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藝 · 論收放自如的詩藝
凱林-安德·米海列司庫
一九六七年秋天,博爾赫斯來到哈佛開授諾頓講座(1)的時候,就已是公認的瑰寶了。他說,長久以來異議分子的身份,使得他在自己的國家儼然已經成為隱形人了。不過他在北美洲的同代作家(除了一些熱情客套的溢美之外),卻認定他註定要成為流傳後世的名家之一。我們知道,至少到現在為止此言真的不假:博爾赫斯的作品抵擋得住歲月的淘汰(2),這位遭人遺忘的異議分子的魅力與地位從未衰減。三十多年來,這六場講座未曾付梓,這些演講的錄音帶也從此被放在圖書館儲藏室里囤積塵埃。塵垢堆積得夠久了,這些錄音終於重見天日。先前伊果爾·斯特拉文斯基也以「音樂詩學六講」(Poetics of Music in the Form of Six Lessons)為題,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發表於諾頓講座,這些精彩的講座內容於一九七〇年也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斯特拉文斯基的例子證明,即使講座內容經過很久的一段時間之後才出版問世,其重要性卻未曾稍減。博爾赫斯現在的魅力跟三十年前比起來,絲毫不遑多讓。
《詩藝》是一本介紹文學、介紹品位,也介紹博爾赫斯本人的書。就全書內容來看,只有《博爾赫斯開講》(3)一書,也就是他在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間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貝爾格諾大學發表的五場演說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不過這幾場演說的廣度卻比不上本書。這幾場諾頓講座比起《博爾赫斯開講》還早了十年,是文學界的一大資產。本書信筆拈來,是如此虛懷若谷,我們可以看到波氏的幽默諷刺,而且總是可以從此書獲得啟示。
第一場講座,《詩之謎》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發表,討論的是詩歌的主體地位,也很有效地引領我們進入這本書。《隱喻》(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以里奧波多·盧貢內斯為典範,探討的是幾個世紀以來詩人一再採用的同樣的隱喻模式。而博爾赫斯也提到,這些隱喻的典型可以歸類為十二種「基本的典型」,而其他的典型是為了達到驚人的效果,所以也就比較曇花一現。《說故事》這篇講座專門討論史詩(於十二月六日發表),博爾赫斯對於現代人忽略史詩的情況提出建言,他思考了小說之死,並且提出當代人類的處境也反映在小說的意識形態裡頭:「我們並不相信幸福,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大悲哀。」他在這裡也表現出他與華特·本雅明與弗蘭茨·卡夫卡思想上的相似之處(他認為後者跟蕭伯納與切斯特頓相比只能算是個小作家而已)。他倡導小說敘述的立即性,不過他的立場卻也有點反小說,把他未創作小說的原因歸罪於他的懶惰。《文字—音韻與翻譯》(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是一段探討詩歌翻譯的大師級之作。《詩與思潮》(三月二十日發表)探討的是文學的地位,展現出他信步所至的風格,而不是理論思辨的方式。博爾赫斯認為魔術般的音樂真理比起理性思考的作品還來得強而有力,一味挖掘詩歌裡頭的意義是拜物的行為,他也認為太過有力的隱喻將會破壞詩歌的詮釋構架,反而不會增添更深刻的意義。《詩人的信條》(四月十日發表)是一番自我告解,是一種他在「活了大半輩子後」的文學誓言。博爾赫斯的創作力在一九六八年間還處於高峰,他最一流的作品在那時都尚未發行,像是《布羅迪埃的報告》(El informe de Brodie〔Dr. Brodie’s Report〕,1970)——此書收錄了他自稱最好的作品,《侵入者》(「The Intruder」)——以及《砂之書》(El libro de arena.〔The Book of Sand〕1975)。
這幾場諾頓講座由一位先知講授,而他也經常被拿來跟其他的「偉大的西方盲人導師」相提並論。博爾赫斯對荷馬的崇拜從未更改,對於喬伊斯的評價雖然很高,不過卻也很複雜,而他對彌爾頓有些微的厭惡與質疑,這一切都說明了他身處的傳統。他的眼疾持續惡化,到了一九六〇年左右就幾近全盲,只能看得到一片橙橙的黃。整本《老虎的金黃》(El oro de los ligres〔The Gold of the Tigers〕,1972)忠實呈現了他最後能看得到的顏色。博爾赫斯的演說方式很獨特,也很令人嘆為觀止:他在演說的時候眼睛會往上看,他的表情溫柔中又帶點羞澀,好像已經接觸到了文本的世界一樣——文字的色彩、觸感、音符躍然浮現。對他而言,文學是一種體驗的方式。
博爾赫斯在大部分以西班牙文進行的訪談或是公開演說的口氣總是很直率,腔調也有點怪異,不過他在《詩藝》裡頭儼然就是榮譽貴賓的口氣了,不但娓娓道來,更是收放自如。這本書雖然寫得相當淺顯易懂,沒有大放厥詞地妄加教誨;相反的,充滿了深刻的個人反省,不但不會過於天真爛漫,也不至於憤世嫉俗。本書保留了口語溝通的即時性——保留了言談當中的流暢感、幽默以及偶爾的停頓(本書博爾赫斯的句法只有在必須調整句子才合乎文法或是才看得懂的情況下略作更改。此外,博爾赫斯偶爾幾次的引喻失誤也做了一些修改)。這本口語化的文本可以帶給讀者不拘形式的感覺,以及更多溫暖的感受。
博爾赫斯對英文的熟稔更是迷人。他從很小的時候就跟隨祖母學習英文,他的祖母是從斯塔福德郡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他的雙親更是精通英文(父親是心理學以及現代語文的教授;而他的母親則是一位翻譯家)。博爾赫斯的英文不但說得流暢,更是極具音樂性,子音的發音不但優雅,更能夠悠遊於古英文鏗鏘有力的母音。
我們在閱讀博爾赫斯的宣言的時候,千萬別光看言語的表面意義,像他說他還在「摸索」自己的路,像他說他是個「膽小而絕不是大膽的思想家」,或者像他的文化背景是「一連串不幸的大雜燴」等等(4)。博爾赫斯的學養絕對是相當深厚的,而他的作品主旨也經常明顯地融入了自傳式的成分——也就是學海無涯的主題。他的記憶力相當驚人:他的視力很差,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筆記(5),所以他在發表這六場演講的時候也完全沒依賴過筆記的提示。在他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力幫助下,博爾赫斯援引了相當豐富的文本為例,這也使得他的演講變得更為豐富——他個人的美學總是建立在文學的根基上。他引用到文學理論的機會並不多;引述評論家的機會也很少;而哲學家也只有在不脫離純粹抽象思考的時候才引得起他的興趣。因此,他記憶中的世界文學總是能夠以純文學的風貌娓娓道來。
在《詩藝》一書中,博爾赫斯跟歷代的作家與文本展開對話,而這些題材即使是一再反覆引述討論也總還是顯得津津有味。他引述過的題材包括荷馬史詩,維吉爾,《貝奧武甫》,冰島詩集,《天方夜譚》,《古蘭經》以及《聖經》,拉伯雷,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濟慈,海涅,愛倫·坡,斯蒂文森,惠特曼,喬伊斯,當然還有他自己。
博爾赫斯的偉大有一部分來自他的才氣機智與優雅精練,這種特質不但出現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現在他的生活中。有人問他有沒有夢見過胡安·庇隆(Juan Peron),博爾赫斯反駁道:「我的夢也是有品位的——要我夢到他,想都別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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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在此感謝梅利塔·亞當姆森(Melitta Adamson),雪利·克理丁尼(Sherri Clendinning),理查·葛林(Richard Green),克莉絲提納·強森(Christina Johnson),葛羅莉雅·可優尼恩(Gloria Koyounian),湯馬士·歐瑞吉(Thoams Oragne),安德魯·史記伯(Andrew Szeib),貞·道斯威爾(Jane Toswell),以及馬瑞克·鄂本(Marek Urban)。如果沒有他們的襄助,把這些講座內容謄錄為書本的過程將會變得更艱難。我尤其更該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瑪莉亞·阿斯切(Maria Ascher),有了她的專業以及對博爾赫斯的全心投入,這本書才得以問世。
(2) 博爾赫斯以他一貫的反諷口吻,宣稱跟其他的作家相比,他其實是比較不會自我解嘲的——他的好朋友阿道夫·維奧埃(Adolfo Bioy)就是箇中高手。「想到我將來會被人所遺忘我就舒服些。人們的遺忘會讓我變成無名小卒,不是嗎?」《博爾赫斯——維奧埃:懺悔錄,懺悔錄》(Borges-Bioy:Confesiones,confesiones),魯道夫·布拉西理(Rodolfo Braceli)編(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1997),第五一至五二頁。
(3) 《博爾赫斯開講》(Borges,oral)一書收錄了他在貝爾格諾大學演講的「個人心得」。依據發表的時間排列,全書討論的重點包括書本,不朽,斯維登堡(Swedenborg),偵探小說,以及時光等等。《博爾赫斯開講》最早由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艾明斯出版社(Emecé Editores)於一九七九年發行。並於稍後再版,收錄於《博爾赫斯全集》(Obras completas)中的第四冊(布宜諾斯艾利斯:艾明斯出版社,一九九六),第一六一至二〇五頁。本書自出版以來,即為研究博爾赫斯學者的標準參考書籍,也是西班牙文世界讀者的參考書。
(4) 參閱本書第二講;亦可參考《博爾赫斯——維奧埃:懺悔錄,懺悔錄》,第三頁。
(5) 博爾赫斯驚人的記憶力已經成為一則傳說軼事。有一位研究羅馬尼亞語的美國語言學教授指出,他曾經於一九七六年在印第安納大學(University of Indiana)跟博爾赫斯聊過天,而這位阿根廷作家竟然向他背誦了八段的羅馬尼亞詩。博爾赫斯說這幾首詩是他親自跟作者學的,當時是一九一六年,詩的作者則是流亡至日內瓦的年輕難民。而博爾赫斯竟然不懂羅馬尼亞文。不過博爾赫斯的記憶也很奇怪,他似乎有種傾向,別人的作品他可以記得相當清楚,不過卻經常宣稱他完全忘記了他寫過的作品。
(6) 《博爾赫斯——維奧埃:懺悔錄,懺悔錄》,第六〇頁。其他收錄了博爾赫斯訪談的書籍還包括了Dos palabras antes de morir y otras entrevistas, ed. Fernando Mateo(Buenos Aires: LC Editor,1994);Borges,el memorioso:Conversaciones de Jorge Luis Borges con Antonio Carrizo(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82);Borges:Imágenes,memorias,diálogos, ed. Mariá Esther Vázquez,2nd ed.(Caracas: Monte Ávila,1980);and Jorges Luis Borges and Osvaldo Ferrari, Diálogos últimos(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