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遺產六講 · 附：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
（一）顧炎武提出的問題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寓論斷於序事」，這確實是太史公書的特點。司馬遷不用專門說一些議論的話，就可以在史實的敘述中把自己的論點表達出來，這是他表達歷史論點的特殊形式。顧炎武指出這個問題來，對於我們研究司馬遷的史學，大有啟發。
在顧炎武舉的五個例子中，《平準書》末的原文是：「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這是借卜式的話來批評桑弘羊的法外剝奪、「興利」害民的。《王翦傳》末記客語：「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這是借客語來批評王翦、王賁、王離等父子祖孫三代唯知以戰爭殺人為事，終於必敗。《荊軻傳》末：「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這似是借魯句踐的話表示對荊軻行刺的惋惜，惜其術之不精、準備得不足。《晁錯傳》末所記鄧公語是：「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這是借鄧公的話指出晁錯是因忠受戮，景帝處理不當。《魏其武安侯列傳》末載武帝語：「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這是借武帝自己的話來表示武安侯罪不容誅，但卻逍遙法外，而魏其侯反以武安侯之誣陷而死。除了《荊軻傳》外，其餘四例都不只限於對某一個人的評論，還表達了司馬遷諷刺當代政治的微旨。這幾個例子，並不是《史記》中「於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的例子，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恰好是位置在篇末。這在顧炎武，好像是有意把它們找來放在一起的。
司馬遷「於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著一個人的話來評論，而有時是借著好幾個人來評論；不一定用正面的話，也用側面的或反面的話；不是光用別人的話，更重要的是聯繫典型的事例。侯外廬同志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152~153頁）曾稱道《叔孫通傳》寓論斷於序事的筆法。確實，《叔孫通傳》使用了豐富的表達形式而體現了作者的論點，是很值得我們一讀的。
《叔孫通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諛得勢的人。文章一開始，叔孫通就以一個面諛的人物上場。那時正當陳涉起義，反秦軍勢如破竹。二世皇帝詔問博士諸生。有三十多個人提出來，要發兵平定反叛。二世惱了。叔孫通上前說：
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這話很使二世喜歡，二世賞給他帛二十匹、衣一襲，還拜他為博士。司馬遷對此沒有明文評論，卻緊跟著寫道：
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
這是借秦諸生的話說出了對叔孫通的評論，這是篇中出現的第一次評論。
在漢高帝時期，叔孫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儀。文章記魯兩生的話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這是借魯兩生的話指出定朝儀也不過是為了「面諛以得親貴」，這是篇中出現的第二次評論。
接著，文章記朝儀的場面和漢高帝的反應：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這一套朝儀，服侍得漢高帝直舒服到心眼兒里去。「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高帝自己的得意忘形，也是對叔孫通的這套本事的讚嘆。司馬遷就借用了這一句話，作為從側面對叔孫通的批評。這是篇中的第三次評論了。
原來叔孫通還有一批弟子跟著。司馬遷寫出這批人在定朝儀前後的嘴臉來。在定朝儀前，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
到了定朝儀後，高帝很得意，
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這是借著叔孫通同夥人的話，從反面刻畫出叔孫通的為人。這是篇中出現的第四次的評論了。
文章的收尾已在惠帝時期了。司馬遷只記了兩件事情：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人，乃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這兩件事都是「緣飾儒術」以逢迎皇帝。在這裡，司馬遷沒有引用什麼人的評論，卻也正好符合魯兩生所謂「皆面諛以得親貴」。
司馬遷結合具體的史事，吸收當時人的評論或反映，不用作者出頭露面，就給一個歷史人物作了論斷。更妙在，他吸收的這些評論或反映都是記述歷史事實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們本身也反映了歷史事實。這樣寫來，落墨不多，而生動、深刻。作者並沒有勉強人家接受他的論點，但他的論點卻通過這樣的表達形式給人以有力的感染。
在《史記》的其他篇中，如《越王勾踐世家》載范蠡遺文種書，《曹相國世家》載百姓歌詞，《孫子吳起列傳》載李克對魏文侯語，《商君列傳》載趙良語，《樗里子甘茂列傳》載秦諺，《季布欒布列傳》載楚諺，《魏其武安侯列傳》附灌夫傳而載潁川兒歌，《李將軍列傳》載文帝語，都有類似的表達史論的形式。而《劉敬叔孫通列傳》是更集中地運用了這一形式。
（二）最基本的形式
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究竟還是歷史敘述的形式。有的時候，他在文章內借用了當時別人的評論或反映以表達自己的論點，但更多的時候是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就已把論點表達出來了。對於春秋末年以後的歷史敘述，尤其是對於秦漢的歷史敘述，這樣的表達形式是很顯著的。
我們可以特別挑出《淮陰侯列傳》來說。文章一開頭，用韓信的幾件逸事寫他早年不遇而意志不凡。接著，通過蕭何追韓信的故事，提出「如信者，國士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這就把韓信在當時楚漢鬥爭中的可能的重要作用，突出起來了。接著，築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這指出，漢軍第一次有了大將。從這時一直到破項羽以前，韓信是漢唯一的大將。這正如張良所說：「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留侯世家》）在拜將以後，文章記載了韓信跟漢王的對話。韓信在這裡分析了楚漢不同的群眾基礎、楚戰略上的失計，提出了漢應有的對策。像這樣針對全局的看法，不只漢諸將提不出來，甚至如張良、陳平等著名謀臣也沒有提出來過。文章在這篇對話之後，緊接著說：「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這就是說，這篇對話成為漢抗楚的決策。文章給了它很高的地位。後來班固在《漢書》卷三十四、司馬光在《通鑑》卷九，完全抄錄了《史記》這一段記載，大概對這段記載的重要性也都是有所認識的。荀悅《漢紀》卷二基本上襲用了這一段，但結以「於是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也」，而刪去「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
文章用最多的篇幅寫韓信的戰功。寫他佯渡臨晉、陰襲安邑以破魏，背水為陣、引成安君空壁以敗趙，奇襲歷下、囊沙壅水以破齊。並在破魏後寫出了「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在破趙後寫出了「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太史公自序》說：「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司馬遷是在著意寫這些重大戰役的，把它們寫得有聲有色。文章在這裡，絕不像寫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等的武功那樣，去寫斬首若干級，捕虜若干人，降吏卒若干人，所部卒斬虜若干人，定郡縣若干處，得丞相、將軍、二千石以下若干人。也不像寫曹參的戰功那樣，老是寫「從攻」什麼、「從至」什麼、「還定」什麼、「從擊」什麼。文章寫的是韓信如何指揮全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此外，文章還寫了韓信對於漢王作戰的支持。第一次是寫漢敗於彭城之後，「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使「楚兵卒不能西」。第二次是「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第三次是漢相繼敗於滎陽、成皋後，漢王奪了韓信伐趙勝利之軍而使韓信另「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這三次的支援都是強有力的支援。可見韓信的武功不只在他自己所指揮的戰場上，並且還在於投入重要力量於楚漢決鬥的戰場上以至於垓下的最後消滅項羽。
文章寫到韓信破齊後，立為齊王，上半篇可說告一段落。在這以前，已經是「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章用具體的史實來肯定韓信的成就。到了下半篇，文章著意去寫韓信對漢王的知遇之感及非其罪而死。它主要記了五件事情：二說、一擒、一斬、一烹。
二說，是武涉和蒯通的先後說韓信。武涉說：「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蒯通也說：「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更說韓信「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之行不通，指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但文章記韓信對武涉的答覆是：「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韓信答蒯通是：「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向利倍義乎？」文章用這兩次的對話，一方面更肯定了韓信的功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韓信對漢的心跡。
一擒，是漢高帝以計擒韓信。文章說：「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文章寫這一段，妙在寫得不明不白。對於韓信造反，只從高帝口中說出。但緊跟著這一段記載，文章寫了一句：「信知漢王畏惡其能。」這雖是寫韓信的想法，但這裡用一「知」字，實際上是輕輕地肯定了他這一想法。
文章在後面寫韓信被斬的過程，是先寫韓信辟左右、攜陳之手，密語反漢。再寫韓信計劃「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後因舍人弟告變，為呂后誘入，「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遂夷信之族」。這一段寫得很有破綻。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綻。梁玉繩說：「一飯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武）涉（蒯）通於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於淮陰家居之時。不思結連（英）布、（彭）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陳）。賓客多（陳）與稱病之人（韓信）何涉，左右辟則絜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夕。」梁玉繩歸結於「信之死冤矣。……大抵出於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蕭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漢廷獄案敘入傳中，而其冤自見」。（見《史記志疑》卷三十二）這話是很有見地的。《通鑑》卷十二襲《史記》所記韓信攜陳手密語跟陳造反串寫一起，就大失《史記》的原意了。
文章最後寫高帝要烹蒯通的故事：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寫這段故事，也只是要寫漢高帝對韓信之「畏惡其能」。因此，韓信必不可釋，而教韓信謀反的人倒可以無罪了。方苞《望溪集》卷二《書淮陰侯列傳後》說：「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徵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向利倍義，乃謀叛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穹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辟人絜手之語，孰聞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這對於司馬遷的文章是有較好的體會的。《漢書》卷三十四的韓信傳襲《史記》之文而把蒯通的這個故事刪去了，使全文大為減色。顧炎武認為，這使韓信傳「寥落不堪讀」（《日知錄》卷二十六）。這「寥落不堪讀」，不只是對《史記·淮陰侯列傳》之文章上的損害，也是對全傳精神上的損害。
通觀《淮陰侯列傳》，作者只著意寫歷史並不寫評論，而韓信的生平既躍然紙上，他在事功上的成就及他的非其罪而死也就歷歷可見了。但《淮陰侯列傳》的更大成功還在於通過韓信的生平，寫出了當年局勢由漢開始拜將定策，到楚漢對峙，到漢興楚滅的歷史發展過程，寫出了楚漢對抗的矛盾到漢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轉化。寫一個人的生平，絕不脫離當時整個的局勢而孤立地去寫，這是《史記》的很大的出色之處。在《淮陰侯列傳》里用了一小半的篇幅寫韓信的非其罪而死，這在司馬遷不是偶然的，這表現他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個側面。
司馬遷在《史記》一書里，曾廣泛使用了以歷史敘述表達歷史論斷這一基本形式。他善於通過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去說明、論斷歷史問題。他著意去寫一定時期中的風雲人物。他的《項羽本紀》、《陳涉世家》、《蕭相國世家》、《孫子吳起列傳》、《商君列傳》、《李斯列傳》都屬於這樣的篇章。他同樣著意去寫雖非風雲人物，但可供以集中反映問題的人物。他的《萬石張叔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又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佳制。
（三）兩兩對照
司馬遷善於用兩兩對照的方法來突出歷史的問題，以見作者意旨。
我們還可以《淮陰侯列傳》為例。這篇文章寫韓信精於用兵而疏於自全，自以為能而有功，不措意於漢高帝的猜忌。文章寫定燕趙後，漢王襲奪韓信張耳軍，韓信並未因此引起了什麼警惕。定齊以後，韓信請立為假王，漢王發書大怒罵，而韓信仍懵然不能理會漢王對自己的反應，方且以為言聽計從。他不聽武涉、蒯通的遊說，也全然不理會功高震主的危機，方且「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滅項羽後，「高祖襲奪齊王軍」，韓信由齊王徙為楚王，似猶未覺察自己處於危疑的地位。到了進謁被擒，他並不謝過，還說「天下已定，我固當亨」。從此他才「知漢王畏惡其能」，而他自處的辦法卻是「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甚至於在這時候，韓信還可以跟漢高帝有這樣的對話：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
「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因此，他就終不免於被害，而高帝對於他的被害也就「且喜且憐之」了。
司馬遷寫蕭何，在《蕭相國世家》里寫這位「刀筆吏」出身的政治家卻有迥然不同於韓信的一套辦法。文章先是寫：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其後，在漢十一年，
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在漢十二年，
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蕭何不只隨時考慮如何解除高帝的疑忌以自全，還考慮到子孫的安全。文章說：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像這樣的小心謹慎，還不免於觸高帝之怒，曾被囚禁於廷尉。但這在當時究還只能算是小小的風險，畢竟是跟韓信的下場有天淵的不同。「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司馬遷是有意地把韓信跟蕭何對照著寫的。這當然是寫出了兩人歷史的不同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寫出了漢高帝統治下政治傾向、政治氣氛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蕭相國世家》是《史記》的第五十三卷，《淮陰侯列傳》是第九十二卷。以蕭韓相比，是隔了三十八卷的書來相比的。而《史記》卷一百零九的《李將軍列傳》和卷一百一十一的《衛將軍驃騎列傳》，卻只是相隔一卷而對照著寫起來的。中間相隔的這一卷是《匈奴列傳》，也是跟這兩卷有密切關係的。
在這兩篇文章里，寫出李廣跟衛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軍不同、戰爭經歷不同，所享名聲和下場也各不同。
文章寫李廣的出身是「世世受射」，「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後來屢次參戰力征，「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衛青的仕進則是由於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文章寫道：「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後來官至大將軍，自己和三子都封侯，當時有人就說青：「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霍去病是衛皇后姊子，並且是「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後來就一直青雲直上，「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文章寫及：「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炊食與士共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之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文章對衛青治軍，無所稱述。對霍去病，則說：「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
文章寫李廣的戰爭經歷，著意去寫他的勇略。寫他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沉著對敵，使敵卒引兵而去。寫他以四千騎當敵四萬騎，「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在寫衛青、霍去病屢次出擊匈奴，並無這樣的場面，也缺少對戰爭的正面敘述，而他們的戰功多是在詔書提的。對於霍去病所部士卒的優越條件，一則曰：「請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再則曰：「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對元狩四年的出擊匈奴，寫道：「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接著，寫了他們的戰功。最後寫出：「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這似乎是說，雖有勝利，而損失很重。文章又說，此後「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後來竟因此而無力再出擊匈奴了。
文章先後記：「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左右以為廣，名將也。」「匈奴畏李廣之略。」「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並記李廣因受衛青督責，「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文章記衛青，則說：「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寫霍去病，是寫他「日以親貴」，「上益重愛之」。
司馬遷對於這三個人的記述，是顯然有所軒輊的。在兩篇列傳的論贊里，他是說明了這樣的意思的。他對李廣的論贊是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對衛青霍去病的論贊是說：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下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枘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這就點明了：《李將軍列傳》寫的是一個將才，《衛將軍驃騎列傳》寫的是兩個為君主寵幸的沒有將略的腐才。這也不只是要寫這三個很不相同的將軍，更寫的是對匈奴戰爭的用非其人。司馬遷在《匈奴列傳》的論贊里就更明確地說出這個意思了。他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繳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中有不少篇是用兩兩相對的寫法，兩篇對看而意旨更明。《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張釋之馮唐列傳》和《萬石張叔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和《汲鄭列傳》，都是可以對照著看的。至如兩人的合傳，如《劉敬叔孫通列傳》，劉敬和叔孫通都以「口舌得官」，而兩人的為人大不同，放在一篇文章里，正好相得益彰。《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的是兩個外戚，但這兩個外戚放在一起來寫，也就更可看出兩人的不同來了。
（四）細節的描寫
司馬遷常利用對歷史人物細節的描寫，有時似是不經意的捎帶的敘述，而對歷史人物的品評和對歷史問題的看法表達出來了。
司馬遷在《呂不韋列傳》開卷記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似是輕輕的一筆，卻是點出了這個人物的特點。此後用很大篇幅寫了呂不韋對子楚返國的奔走經營，就是寫他不過是為了「奇貨可居」。甚至於他使客著書，「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也是寫他用了一種抬高物價式的辦法。「販賤賣貴」這一筆，可說就是對呂不韋的評價。
《李斯列傳》開卷記：「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是一個輕鬆的小故事，寫在這個政治家的傳記上，好像有點浪費筆墨，但司馬遷卻正用它寫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觀。列傳寫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遊說秦皇，聽從趙高而立二世，上督責書，獄中上書，都不過為的是求「所自處」。列傳寫李斯全盛時，「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後來李斯跟趙高合謀立二世，「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一直到要腰斬咸陽市了，李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都是在最緊要關頭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部是「自處」的利害。通觀列傳全篇，在一定意義上，老鼠的故事簡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司馬遷對這個細節的描寫，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陳涉世家》在篇末寫：「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伙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伙，故天下傳之。伙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這個故事的位置在陳涉起義、由首揭義旗到最後失敗的全部敘述之後，好像是可有可無。但這在司馬遷的筆下，卻是絕不可少的。司馬遷在這個故事之後，緊接著就指出來：在斬了這個農民後，「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他是用這個小故事形象地寫出了陳涉在取得初步勝利不久，即陷於嚴重脫離群眾的泥潭裡，成為他失敗的重要原因。用小故事說明大問題，這是司馬遷擅長的本領。
司馬遷善於用細節的描寫從側面去反映一定時期的政治風氣、政治問題，同時也就在其中表達了作者的褒貶。《衛將軍驃騎列傳》說：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都尉。
這一方面是在寫衛青「以和柔自媚於上」，同時也在寫女寵在政治上的作用。《萬石張叔列傳》說：
（萬石君長子）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這當然是寫石建、石慶的恭謹。但他們的恭謹對於他們自己做官，很有好處。在同一篇文章里說：
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一千石者十三人。
這可見，文章寫他們那樣恭謹的細節，並不只是寫他們，而是要通過這些去寫當時官場中的一種恭謹自保、講究做官的政治風氣。像這樣的人，從不在朝廷上公開說出自己的意見，從不提出對國計民生的主張，卻偏能受到皇帝的親近尊禮，偏能長期地做大官以至做到丞相。文章寫這些恭謹的細節，實際上是對當時官場的腐敗風氣的尖銳諷刺。
司馬遷曾在好幾處寫到獄吏。《李斯列傳》寫：「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復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絳侯周勃世家》記周勃曾被捕治，及出獄，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韓長孺列傳》記：「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這些記載，也不只是寫個人經歷，而是寫獄吏淫威，寫嚴刑之下，何求不得，這都是跟寫《酷吏列傳》的精神相通的。
司馬遷對於細節的描寫，有時也用兩兩對照的辦法：《劉敬叔孫通列傳》寫了這兩個人穿衣服的故事。對於劉（婁）敬是這樣寫：
婁敬脫挽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人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對於叔孫通是這樣寫：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
這兩個小故事寫出不同的品質，不同的風度。
《魏其武安侯列傳》曾有多處寫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為人的不同，並專就田蚡對待竇嬰態度上前後的變化寫了兩條。一條是寫竇嬰當權，田蚡初起的時候：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
又一條是寫田蚡做了丞相後的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即灌夫）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這兩條都是關於細節的描寫，前後對照起來看，就把一個貪慕勢利，驕橫自恣的人刻畫出來了。
以上所說，都屬於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的表達形式。司馬遷的書中也有專門議論的史論形式，也有夾序夾論的形式，這就都須另談了。
（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