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申辯 · 譯後話
西元前三九九年春，蘇格拉底七十歲那年，被人控告。原告三人：邁雷托士、賴墾、安匿托士。邁氏在《游敘弗倫篇》曾提過，似乎就是阿里司徒放內士（Aristophanes）的《蛙》（Frog）中所說的斯叩里亞地方的詩人（Poet of skolia），因蘇格拉底在本篇指出他是為詩人出氣的。賴墾是修辭學家，並沒有大名望。三人中，還是安匿托士最出風頭，他的職業雖然是皮匠，在政治上卻很活動，西元前四〇三年，雅典庶民政體光復，他很有功，據說還帶過大兵。這場官司，名義上是邁雷托士帶頭，其實是安匿托士從中慫恿，蘇格拉底在當時有智者（Sophists）嫌疑，其實他最恨智者，相傳智者和他有私隙。
他們所告的罪狀有二：（一）慢神，（二）蠱惑青年。二者是當時社會攻擊一般哲學家的普遍口號，——第一是對自然哲學家（Physical Philosophers）的，第二是對智者的。他們極恨蘇格拉底，卻找不出什麼特殊罪狀，只好籠統地舉出兩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們恨蘇格拉底，卻也不能無因；有遠因和近因。遠因代表當時一般社會的觀感。蘇氏是個思想家，思想家的慣技是批評現狀。他雖不如前人之天上地下無所不談，對人事方面的觀察與批評，卻非常敏銳。上自國家的政治法律，下及人民的道德宗教，一一重新評價，有流弊處，很不客氣地指摘出來。雅典的國民性素來狹窄，他們把庶民政體視為天經地義，不許人批評。至於流行的道德、宗教，都是祖宗世世相傳的衣缽，其威權和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相等，也是不許批評的。蘇氏竟敢批評，真是以蛋觸石。此外，當時的社會對他還有誤會：（一）把他誤認為智者一流。他是思想家，智者們也是思想家，只這一點已足以使一般群眾分別不清。（二）蘇氏常說有一種神的朕兆在心裡監督他的行動，他也經常攻擊當時的宗教神話，群眾因此產生誤會，以為他是引進新神，從事宗教革命。其實他雖然不滿於當時的宗教太不道德化，卻沒有創立新教；他畢竟是哲學家，不是宗教家，對宗教只有消極的批評，不做積極的建設。至於「神兆」一語，只是一種「隱喻」藉以形容良知的作用。柏氏著書愛用神話比襯正詞，好處在於生動，但也有和神話分不清的缺點；這些地方，讀者不可拘泥詞句，否則反而以詞害意。至於說蘇格拉底是智者一流，以下事實足以證明他並不是：（一）不收費授徒，（二）不設科講授，（三）不巡遊賣技，（四）不做學業上的保證。這些事實證明他不以教授為生，他另有職業，就是家傳的雕刻技術。得暇便在市井之間和大眾閒談，——不拘時，不擇地，不論人。閒談是他的嗜好，目的並不在於教人，只是與人共同尋求真理；有結論也罷，無結論也罷，於他都是津津有味。他與大眾閒談，若可稱為聚徒講學，也是出於純粹「愛智」的動機，和智者們之以智慧為貨物出賣迥然不同。
蘇氏所以被控的遠因既如上述，現在再看近因何在：前面說過，蘇氏極愛批評現狀，當時的政治和學術是當時現狀的一部分，三個原告是當時政、學兩界的人物，平日受過蘇氏批評，懷恨刻骨，他們控告是報復的手段。他們非但不願受蘇氏批評，蘇氏批評的方法，他們最恨不過。那種方法實在厲害得很。他並不直指人家的錯處，他的態度很謙和，像是自己毫無成見，只是一步一步地向你請教，結果你的錯誤自己暴露出來，——這種情形最為狼狽難堪。
蘇氏被控的始末，我們已知其大概了，以下再談他受審的經過。按法律，凡關於宗教的案件都要提訟於國王，邁雷托士告蘇格拉底的狀就是送到王宮（見《游敘弗倫篇》首），然後交法庭審理。法庭的審判官人數六千，由公民抓簽選出，當時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選六百人。但審判時，審判官未必全體出席。出席人數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數，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數，以免投票不能表決。審蘇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審理程序分為三段：第一段由原告提出訟詞。第二段由被告提出辯護，然後審判官投票表決有罪無罪。第三段先由原告提議他所認為相當的刑罰，並說明理由；然後由被告提議所願受的較輕刑罰，也說明理由，同時，按慣例，被告的妻子以及其他親屬出來哀求審判官從輕定罪。雙方提議了以後，審判官必須由所提的兩種刑罰任擇其一，也是用投票決定。這次以二八一票對二二〇票表決蘇格拉底有罪。原告所提的是死刑，蘇氏所提的是罰款，——起先認罰一個命那，後來受在場朋友的慫恿，加到三十命那。結果審判官決定用原告的提議，判他死刑。其實他本可免死，免死的方法很多，如（一）未審之前逃亡境外，這是當時常見的事；（二）辯護措辭稍軟，說些悔改的話，或追述以往戰功，請求將功贖罪；（三）自認充分的罰款；（四）坐監一個月之間設法逃亡。罰款或逃監所需款項很大，非他本人所能辦，然而許多富裕的朋友情願為他負擔一切，前後都有人苦勸他承認充分的罰款或逃監，他始終不依。況且審判官們並不一定要判他死刑，正反兩面的票數相差那麼少，便可見得。再忖度原告的心理，他們雖然提議死刑，其實目的在報復，報復心理最痛快的是眼見對方屈服；他們故意造成緊張形勢，要逼得蘇氏向他們乞命，這就滿足了他們的報復心理，無奈蘇氏偏不肯屈服。其次，他們實際上只要拔去眼中釘，蘇氏若離雅典，他們目的便已達到，並不一定要他死。至於審判官，他們也不過故裝威風、執法森嚴，等你再三苦求，然後放鬆，以顯恩威並濟；這是作偽的心理，蘇氏早已看穿（本篇38D—39B），偏不給他們機會作偽。蘇氏這種行為純出於烈士氣概，烈士之所以為烈士，就是臨難之際，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盡可免死，然而烈士寧死不屈。
本篇內容天然分成為三段：第一段，辯護；第二段，宣布有罪之後，提議以罰款代死刑的話；第三段，定死刑以後，向審判官與聽眾留別之辭。前兩段是依法律所應說的，後一段或許是特准說的。
第一段的辯護又分三段：（一）聲明自己說話的態度與習慣，解釋一向大家對他的成見與誤解（17A—24B）；（二）直接答駁邁雷托士的訟詞（24C—27E）；（三）剖白自己生平的事跡與行為（28A—35D）。一、二兩段是緒論，答駁所謂兩批原告，第三段才是正面的辯護。他駁答原告時，態度不大認真，略帶滑稽口吻；駁邁雷托士的話固然滑稽，就是敘述神讖的一段也帶滑稽風趣，總而言之，原告不值得駁，他早曉得自己的致命傷乃在平時做人的方式，所以極力在這方面剖白。
第一段和第一小段：（一）聲明自己不是老於官司的人，不習慣於法庭上的言語，請求審判官允許他按平日的口氣說樸質的話。（二）解釋大家對他兩層的誤解；（甲）把他誤認為自然哲學家，（乙）把他誤認為智者之流。關於第一層，他並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大家只是把他和安那克薩哥拉士（Anaxagoras）等人混為一談；關於第二層，他並不會傳授什麼，自然不敢以教授為業；智者卻一切都能教，他們以教授為業。他更進一步而敘述帶勒弗伊神讖的故事，以說明他所以招怨的原因：他因為要了解讖語的真意，才去考察人家，結果被人家恨；非但如此，還有許多青年看見覺得有趣，便學他的辦法，出去考察人家，結果大家一概歸怨於他。
第一段的第二小段專門答駁邁雷托士的話。蘇氏發三問把他駁倒：（一）你說我蠱惑青年，然則誰輔益青年？他答道：除你以外，人人都會輔益青年。蘇氏用馬夫與馬的比喻指出他的話荒謬，因為教育是一種專門技術，不能人人都有這種技術，正如不能人人都當馬夫。（二）你說我蠱惑青年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答道：有意。人人曉得和壞人接近會受害，那麼，把自己所接近的人引誘壞了，豈不等於自己情願受害？世上沒有這種人，那麼，我若蠱惑青年，也是無意的過錯；無意的過錯，法律不治罪，只是警戒一番。（三）我如何蠱惑青年？不信國教，引進新神。這是什麼意思？這表明你是無神論者。無神論者任何神都不信，你說我引進新神，豈不是矛盾？
第一段的第三小段可分八層：（一）宣布自己立身的規則，簡約來說，只是「忠於所業」四個字。（二）表白以前當兵時，曾按這條規則做長官所指派的職事。現在神也派他一個職事，就是考究哲學，難道可以不守這條規則嗎？不守就是不服從神的命令，這才是無神論者的行為呢！（三）不服從神的命令是可見的罪惡，死是不可知的痛苦，躲避可見的罪惡比不可知的痛苦迫切得多。（四）聲明法庭若以拋棄哲學為條件赦他的罪，他絕不干：神的命令重於法庭的命令，他不得不服從。所以鄭重聲明：他一息尚存，必是仍舊做他的工作。（五）聲明他此刻的申辯不是為己，是為雅典的群眾；保全他，就是保全神所送給雅典的禮物，——不可再得的禮物。（六）說明他所以不當公務員的理由：因為神的朕兆在他心中禁止他。看來神的旨意是對的，因為做官和做正人君子兩不相容，結果必把性命送掉，於己於世俱無益處。（七）解釋他一向對青年的態度：不收青年為弟子，也不拒絕和他們談話；不用什麼教他們，和他們談話也不取酬。所以對他們的行為無責可負。（八）說明他何以不帶妻子和親屬向法官求情：（甲）這種行為不是他這種人所應做的，非但自己丟臉，也是國家的恥辱；（乙）向法官求情就是讓法官徇私，這是不虔敬的行為。
第二段的話可分以下三層：（一）嚴格說，他不必認罰，倒要請賞，因為他有功於國。（二）坐監和流放都是他所不願的，因為，一則犯不著受點獄吏的臭氣，二則「滔滔者天下皆是」，到其他地方恐怕也是和雅典一樣。（三）罰款倒是於他無傷，可是他沒有錢，他只出得起一個命那；在場朋友勸他認三十命那，就認此數吧，好在他們肯作保。
第三段：（一）對判他死刑的人，（甲）聲明他原有很多免死的方法，他都不肯用，因為他不肯不擇手段以求生；（乙）發個預言。（二）對投票赦免他的人，（甲）說明這次的遭遇是神的意旨；（乙）安慰他們，說明死不見得可怕，還許是極樂境界；（丙）贈言：做好人總不至於吃虧。（三）託孤。他託孤的方法也怪得很：不託朋友，反托仇人；不託他們加惠孤兒，倒托他們處罰孤兒，如果孤兒沒有出息。
本篇的史實與內容既如上述，我們也要注意其價值如何。本篇在歷史上，是人類最光榮的歷史一頁；在藝術上，是一幅絕技的烈士圖像；在文學上，是一篇第一流的傳記；在倫理學上，是一種道德的基型（moral form）。
最後有個問題，是本篇忠實程度的問題，換句話說，本篇的話有多少成分是出於蘇氏之口，有多少成分是作者所加的？這個問題，西洋學者討論不休，至今沒有一個定論。他們的論調大約可分兩極端與中和三種：第一極端是主張本篇十分忠實，至少也有八九分忠實，有人甚至認為是當場記下來的。這一派的理由是：作者目的既在為老師留下萬世不磨的事跡，當然不能捏造事實、杜撰言辭，因為，倘若如此，立即會被當時明了真相的人揭穿。這話固然是純粹的揣度，然而還有幾分理由；至於說本篇是當場記下來的，未免太無根據了。第二極端是把本篇看作純粹的藝術作品，是作者根據蘇氏的精神所構造的。他們的理由是：克任諾馮（Xenophon）的蘇格拉底回憶錄（Memorabilia of Socrates）說蘇氏不曾事前預備一篇訴辭，然而從本篇的文字上看，卻是精心結構，可見全是作者所杜撰的。其實未必然，本篇開端也有一段蘇氏自己聲明不嫻熟辭令的話，然而不嫻熟辭令未必就要東扯西拉，語無倫次。蘇氏腦筋那樣清楚，問答本領那麼大，難道在這麼關鍵時刻，敘述自己生平事跡，反而不會說得有條有理？況且他的生平事跡本是有條理的，只是說老實話，條理自在，何必事前預備？中和派的主張是：本篇確是記錄蘇氏的話，只是經過了記錄者潤色。其理由有二：（一）本篇發表的年月雖不能確定，距蘇氏死後總是不遠，當時在場的人關於此事的記憶尚未泯滅，萬不能容作者杜撰一切。（二）引文的慣例，口語寫成文字，必須經過潤色，不能因此就說是杜撰、是不忠實。譯者認為此派的主張比較近理。還有一點，這三派主張無論如何不同，最低限度都要承認本篇是代表蘇氏的精神，柏拉圖的藝術無論怎麼高，總不能不根據蘇氏的精神來寫，他當時的心愿至少要辦到這一步，這是可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