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 第六章　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

一　缺和補 我們用文藝創作的眼光去看《史記》，《史記》每篇的製作便應該在司馬遷的生活史上各占一個地位。現在的《史記》篇第是經過司馬遷組織過的，它在寫作時的本來次第如何，一定是另一副樣子。我現在就想儘可能地加以推測。 為了做這步工作，不能不問《史記》本來寫全沒有？關於這，答覆很容易：本來一定是寫全的。因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自序》里連字數都計算出來了，當然是寫全了。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存稿原來也不止一份。 可是，《漢書·司馬遷傳》里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於是平白地給我們添了一個疑團，既不曉得這十篇是如何缺的，也不曉得這缺的十篇究竟是哪些。 為什麼缺？是觸忌被削，還是偶爾散逸。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因為，就現存的書看，其中觸忌的也仍然不少，諷刺得也已經相當厲害，亡失的幾篇也不會更刻毒到什麼地步。偶爾散逸，卻比較近情些。這是因為，《史記》一書最初的流傳，是各篇單行的。散逸的幾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許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結果。 至於普通所謂缺的十篇是哪幾篇呢？據《漢書》注中的張晏說，是： （一）《景紀》　　　　（六）《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二）《武紀》　　　　（七）《日者列傳》 （三）《禮書》　　　　（八）《三王世家》 （四）《樂書》　　　　（九）《龜策列傳》 （五）《兵書》　　　　（十）《傅靳列傳》 後人如呂祖謙、王鳴盛等，對此都有所論列。他們覺得真正亡失的，只有《武紀》一篇。現在我們看這十篇，除了《傅靳列傳》外，的確都有些特別處：《景紀》由於有過因觸忌而削去的傳說（《自序集解》引《漢舊儀》注，《西京雜記》卷六同），不知道現在的《景紀》是否就是原樣？《武紀》乃是把《封禪書》又載了一遍；《禮書》鈔自荀子的《禮論》及《議兵篇》；《樂書》鈔自《樂記》；《兵書》為現在《史記》所無，但卻有一篇與之相當的《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則有表無序，和他表不類；《三王世家》是只載了些策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在風格上又仿佛真出自第二手。那麼，除了《傅靳列傳》外，這九篇確是有些問題了！ 可是也並非絕無商量的餘地：《孝景本紀》和《漢書》上的並不完全相同，而且贊語的確是司馬遷的筆調，再則贊語主旨也和《自序》中提出所以作《孝景本紀》者相符合，這就是在刻削諸侯，釀成七國之亂的一點。呂祖謙說：「其篇具在。」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孝武本紀》（其實應該叫《今上本紀》），截取《封禪書》中關於武帝的一段，又加上一個冒，贊也竟是《封禪書》之贊，一字不差，的確可疑。然而我們看《自序》中稱：「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可知假若要作《武紀》的話，原重在他的封禪（改朔、易服是隨著來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馬遷不是故意地重鈔一份《封禪書》，作一個最大的諷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為武功了不得，其實你一生也不過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罷了，你雖然也偶爾覺悟，但是像吃鴉片一樣，不知不覺就又為方士的胡話所誘惑了！」試想，除了司馬遷之外，誰敢在同一部書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鈔一遍？除了大諷刺家司馬遷之外，誰又會這樣幽默而痛快？補書的法子盡多，哪有在同一書里找出一篇現存的東西來頂替的？ 《禮書》和《樂書》也難說不是原樣。《史記》本是撰次舊聞的，講禮樂而取自《荀子》和《樂記》，這採擇不能算壞。（中國講禮樂，有超過它們的麼？）再說，司馬遷的書中，本有許多地方襲用《荀子》（詳第七章第七節），大概他對於荀學很信仰，在這裡遂以荀子為代言（《樂記》也是荀學，余別有考），就毫無足怪了！況且，《禮書》和《樂書》的篇首，都有司馬遷手筆的敘文，所以縱然讓步了說，這兩篇只能說不全，而不是缺！ 《兵書》就是《律書》，《律書》是存在的，不過也未必全而已。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所差的是沒有序文，我們也很難因為它沒有序文，就連表的本身存在也否認了。 《三王世家》，不錯，只載了些策文，然而《自序》里明明說：「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策文之外，本別無重要之處，所以現存的樣子，也不會和原樣多末遠。贊語則確是司馬遷的格調，呂祖謙又說對了！ 《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筆調自然有些特別，然而司馬遷的風格本來變化多端，我們也很難武斷他不能寫這類的文章。《龜策列傳》中說到伐大宛，說到巫蠱，這是司馬遷的時代；說到「余至江南」，這是司馬遷的足蹤；最後說出「豈不信哉」，這是司馬遷慣於用反筆作諷刺的技術；所以這篇一定是司馬遷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一部分了。《日者列傳》，我疑心也許是司馬談的舊稿吧。總之，這兩篇也都不能放在散逸之列。 九篇既如此，而《傅靳列傳》，就更看不出是後人補作之跡了。假若張晏不提及，恐怕誰也不會這樣懷疑過！ 那末，所謂散逸的十篇，實在散逸得有限。反之，現存的其他篇中，卻被後人附加得不少，也有的是顯然不全的。《楚元王世家》就是後者的例。因為，贊中明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的話，但是正文中一點記載也沒有，其他傳中一點補充也沒有（《史記》原有互見之例），假若正文不是後人改補，也一定是有缺失了。 總之，《史記》有零星的補綴，卻無整篇的散亡。《史記》每一篇中都不免有點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陳年的古董一樣，修補和鏽蝕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態卻也始終古意盎然，流動在每一部分里。 二　《史記》中可能出自司馬談手筆者 我們為考訂司馬遷著《史記》時各篇的先後，我們先須把可能是司馬談寫的除去。 司馬談在臨死時叮囑司馬遷道：「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看樣子好像司馬談只是想論著而不曾動筆似的，可是再看當時司馬遷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話是：「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可知所謂「欲論著」乃是暢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見地卻未嘗不是早已有著了。在這些材料和見地中，難道就沒有比較可以近乎完稿的麼？司馬遷又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難道這故事和世傳中，就沒有他父親在比較上已經整齊得就緒的麼？ 在這種意味下，《史記》里可能有司馬談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這是：《孝景本紀》、《律書》、《晉世家》、《老莊申韓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日者列傳》。 我辨別的標準是這樣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馬談惟一留給我們的可靠的著作是《論六家要旨》，所以和這篇的論點符合與否就是一個試金石。第二，就時代上，《史記》里所敘的親歷的時代有遠在司馬遷以前，非他父親不能接得上的。第三，就文字上，《史記》中時而諱談，時而不諱，這不諱的就可能是談自著。 那末，我們看這八文：《孝景本紀》，除贊外，無文章可言。贊里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這很像《論六家要旨》里責備法家的話：「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我原說過，《論六家要旨》與其說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如說是一篇政論，與其說是講空洞的學派，不如說是批評當時的實際政治，所以《孝景本紀》和《論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馬談手筆。再說，我推測《論六家要旨》的寫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黃老派的統治者竇太后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孫弘倡議置博士弟子，以獎誘儒術的一年）之間，而《景紀》贊中提及主父偃上書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時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時之作。這時司馬遷才九歲。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馬談，以六十左右計，草此二文時是將近五十歲的吧。 《律書》可能是司馬談作，因既雲「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則必作於武帝對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確只敘至文帝之事而止，這正是司馬談的時代，此其一；篇末講「神使氣，氣就形」，講「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與《論六家要旨》中所謂「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諸語相類，此其二。 《晉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馬談的著作處，是因為其中沒有諱談。在這世家的後一半里，有：「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按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里說到宦者趙談處，是改為：「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在《史記》本書里諱談的地方也不少： （一）《趙世家》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 （二）《平原君虞卿列傳》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三）《季布欒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四）《佞幸列傳》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雲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五）《袁盎晁錯列傳》　「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反之，書中不諱談的例，則除了《晉世家》外，有《李斯列傳》中的「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有《司馬相如列傳》中的「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後稷」（在論封禪的遺札中），有《滑稽列傳》中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有《自序》中的「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現在牽涉到漢人臨文諱不諱的問題了。胡適之先生最近寫了兩篇論文，一是《兩漢人臨文不諱考》，一是《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都發表在本年三月出版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上。他的結論是：「避諱制度和他種社會制度一樣，也曾經過長時期的演變，在那長時期的歷程上，有時變寬，有時變嚴，有時頗傾向合理化，有時又變的更不近人情。」可是他這兩篇文章對於我們現在的需要上說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為，第一，他的取材多半限於東漢，讓我們不易判定司馬遷的時代究竟是避諱制度變寬的時候還是變嚴的時候；第二，他的論據，幾乎全限於帝諱，於是讓我們難於說「家諱」究竟是否也那樣有彈性。 單就《史記》論，我們不妨在實際上分析那諱與不諱的兩組文字。先說在不諱的方面，《自序》和《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應該不算。因為，《自序》是表彰他父親的，名字一定要從真，當然不會諱。《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中的「談」，是「談」的本義，並非人名，找了代字，意義就會兩樣，所以也沒法諱。只有《晉世家》中的惠伯談，《李斯列傳》中的韓談，卻是可諱而未諱的，這值得我們注意。 很有趣的一個對照是，這不諱的一組和諱的一組有一個大不同：諱的一組的文字往往與司馬遷的身世相關，而不諱者則否。例如《趙世家》中就有「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的話，馮王孫見《馮唐傳》，乃是司馬遷的朋友，所謂「亦奇士，與余善」的。《平原君虞卿列傳》中就有「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的話，這也正是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所謂「發憤之所為作」的見解。至於《季布欒布列傳》、《袁盎晁錯列傳》、《佞幸列傳》中的趙同，又恰是《報任少卿書》中的「同子參乘，袁絲變色」的同一刺心的目標。可見諱談的五文中，都有司馬遷的生活烙印在！不諱的二文（《晉世家》和《李斯列傳》），那司馬遷的影子卻淡得多。所以，很可能這不諱的兩篇大體上是司馬談寫的。 《老莊申韓列傳》也有司馬談寫的可能。我的根據是：老莊變而為申韓，未必是指哲學思想的演化，卻可能是指漢代的政治精神由文帝的黃老術變而為景帝的刻薄和武帝的嚴刑峻法，推原禍始，卻是文帝，幸而文帝在技術上卻靈活得多，「而老子深遠矣」，是貶之，卻也是不得已，就其次而懷念之。這主旨和《論六家要旨》太相似，所以可能也是司馬談著。再則敘到老子的後人時，至李解而止，解為膠西王邛太傅，按膠西王邛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封，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誅，為什麼只敘到司馬遷生前二十年就完了呢？可能是由於司馬談去寫才如此的。 《刺客列傳》和《酈生陸賈列傳》也有各別叫人生疑的地方。《刺客列傳》的贊里說：「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夏無且是秦始皇的侍醫，荊軻做刺客時曾在場，那事發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距司馬談之死（公元前一一○），有一百十七年的光景。假若司馬談活六十歲，則當生於公元前一七○左右，距這事的發生還有五十幾年呢！這事是必須夏無且活得很大，而公孫季功、董生等又在很年輕時聽見這故事，他們也活得很大，而司馬談也是在很年輕時就又聽見那轉述，才可能。贊中的「余」說是司馬談已有些牽強，說是司馬遷簡直是不可能了！所以《刺客列傳》的著者是司馬談，比說是司馬遷，靠得住得多。 《酈生陸賈列傳》的可疑之點也在贊里。贊里說：「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按本傳上文說平原君自剄後，文帝聞而惜之，「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乃罵匈奴，遂死匈奴中。」查《匈奴列傳》，在文帝六年時（公元前一七四），曾使中大夫意到匈奴那兒去，這個中大夫意可能就是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名字，朱建之自殺是由於淮南王厲把辟陽侯殺了，自己有設計的嫌疑而然，這事發生在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死後即召其子為中大夫。這和中大夫意之使匈奴，相距三年，事正銜接。假如中大夫意就是朱建之子，這是在司馬遷生前四十年就死在匈奴中了，如何能和司馬遷有來往？所以這裡的「余」，也只有司馬談才可能了。 《日者列傳》只敘述到了賈誼少年時的故事，又敘到賈誼之死。賈誼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假若司馬遷寫的，為什麼後來的卜者就不載了？而且，文中的老莊思想十分濃，不惟司馬季主動輒援用老莊，就是宋忠、賈誼也彼此以老子無名的道理相責勉，後來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賈誼當師傅，絕食而死了，傳里也用老莊的眼光結束他們說：「此務華絕根者也。」這種道家立場，不更像是司馬談麼？假若有人覺得這篇的風格與司馬遷的文字不類，也許可以就在這裡得到一種可能的解釋了。 總之，這八篇都有司馬談作的可能。我說可能，是說還不能認為就是定論。尤其像《晉世家贊》中之重在主上的忌刻，仿佛仍在諷刺漢武帝，《李斯列傳》之寫，似乎仍是宣洩《報任少卿書》中「李斯相也，具五刑」的憤慨，且篇首筆調有和《貨殖列傳》相類處，也有和《報任少卿書》相類處，這不仍然讓我們想到還是司馬遷寫的可能較大些麼？我們的解釋只能是：這兩篇原是司馬談的手稿，但不妨司馬遷有著修潤或借題發揮處。再如《刺客列傳》，假若所說的公孫季功是公孫弘（《平津侯列傳》上說他字季，也許是掉了一個功字），則本文仍有司馬遷著作的可能。因為，公孫弘是活了八十高齡的，他死於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馬遷已經十五歲了，他生於高祖七年（公元前二○○），距荊軻刺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假若夏無且經過了那次刺殺事件，還活了三四十年，是有機會可以告訴公孫弘的；公孫弘也可以轉告給十幾歲的小歷史家司馬遷的。不過這樣說，還是嫌太湊合，不如把著作權斷給司馬談近情理。其他五篇，以對《酈生陸賈列傳》的論據較強，《律書》次之，《老莊申韓列傳》又次之，《孝景本紀》和《日者列傳》就更薄弱了。好在我說是可能，這就是像航海的人，偶而見了些樹葉木片，不禁作一點懸想的試探而已。 三　《史記》中不易辨別為談著抑遷著者 其次我們要除去那些既看不出司馬談的著作痕跡，也無從見其與司馬遷的現實生活之關係的，這是： （一）《殷本紀》 （二）《秦本紀》 （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1) （四）《燕召公世家》 （五）《宋微子世家》 （六）《楚元王世家》 （七）《荊燕世家》 （八）《樂毅列傳》 （九）《田單列傳》 這幾篇在討論《史記》中各文的著作先後時都只好存而不論。兩次除去的結果，我們所論者只有一百一十三篇。 四　司馬遷著述之根據與其創作時之情形 在論司馬遷的著作先後之前，我們對於他的寫作根據和寫作方法，還要有一個一般的考察。 他著作的根據，大概不外是： （一）政府的檔案　這不只從「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國家圖書館裡當然有檔案）一語可以知之，從《三王世家》中保存的策文可以知之，從《淮南衡山列傳》所錄的刻奏可以知之，而且從《傅靳蒯成列傳》中的軍功，如靳歙之「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以及《扁鵲倉公列傳》中的詔書奏答，尤見非根據檔案是決寫不出的。 （二）現成的書篇　司馬遷一則說：「整齊百家雜語。」二則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三則說：「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就知道他根據以前的書篇處是很多的。他又說：「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他得利用的書是多末豐富，又多末方便！ （三）父親的舊稿　這就是司馬遷所謂「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司馬談原已經編訂了些呢。不過照「無忘吾所欲論著」看來，似乎有的是資料，大概札記之類而已，缺的是成篇的東西，以及所加的精微的論斷。《史記》中可能看出是司馬談的手筆的，我們前面已論過了。 （四）實際的見聞　司馬遷所著各文，類多以旅行及聽人述說為印證。 （五）自己的推斷　司馬遷是一個哲人，也是一個詩人，他往往憑他的智慧而對史料有所抉擇並貫串，又憑他的情感和幻想而有所虛構。 這五種成分合起來，就構成他的《史記》。認真說起來，他在《史記》中根據已成的東西處是遠超過於自己的摸索的。懂得這種情形，就不怪《史記》中風格之雜了，也不暇怪他偶而有著矛盾了；反之，卻只覺得他「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關於他的著述方法，是和他的著述根據分不開的。他著述既已依據前人為多，所以他的工作乃是整理剪裁（這就是他所謂「整齊」），乃是對已有資料而尋出或賦予一種意義。此外，則是運用他的文學天才，把自己的人生體驗（大部分是人生苦果）交織於其中，讓所寫的生動而親切，把已往的宛然變為目前。這就是他的本領。 就他的整理剪裁言，他的工作是客觀性質的。因而他往往採取已有的論斷，作為代言，假若和自己的不相遠。例如《秦始皇本紀》後就援用大篇幅賈誼的話，即後來的班固也把他倆的話並為一談，認為賈誼、司馬遷說得如何如何了。這樣看來，他的書中一定有不少是保存原來資料的面目的。 可是他也一定有著改裝的地方。他的改裝的方式是有兩種：一是翻譯，把古代難懂的文字翻成當時平易的文字，《五帝本紀》就是一例。二是就原書的文義重寫，如《孟子》「王何必曰利」一段，即重寫為：「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這見之於《魏世家》。我們試把《孟子》原文來一比對，就看出司馬遷把原書的迂闊改去了，換上的乃是更符合戰國時代的縱橫面目。因為他有這種譯和改，所以全書中也不盡留有所采各書的原形。只是現在我們所敢說的，他之保存或改動原始資料，並不均勻，加之司馬遷本人的風格也確是豐富與變幻，往往隨題賦形，所以那痕跡就更十分難辨了。 就他的文學才情言，《史記》又是非常主觀的。他渲染上許多許多的感情，他也費了不少精力在琢磨他的文章上。在這方面看，《史記》在史書之外，乃是一部像近代所謂小說或者是抒情詩式的創作。創作有創作的一般特點，那是靠靈感，而優劣不能自主，也不能預期。一篇之成，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失敗。因而往往有棄稿，但這棄稿也每每存於現在的書中。所以《史記》也不儘是滿意稱心之作。 我這樣述說的意思，是指明《史記》決不是完美的，可是正因為它不美滿，它不會陷入庸俗，卻像斑剝的鐘鼎彝器或殘缺的古人字畫一般，那精妙幽媚處不惟不因此而失，反而更增加了人們對它的慕戀。同時我也是指明，要斷定《史記》中司馬遷的著作面目，是只可在相當限度內行之，關於他的著作先後，尤其是不能不在十分保留的態度之下而從事了。 五　就著作時代上對司馬遷作品之劃分 我們要想推測司馬遷創作先後的話，只能從他書中的和他實際生活的連繫處去找。這樣我們便發覺童年的感印給他十分深，李陵案的刺戟更時時有著餘響了。 大體上我們可以把他的一百一十三篇著作分為六個集團。第一是，不能確指為司馬遷何時所作，然而能廣泛地指為司馬遷的文章的，這有： （一）《呂后本紀》　從贊文「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看來，似乎是暗襯後來武帝時代之多事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司馬遷作，雖然作於何時不明確。 （二）《魯周公世家》　「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這是譏諷一般講道德、說仁義而實際上毫無道德仁義的儒家如公孫弘之流的，與司馬遷的常時態度正相合。何時寫的？卻還是沒有任何痕跡。 （三）《田敬仲完世家》　贊里說田乞、田常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那樣大的政變，卻推在好像遵循卦兆似的，也只有浪漫精神的司馬遷才能為之。 （四）《田儋列傳》　主旨當然在寫田橫之氣骨以及那同時自殺的五百人之壯烈，仿佛說流氓起家的漢朝，就沒有這樣出色人物！不是司馬遷，誰會這樣譏諷？ （五）《張丞相列傳》　這更是極其狠辣的一篇諷刺。記了武帝以前的兒個丞相以後，一說到「及今上時」，便只列出幾個人名，竟說：「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簡直是說武帝朝中無人了！但那筆鋒還不止此，又在側面對那幾個像樣的丞相，也借端對漢朝大攻擊了一番；他說像張蒼那末好，可是也沒贊成改服易色的事，而木強的周昌，敢於擊傷呂后吏的任敖，剛毅守節的申屠嘉，卻並不曾有蕭、曹、陳平那般人的奸滑本領（司馬遷故意說這是「術學」）！表面上讓人看著好像是遺憾似的，實際上卻是讚美，意思是說當今連這樣人物都不見了！這曲曲折折的挖苦，只有司馬遷會！ （六）《劉敬叔孫通列傳》　主旨在寫「面諛以得親貴」的叔孫通，贊里諷刺地說：「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諷當時儒家，已成了司馬遷的習慣；藉機會把道家也加以冷嘲了，又是他父親所不肯為的；所以這文章一定是出自司馬遷，而不是出自司馬談，雖然在時代上沒敘到多末晚。 （七）《扁鵲倉公列傳》　給人治病，則同行嫉妒，不給人治病，則病家怨望。中國社會實在太難處了！扁鵲以技見殃，倉公匿跡當刑，左右都不對，有本領就活該倒霉。其中隱然有司馬遷的感慨在！ （八）《吳王濞列傳》　贊里說：「晁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眼光那樣銳利，筆下有那樣逼人的鋒芒，這不是溫和的司馬談所能措手，斷然是司馬遷作！ 以上八篇為一組，都只能斷其為司馬遷之所著，卻無從確定其所著之先後者。 第二組是，司馬遷之作《史記》，因為有他父親的薰陶並自己的天才，所以未必自為太史令時始著筆。書中一定有一些少作。現在只能看出是司馬遷在作郎中之前，有著遨遊的蹤跡或者遨遊以前的徵象的，則有： （一）《三王世家》　現在的《三王世家》雖未必為司馬遷原本，但照《自序》中所講，即著重在文辭，現在所有的，也就幾乎全是策文，所以原文縱存，也不會多出什麼來。三王之立，是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時司馬遷十九歲。我想可能是司馬遷當時就見了這策文，而十分愛好，遂銘記下來的。所以這可能是書中最早的文字。 （二）《淮南衡山列傳》　我認為也是司馬遷少作，因為，篇中最後所敘為衡山王之敗，時為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馬遷方十五歲，此其一；篇中錄張蒼等奏文，占很多篇幅，或者是成熟期的司馬遷所不屑為，此其二；說到荊楚民風，只稱「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並未證之以自己的見聞，也許這是司馬遷在遨遊（二十歲）之前作，此其三。也許有人疑惑難道不會是司馬談寫的麼？我的答覆是，不會，因為贊文之風格奇崛，與談異。 （三）《項羽本紀》　在司馬遷開始遨遊以後，其路線當是先東下，至江淮，由是南行，至會稽，折入九疑，又北上至長沙，更北上盤桓齊魯之間，再南下至於徐州，徘徊於淮陽，於是就歸途，至大梁，登箕山，重返京師。漢初的許多人物及史跡，大半得自徐州的厄困之際。對於項羽的人格之感發，也就是此行的收穫。項羽初起時只二十四歲，自殺時也不過三十一歲（那時的對手漢高祖卻已是五十六歲了）。他的叱吒風雲，鬥力不鬥智，都是一種狂式的少年精神之表現，他的失敗在此，他的可愛也在此。能和這發生共鳴的司馬遷，應該也是在少年可知了。所以《項羽本紀》，恐在此行後不久作。 （四）同樣精神的，是《鯨布列傳》。司馬遷說項羽「何興之暴也」，司馬遷說鯨布也是「何其拔興之暴也」。那種狂風暴雨似的勇敢和銳氣，最後卻也同樣悲壯地失敗了，真是項羽的好配角！《季布欒布列傳》中的季布，本來也可以列在這裡，那是「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的，不過由於另外的理由，我們斷為以後作。此外，和項羽的「才氣過人」相類的，有「才氣天下無雙」的李廣，有「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的藺相如，但也都基於其他理由，把著作時日暫不列於此。 （五）《高祖本紀》　寫豁如的高祖，文章便也很疏盪大度。不過漢高祖一副流氓相，卻也留了一個逼真的記錄。凡漢初事都多系此時作。 （六）《蕭相國世家》一方面諷刺蕭何，說他因緣時會，「依日月之末光」；說他借別人的流血，成自己的官運，「淮陰、鯨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說他雖然位高名大，但不過是一個侍衛之流，「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但另一方面卻仍是側擊漢高祖，既說漢高祖的小氣，只記得蕭何多送了二錢，又說高祖的猜忌，就是恭謹的蕭何，倘若他不是故意與民爭田，以除卻獲得民和的嫌疑，性命就怕難保。與《高祖本紀》可為一類。 （七）《留侯世家》　仍然是諷刺，張良雖才智過人；但取悅於呂氏，日常設計，也多半一派陰柔，一點丈夫氣也沒有。「狀貌如婦人好女」，這不是大諷刺麼？ （八）《陳丞相世家》　陳平更是一個盜嫂受金的無恥之徒，他也能容於呂氏的天下，文帝立後，他自知功不如周勃，卻以退為進，讓周勃坐第一把交椅的丞相，可是乘機使周勃露出弱點，終於自己享一個獨份兒的相位了。 （九）《春申君列傳》　贊中說：「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此所謂楚是指淮揚一帶，因為春申君時楚已遷陳。這蹤跡應是在司馬遷厄困鄱、薛、彭城以後，過梁、楚以歸的時候，故次於此。 以上九篇又為一組，大都以二十遨遊為中心。本來可以系之於這次壯遊的作品的，還可有許多：像先到了江淮之地的《淮陰侯列傳》，像關係他南下到了會稽的《越王勾踐世家》，像北上到了長沙的《屈原賈生列傳》，像以齊魯為中心的《儒林列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像仍以薛、徐為背境的《孟嘗君列傳》、《曹相國世家》、《絳侯周勃世家》、《樊酈滕灌列傳》、《傅靳蒯成列傳》（這都是他「適豐沛，問其遺老」而得的成績），像最後「過梁、楚以歸」時所感發的《魏世家》、《信陵君列傳》，以及流露「登箕山」的遊蹤的《伯夷列傳》等均是。但這十四篇，我們卻都分別留到後面再說，理由也見後。 第三組文字，包括見出他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參加封禪、塞河，中間喪父，初為太史令時的一段生活的。約自司馬遷二十二歲至二十八歲。司馬遷是銳於進取的，在他初為太史令時，頗想薦士，所以書中有薦士思想的也大半屬於此際。這組是： （一）《周本紀》　贊中有「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時為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在封禪前三年，時司馬遷年二十三。 （二）《司馬相如列傳》　文中敘列「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於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卒於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封禪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時司馬遷二十六歲，正奉使歸來，適逢父喪，但以職務關係，又匆匆就道扈駕之際。 （三）《孟子荀卿列傳》　文中一方面寫「遷遠而闊於事情」，因而「困於齊梁」的孟子，另方面卻也寫到處「郊迎」的騶衍。對前者是同情，對後者是譏諷。後者之「閎大不經」，之講「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指武帝時的封禪的可笑以及那般苟合取容的儒者之可鄙的。 （四）《孝文本紀》　贊稱：「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謙讓而封禪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時譏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五）《齊太公世家》　贊中說：「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到泰山又到海上，這不是司馬遷一人在齊魯之都講業時的情況了，乃是參加了漢武帝「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封禪書》）的行列時的蹤跡了，當為此後不久作。篇中齊桓公要封禪一段，與《封禪書》同，不過一重在桓公之欲行，一重在管仲之勸阻而已。尤可見是封禪先後之際作。 （六）《蒙恬列傳》　贊中有「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這恰是武帝封禪後，至海上，於是「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的路線，所以可能是代表此次大隊巡行之尾聲的。 （七）《平準書》　平準的成功，也是元封元年的事，而且這是封禪大典的經濟基礎：「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文中只敘到元封元年卜式和桑弘羊的摩擦而止，所以很可能就是這一年作的。 （八）《河渠書》　司馬遷參加負薪塞河，是封禪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事，他說：「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可知是此役不久以後作了。 （九）《西南夷列傳》　司馬遷之奉使西南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但此文敘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之伐滇，當是伐滇後作，時司馬遷年二十七，距奉使已經三年了。地理文而疏盪有韻致，見出司馬遷少年作風也有很從容的一種。 （十）《南越尉陀列傳》　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還在封禪的前一年。文或為此事不久作。 （十一）《東越列傳》　東越之平，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 （十二）《越王勾踐世家》　《東越列傳》與《越王勾踐世家》相連，在後者中曾說：「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在前者中也時時提到勾踐，二文相貫注，簡直像一篇似的，可斷為一時之作。 （十三）《陳杞世家》　越王勾踐往前推，是杞，《陳杞世家》中又有「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的話，也仍可定為一時之作。再往前推，就將是《夏本紀》了，但《夏本紀》以其他理由，不計入這一期。 （十四）《朝鮮列傳》　朝鮮之平，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時司馬遷已二十八歲，或此事不久後作。 （十五）《傅靳蒯成列傳》　在平朝鮮的這一年，司馬遷繼其父為太史令。成了史官以後，才有機會得讀政府的檔案。《傅靳蒯成列傳》中的軍功，是非根據檔案不能寫出的。所以起碼是作於此年，或以後。 （十六）《信陵君列傳》　在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以後，算是親貴了，於是有薦士之意。如《與摯峻勸進書》，便是一例。《信陵君列傳》贊：「信陵君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與此時情味合。篇中雖有「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的足跡，但必遲至這時才動筆了。 （十七）《魏世家》　贊亦有「吾適故大梁之墟」語，且又涉及信陵君，當與《信陵君列傳》同時作。 （十八）《五帝本紀》　贊有「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語，按江淮為其壯遊所經，空峒為其初為郎中時扈駕所到，初次到海上，則為元封封禪時事，惟北過涿鹿一行較晚，乃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從武帝封禪北歸時之蹤跡，又文中敘黃帝所至之地亦多與武帝相似，正封禪空氣頗濃時作。 （十九）《孔子世家》　篇中雖有「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語，但決不是二十歲遨遊之際作。這是因為篇中又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早卒，安國生邛，邛生驩」字樣，查安國約卒於公元前一二六以後，倘卒時為三十左右，後二十年可以有孫，是驩之生可能在公元前一○六年左右，《孔子世家》當作於此時。 （二十）《三代世表》　文中對孔子之了解及用語，有與《孔子世家》同者，如《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三代世表》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同把孔子了解為一個小心謹慎的人物，語句又同，恐亦一時之作。 （二十一）《仲尼弟子列傳》　既寫孔子，孔子弟子當繼之而寫。 以上二十一篇，乃是一組。參加封禪和初為太史令是這一期的司馬遷的主要生活，時間以元封為中心。 第四組文字，是包括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至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之前，換言之，即以司馬遷訂太初曆為始，中間漢武帝有伐大宛之役，到李陵案還未發生。這時，司馬遷自三十二歲到三十六歲。那文字的篇目如下： （一）《曆書》　現在的《曆書》，截至《歷術甲子篇》以前，當為司馬遷手筆，其中只敘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馬遷訂歷時寫的了。訂太初曆，是和他作《史記》同樣不朽的大業，那時司馬遷只有三十二歲！ （二）《禮書》　現在的《禮書》，截至「禮由人起」以前，為司馬遷文。其中說：「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雲。」也當是紀念這一次的大改革的。 （三）《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雖死於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記載了他所推薦的人物壺遂。贊中說：「余與壺遂定律歷」，可知是在太初定歷後作。下文又說：「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相，會遂卒。」《漢書·律曆志》稱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與太史令司馬遷等建議改歷，可知當時壺遂官還未至詹事。文中雖記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遠。本傳對安國仍在諷刺，說他貌為忠厚，卻又貪財，不過讚許他的一點，就是推舉人才。這也仍是司馬遷為太史令後的一貫薦士思想。 （四）《儒林列傳》　大體上雖像司馬遷早年講業齊魯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敘及「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查《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兒寬為御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可知此文不得早於這一年。兒寬也參加過太初曆的訂定，恐是此期寫成。按《漢書·兒寬傳》亦作「居位九歲，以官卒」。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茲從《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兒寬傳》。又餘廣在「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句下，注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誤無疑，因為那樣便與《漢書》、《史記》兩表不合，而且卒年將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趕得上訂歷呢？ （五）《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序中稱「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這是確切看出作於太初四年的一例。 （六）《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只至太初四年。 （七）《大宛列傳》　自太初元年起，漢武帝興師伐大宛，「凡四歲而得罷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戰事告一結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後辦好。《大宛列傳》是以張騫和大宛馬為線索的一篇又威風又有趣的妙文。李廣利雖為伐大宛的主帥，但文中寫得他黯然，反不若張騫的開場之功。全文總在寫李廣利之封侯，實不值一文而已。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結束不久後作。 （八）《夏本紀》　《大宛列傳》的贊中說：「《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紀》相關，或者《夏本紀》也在《大宛列傳》前後作的呢。《夏本紀》贊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時，正也是和太初訂歷的空氣相近。 （九）《樂書》　中有「後伐大宛，得千里馬」語，下面又有《天馬歌》。當系伐大宛不久作。不過後接汲黯之直諫，公孫弘之借端排擠，但他們一個死於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個死於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間，何能諫《天馬歌》，也何能以此為私人攻擊的題目？難道真是司馬遷只寫藝術的真（汲黯和公孫弘的性格完全對），而不必顧及史實嗎？抑是後人有了改動？不易斷明。現在只是就其有伐大宛語，推測其或為此時作而已。 （十）《天官書》　後文講熒惑，說「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最後的一個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可知或亦此時作。 （十一）《外戚世家》　最後敘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查李廣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敘，可知此文最晚不能過征和三年。又按昭帝生於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敘及廢其母鉤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過太始三年。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間，作於伐大宛之際是最可能的。 （十二）《佞幸列傳》　傳中已敘及李夫人卒後，禽誅延年昆弟；廣利是伐大宛時不及誅的一個，則延年之誅正在此時。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遠。 （十三）《五宗世家》　以《漢書·諸侯王表》對讀，《五宗世家》所敘，大抵以太初四年為限。只有長沙王鮒之立，《漢書》表在天漢元年（公元前一○○）。恐此文至遲在天漢元年作。又河間頃王授卒於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只敘其立，不及其卒，可見此文再遲不能超過天漢四年。那時司馬遷年三十九。 （十四）《萬石張叔列傳》　文中所敘最遲的事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依《漢書·外戚恩澤表》，石德之贖免在天漢元年。此文或亦此後不久作。 以上十四篇，為一組。大抵到太初四年為止。《史記·自序》中一則說：「（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下面即接敘和壺遂的問答，問答畢，「於是論次其文」。二則說：「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大概在太初以前，雖寫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為改歷一事的大興奮，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經就緒。後來的，卻只是修潤或增補了。許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見其為一個明確的限界。至於《自序》中又有「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這一個「麟止」只是比喻的說法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吾道窮矣」之嘆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因見麟而作《春秋》而已，決非指距太初還有二十幾年前的元狩獲麟。班固等所謂「訖於天漢」（《漢書·司馬遷列傳》）之說，也是指最後的修改（雖然事實上未必止於此時）而言，並非指原定的首尾。 現在說到數量上最多的第五組文字了，大都以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為焦點。李陵以天漢二年降匈奴，司馬遷為之辨，下獄；次年（公元前九八）誤傳李陵為匈奴練兵，族其全家。司馬遷亦因而受腐刑。這是司馬遷在三十七歲與三十八歲時的事。這次的創痛太深，所以流露於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於資財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後，是「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的），傷心於世態炎涼（李陵未敗時，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稱賀的，後來就「媒孽其短」了），痛恨於獄吏的慘酷，鑒於一人受毀之易，薦士之難，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恥，受了災禍而隱忍，而發憤者之值得同情等，統統屬之。 （一）《楚世家》　贊稱：「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台，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儼然是一個人不可失勢的寄慨。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二）《鄭世家》　贊稱：「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錢！ （三）《張耳陳餘列傳》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過以利合，而尤莫著於張耳、陳餘。「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四）《吳太伯世家》　由《張耳陳餘列傳》贊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現。世家以《吳太伯世家》為首，與以《伯夷列傳》為列傳首，同為司馬遷之「反功利精神」。但竟然有人說他「崇勢利而羞賤貧」了，真太冤枉！ （五）發這種感慨的，又有《孟嘗君列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多末刺心！所以傳中雖有「吾嘗過薛」語，我們並不能認為是壯遊期之作，必李陵案發生後作。 （六）把友道寫得酣暢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傳》。田蚡未貴時，侍竇嬰，跪起如子侄，後來竇嬰失勢，除灌夫外，賓客都散去。灌夫為同情竇嬰，曾強邀田蚡來竇家。灌夫好酒使氣，但這時幸未爆發。後來竇嬰又約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鬧得不可開交了。傳文就是專寫這樣的活劇。同時，「魏其（即竇嬰）大將也，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報任少卿書》），正是司馬遷幽囚時的情味。所以《魏其武安列傳》為此時作。 （七）《汲鄭列傳》　同一感慨：「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八）世態豈只有炎涼的趨避而已，而且在人不得志時，只專會說一些壞話。《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即寫之。傳稱：「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就連怒而殺之的武帝，也以為孔車難得了，這種人真太少！司馬遷更於贊文中彈出他的悲調：「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這和李陵之遭遇有多末相像！那唯一相當於孔車的長者，就只有司馬遷自己了！ （九）因此，人的受毀是極易的。《司馬穰苴列傳》所敘可為一例：「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多末好的軍事人才也不得施展了！ （十）《樗里子甘茂列傳》　所敘為又一例：「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因賢被毀，竟因賢不得在位！ （十一）《穰侯列傳》　所敘尤可見人言之可畏：「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只要有毀言，那樣親貴都不中用，那樣有功都枉然，何況並不是李夫人一家的李陵？更何況不幸打了個敗仗的李陵？ （十二）感傷於無錢無勢而友道不得建立，司馬遷乃有兩方面的思想，一則憤慨於資財，於是作《貨殖列傳》。他說到沈痛處，有「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有「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把一切敢死犯法者都認為「其實皆為財用耳」，把一切妓女、遊客、賭徒、方技都拆穿是「為重糈」，也就是為吃飯；最後，他更痛心到極點地說：「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真讀之欲哭！ （十三）《蘇秦列傳》　亦發此慨，「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後來蘇秦散金報德時，對一人獨後，他說：「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這話也相當沈痛了！ （十四）《張儀列傳》　當與《蘇秦列傳》同時作。 （十五）司馬遷在另方面則更憧憬於超乎利害以上的友誼了，於是作《管晏列傳》。管仲感激鮑叔的話是：「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敘及晏嬰時，亦有「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之語。此文論友道，論不羞小節而立功名，論薦士（鮑叔薦管仲，晏嬰薦御者為大夫），均可視為因李陵案所刺戟而發。 （十六）與《管晏列傳》之同樣憧憬者為《韓世家》。贊稱：「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程嬰是抱著趙氏孤兒逃匿山中的，公孫杵臼是犧牲自己的性命以換得趙氏孤兒的活路的，這事誠足感人；而韓厥就是能完成這事的始終的。司馬遷以陰德許之，傾慕為何如！ （十七）《遊俠列傳》　也是這種理想的友誼的寄託。上等人既不講信義，不講交情，於是求之於下等人中。司馬遷一則說：「緩急人之所時有。」二則說：「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司馬遷之憤於橫遭極刑，「交遊莫救」，那呼援之聲，還躍然紙上！ （十八）然而李陵案終於發生了，在李陵方面，乃是名將所常受的遭遇。《張釋之馮唐列傳》，即借馮唐之口，而說從前廉頗、李牧的往事的，其所以成功，乃在「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後來「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馮唐更向文帝說現在就有一個良將，是魏尚，但因文帝「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而下吏削爵，所以就是有廉頗、李牧也不能用呢。由於馮唐的敢言，文帝的聽諫，魏尚被赦了，仍做了雲中守。這事和李陵也殊相像，但敢言的人——又是司馬遷自己——是有了，而聽諫的人卻何在呢？ （十九）《廉頗藺相如列傳》　再記趙聽郭開讒，誅李牧，而趙遂滅事。其中敘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乃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不悅，客以市道為解，此與《孟嘗君列傳》中馮驩所勸者同，並可為此期作品之證。 （二十）《趙世家》　亦特重郭開讒李牧事，贊中即專論之：「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當為同時作。 （二十一）名將而遭敗，只好歸之於無可奈何的理由。所以《白起王翦列傳》中有「為將三世者必敗」之語，王翦、王賁、王離，這是三世。李陵也何嘗不是三世？李廣、李敢、李陵，到了陵，當然必敗了，這和白起之被賜劍自裁，歸之於阬敵；蒙恬之被逼吞藥自殺，歸之於絕地脈；李廣之不封侯，也歸之於殺降；是同樣的寄慨而已。 （二十二）至於李陵案，在司馬遷方面，更為賢人所常有的災禍。「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於是作《淮陰侯列傳》。薦韓信者為蕭何，而設計捕殺韓信者仍為蕭何，人世之險如此！韓信當了楚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這有隱忍就功名意。更可為一時之作之證。 （二十三）「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於是作《絳侯周勃世家》。周勃出獄以後，曾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史公真不能不感慨系之！ （二十四）司馬遷之痛心疾首於嚴刑峻法，寫得森然可怖的，是《酷吏列傳》。傳中最後所敘的一個酷吏是杜周，杜周死於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及敘，只敘其遷為御史大夫。遷為御史大夫在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可知此傳不能出此五年間。 （二十五）由《酷吏列傳》推，《循吏列傳》亦必同時作。因為，「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循吏正是酷吏的對照，寫循吏正是寫何必威嚴的榜樣。所敘循吏凡五人，都很有骨頭，很能律己，但沒有一個是漢朝人，這是譏諷漢朝便沒有這樣出色人物。再則酷吏與平準為因緣，漢武帝對外用兵之後，一方面行嚴法，一方面即興利。酷吏也往往貪污，杜周初征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官久，家貲累數巨萬，便可為一例。現在這《循吏列傳》中，孫叔敖把改了的幣制又恢復了，公儀休避免與民爭利，把自己種的菜丟了，把織布機燒了，並把織布的老婆也趕了，這處處有《平準書》的餘影，更見其與《酷吏列傳》同時作。 （二十六）《秦始皇本紀》　其中寫到用法而至「宗室振恐」，「黔首振恐」處，似《酷吏列傳》，而因用法以至群盜更多，尤似。或為一時作。 （二十七）苛刻者必敗，史公又把此意寫於《陳涉世家》中：「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這對武帝正不啻是警告，並有一種幸災樂禍的預感！ （二十八）然而司馬遷如何能敵住漢武帝？終於受了腐刑，於是只好轉而想忍辱，成功一番事業了。司馬遷因此對已往的英雄之幸與不幸更有著了解了，例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於是作《屈原賈生列傳》。汨羅遺蹟，本是司馬遷在壯遊時所憑弔的，但到此際，卻才更沈痛地有所感發了！ （二十九）「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於是作《孫子吳起列傳》。司馬遷又說：「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接著便是：「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詞。」可知正以自己比孫子了！ （三十）「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於是作《呂不韋列傳》。其實《呂覽》並不是不韋遷蜀以後作，傳中也並不曾如此記載，而且《呂覽》乃集客人之作，無所謂發憤，也夠不上稱為大事業，然而司馬遷也顧不得這些了，說他是發憤，就是發憤！司馬遷之可愛有如此者。 （三十一）窮愁著書之例又有虞卿，並且他也是為朋友（魏齊）而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卒困於大梁的，司馬遷此時對之當尤具同情。故《平原君虞卿列傳》亦必此時作。 （三十二）忍辱而就功名的例子還多，又不止是著作家而已。像伍子胥，「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於是作《伍子胥列傳》。 （三十三）又如范睢、蔡澤，「不困厄，惡能激乎？」於是作《范睢蔡澤列傳》。 （三十四）更進一步，並非一定有成就，可是已經受辱，司馬遷也以隱忍就功名目之，這樣的例是魏豹、彭越；故《魏豹彭越列傳》稱：「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這就是《報任少卿書》中所念念不忘的「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系獄具罪」，以及「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之意了。 （三十五）同一意者即寫「季布為朱家鉗奴」的《季布欒布列傳》。贊中稱：「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這和《報任少卿書》的立意同處尤多，「欲有所用其未足」，自然就是「私心有所不盡」。「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就是「且夫臧獲婢妾猶能自決」。此為李陵案所刺戟，亦毫無疑問。 （三十六）賢者受禍是受禍，可是常常有所成就，在現實世界中得意的人反而無稱，這就是他所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史記》中許以俶儻者有魯仲連。他的配角鄒陽，在獄中上書，司馬遷亦稱其「有足悲者」。或者這《魯仲連鄒陽列傳》也是這時作的麼？ （三十七）受了腐刑後的司馬遷，最刺心者為宦豎一類的生活。《報任少卿書》所謂「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同子是趙談，因父諱改，袁絲即袁盎，這故事見《袁盎晁錯列傳》。這列傳一定作於此時。 （三十八）同樣表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的，是寫「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的《商君列傳》，殆亦同時作。況且其中有趙良建議商鞅勸秦王顯岩穴之士語，這也仍是司馬遷的薦士思想，不過受刑後雖欲薦而已不復有往日的心情，《報任少卿書》不也就是因重又提及薦士而發的牢騷嗎？此外，說商君「天資刻薄」，說商君「少恩」，或者即是對酷吏反抗的又一流露，那就更可能是此時作的了。 （三十九）司馬遷受刑後，發覺自己的地位本來也並不高，「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於是索性把倡優也寫一寫。那就是《滑稽列傳》。倡優就倡優，倡優何嘗不富有智慧和同情？倡優何嘗真正低下？ （四十）《封禪書》也止於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在「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下，徐廣註：天漢三年。下文又云：「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從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計，十二歲為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但《漢書·郊祀志》作「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遍於五嶽四瀆矣」，十三歲就仍是天漢三年了。恐作十三歲者是。可知《封禪書》亦此時作。 （四十一）《孝武本紀》（當作《今上本紀》）　所敘述之事與《封禪書》同，我認為是司馬遷重鈔《封禪書》，故意作一個大諷刺的。別人怕還沒有這個膽量！ （四十二）《梁孝王世家》　所敘最後時代為梁平王襄立三十九年卒，子無傷立。按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則漢武帝建元元年為梁共王四年，至武帝立四十三年而梁平王襄卒，此時當為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漢書·諸侯王表》作平王襄嗣四十年薨，較《史記》多一年，故無傷之立，應為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本文恐在天漢四年或太始元年作。 這四十二篇的一組，是包括文字最多的一組，李陵案之影響，在各文中大抵確切可征。其他如「李斯相也，而具五刑」，「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仲尼厄而作《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是則《李斯列傳》、《孔子世家》、《老莊申韓列傳》都有此時作的可能，不過《李斯傳》中之談字不諱，《孔子世家》未必重在雍渠，《老莊申韓列傳》中之老子後人只至景帝世，所以我們只可能說這些文字均在以前，特到了史公受刑後，對其中之事實更有感觸，甚或有所修改而已。更如寫冤枉而只好罪地脈的《蒙恬列傳》，寫熱心薦士而再以毀廢，竟病酒而卒的《信陵君列傳》，都也只好如是觀。 現在說到最後的一組文字，第六組了。這一組包括太始和征和，少數傳記則到了後元。司馬遷在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出獄為中書令，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有從幸泰山及雍之役，《報任少卿書》即作於是年，時已四十三歲。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有巫蠱之禍，戾太子兵敗自經，任安等腰斬，次年李廣利降匈奴，這都是這一段落中之大事，可據以斷定著作時代者。我覺得很可能司馬遷即卒於李廣利降匈奴之年，這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馬遷年四十六。這一組文字有： （一）《伯夷列傳》《伯夷列傳》似乎也是李陵案的餘響。其中如「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極為顯然。而文字之似《遊俠列傳》處尤多，如「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似《遊俠列傳》之「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暴戾，其徒頌義無窮」；又如「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似《遊俠列傳》之「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但後一例之遣詞用字亦似《報任少卿書》所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大概此文作於天漢二年至太初四年間。其間又有「聖人作而萬物睹」一語，《索隱》、《正義》均謂指自己作《史記》，使世事益睹見之意，似乎也在受刑後，更覺其著作之重要性者。 （二）由《伯夷列傳》，知《秦楚之際月表》恐亦同時作。根據是筆調相近：「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伯夷列傳》）「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楚之際月表序》）不是很相像麼？ （三）《十二諸侯年表》　亦同時作。 （四）《六國表》　亦同時作。因為，三表的序起筆全同。你看：「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擅，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這是《秦楚之際月表》的起頭。「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晞……」這是《十二諸侯年表》的起頭。「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這是《六國表》的起頭。統統是太史公讀舊文起，下即敘自古昔，當是因同時作而然。 （五）《衛康叔世家》　贊稱：「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父子相殺，或即指戾太子與武帝之事，那末，此文就可能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九一）了。 （六）《管蔡世家》　中云：「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可知此必在《衛康叔世家》已成後作，故亦當繫於此。 （七）《曹相國世家》　最後敘及「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當是此時作。 （八）《田叔列傳》　最後敘及戾太子事：「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亦當為此時作。 （九）《衛將軍驃騎列傳》　敘及巫蠱及太子事者不止一條：「（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無後。」「（韓說）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趙破奴）後坐巫蠱，族。」亦必此時作。 （十）《龜策列傳》　亦敘及坐蠱事，「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眥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 （十一）《樊酈滕灌列傳》　敘至酈氏之後，「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查《漢書·樊酈滕灌傳》、《靳周傳》則標明「坐巫蠱誅」，可見亦此時作。 （十二）《匈奴列傳》　最後敘者為：「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並眾降匈奴。」廣利之降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或者即作於此時。 （十三）《韓王信盧綰列傳》　敘及「（韓嫣）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侯，續說後」。按韓說已死於征和二年，此兩隔歲餘，是已及後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即作後元元年，是對的。不知這是不是仍為司馬遷筆。 （十四）亦記韓曾後封為龍侯者為《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但作征和二年，恐怕是後人所增，又誤記其年。 （十五）《史記》中所記更晚之年為後元二年（公元前八七）。有這樣的年代者為《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中只說「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表中則書「征和」者二，書「後元」者一，表之第一行又有「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語，顯系原表止於太初，後來又從太初算起，如果不是後人續書，就可能是司馬遷原已在太初草就全表，後元二年卻又作過最後的修訂了。 （十六）《齊悼惠王世家》　贊有因地大而分之意，與《高祖功臣侯年表序》所謂富貴驕溢而至隕命亡國之意同，當為同一時之作。 （十七）《惠景間侯者年表》　書至後元三年（公元前八六）者二條，這已是昭帝改元為始元元年之時了，怕真是後人所增了。 （十八）《李將軍列傳》　雖敘到李陵之降，但觀後文在敘「族陵母妻子」下，又稱：「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則必在李陵案後頗久作。姑且把這篇最哀壯、最令人下淚的文字定為全書中除《自序》外最後的一文。 （十九）《自序》照理應該真正是最後的一文。文中敘及「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七年者由太初元年算起，徐廣、張守節均注為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可斷明此文至早在此年作，時司馬遷年三十八。 這十九篇，大致可歸為一組，乃是司馬遷最後期的文字了。其中有明確的紀年，記出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戾太子之事者有六篇，記出征和三年李廣利之降者有一篇，我覺得可能太史公即卒於是年，《李將軍列傳》和《自序》並此際為之，都是絕筆了。其他敘至後元，甚至昭帝世者，當是後人增入。總之，《史記》大概在太初訂歷之際規模粗具，已完成多篇，到天漢三年，遭李陵之禍後，統統加入一種抒情的意味，並又完成一批，至征和三年，作了一次最後的修補。但也有不及修補者，遂只存前一二期之跡。 六　結論和餘論——兼論褚先生 我們的結論是，在一百三十篇的《史記》中，有八篇可能為司馬談著；有九篇不易斷定是司馬談還是司馬遷手筆者；有一百一十三篇，我們有權利可說是司馬遷寫的。 在這有權利可說是司馬遷所寫的一百一十三篇中，不易見著作時代者八篇，可略考時代者一百零五篇。在這一百零五篇中，可畫為五期：元封封禪前（遷二十六歲前）為一期，約九篇；元封封禪時（二十六歲）為二期，約二十一篇；太初訂歷時（三十二歲）為三期，約十四篇；天漢時因李陵之禍受刑（三十八歲）後為四期，約四十二篇；征和戾太子事（四十五歲）前後為五期，約十九篇。我們可注意的是： 第一，太初改歷是一件大事，司馬遷由此而開始整理全稿，是可能的。那時是公元前一○四，他三十二歲。但此前必已有些存稿。 第二，《自序》言「至太初而訖」，諸表也多譜至太初四年而止，可見司馬遷原有一個計畫，只敘到這一年（公元前一○一）。 第三，李陵案是他創痛最深的一事，經過此案以後，書中流露特多，這是當然的。 第四，《報任少卿書》的年代是可考的，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馬遷既尚健在，則再過三年的戾太子事，以及再過四年的李廣利降匈奴事，當能親見。這時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馬遷年四十六。這應該已經是逼近最後修訂他的全書的時候了。《史記》之從整理到寫定，大概有十五年的光景。 第五，書中應敘及而未能敘及之年代，為《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及《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均止於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外戚世家》未敘及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李廣利之降，亦且未敘及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昭帝之生；《五宗世家》未敘至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河間頃王授之卒；《酷吏列傳》未敘及太始三年杜周之死；皆為篇中之可確切定其時限者。 《自序》既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當寫成後必有一份隨身帶著，可隨時修改的，其他鈔本則不可能。但後來這些本子卻可互有聚散，這就是書中斷限未必一致之故了。 我們在這裡不能不附註一筆，《史記》中每一篇都可能一部分為此時作，一部分為彼時作，但現在未暇分論；又，一篇中亦每有兩種可能，可推此時作彼時補，或徑推為彼時作者，現在只能就認為最合理的一種可能論之。 在《史記》之外，現在所存的司馬遷的作品還有：（一）《與摯峻書》，當為二期作品；（二）不全的《素王妙論》，與《貨殖列傳》殆同時作，故為四期作品；（三）《悲士不遇賦》亦為四期作品；（四）《報任少卿書》為五期作品。桓譚說：「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餘皆藂殘小論，不能比之。」（《御覽》六百二）司馬遷的產量是可驚的，但現在只留有這些了，而且其中免不了假！ 最後，既講到《史記》著作的先後，就不能不想到其中的缺補，一講到缺補，就不能忘卻褚先生了。 褚先生是兩漢之際將近二十位補寫《史記》的人物之一，只因那其餘的人物之成績多半湮沒了，所以褚先生在無意間——他本人也許不曉得——便冒了許多人的功，卻也代了不少人的過。 褚先生名少孫，《漢書》上說他是沛人。曾跟著那時的大儒王式治過學。王式是武帝之孫昌邑王賀的老師。在昭帝死的一年（公元前七四），霍光等曾經迎昌邑王賀來嗣位，可是沒有一個月，就因為他淫亂，而把他廢了。他的許多臣，除了有多次諫淨的，大半下獄而死。王式也幾乎不免。王式當時曾被責問：為什麼沒有諫書？他說：「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這樣，便也幸而得保首領。但自此，卻就回家，再不敢教書了。由這件事推斷，褚少孫師事王式的時候，一定在公元前七四年以前。假設這時以二十多歲計，他的生年大概還和司馬遷的垂暮相接。 褚少孫恐怕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淺陋。這是因為他的先生王式既很高明，他又受了很好的訓練故。據說褚少孫去應博士弟子選的時候，那些博士見他進退有禮，誦說有法，決不強不知以為知，便都驚問他：到底跟著什麼人學的？他答說是學自王式。大家對於王式是早曉得的，便立刻都推薦王式了。可是征來的結果，被同是講《魯詩》的博士江公所辱，遂謝病免歸。後來褚少孫也是博士了，也傳《魯詩》，所以「《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褚先生原來也是一個經學專家呢。一般人所以想像他淺陋的緣故，實在是因為《史記》中的許多不高明的補文，那本不一定是他寫的，卻早就記在他的帳上而已。 我們統觀《史記》中，明明標為褚先生補寫的，有： （一）《三代世表》後張夫子、褚先生問答的一段，說明契后稷無父而生的神話只是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並非真無父而生。至於《詩經》上說無父，傳記上說有父，乃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話何嘗不對！歷史應該保存，神話也應該保存。同時褚先生的理性主義也流露出來了。 （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補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敘至孝宣時。 （三）《梁孝王世家》後特補敘竇太后之愛少子（即梁王），致造成「驕子不孝」的後果。敘事頗細微。 （四）《三王世家》後說明《封策書》的獲得，並解說其中的文義。所引兩段有荀子語。這篇在張晏所稱褚補之內。 （五）《田叔列傳》後附寫任安事，不惟記錄了司馬遷一個機敏而忠誠的重要友人，而且傳文很淳樸而生動，這是頗值得稱道的一篇。 （六）《滑稽列傳》後補寫郭舍人、東方朔、東郭先生、淳于、王先生、西門豹六則。這是補傳中比較可觀的文字，而記敘西門豹之作弄女巫處，尤為傳神。 （七）《日者列傳》後，發了一套賢者避世的議論，兼及當時的各種占卜家和以一技見長的人。 （八）《龜策列傳》後，說他求龜策傳不可得，乃自太卜官中寫取了一些龜策卜事。除了真正專門講龜卜的幾段以外，又留有一長段寫神龜見夢於宋元王，但經過衛平的四次辯論，終於把它殺了的故事。這乃是最早的韻文小說。其中「物不全，乃生也」，也可說是一種「缺陷論」的哲學。這也是褚補傳中很別致很可喜的一篇。所引也有荀子語。《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統在張晏所稱褚補四篇之內。 還有幾篇，並沒有標明「褚先生曰」，但曾經被人認為也是他補的，這是： （一）《孝武本紀》，抄《封禪書》，張晏謂褚補。 （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以後，司馬貞《索隱》說是褚先生所補。這個表一直敘到孝成帝鴻嘉元年（公元前二○）。 （三）《禮書》，張守節《正義》說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兼為之。 （四）《樂書》，張守節《正義》說是褚先生鈔《樂記》，又把篇次顛倒了。 （五）《陳涉世家》後附「褚先生曰」，但裴駰《集解》引徐廣說，一作太史公；又證之以班固奏事，確係司馬遷採取賈誼文。我們不曉得這「褚先生曰」是誰加的，可是至少在晉末徐廣時就已經這樣附會了。 （六）《外戚世家》後寫有王太后（武帝母）、衛後，邢夫人（其美為尹夫人所驚愧）、鉤弋夫人（昭帝母）四則。現有「褚先生曰」字樣，可是張守節《正義》注道：「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可知在盛唐時還不曾把著作責任確切推到褚先生身上。 （七）《楚元王世家》中有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字樣，張守節《正義》也說是「蓋褚先生誤也」。 （八）《齊悼惠王世家》中有建始三年（公元前三○）字樣，張守節《正義》也說是「褚先生次之」。 （九）《孟嘗君列傳》後馮驩一段，有人也疑惑是褚先生續寫之。 （十）《張丞相列傳》後，自車千秋以下，司馬貞《索隱》說是「皆褚先生等所記」，加一等字，可見也未能的確斷為褚先生之筆了。 （十一）《匈奴列傳》末，《索隱》引張晏曰：「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似以前通行本尚有續文，中有褚先生筆，現在是歸入《漢書》了。 總之，標明褚先生的有八則，被人疑惑是出自褚先生的有十一則，後者大半是推測之詞，原不可靠，前者也有少數在疑似之間，好像只要《史記》中在時間上是到了司馬遷絕筆以後的，大家就把責任推在褚少孫身上，他太冤枉，也太幸運了！但無論如何，他是對《史記》頗為熱心的人物，一則說：「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三王世家》後）再則說：「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龜策列傳》後）他求仁得仁，的確已經和司馬遷的名字一同不朽了！不一定傳自他的手筆的，不必說了，標明他著的《任安傳》、《西門豹傳》、宋元王夢神龜事，文筆卻都那樣生動暢達而圓潤，我們不能低估了他！他不惟長《魯詩》，而且「治《春秋》」（《龜策列傳》後），熟於《荀子》，偏於理性主義，學識是相當豐富的。他之對《史記》，更是同情地在愛好，在欣賞，並非以枯燥的史書視之。他之補《史記》，也是專給「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滑稽列傳》後），好事者就是藝術上的愛好者，等於英文中的Amateur，「游心駭耳」也正是對大藝術品的陶醉和驚奇，誰能再說褚先生淺陋呢？毋令獨蒙惡聲焉！ 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夜作 二十七日改畢於重慶 【注釋】 (1)無從斷定原表止於何年，現在之表，竟到了成帝鴻嘉元年——公元前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