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女王的悲劇 · 第十三章　上帝要誰滅亡，必先叫他瘋狂 1567年2月—4月

激情的法力極大。它能使人迸發出空前的、超人的精力。它能夠以它毫不鬆動的勁頭，從最最穩重的心靈榨出非凡的力量，而且，不憚摧毀一切法律化了的道德規範和形式，走向犯罪。但是，它同樣還有一個特點：在猛烈的衝動之後，激情的爆發仿佛也把自己消耗殆盡，漸漸黯淡熄滅。在激動中行事的激情罪犯之不同於天生的、怙惡不悛的真正罪犯，區別其實也正在於此。偶一為之的罪犯，激情罪犯，他們的力量一般只夠用於犯罪的本身，極少還能應付犯罪的後果。一起意便動手，盲目地直奔自己的意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都集中於唯一的目的。但是，目的一旦達到，事情一旦辦成，也就泄了氣，利落勁沒有了，神志不清了，腦子不靈了。而工於心計的、清醒的罪犯卻在這個時候開始同偵探和法官們鬥智。他把最大限度的精神力量保留著用於事後的自衛，而不是像我們在激情罪犯身上見到的那樣用於犯罪本身。 瑪麗·斯圖亞特對於博斯韋爾的依附，使她陷入了犯罪的情勢，而她的勇氣又不足以抗拒（在後人眼裡，這一點並沒有貶抑了她，反倒拔高了她）；因為，縱使她變成了罪犯，那也只是魯莽滅裂的激情使然，不是出於她自己的意志，而是別人的意旨。起初，她沒有力量消弭災禍於未然；而後來，當事情已經干出來之後，她是全然手足無措了。她只能從兩條路中選擇一條：或者是懷著厭惡，堅決同博斯韋爾決裂，因為他確實走得太遠，超出了她內心所能允許的限度，從此同他的所作所為一刀兩斷；或者相反，幫助他消滅罪跡，從而弄虛作假，戴上痛苦的假面具，不讓別人懷疑他，懷疑她自己。但是，瑪麗·斯圖亞特沒有這樣做，而是採取了以她的處境最最輕率最最荒唐的做法——那就是什麼事情也不做。她一聲不吭，一無舉動，而這十足的失魂落魄恰恰暴露了她自己。好像一具上了發條的玩偶，機械地做幾個事先設計好的動作，她在恭順的迷離恍惚中服從了博斯韋爾的一切命令：去格拉斯哥，安撫了達倫雷，把他引誘回家。但是，發條轉到了頭，機關停止了。正是在她應當裝出悲慟欲絕、以感人肺腑的表演震動全世界，讓全世界絕對相信她的清白時——恰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她疲憊不堪地扔掉了假面具，陷入了一種感情的麻木，可怕的精神痴呆，一種無法解釋的木然，以嫌疑之身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她卻喪失了意志，根本不想去自衛。 人在危急關頭有時會突然精神痴呆，似乎成了泥塑木雕，在特別需要裝假、自衛和專心致志的時候，一無作為，漠然置之。瑪麗·斯圖亞特的精神痴呆，本身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這一類心靈麻木，只是對極度緊張狀態的正常反應，是自然向那些逾越了自然界限的人所作的報復。拿破崙在滑鐵盧前夕，他的驚人的意志力蕩然無存，像個木頭人似地坐著，默不作聲，也不發號施令，雖然正是在這個時候，在大難臨頭的時候，特別需要他的命令。他的力量突然不知流失到哪裡去了，就像葡萄酒從破酒桶里漏走一樣。奧斯卡·王爾德(1)在被捕前也是如此這般的麻木。朋友們及時給他報了信，他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可以坐上火車，然後橫渡英吉利海峽亡命國外。可他也頓時精神痴呆。他坐在旅館的房間裡等著——不知等什麼，等奇蹟的出現或者是等自己的毀滅。唯有這樣的類比（而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有過成千上萬個）才能幫助我們明白瑪麗·斯圖亞特的舉動，明白那幾個星期內她的荒唐、愚蠢的無所事事，以致壞了事的舉動（老實說，正是她這種舉動引起了別人對她的懷疑）。在慘劇發生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說明她同博斯韋爾沆瀣一氣；她的格拉斯哥之行確實也可以理解成她打算同達倫雷和解。但是，達倫雷死後，他的遺孀立刻處於眾人視線的焦點。在這時候，要麼毫不含糊地顯示她的清白，要麼就得以真正天才的演技裝假作偽。但是，這不幸的女子看來是擺脫不了對裝假和說謊的噁心。她沒有去設法打消別人的合乎情理的懷疑，而是完完全全的無動於衷，因而在全世界的眼裡更加重了她的罪過，叫人看來可能甚至比真實情形更加罪孽深重。像是跳入深淵的自殺者，她閉上了眼睛，以便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感覺不到，仿佛渴望遁入虛無，因為虛無之中沒有痛苦的思考和懷疑，只有了結和毀滅。這樣一個在犯罪中消耗了全部力量而後滅亡的激情罪犯，在世界犯罪學史上未必找得出如此典型得幾近不正常的第二例。上帝要誰滅亡，必先叫他瘋狂。 一位清白的、貞潔的、熱愛丈夫的女王，半夜三更聽到信使稟報可怕的噩耗，說她的丈夫剛遭不知何許人的歹徒殺害，她會怎麼樣呢？她會火燒火燎地跳起來，好像頭頂上的天花板著了火。她會大喊大叫，發瘋似地要臣屬立刻把罪犯緝拿歸案。凡是有一星半點嫌疑的，都會被她關進監獄。她會呼籲人民支持，籲請外國君主把那些從她的國家逃亡到他們境內的人統統扣押起來。就像法蘭西斯二世駕崩後一樣，她會關在內室，鎖起門，白日黑夜足不出戶，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不去想人世間的任何歡樂，棄絕了在朋友中間尋歡作樂的念頭，更主要的是她會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非得把參加犯罪的歹徒以及可惡的窩藏犯一一抓獲處死，才能安下心來。 一個規規矩矩的、真正熱愛丈夫的妻子，突然聽到這樣的噩耗，她的表現想來應該如此。不管聽起來多麼荒謬，按照情理推斷，一個參與了犯罪的女子也必定會佯裝出大致相同的情感。因為，及時戴上清白無辜、毫不知情的假面具，最能保護罪犯免遭懷疑。然而，瑪麗·斯圖亞特在慘劇發生之後表現出這般駭人聽聞的冷漠，連最最天真的人都會為之驚愕。沒有一絲一毫李喬被害時的那種憤怒，那種怨毒的怒火；也沒有法蘭西斯二世死後的那種憂鬱的幽居。為了哀悼她第一位丈夫的死，她寫下充滿感情的悲歌。但她沒有寫詩去悼念達倫雷，而是在獲悉噩耗之後僅僅幾個小時，便泰然自若地簽署了閃爍其詞的致各國宮廷的函件，以便好歹說明一下兇殺案的情況，主要是為了洗刷自己。這奇特之至的通報，把什麼都顛倒了。事情被描敘成這樣：仿佛兇手們主要是要謀刺瑪麗·斯圖亞特而不是達倫雷。按照這個官方的說法，陰謀分子誤會了，以為女王夫婦在寇克·奧菲爾德過夜；純屬偶然，女王回去繼續參加喜宴，才使她免於和國王同歸於盡。瑪麗·斯圖亞特毫不猶豫地簽字認可了彰明昭著的謊言：女王刻下還不知道誰是這樁罪行真正的罪犯，但她信賴御前會議的熱忱和努力，已指示它進行偵查；女王擬對歹徒嚴加懲辦，以垂訓後世，作為千秋萬代的鑑戒。 這般歪曲事實，是過分的明目張胆，騙不了任何人。愛丁堡全城的人都看見女王在晚上十點多鐘率領一隊人馬，浩浩蕩蕩，火炬遠照，從偏僻的寇克·奧菲爾德莊園回到霍利魯德。全城的人都知道她不在丈夫身邊過夜。因此，在黑暗中窺伺的兇手們在三個小時之後把房屋炸毀時肯定不是要暗殺她。再說，爆炸也只是為了掩人耳目，達倫雷八成是被事前潛入屋內的歹徒扼死的。官方通報明顯的漏洞百出，無非是叫人更感到這件事有蹊蹺。 但是，說來也怪，蘇格蘭竟沒有人吭氣。在那一段時間裡，不僅是瑪麗·斯圖亞特的冷漠叫全世界震驚，蘇格蘭舉國上下的冷漠也震動了全世界。你想，出了這樣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連我們的血淋淋的歷史上都是聞所未聞的。蘇格蘭國王在本國首都被害，而且是被炸斃命。可又怎麼樣呢？全城的人都又驚又怒而渾身打戰嗎？貴族和列位男爵都從各自的城堡趕來保護似乎有生命危險的女王嗎？布道師們在講台上呼籲復仇嗎？當局採取必要的措施去揭露兇手嗎？城門關上了嗎？拘留了成百名嫌疑犯，將他們嚴刑拷打嗎？封閉了國界嗎？蘇格蘭全體顯貴舁著死者的遺體在大街上隆重地出殯嗎？在廣場上搭了靈柩台，供著香燭和火炬嗎？召集了議會以聽取關於這樁空前的罪行的報告並作出判決嗎？為王事盡力的列位男爵集會吻著十字架宣誓要追捕兇手嗎？統統沒有！雷轟電閃之後是奇怪的、不祥的寂靜。女王並沒有向民眾發出號召，而是在宮裡閉門不出。列位勳爵都保持沉默。梅里也好，梅特蘭德也好，都毫無動靜。所有曾經跪在國王面前的人都不露面。他們既不譴責兇殺也不讚揚兇殺，而是小心翼翼地躲在暗處等待事態的發展。看來他們暫時還不願意把弒王罪行公開化，因為他們這樣或那樣都是完全知情的。連市民也只是鎖起門來竊竊私語，交換一些猜測之詞。他們知道，小人物最好別去管大人先生們的閒事，不然，弄不好就會代人受過。總而言之，一開頭，兇手們得其所哉：出了一件事，縱使令人遺憾，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整個宮廷、全體貴族和民眾竭力對弒王罪行裝聾作啞，如此可恥的怯懦，在歐洲史上似乎還不曾見過。人人都奇怪，官方竟忘了採取起碼的措施去查明案情。警察和司法機關都沒有去察看犯罪現場，沒有記錄證詞，沒有一份多少比較詳細的案情報告，沒有發布說明這一神秘案件的告民眾書。總之，當局千方百計把這件案子壓下去。死者的屍體沒有做醫學和司法檢驗。直到今天都不知道達倫雷到底是被扼死還是被捅死還是被毒死（在花園裡找到屍體時，死者的臉發黑），然後兇手們不惜大量炸藥把房屋炸毀。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議論，不讓閒人看到屍體，博斯韋爾悍然把它匆匆埋掉。快些把亨利·達倫雷埋到地下吧！快些把這骯髒的事件忘掉吧！可別暴露了！ 然而，人人都注意到，都感覺得到，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貴人同謀殺案有牽連——因為當局竟懶得為蘇格蘭王亨利·達倫雷舉行得體的葬禮。遺體不僅沒有安置在靈柩台上供眾人隆重地告別，不僅沒有在全城舉行以悲慟欲絕的未亡人和全體勳爵、男爵為先導的大出喪。沒有任何人放炮，沒有任何人打鐘；偷偷地，趁著黑夜，把棺材抬到了小教堂。沒有任何排場，沒有任何儀式，在怯懦的匆忙中把蘇格蘭王亨利·達倫雷的遺體放入墓穴，仿佛他倒是兇手而不是別人的仇恨和難填的欲壑的犧牲品。然後……望了彌撒，便各自打道回府！別再讓這不幸的靈魂擾亂蘇格蘭的寧靜了吧！上帝要誰滅亡，必先叫他瘋狂…… 瑪麗·斯圖亞特、博斯韋爾和列位勳爵滿心愿意棺材板一合上，便了結了這樁齷齪的公案。但是，為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問題，同時也免得伊麗莎白埋怨他們不出力揭露罪行，決定做做樣子表示他們並非無所事事。博斯韋爾為了逃避真調查而搞了一場假調查：用這個小小的讓步來應付輿論，希望人們以為當局正在努力追緝「神秘的兇手」。話說回來，全城的人都知道兇手的姓名：監視莊園，採購大量火藥，並把火藥一袋袋運往那幢房子，都得有許多同黨。無怪乎有人被認出，城門口的衛兵也清清楚楚地記得夜裡爆炸後不久哪些人被放進了城。但是，瑪麗·斯圖亞特的御前會議成員如今其實只有博斯韋爾和梅特蘭德兩個人（一個參與了謀殺，另一個是包庇犯）。他們只需照照鏡子，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罪魁禍首。因此，「神秘的歹徒」的說法仍然不變，甚至昭告全國：凡能指出罪犯姓名者，定賞兩千蘇格蘭鎊不誤。對於貧窮的市民來說，兩千蘇格蘭鎊可是一筆叫人動心的數目。但是，人人都明白，誰只要多一句嘴，腰上就會被人捅一刀，那兩千鎊是到不了手的。博斯韋爾建立了軍事獨裁之類的秩序。他的嘍囉們——邊防軍——威風凜凜地在全城大街小巷馳馬，他們揮舞的武器足夠鎮住老百姓，叫他們誰都不敢胡說八道。 但是每當權勢者企圖用暴力壓制真理的時候，真理會通過機變來捍衛自己。白天堵住真理的嘴，真理會在夜間說話。懸賞的第二天早晨，市場上就發現了揭帖，兇手們的名字赫然在目。有一張揭帖居然貼到了女王的城堡霍利魯德的大門上。一份份揭帖都直截了當地點出了博斯韋爾和他的同黨詹姆斯·巴爾福，以及女王的內侍巴斯蒂安·李喬和朱瑟佩·李喬。有的揭帖還提到別人。但是有兩個人的名字是每張揭帖里都必定出現的，那便是博斯韋爾和巴爾福，巴爾福和博斯韋爾。 倘若瑪麗·斯圖亞特不是被魔鬼控制了她的情感，倘若她的理性和思考能力沒有被強烈的激情所淹沒，倘若她的意志不是如此聽人擺布，那麼，既然民眾的聲音這般清晰，她就只能有一個辦法——放棄博斯韋爾。她的昏聵的心靈里只要還保留了一星半點理智，那麼，她本來是應該堅決同他一刀兩斷的。她本來應該立即同他斷絕一切來往，先用巧妙的手腕「正式」證明了他的無辜，然後再用冠冕堂皇的藉口把他攆出朝廷。她最最不該做的，便是讓這個幾乎被全體男女老少明里暗裡都說成是殺害她夫王的兇手在蘇格蘭王宮裡當家作主，無論如何她不該讓這個被輿論斥為匪幫頭子的人負責偵緝「神秘的歹徒」。但是，更糟糕更荒唐的是，揭帖中除了博斯韋爾和巴爾福之外，還提到瑪麗·斯圖亞特的兩名內侍——大衛·李喬的兩個兄弟巴斯蒂安和朱瑟佩，說他們是博斯韋爾和巴爾福的同黨。在這種情況下，瑪麗·斯圖亞特首先應該怎麼辦呢？不言而喻，應該把眾矢之的的那些人交付法庭審判。可是瑪麗·斯圖亞特沒有這樣做（在這樣的事情上，缺乏遠見等於是愚蠢和自我暴露），她悄悄地把那兩名內侍放出宮外，給了他們護照，幫他們匆匆地偷越了國境。總之，她的所作所為不符合法律和名譽的要求，恰恰相反：不是把嫌疑犯交給法庭，而是協助他們逃跑；作為包庇犯，她自己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然而，她的自殺性的愚蠢還不僅僅限於這一些。只要提一樁就夠了：那些日子裡，沒有一個人見她流過一滴眼淚；她沒有靜靜地待在她的臥室里持服四十日，雖然這一回服喪的理由要比上一次多一百倍。她好不容易等過了一個星期，便離開霍利魯德，到塞頓勳爵的城堡去做客。這個未亡人連宮廷禮儀的起碼的虛面子都不顧，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可不是向全世界挑戰嘛！她在塞頓城堡接見了一位客人。接見了誰？還是那個詹姆斯·博斯韋爾，而他的圖形（標著「弒君犯」的字樣）那幾天正流布在愛丁堡的街頭。 然而，蘇格蘭不等於是全世界。倘若居心卑污的列位勳爵以及嚇怕了的市民惴惴地保持著緘默，仿佛國王遺骸一落葬他們便對罪行失去了任何興趣似的，那麼，倫敦、巴黎和馬德里的宮廷對這場駭人聽聞的謀殺卻不是冷冰冰的無動於衷。對蘇格蘭來說，達倫雷是個外人，他遭到眾人的憎厭之後，便被人家用慣常的辦法一腳踢開了。然而歐洲各國宮廷卻不是這樣看待達倫雷的。在他們看來，他是國王，是奉天承運的君主，是歐洲天潢貴胄中間的一員，身份同他們一樣的神聖不可侵犯。因此，他的事同他們有切身的關係。自然，沒有一個人相信那謊話連篇的通報：全歐洲一開始便認定博斯韋爾是這場兇殺案的主謀，而瑪麗·斯圖亞特則是他的代理人。甚至羅馬教皇和他的使節都義憤填膺地譴責了這個喪失理智的女子。但是，外國君主們所關心的，他們為之激動的，並不是謀殺的本身。在那個世紀，人們並不太在乎道德，並不那麼斤斤計較某個人的生命。自馬基雅維里以降，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對政治謀殺都是睜一眼閉一眼。這一類例子幾乎在每一王朝都有過。亨利八世需要擺脫他的那些妻子時是不擇手段的；腓力二世極不願意回答有關他親生兒子堂·卡洛斯被害的種種問題；博琪亞家族(2)所以臭名昭著，那出名的毒藥功勞不小。他們和瑪麗·斯圖亞特的區別僅僅在於：每個君主，不管他是誰，都害怕沾上一絲一毫同謀的嫌疑，犯罪的事讓別人去干，自己不能弄髒了手。他們唯一希望於瑪麗·斯圖亞特的，無非是好歹做做樣子，替自己洗刷一番；他們最最惱火的，是她那荒唐的冷漠。外國的君主驚奇地（後來又添了幾分惱怒）注視著他們的缺心眼的、失去了理智的姐妹——她竟懶得動動指頭去為自己辯白。通常的做法是絞死或磔死一兩個小人物，而她卻只是打球玩樂，仍然選那個超級罪犯博斯韋爾做她的玩伴。瑪麗·斯圖亞特忠心耿耿的駐巴黎使臣以真摯的惶惑不安的心情向她報告，國外對她的無所作為觀感不佳：「此處對您橫加詆毀，污衊您是罪魁禍首；有人甚至說罪犯是奉旨行事。」這位神職人員直率得足以使他流芳萬世，向他的女王進諫，倘若她再不堅決徹底地贖罪補愆，「那麼，您還不如死去，喪失您擁有的一切。」 這是一位朋友的直言。那失足的女子只要還保留著半點理性，只要還有一絲一毫的意志，她就會振作起來，控制住自己。伊麗莎白的唁函，口氣更加堅決。因緣遇合這個東西真是奇怪：瑪麗·斯圖亞特經受著她一生最恐怖的磨難；在這個痛苦的時刻，世界上最能夠理解她的女子、最能夠理解她的人，恰恰正是那個老冤家對頭。像是照鏡子，伊麗莎白想必在這事件中看到了她自己。她可是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在當初熱戀達德雷·萊斯特時期，她也蒙受過可怕的、似乎也是如此有的放矢的嫌疑。這回，橫梗在戀人道路上的是丈夫；而那一頭是妻子。唯有除去那妻子，有情人才能成眷屬。伊麗莎白是知情還是不知情，世人是永遠無法知道的。反正出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天早晨，發現羅伯特·達德雷的妻子艾梅·羅布薩特慘遭殺害；同達倫雷案如出一轍，兇手也是「神秘的歹徒」。一時物議洶洶，紛紛指責伊麗莎白，恰似今日指責瑪麗·斯圖亞特一般。連當時還是法國王后的瑪麗·斯圖亞特本人，也輕率地揶揄她的表親，說伊麗莎白打算「嫁給她的身兼殺妻官的御馬官」。正像今天的看待博斯韋爾，全世界都把萊斯特看成兇手，而把女王看成是他的同黨。想起當日經歷的風波，伊麗莎白不禁同情這個前世宿緣的骨肉，成了後者最好的、確實真誠的軍師。當初，伊麗莎白聰明地毅然決然下令調查，調查自然是一無結果，但總算是調查了。主要的是，她堵住了眾人悠悠之口，放棄了她夢寐以求的願望——同萊斯特結婚，因為人人都很清楚萊斯特同謀殺案有牽連。這一來，她便撇清了干係。伊麗莎白建議瑪麗·斯圖亞特也採取這樣的策略。 1567年2月24日的信所以引人矚目，還因為這封信確實是伊麗莎白的信，一個女人的信，一個人的信。「夫人，」伊麗莎白在這封動情的信中激動地說，「您的亡夫亦即我的夭殤的表親被害，令人痛心疾首。噩耗傳來，我是如此的惶惑，如此的沮喪，如此的震驚，以至至今無法搦管提及此事。不管我的感情是如何地催我為我的至親一掬哀悼的熱淚，然而平心而論，您比他更叫我悲傷。夫人呵，倘若我不挺身而出保護您的名譽而是竭力說些中聽的話，那便是沒有盡到責任，不配做您的忠實的表親和誠摯的朋友。因此，我不願隱瞞到處不脛而走的關於您的謠言。人們傳說您對偵查工作打算不了了之，避免拘捕那些理該關押的人犯，以致人們以為兇手的行動曾獲得您的准許。請您相信我，人世間任何財富都引誘不了我，使我生髮出如此荒謬絕倫的猜度。我絕不會在我的心中容留如此惡毒的念頭，絕不敢對一位女王有如此惡劣的想法，特別是對您，但望您萬事亨通，一如我的心愿或者順遂您的心意。正因為這樣，我向您籲請，向您央告，向您祈求：聽我的勸告吧，別害怕觸動您最親近的人，既然他有罪，別聽從任何遊說以致妨礙您向全世界表明您既是高貴的君主又是賢淑的女子。」 這個假仁假義的女王，她一生所寫的信札中，大概沒有比這封信更誠懇更有人情味的了。它應該像槍聲一樣振聾發聵，促使那昏頭昏腦的女子回到現實中來。別人再一次向她指控了博斯韋爾，再一次義正詞嚴地說服她：她如果稍有寬縱，本身也會暴露，會被人認為是同謀犯。但是瑪麗·斯圖亞特在那幾個星期里的狀態（得一再強調這一點），是俯首帖耳、唯命是聽的狀態。她不知怎麼「可恥地愛上了」博斯韋爾，以致伊麗莎白的一個耳目向倫敦報告，「據她說，她願意拋棄一切，只穿一件襯衣跟他去天涯海角」。她對人們的勸告不理不睬，她的理智已經控制不了熱血的沸騰。因為她忘掉了自己，她以為世界也會忘記她，忘記她的行為。 瑪麗·斯圖亞特的無所作為，一度（三月份整整一個月）好像頗有道理。蘇格蘭舉國上下都保持著沉默；司法當局似乎又聾又瞎；博斯韋爾全力以赴（真是空前絕後），卻抓不住那個「神秘的歹徒」，雖然家家戶戶、街頭巷尾都在小聲傳布那些歹徒的姓名。人人都知道，都點出了他們的名字，可誰也不敢為了賞格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但是到底有人說話了。死者的父親倫諾克斯伯爵，是國內最有勢力的貴人之一。他理直氣壯地抱怨，那麼些天過去了，當局沒有採取任何認真的措施去緝捕懲辦殺害他兒子的兇手。他的抱怨，是沒法拒絕給予答覆的。同兇手雙宿雙飛而對包庇犯梅特蘭德言聽計從的瑪麗·斯圖亞特，她的答覆自然是躲躲閃閃。她說，她將盡力而為，責成議會進行調查。但是這種答覆有多大價值，倫諾克斯十分清楚，於是重申了他的要求。他聲稱，貼滿愛丁堡大街小巷的揭帖都點了名，先把那些人抓起來。要求表述得如此明確，比較難以答覆。瑪麗·斯圖亞特又搪塞了一番：她倒是很願意這樣辦，不過，揭帖中提到的名字太多，而且言人人殊，被點名的人彼此沒有什麼關係，只得請倫諾克斯自己說說，他懷疑的是誰。明擺著，她希望倫諾克斯畏懼那個在全國實行恐怖統治的威靈顯赫的獨裁者，從而不敢說出博斯韋爾這危險的名字。但是倫諾克斯這當口已經獲得了支持，勇氣陡增：他同伊麗莎白接上了頭，託庇於後者。他明確地，毫不含糊地，開門見山地，叫大家十分尷尬，開了張名單，把他要求立案調查的人囊括以盡。名列榜首的是博斯韋爾，然後是巴爾福、戴維·查默斯以及瑪麗·斯圖亞特和博斯韋爾手下其他幾個比較次要的角色——兩位主子早就多方設法把他們送到了國外，免得他們在拷打之下多嘴多舌。沮喪的瑪麗·斯圖亞特終於明白她再也演不成喜劇，再也不能把偵查一事敷衍過去。她猜到，倫諾克斯的堅持是伊麗莎白在作怪，是伊麗莎白的力量和威信在起作用。這時候，喀德琳·美第奇也以極其尖刻的口氣通知瑪麗·斯圖亞特：她將從此名譽掃地，蘇格蘭今後不必再指靠法國的友誼，除非她進行認真而公正的法庭偵查以彌補謀殺的罪行。瑪麗·斯圖亞特沒有其他辦法，只有急轉彎，停演「烏有」調查的喜劇而推出另一出公開審理的喜劇。她不得不同意讓詹姆斯·博斯韋爾到貴族法庭接受審判（小角色可以先放一放，回頭再說）。3月28日，倫諾克斯伯爵得到正式邀請，請他去愛丁堡，以便在4月12日向博斯韋爾提出控告。 然而，博斯韋爾並不是那種甘心服罪、乖乖地、怯生生地趕去見法官的人。他沒有拒絕應戰，那只是因為他打算動用一切手段謀求宣告無罪而不是被判刑。他勁頭十足地著手準備。首先，他慫恿女王把全國各地的要塞都交給他指揮。一切現有的武器彈藥都由他直接掌握。他知道，強權即公理。同時，他把他那一幫邊防軍統統召集到愛丁堡，把他們裝備起來，仿佛要打一場大仗。這無惡不作的傢伙不知羞恥為何物，以他特有的肆無忌憚和厚顏無恥，在愛丁堡建立了名副其實的恐怖體制。他公然宣稱：「我一旦搞清楚是誰的人在全城張貼無頭榜文，就要拿他們的血來洗我的手。」這是對倫諾克斯最嚴重的警告。博斯韋爾來來去去都是一手按著腰間的匕首。他的部下也同他一模一樣，揮舞著匕首滿城亂竄，乾脆爽利地宣布他們絕不允許別人把他們的頭頭當作罪犯揪到法庭上去。瞧倫諾克斯敢到這裡來誣賴他！瞧哪個法官敢把這位蘇格蘭的獨裁者定罪！ 這些備戰活動被大事張揚，使倫諾克斯對自己的下場再也沒有懷疑。誰也沒有禁止他到愛丁堡來控告博斯韋爾。但是控告後，博斯韋爾絕不會放他活著出城。倫諾克斯再度向他的靠山伊麗莎白求援。伊麗莎白毫不猶豫地給瑪麗·斯圖亞特寫了一封十分強硬的信，警告她，要她趁早別縱容如此明目張胆、無法無天的行徑，免得人家懷疑她同他們狼狽為奸。 「夫人，我本不該寫這封信來煩擾您，」伊麗莎白在極度憤怒中這樣寫道，「可是，要我們仁愛待人的聖訓叫我不得不這樣做，不幸的人的哀求叫我不得不這樣做。夫人，我知道，您已經下旨審理謀殺尊夫亦即先表親的嫌疑犯案件；開庭定於本月12日。完全可能有人會耍陰謀詭計，玩弄各種各樣奸惡的花樣，您千萬別讓他們干擾了審理。死者的父親和友人恭順地求我向您呼籲，請您延期開庭——據他們所知，某些無恥之徒正在設法用武力獲取他們用正當手段得不到的東西。因此，我不得不進行干預，這，一方面是為了安撫在如此駭人聽聞的罪行中無辜受害的人，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您的愛，而您同這件事關係最大。因為即使您不覺得自己有罪，僅僅如此放任姑息便足以使您失去王位，被交給庶民，由他們凌辱。與其這樣身敗名裂，我倒寧願您清清白白地死去。」 這樣再次貼近直射那污濁的良心，本該喚醒麻木的、冷酷的感情。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把握說，這在最後關頭髮出的警告及時傳遞到了瑪麗·斯圖亞特手中。那個膽大妄為、桀驁不馴的傢伙天不怕地不怕，英國女王根本不放在他眼裡。他的鷹犬叫伊麗莎白的送信專使吃了閉門羹，不讓進宮，說是女王正在休息，不能接見。替一位女王給另一位女王送信的使者困惑莫解，在愛丁堡的街頭躑躅徘徊，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他得見博斯韋爾，把信交給了後者。那幸臣立刻放肆地拆開了信，當著專使的面瀏覽一遍，滿不在乎地塞到兜里。天曉得他到底把信給了瑪麗·斯圖亞特沒有。反正這也無關宏旨，那俯首帖耳的女子早就對她的主人百依百順。後來人們傳說，當博斯韋爾由他的歹徒馬隊護衛著去托爾布特的時候，瑪麗·斯圖亞特竟在窗口向他揮手，仿佛祝願這彰明昭著的殺人犯在即將開場的審判喜劇中獲勝。 但是，即使伊麗莎白的最後警告未能到達瑪麗·斯圖亞特的手中，也不能因此而說，其他任何人都沒有提醒過她。開庭前三日，她的異母兄梅里謁見過她。梅里要作一次長途旅行，特來告別。他突然想去法國和義大利，看看威尼斯和米蘭。根據以往屢次的經驗，瑪麗·斯圖亞特本該知道梅里如此匆匆地從政治舞台上隱退預示著氣候的變化；他想以他令人矚目的缺席預先抗議丟人現眼的審判滑稽劇。其實，梅里也不曾隱瞞他出走的真實原因。他毫不顧忌地說他曾經打算把詹姆斯·巴爾福作為謀殺案主犯之一拘捕，但遭到百般袒護同黨的博斯韋爾的阻撓。一個星期之後，梅里在倫敦公開向西班牙使臣德·席爾瓦宣稱，繼續留在國內會玷辱他的名譽，「因為在那裡，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沒有受到制裁」。他這般到處宣揚，大概對他妹妹也不會說不出口。確實，當瑪麗·斯圖亞特同他道別時，許多人看見她潸然淚下。然而，她沒有力量把梅里留下來。自從她把自己的靈和肉都給了博斯韋爾之後，她再也沒有力量做任何事情。她只能俯仰由人，成為他手中懦弱的玩偶，因為在她身上，女王已經降服於熾烈而被征服的女性。 審判鬧劇在4月12日以肆無忌憚的挑釁開始，以同樣肆無忌憚的挑釁結束。博斯韋爾前往托爾布特的法庭大廈時，模樣活像是去衝鋒陷陣——胯旁佩劍，腰帶里還插了一柄匕首，由他的嘍囉簇擁著，人數的估計顯然是誇大了的，說是有四千人左右。至於倫諾克斯，按照早已過時的敕令，允許他帶進城的隨從不得超過六人。僅此一端，便顯出了女王的偏心。倫諾克斯不敢上法庭，不敢馬上去碰森嚴的刀戟。他知道伊麗莎白已致函瑪麗·斯圖亞特，要求延期開審。他覺得自己有了這樣的後台，便派了一名家臣去托爾布特宣讀他的抗議。法官們一半是嚇破了膽，一半是被土地、黃金和榮華所賄買，看到原告缺席，不禁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倒是一個妥當的藉口，可以避免作出不妥當的審判。經過號稱慎重認真的商議（其實事先一切都已決定好了），可恥地利用了「原告缺席」的條款，一致判決博斯韋爾無罪，——說他「與該弒王案」絲毫無關。這樣一種站不住腳的判決是任何一個正派人都不能滿意的，博斯韋爾卻把它當作自己的勝利來對待。他騎馬巡行全城，炫耀武力，不時拔劍揮舞，大聲吆喝，向任何一個現在還膽敢指控他是謀殺國王的兇手或至少是幫凶的人挑戰。 輪子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滑下坡——滾向深淵。惶恐的市民小聲地嘟噥，嗟嘆法律遭到史無前例的踐踏，而瑪麗·斯圖亞特的朋友們只是痛心地面面相覷，無可奈何地擺擺手。這個發了瘋的女子，任何警告，她都不放在心上。她最好的朋友梅爾維爾寫道：「這位善良的女王冒冒失失地奔向自己的滅亡，誰都沒法警告她避開危險，也沒法拉住她。眼見這種情形，令人十分痛心。」是的，瑪麗·斯圖亞特誰的話都不想聽，她不需要任何警告。她被神秘的誘惑所左右，什麼傻事都幹得出來。這沉浸在愛河中的女子一個勁兒地朝前沖，從不左顧右盼，不聞不問，一路飛奔，直至毀滅。博斯韋爾向愛丁堡全城的人挑戰的日子叫人沒齒難忘。不久，她又得罪了全國的子民，把蘇格蘭的最高榮譽給了那個怙惡不悛的歹徒。女王在議會開幕的那一天車駕臨幸時，叫博斯韋爾在她前面捧著國寶——王冠和玉笏。這麼一來，再也沒有人懷疑：博斯韋爾今天雙手捧著王冠，明天就會把它戴到自己的頭上。確實，博斯韋爾不是那種長時間藏藏掖掖的人（這驍悍的傭兵隊長身上，正是這一點每每叫我們特別欣賞）。他放肆地、堅決地、公開地追逐他朝思暮想的至寶。他不顧羞恥和良心，強迫議會把全國最最堅固的要塞丹巴爾送給他，以獎勵他的「豐功偉績」。況且，既然列位勳爵全體到會，又都聽他的，博斯韋爾便逼迫他們走出最後一步——同意他同瑪麗·斯圖亞特結婚。議會活動結束後的晚上，博斯韋爾作為大貴人和軍事獨裁者，邀請那伙人在艾因斯雷酒家吃晚飯。席間放懷暢飲，大多數人喝多了——叫人不禁想起《華倫斯坦》(3)中出名的那場戲，之後，他提出要列位勳爵在盟約上簽字。這盟約規定，列位勳爵不僅有責任在博斯韋爾遭到誹謗者攻訐時保衛他，還應該推薦這位「高貴而強大的爵爺」做女王的丈夫。在這臭名昭著的文契中寫著，既然博斯韋爾被本國全體世卿一致認為無罪，而女王陛下又孀居未嫁，那麼，「體念大眾的福祉，她理應下嫁她的一位臣子，亦即我們提及的爵爺」。他們「在上帝面前起誓」，支持該爵爺，並保衛他以反對任何企圖干擾或阻撓這一婚事的人，為此不惜自己的鮮血和產業。 在場的勳爵中只有一人利用宣讀盟約之後眾人不知所措的機會，悄悄離開了酒家。至於其他人，或許是因為房屋已被博斯韋爾的武裝嘍囉包圍，或許是因為暗自打定了主意，一到合適的時機便背棄博斯韋爾強加給他們的盟約，於是草草地在盟約上籤了字。他們知道，白紙上的黑字可以用殷紅的鮮血洗得乾乾淨淨。因此，誰也沒有多加考慮：對這一幫子人來說，大筆這麼一揮又算得了什麼！人人都簽了名，繼續觥籌交錯，縱酒作樂。其中最最興高采烈的是博斯韋爾。覬覦已久的至寶終於到手，他終於達到了目的。過不了幾個星期，我們在《哈姆萊特》中視為詩的誇張，視為向壁虛構的故事，在這裡即將成為現實：女王「在送葬的時候所穿的那雙鞋子還沒有破舊」(4)，就同殺害她丈夫的兇手走向婚禮的聖堂。上帝要誰滅亡，必先叫他瘋狂。 ———————————————————— (1) 奧斯卡·王爾德（1854—1900），英國詩人、作家。 (2) 羅馬望族，代表人物契薩雷·博琪亞（1476—1507）是馬基雅維里心目中的標準君主。 (3) 席勒的戲劇。 (4) 語出《哈姆萊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