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三書隨扎 · （二）志與學
濂溪《通書》有《志學》一章，提出志與學兩字，實為中西文化基本相異點所在。茲試先言志。西方古希臘，乃一商業社會，貨品銷售固須投人喜愛，然營商謀利，志為己不為人。即如文學，沿途講述，兼以歌唱。或舞台演劇，皆求廣集群眾，多獲歡迎。其意圖亦多為己，不為人。縱說其不為名不為利，但亦是表現在己之才華智慧，獲得一種自我滿足，而感愉快。故惟求打動人心，對我有讚嘆崇敬之意。最多亦以供人娛樂為手段。其潛在目標，仍為己不為人。
又如哲學，或出在街上，或居家，聚徒講論，雖說是為探討一種真理，但務玄遠，少涉真實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達其一己之才華與智慧為主。
故古希臘之文學哲學，實亦如一種商品，求新奇，求銷售，求我之所銷售能勝過他人。求人喜愛，卻不求人真實享用。故其為一文學家或哲學家，乃亦等於一種職業，縱不說其如經商牟利般的僅在物質人生上一職業，但亦可說是一種精神職業，表現了一己之才華智慧，而物質人生亦同告解決，如此則已。要之，其不為大群人生作懇切之打算，則並不與其群所經營之商業有實質之相異。
如論科學，則與工商業更有緊密相關。否則在外面物質上求真理，終與從實際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層。自另一端言之，同樣是為一己才華智慧之表現，與哲學家無異。西方人此一種一己之表現感，直到現代有增無減，為其文化傳統一特色。
中國自古為一農業社會，專賴自己勤勞耕耘，即可解決自己的生活。不如商人，出售商品僅乃謀生一手段，因此中國古代人之心理習慣，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己力有餘，轉為他人打算。這就自有一套。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本是一農民，但自己生事解決了，卻來打算到別人。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故孟子稱伊尹為聖之任者，實負有一番責任感。政治本與他無干，他卻五就桀五就湯，要使他同時的政治領袖亦能為堯舜，使同時人亦受堯舜之澤，此即伊尹之所志。
責任與職業不同，與自我表現亦相異。乃是為人謀，卻非為己謀。此種心理，求一解說，卻說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謂天命。人的責任乃是由天所命，只是別人不知，我心自知。別人不覺，我心自覺。故我將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是中國人一種人生責任感，在西方商業社會中卻不易找。
於是中國人遂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觀念，皆屬其一己之責任。責任所在，理當如此，道當如此。做一孝子，非為求一孝子之名。做一忠臣，非為求一忠臣之名。我之一切，為父為君，此乃我之責任。而此一責任，則由天派定。惟我心先知之，先覺之而已。又哪裡是一種功利觀，名譽觀，或是職業觀，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國社會亦有工商各職業，又有士，則非職業。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其實是此人內心自覺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來求盡此大任。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說當時中國已有士。伊尹以前，傳說在夏代，興於版築之間，亦一士。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孔子即承此文化大傳統而來。孔子以下，中國社會始正式有士。孔子曰：「士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既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則不能再顧一己之衣食職業，故士必待人養。不出身而仕，則在野為人師。中國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人群中必當有君與師，此亦天所命。而士則不僅在野為師，又在朝為天子師，為國君師。孔子在後世尊為至聖先師。濂溪曰：「天下善曰師」，蓋教人善，又善盡一己之任者，皆為師之責，此師之所以為天下善也。此即謂以斯道覺斯民也。
或謂中國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豈不亦如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耶穌言，上帝事他管，愷撒事愷撤管。他明把世間事分出不管。而中國儒家，則把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世間事，一切責任，立志負起，此已大不同。抑且死後靈魂上天堂，不啻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報酬。而中國之士，志於道，則絕不計較私人報酬。佛教來中國，雖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一為僧侶，死後成佛，終亦是一種私人計較。故終為中國士人所看不起。則儒家教義雖亦崇天命，亦究與宗教有別。
既有此一番志，則自需有一番學，以自赴其志。自漢代起，儒學定於一尊，其時則稱通經致用。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宋代胡瑗創立書院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亦即通經致用也。同時如范仲淹，稍後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諸儒繼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舊黨爭。司馬光舊黨得勢，又分洛蜀朔三派。洛派二程與王安石同當屬經學派，故先亦隨新黨出仕，繼而退出。司馬光屬史學派。蘇軾可謂雜學派。同時有周濂溪，認為出仕之前應先有一套修身做人之學，乃可無弊。二程亦受其影響，於是乃於兩漢儒林之外，別起宋代之道學。而濂溪則特稱學顏淵之所學。
顏淵所學，即學孔子。濂溪《志學》章又曰：「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則濂溪所舉顏子之學，統言之，乃心學也。學者當先治其心，使其心一於仁。仁即人道之大綱。能此，始能任伊尹之所任矣。而顏子又以恬退不仕名。故濂溪先之以志伊尹之所志，即繼之以學顏子之所學，其中實涵甚深妙義耐人細闡。
漢儒以周公孔子並稱，而濂溪以下之宋代理學家，乃以孔子孟子兼舉。孟子實亦一種心學也。西方人好言權利，不言責任。既無中國人此等志，自無中國人此等學。故西方人不言修心養性。西方之學，皆為向外求知識，又曰：「知識即權力。」不論哲學宗教，亦莫不以權力為重。哲學先講邏輯，以免我之立說被人反駁。宗教必組織教會，以便擴大其權勢。每一學說，盡如商品，貴能推銷。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自盡己責，何待誇耀，亦何待人知。為子惟求孝，為臣惟求忠，惟不以忠孝自誇耀。即文學亦然。詩言志，言之不盡，則歌嘆之。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所志，則盡在不言中。故中國人言學必繼言習。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曾子曰：「傳不習乎。」習則主於踐履，乃一種行為，而行為則一本於心，與專尚知識又不同。
濂溪《志學》章首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濂溪所言聖希天也。中國又稱為四民社會，除士外尚有農工商各業，濂溪皆不言。西方社會無中國之所謂士，亦無士與賢與聖之一種人品觀。濂溪此章涵義宏深，而濂溪不詳言之。此亦中國傳統忠恕之道，為子者決不謂為吾父者之不當孝，為臣者決不謂為吾君者之不當忠，為師者決不謂為吾門人弟子者之不能為後知而後覺。後生可畏，有為者亦若是，則何待於言之盡。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不同，教亦不同。舉一隅，可以三隅反。比較中西文化，濂溪此一章已夠啟發。而濂溪乃為有宋理學開山，亦即此一章而有餘矣。是則在學者之善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