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 卷五十二
譯文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少年聰悟,喜好讀書做文章。楊徽之任峨眉縣令,宋白任玉津縣令時,都對他很禮遇,為他揚名,他因此名聲大振。太平興國三年(978),以優異成績考取進士,脫去平民衣服,官任將作監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任左拾遺、直史館,賞賜緋魚袋。田錫喜談論當前大事,做了諫官後,就上疏皇帝,所獻的有關於軍國機要大計一條、關於朝廷大體的建議四條。大略說: 前年王師平定太原,未賞軍功,到現在已有兩年。如今幽燕地區被非法侵占,固然應用兵奪回,雖有皇上的英明決策,但必須藉助武力。希望陛下在舉行郊祀、籍田典禮時,評定殲敵戰功,駕馭戰將軍官,沒有比此更重要的,這便是軍國大計的關鍵。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戰士無功,《春秋》上所說的「老師費財」就是這個意思。臣聽說聖人不致力於擴大疆土,只致力於增加發展品德和事業,聲譽和教化達到遠方,遠方的人自會前來臣服。周成王時,越裳氏通過九道翻譯轉輾來進貢,且說「:天沒有暴風疾雨之災、海不興風作浪已經三年了。大概是中國出現了聖人吧?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帶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獲得一塊石頭田。臣希望陛下致力於修德以便吸引遠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軍隊去攻打士氣銳盛的軍隊,而且又何必因為小小的野蠻異族,勞動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這是有關朝廷大局的第一條大計。 如今的諫官已聽不到他們關於朝廷大事的爭辯,給事中聽不到他們封還皇帝的詔令、駁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見他們上皇宮、記載皇帝的言行舉動,這豈是聖朝的美事嗎?又御史不敢上奏彈劾,中書舍人未曾被詢問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但無官員,秘書省雖有官職而又無圖書。臣希望陛下挑選有才的人,任用賢能之士,使他們各司其職,如果各種事業興旺發達,那麼國家形象自然強大。這是第二條關係大局的根本大計。 近來宇內州縣太平安定,京師富庶。軍營馬監,無不復興;佛寺道宮,盡都日益盛美。加上又開闢西苑,擴大御池,即使周朝的靈囿、漢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書省卻低下狹小得很,郎官無處辦公,尚書無處治事。九寺與三監的機構,寄寓在京城街市兩邊的走廊上,貢院借用武成王廟,這難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嗎?臣希望陛下新修獨立的尚書省與九寺的官署,用來安置各部官員。這是第三條根本大計。 考察監獄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給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長短之分,鐵鎖鏈也有輕重之別,尺寸與斤兩,都記載在刑法書籍上,未聽說有用鐵制枷的。從前唐太宗觀看了《明堂圖》,見人的五臟都比背部華麗,於是減免徒刑。況且太平盛世時,將棄置刑罰不用,人們不犯法,鐵枷鎖鏈,可以廢去。這是有關大局的第四條根本大計。 此奏疏呈上後,皇帝特別下詔褒獎,並賞錢五十萬。同僚朋友對田錫說「:今日之事太顯眼了,你該稍稍收斂鋒芒以遠離讒言和妒忌。」田錫說:「事奉國君,惟恐不能竭盡誠心,況且天生的本性,豈會因為一次賞賜而喪失呢?」當時趙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時,必先告訴趙普然後才送呈皇帝。田錫給趙普寫信,認為這有失公正,趙普認錯謝罪。 太平興國六年,任河北轉運副使,由驛站寄信給皇帝論述邊防大事,說: 臣聽說動靜的關鍵,是不能輕舉妄動;個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輕言亂說。利害相生,變化不定;取捨沒有疑惑,思慮必定精細。所謂動靜之機,不可輕舉妄動這個說法,動就是講的用兵,靜是講保持鎮靜。該動的時候靜,就會助長敵寇、產生奸惡;應靜的時候動,就會失去時機壞了大事。動靜恰到好處,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邊疆不斷發生騷亂,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邊的官吏們,只計算奪取的羊馬細利便以為戰捷,誇耀有所捕殺的小勝作為大功,惹起怨恨結出大仇,興起戰爭引來了敵寇,都是由於這一點。前些年邊陲動亂,皇上御駕親自遠征,敵騎退後,大軍才回來。這都喪失了我方的先機,落入敵人的圈套,我國被敵方勞累、煩擾、耗損、破壞,不可勝述。臣希望皇上申飭將帥,謹慎地固守要地,不爭小功。允許與鄰國互市貿易,俘獲的人口,妥善優撫並遣返對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帶的人民,就能盡心農業,亭障要塞,都儲積軍糧。然後等敵方騷亂時再進攻就能將他們打敗,乘敵方衰弱時再發兵就能將他們降服,他們心服以後就忘了再回去,那我們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誠懇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國之道,盡力作長遠的考慮,顯示綏撫懷柔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謀事最忌動不動就亂髮言論,講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謀劃,這就是所謂的安危之理,不可輕易亂說。國家致力於根本性的方針,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會安定;丟下近邊的國內大事,而圖謀遠方外國,勞而無功,就會危險。做君主有永恆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職責,這就是致力於根本性方針。皇上不拒絕進諫,臣下不隱瞞實情,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漢武帝親握兵權,登上了匈奴的單于台;唐太宗手繫著雨衣,攻打了遼東的小國:這便是舍近謀遠。沙漠貧窮荒蕪,得到它也無用,這就是勞而無功。在位的臣下,敢講的少;講了而被聽從,未必會蒙受幸福;講了而沒被聽從,那就還有大禍臨頭,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隱瞞實情,能夠麼?哪裡是在務大體而求至治呢? 臣又說過利害相生、變化不定的話,《兵書》上說「: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害處的人,也就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好處。」大概事情有的可進卻退下了,那麼有害成功的事便來了;有的本該退卻又進了,那麼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卻反而慢,那麼好處從這裡失去;該慢的卻反而快,那害處就由此而來。可以誅殺卻反而赦免,那麼奸邪之心,就會不時地產生禍害;可赦免卻反而誅殺,那麼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關心國家利益;可獎賞卻反而懲罰,那麼就害了有勤勞之功的人;可懲罰卻反而獎賞,那就會對越軌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聰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聽就會聰,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會明。所以《書經》上說「明四目、達四聽」,就是這個意思。臣又說過取捨不可以有疑惑的話,所以說「孟賁之狐疑,還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細,所以說「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謀燕州以來,連續用兵不斷,財物費用不能不損耗,人心不能不憂慮,希望陛下仔細地考慮,決定取捨,不要使戰爭曠日持久、國家窮兵黷武。 信奏上後,皇帝嘉獎了他。太平興國七年,田錫調任相州刺史,後改任右補闕。又上奏章議論國家大事。 第二年,調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撓禮教,田錫建孔子廟,上表請求朝廷拿經書圖籍發給學生,朝廷下令賜給《九經》,從此人人都知道向學。遇上文明殿發生火災,田錫又上奏章大談時政,皇上嘉獎採納了他的建議。調任起居舍人,回京師後任判登聞鼓院,又上奏請求封禪。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誥,不久升兵部員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帶大旱,田錫上奏,有「調燮倒置」的話,忤犯了宰相,被罷職降為戶部郎中,調出京師任陳州刺史。後因稽留殺人案受牽連,被降職任海州團練副使,後調任單州團練副使。後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員外郎,又議論當時政治的得失,隨即被任命為直集賢院。至道(995~997)中,官復原職。 宋真宗即位,田錫升為吏部員外郎。出使秦、隴一帶,回京後,連續上奏,說陝西數十州都受靈、夏兩次戰爭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為他們感到很悲戚。田錫任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台、封駁司,被賞賜金紫;與魏廷式同事,因議論不協調請求辭職,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現彗星,田錫上奏請求皇帝自我批評以回答天的警誡,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見。出發前,皇帝又派遣宮中的特使前往問候,而且加以優厚的賞賜。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詔身邊的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推薦了田錫以應詔。田錫回到朝廷後,皇帝多次召見他商討大事。田錫曾上奏說「:陛下即位以來,用什麼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來治理。舊有《御覽》,但只分門別類地記事。臣請求從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精選抄錄,另編一部《御覽》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萬機後,利用閒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讀完。又選錄經史中的精要格言,編成《御屏風》十卷,放在屏風座位的側邊,那麼治亂興亡的借鑑,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認為他說得好,下令史館將各種書籍借給他,每編成數卷,就先拿給皇帝看。田錫於是先獻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御覽序》說:「聖人之道,散布在各種書籍史冊。《六經》就立言很高、意義深遠,若不講解討論,不能測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種史書則所記事跡殊異,若不參考比較它的異同,怎容易記住它的紛繁複雜。子部書則異端邪說眾多,文集則符合經典的言辭極少。若不獵取精微 要義作為鑑誡,提舉綱要來觀察它的會通規律,編成每日閱覽的書,以幫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麼就是一個人從小讀到白了頭,也不能讀完經部,何況是日理萬機的君王呢?臣每讀書時,便想將自己從書中所得來補充聖上的聰明,將可以銘刻在座位側邊的格言,寫在皇上的御屏風上;將可以用來當作日常道理的,錄下來給皇上御覽。希冀用我涓涓塵埃般的細小,來補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業能像堯、舜一樣崇高偉大,而人民也就能躋身於仁愛長壽的世界了。」 《御屏風序》說:「古代的帝王,盤盂上都刻有銘文,几案手杖也有誡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須觀看,而使得夙夜都不會忘記。商湯的《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銘說:『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代黃門侍郎趙智為唐高宗講解《孝經》,舉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說:『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憲宗採集《史記》、《漢書》、《三國志》以來的經國濟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跡》,書寫在屏風上。臣每次覽讀經、史、子、集,都從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斷進獻給皇上,再題寫在御用屏風上、或放置在座位側邊,皇上時時觀讀反省,則聖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湯、周武王一樣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進銀台,批閱天下的奏章,如有講民飢盜起以及詔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錫都向皇上匯報。皇上對宰相稱讚田錫「得到了諍臣的根本」,當日下令田錫以原職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又升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續上奏八疏,都直講當時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歲。遺下奏表勸皇上用仁慈節儉來維護統治,用純潔安寧來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時思慮防亂。皇上看了頗感動,對宰相李沆說:「田錫,是個直臣。朝廷稍有缺點失誤,正在考慮,田錫的奏書就已上來了。像這樣的諫官,不易得到。」嗟嘆了很久,特下詔追贈田錫為工部侍郎。又錄用他的兩個兒子,一併任命為大理評事,並發給官費,讓他們安排田錫的喪事。 田錫為人耿直,很少迎合別人,未曾進過權貴人家的門,在官署辦公,整天正襟危坐,沒有懈怠的樣子。傾慕魏徵、李絳的為人,以盡心規勸、奉獻己見、更正君主過錯為己任。曾說「:我在朝廷任職以來,所寫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諫官職份內的通常應說的話。若能被皇上聽取,那就很榮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給後人看,靠批評時局來賣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將它們全部燒掉。但性格過於保守固執,治理地方時沒有什麼政績。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翶,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出身農民家庭,九歲能寫文章,畢士安見了後很器重他。太平興國八年(983)考取進士,被授予成武縣主簿的官職。調任長洲知縣,隨即改任大理評事。同屆進士羅處約當時任吳縣縣令,王禹翶每日與他互相賦詩吟詠,人們多傳誦他們的詩歌。端拱(988~989)初,宋太宗聽說了他的名字,便召來考核,然後提拔他當右拾遺、直史館,並賞賜紅帛。舊例,賞賜紅帛者都賜給塗著金銀的帶子,這次皇上特例下令用花犀皮帶賜給他以示榮寵。當日王禹翶獻給皇上一篇《端拱箴》,文中寄託有規勸諷諫皇上的意思。 當時北疆沒有安定下來,皇上向群臣詢問應付邊事的策略。王禹翶獻上一篇《御戎十策》,大略是借漢朝的事以闡明當時的策略:「漢朝十二代君王,賢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亂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偵察騎兵進到雍州,戰火照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時期,呼韓邪單于每年都來朝貢,委派人質,自稱為臣,邊界的烽火狼煙都不再報警。這是為何呢?大概漢文帝當軍臣單于強盛時,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內盡力改善政治,之所以能使敵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是由於有德。哀帝、平帝當呼韓邪單于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能夠使外邦來朝貢臣服,是因為逢時。今天國家的廣大,不下於漢朝,陛下的聖明,豈比文帝差。契丹的強盛,不及當年的軍臣單于,至於外敵騷擾邊境、侵犯要塞方面,又怎會有偵察騎兵進到雍州,戰火照到甘泉的憂患呢?這也是因為我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內完善政治。臣的愚見以為:在外應根據戰爭形勢而提高將帥的權威,停止用小官來巡察邊境刺探情報,改派遣間諜去離間分化敵方的隊伍,再派遣趙保忠、折御卿率領所部作為牽制敵人的掎角。下詔感動邊區人民,使他們知道朝廷奪取燕薊舊疆,並非貪求這塊土地。對內則應精簡官員以使經費寬鬆,壓抑文人以便激勵武將,信任重用大臣來資助謀劃,不看重虛名以便戒除無益的事,禁止遊蕩懶惰以增強人民實力。」皇帝高度地讚揚了他。王禹翶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三人一起上表請求一同校訂《三史書》,並有很多勘正。 端拱二年(989),皇帝親自考試貢士,召王禹翶賦詩,他立刻一揮而就。皇上高興地說「:這詩不出一個月就可傳遍天下。」隨後,任命他為左司諫、知制誥。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翶上疏說「:一種糧食沒有收穫叫作饉,五穀不收叫作飢。饉的時候則大夫以下的官吏都減少俸祿;飢的時候則全部俸祿都不給,僅由政府定量發給糧食。如今旱雲不下雨,已種的麥子未長好,既已沒有了積蓄,人民飢餓令人憂慮。希望皇上下詔直說:『君臣之間,政教有失誤,自乘坐的車子、服務的車夫,下至各級官吏的俸祿,如不是守衛的軍士、邊鎮的將帥,則都相應減少,如此好對上回答上天的譴責,對下穩住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復如從前。』臣在當朝官員中家裡最貧,俸祿最少,也願帶頭減薪,以便贖平時耗損國家的罪過。國家在外停止每年常購買的東西;在國內則取消能工巧匠所做的事。靠近城邊挖土,侵犯了冢墓的就把它掩埋好;外州的流放犯、奴隸之類的人,只要不是貪贓做強盜的,便都釋放。然後用古時候猛虎渡河、飛蝗越境的故事,來敕誡各州縣的官員。其餘有關軍民刑罰政治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給宰相大臣們議定裁決後頒布,只要能感動人心,必會召來和氣。」 不久,升任大理卿,廬州妖尼姑道安誣告徐鉉,道安應當反坐受懲,有令不將她治罪。王禹翶上疏抗爭,為徐鉉雪冤,請判道安的罪,因違詔被貶任商州團練副使,多年後調任解州團練副使。淳化四年(993),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為王禹翶性格剛直不能容忍事物,命宰相勸誡他。後升直昭文館,他乞求到地方任職以便奉養父母,被允許,任單州刺史,賞錢三十萬。來到單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禮部員外郎,再次任知制誥。多次向皇上進獻征討李繼遷的巧計,他認為對李繼遷不必要勞師動眾去誅殺,自然可以用巧計智取。說是應該明確地公布李繼遷的罪惡,告諭中外,再設立重賞,給以很高的官方價錢,則李繼遷的身首,便不是被梟掛示眾就是被擒獲。後來潘羅支射死李繼遷,西夏人對宋朝臣服,果如王禹翶所獻計策一樣。 至道元年(995),被召進翰林院做學士,後又任知審官院兼通進、銀台、封駁司。皇上詔令有不適當的地方,他多有議論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梓木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國長公主的房子裡,大臣們也不穿喪服。王禹翶與客人說:皇后曾做過全天下母性的表率,死後應當遵照典章使用以前皇后們相同的禮節。結果,他因此被認為有毀謗諷刺之罪,被降職為工部郎中、滁州刺史。當初,王禹翶起草《李繼遷制》,李繼遷送了五十匹馬當作酬勞,被他推卻不受。到他出任滁州刺史時,閩人鄭褒曾徒步來謁見他,王禹翶喜歡他的溫文爾雅,替他代買了一匹馬。有人說王禹翶買馬時少給了別人價錢,宋太宗說:「他能拒絕李繼遷的五十匹馬,又豈肯少了一匹馬的價呢?」後調任揚州刺史。真宗即位後,他被升級調到刑部任郎中,當皇帝下詔求大臣們講直話時,王禹翶上了一篇奏疏,談了五件事: 一是謹慎地對待邊防大事,與外國結盟通友好,使運輸軍資的人民得到休息。當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繼遷。契丹雖不侵犯邊疆,戍守的軍隊豈能削減?李繼遷既然未歸服聽命於我朝,軍隊的兵餉就固然不能停給。關輔一帶的人民,處於倒懸的困境尤甚嚴重。臣的愚見認為應嚴誡守疆的官吏,給遼國的大臣寫信,使轉達給他們的君主,請求尋求過去的友好。又下詔赦免李繼遷的罪,將夏台一地還給他。他必定會感恩歸服,且這樣會使全天下都知道陛下您為了人民不惜委屈自己。 二是裁減冗兵,撤併冗官,使山林湖澤的富饒資源,漸漸流到百姓的手中。在乾德(963-968)、開寶(968~976)時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廣,財產賦稅也不豐富,然而我們攻打河東、防守北邊,國家的費用也足夠、軍隊的雄武也很強,其原因何在?就是因為國家蓄養的軍隊精而不濫,任用將領專而不疑。臣的愚見以為應像開寶時期一樣嚴格管理控制軍稅,就可以高枕無憂地治理國家了。而且開寶年間設置的機構、官吏很少。臣本是魯地人,落籍在濟地,未考進士前,一個州上只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治理,而當時未曾有缺廢事情的現象。此後又增設一名團練推官,太平興國(976~984)中,又增設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還增設監酒、榷稅算的四名官員。各級州郡行政曹官之外,另增設掌獄訟的司理官員。問當時的租稅,則比舊時減少了;問當時的人民,則逃亡的比過去要多。一州既是這樣,整個全國也就可想而知。冗官在上面耗費,冗兵在下面耗費,這就是將山林湖澤的財富取盡,都不能夠用的原因。那山林湖澤的財富,應與人民共同享用。自漢代以來,就取來收歸國家使用,這是不可放棄的;但也不可用盡。只有像管茶的方法,從古就本不收稅,唐朝元和(806~820)中,在齊、蔡地區用兵打仗,始對茶葉徵稅。唐史上稱這一年征茶稅得到四十萬貫錢,如今則已有數百萬了,人民怎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說裁減冗兵、撤併冗官,使山林湖澤的富饒資源,漸漸流到百姓手中。 三是增加官員當選的艱難程度,使選入的官員不濫。古代由鄉里選舉,再由官方擇人,讀書人在家時學問品德兼優,然後才推薦到朝廷,歷代雖有沿襲變革,但都不曾與古代有太大的差別。隋、唐時期開始有了科舉,宋太祖時,每年考取的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人才,也只有五十人。再加上王侯不准進獻和徵用官員,士大夫們極少有資格蔭庇弟子做官,所以有的人終身沒考中過舉人進士,到老時也做不成一官半職。宋太宗在藩王府中受教育時,看到的就是這些。君臨駕御天下之後,選擇人才不求全責備,舍其短處任用其長處,選拔十個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半。他在位將近二十年,考取的進士大概有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也有隨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見以為數百年的選舉考核太過艱難,所以前皇太宗才用廣泛取材來補充;而二十年來的恩澤太濫,陛下又宜用舊章來糾正,希望將考場還給官吏來負責管理,就像從前一樣。至於吏部銓選官員,也並非帝王親自抓的事,自古以來五品以下的官員,叫作官方任命官,如今只有幕職和州縣級官吏是這樣由官方奉旨任命的,京官的選任名義上雖有官方限制管理,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見以為皇上應該將吏部的事還給吏部的專門官吏,可以讓他們根據資歷來任命、擬定各級官員。 四是淘汰僧侶尼姑,使疲憊的人民不再耗費。古代只有士、農、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數。大概古代實行井田法,農民就是兵。自秦代以來,戰士不從事農業,因此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農民更加貧困。當然持刀槍捍衛國家,依理不應廢棄。漢明帝之後,佛教流入中國,此後剃度人民修建寺廟,歷代都有增加。不養蠶卻穿衣,不耕田卻吃飯,這樣五民之外,又增一而成六民了。假設全國有萬個僧人,每日吃一升糧食,每年用一匹絹,這是最節儉的了,還每月要耗費三千斛糧,每年用掉一萬縑絹,更何況有五七萬這種人呢?不叫人民的蛀蟲可以嗎?臣的愚見以為國家剃度的人濫了,建造的寺廟多了,要計算此項費用,何止億萬。前朝時國家不安樂,施捨又很多,佛如果有靈,怎會不蒙受幸福呢?事奉佛教無效,斷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鑑治理根本,儘快施行淘汰,如果認為即位初期,不想驚駭此輩,那麼暫且在二十年內,不准剃度人民造建寺廟,使他們自行消亡,也是解救弊端的一種方法。 五是親大臣、遠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進取而不會有疑慮,奸險取巧之徒,知道退卻而有所恐懼。那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是說君臣同為一體。認為那人行就不要懷疑,認為那人不好就不要任用。凡評議帝王中的偉大者,豈不是都要說堯、舜時代,契做司徒官、咎繇任士官、伯夷任典禮官、後夔任 曲樂官、夏禹任治水官、益任虞官麼?委派任務督責成功,因而堯有知人任賢的美德。雖然如此,堯時的用人之道太過遙遠了,請讓臣用近代的事來說。唐朝元和(806~820)中,唐憲宗曾命令裴土自銓選品評各級官員,裴土自說:「天子擇宰相,宰相擇各部長官,長官自己選擇屬官同僚,就會上下互不懷疑,而政治也就成功了。」輿論認為裴土自會講話。希望陛下從遠古吸取堯帝的經驗,從近代借鑑唐朝的做法,既然選擇了宰相,就大膽任用,不要猶疑。讓宰相去選擇各部長官,長官自己去挑選同僚下屬,這樣就可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了。古代受過刑殘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邊,《論語》說:「放鄭聲,遠佞人。」所以周文王的左右,沒有可以穿鞋結襪子的人,是講都是賢人。那小人言辭機巧、面色偽善,先行揣測期望得到皇帝的旨令,做事時必定會危害正義,心裡只妒忌賢人,非聖明的君王不能深刻的明察。舊例,南班三品官,只有尚書才能升殿見皇帝;近來三班奉職,有的因為遣派出使,也允許升殿拜見,迷惑擾亂天子的視聽,沒有比這還嚴重的。希望陛下整頓綱紀,加強視聽方面的尊嚴,就在這個時候了。 臣的愚見又認為當今最急迫的,是先討論軍隊,使軍隊的多少適宜,安排得當。然後討論官吏,使清廉污濁分道,各級各部不混雜,然後再加強官員當選的艱難程度來堵塞奸惡的來源,禁止僧尼的發展以便減少耗費,這樣自然會使國家費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書奏上去後,王禹翶被召回,又任知制誥。咸平(998~1003)初,參加修撰《太祖實錄》,公直地記載當時的事。當時宰相張齊賢、李沆意見不合,王禹翶在他們中間的議論能決定輕重。後出任黃州刺史,曾寫了一篇《三黜賦》以表達自己的志節。它的最後一章說「: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讓道義受委屈,即使被貶謫百次又有何虧!」咸平三年(1000),濮州的強盜在夜間進城,擄走了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翶聽說後上疏,大略說: 臣認為以朝廷為主體經營各地區,這是帝王保國的制度。《易經》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代分裂動亂,各自割據城堡,像豆一樣割瓜一樣分,長達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偽立的政權,天下成為一家。當時日事議程,就是令江淮地區各州郡毀壞城郭、沒收武器、撤除武備,長達二十多年。由書生領導治理各州,大郡配給二十人,小郡減少五人,用來充當平常的差遣。名義上號稱長吏,實際上與旅住客人相同;名為郡城,卻空蕩得像平地。雖推尊京師而壓抑地方,是強幹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這中間的正確原則。臣從前在滁州,當發兵拉運漕糧時,州城關卡就沒人守御,只得用臨時徵集的白丁代替管理開關城門,當時城池頹廢,武器裝備也欠完整。等調到維揚,號稱軍事重鎮,卻與滁州無異。曾拿出鎧甲三十副,交與巡守警衛的使臣,但搭弩張弓一射,竟十副中損壞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才導致這樣。如今黃州的城牆武器盔甲,又還比不上滁、揚二州。萬一發生水旱災害,盜賊偷偷發動暴亂,那時即使想防備抵禦,又拿什麼來抵抗呢?大概太祖為了削除諸侯們跋扈的勢力,太宗為了杜絕人們僭號偽立窺望皇位的心理,當年才不得不這樣。這就像設立法律來救治世界一樣,時間一久就會產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於因時制宜。若一口氣發展快得像飛轉的圓規,固然不可再膠柱鼓瑟。當今江、淮地區各州,大的憂患有三個:一是城池頹廢毀壞;二是武器裝備不完備;三是士兵在當地水土不服。濮州盜賊的興起,看得出是因為在防守上太懈怠了。希望陛下特例改變最高決策,允許江、淮地區各州郡,可以根據戶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設置相應的守衛部隊。部隊士兵最多不過五百人,練習弓箭刀劍,然後逐步修葺城池壁壘,修理甲冑武器,那麼各郡城就有了抗禦侵犯的防備,長吏也可免去被搶劫擄掠的擔憂了。 疏文上奏後,皇上嘉獎採納了這一建議。 咸平四年,黃州境內有兩隻老虎相鬥,其中一隻死了,還被吃了近一半。所有的雞在夜間鳴叫,過了一月才停止。冬天響炸雷。王禹翶手撰一篇疏文借引《洪範傳》述說警誡,並自己主動請求處分。皇上派遣內侍宦官乘坐驛站的專車前往慰問,並作醮請神靈禳除妖異,又詢問日官,日官說:「守護當地的人應承受其責。」皇上憐惜王禹翶的才能,當天,下令調任蘄州刺史。王禹翶上表謝恩,表文中有「漢宣室中出現鬼神問罪,不奢望生還;茂陵中出現封禪的文書,只期求身後」的話。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翶到蘄州不到一個月就死了,年僅四十八歲。皇上聽到訃信,非常悼念他,送給他家很厚重的喪禮錢。又賜給他的一個兒子官品。 王禹翶講話治學都機敏豐富,遇事敢講,喜歡品評人物,以身體力行道義為己任。曾說「:我要是生活在唐朝元和時期,在李絳、崔群手下做事,這一生也就無愧了。」他作文著書,多涉及規勸諷諫,因為這一點他不為流俗所容,所以屢次被排斥。跟他交遊的必定是儒雅的人,對有才華文采的年輕晚輩,他總是極力稱讚褒揚。像孫何、丁謂這些人,很多都遊學到他的門下。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他的兒子王嘉..、王嘉言都很著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年時意氣豪放,不拘小節,即使貧賤時外出交遊,也不肯居人之下。太平興國五年(980),濮州推舉進士,輿論以張詠為首位被推薦人。當地有個叫張覃的老儒生還沒考中進士,張詠便與寇準寫信給本州守將,推薦張覃做首選,眾人讚許張詠能夠謙讓。這年,張詠考取了進士乙科,做了大理評事、鄂州崇陽知縣。後再升為著作佐郎。因蘇易簡的推薦,他進入朝廷任太子中允,後又升做秘書丞、麟相二州通判,他自己請求掌管濮州的商市徵稅以便奉養父母。不久又被召回朝中,被賞賜緋魚袋,調任浚儀知縣。正好遇上李沆、宋..、寇準連續推薦他的才幹,張詠因此做了荊湖北路轉運使,上奏建議撤去歸、峽二州的送水夫,被就地轉為太常博士。 宋太宗聽說他的強幹,召他回朝,越級升他做虞部郎中,賞賜金印紫綬。十天後,與向敏中一同被提升為樞密直學 士、同知銀台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任並代二州部署,有個小校官犯了法,被他鞭打至死。皇帝下詔審治他的罪。張詠將詔書封起退還,並說:「陛下正委派張永德擔任邊疆守護大職,若因為一個小校官,使主帥受辱,臣恐怕下級會有輕視上級心理。」太宗不聽從。不久,果然有士兵聯合控告軍校的事發生,張詠引用前次的事來議論,太宗改變態度慰撫他。 出任益州刺史,當時李順叛亂,王繼恩、上官正統兵攻討,但停兵不進。張詠用話激勵上官正,勸勉他親自出擊,然後盛情地陳設帷帳為他餞行。酒喝得正酣時,張詠舉爵對軍官們囑咐說:「你們蒙受國家的厚恩,沒有什麼可以報答的,此去應直抵敵寇陣地,蕩平醜類。如果曠日持久士氣衰落,那麼這裡就又是你們的死地。」上官正從此決意出兵深入,終於大獲全勝。王繼恩部下有個士兵在夜間垂下繩索越城逃跑,被官吏抓住後報告給張詠。張詠不想與王繼恩失和,當即下令將此兵捆住投到一枯井中,沒人知道。當叛軍攻城略地之際,民眾有很多被脅迫跟隨參加叛軍,張詠下達公文將朝廷的恩德和信義告諭民眾,使他們各自回到田裡。並說「:從前李順脅迫民眾做叛賊,今天我將叛賊們改造為良民,不亦可以嗎?」當時民間訛傳,說有一白頭翁午夜時專吃小孩,全州為之囂然不安。一到夜暮降臨,就路無行人。後來將造謠者抓住處死,人們才安定下來。張詠說「:妖怪謠言興起的時候,災氣就會乘機危害當地。妖怪會有形狀,謠言會有聲音,制止謠言的辦法,在於判斷識別,而不在於求神厭勝。」 當初,蜀地士子知道讀書向學,但不喜歡做官入仕。張詠考察益州人張及、李畋、張逵等人都有學問品行,受當地人稱讚;於是敦促鼓勵他們參加科舉考試,這三個人果然全都考取了進士,士子們從此懂得了進取。民眾有來投訴的,張詠明辨真假,立即做出裁決,人民都很佩服。好事者還編集張詠的故事成書,刻板印刷傳播。張詠曾說「:向君子詢問可以得到君子的情況,向小人詢問可以得到小人的情況,分別從各自的同黨那裡詢訪了解,就沒有什麼不能明白了。」他當政時,恩威並施,蜀人都又敬畏又熱愛他。因父親去世辭職服喪,後復出,改任兵部郎中。正好遇上朝廷下詔在川、陝各州同時混用銅鐵兩種錢幣,每一枚銅錢相當十枚鐵錢。張詠上疏說「:昨日經過利州時,那裡用一枚銅錢換五枚鐵錢,在綿州則一枚銅錢換六枚鐵錢,在益州則一枚銅錢又可換八枚鐵錢。若統一規定換法,公私都不方便。希望根據各地的估算來折算銅錢。」 宋真宗即位後,加級為左諫議大夫。咸平(998~1003)初,進京升任給事中、戶部使,後改任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戒集會時,丞相大臣中有的人犯戒喝酒,張詠上奏彈劾。咸平二年(999),任同知貢舉。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因當年歉收,民眾有很多人私自賣鹽來自給,捕獲犯法的人數百個,張詠全都減輕刑罰然後遣散他們。部下屬官請求說:「不嚴厲用法律制裁他們,恐怕無法禁止此事。」張詠說「:錢塘一帶十萬家民眾,受飢餓的人九萬,如果不靠鹽來救活,一旦蜂擁而起做強盜,那就會釀成大患了。等秋天收穫了,當會依舊按原來的法律辦事。」有戶民家的兒子與姐夫爭訟家產。女婿說岳父臨終時,這兒子才三歲,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資產;而且有遺囑,叫他日後將十分之三的財產分給那兒子,其餘十分之七歸女婿。張詠看了遺囑,拿酒灑在地上,說:「你岳父,是個聰明的人,因兒子年幼所以託付給你。如果將七份給兒子,那兒子就會死在你手裡了。」立即命令將十分之七分給那兒子,餘十分之三留給女婿,人們都佩服他的英明判決。後張詠調任永興軍知府。 咸平五年,馬知節從益州知州調任延州知州,朝廷討論選擇可以接替他的人。真宗因張詠以前在蜀郡政績優異,又命他再次出任益州知州,並加級為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並就地升為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報他治理益州的政績,皇上下詔褒獎。恰好朝廷派遣謝濤巡視西蜀,皇上因此令他轉告張詠說:「有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了。」回朝後,再次執掌三班,領登聞檢院。 張詠中年時腦上生瘡,圍頭巾梳頭髮都很不方便,因此請求調出朝廷任潁州知州。真宗因為他公直,有聲望,兩次任益州刺史時,都因政績突出著名,不應該去管一個小郡。下令中書將張詠召來問他,將委任他到青社或真定去,要他自己選擇。張詠推辭不接受,於是任命他做癉州刺史。大中祥符(1008~1016)初,加級任左丞。大中祥符三年(1010),癉州人民因為張詠任期已滿請求借調留任,皇上將他就地轉為工部尚書,令他再次留任。當年秋天,因為江左旱災歉收,張詠受命擔任癉、宣等十州安撫使,後進級為禮部尚書。皇上聽說張詠的腦瘡病很重,憐憫他,令薛映乘驛車趕去把他換回。因疾病沒有見到皇上,張詠恨不能當面向皇上陳述蘊藏在心中的想法,於是抨擊道:「近年來國庫空虛,竭盡人民的膏血,用來作為興建無用的土木建築的費用,都是奸臣丁謂、王欽若引導了皇上的奢侈心才弄成這樣的。不誅殺他們,無以謝天下。」奏章三次呈上後,張詠被調出京城,任陳州知州。 當初,張詠與青州人傅霖少年同學。傅霖不做官。張詠顯貴之後,請傅霖出來做官,請了三十次也沒請動,到這時他卻來謁見。守門人來報告說傅霖求見。張詠責罵說:「傅先生是天下賢士,我尚還不能跟他做朋友,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其名!」傅霖笑道「:與你分別一世你還是原樣嗎?別人怎知世間還有個叫傅霖的人呢?」張詠問:「昔日為何隱居,今日為何出來?」傅霖說:「你快要走了,我來告知你的。」張詠說:「我自己也知道快死了。」傅霖說:「知道了我又何必再說什麼。」第二天傅霖便告別離去。一個月後張詠去世,享年七十歲。被追贈為左僕射,諡號是「忠定」。 張詠以剛直公正自任,為政崇尚嚴猛,曾有個小官忤逆觸犯了張詠,張詠用木枷鎖住他的脖子。小官憤恨地說「:除非斬了我,這枷鎖就永遠不會脫去。」張詠恨他與自己作對,立即斬了他。張詠年輕時學習擊劍,為人慷慨激昂,喜講大話,好表現不同尋常的節操。有位讀書人在遠郡旅遊,被僕人劫持,且要得到他的女兒為妻,讀書人不能制住他。張詠恰好在旅店中遇到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後,即佯裝借這個僕人為自己駕一趟車,然後自己獨自騎一匹馬出城到近郊,等到山林里,便斬了僕人回來。曾對他的朋友說「:張詠幸好生在光明的時代,讀了三墳五典之類的書來約束自己,不然的話,就不知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他又有這樣的話說「:服事君王的人廉潔而不說自己貧,勤勞而不說自己苦,忠誠而不說自己有功,公正而不說自己有能,這樣就可以事奉君王了。」他的性格果斷急躁,病得厲害的時候,一飲食就痛楚加劇,統御下屬也更加嚴峻,尤其不喜歡別人跪拜,命令負責接待客人的人預先告誡勸止。有人違犯時,張詠就連續地回拜不停,或者盤坐痛罵跪拜他的人。真宗曾稱讚他的才能可任將帥要職,因為生病所以不能全部發揮他的能力。張詠自號「乖崖」,認為「乖」便與眾人不同「,崖」就不利於做事。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張詵,任虞部員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