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 · 譯者的話

在古希臘先哲中，聰慧、睿智、豁達、偉大者不乏人在，生前弟子滿堂、死後著作等身者也絕非僅有，但蘇格拉底卻以他善辯而不為人師、創新而不立文字，生得平凡、死得從容，顯示出了獨特的風貌。《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這本書所收的四篇對話，為柏拉圖所作，記述了蘇格拉底之死這一歷史事件，並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蘇格拉底的生平、夙願和思想的精華。蘇格拉底是偉大的思想家，然而，他卻死於他的同胞——偉大的雅典公民之車。雅典人用自己的雙手扼殺了一個他們值得引為驕傲的思想巨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然而，更大的悲劇是，兩千多年後，蘇格拉底一度在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中被誤解，被作為奴隸主貴族的思想代表被抨擊， 蘇格拉底之死也被看作罪有應得。偉大的思想巨子被描述為跳樑小丑，對古人、對今人無疑都是可悲的。對待古代思想家的這種簡單粗暴的態度當然不足為訓，但今天除了重新評價蘇格拉底之外，對於偉大的思想家被偉大的人民處死這樣一個悲劇，難道就不值得深思嗎？為了反思歷史和現實，也為了更好地把握思想家蘇格拉底，我們有必要了解思想家的生平、品格和風貌， 了解當時特定的環境，而《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無疑能使我們窺見一班。在《歐梯佛羅》篇中，蘇格拉底戲謔地稱代達盧斯為自己的先人。的確， 蘇格拉底的父親雖然不像代達盧斯那樣有名，但確實是位雕刻匠。蘇格拉底早年也學過雕刻，據說雅典衛城的那些輝煌的石刻中有他的作品。他結過兩次婚，第二個夫人看來脾氣不大好，甚至蘇格拉底被處死的那天還在獄中吵鬧。不過，以愛智和證實神諭為終生目的的蘇格拉底，也實在讓夫人難以忍受。正如蘇格拉底在申辯中所說：「這些年來，我把私事置於腦後，拋棄天倫之樂，為你們的利益整日奔忙，像父兄一樣默默地照顧你們每一個人，敦促你們潛心向善。」蘇格拉底雖然整日為公眾利益奔忙，卻厭惡社會政治生活，除在公元前406 年被選入五百人會議當過一任執政官外，他基本上沒有介入過政治生活。對此，蘇格拉底自己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我置身於社會政治生活中，像一個正直的人那樣總是伸張正義，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義為準則，你們想，我能活到現在嗎？尊敬的陪審員們，這樣做的話我是不會活到今天的，其他人這樣做也不能活下來。」蘇格拉底在雅典人看來曾經是一個好公民，他恪守宗教札儀，履行公民職責，曾三次應徵，在戰鬥中表現很勇敢。但是，當蘇格拉底開始了哲學反思後，他就為雅典人所不容。據蘇格拉底自己所說，他是為證實神諭而得罪公眾的。神諭說，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他對此大惑不解，因為他感到自己並無智慧。於是他造訪了一個又一個享有智慧聲譽的人，發現這些自認為聰明的人最不聰明之處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為知。於是他終於明白，神諭說蘇格拉底最聰明，是借蘇格拉底之名告誡人類，最聰明的人就是像蘇格拉底那樣意識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由此，他不斷勸說人們要潛心向善，認識自己。他的這種遊說活動激怒了很多人，於是，導致了公元前399 年的審判。從表面上看，蘇格拉底被處死的原因有二：一是為證實神諭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們及其同情者的反感。的確，蘇格拉底同這些享有智慧名聲的人們交談時，不斷詰難對方，使他們出盡洋相，這自然會使他們懷恨在心。二是在法庭上的態度激怒了陪審團。他不齒於向陪審團恭維或乞憐，自信正義在自己一邊，不但不設法獲得陪審團的同情，反而以 不妥協和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陪審團。無疑，蘇格拉底這種不屈不撓的一貫態度激怒了雅典人，這是他被處死的重要原因。但是，蘇格拉底之死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自梭倫改革以來，雅典民主制不斷完善，到了伯利克里執政時期，雅典民主制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公元前444 年，伯利克里執政，蘇格拉底當時二十四歲。他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華，形成了為真理、為榮譽、為法律，即為整個理想獻身的堅定信念。可悲的是，賦予蘇格拉底以理想和信念的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在時間的流逝中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和伯利克里去世後，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就開始敗壞，不多久，顯赫一時的雅典良主制也就成了徒具軀殼的累贅。民主制的衰敗曾一度導致了寡頭政治的崛起，但寡頭政治給雅典帶來了血腥和暴虐，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時局的動盪、社會的腐敗，使進入哲學反思的蘇格拉底痛心疾首。他決心做一個馬虻，去蜇醒雅典這匹昏睡的純種馬。他之所以要通過交談使那些名聲顯赫的人意識到自己並不聰明，就是因為想讓這些雅典的精英首先清醒起來。然而事與願違， 一方面，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輿論的尖銳刺激，力圖去制止一切所謂蠱惑人心的言談，一些為名譽地位考慮的執政者利用了這一制度的致命弱點而控制、操縱了它，使它成了絞殺異己的瘋狂的機器；另一方面，那些正直善良的雅典人，懷念著雅典的輝煌時代，而把日下的世風完全歸咎於寡頭政治帶來的災難，他們出於維護民主制心切，出於對蘇格拉底暴露民主制缺點的做法的不理解，把蘇格拉底當成雅典政府的敵人。這就是公元前399 年雅典五百人陪審法庭對蘇格拉底進行審判的原因。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懷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這架機器，處死了本邦偉大的思想家蘇格拉底。這是雅典制度的悲劇，也是蘇格拉底個人的悲劇。蘇格拉底之死所以是悲劇，主要不在於他死於一些誣陷他的小人，而在於他死於同他一樣熱愛母邦的同胞之手。我們不可能設想，五百人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心懷叵測；可以相信，大多數人都還是正直善良的公民。他們之所以贊成處死蘇格拉底，無疑是因為要保護雅典的純潔，維護民主制的榮譽。而蘇格拉底，這個至死不願意離開母邦的人，無疑也力圖為母邦分憂，為母邦造福。共同的目的，不同的手段，致使雙方劍撥弩張，性命文關，原因就在於對問題理解的層次不同。一般的雅典公民維護母邦，是維護它那外觀宏偉的架子，而蘇格拉底維護母邦，是想加固那地下的根基；別人是用看得見的工具去維繫母邦的建築，蘇格拉底則是用他所謂的「心靈」去維繫母邦的根基。蘇格拉底和一般雅典公民的差距，就是蘇格拉底悲劇的主要原因。蘇格拉底之死的悲劇性還在於，以他的學識，當然能知道自己拚上一死也難以喚醒沉溺於昔日美景、渾然不覺今日危機的雅典人，但他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他生平品格、情操的集中表現。對於蘇格拉底這種義無返顧、為理想而獻身的壯舉，我們後人只能懷欽佩之情，而無非議之理。蘇格拉底之死，為後人留下了永久的話題，蘇格拉底的思想，更為後人留下了無窮的回味。研究西方哲學史的人往往以蘇格拉底為界，把古希臘哲學劃分為前蘇格拉底哲學和蘇格拉底以後的哲學兩大部分。這是因為蘇格拉底在古希臘哲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一種承先啟後的作用。當然，研究蘇格拉底的思想有這樣一個困難，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由於蘇格拉底不事著作，他的思想都為柏拉圖以對話形式保留下來；而柏拉圖出於對蘇格拉底的敬佩，蘇格拉底成了他大部分對話的主角，這就使後人難以分清哪些思想 是屬於蘇格拉底本人的，哪些思想是柏拉圖所發揚光大的。一般學術界認為， 柏拉圖的早期對話，大致忠實記述了蘇格拉底的思想，而中、後期的對話， 則表現了柏拉圖自身思想的發展。據此劃分，本書所收的前三篇對話，可以看作表達了蘇格拉底的思想；而第四篇對話，則既有蘇格拉底的思想，也摻入了柏拉圖的思想。總的來說，這四篇對話基本可以看作研究蘇格拉底思想的重要著作。蘇格拉底的承先啟後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他改變了古希臘自然哲學在自然界中尋求世界終極原因的傳統，首創了在內心世界尋求終極原因的哲學傳統。《費多》篇中就反映了這一點。蘇格拉底說，他年輕時對自然科學抱有極大熱情，認為能夠說明事物生成、發展和消亡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但當他在阿那克薩哥拉的著作中看到心靈是萬物的原因的論述後，他思路豁然打開。進一步的研究使他發現，阿那克薩哥拉雖然提出心靈為萬物的原因，但在說明具體事物時仍然用水、火這類東西，心靈被遺忘了。蘇格拉底認為， 自然哲學家們所謂的水、火等東西作為萬物的始基和終極原因，很難保證理論的完滿性，因為人們可以從一種始基和原因追問到另一種始基和原因，永無了結，這就說明這些東西都不是終極原因，充其量不過是具體的原因。尋求統攝具體原因的終極原因，不應求諸於外，而應求諸於內，求諸於心靈。因為它不是事物的自然屬性，而是整個宇宙的一種目的性和規律性，即對善的追求，這種對善的追求只能通過心靈來說明。哲學從向外求索轉為向內求索，使它從宇宙學、物理學變成了倫理學和人學。從此。哲學開始了新的發展。蘇格拉底哲學的意義就在於此。蘇格拉底主張肉體易逝，靈魂不朽。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如果靈魂真像蘇格拉底所說的那樣代表了智慧和知識，那我們不正可以說，哲學家死了，但哲學家的思想永存！ 本書所收的四篇對話，《歐梯佛羅》篇、《申辯》篇和《克里托》篇由余靈靈翻譯，《費多》篇由羅林平翻譯，余靈靈負責全書文字工作。由於水平有限，錯誤和不準確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見諒。 譯 者一九八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