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序言
50年代，我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當時，把唐史切成兩段，兩稅法實施以前是一個階段、兩稅法實施以後又是一個階段。我在講稿的基礎上，撰寫成一部敘述魏晉南北朝至唐前期歷史的書稿，分為上、下兩冊，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下冊稿子已定稿，還沒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趕緊歸還給我。
十年大動亂中，我是一個倖存者。1972年，我被調往北京中華書局點校《宋書》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舊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這幾年中最後定稿的。只有《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始終藏之高閣，塵封篋笥，一擱十年。
我在十年動亂中，雖然沒有動過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嚴冬烤火取暖，未嘗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應該怎樣來改寫這部書。這時已經有了分成《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來寫的打算。1977年，氛祲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來信同我聯繫，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們，他們表示同意，支持我這樣做。
拙著《魏晉南北朝史》既出書，我就埋頭寫《隋唐五代史》了，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這部《隋唐五代史》總算寫成了。寫這兩部書整整花費十多年時間，「十年精力，瘁此兩書」，這樣說並不是過甚其辭。
一部《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分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譬如《魏晉南北朝史》在敘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時，引用了《唐律》；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詳細介紹《唐律》中所反映的階級構成狀況，這樣，就不免造成重複的情況。好在重複的僅只千把字左右，而這對我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有決定意義，所以只得重複一下了，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性質以外，從魏晉到隋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譜錄的研究。我在這裡介紹了《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時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兩件敦煌文書，關於這兩件文書，我另有考釋，這裡不詳細講了，這裡只是抄錄原件，使研究唐代歷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內容，它包括哪些名門望族，它的發展變化又是怎樣？這是構成統治階級上層的具體內容，我們有必要加以了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組織，書中也作了系統的敘述。自魏晉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葉學士院翰林學士的出現，唐德宗以後宦官左右神策軍中尉和兩樞密使的權力加強，以及宦官誅滅之後，樞密使改由文臣擔任，宋代兩府制度實際在五代已經形成，對於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進士制度，一直沿襲到後代。進士及第人數，唐中葉以後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間，這是值得注意的，人數太多了，官吏泛濫成災；太少了，人才不容易網羅。宋明以後，進士的錄取名額不斷增加，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則的，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許多弊端，也有許多可以供後世借鑑的地方。
北魏開始實施均田制，西魏開始實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製成為隋唐王朝強盛的支柱。這兩種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現，在南朝卻沒有形成，說明它不是我國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的事物，而是由於十六國之後，鮮卑族人進入中原，把他們前封建的村社殘餘形態帶進來，從而出現這種份地制度，又從份地制度上產生了府兵制度。社會經濟繼續向前發展，份地制度不能長久維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則天、唐玄宗時代，均田制、府兵制終於最後崩潰了。這是符合事物的發生、發展直到消亡的規律的。均田制的崩潰，府兵制的枯竭，給唐王朝帶來了很大難題，民戶流亡加速了，折衝府無兵可交，十六衛形同虛設，於是出現了兩稅法，出現了募兵制，內重外輕的局面轉變為外重內輕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權基礎開始有所變化，有所動搖。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學者還留戀著過去，如陸贄、李泌、杜牧等人，他們還想恢復租庸調製，還想恢復折衝府制，還想重建十六衛，來改變募兵制度實施後形成的藩鎮割據局面。然而舊的制度一去不復回，兩稅法替代租庸調製，這是一種發展，當然兩稅法開始時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漸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種發展，當然募兵制改變了內重外輕的政治局面，滋長了藩鎮割據局面，發展到五代，出現了全國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終於全國統一了，新的禁軍制度，終於形成了。事物的發展，往往不是直線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升的。但是應該相信，它不會逆轉，也不會長久停滯不前，它一定在上升，不過上升時會有些曲折罷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隋唐時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當然，隋唐比之魏晉有了一定的發展。兩稅法是以錢來統計的，可是並沒有改變以粟帛交納租稅的實質。對於唐代的經濟，我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發展，一方面還不能過分誇大貨幣交換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這個尺度來寫的。
經濟會不會逆轉呢？我認為有時候是會逆轉或停滯不前的。戰爭的破壞，政治經濟措施的不得當，往往會導致經濟的呆滯，如隋文帝討尉遲迥，破壞了幾百年以來作為河北政治經濟中心的鄴城，滅陳，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徹底破壞了。作為隋唐時期東南經濟中心的廣陵，經過唐末戰亂，破壞得不像樣子。唐末長安、洛陽，經過戰亂的破壞，商品經濟當然也會出現一度的停滯或逆轉。但當時中國幅員廣大，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際，南方九國經濟還是在持續發展，就是北方，也在緩慢地前進。譬如大梁城，雖然也遭受過戰禍，但是經過後周、北宋兩朝的擴建，我們只要看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就可以見到大梁的繁榮景象。因此封建社會的經濟，縱使有短時期的停滯，有短時期的逆轉，然而不會長期逆轉、長期停滯。
從國內民族政策來講，唐王朝是執行得比較好的，這可能與關隴統治集團是一個胡漢聯合起來的政治集團有關。隋唐王朝不僅帝王有鮮卑族血統，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鮮卑族的後裔，他們較少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他們執行的民族政策，相對地說要開明些。五代時期有三個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這三個王朝的統治者，無論在政策執行上，在用人問題上，都沒有歧視漢族的傾向，在這三個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經和漢族融洽無間了，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唐代中國，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著三個地方民族政權：東北有渤海國，渤海亡而契丹興；西南有南詔；西藏一帶有吐蕃。這三個政權都對祖國歷史的創造作出它的貢獻。沒有南詔的文化，今天的雲南會變成另一個樣子。沒有渤海，遼（契丹）、金（女真）社會文化，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快。當大食勢力向東推進的時候，唐王朝敗績於怛邏斯，接著安史之亂發生，無法阻遏大食的東進，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來抵禦大食了。後來伊斯蘭國家雖然文化燦爛，但在初期，其鐵騎到達的地方，破壞是非常厲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鐵騎的蹂躪。此外，還有奚、契丹、室韋、東西突厥、薛延陀、回鶻、黠戛斯、葛邏祿三姓、焉耆、龜茲、于闐、疏勒西域南道諸城邦，對於中華民族大家庭都作出他們應有的貢獻，可惜受到本書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對這些部族或部落，敘述是遠遠不夠的。
唐王朝是統一富強的大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空前發展，東面和新羅、日本有著友好的往來；東南海上和東南亞國家有著和平的經濟文化聯繫；對南亞國家，有不少求法取經高僧或外交使節，翻越大山雪嶺朝聖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東羅馬帝國）彼此不斷派遣使節，互相訪問。玄奘在五天竺時，可以在天竺國王的宮廷里看到《秦王破陣樂》；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絹帛，一直運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當時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歐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國稱中國人為漢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國開始稱中國人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早年出國的中國人，其聚居的地方，還稱作唐人街。
秦非常強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強盛，亦二世而亡，這兩個王朝，都在農民大起義烈火中，結束了他們的統治。漢鑒於秦，一反秦政，休養生息，漢代初年便出現了最穩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為鑑，順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現了最穩定的政治局面。這不是歷史的重演，而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終結。隋煬帝這個亡國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壞事和蠢事，縊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應得，本無足論。但他修建大運河，還是順應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里，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傑出的皇帝。武則天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以功過論，武則天過大於功，均田制在她手裡開始破壞的，府兵制在她手裡開始廢弛的，膨脹的政府機構也給唐王朝帶來不良的影響；不過武則天能大力提拔人才，這一點，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泄氣的一個皇帝。劉晏、楊炎、陸贄，只要始終信任其中一個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殺的殺，貶的貶。開始時他也想有所作為，最後卻比誰都因循苟且。神策軍也在他統治時期交給了宦官指揮。
二王、八司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度被作為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里，我還是採用傳統的說法，沒有突出他們的地位。當然，八司馬中有奇材卓犖之士，如柳宗元、劉禹錫，在思想、文學部分還是作了重點介紹。
肅、代、德、順之後，到了憲宗，唐人稱為「元和中興」，我是同意這個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後，政局一直不穩定，到了元和時，誅劉，殺李，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鎮表面上也服從中央，混亂的局面才基本扭轉過來了，「揚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穩定下來了，說唐憲宗是中興之主，並不過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後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龍潛之日，出入民間，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時稱小貞觀。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從此走下坡路，無法挽救了。
我對於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齊丘，都沒有重點寫。李泌，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對他就評價不一，照我看，他還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時，並沒有使唐王朝不穩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觀。南唐的宋齊丘協助徐知誥取得政權，但其為人，是一個惡劣的政客，比起高季興的智囊梁震來，人品氣節，都遠遠不如，這類人物也不必多寫。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無，有關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專節介紹。
李德裕或雲相業彪炳，或雲剛愎專權。我認為牛僧孺阻止他取維州，從當時形勢來看，並無大過。到了大中年間，河隴終於收復，維州同時收復。李德裕平澤潞，動員了大軍，首尾五年，克復澤潞時，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數家漏網的遺屬都殺了，這是卑鄙的行為。還牽連牛僧孺諸相，斥放嶺南。又興吳湘冤獄。這種屢起大兵大獄，對人民沒有一些好處，最後遠竄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現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業講得太好了。當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軍權不可，楊欽義等宦官並沒有讓出軍權，他終於失敗了，這一點倒是值得加以稱道的。
我對漢初的賈誼，能懂得那時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對唐代的劉，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變前數年，他已經看到唐王朝的核心問題，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揮權，參與國家大政問題，劉的對策，真是一針見血。而且他慷慨陳詞，不顧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傑，這樣的傑出之士，是該當充分肯定的。
黃巢起義軍轉戰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廣州，不久又揮兵北上，襲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無法渡過漢水，於是轉而向南，東趨宣歙，又復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複製。黃巢認為要亡唐，必須直搗長安，故兵不留行，直趨關中。但是起義軍一路攻城略地，卻隨手放棄，攻進長安，反而陷入敵人口袋。居長安城內，西不過鳳翔，南不取興元，北不逾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敵人包圍。揚、益都不在農民軍手中，農民軍大眾數十萬，糧食得不到供應，軍風紀也無法整肅，全軍團結更難維持，終致眾叛親離，黃巢最後也只能撤離長安，敗死狼虎谷了。農民軍不講戰略，沒有建立根據地，不講究軍風紀，終於導致失敗，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寵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國不亡，可算僥倖。僖宗死後，宦官擁立昭宗，昭宗「為人明雋」（《新唐書·昭宗本紀贊》），如果讓他承太宗、宣宗之後，尚不失為承平之主。可是他繼承的卻是僖宗遺留下來的那個爛攤子，內受制於宦官，國命操在兩神策中尉、兩內樞密使之手；外有強藩之逼，如當時王建據有三川，楊行密、錢割有江淮，朱溫虎視於大梁，李克用稱雄於太原，王重榮膠固於河中，李茂貞跋扈於鳳翔，韓建近在長安肘腋之下的同華，亦桀驁難制，大勢已去，再也無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勢了。最後，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溫之手誅滅宦官，結果禁軍完全為朱溫掌握。接著，遷都洛陽，昭宗中途被殺，唐王朝不久就滅亡了。
舊史因朱溫出身農民軍，後又殺唐昭宗，代唐稱帝，故揭其過惡，不遺餘力。唯獨章太炎先生認為五代帝王中只有後梁租賦、徭役最輕，這一點確是不宜忽略的。
後唐莊宗李存勖與後梁相持河上者幾近十載，最後李嗣源偷襲鄆州得手，不久即從鄆州長驅西進，八日而破大梁，後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莊宗很快失敗，身死銀刀都之手，從成功之速到失敗之速，是史無前例的。莊宗的最大失策是殺郭崇韜，其次是諸軍飢窘，魏博兵變，莊宗平日又吝於賞賜，終致眾叛親離，身死國滅。這些確實是後人值得吸取的教訓。
後晉石敬瑭為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稱「兒皇帝」，並割燕雲十六州北屬，使北方失去盧龍、榆關之險。不久契丹騎兵長驅直入，俘出帝石重貴，南風不競，成為北宋靖康之難的伏筆。石敬瑭出賣人民利益，流毒深遠，這個兒皇帝只能在歷史上永留罵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個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強府兵的訓練，功賞分明，東滅北齊，並禁斷佛教，致國富兵強。五代之季，出了個後周世宗柴榮，他整頓軍隊，一變驕兵墮將的拖沓之風，北敗北漢，東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業，後來讓隋文帝完成了；後周世宗的事業，是宋太祖趙匡胤來完成的。十國的混亂局面，終於重歸一統。對後周世宗這個人物，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對於南方九國（北方的北漢除外），由於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關他們安境保民，推動農業、手工業、商業方面的資料，搜羅和介紹得太少了。總的說來，徐溫、徐知誥（即李）、王審知、錢、馬殷、劉隱、劉岩、高季興、王建、孟昶，在他們統治區域內，政局穩定的時間都比較長，到他們後裔手中，政局動盪的時間都比較短，所以五代時期，南方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
講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占本書篇幅三分之一強，我看是有必要的。
從漢魏以來，經學在持續發展。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漢魏以來經學研究的總結，唐代開科取士，帖經一道，是根據《易》、《書》、《詩》、《三傳》、《三禮》、《論語》、《孝經》來命題的。到了韓愈，開始提倡《孟子》，《四書》之名創自韓愈，皮日休推波助瀾，上書請把《孟子》升為經典著作，與《論語》並列。到了北宋，《四書》就成為經典中的初級教科書，《九經》仍保持經典中的高級教科書地位，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在哲學思想方面，既研究隋唐史，就不得不探討隋唐的佛教神學思想。三論、天台、法相、華嚴、禪宗五宗都是依自不依他；而淨土、密宗二宗，卻完全依靠他力。我於以上五宗，敘述得比較詳細。尤其是禪宗，這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開始創立的時候，那幾位大師，目光如炬，禪鋒犀利，真是前無橫陣，無敵不破，讀之非常神往。可惜宣傳的是宗教神學，於民生無益。
唐代的詩歌文學，是唐代文化的精華。在拙著中，初唐詩只略作介紹，盛唐幾位大家，敘述較詳。我是喜歡中晚唐詩的，所以敘述中晚唐詩特詳。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紹了，對於作品的分析，卻只能俟諸異日，另成一書了。
詩僧，我只介紹了五代的齊己、貫休二人，介紹的詩歌，也是具有喜怒哀樂的凡人感情的詩，而不是僧侶的詩。寒山、拾得的詩，我沒有介紹；王梵志的詩，我只作為民間詩人、敦煌俗文學來介紹。對它說教的部分，我是從批判的角度來介紹的。司空圖喜歡用寺宇景色來點綴詩篇，有時卻也顯示了恬靜之美，我也就引用了，但我自己對僧人的詩總不喜歡。
隋唐五代的書法方面，除了虞、歐、褚、薛、李、顏、柳、楊諸大家之外，還介紹了草書名家如孫過庭、張旭，篆書名家如李陽冰。此外，真跡傳世者，如賀知章有《孝經》，杜牧有《張好好詩》，也作了一定介紹，限於篇幅，其餘就不多講了。
繪畫也是這樣，分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三科，凡當時大家，都介紹了。其有作品傳世者，亦必特加致詳。在魏晉南北朝，繪畫還不夠成熟，隋唐以後，畫家輩出，尤其到了五代，無論山水畫或翎毛花卉畫，完全成熟了，下開宋、元、明、清的全盛局面。
在天文方面，重點介紹了李淳風、一行和梁令瓚在這方面的成就。在醫學、藥物學方面，重點介紹了巢元方、孫思邈和王燾的成就，同時對唐人流傳在民間的單方，也作了介紹。《唐本草》雖已殘缺，但此書對《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直到今天，我們對它進行研究，還有一定的重要意義。
在使用史料方面，寫隋唐五代史僅僅依靠正史如《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須廣泛搜集。如《通典》、《文獻通考》、《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尤其外臣部）、《唐大詔令集》、《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筆記瑣談，尤其近年的考古發掘和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文書。
在拙著中，能引《舊唐書》的，就用《舊唐書》，《舊唐書》實在沒有這方面材料時，才引用《新唐書》。能引《舊五代史》的，就用《舊五代史》；但因《舊五代史》殘缺過多，所以有些只能用《新五代史》來補充了。我之所以多引《舊唐書》、《舊五代史》，而少引《新唐書》、《新五代史》，主要因為前者比後者文字通暢，後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學生讀起來困難多。
這裡還應該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頻繁引用《資治通鑑》問題。我在抗戰時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時間，在重慶教書。當時手頭只有一部書，即大東書局縮印的《資治通鑑》，因為借書困難，主要依靠這部書，翻來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這對於我幫助太大了，魏晉到唐五代的史事，從頭至尾，基本搞熟了。這次寫《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於這部書。有時我就徑用這部書，代替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有些史料，正史是錯的，《資治通鑑》在引用史料時，卻經過嚴格審訂，因此翔實可靠，凡是經過《考異》訂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新唐書·宦者·仇士良傳》記載了一件事：甘露事變之後，仇士良、魚弘志謀廢文宗，「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當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我起初就將此事寫入此書，認為甘露事變以後，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過，這一段史料描寫得非常形象。後來讀《通鑑考異》，始知《新唐書》這段史料，引自皮光業《見聞錄》，其說不可靠。《通鑑考異》謂崔慎由於宣宗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文宗開成時，崔慎由並不在長安，也尚未為翰林學士，《新唐書》承皮光業《見聞錄》之訛。翻檢《翰苑新書》，也說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學士，證據確鑿，無可懷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開成初夜入宮禁這條材料刪掉了。《通鑑考異》三十卷，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說明中晚唐至五代，時間和司馬光接近，資料多，訂正考證最為精審。所以我在敘述元和以後歷史時，主要依據《資治通鑑》。
書的末尾，附錄《大事年表》。這個年表，政治、文化並重，可惜有些著名畫家卒年無考，只能闕如了。
本書佛教神學思想部分，是50年代寫成的；本書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寫成的。雖然全書的寫成，花了六七年時間，而前後持續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時一擱就是十多年。所以前後內容或不能照顧，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評價，事件的輕重，也可能處理失當，希望各方面多予嚴格批評。
書中所插歷史地圖，是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劉思源、陳偉慶先生繪製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勞動，並此致謝。
上海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林燁卿、張美娣同志負責審訂此稿，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對此書的減少錯誤，提高質量，有很大幫助，特此致謝。
1985年8月，王仲犖寫定於濟南山東大學新校南園之華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