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無邪 · 泛論《詩經》學

《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它的議論非常複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千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秋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了春秋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別出，《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裡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了。 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才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只是寫下的事在後罷了。《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 《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別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別）。稱謂之差別又沒有別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麼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秋時人，大約總是春秋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歷史了。 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麼，如果春秋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秋時書只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了許多有意作偽的東西，以致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秋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了。 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合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倖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 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面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面目，例如東晉偽《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 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秋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了。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說到《詩》和孔丘的關係，第一便要問「孔丘究竟刪詩不？」說刪詩最明白者是《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這話和《論語》本身顯然不合。「詩三百」一辭，《論語》中數見，則此詞在當時已經是現成名詞了。如果刪詩三千以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名詞用得這麼現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只有小異。不會當時有三千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是漢儒造作之論。 現在把《論語》中論《詩》引《詩》的話抄在下面。 《學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為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先進》 南客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季氏》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斯之謂與？（此處朱注所校定之錯簡）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從此文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幾層意思： 第一，以《詩》學為修養之用； 第二，以《詩》學為言辭之用； 第三，以《詩》學為從政之用，以《詩》學為識人論世之印證； 第四，由《詩》引興，別成會悟； 第五，對《詩》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無邪」，又曰「放鄭聲」； 第六，孔子於樂頗有相當的製作，於《詩》雖曰放鄭聲，鄭聲卻在「三百篇」中。 以《詩三百》為修養，為辭令，是孔子對於詩的觀念。大約孔子前若干年，《詩三百》已經從各方集合在一起，成當時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編過裡面的《雅》《頌》（不知專指樂或並指文，亦不知今見《雅》《頌》之次序有無孔子動手處），卻不曾達到《詩三百》中放鄭聲的要求。 西漢《詩》學 從孟子起，《詩經》超過了孔子的「小學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學。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簡直是漢初年儒者的話了。孟子論《詩》甚泰甚侈，全不是學《詩》以為言，以為興，又比附上些歷史事件，並不合實在，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附合到周公身上。這種風氣戰國漢初人極多，《三百篇詩》作者找出了好多人來，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於《呂覽》《禮記》《漢經說遺》文中求之。於是一部絕美的文學書成了一部龐大的倫理學。 漢初《詩》分三家，《魯詩》自魯申公，《齊詩》自齊轅固生，《韓詩》自燕太傅韓嬰，而《魯詩》《齊詩》尤為顯學。 《魯詩》要義有所謂四始者，太史公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又以《關雎》《鹿鳴》都為刺詩，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其後竟以「三百篇」當諫書。這雖於解《詩》上甚荒謬，然可使《詩經》因此不佚。 《齊詩》《韓詩》在釋經上恐沒有大異於《魯詩》處，三家之異當在引經文以釋政治倫理。齊學宗旨本異魯學，甚雜五行，故《齊詩》有五際之論。《韓詩》大約去泰去甚，而於經文頗有確見，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記》從《韓詩》，以恢復之者。今以近人所輯齊魯韓各家說看去，大約齊多侈言，韓能收斂，魯介二者之間，然皆是與伏生書、《公羊春秋》相印證，以造成漢博士之政治哲學者。 《毛詩》 《毛詩》起於西漢晚年，通達於王莽，盛行於東漢，成就於鄭箋，從此三家衰微，毛遂為《詩》學之專宗。 毛之所以戰勝三家者，原因甚多，不盡由於宮廷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它。 第一，申公、轅固生雖行品為開代宗師，然總是政治的哲學太重，解《詩》義未必盡愜人心，而三家博士隨時抑揚，一切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必甚多，雖可動聽一時，久遠未免為人所厭。而《齊詩》雜五行，作侈論，恐怕有識解者更不信它。則漢末出了一個比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詩》學，解《詩》義多，作空談少，也許是一個「應運而生」者。 第二，一套古文經出來，《周禮》《左氏》動盪一時，造來和它們互相發明的《毛詩》，更可借古文學一般的勢力去伸張。凡為《左傳》文詞所動《周官》系統所吸者，不由不在《詩》學上信毛舍三家。 第三，東漢大儒舍家學而就通學，三家之孤陋寡聞，更誠然敵不過劉子駿天才的製作，王莽百多個博士的搜羅；子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歸一處，便給東京通學一個愛好《毛詩》的機會。鄭康成禮學壓倒一時，於《詩》取毛，以他的禮學潤色之，《毛詩》便借了鄭氏之系統經學而造成根據，經魏晉六朝直到唐代，成了唯一的《詩》學了。 《毛詩》起源很不明顯，子夏、荀卿之傳授，全是假話。大約是武帝後一個治三家《詩》而未能顯達者造作的，想鬧著立學官（分家立博士，大開利祿之源，引起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書》學中多）。其初沒有人采他，劉子駿以多聞多見，多才多藝，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經學，遂把它拿來利用了。加上些和從《國語》中搜出來造作成的《左傳》相印證的話，加上些和《詩》本文意思相近的話，以折三家，才成動人聽聞的一家之學。試看《毛傳》《毛序》裡邊有些極不通極陋的話，如「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類，同時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見聞雜博的話，其非出於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 現在三家遺說不能存千百於十一，我們沒法比較《毛詩》對於三家總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見的傳說論，《毛詩》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頗能就《詩》的本文作義，不若三家全憑臆造。所以《毛詩》在歷史的意義上是作偽，在《詩》學的意義上是進步；《毛詩》雖出身不高，來路不明，然頗有自奮出來的點東西。 宋代《詩》學 經學到了六朝人的義疏，唐人的正義，實在比八股時代的高頭講章差不多了，實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學高明了。自古學在北宋復興後，人們很能放膽想去，一切傳說中的不通，每不能逃過宋人的眼。 歐陽永叔實是一個大發難端的人，他在史學、文學和經學上一面發達些很舊的觀點，一面引進了很多新觀點，搖動後人（別詳）。他開始不信《詩序》。北宋末幾朝已經很多人在那裡論《詩序》的價值和詩義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詩序》抬得更高，而王荊公謂詩人自己作敘。直到鄭夾漈所敘之論得一圓滿的否定，顛覆了自鄭玄以來的傳統。 朱紫陽做了一部《詩集傳》，更能發揮這個新義，拿著《詩經》的本文去解釋新義，於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說掃地以盡，而《國風》之為風，因以大明。紫陽書實是一部集成書，韻取吳才老《叶韻》之說，《叶韻》自陳顧以來的眼光看去，實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韻觀念未出之前，這正是古韻觀念一個胎形。訓詁多采毛、鄭兼及三家遺文，而又通於禮學（看王伯厚論他的話）。其以賦比興三體散入雖系創見，卻實不外《毛詩》獨標興體之義。 紫陽被人罵最大者是由於這一部書，理學、漢學一齊攻之，然這部書卻是文公在經學上最大一個貢獻，拿著本文解《詩》義，一些陋說不能附會，而文學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來。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學，看出這些《詩》的作用來，卻把這些情詩呼作淫奔，又只敢這樣子對付所謂變風，不敢這樣子對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風》，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儘量地走去，這也是時代為之，不足大怪。 現在我們就朱彝尊的《經義考》看去，已經可以覺得宋朝人經學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銳，自然一切妄論謬說層出不窮，然跳梁狐鳴，其中也有可以創業重統者。（文公對於文學的觀念每每非常透徹，如他論《楚辭》、陶詩、李、杜詩常有很精闢的話，不僅說《三百篇》有創見） 又宋代人因不安於《毛詩》學，博學者遂搜羅三家遺說。例如羅泌不是一個能考六藝的人，然他發揮《商頌》為《宋頌》，《殷武》為頌襄公，本之《韓詩》（《韓詩》最後佚），而能得確證。 宋末有一偉大的學者王伯厚，開近代三百年樸學之源，現在試把《玉海》附刻各經及《困學紀聞》等一看，已經全是顧亭林、閻百詩以來所做的題目。他在《詩經》學上有《詩考》，考四家詩；有《詩地理考》，已不憑藉鄭譜。雖然搜羅不多，但創始的困難每每這樣子的。這實在都是《詩》學上最大的題目，比起清儒拘《鄭箋》、拘《毛傳》者，他真能見其大處。 明季以來的《詩》學 明季以來《詩》學最大的貢獻是古韻和訓詁兩事，這都是語言學上的事，若在《詩》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 陳季立（第）顧寧人（炎武）始為系統的古韻學，以後各家繼起，自成一統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發明獨多。 訓詁方而，專治《詩》訓詁者如陳奐、馬瑞辰、胡承珙諸家，在訓詁學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諸經以成訓詁公誼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詩》學專門，而在諸經學之貢獻獨大。 但談古音的人每不能審音，又少充分的認識方言之差別，聚周代漢初之韻以為一事，其結果分類之外，不能指實；而訓詁學亦以受音韻學發達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個有本有源的系統來。這是待從今以後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觀點去製造的。 話雖這樣，諸代人對於《詩經》中訓詁的貢獻是極大的，至於名物禮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亂，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訟去，聚訟來，總不得結論。 從孔巽軒、莊存與諸君發揮公羊學後，今文經學一時震盪全國，今文經學家之治《詩》者，不幸不是那位學博識銳的劉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個文士，好談功名，考證之學不合他的性質。他做《詩古微》，只是要發揮他所見的齊、魯、韓《詩》論而已，這去客觀《詩》學遠著多呢！陳恭甫（壽祺）朴園（喬樅）父子收集了極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頭緒來，這些材料都是供我們用的。 我們怎樣研究《詩經》 我們去研究《詩經》應當有三個態度，一、欣賞他的文辭；二、拿他當一堆極有價值的歷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當一部極有價值的古代言語學材料書。但欣賞文辭之先，總要先去搜尋他究竟是怎樣一部書，所以言語學、考證學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 我們承受近代大師給我們訓詁學上的解決，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義之態度，於《毛序》《毛傳》《鄭箋》中尋求今本《詩經》之原始，於三家《詩》之遺說、遺文中得知早年《詩經》學之面目，探出些有價值的早年傳說來，而一切以文本為斷，只拿他當做古代留遺的文辭，既不涉倫理，也不談政治，這樣才可以濟事。約之為綱如下： （一）先在《詩》本文中求《詩》義。 （二）一切傳說自《左傳》《論語》起，不管三家《毛詩》，或宋儒近儒說，均須以本文折之。其與本文合者，從之；不合者，舍之；暫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聲音、訓詁、語詞、名物之學，繼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詩經》學之真根基。 （四）禮樂制度，因《儀禮》《禮記》《周禮》等書，現在全未以科學方法整理過，諸子傳說，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題目目下少談為妙，留待後來。 匆匆擬《詩經》研究題目十事，備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詩》異文輯 宋刻本異文，諸家校勘記已詳；石經異文，亦若考盡；四家異文，陳氏父子所輯略盡；然經傳引《詩經》處，參差最多，此乃最有價值之參差，但目下尚無輯之者。又漢儒寫經，多以當時書改之，而古文學又屬「向壁虛造」，若能據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車既攻」，《石鼓文》作「吾車既攻」，吾、我兩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證。而工字加了偏旁。漢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誤會。 （二）三家《詩》通誼說 三家《詩》正如《公羊春秋》，乃係統的政治倫理學，如不尋其通誼，如孔莊諸君出於《公羊》學，便不得知三家《詩》在漢世之作用。陳恭甫父子所輯材料，既可備用，參以漢時政刑禮樂之論，容可得其一二綱領，這是經學史上一大題目。魏默深在此題中之工作，粗疏主觀，多不足據。 （三）毛《詩》說旁證 依毛《詩》為注者，多為《毛序》《毛傳》《鄭箋》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觀以治歷史語言材料之術。毛氏說如何與古文經若《左傳》《周禮》《爾雅》等印證，尋其端緒之後，或可定《毛詩》如何成立，古文學在漢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豈可再為「毛、鄭功臣」？然後代經學史之大題，頗可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論《詩》新說述類 宋代新《詩》說有極精闢者，清儒不逮，刪《序》諸說，風義刺義諸論，能見其大。若將自歐陽永叔以來之說輯之，必更有勝義，可以拾檢，而宋人思想亦可暫得其一部。 （五）毛公獨標興體說 六詩之說，純是《周官》作祟，舉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漢之神聖數（始皇始改數用六）。賦當即屈、宋、荀、陸之賦，比當即辯（章太炎君說），若興乃所謂起興，以原調中現成的開頭一兩句為起興，其下乃是新辭，漢樂府至現代歌謠均仍存此體，顧頡剛先生曾為一論甚精。今可取《毛傳》所標興體與後代文詞校之，當得見此體之作用。 （六）證《詩三百》篇中有無方言的差別？如有之，其差別若何？ 歷來論古昔者，不以方音為觀點之一，故每混亂。我們現在有珂羅倔倫君整理出來的一部《廣韻》，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詩經韻》，兩個中間差一千年；若就揚子云《方言》為其中間之階，看《詩經》用韻有循列國方言為變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詩》地理考證補 王伯厚考《詩》地理，所據不豐；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據材料較前多矣，必有增於前人之功者。《詩》學最大題目為地理與時代，康成見及此，故作《詩譜》，其敘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國別）；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以時分）：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結果則不可。康成實不知地理，不能考時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從《水經注》入手，當是善法，丁山先生雲。 （八）《詩經》中語詞研究 《詩經》中語詞最有研究之價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語詞之「言」，有在動詞上者，有在動詞下者，有與其他語詞合者。如證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詩》中成語研究 即海寧王靜安氏所舉之題。《詩》中成語多，如「亦孔子」「不顯」（即丕顯）等。但就單詞釋詁訓者，所失多矣。 （十）《詩》中晦語研究 《詩》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著落者，如時字之在「時夏」「時周」「不時」，及《論語》之「時哉時哉」，此與時常訓全不相干，當含美善之義，而不得其確切。讀《詩》時宜隨時記下，以備考核。 （十一）抄出《詩》三百五篇中史料 《書經》是史而多誣，《詩經》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盡抄出之，必可資考定。