，唐玄宗把兩個宗室的外甥女封為公主，嫁給奚族酋長李大、契丹族酋長李失活，比起武則天時代來，關係也大大地好轉了。開元初年的宰相姚崇，熟諳邊務，因此邊防充實，邊疆少數民族的貴族不敢輕易進犯。另一宰相宋主張安境息民，為防止邊將邀功，輕啟邊釁，搞壞民族關係，給沿邊人民帶來災禍，破壞和平生活，因此他痛抑邊功，防止窮兵黷武，白居易詩中說：「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宋），不賞邊功防黷武。」（《新豐折臂翁》）這樣，一方面，唐三邊邊防鞏固，有備無患；一方面又主動地改善了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這對於當時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富庶的開元時代 唐玄宗統治時期（公元712—755年），是唐王朝國力鼎盛的時期。由於唐王朝經過一百多年的相對安定時期，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全國的人口數字也有了急遽的增加，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全國有八百九十餘萬戶，五千二百九十餘萬口。《新唐書·食貨志》稱：「是時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絲綿）百八十餘萬屯（六兩為一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下諸郡，每年常貢的土物，尚不統計在內。以上只是百姓繳納給政府絹布粟米兩項的統計數字，全國人口五千三百萬口的每年絹布粟米消耗總數，為數更多，尚不計算在內。當時中國富庶地區，已數揚州第一，益州第二，所謂「揚一益二」了。江淮地區出產的糧食，開始大量地供應北方，如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秋天，北方「六十三州飢，十七州霜旱，河北飢」，唐政府轉運「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舊唐書·玄宗紀》）至北方來賑濟饑民。尤其值得注意的，唐政府已經開始利用海上運輸，把江淮地區的糧食轉運往河北，杜甫《後出塞》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稉稻來東吳。」又《昔游》詩：「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蓬萊。」可見南糧北（此指河北）運，在唐時已經開始了。
關中人口增加，也必須依靠江淮的糧食來接濟。從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起，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兼江淮河南轉運使裴耀卿的建議，採用分段運輸的方法，運來江淮粟米供應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通典·食貨典·漕運》）。天寶七載（公元748年）以後，平均「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分八個站來節級遞送，「每遞用車牛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才運完。同時，唐政府還把江淮的稅布，運到北方存貯，所謂「國家舊制，江淮稅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相傳謂之天下北庫」（《顏魯公行狀》）。天寶末至至德初，「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資治通鑑》唐至德元載）。西京的左藏，更是布帛山積，「帑藏充，古今罕儔」（《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江南布帛，甚至運往高昌、龜茲、碎葉等地區。半個多世紀前，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的唐代墳墓里，還曾發現唐代江南東道婺州蘭溪縣（今浙江蘭溪）和衢州信安縣（今浙江衢州）的稅布。
江淮地區不僅以租米、稅布供應北方，到了天寶二年（公元743年），韋堅任江淮南租庸等使時，還進一步把大量江淮土貢運至京師。堅先引水抵長安城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貯江淮運船。史稱：
堅預於東京（洛陽）、汴（開封）、宋（商丘）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治武進，今江蘇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船，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治曲江，今廣東韶州）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舊唐書·韋堅傳》）
江淮以外，益州的財富也以「春彩」的名義，每年運送到京師。如天寶末，益州的春彩一次運來關中的就達十餘萬匹之多。從以上一些記載，可見唐王朝把各地的財富集中到關中或供應北方，在唐政府的手裡，集積了大量財富。
柳芳《唐歷》稱：當時「天下雄富」，「東由汴、宋，西徑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不僅中原地區和江淮地區以及成都平原，繁富如此，就是隴右河西地區，所謂「秦隴以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依然」（《資治通鑑》唐開元三年韋湊上疏語）的，這時也逐漸出現「閭閻相望，桑麻翳野」（《明皇雜錄》）的繁榮景象來了。
杜甫在《憶昔》詩中稱：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這首詩充分反映了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富庶情況。《資治通鑑》載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斗米不滿二十），絹匹亦如之」。物價的穩定，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比較安定。
唐王朝的危機 開元、天寶時期，是唐王朝的鼎盛時期，但均田制破壞，府兵制崩潰的危機亦日益加深。均田制由於授予的土地不足，已無法進行還授，可是政府卻仍舊向授田不足的均田農民，徵收以足額均田畝數計算的租調，所以「府庫雖豐，閭閻困矣」（《通典·食貨典》），迫使均田農民不得不放棄均田土地，而踏上流亡的道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府兵制，比均田制還要敏感得多，均田既授田不足，府兵自然無法以優良的武裝和旺盛的士氣出現於疆場之上，他們授田既不足，又要繳足額的租調，還要服繁重的兵役，「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玄宗天寶八載（公元749年），折衝府「無兵可交」，政府正式停止折衝府上下魚書（指敕書、木契、銅魚，是徵發府兵的信物），就是說不再從折衝府調兵了，「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最後折衝府的官吏也不見於史書的記載了。府兵廢，募兵興，中央十六衛也跟著府兵制的破壞，形同虛設。猛將精兵皆聚於東北、西北兩邊，過去內重外輕的局面，一變而為內輕外重的局面了。
開元、天寶時期，「國用豐衍」，「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開元初年的邊防支出，每年也沒有超過二百萬貫。到了天寶時代，折衝兵已無兵可交，騎、健兒的軍備家糧，一切得由官給，就是團結的土鎮兵，也獲得身糧的津貼，加以唐玄宗晚年，窮兵黷武，其結果必然導致邊防軍事費用支出的大大增加。《通典·兵典》謂：「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貫〕。」前後增加七倍之多。總計天寶時代，遞送諸道節度的軍糧（包括貯備於當地州倉的存糧），達到一千萬石之多。河東、幽州、劍南三道的軍食，即達一百九十萬石。其外「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五年）。為了和糴粟米，唐政府以絹布折價支付，每年支出絹布即達三百六十餘萬匹段之多。邊防軍士的衣著，每年又要撥給絹布五百三十萬匹段，又有所謂「別支計」二百一十萬匹段。總共每年邊防軍事費用的支出，僅絹布一項，已達一千一百萬匹段之巨。
同時，天寶以後，邊鎮的將帥又往往以官位來籠絡健兒，於是「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通典·兵典》）。時折衝府已無兵可交，但折衝府官吏的員額猶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下〕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西〕、隴〔右〕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矣」（《通典·兵典》）。另外，唐政府的龐大官僚機構，又需要支出數目浩大的行政費用。由此觀之，唐王朝的財政，由於當時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的變革，而產生嚴重的經濟恐慌。這種數目巨大的軍費和政府機構開支，都是由農民來負擔的，所以毋怪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在括民稅客的時候，陽翟尉皇甫憬在上疏中提出：「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吏民，戶口逃亡，莫不由此！」「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唐會要》卷八十五）
以上種種都說明開元、天寶時期，唐王朝正經歷著巨大變革，封建社會內部，舊的正在破壞、新的尚在產生中。如果唐統治者，唐玄宗及執政的宰相們，能夠小心翼翼地注意基於這一變革而發生的事件，及時地加以防範，採取適當的措施，固然不能把唐王朝的整個頹勢完全挽回過來，但是至少不至於手足失措而使局勢急轉直下無法控制。
唐玄宗即位前期，勵精圖治，處處以唐太宗為榜樣。唐玄宗最有典型意義的事是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任韓休為宰相。《資治通鑑》稱：
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皇帝能夠虛心納諫到這種程度，即使由於均田、府兵制的破壞而帶來了危機，也是能夠加以克服的。
可是唐玄宗做了三十年皇帝以後，「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一載），對國家大事，厭倦起來了。
唐政府財政開支，這樣浩大，統治者的對策卻是竭澤而漁。玄宗在宮中設立瓊林、大盈二庫，以貯州郡貢獻，政府理財的「錢穀之司，唯務剝削，回殘剩利，名目萬端」（《通典·食貨典》），拚命向人民進行搜括。而唐玄宗也認為國家富裕了，可以大肆揮霍了，「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寵愛武惠妃，武惠妃生壽王瑁，瑁亦寵冠諸子。朝臣李林甫柔佞狡獪，通過宦官向武惠妃表示，「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遂引為外助，使林甫得以入相。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欲廢太子瑛，立壽王瑁為太子。宰相張九齡直言進諫，認為「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武惠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對九齡說：「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四年）九齡堅決拒絕。不久張九齡罷相。開元二十五年夏五月，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潛構異謀」罪，同日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瑤、琚皆好學有材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五年）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壽王瑁亦不得立為太子，玄宗別立第三子為太子，後改名亨，即是肅宗。
李林甫為宰相，與宦官相勾結，「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二年胡三省注引《顏真卿疏》）。李林甫為宰相凡十九年（開元二十二年至天寶十一載），他要「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令。自是諫爭路絕矣」（《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四年）。在這十九年中，李林甫採用種種手法，把他所不滿意的排擠出去，杜絕了他們入相之路。他又怕邊帥入相，勸說玄宗重用蕃將來充任邊帥，蕃將很少精通漢文，自然沒有入相的可能了。李林甫為了保持權位起見，還引用酷吏吉溫等屢興大獄，殺害當時大臣如戶部尚書裴敦復、刑部尚書韋堅、隴右河西節度使皇甫惟明、北海太守李邕、戶部侍郎楊矜慎等，牽連而被迫自殺的有功臣王琚、前宰相李適之等。李林甫長期把持朝政，打擊政敵，自然要削弱唐統治階級的力量，同時也使得官吏大都因循苟且，遇事唯唯諾諾，不敢諫爭。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談不到集中注意力來解決由於均田制、府兵制的破壞而帶來的經濟上、軍事上的危機了。
唐玄宗天寶四載（公元745年），楊太真立為貴妃。妃有三姊，適崔氏者封韓國夫人，適裴氏者封虢國夫人，適柳氏者封秦國夫人，從兄楊為殿中少監，楊為駙馬都尉，尚太華公主。楊氏五家，並賜第京師，「勢傾天下」，「四方賂遺，輻湊其門」（《資治通鑑》唐天寶七載）。楊貴妃的另一從兄楊國忠，不數年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驟遷御史中丞，到了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竟代李林甫為宰相。楊國忠當了宰相不到兩年，「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
楊氏五家嫌賜第不夠精緻，都大規模地建築新「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貴，動逾千萬」（《資治通鑑》唐天寶七載）。他們每次隨唐玄宗、楊貴妃去驪山華清宮避寒，「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他們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他們還「競以進食相尚」，在進食之際，往往「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資治通鑑》唐天寶九載）。可是當時關中地區連年水旱失時，米價騰貴，長安街頭也有餓殍出現。詩人杜甫有詩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咫尺之間，貧富竟那樣懸殊，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安史之亂 唐王朝興盛時期，和中亞各國的交通頻繁，中亞昭武九姓的商人，來唐經營商業的也很多。沿邊地區都有他們的足跡，西面有龜茲（今新疆庫車）、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南），河西走廊則為敦煌、武威，關中則為長安，關東則為洛陽，河東則為太原，東南則為揚州，東北則為柳城（今遼寧朝陽）。他們在這些地區寓居下來以後，往往成家立業，娶妻生子。安祿山小時從康國（都城為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遷來，就是這樣在柳城安下家來的。
安祿山，小名軋犖山，突厥語「戰鬥神」的意思。父親是康國人，早死。母親是突厥人，後又改嫁安國（都城為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人，因冒姓安。因為柳城是胡商聚居之地，所以安祿山年輕時，與史國（都城為今烏茲別克斯坦沙赫里夏勃茲）僑民史思明皆以通曉九蕃語，俱為「蕃市牙郎」。後來幽州節度使張守又以祿山、思明為「捉生將」。祿山因為熟悉奚、契丹地區的山川形勢以及井泉所在，所以出必有功，曾以三五騎擒獲契丹數十人，因此深為張守所賞識，幾次提升，以軍功自衙前討擊使，累遷至平盧兵馬使。到了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安祿山已被唐政府任命為幽州節度副使兼平盧軍使，押兩蕃（指奚和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了。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又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鎮柳城）。當時李林甫建議重用蕃將，安祿山的地位更日漸重要起來。天寶三載（公元744年），唐政府又任命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鎮薊縣，今北京）兼平盧節度使。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安祿山又兼河東節度使。三鎮的兵力合在一起，共十八萬三千九百人。同時安祿山還兼任河北、河東採訪處置使，到了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又兼領閒廄、隴右群牧等使，兼群牧總監。這樣，不僅西自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門，今山西代縣），東暨平（州治盧龍，今河北盧龍）營（州治柳城，今遼寧朝陽），這一廣大地區的軍事、民政、財政等大權，全都歸安祿山掌握，而且國家的馬匹，也都歸安祿山來調度了。
天寶初年，東突厥附塞的部落，歸葉護阿史那阿布思統率，阿布思官至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葉護和安祿山不睦，安祿山想兼併阿布思部眾。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安祿山奏請唐政府派阿布思葉護率同羅等九姓部落數萬騎共擊契丹，準備趁機合併阿布思部眾。阿布思葉護知道安祿山的用意，不肯出擊，乃率所部返歸漠北。不久阿布思部眾在漠北為回紇所敗，餘眾逃返漠南，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阿布思葉護的部落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兵，歸併祿山之後，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同時，安祿山兼閒廄、群牧使之後，曾利用職權，密遣親信在各牧馬地區不斷挑選駿馬送往范陽，所以范陽、平盧兩鎮畜有戰馬至數萬匹之多。這樣，安祿山兵馬精強，實力幾乎要超過唐西北的隴右、河西、朔方諸鎮了。
到了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祿山節制范陽、平盧兩鎮，已歷十餘年之久，他對於部下「躬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為俘囚，暮為戰士，莫不樂輸死節」。他還在同羅、奚、契丹降眾中，挑選驍勇之士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壯士），這些人都勇敢善戰，「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安祿山事跡》）。最後，安祿山在天寶十四載還請求唐政府批准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來統率軍隊，這樣唐政府就更難控制他了。
唐玄宗曾允許安祿山在范陽「管內上谷郡（今河北易縣），起五爐鑄錢」（《安祿山事跡》）。另外，安祿山又「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資治通鑑》唐天寶十載），「每歲輸異方珍貨日萬數」（《安祿山事跡》）。這樣，安祿山管內在財力方面也充實了，起兵的條件就更加成熟了。
安祿山實力日益壯大，奪取政權的野心日益發展。他不把貪暴無能的宰相楊國忠放在眼裡，「視之蔑如」（《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兩人之間有了矛盾。楊國忠屢奏安祿山要叛變，唐玄宗不相信。楊國忠為了證實自己的預見，以取信於唐玄宗，於是命京兆尹搜查安祿山在長安的邸第，捕殺安祿山家客李超等，這便促使安祿山提早舉兵。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舉兵，「發所部兵及同羅（突厥九姓之一）、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馬步相兼，鼓行而西，以討楊國忠清君側為名。河北道原是安祿山的管轄區，「所過郡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沒有敢抵禦的。十二月初二日，安祿山的軍隊便從靈昌（今河南滑縣）渡河，接連攻下陳留（郡治浚儀，今河南開封）、滎陽（郡治滎陽，今河南滎陽）。史稱安祿山軍隊「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時「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當安祿山圍攻滎陽時，唐「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資治通鑑》唐天寶十四載）。
唐王朝證實了安祿山起兵之後，趕緊罷免與安祿山有親屬關係的安思順朔方節度使職務，而任命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時安西四鎮節度使封常清入朝長安，即被任命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馳往洛陽募兵抵擋安軍。常清旬日之間，募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御之備，並進軍武牢。接著唐政府又在長安募兵，並把飛騎、騎以及在京邊兵湊集起來，計五萬人，由前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率領，屯軍陝郡（治陝縣，今河南陝縣西南）。
封常清指揮的軍隊，都是臨時募集而來，沒有經過訓練，不能作戰。而唐自天寶十載（公元751年）武庫失火，三十七萬件兵器全部被燒毀以後，兵器又極端缺乏，因此，武牢一戰，唐軍大敗；洛陽城內巷戰，唐軍又敗。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陽便為安祿山攻陷。
封常清自洛陽退保陝郡，與高仙芝合軍，退守潼關。當時安祿山雖已攻下東都洛陽，但是在其後方，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在河北舉兵，聲討祿山。河北凡十七郡，皆響應杲卿，合兵至二十餘萬人。其從弟平原（郡治安德，今山東陵縣）太守顏真卿也合眾至萬人，與杲卿「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資治通鑑》唐天寶十四載），一時造成「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安祿山事跡》）的對唐有利形勢。
作為唐政府當時的戰略部署，首先應該集中諸道兵力，積蓄力量，作好決戰準備，然後一面以主力確守潼關，堅壁不戰；一面抽調朔方、河西、隴右等鎮軍隊，由郭子儀、李光弼等率領，出井陘，取河北，搗叛軍巢穴；同時鼓勵河北軍民，使他們堅持作戰，起一種瓦解敵人後方的重要作用。因為敵人陣營內部矛盾遲早要爆發，唐軍與安軍相持愈長久，唐就愈有可能獲得勝利。然而唐政府忽視了戰略上最重要的一著，即主力確守潼關，堅壁不戰。自高仙芝、封常清二軍退保潼關以後，唐政府即以他們二人喪師失地，處以死刑。臨陣殺將，臨陣易帥，這又犯了兵家大忌。唐政府任命前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繼任統帥，當時結集在潼關的新舊兵力一共有十多萬人，號稱二十萬。哥舒翰還是堅持遵守「堅壁勿戰以屈賊」（《新唐書·哥舒翰傳》）的正確策略，從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二月接防鎮守潼關，一直到天寶十五載六月，前後堅守了六個月之久。最後，哥舒翰在唐玄宗所派遣的中使（宦官）督戰「項背相望」的情況下，不得不「撫膺痛哭」，於六月初四日引兵出潼關。六月初七日，靈寶會戰，唐軍二十萬眾一時潰敗，哥舒翰只收拾得殘兵八千餘人退入潼關，安祿山軍隊乘勝進攻潼關；六月初九日，蕃將火拔歸仁等劫持哥舒翰投降安軍，潼關終於被安祿山的軍隊攻陷，唐軍的主力也便這樣全軍覆沒了。
六月初九日晚上，長安已經看不到由前線傳來報平安的烽火，知道前線局勢有了變化。六月初十日，宰相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建議出奔成都，取得了玄宗的同意。當時長安士民已驚擾奔逃，市里蕭條。十三日黎明，玄宗率貴妃姊妹，皇子、公主、皇孫，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及親近宦官、宮人，自長安西行。六月十四日，至馬嵬驛（今陝西興平西二十五里），羽林軍士不肯前進，恨楊國忠敗壞國事，殺楊國忠及韓國、秦國夫人；國忠妻裴柔與國忠幼子偕虢國夫人及其子裴徽，逃至陳倉縣，亦被當地官吏所殺。羽林軍士圍馬嵬驛不散，要求唐玄宗將楊貴妃「割恩正法」。玄宗乃命高力士引貴妃於佛堂，將她縊殺了。
六月十五日，玄宗將從馬嵬出發，羽林「將士皆曰：『〔楊〕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楊國忠兼任劍南節度使），不可往。』或請之河〔西〕、隴〔右〕，或請之朔方，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玄宗「意在入蜀，慮違眾心，竟不言所向」。御史中丞充置頓使韋諤建議：「還京，當有御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郡治雍，今陝西鳳翔），徐圖去就。」大家接受這個意見，於是整隊前行。六月十七日，宿扶風郡，士卒往往流言不遜，形勢險惡，局勢很難控制。適「成都貢春彩十餘萬匹至扶風」，玄宗有了這個物質基礎，膽就壯了。玄宗命把春彩「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比來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指安祿山）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草行為茇，水行為涉），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彩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這樣，玄宗才宣布入蜀的企圖，並整頓隊伍，以便入蜀。六月十八日，發扶風，至陳倉（今陝西寶雞）。二十日，入大散關（今寶雞西南），「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上萬人的隊伍，到達成都時，「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資治通鑑》唐至德元載）。
唐玄宗是六月十三日逃離長安的，整整過了十天，六月二十三日，長安才落入安祿山軍隊手中。
當唐玄宗從馬嵬出發的時候，太子李亨留在隊伍後面，當地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共擊敵人。迫使玄宗同意讓太子留在關中，並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與太子。不久，太子退至平涼（今甘肅平涼），得監馬數萬匹，又募兵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這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在前方轉戰，朔方留後杜鴻漸等以為「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今寧夏靈武，時為朔方節度使駐節之所）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鴻漸又「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資治通鑑》唐至德元載），安祿山定能打敗。太子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七月初九日，太子到達靈武。七月十二日，在西北邊鎮將領裴冕（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杜鴻漸等推戴之下，在靈武登位做了皇帝，是為肅宗，遙尊玄宗為太上皇。七月底，郭子儀的軍隊五萬人因長安失守，自河北撤退到靈武，靈武的實力漸漸充實起來，使人有興復之望了。
唐自潼關失守，長安陷落之後，固然增加了軍事上不利的因素，如顏真卿已無法堅守平原，而棄郡渡河南走（至德元載十一月中事）；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棄南陽出走，南奔襄陽，退守漢水防線（至德二載五月中事）；許遠、張巡固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南），連年苦戰，終被敵軍攻陷（至德二載十月中事）。但也出現了一些有利於唐的軍事形勢，首先李光弼一軍堅守太原，連敗安祿山軍隊；郭子儀東進，自洛交（今陝西洛川北）渡黃河，攻克河東（郡治河東，今山西永濟西蒲州），威脅了安祿山所控制的洛陽、長安兩京地區。其次，唐任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把江淮租庸變造輕貨，溯江漢而上，自漢中源源不斷地供應唐前線扶風，使唐軍供應無乏。此外，唐在這段時間內，取得了回紇汗國軍事上支持。這些情況，都有助於唐王朝的收復兩京。
而在安祿山方面，自安祿山取得洛陽後，於至德元載的正月元旦，在洛陽登位，稱大燕皇帝，建元聖武。其後他攻陷長安，勢力大振，「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但安祿山的將帥，「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資治通鑑》唐至德元載）。同時自安祿山攻陷兩京以後，「珍貨悉輸范陽」（《資治通鑑》唐至德二載），這也反映出他們胸無大志。安祿山破長安後，得悉唐玄宗撤退時，長安「百姓乘亂，多盜庫物」，乃「命大索三日，並其私財盡掠之。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因此弄得「民間騷然」，百姓「益思唐室」（《資治通鑑》唐至德元載）。從以上一些情況來看，安祿山雖然攻下兩京，軍事上獲得一定的進展，但距離勝利還非常遙遠，加之不久安祿山陣營內部矛盾很快發展起來，這樣，安祿山方面的失敗就不可避免了。
至德二載（公元757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為其子安慶緒所殺，慶緒繼位稱帝。安慶緒為了籠絡史思明，任命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范陽是安祿山的大本營，如前所述，安祿山掠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同時為了鞏固河北防務，從安祿山時候起，就已有不少精銳部隊撥歸史思明指揮，這樣，史思明就「擁強兵，據富資」（《資治通鑑》唐至德二載），漸漸不服從安慶緒的調度。
唐肅宗自即位靈武后，即著手反攻。至德元載十月，宰相房統率南、中、北三軍，向長安進擊，結果陳濤斜（今陝西咸陽東）一役，唐軍大敗，損折了兵卒四萬。到了安祿山死後，唐軍再度進攻，企圖奪回長安。至德二載五月，長安城西清渠一役，唐軍又戰敗，軍資器械，喪失殆盡。不得已乃向回紇可汗求援。同年九月，回紇以精騎四千來唐。當時唐集結了大軍十五萬人，安祿山方面集結了十萬軍隊，兩軍在長安城西北合戰，安軍敗退，棄長安東遁。唐軍攻克長安後，長驅追躡，收復潼關。到了十月初，又和安軍主力決戰於陝縣（今河南陝縣西南）西之新店，安軍又大敗，安慶緒遂放棄洛陽，走保鄴城（今河南安陽）。
安慶緒退至鄴城，收集軍隊，尚有眾七萬，所部「七郡（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資治通鑑》唐乾元元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王朝集中了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的兵力，進攻安慶緒。到了十月，連敗安軍，進圍鄴城。到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自范陽親率大兵十三萬，南下救鄴，在安陽河以北擊敗了九節度的軍隊，「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資治通鑑》唐乾元二年）。唐軍實力損失了四分之一。
史思明擊敗唐九節度軍隊以後，乘安慶緒出鄴城來見他的時候，責備他不該殺父奪位，便殺了安慶緒和他的四個弟弟及其親近黨羽。同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陽自稱大燕皇帝。到了九月，史思明又率兵南下，攻占洛陽。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唐軍反攻洛陽，又為史軍所敗，損折了數千人，軍資器械也損失了不少。三月，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朝義繼位稱帝。
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唐又向回紇請援。回紇可汗親率精騎，與唐聯軍發動反攻，再度收回洛陽。
史朝義逃奔河北，再次收兵向唐軍反攻，再次失敗。以後他的部下將領陸續降唐。寶應二年正月，朝義逃至范陽，范陽守將已經降唐，拒而不納，朝義欲北入奚、契丹，為唐軍追及，窮蹙自縊而死。
自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舉兵，至寶應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義敗死，安史之亂前後歷七年之久。
經過安史之亂，黃河中下游破壞得很厲害，史稱「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盪盡，士民皆衣紙」（《資治通鑑》唐寶應元年）。又「東周之地（指洛陽），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今河南孟縣），經於相土（今河南安陽西），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舊唐書·郭子儀傳》）。「函（函谷關）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游鬼哭」（《舊唐書·劉晏傳》）。
因為安祿山、史思明是以唐邊將的地位來反唐的，所以安史之亂一開始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但是由於安祿山和史思明是昭武九姓胡人，是蕃將，他們的漢化程度都很淺，安史軍隊中的骨幹將領，很多是胡人，他們在指揮戰爭的過程中，對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造成了嚴重破壞。事實上，如果安、史的大燕政權代替了李唐政權，中國社會只會陷於停滯或落後的局面。因此，儘管這一戰爭，是屬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但敉平安史之亂，卻具有保衛中原先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內容。
史朝義雖然失敗自殺，但安、史的殘餘勢力，還是盤踞著河北方鎮。由於當時唐王朝軍事力量還不十分雄厚，如果要根除安、史殘餘勢力，就須進一步求助於回紇，而取得這種援助的代價太大了。回紇雖然為唐出兵，但回紇「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這樣，如果回紇軍隊深入內地，所過州郡，必遭嚴重破壞，這對唐王朝來說，不如保持暫時的苟安局面為有利；同時，掌握當時唐王朝軍事指揮大權的前敵將帥如蕃將僕固懷恩（鐵勒族）等人，也恐大敵既平，自己在政治軍事各方面的地位就此削弱，因此贊成讓安、史降將「分帥河北，自為黨援」（《資治通鑑》唐廣德元年）。唐王朝不得已遂把河北分為成德、幽州盧龍、魏博三鎮，均由安、史舊將擔任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張忠志（後賜姓名李寶臣），統恆、定、易、趙、深五州，駐恆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
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懷仙，統幽、莫、、檀、平、薊六州，駐幽州（治薊，今北京）。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統魏、博、德、滄、瀛五州，駐魏州（治貴鄉，今河北大名）。
除「河朔三鎮」（從范陽節度使分為三鎮）外，還有昭義鎮：
昭義節度使薛嵩，統相、貝、邢、四州，駐相州（治鄴，今河南安陽）。
這四鎮「各擁勁卒四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他們之間還「結為婚姻，互相表里」，且以土地傳之子孫。尤其是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後，吐蕃嚴重地威脅了唐的西邊，唐政府為了集中兵力抗禦吐蕃，更無餘力對付河北藩鎮，這樣自然「專事姑息，不能複製，雖名藩臣，羈縻而已」（《資治通鑑》唐永泰元年）。河北的方鎮，也更驕縱跋扈，日甚一日，各地方鎮（如淄青、澤潞等鎮），亦相率效尤。史稱：「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建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並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唐代宗、德宗世，幾經喪亂，姑息之政最為嚴重，藩鎮也最為跋扈。到了憲宗元和之世，誅劉，取西蜀；擒李，取浙西；滅吳元濟，取淮西，屢鋤大藩，王威稍振。武宗、宣宗之世，除了河朔三鎮及昭義、淄青外，其餘藩鎮，尚能翕然聽命。唐末農民大起義之後，藩鎮勢力更為強大，「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朱溫的勢力，盤踞汴、洛腹心，尤為咄咄逼人，這時「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唐王朝就也結束它的統治了，「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新唐書·兵志》）。所以可以說河朔三鎮，偃蹇不服從唐王朝政令，只是個開端罷了。
安史亂後政治局勢 唐肅宗至德二載（公元757年）九月，唐和回紇聯軍收復了長安，十月，收復了洛陽。兩京收復了之後，肅宗、玄宗先後回到長安。為了便於處理政務，肅宗入居大明宮。玄宗則退居興慶宮，這是他做臨淄郡王時的潛邸，園林幽美。
馬嵬事件中，唐玄宗不得已讓楊貴妃縊死，這對玄宗精神上打擊很大。貴妃死時，年三十八，這時玄宗已經七十二歲了。入蜀途中，感情悽愴，他對近侍說：「此去劍門，鳴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及居興慶宮，「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月滿目」，玄宗「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四顧悽愴，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涼州之詞」，「上親御玉笛，為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自是玄宗心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吟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太真外傳》）。
玄宗從成都返長安，從兵六百人，將至長安，命悉以甲兵輸之鳳翔郡庫。居興慶宮，尚有馬三百匹，宦官李輔國以肅宗名義調用，只留下十匹，供興慶宮使用。玄宗在興慶宮，常登長慶樓徘徊遠眺，長安父老過樓下，往往瞻拜呼萬歲，玄宗往往賜以酒食。又嘗召大將郭英等上樓賜宴。
宦官李輔國當時掌握禁兵，干預政事，氣勢熏天。他「欲立奇功以固其寵」，在肅宗面前言「上皇（玄宗）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太極宮）」。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七月，李輔國矯用唐肅宗名義，率禁兵五百騎，「迎上皇遷居西內」。接著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被勒令致仕，內侍監高力士流巫州（治龍標，今湖南黔陽西南），內侍王承恩流播州（治遵義，今貴州遵義），舊宮人如仙媛于歸州（治秭歸，今湖北秭歸）安置，玉真公主（肅宗妹）出居玉真觀，唐玄宗左右的舊人，全被撤換了。表面上「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悅，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資治通鑑》唐肅宗上元元年）。到了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四月，他就病死了（年七十八）。
唐「太宗定製，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武則天「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五品以上緋，三品以上紫）者尚寡」。及唐玄宗即帝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資治通鑑》唐開元元年）。可以說，唐代宦官之禍，和唐玄宗的重用宦官，不無關係。
關於高力士，現在有不少人對他太肯定了。高力士雖參與了唐玄宗即位前的平韋後之亂和平太平公主之亂，立了一些功勞。但從玄宗時代起，宦官「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高力士「資產殷厚」，權力尤大，「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進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嘗「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台」，窮極奢麗。高力士又「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初，寶華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十萬），有規（迎合）其意者，擊至二十杵（二百萬），少尚十杵（百萬）。」可見高力士在玄宗時期，是最紅的宦官，炙手可熱，當時將相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矜慎、王、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都通過他這個渠道，經他推薦而被重用。唐肅宗為太子時，稱呼他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而且為人狡獪，「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舊唐書·宦官高力士傳》）。比起其他宦官來，兇狠雖不及，狡猾則過之。高力士的最高官銜是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內侍監、齊國公，食實封五百戶。
李輔國以宦官事肅宗於東宮，及肅宗即位靈武，李輔國大被信用。肅宗長子廣平王（後改名豫）為天下兵馬元帥，以李輔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到長安收復以後，「專掌禁兵」，權力更大，「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台門（在大明宮內）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權力之大，可以想見。李輔國平常長齋吃素，不近葷腥，經常手持念珠，裝成和尚模樣，別人見了也都認為他是「善行人」，其實他比誰都要兇狠。
肅宗北奔靈武，艱難之際，廣平王和皇三子建寧王，都立下大功。肅宗妃張良娣（後來立為皇后）勾結李輔國，誣譖建寧王要謀殺廣平王，以致建寧王被殺。其後廣平王收復兩京，被立為皇太子，與張後之間，矛盾非常尖銳。這時李輔國站在太子一邊，和張後亦有嫌隙。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四月，玄宗病逝，同月，肅宗病危。張後召太子殺李輔國和另一宦官程元振，太子不從。張後別令越王（肅宗次子）伏甲於長生殿後，欲誅李輔國等。程元振知其事，密告輔國。他們乘夜勒兵收捕越王，幽張皇后。第三天，肅宗病死（年五十二），輔國等殺張後及越王，太子即帝位，是為代宗。
代宗即位之後，「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代宗）曰：『大家（稱天子為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代宗）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資治通鑑》唐肅宗寶應元年），號為尚父而不名，除司空，兼中書令。不久，代宗利用程元振和李輔國之間的矛盾，免除了李輔國元帥行軍司馬和兵部尚書的官職，削奪了他指揮禁軍的權力，令其出居外第。不久，又罷免了他兼中書令的職位，由國公進爵博陸王。同年十月十八日夜，有盜入輔國宅內，殺輔國，攜其首及右臂而去。據說是代宗指使刺客將他刺殺的。
肅宗時尚有一個炙手可熱的宦官叫魚朝恩。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命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步騎數十萬，包圍安慶緒於鄴城的時候，不置元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九節度的兵力都歸他協調指揮。結果唐軍大敗，諸節度各潰歸本鎮。魚朝恩在肅宗面前毀謗郭子儀，肅宗罷郭子儀兵柄，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以僕固懷恩為朔方節度副使。不久史思明復取洛陽，肅宗又根據魚朝恩的錯誤判斷，敕命李光弼、僕固懷恩出兵襲取洛陽，中使相繼，督使出兵。光弼不得已與懷恩等會攻洛陽，大敗於邙山，死者數萬人，光弼、懷恩渡黃河走保河東。光弼旋又移鎮臨淮（泗州臨淮郡治盱眙，今江蘇盱眙北），失去北方軍事的指揮權。從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起，郭子儀罷兵柄歷時三年之久。及肅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太原、絳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絳）兵變迭起，唐肅宗才不得不起用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以鎮撫諸軍。郭子儀剛把唐王朝在河東的統治穩定下來，可是宦官程元振乘代宗初即位之際，又在代宗面前毀謗郭子儀，郭子儀又再度被解職，留居京師。唐代宗出兵取河朔，進討史思明、史朝義，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欲以郭子儀為副元帥，宦官程元振、魚朝恩竭力阻止，結果把這重任交給朔方軍大將鐵勒部蕃將僕固懷恩。懷恩的官銜是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朔方行營的精兵勁旅，都歸懷恩指揮。唐再度借兵回紇，回紇登里可汗娶僕固懷恩女為可敦。懷恩與回紇聯軍敗史朝義，取河北，分樹河北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四帥為節度使。懷恩以為河北平定，自己的重要性就削弱了，因此想保留安史的殘餘勢力，作為自己討價還價的資本。唐王朝也「厭苦兵革，苟冀無事」（《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就接受了懷恩的建議。從此迄唐之亡，河北就分成幾個獨立小王國，強梁不可複製。
程元振以宦官專掌禁兵，官至驃騎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內侍監，封國公。他比李輔國、魚朝恩更壞。山南東道節度使（鎮襄陽，今湖北襄樊）來因拒絕過程元振的請託，值來內調長安，元振誣奏來「言涉不順」，致來坐罪流於播州（治遵義，今貴州遵義），中途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亦因得罪元振，為元振所譖，恐懼自殺。左僕射裴冕兼肅宗山陵使（主管肅宗陵墓修造事務），因議事和元振不合，元振借小事誣陷裴冕，貶為施州（治恩施，今湖南恩施）刺史。這幾件事，使得朝野切齒，藩鎮解體。
安史之亂，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節下的邊兵精銳，皆應徵入援，稱為「行營」。諸鎮所留兵力，非常單弱，吐蕃貴族乘機蠶食唐西北邊境，數年之間，連陷數十州，盡取唐河西、隴右之地。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貴族集結了勁旅二十萬，攻入大震關（今甘肅清水東、隴山東坡），邊將告急，文書迭至，宦官程元振隱匿軍情，不向代宗如實匯報。十月，吐蕃攻陷涇州（治安定，今甘肅涇水北），涇州刺史高暉開門迎降，並為之嚮導。吐蕃軍過州（治新平，今陝西彬縣），唐代宗才獲悉吐蕃這個軍事行動。十月初七日，吐蕃前鋒進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武功（今陝西武功西），距首都長安不到一百多里地，長安震駭。十月十一日，吐蕃兵渡便橋（即西渭橋，亦稱咸陽橋，在今咸陽南），代宗來不及集兵，次日逃出長安，依神策軍於陝州（治陝縣，今河南陝縣西南）。十月十四日，吐蕃兵進入長安，擁立章懷太子孫廣武王承宏為皇帝，承宏姊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贊普，所以吐蕃擁立他。吐蕃兵進入長安以後，剽掠府庫市里，焚燒廬舍，長安城中蕭然一空。士民避亂，皆入山谷。代宗狼狽出走時曾發詔徵召諸道入衛京師，大將李光弼等畏程元振讒言，都不願出兵。
當吐蕃兵逼近長安之際，代宗任命雍王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抵禦吐蕃。郭子儀已經罷免兵權，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只招募得二十騎，趕往咸陽，見吐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向長安推進。郭子儀見長安危急，匆遽趕回，代宗已出奔陝州。郭子儀了解到六軍逃散的士卒都逃往商州（治上洛，今陝西商州），同時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還駐有戍防的士卒可以調用，於是退至商州，集兵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十一月初四日，郭子儀自藍田至水（在長安東），坊節度使（鎮坊州中部，今陝西黃陵）白孝德、寧節度使（鎮州新平，今陝西彬縣）張蘊琦也將兵屯駐長安附近。吐蕃將領怕受唐軍夾擊，整軍退走，長安就很快被郭子儀收復了。郭子儀又召白孝德、張蘊琦兩節度使率兵入駐長安，「京畿遂安」。十二月二十六日，唐代宗也從陝州回到長安來了。
吐蕃進攻長安時，分兵攻陷松（州治嘉誠，今四川松潘）、維（州治薛城，今四川理縣東北）、保（州治定廉，今四川理縣西北）三州，嚴重威脅成都的安全。唐任命嚴武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嚴武大破吐蕃七萬之眾於保州一帶，成都的威脅，隨著也就解除了。
這次長安的一度陷落，是和宦官程元振居中用事，忌疾諸將，壅蔽軍情，以致方鎮離心分不開的。代宗在陝州行在時，有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不得已削除程元振官爵，放歸田裡。吐蕃退兵之後，程元振從故里三原（今陝西三原）衣婦人服，喬裝私入長安，復圖任用，被京兆府逮捕，代宗下令長流溱州（治榮懿，今四川綦江東南）。未幾，代宗又因程元振有擁立自己為皇帝的功勞，改為江陵安置。
吐蕃攻陷長安的事剛了結，僕固懷恩和回紇聯軍攻唐的事接著發生。僕固懷恩有平河朔的大功，以河北副元帥兼朔方節度使，屯軍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陽），朔方行營的軍隊，都歸他指揮。他的女兒嫁給回紇登里可汗，他曾奉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後又送可汗出塞，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怕懷恩和回紇可汗合謀襲據太原，所以緊閉晉陽城自守，既不犒賞軍隊，也不相聞問，懷恩因而憤怨在心。及代宗避吐蕃之難，逃至陝州，懷恩有眾數萬，不遣一兵一卒「勤王」。他一方面放謠言，說朔方軍老帥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一方面積極謀取太原。吐蕃既退，代宗任命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東，今山西永濟西蒲州），不久又兼朔方節度大使。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僕固懷恩命其子仆固瑒進攻榆次（今山西榆次），還想奪取太原。可是朔方將士都是郭子儀舊部，聽說郭子儀奉命鎮撫河東，都說：「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乃殺仆固瑒，歸附郭子儀。僕固懷恩只帶麾下三百騎，西渡黃河，北趣靈武（朔方軍根據地）。以後僕固懷恩還聯合回紇、吐蕃，騷擾唐的西北邊境。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僕固懷恩病死，回紇、吐蕃聯軍進犯，郭子儀和回紇大帥結盟，分化了回紇和吐蕃的關係，他們很快就退兵了。
吐蕃攻陷長安時，代宗奔陝州依神策軍，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統率神策軍。及吐蕃退走，神策軍護送唐代宗回長安，雄盛在北門六軍之上。代宗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封鄭國公。「權寵無比」。魚朝恩粗通經義，自謂「才兼文武」，代宗遂命令他判國子監。嘗在國子監執《易》升座，言《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糝也），說有些人擔任宰相職務，「智小而謀大，力薄而任重」，一定會遭到凶災，以諷刺當時宰相元載、王縉。元載聽了，談笑自若，王縉氣得臉色發紫，魚朝恩便對人說：「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魚朝恩擅權，朝廷有大事裁決，朝恩倘不預聞，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書·宦者魚朝恩傳》）。宰相元載勸代宗誅朝恩，郭子儀也認為魚朝恩久典禁兵，如不早圖，且生大變。大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寒食節，代宗宴近臣于禁中，宴罷，留朝恩議事，因命左右縊殺之。
元載建議殺魚朝恩後，權任特重。元載初以依附李輔國得為宰相。輔國死後，他又結交宦官董秀，藉以刺探代宗意向，故言必稱旨，由是深得代宗寵信。元載居相位有十五年之久，「權傾四海」，「恣為不法」，「貨賄公行」，「侈僭無度」。「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舊唐書·元載傳》）。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勒令元載夫婦自盡。家產被查抄，單是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可見其搜括無度。
大曆十四年，代宗病死，年五十二，皇太子適繼位，是為德宗。
德宗的統治 德宗即位以後的第一樁大事，就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聽從宰相楊炎建議，廢租庸調及一切雜徭，改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兩稅法的實行，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租稅剝削制度變革很大，國家收支情況大為改善，使唐得以繼續統治了一百二三十年之久。關於兩稅法內容，在另章有專節介紹，這裡就不多講了。
楊炎為相，獨任大政。他最大的缺點，是以報復個人恩怨為事。他最大的失著，是打擊陷害當時出色的理財家劉晏。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財政支絀，劉晏受命轉運江淮租米，源源供應長安、洛陽。他還實施榷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千錢為緡），季年（劉晏主持後期）乃至六百餘萬緡。全國的財賦收入，開始每歲不過四百餘萬緡，季年收入至一千餘萬緡，使唐王朝順利地渡過這個政治危機。尤其值得稱道的，他有一種理財理論，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知院官始見不稔（旱澇歉收）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若干）蠲免，某月須如干（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資治通鑑》唐建中元年）對這樣一位出色的理財家，楊炎卻誣陷他在代宗時，附閹官劉清潭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廢太子（即德宗）別立獨孤妃子韓王迥為太子。德宗輕信讒言，黜劉晏為忠州（治臨江，今重慶忠縣）刺史，後又遣派中使（宦官）去忠州縊殺劉晏。這件事使朝野側目，山東跋扈的藩鎮，也為劉晏鳴不平，上表要求公布劉晏罪狀，並「譏斥朝廷」，楊炎恐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請立獨孤後，上自惡而殺之。』」德宗獲悉後，非常憎惡楊炎，「由是有誅炎之志」（《資治通鑑》唐建中二年）。不久，德宗任盧杞為相，貶炎為崖州（治金城，今海南瓊山東南）司馬，遣中使押送，途中將炎縊殺。楊炎之死，固然咎由自取，但作為唐德宗來說，在即位頭二年，就輕易地殺了兩個幹練大臣，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德宗即位之初，要想矯正肅宗、代宗以來的對藩鎮姑息政策，如山東、河北藩鎮偃蹇不臣，即用兵征討。山東、河北的藩鎮不但不屈從唐王朝，反而勾結起來共同對抗朝廷。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發涇原兵去關東作戰。十月初二日，涇原節度使（鎮涇州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姚令言率涇原士卒五千過長安。是日，軍士冒雨至京，「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初三日，又前發至水，詔京兆尹犒師，惟糙米蔬菜，士兵憤怒，把飯菜蹴覆於地，揚言道：「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距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資治通鑑》唐建中四年）士兵回入長安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這次兵變，幾乎使唐王朝瀕於滅亡。
唐德宗見發生兵變，召禁兵作戰，竟沒有一人報到。德宗只得攜妃嬪、太子、諸王、公主，宦官左右僅百人，右龍武禁軍四百人，倉皇逃出大明宮，北奔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初四日，又從咸陽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初五日，左金吾大將軍渾趕到奉天，他是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將領，他一到奉天，奉天人心就比較穩定下來了。
涇原士兵進入長安後，在姚令言策動下，擁立太尉朱為主。十月初三夜，朱在涇原士兵擁護下，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大明宮含元殿，自稱權知六軍。初四日，徙居白華殿（亦在大明宮東苑之東）。初八日，又徙居宣政殿（亦在大明宮），當時唐失意的將相，紛紛勸稱帝，自稱大秦皇帝。後改大秦為大漢，改元應天，並署置官吏，「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完全採用皇帝的排場。在朱即位的前二天，朱派涇原兵馬使韓率銳兵三千，名義上是迎接德宗回長安，實際是想襲取奉天。前涇原節度使、司農卿段秀實雖然留在長安，但盡忠唐室，他知道奉天守備單弱，如果韓驟然前去偷襲，奉天有失守的危險，於是倒用大司農印，招募善走的小吏去追回韓。當天，朱召集段秀實等商議軍事，段秀實奪旁人象笏擊朱，「才中其額，濺血灑地」（《資治通鑑》唐建中四年），脫走，眾爭前殺秀實。這消息傳到奉天，德宗懊悔沒有重用秀實，流涕不止。
朱稱帝之後，殺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並親自統兵圍攻奉天。時渾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與寧節度留後韓游環在城內晝夜力戰卻敵。朱建帳於乾陵（高宗陵）之上，圍攻奉天凡一月。城中資糧俱盡，皇帝供御糲米，才余兩斛。
這時郭子儀已死（郭子儀死於建中二年），李懷光任朔方節度使。唐德宗對河南、北方鎮用兵，李懷光奉命率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前往河北前線，協同作戰。聽見奉天危急，懷光晝夜倍道，自蒲津渡河，西趨涇陽（今陝西涇陽境），十一月二十日，懷光部眾大敗朱於醴泉（今陝西禮泉北），朱引兵遁歸長安。奉天城中聞朔方軍至，「歡聲如雷」，當時議論「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奉天〕城不守矣」（《資治通鑑》唐建中四年）。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在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聞長安兵變，奉天危急，也晝夜兼行，出飛狐道，經代州（治雁門，今山西代縣），由蒲津渡河，駐軍於東渭橋。晟有士卒四千，由於他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不久這支軍隊發展到一萬多人。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駐軍襄陽，有兵三千，聞長安不守，也自武關入援，收復藍田。
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守潼關近十年，為眾所服。引兵擊走襲據華州的朱部眾，遂進駐華州，招募士卒，得萬餘人，切斷了朱與東方的聯絡。德宗任命駱元光為鎮國節度使，鎮守華州。
河東節度使馬燧坐鎮太原，牽制河北三鎮的軍隊，使他們無法西向和朱聯兵。並派遣其子馬匯和部將王權入援奉天，屯兵中渭橋。
在李懷光的朔方軍和李晟的神策軍入援以前，唐德宗被圍困在奉天，唐軍處於劣勢地位；等到李懷光、李晟軍隊入援，唐軍不但解除奉天之圍，而且進圍朱於長安，這樣就從劣勢轉化為優勢了。
李懷光從河北馳援關中，常言天下之亂，是宰相盧杞等兩三人所釀成，如果他見到唐德宗，一定當面揭露盧杞等人罪惡。不久奉天圍解，盧杞怕李懷光見到德宗，便向德宗建議，命懷光「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德宗輕信盧杞，下詔命李懷光、李晟等剋期共取長安。李懷光千里赴難，血戰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資治通鑑》唐建中四年）從此李懷光和唐德宗之間的嫌隙就構成了。
李懷光逗留咸陽，頓兵不進，屢次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輿論喧騰，也責怪盧杞。如太子太師顏真卿在安史作亂時就起兵聲討祿山，是當時的元老重臣。李希烈在淮西稱王，盧杞想借李希烈之手殺害真卿，就上奏德宗，說「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希烈，「可不勞師旅」。顏真卿時已七十六歲，德宗果然命其宣慰希烈，結果為希烈所害。唐德宗逃到奉天之初，前劍南節度使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兼程趕往奉天，盧杞卻命京兆尹王誣證與崔寧同時逃出長安時，「寧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望意」（《資治通鑑》唐建中四年）。德宗又輕信讒言，將崔寧縊殺了，「中外皆稱其冤」。這時德宗迫不得已，將盧杞貶為新州（治新興，今廣東新興）司馬。
李懷光逼走盧杞等人，心不自安。朱乘機「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懷光反唐的態度也更益堅決。李晟的軍隊本來和懷光的軍隊駐地相近，見懷光與朱通謀，恐己軍為懷光所並，於是移軍東渭橋。奉天地近咸陽，德宗不敢久留，避往梁州（治南鄭，今陝西漢中），還想前往成都。李晟表稱如「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唐德宗接受了李晟的意見，就在漢中住了下來。
唐德宗駐蹕梁州，淮南鹽鐵判官王紹將江淮繒帛運到南鄭。浙西節度使（鎮丹徒，今江蘇鎮江）韓也派遣專使至梁州，獻綾羅四十擔。韓還運米百船，每船置五弩手以為防援，運至渭橋，接濟李晟等軍隊。「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米至，減五之四（從五百減到一百）」（《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這對包圍朱的唐軍戰鬥意志，也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李懷光駐軍咸陽，遷延不進。到了他決計反唐時，朱態度驟變，過去和他稱兄道弟，這時卻對懷光使用詔書，以懷光為臣子，而且要徵發懷光的軍隊。懷光慚怒異常，「內憂麾下為變，外怒李晟襲之」。懷光曾企圖攻打東渭橋李晟的軍隊，嘗「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我輩）擊朱，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李懷光的朔方軍舊部，也紛紛奔歸李晟。懷光知道他在關中難以立足，遂燒營東走河中（鎮蒲州河東縣，今山西永濟蒲州），「將士在道散亡相繼」，懷光左右大將孟涉、段威勇率士兵數千人投奔李晟，李晟軍威益振，懷光的失敗已不可避免。
興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李晟攻克長安，渾同日攻克咸陽。朱和姚令言率餘眾萬人西走，「將士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治安定，今甘肅涇川北），才百餘騎」（《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涇原士卒殺姚令言於涇州城下；朱率宗族賓客北走，途中為其部將所殺。
興元元年七月，唐德宗回到長安。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長安涇原卒兵變，到興元元年五月李晟收復長安，這半年多時間，唐王朝的命運，真是險惡萬狀，現在總算轉危為安了。
唐德宗一方面任命李晟以司徒、中書令兼鳳翔、隴右（時隴右已失，隴右暫鎮秦州）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晉爵西平郡王，命他負責長安以西藩鎮事務，並力田積粟以攘吐蕃貴族的東進；另一方面，任命渾為侍中兼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和太原節度使馬燧等合軍進討李懷光。貞元元年（公元785年）五月，韓游瓌率寧軍攻懷光，懷光命將出擊，懷光士卒，都是朔方軍舊部，寧軍也是從朔方軍分離出來的。懷光士卒不肯作戰，指寧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邪」（《資治通鑑》唐貞元元年）。懷光無法指揮。同年八月，渾、馬燧等軍隊逼近河中，李懷光在眾叛親離情況下自殺了。朔方軍從此分為兩支，一支由寧節度使韓游瓌率領，駐州；一支由河中節度使渾統領，屯蒲州。
唐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元旦，改元，大赦。翰林學士陸贄起草大赦詔書，詔書宣稱小子（德宗自稱）「長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猶昧省己，遂致興戎」。「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邑里丘虛，人煙斷絕。」「痛心（慚愧）貌，罪實在予！」自己攬下了罪責。「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惟朱「盜竊名器」，不予赦免。「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奸，人不堪命。」「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唐大詔令集·奉天改興元元年赦》）辭旨懇切。據說赦書頒下，人心大悅。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入朝長安，對唐德宗說：「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指朱）不足平也。」（《資治通鑑》唐興元元年）
鎮冀節度使王武俊原來自稱趙王，魏博節度使田悅稱魏王，淄青節度使李納稱齊王，見到興元赦書，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只有朱的弟弟朱滔，時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曾聯合回紇、契丹南攻，結果為王武俊所敗，只得退回范陽，貞元元年病死。他的幽州地盤，由其姑子（表弟）劉怦接管。怦居位三月病死，子劉濟繼位。此外，原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於興元元年稱帝，國號大楚，署置百官，殺害唐王朝派來的宣慰使顏真卿。李希烈當時已進占汴州（治浚儀，今河南開封），威脅了運河的通航，所以唐王朝非對李希烈用兵不可。德宗貞元二年四月，淮西大將陳仙奇毒死希烈，並殺希烈兄弟妻子，舉眾降唐。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殺陳仙奇，自為淮西留後，朝廷因此授少誠為節度使。淮西對汴河漕運的威脅，暫時緩和了下來。
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全國旱蝗，關中尤甚，米斗千錢，餓殍遍地。浙西節度使韓發浙東西米百萬斛，接濟關中。貞元二年三月，關中倉廩空竭，禁軍在長安大街中呼喊：「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德宗怕又發生兵變，憂慮異常。適韓運米三萬斛至陝州（治陝，即今陝縣西南），德宗聽到這個喜訊，「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
唐王朝重視江淮財賦，所以在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死後，任命刑部侍郎杜亞為淮南節度使，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以後，又任命杜佑為淮南節度使，直到貞元十九年佑入朝任宰相為止，江淮財賦牢牢地掌握在政府能直接指揮的官吏手中。浙西節度使自韓死後，就不設節度使，改設浙西團練觀察使，王緯、李若初、李先後擔任此職。
揚州之外，還應提一提益州。從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到貞元元年，張延賞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自奉天奔梁州，延賞供應無乏，因此貞元元年入相，韋皋代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是延賞的女婿，但不為延賞所器重，落拓京華，任華州參軍，鳳翔隴右節度使張鎰奏皋為營田判官，權知隴右行營留後事。朱稱帝，初授皋御史中丞，後授鳳翔節度使，皋斬其使。德宗任皋為隴州（治汧源，今陝西隴縣）刺史，並置奉義軍節度，以皋為節度使。長安收復，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元年，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出鎮成都。皋鎮蜀凡二十一年，永貞元年（公元805年）病卒。皋遣使與南詔結好，出兵抗擊吐蕃，保障西南，功績卓著。
汴州當漕運要衝，如運河不通，漕米不至，唐王朝的危機就立刻爆發。宣武軍自劉玄佐死後，作亂五次。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韓弘為宣武節度使，視事數月，殺郎將劉鍔並其黨羽。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弘入朝，在鎮凡二十一年，士卒帖然。運河暢通，漕米得以源源運至關中。
永貞元年，德宗病死，年六十四。太子誦即位，是為順宗。
唐德宗在即位初年，不滿於肅宗、代宗的姑息之政，頗想振作一番，結果兵連禍結，導致涇原兵變，奉天被圍，唐王朝險些滅亡。經過這次事變，他對藩鎮就一味姑息了。
唐德宗在罪己詔中講到自己不知稼穡之艱難，經過離亂之後，他見倉廩耗竭會引起兵變，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新唐書·食貨志》），劍南西川有「日進」，江西有「月進」，淮南、浙西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這歸根結底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德宗的任相，也是忠佞倒置。劉晏「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舊唐書·劉晏傳論》），卻輕易誅死。陸贄正直敢言，多所匡濟，最後亦遭貶逐。盧杞奸佞，雖不得已加以貶責，還再三想起用他。裴延齡是聚斂能手，竟獲得最大信任，言聽計從。至如縊殺崔寧，更是天下稱冤。聽信盧杞讒言，命一代宗臣顏真卿出使淮西，使其耄齡遇害。作為皇帝來講，德宗不僅聚斂無度，而且「內信奸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舊唐書·顏真卿傳論》）。
所謂「永貞革新」 在最近以前一個時期，歷史學者大談「永貞革新」，要替二王、八司馬翻案。二王，是兩個蹩腳的政客，其人實無足論。八司馬中，如柳宗元、劉禹錫等卻是一代才人，所以對這個事件，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二王，指王、王叔文。王，杭州人，始為翰林侍書待詔，累遷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素為德宗太子誦所親狎。順宗繼位後，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未幾為翰林學士。能出入宮禁，至柿林院，見閹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時順宗患重病，不能見百官，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然後王以叔文意告李忠言，忠言轉告牛昭容，昭容代達順宗，用順宗詔書頒行天下。門庭「車馬填湊，珍玩賂遺，歲時不絕」（《舊唐書·王傳》）。王叔文，山陰人，以棋待詔，粗知書，順宗即位，召叔文為翰林學士。叔文知道要掌握政權，必須掌握財政，於是調淮南節度使杜佑任首相，兼度支、鹽鐵使，自己擔任度支、鹽鐵副使，數月後，又兼戶部侍郎。而推薦韋執誼為宰相。這時神策軍的指揮權，掌握在宦官手裡，宦官和二王意見不合，王、王叔文等用順宗名義任命老將范希朝為神策軍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想奪取神策軍的指揮權。邊上諸將各以書致中尉（由宦官擔任），宦官方知神策軍指揮權且為王叔文等奪走，他們就密令神策軍諸將：「無以兵屬人。」宦官俱文珍等又設法削去王叔文翰林學士職名，二王開始震懼，知道大禍要臨頭了。
順宗以永貞元年正月即位，至七月，王叔文以母喪去職，王中風，告假歸第。二王在政府，前後只七個月，所謂「永貞革新」就以失敗告終了。
二王沒有社會基礎，他二人既非大族門閥，亦非科第出身，又值順宗身患重病，於是藩鎮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帶頭，翰林學士以鄭帶頭，請求早立太子。永貞元年三月，立廣陵王淳為皇太子，更名純；七月，皇太子純勾當軍國政事。八月，皇太子即位，是為憲宗。順宗退位稱太上皇。
憲宗即位，即貶王為開州（治盛山，今四川開縣）司馬，不久病死。憲宗同時貶王叔文為渝州（治巴縣，今重慶）司戶，明年令其自殺。十一月，又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治舍城，今海南瓊山東南）司馬，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虔州（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司馬，司封郎中韓曄為饒州（治鄱陽，今江西波陽）司馬，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司馬，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馬，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治臨海，今浙江臨海）司馬，和州（治歷陽，今安徽和縣）刺史準為連州（治桂陽，今廣東連州）司馬，岳州（治巴陵，今湖北嶽陽）刺史程異為郴州（治郴縣，今湖南郴州）司馬。其中如柳宗元、劉禹錫、程異等，皆一時人物，都因為二王的事受株連而貶逐，打擊面確實大了一些。
二王當政並沒有做出什麼革新的措置。以罷宮市、五坊小兒之類來講，德宗貞元中，「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指貞元十三年前後）以宦官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長安東市、西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小費）及腳價錢（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雇腳費）。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估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左右金吾街使之屬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長安，具奏宮市之弊，德宗「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德宗）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三年）。
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給役五坊者。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德宗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值，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
唐順宗為太子時，久知宮市和五坊小兒的無賴作風，曾與東宮侍讀論及宮市等事，王叔文勸太子不要向德宗進言，以為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九年）。太子聽了他的話，果然不敢談了。到了永貞元年，順宗即位，宮市、五坊小兒、進奉等等諸弊端，都是順宗久欲廢除的，所以即位以後，下詔大赦天下，赦文中就首先提到：「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不久，又「罷監鐵使月進錢」（《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以上弊端的革除，皆貫徹順宗素來的主張，與二王無關，不能說是二王的革新。至如二王要削奪宦官指揮神策軍的權柄，這一點是可取的，但二王內外無援、范希朝老病，不能控制當時政治軍事局面，所以二王就一敗塗地了。
當時宰相五人，杜佑、賈耽、高郢、鄭瑜、韋執誼，只有韋執誼是由二王推薦的。賈耽看到二王當權，稱疾不出。「諸宰相會食中書（政事堂），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王〕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中書省吏職）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曰：『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鄭〕瑜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二相（賈耽、鄭瑜）皆天下重望」（《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都離職而去，說明二王在政事堂只能和韋執誼共事，其餘四相把二王看作不是正途出身、不識國家大體的政客。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上皇太子箋，也以為順宗「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二王的失敗，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內部沒有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