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 · 附錄

我的信仰 一 我父胡傳，是一位學者，也是一個意志堅強，有行政才幹的人。經過一個時期的古典文史訓練後，他對於地理研究，特別是邊省的地理，抱有濃厚的興趣。他懷揣一封介紹書，前往京師；又走了四十二日而達北滿吉林，去晉見欽差大臣吳大澂。吳氏作為中國的一個偉大考古學家，現在見知於歐洲的漢學家們。 吳氏延見他，問有什麼可以替他為力的。我父說道：「沒有什麼，只求准我隨節去解決中俄界務的糾紛，俾我得以研究東北各省的地理。」吳氏對於這個只有秀才底子，且在關外長途跋涉之後，差不多已是身無分文的學者，覺得有味。他帶著這個少年去干他那歷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個最有價值、最肯做事的幫手。 有一次與我父親同走的一隊人，迷陷在一個廣闊的大森林之內，三天找不著出路。到糧食告罄，一切偵察均歸失敗時，我父親就提議尋覓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條溪流找到了手，他們一班人就順流而行，得達安全的地方。我父親作了一首長詩紀念這一件事。及四十年後，我在一篇《杜威論思想》的論文裡，以這件事實為例證，雖則我未嘗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與我父親相熟而猶生存著的人，都還認得出這件故事，並寫信問我是不是他們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個小兒子。 吳大澂對我父親雖曾一度向政府薦舉他為「有治省才能的人」，他在政治上卻並未得臻通顯，歷官江蘇、台灣後，遂於台灣因中日戰爭的結果而割讓與日本時，以五十五歲的壽辰逝世。 二 我是我父親的幼兒，也是我母親的獨子。我父親娶妻凡三次：前妻死於太平天國之亂，亂軍掠遍安徽南部各縣，將其化為灰燼。次妻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長子從小便證明是個難望洗心革面的敗子。我父親喪了次妻後，寫信回家，說他一定要討一個純良強健的、做莊稼人家的女兒。 我外祖父務農，於年終幾個月內且兼業裁縫。他是出身於一個循善的農家，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全家被殺。因他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故被太平軍掠做俘虜，帶往軍中當差。為要防他逃走，他的臉上就刺了「太平天國」四字，終其身都還留著，但是他吃了種種困苦，居然逃了出來，回到家鄉，只尋得一片焦土，無一個家人還得活著。他勤苦工作，耕種田地，兼做裁縫，裁縫的手藝，是他在賊營里學來的。他漸漸長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個兒女，我母親就是最長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軍毀了的家傳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陽未出，便到溪頭去揀選三大擔石子，分三次挑回廢屋的地基。挑完之後，他才去種田或去做裁縫。到了晚上回家時，又去三次，挑了三擔石子，才吃晚飯。凡此辛苦恆毅的工作，都給我母親默默看在眼裡，她暗恨身為女兒，毫無一點法子能減輕她父親的辛苦，促他的夢想實現。 隨後來了個媒人，在田裡與我外祖父會見，雄辯滔滔的向他替我父親要他大女兒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親的訂婚》一章裡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Birth date paper，故譯庚帖似較貼切。）我外祖父答應回去和家裡商量。但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話對他的妻子說了，她就大生氣。她說：「不行！把我女兒嫁給一個大她三十歲的人，你真想得起？況且他的兒女也有年紀比我們女兒還大的！還有一層，人家自然要說我們嫁女兒給一個老官，是為了錢財體面而把她犧牲的。」於是這一對老夫妻吵了一場。後來做父親的說：「我們問問女兒自己。說來說去，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這個問題對我母親提了出來，她不肯開口。中國女子遇到同類的情形常是這樣的。但她心裡卻在深思沉想。嫁與中年喪偶、兼有成年兒女的人做填房，送給女家的聘金財禮比一般婚姻卻要重得多，這點於她父親蓋房子的計劃將大有幫助。況且她以前又是見過我父親的，知道他為全縣人所敬重。她愛慕他，願意嫁他，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識，但大半卻是想望幫助勞苦的父親的孝思。所以到她給父母逼著答話，她就堅決的說：「只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好人，請你們倆作主。男人家四十七歲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聽了，嘆了一口氣，我外祖母可氣的跳起來，忿忿的說：「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願罷！」 三 我母親於1889年結婚，時年十七，我則生在1891年12月。我父歿於1895年，留下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我父棄世，我母便做了一個有許多成年兒女的大家庭的家長。中國做後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她的生活自此時起，自是一個長時間的含辛茹苦。 我母親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記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麼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於衰邁，難以口述，請准用筆寫出回答。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曾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腳媳婦兇惡不善的感情，利如鋒刃的話語，含有敵意的嘴臉，我母親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時忍到不可再忍，這才早上不起床，柔聲大哭，哭她早喪丈夫。她從不開罪她的媳婦，也不提開罪的那件事，但是這些眼淚，每次都有神秘莫測的效果。我總聽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婦人的腳步聲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她轉來敲我們房門了。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給我的母親，勸她止哭。母親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聲的認錯，然後家裡又太平清靜得個把月。 我母親雖則並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個早慧的小孩，不滿三歲時，就已認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親每天用紅箋方塊教我的。我才滿三歲零點，便在學堂里念書。我當時是個多病的小孩，沒有攙扶，不能跨一個六英寸高的門檻。但我比學堂里所有別的學生都能讀能記些。我從不跟著村中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更因我缺少遊戲，我五歲時就得了「先生」的綽號。十五年後，我在康奈耳（Cornell University，現譯康奈爾）大學讀二年級時，也同是為了這個弱點，而被Doc（Doctor縮讀，音與dog同，故用作諧稱。——譯者）的諢名。 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她望我踏上他的腳步，她一生只曉得他是最善良最偉大的人。 據她說，他是一個多麼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間或休假回家的時期中，附近煙窟賭館都概行停業。她對我說我唯有行為好，學業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我往往眼睛半睜半閉的聽。但她除遇有女客與我們同住在一個房間的時候外，罕有不施這番晨訓的。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學。我年稍長，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堂，並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門要鑰匙去開學堂的門。鑰匙從門縫裡遞了出來。我隔一會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念生書了。學堂里到薄暮才放學，屆時每個學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每日上課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小時。 我母親一面不許我有任何種的兒童遊戲，一面對於我建一座孔聖廟的孩子氣的企圖，卻給我種種鼓勵。我是從我同父異母的姊姊的長子，大我五歲的一個小孩那裡學來的。他拿各種華麗的色紙紮了一座孔廟，使我心裡羨慕。我用一個大紙匣子作為正殿，背後開了一個方洞，用一隻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擺孔子牌位的內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賢徒，並貼了些小小的匾對，書著頌揚這位大聖人的字句，其中半系錄自我外甥的廟裡，半系自書中抄來。在這座玩具的廟前，頻頻有香炷燃著。我母親對於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並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學的人。他對於釋道兩教強烈反對。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著「僧道無緣」幾個字。我後來才得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部。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剩在家裡的婦女們，對於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他們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禮，並隨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為了是出於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里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讀書。讀了九年（1895—1904）。在這個期間，我讀習並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 《孝經》：孔子後的一部經籍，作者不明。 2. 《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系宋哲朱熹所作。 3.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 「五經」中的四經：《詩經》《尚書》《易經》《禮記》。 我母親對於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學金兩塊銀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後又逐漸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於上述數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將死板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鑑》。這部書，實在是大歷史家司馬光於1084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隨後有一天，我在叔父家裡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滸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著全部。從此以後，我像老饕一般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干年後，使我能在中國開始民眾所稱為「文學革命」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我系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於諸神兇惡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於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公元五世紀一位名叫范縝的哲學家，與朝眾競辯「神滅論」。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縝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范縝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系神之用。這一番化繁為簡合著我兒童的心胸。讀到「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內，又引據范縝反對因果輪迴說的事。他與竟陵王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范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但在現實生活上並不真確。佛教的因果優於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將其歸之於前世來世不斷的輪迴。 但是范縝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惡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范縝又得了我的心。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1903年的新年裡，我到我住在二十四里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給我母親拜年。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著新年禮物。我們回到路上，經過一個亭子，供著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裡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拋到污泥坑裡去罷。」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嚇住了。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於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裡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一杯燒酒。酒在我的肚子裡，便作怪起來。我不久便在院子裡跑，喊月亮下來看燈。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裡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於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相信他定是精神錯亂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拋到污泥坑裡去。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我母親於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裡的人，都急忙跑去看，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一會兒我就睡著了。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應了。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願。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於上海。自這次別離後，我於十四年之中，只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著的，只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1904—1910），在美國過了七年（1910—1917）。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歷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從已故林紓氏及其他諸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 père and fils）、囂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內。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並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啓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梭（Rousseau）、邊沁（Bentham）、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於歐洲人所具有的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復所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和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於1898年就出版，並立即得到智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並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嘗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於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於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於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聯了起來。例如在道家偽書《列子》所述的下面這個故事中，發現二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的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於未受教育的民眾，系以白話刊行。我被邀在創刊號撰稿。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我編輯這個雜誌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在我為這個雜誌所著的許多論文內，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1908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我於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1910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1909—1910）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黑暗時代。革命在好幾省內爆發，每次都歸失敗。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裡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也不少。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贏的賭博。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醺醺大醉，在街上與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進監里去關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Some use might yet be made of this material born in me）我決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我考試及格，即於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於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裡以哲學的態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始領悟這種熱心。隨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髮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著眾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內，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個華友的信裡面，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偽者。」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朗寧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 睡而再醒。 1914年1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1915年，我以關於勃朗寧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Hiram Corson Prize）。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寧樂觀主義辯》（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 ）。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於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念。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匯給我的母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並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以立即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為處罰，以受了八個月困擾為代價，我最後轉入文理學院。但是我對於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Professor J. E. Creighton）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於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Bradley）、鮑森揆（Bosanquet）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就學於杜威（John Dewey）教授，直至1917年我回國之時為止。得著杜威的鼓勵，我著成我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過，並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 八 我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於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聖經》讀完。1911年夏，我出席在賓雪凡尼亞（Pennsylvania）普柯諾派恩司（Pocono Pines）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幾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漸漸的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於其發達的歷史曾多有習讀，因為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信仰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穌降生前五百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收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的愛著《登山寶訓》。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部（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住了三年，結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著像那士密氏（George Nasmyth）和麥慈（John Mez）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盟因維臘特（Oswald Garrison Villard）的提議而成立於1915年，我是其創辦人之一。 到後來，各國際政治俱樂部（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爾（Norman Angell）的領導之下，做了一個最活動的會員，且曾參加過其起首兩屆的年會。1916年，我以我的論文《國際關係中有代替武力的嗎？》得受國際政治俱樂部的獎金。在這篇論文裡，我闡明依據以法律為有組織的武力建立一個國際聯盟的哲理。 我的和平主義與國際大同主義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煩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時，向世界宣布說，這些領土「終將歸還中國」。我是留美華人中唯一相信這個宣言的人，並以文字辯駁說，日本於其所言，說不定是意在必行的。關於這一層，我為許多同輩的學生所嘲笑。及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留美學生，人人都贊成立即與日本開戰。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我為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嚴厲攻擊，且屢被斥為賣國賊。戰爭是因中國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國在華領土則直至七年之後才交還中國。 我讀易卜生（Ibsen）、莫黎（John Morley）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言誠實的重要。我讀過易卜生所有的戲劇，特別愛看《人民之敵》、莫黎的《論妥協》，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介紹給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為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為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為和向上的品格，再沒有什麼有這樣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還更進一步教授一種理知誠實的方法。他單單是說：「拿也如同可以證明我相信別的東西為合理的那種種證據來，那麼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說類比和或能是說無用的。我說我相信倒轉平方律時，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較弱的信證上。」赫胥黎也曾說過：「一個人生命中最神聖的舉動，就是說出並感覺得我相信某項某項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賞，一切最重要的罰，都是系在這個舉動上。」 人生最神聖的責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從杜威教授學來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嚴格的到它的前因後果，接受現成的整塊的概念以為思想的前提，而於不知不覺間受其個人的影響，或多把個人的觀念由造成結果而加以測驗，在理知上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發現，歷史上一切最大的災禍，都有賴於此。 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 to Think ）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裡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於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為然，即於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等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上誠懇留意於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像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 奇怪之極，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竟使我變成了一個做歷史探討工作的人。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此後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歷史的思想方法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國對於文學革命的辯論，全是根據無可否認的歷史進化的事實，且一向都非我的對方所能答覆得來的。 九 我母親於1918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這個信條繫於1919年發表在以《不朽》為題的一篇文章裡面。 因有我在幼童時期讀書得來的學識，我早久就已摒棄了個人死後生存的觀念了。好多年來，我都是以一種「三不朽」的古說為滿意，這種古說我是在《春秋左氏傳》裡面找出來的。傳記里載賢臣叔孫豹於紀元前548年（時孔子還只有三歲）謂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雖久不忘，此之謂不朽」。這種學說引動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國朋友談起，並給了它一個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即Worth，Work，Words三字的頭一個字母）。 我母親的逝世使我重新想到這個問題。我就開始覺得三不朽的學說有修正的必要。第一層，其弱點在太過概括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績言語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倫布是可以不朽的了，但是他那些別的水手怎樣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給他用具的人，那許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或由在海洋中作有成無成的探險，替他鋪下道路的前導又怎樣呢？簡括的說，一個人應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 次一層，這個學說對於人類的行為沒有消極的裁製。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惡德又怎樣呢？我們還要再去借重審判日或地獄之火嗎？ 我母親的活動從未超出家庭間瑣屑細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從來弔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臉上看得出來。我檢閱我已死的母親的生平，我追憶我父親個人對她畢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對我本身垂久的影響，我遂誠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什麼人，我們所乾的一切什麼事，我們所講的一切什麼話，從在世界上某個地方自有其影響這個意義看來，都是不朽的。這個影響又將依次在別個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將繼續入於無限的空間與時間。 正如列勃涅慈（Leibnitz）有一次所說：「人人都感覺到在宇宙中所經歷的一切，以使那目睹一切的人，可以從經歷其他各處的事物，甚至曾經並將識別現在的事物中，解釋出在時間與空間上已被移動的事物。我們是看不見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裡，達到無窮境無窮期。」一個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所以達柯塔的務農者，加利芳尼亞的種果者，以及千百萬別的糧食供給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就是他所想的東西，所以凡曾於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孔子以至於他本區教會的牧師和撫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也就是他所享樂的東西，所以無數美術家和以技取悅的人，無論現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無名，崇高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諸如此類，以至於無窮。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個人寫了一篇論「神滅」的文章，被認為褻瀆神聖，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個大儒來相駁難，竟給其駁倒。但是五百年後，有一位史家把這篇文章在他的偉大的史籍中紀了一個撮要。又過了九百年，然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偶然碰到這個三十五個字的簡單撮要，而這三十五個字，於埋沒了一千四百年之後，突然活了起來而生活於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於幾千百個男男女女的身上。 1912年，我的母校來了一位英國講師，發表一篇演說：《論中國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講當時我覺得很為不通，但是我以他對於母音O的特異的發音方法為有趣，我就坐在那裡摹擬以自娛。他的演說久已忘記了，但是他對於母音O的發音方法，這些年來卻總與我不離，說不定現在還在我的幾千百個學生的口上，而從沒有覺察到是由於我對於布蘭特先生（Mr.J.C.P.Bland）的惡作劇的摹仿，而布蘭特先生也是從不知道的。 兩千五百年前，喜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里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屍體在路旁已在腐潰了，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從事思考起來。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後，他從曠野里出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個死丐屍體的腐潰，對於創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覺的貢獻了其一部分。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為社會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因為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系根據於社會對我的影響，日積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對於其本身是些什麼，對於可以稱社會、人類或大自在的那個大我有些什麼施為，都留有一個抹不去的痕記這番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續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其對於大我所產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為滿意，就在於包括英雄聖賢，也包括賤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惡德，包括功績，也包括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才構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屍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酒店侍女偶發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發現一個極微的桿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後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的結果才構成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於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巨大的債項，把他幹的什麼事情，作的什麼思想，做的什麼人物，概行對之負起責任，乃是他的職分。人類之為現在的人類，固是由我們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們做完了我們分內時，我們又將由人類將成為怎麼樣而受裁判了。我們要說，「我們之後是大災大厄」嗎？抑或要說，「我們之後是幸福無疆」嗎？ 十 1923年，我又得了一個時機把我的信條列成更普通的條文。地質學家丁文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編的一個周報上發表，論《科學與人生觀》的一篇文章，開始了一場用差不多延持了一個足年的長期論戰。在中國凡有點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參與其事。到1923年終，由某個善經營的出版家把這論戰的文章收集起來，字數竟達二十五萬。我被請為這個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給這本已卷帙繁重的文集又加了一萬字，而以我所擬議的「新宇宙觀和新人生觀的輪廓」為結論，不過有些含有敵意的基督教會，卻以惡作劇的口吻，稱其為「胡適的新十誡」，我現在為其自有其價值而選擇出來： （1）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限之大。 （2）根據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3）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據於生物學的科學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序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6）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7）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8）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尋求出來的。 （9）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結論道： 這種新人生觀是建築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但為避免無謂的爭論起見，我主張叫他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我們在那個自然的宇宙里，在那無窮之大的空間裡，在那無窮之長的時間裡，這個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壽不過百年的兩手動物——人——真是一個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著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著他的一切行為，——這個兩手動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里的這個渺小的兩手動物，卻也有他的相當的地位和相當的價值。他用的兩手和一個大腦，居然能做出許多器具，想出許多方法，造成一點文化。他不但馴伏了許多禽獸，他還能考究宇宙間的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天行，到現在他居然能叫電氣給他趕車，以太給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長進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長進卻又使他的胸襟擴大，想像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現在漸漸的脫離了這種種幼稚的時期，他現在漸漸明白：空間之大隻增加他對於宇宙的美感；時間之長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創業之艱難；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於因果律之籠罩一切，也並不見得束縛他的自由。因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釋過去，預測未來；一方面又使他可以運用他的智慧，創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於生存競爭的觀念也並不見得就使他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畜生，也許還可以格外增加他對於同類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為的努力，以減免天然競爭的慘酷與浪費。總而言之，這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里，未嘗沒有美，未嘗沒有詩意，未嘗沒有道德的責任，未嘗沒有充分運用創造的智慧的機會。 胡適生平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 1892年2月底，隨母馮順弟移居浦東。 1893年2月，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先住台南，後遷台東。 1894年，在台東由胡傳教認方塊漢字。 1895年2月，因中日戰爭爆發，隨母離台灣回上海。3月，去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家塾讀書。8月胡傳病死於廈門。 1896年至1903年，在家塾讀書。 1904年1月，與江冬秀訂婚。2月，從三兄洪到上海，進梅溪學堂。是年，讀梁啓超的《新民說》和鄒容的《革命軍》。 1905年春，改進澄衷學堂，在那裡讀了嚴復譯的《天演論》和《群己權界論》等書。 1906年暑間，考取中國公學。是年，加入「競業學會」，並在《競業旬報》上發表文章。 1907年5月至7月，因腳病回績溪療養。 1908年7月，主編《競業旬報》。9月，轉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09年10月，新公學解散，因失學失業，在上海過放蕩生活。 1910年春，在華童公學教國文。5月，同二哥紹之去北京溫習功課。7月，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官費生，因用「胡適」的名字報考，此後就正式叫胡適。8月，從上海坐船去美國。9月，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1年7月，被舉為賠款學生會中文書記。 1912年9月，轉入文學院，修哲學、經濟、文學。11月，發起組織「政治研究會」。12月，代表康奈爾大學大同會，到費城參加世界大同總會，被推為憲法部幹事。 1913年5月，被舉為世界學生會會長。 1914年4月，被委為康奈爾大學學生會哲學群學部部長。6月，行畢業式，得學士學位。9月，被舉為《學生英文月報》主筆之一，負責國內新聞。 1915年1月9日，康奈爾世界學生會舉行十周年紀念祝典，以幹事長身份作《世界會之目的》的演說。9月，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為杜威。 1916年2月起，與陳獨秀、朱經農、梅光迪、任鴻、楊杏佛等討論文學革命問題，並作白話詩。 1917年1月，在費城演講《美國如何能協助中國之發展》。5月，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6月，起程返國。7月，到達上海。8月，任北京大學教授。12月，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是年，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1918年3月，任選為北大英文部教授會主任。11月，去天津與梁啓超見面。是年，母馮順弟病死。 1919年1月，被聘為《新潮》雜誌顧問。2月，參加《新教育》編輯部工作。又被選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5月，在上海迎接杜威來華講學。不久，與蔣夢麟去拜會孫中山，談「知難行易」學說。6月，接辦《每周評論》，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10月，參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學等在中山公園為杜威六十歲生日舉辦的祝壽活動。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講學。11月，代理北大教務長。 1920年4月，在國語講習所講「國語文學史」。5月，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年底，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1921年春，養病在家。7月，高夢旦邀其去上海暫住，擬請他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未允，轉薦王雲五。下半年，去國語講習所講了八周「國語文學史」。 1922年2月，被推為中華教育改進社籌劃全國教育經費委員會賠款部部員。3月，去天津南開大學講學。4月，當選為北大教務長及英文學系主任。5月7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報》第一期出版。5月14日，與蔡元培、王寵惠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好人政治》。7月，在濟南講《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8月，出席「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屆年會。9月，《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出版。8月底，出席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的學制會議，為起草宣言者之一。10月，赴濟南出席全國教育會聯合會。 1923年1月，向北大請假一年，到杭州煙霞洞養病。4月，得魯案委員會授予的三等嘉禾章。10月，到上海商科大學講「哲學與人生」，又去南京東南大學講「書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是年，任《國學季刊》編輯委員主任。 1924年6月，籌備《現代評論》。10月，推薦王國維為清華學校研究院院長。11月，致書王正廷，對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提出抗議。12月，《現代評論》第一期出版。 1925年2月，參加段祺瑞政府召開的善後會議。3月，應聘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國會員。5月，被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兼財政委員會委員、索引委員會書記。10月，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間，至政治大學及中國公學講中國哲學，並與鄭振鐸、高夢旦同游南京。11月，被推舉為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書記。 1926年2月至7月中旬，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訪問團，從上海到漢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地訪問。7月下旬至12月中旬，經西伯利亞到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12月，坐輪船去美國。 1927年1月至4月中旬，在美國紐約、費城等地遊歷並演講。5月底，回上海，與徐志摩等創辦新月書店。6月，被選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7月至12月，在上海寫作與講學。是年，復被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任新月書店董事會董事長及編輯委員會委員。 1928年2月，受上海東吳大學及光華大學之聘，作哲學講座。3月，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校長。4月，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5月，赴南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 1929年1月，赴杭州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三次常委會，辭去董事。6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天津舉行第五次年會，複選其為董事。 1930年4月，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7月，到南京出席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第六次年會，會上被聘為編譯委員會委員長。8月，赴青島小住。9月，在北平大學演講。11月月初，回上海。11月28日，全家搬至北平。 1931年1月，赴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常會。會後回北平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4月，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十六次執行財政聯席會議，通過北大與中基會合作研究特款辦法。8月，應丁文江之邀，到青島小住。11月，寫信給宋子文，主張依據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後問題。是年，任太平洋學會在華會議的主席。 1932年1月，到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六次常會。5月，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辦的《獨立評論》出版。7月，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八次年會。12月，去武漢大學講學，並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是年，德國普魯士科學院選其為通訊委員。 1933年1月，到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七次常會。3月3日，與丁文江、翁文灝密電蔣介石：「熱河危急……非公即日飛來挽教，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13日，與丁文江、翁文灝同去保定謁蔣。19日，又找何應欽、于學忠，策動中日停戰談判。6月，在上海起程赴美國。7月，在芝加哥演講《中國文化的趨勢》。是月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九次年會聘他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8月至9月，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學會第五次大會，併到加沙大學演講。10月初，乘船回國。 1934年2月，赴南京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八次常會。5月，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會第十次年會。11月，去南京出席考銓會議。 1935年1月5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學法學名譽博士學位。9日，到廣州。11日起，在梧州、南寧、柳州、桂林、陽朔等地演講、遊覽。25日，到香港，旋迴北平。4月19日，在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十一次董事年會。9月，被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10月，在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九次常會。 1936年7月7日，到上海。14日，起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大會。8月至10月，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演講。11月初，在舊金山起程回國。 1937年7月8日，離北平。11日，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8月，被聘為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9月至12月，去美國做非式的外交工作，見過羅斯福，並在舊金山哥倫比亞電台發表《中國在目前的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1938年1月至5月，在美國及加拿大遊歷及演講。6月，被選為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6月至7月，繼續在美國及加拿大遊歷及演講。8月，轉游法國、瑞士和普魯士。9月，國民政府任命其為駐美大使。10月3日，由歐返抵紐約。5日，赴華盛頓就任。31日，作《題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給陳光甫》的詩：「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1939年至1941年，仍任駐美大使。 1942年9月，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1月，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應哈佛大學之聘，前往講學。 1945年4月，作為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之一，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9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在回國前暫由傅斯年代職。11月，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制定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6月，由美國動身回國。7月5日，抵上海。7月底，到北平。9月11日，飛抵南京。15日，出席國民政府的「制憲國民大會」。12月，出任國民大會「憲草決議案」整理小組成員。 1947年春，國民政府擬委他為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未接受，說：「不入政府，則更能為政府助力。」12月主編《申報·文史》周刊。 1948年3月，在南京出席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當選為第一屆的人文組院士。4月，當選為「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被選為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 1949年1月，蔣介石聘他為總統府資政。4月，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國。11月，《自由中國》創刊號在台北出版，推其做發行人。 1950年3月初，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為該會幹事長。5月，普林斯頓大學聘他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為期兩年。9月，就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1年4月，出席美國哲學會議，講演《十年來中美關係急趨惡化的原因》。是年，在美國全國社會科學協會講演《共產主義在中國》。 1952年2月，聯合國文教組織聘其為「世界人類科學文化編輯委員會」委員。是年夏，普林斯頓大學聘約期滿，仍任榮譽主持人。11月下旬至年底，在台灣作演說和講學。 1953年1月，離台經日本返美。 1954年2月至3月，到台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4月，離台赴美。7月，蔣介石聘他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5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為他祝壽。 1957年11月，蔣介石正式任命他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8年4月，舉行「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9月，在華盛頓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二十九次年會。 1959年2月，蔣介石任命他為「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7月，出席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會議，接受夏威夷大學人文博士學位。9月，在華盛頓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十次年會。11月，主持「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及第三屆評議會第六次會議。 1960年2月，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3月，「國民大會」舉行第七次大會，任主席。 1961年1月，主持蔡元培九十四歲紀念會。11月，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之邀，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開幕式上，作《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報告。 1962年2月14日，參加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開幕式。2月24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下午6時半，在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猝發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